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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
美国经济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1916—2003），1940年在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61至1969年间，曾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国务院顾问兼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成为政府“智囊团”的核心人物之一。1970年起，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十九世纪的英国经济》（1948）、《经济成长的过程》（1950）、《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政治与成长阶段》（1971）、《这一切怎么开始：近代经济的起源》（1975）、《世界经济：历史与展望》（1978）、《由此及彼》（1978）、《穷国与富国》（1987）等。
罗斯托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力图提出一个概括世界经济和历史的普遍的经济成长模式，以此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相对抗。他的经济学说是自成体系的。
罗斯托：《政治和成长阶段》，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53页。
罗斯托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共分为六个“经济成长阶段”：①传统社会；②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③起飞阶段；④成熟阶段；⑤高额群众消费阶段；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其中关键性的是“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两个阶段。据他说，“起飞”是相当于工业化开始的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则是“工业社会中人们生活的一个真正的突变”。 
罗斯托主要就这个成长阶段的更替问题进行论述，特别是对“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这两个阶段进行论述。他认为这样就可以“阐明”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性。
第一节
罗斯托的起飞学说
一、起飞的定义和起飞的条件
什么叫“起飞”？按照罗斯托的解释，起飞就是突破经济的传统停滞状态，这好比飞机起飞一样，起飞之后，它就可以顺利地滑翔飞行了。
罗斯托认为，起飞的主要条件有以下三个：
第一，要有较高的积累比例，要使积累占国民收入的10%以上。
第二，要建立起飞的主导部门。这个主导部门发展较快，它既能带动其他部门，本身又能赚取外汇，以便引进技术，购买外国产品和还外债、付利息。
第三，要有制度上的改革，即建立一种能保证起飞的制度。例如，建立使私有财产有保障的制度，这样，资本家才愿意投资。或者，建立能代替私人资本进行巨额投资的政府机构，这样，就能兴建因投资大收效慢而私人资本一开始不可能或不愿意经营的兵工厂，以及铁路、港口建设等。
怎样创造这三个条件呢？关于第一个条件，罗斯托认为，可以靠私人积累，也可以靠国家积累（发公债、征税、出卖公有土地等）。如果本国无法积累巨额资本，可以依靠外国资本输入（借款或外国直接投资）。关于第二个条件，罗斯托说，要按照各国具体条件来建立起飞主导部门，例如，英国在起飞中建立的主导部门是棉纺织工业，瑞典建立的是木材工业，日本建立的缫丝工业等。关于第三个条件，罗斯托认为也要根据各国具体情况而定。他举例说，在英国，起飞所需要的制度变革是容许私人投资经营工商业，国家则帮助私人企业去开辟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占领殖民地）；在德国和日本，起飞所需要的制度变革是国家直接从事投资（建立国有企业），国家扶助私人投资（给私人企业以津贴、技术帮助和订货），同时也包括国家帮助私人企业去开辟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占领殖民地）。
罗斯托认为，一国只要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经济就可以实现起飞。一旦起飞，经济也就可以“自动持续成长”了。
为什么起飞之后经济能够“自动持续成长”？罗斯托举了以下四个理由：
第一，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不会感到不足。因为积累比较大，可以避免在人口增长条件下把剩余“吃光”，同时由于产品有销路，投资者有利可图，就不愁没有“利润再投资”。
第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不会感到不足。因为有“赚取外汇”的主导部门产品，可以依靠这些产品出口来引进技术；同时，由于进行了保障投资利益的制度变革，外国可以直接投资建厂，带来新技术。
第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原料生产、交通运输、劳动力供给等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因为一旦建立了主导部门，它就会对一国整个国民经济起“连锁反应”，它会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会引起地方经济的变化，会增加劳动力的供给。
第四，起飞之后，经济发展中会遇到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某种原料显著供不应求，或者动力不能满足需要，或者运输紧张。这样，就推动了这些方面的科学研究和技术革命，就会引起一系列新的“突破”。一旦完成了新的“突破”，经济就可以继续向前发展了。
以上就是罗斯托关于起飞阶段的基本论点。罗斯托认为，世界上每一个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起飞，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在起飞之中或即将面临起飞。因此，起飞当前是一个对一切国家都有重要意义的理论问题：完成了起飞的国家有责任帮助尚未实现起飞的国家。罗斯托认为未实现起飞的国家最容易走革命的道路，只要一国完成了起飞，经济“自动持续成长”了，它就不会信奉马克思主义了，人民就不会起来革命了。
二、起飞与基本经济结构的剧变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第2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8，39，189页。
罗斯托认为，在人类社会经济成长的六个阶段中，“起飞阶段”相当于一国工业化的初期，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变时期”，它的时间较短（二十年到三十年），但基本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上的转变是剧烈的。
刘易斯：《经济成长理论》，1955年版，伦敦，第226页。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应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载《曼彻斯特学报》，1954年5月。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第2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90，192，205页。
这是罗斯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论点。这就是说：起飞并不仅仅意味着投资率的上升或经济增长率的上升，而主要意味着一国基本经济结构发生剧烈的变化，意味着技术的吸收并产生扩散性的结果。为此，罗斯托声称不要把他的起飞条件同“纯刘易斯行为”混为一谈。所谓“纯刘易斯行为”是指经济学家W. 刘易斯在1954—1955年间发表的下述论点。刘易斯说道：“经济成长理论的中心问题，就是要了解社会从5%（占国民收入）的储蓄者转变为12%的储蓄者的过程。” 而这个问题之所以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主要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如果不能说明储蓄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的原因，也就不能说明任何‘工业’革命”。 罗斯托认为，刘易斯关于投资率上升的论点是重要的，但这个论点本身并不说明社会“转变”时间的长短：“转变”既可能是缓慢的，也可能是急剧的。罗斯托声称，他所指的起飞包括了三个条件，而投资率上升只是其中一个条件，它与另外两个条件不能割裂开来；那些认为工业化初期的“成长”是“渐进”过程的人们正是把他的论点同刘易斯的论点混淆在一起了。他们看到某些国家历史上投资率增长得比较缓慢（如英、法），从而断言这些国家不存在起飞阶段，这样实际上是把起飞的三个条件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纯刘易斯行为”。
同上，第192—193页。
罗斯托解释道：在起飞时期，由于各国人口增长率不同，由于各国起飞前和起飞期间社会经营资本（主要是运输业）所需要的投资水平不同，由于各国资本和产量的比率不同，因此各国投资率的上升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即使如此，这一现象也不足以否定起飞的存在，因为起飞包括了三个条件，而不仅仅指一种“纯刘易斯行为”。罗斯托认为“纯刘易斯行为”（指投资率由占国民收入的5%上升一倍或一倍以上）是一个“重要的”、但不是“足够的”判断“起飞”的“标准”。
罗斯托声称他所采用的是非总量分析（总量分解）的方法。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第2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XIV页。
总量分析是J. 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它着重分析的是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总量的变动及其与就业量和物价水平的关系。以总量分析方法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时，主要是对投资率和资本——产量比率进行分析。罗斯托指出：哈罗德—多马模型就是依据凯恩斯理论而编制的一种高度总量分析的模型。罗斯托强调指出，他在研究起飞时所采用的主要不是总量分析，而是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是对总量的分解，这种分析方法既不同于凯恩斯的总量分析，也不同于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家所采用的个量分析（即分析单个市场或单个企业的商品供给、需求和价格之间的均衡关系）。罗斯托的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是分析部门的总量；它们对个量而言，是“总量”，对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则是“非总量”。罗斯托说：“过去十年内我在成长论方面学习到的一切，使我深信，《经济成长的阶段》（第1版）内关于成长的非总量的、部门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
同上，第223页。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第2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80页，197页。同上，第191页。
为什么罗斯托认为不能采取总量分析方法呢？他认为总量分析有以下缺陷：“起飞的决定性因素是在一个发生扩散性效果的环境中引进新的技术”， 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由许多“并不与经济中吸收技术的程度相联系的变量决定的”。罗斯托解释道：“技术被吸收于特定的工业和工业各个部门之中，”“而不是被吸收于国民生产总值之中，” 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既反映技术吸收的过程，也反映其他变量的作用。这样，按照罗斯托的看法，部门中由于引进新技术而产生的剧烈变化及其扩散性效果，并不一定立刻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方面得到显著的反映（比如说，假定两个国家人口增长率不同，尽管它们在部门中实现了同样程度的技术改造，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上升就不一样），而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也很可能与部门的技术改造没有直接关系（比如由于游览业的发达而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变化）。所以罗斯托再次声明他的论点：总量分析方法“不能使我们对实际发生的情况以及在起飞阶段中起作用的因果过程有很多的了解”。
同上，第193页。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第2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95页。
罗斯托认为，只有由于工业部门采用新技术，降低成本而引起的工业生产量绝对水平的增长，才是真正的起飞的开始，因为起飞的实质在于部门的扩张及其扩散性效果。 所以只有采用了新技术并降低了成本，才能为部门的扩张奠定可靠的基础，才能使一个部门的影响扩展到其他部门，形成“工业扩张的浪潮”。“起飞发生时间的估计不可能是一种简单的统计演算，虽然它要求利用一切有用的统计资料。必须考察经济的全部活动情况，以判明对于由主导部门可能引起的扩散性效果，它是如何积极反应的。”
罗斯托在分析了起飞与基本结构的剧变之间的关系后，进而分析了区域起飞与全国范围内的起飞之间的区别。他说，从美国经济史来看，新英格兰的区域起飞确实较早开始，棉纺织工业是这个区域起飞的主导部门，并对全区有广泛影响，但由于距离因素和地理因素是美国早期成长中的基本问题，只是随着铁路技术的采用，使美国成为一个有效的大陆市场后，才有全国范围的起飞，所以1820年新英格兰的区域起飞只不过是一种“早熟现象”，它并未引起美国基本经济结构的剧变，所以它还不是美国国民经济的起飞。
三、工业化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的“持续成长”
罗斯托认为起飞之后的持续成长是依靠新主导部门不断代替旧主导部门而实现的，他把这个过程叫作起飞的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斯托理论体系中的起飞一词有两种含义。第一，起飞是指人类社会六个经济成长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即“起飞阶段”。第二，起飞是指经济成长过程中不断打破停滞状态，使经济保持前进的冲力。所谓起飞的重复，就是指后一种含义而言。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第2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79页。同上，第Ⅻ页。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第2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75页。
罗斯托认为，笼统地提起飞以后成长过程受限制的说法是不明确的。限制有两种，一种是来自传统社会的限制，另一种是经济成长本身所引起的限制，前一种限制在起飞阶段中已被打破了，后一种限制是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出现的，主要表现为主导部门的减速趋势。那么，主导部门的减速趋势是怎样引起的呢？罗斯托认为减速可能是由以下各种原因引起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新兴国家的竞争；资本供给的不足；与主导部门相配合的补充工业部门的缓慢发展；企业家才能的逐渐减退；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消费倾向的下降；等等。罗斯托认为这些因素虽然不可忽视，但不是主要的。造成主导部门减速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就是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尤其是新技术在工业中被采用）的缓慢和停顿。罗斯托说：“什么是经济成长的基础？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同意这样一点，即成长是不断地、有效地把新技术吸收到经济之中的结果，” “现代成长的根源在于新技术在一个有效的基础上的不断扩散。” 他进一步解释道：在一定的成长阶段，经济的成长总是由于主导部门采用了先进技术，降低了成本，扩大了市场，增加了利润和积累，扩大了对其他一系列部门的产品的需求，从而带动着整个经济，但是，经过一代（或两代）之后，一旦当初的先进技术及其影响已经扩散到各个有关部门，这个革新的浪潮就过去了，原有的主导部门所担负的特殊使命也就完成，部门技术改造的变慢势必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罗斯托认为，这种减速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一点看，如果一个社会需要保持高的平均增长率，它必须不停地同减速趋势进行斗争”。 而要反减速，则必须不断掀起革新的浪潮，不断采用新技术，不断产生新主导部门。采用了新技术的新主导部门的出现，等于开始了另一次起飞，而通过新主导部门对其他有关部门的影响（回顾影响和旁侧影响），通过技术的扩散，再通过利润的再投资，成长就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在这里，回顾影响是指一个部门的经济成长对向它投入生产要素的部门的影响。例如：铁路部门的发展将带动向铁路部门提供铁轨、枕木、机车、煤炭等部门的发展。旁侧影响是指一个部门的经济成长对所在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影响。例如，修建铁路后，沿线的经济将发生相应的变化。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第2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26页。
某些西方经济学家曾经怀疑：新主导部门刚出现时，它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从统计资料来看，无疑是很小的，它能起到带动经济成长的作用吗？罗斯托的回答是：各个部门所占比重的统计数字不足为据，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统计演算的问题。罗斯托认为：在一定时期内，新主导部门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可能很小，并且新主导部门增长率最大的时期同它产生影响的最大的时期可能不一致，但这些情况并不能抹杀它的回顾影响和旁侧影响的存在；新主导部门不是简单地靠它自身的产量来带动经济成长，而主要是靠它的回顾影响和旁侧影响来带动经济成长，回顾影响和旁侧影响很难用精确的统计数字来查明。罗斯托以美国铁路在经济成长中的作用为例，他写道：“一个新主导部门的出现常常改造了它影响所及的整个区域，例如棉纺织业革命改造了曼彻斯特和波士顿，汽车工业改造了底特律。不管铁路通到哪里，铁路都引起旧城市中心的改造或新城市中心的兴起，这不仅是为了铁路的维修保养，而且也是为了从事因铁路使之存在和有利可图的市场经营和商业贩运。这些以起飞时期城市化加速为标志的旁侧影响，扩大了新式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加强了对生产过程的新态度，这些都远远超过了新活动本身的狭小影响，超过了它所直接影响的那些部门产量的狭小范围。” 罗斯托接着说，由于旁侧影响极难在数量上加以确定，所以铁路在加速经济成长中的直接和间接作用也不可能用统计学方法来孤立地度量。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第2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94页。
罗斯托认为，新主导部门的出现并不是任意的、偶然的现象，新主导部门和旧主导部门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旧主导部门的发展就已经预示着新主导部门的产生，具体地说，旧主导部门的前瞻影响是新主导部门产生的依据。他指出，从主导部门的影响来看，起飞应当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它产生回顾影响和旁侧影响；在第二个阶段，“经济还必须显示出发挥前瞻联系的能力，从而新主导部门在旧主导部门减速时得以出现”。
按照罗斯托的看法，旧主导部门创造了一种可以“诱导”新的工业活动的背景，例如，它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可能降低另一种工业的成本，从而刺激着后者产量的增长；又如它能够造成瓶颈，从而吸引企业家到某方面去寻找利润或刺激新技术的发展；再如，它可能使收入增加，从而引起社会上需求量的变化或刺激新的需要。这些就是旧主导部门在成本和供给方面的前瞻影响以及在需求方面的前瞻影响。前瞻影响和前瞻联系的存在使新主导部门的出现有所依据。罗斯托以英国经济史为例，说明旧主导部门（棉纺织工业）与新主导部门（铁路建造业）之间的关系。他说，19世纪中期以后，铁路的兴建是与棉纺织工业的前瞻影响分不开的，棉纺织工业的技术发展大大降低了这具有高的收入需求弹性的制成品（棉纺织品）的成本，使其产量剧增，同时原料（棉花）的消费量也大为增长，于是出现了运输问题，即如何以新的运输方式把工厂、港口和国内市场连接起来，第一条铁路——从曼彻斯特到利物浦之间的铁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四、起飞——持续成长的一般公式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第2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78页。同上，第179页。
罗斯托说：“在一种意义上，每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两个相同的例证”， 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共同的力量和原则在起作用，它们产生足够的相似之处，从而有可能进行分类，系统分析，或至少做出某种程度的预测”。 他认为，有些人只看到了成长过程的独特性，而不了解成长过程的一般性。
同上，第180页。
什么是成长过程中的一般性？罗斯托认为，这种一般性就是：“在近代史的特定时期内，从本质上看，技术是同一的。” 罗斯托解释道：“尽管各国的文化、社会结构和政治状况不同，各国大小不同、资源不同、人口与资源之比不同，与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不同，受其他国家军事威胁程度不同，从而用于军事目的的资源所占比重不同，但这些特点并不排斥下述的共同之点：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也必然反映着技术发展和应用的过程，这样，尽管各国是在不同时间进入现代化过程（即进入起飞），并且很可能各自吸收了当时较先进的技术，但完全可以根据技术被吸收的程度以及主导部门序列的变化来加以概括。而对吸收新技术的程度、主导部门、成长阶段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就是说明不同国家的成长过程的普遍适用的一种方法。”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第2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74页。
罗斯托进一步断言：某些经济学家之所以强调各国成长的独特性，也是由于他们对起飞以前的时期缺乏分析，他们所谓的历史遗产就是指各国在进入起飞以前的不同历史条件。罗斯托说：尽管条件不同，任务却是一样的。这就是各国都要走向现代化，经济成长成为一种派生的需要。 而为了走向现代化，各国都需要为加速经济成长做准备，包括采取一切措施使人口增长的压力有所减轻，使投资率有可能上升，使一个或几个能赚取外汇的部门有可能发展起来，等等。这样，到了起飞之前的几十年内，各国的社会经济都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如农业制度和技术的改造，新式工人的培养，城市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工业产值的一定程度的增长，以及其他为起飞所必需的变化。因此，起飞——持续成长的一般公式与历史例证的特殊性并不矛盾。
罗斯托认为历史上有过一些所谓“流产的工业浪潮”的例证，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等等。他说，这些国家在这段时间有过一阵工业增长，但并未导致自我持续成长，接着而来的则是停滞或倒退，所以这不是起飞。 他认为这一类例证既说明了不同国家的经济成长的特殊性，也说明了起飞理论对于各种历史例证的适用性：即在“起飞的前提条件还没有具备的地方”，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即使棉纺织工业有较大增长（棉纺织工业是英国起飞的主导部门）、铁路建筑事业有较大规模（铁路建筑事业曾是美国起飞的主导部门），也“并不能产生一个起飞阶段”。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第2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53，56页。
罗斯托说：历史上的统计资料当然不够完备，但不能被这种情况吓倒，如果总是认为统计资料不全或水平不够高而不去做出智力上的判断的话，那么既写不出经济史，也制定不了经济政策。如果经济理论的经典著作——从《国富论》到《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作者们，一直要等到他们的数量概念能以统计形式严格地表述出来的话，那么就没有一本经典著作会发表。
接着，罗斯托谈到如何利用历史统计资料的问题。他写道：现有的统计资料往往是官方机构为了制定政策的需要而收集的，对于研究经济成长过程并不合适，因此有必要加以重新收集和组织。比如说，要打破典型的制造业的九项分类法（指美国官方把制造业分为这样九大类：①食品、饮料、烟草；②纺织品；③皮革和橡胶；④林业产品；⑤纸张和印刷；⑥石、黏土和玻璃；⑦化学品和石油；⑧金属制品；⑨杂项），而要按主导部门本身（例如汽车）加上其他工业中与之有联系的部分（如钢材、橡胶轮胎、石油精炼等）来进行分类。罗斯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部门中对新技术的采用同部门的扩散性效果联系起来，说明经济成长的过程。
罗斯托认为，按照主导部门综合体系的分类方法，可以把世界上所有各国的起飞和起飞以后的持续成长纳入下述的一般公式，即每个国家的经济成长都将发生这样的过程：由起飞阶段的主导部门综合体系过渡到成熟阶段的主导部门综合体系，再过渡到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主导部门综合体系，最后过渡到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主导部门综合体系。
罗斯托声称，他的关于起飞的理论以及整个成长阶段的理论既适用于经济史考察，也适用于现状分析，既适用于发达国家，也适用于目前的发展中国家。他认为适用的依据在于：无论哪一个时期，无论哪一个国家，经济成长都是按部门进行的，如果要制定经济发展计划，也必然是按部门制定的，而起飞理论和整个成长阶段理论的方法论就是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所以在罗斯托看来，从分析主导部门及其扩散性效果着手，是考察任何经济成长（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成长）的共同出发点。
罗斯托认为，一个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之所以会发生革命，是因为它想起飞，而未能起飞的结果。如果这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很落后，而且处于封闭阶段，不接触外界，那么它是不会想使经济起飞的。只有在它想使经济起飞，但又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实现这一愿望时，它便求诸革命了。因此，在罗斯托看来，革命无非是换一种起飞的途径而已。比如说，私人没有力量实现工业化，便由革命后的政府来实现工业化。罗斯托认为俄国革命、中国革命都是这样发生的，所以他把“共产主义”称作过渡时期的一种病症。
罗斯托由此断言，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实现了起飞，那么它们就能进入起飞后的持续成长，它们也就不会被“共产主义”所夺去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当帮助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起飞，以免这些国家和地区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这就是罗斯托起飞理论的政治结论。
第二节
罗斯托对起飞以后各个成长阶段的论述
一、成熟阶段的终结
据罗斯托的论断，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它在技术上的成熟使得社会的主要注意力从供给转移到需求，从生产转移到消费。这时，越来越多的资源被用于生产耐用消费品，这些耐用消费品逐步普及到一般居民家庭。这时的经济成长以耐用消费品的大量生产为基础，居民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保证了经济繁荣。
罗斯托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由成熟阶段进入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国家。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就已为居民提供了以私人小汽车为主要代表的耐用消费品。30年代，由于严重而持久的萧条，以耐用消费品为基础的经济成长遭到了打击。在罗斯福“新政”时期，较多的资源被用于公共福利支出。而从1946年以后，美国又重新开始了高额群众消费。而西欧大陆和日本，在50年代先后进入了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这就是罗斯托所解释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历史。罗斯托认为，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这些国家在成熟阶段之后必定走向耐用消费品时代？
在罗斯托看来，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之所以代替成熟阶段，这是由于成熟阶段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由它引起的一些新问题造成的。
什么叫作成熟阶段？罗斯托说成熟阶段是指起飞之后，经过较长时期的经济持续成长而达到的一个阶段，这时，经济中已经吸收了技术的先进成果，并有能力生产自己想要生产的产品。一般说来，铁路建筑、钢铁工业以及大量使用钢铁的通用机械、采矿设备、化工设备、电力工业和造船工业等部门的发展，是一国经济成熟的标志。在向成熟阶段推进的过程中，成长所依靠的是对供给方面的投资，也就是靠对工业设备部门的投资。由于工业中不断吸收新技术，不断降低成本，生产出来的工业设备不断被企业所需要，投资被认为是有利可图的，从而对工业设备的投资带动了经济成长。这一点，既是向成熟阶段推进过程中经济成长的冲力，同时也是成熟阶段本身的局限性的反映。
为什么说这一点反映了成熟阶段的局限性？因为按照罗斯托的解释，经济成长是不断地、有效地把新技术吸收到经济之中的结果，一旦经济中对新技术的吸收和推广的速度放慢了，经济成长就失去了冲力，所以经济中需要不断掀起革新的浪潮，同减速趋势进行斗争。成熟阶段的局限性表现于以对工业设备部门的投资为基础的、以工业设备部门吸收新技术为内容的这种经济成长，在先进的技术成果已被充分吸收并被应用于大多数生产部门之后，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减速趋势，因为这时（姑且不谈来自其他工业国家的竞争）投资已不再像达到成熟之前那样有利可图，也不再吸引企业家的注意了。为了对付成熟阶段到达终点时所出现的减速趋势，一个国家基本上面临着两种可能性：一是对外侵略扩张，一是向更高级的、新的成长阶段过渡。如果对外侵略扩张受到阻碍或挫折，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向新成长阶段过渡。
新成长阶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成熟阶段对新成长阶段的出现有下列“诱导”作用或“前瞻影响”：
第一，随着经济的成熟，一种新型产品——汽车——出现了。特别是1913年福特工厂采用自动装配线之后，这种新产品被大量廉价地生产出来。
第二，随着经济的成熟，劳动力结构起了变化。不仅城市居民人数不断增多，而且这些人的实际收入也增加了。
第三，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欲望起了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对基本的衣、食、住的消费，而要求获得新的消费果实。
第四，在消费者主权起作用的条件下，社会必须设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把越来越多的资源用来满足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需要。
罗斯托断言：这样，在成熟阶段到达终点之时，尽管对原有的主导部门（铁路、钢铁以及工业设备部门）的投资收益不再像向成熟阶段推进时期那样吸引企业家，尽管原有的主导部门出现了减速趋势，但由于上述这些“前瞻影响”的作用，社会必然转向以汽车为主要代表的新产品的生产，从而开始了新的经济成长。汽车，不是作为一种生产设备而被大量生产出来，而是作为既被消费者所需要，又能被消费者所接受的一种耐用消费品大量生产出来。这个以汽车工业为新主导部门的新成长阶段，就是高额群众消费阶段。
二、由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向新阶段的过渡
所谓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主导部门，据罗斯托的说法，就是汽车工业部门综合体系。这一综合体系不仅包括汽车工业本身，而且包括同汽车制造业的产品消耗有回顾联系的各部门，如钢铁工业、橡胶轮胎工业、石油精炼工业、玻璃工业，等等。汽车工业的发展带动了与汽车的使用有旁侧联系的各部门，如私人住宅建筑（特别是郊区住宅建筑）、高速公路建设、为汽车使用服务的部门（加油站、公路旁的零售店和餐馆、停车场，等等）。而私人住宅建筑的发展又引起了对其他各种家庭设备（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并影响到食物消费习惯的改变，引起对罐头食品、冷冻食品等的需要。大规模的公路建筑则又推动了筑路机械和建筑材料的生产……此外，汽车工业部门综合体系的建立和汽车的使用，在罗斯托看来，还改变了美国居民的生活方式，加速了美国社会的人口移动（表现于郊区人口激增），等等。
罗斯托认为，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主导部门对经济成长的推动作用与前一个阶段，即成熟阶段的主导部门对经济成长的推动作用是有区别的。在成熟阶段，经济成长以对工业设备部门的投资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消费者需求水平较低，但只要劳动力成本和原料成本都比较低，对工业设备部门的投资仍然被看成是有利的。但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主导部门是以汽车为主要代表的耐用消费品工业，经济成长以对耐用消费品生产部门的投资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保持高额的消费者需求水平，否则不仅耐用消费品生产部门会开工不足，而且向耐用消费品生产部门供给产品的各个部门也会开工不足，从而投资被认为无利可图。如果这些部门吸引不了投资，经济成长也就失去了基础。
但罗斯托认为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不能永远存在下去，它转入另一个新的成长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成长阶段的更替的原因仍在于旧的成长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其主导部门所产生的减速趋势。罗斯托说，在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就出现了减速趋势，正是高额群众消费的减速趋势开辟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就这一点而言，由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转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是与由起飞阶段转入成熟阶段，或由成熟阶段转入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道理是一样的，都归因于减速趋势。
罗斯托认为，减速是对相对的增长率而言。美国汽车工业部门出现了减速趋势，并不意味着汽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绝对产量下降或在美国已经失去销路。耐用消费品是需要更新的，而且美国还有一些人没有获得它们，他们还将继续购买。同时，由于其他国家正在走向成熟阶段或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耐用消费品可以出口。但无论如何，汽车工业部门在今天已不像它刚兴起时那样具有前进的冲力了。由于其他国家也相继建立了这一部门，而它们的工资率比美国低，所以美国汽车出口的前景也不可乐观。这就是影响着这一部门的远景的有利因素。它的命运正如产业革命时代英国的棉纺织工业的命运一样。当时英国的棉纺织工业，在越过了它的极盛阶段之后，它的增长速度就放慢了，它失去了带动经济成长的能力，它会被新的主导部门所代替。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底特律很可能走英国兰开夏的老路。
三、布登布洛克式的动力的作用
罗斯托在解释成长阶段的依次更替时，提出了所谓布登布洛克式的动力（Buddenbrooks’dynamics）的作用。
布登布洛克式的动力一词来源于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布洛克家庭的衰落》（Buddenbrooks：Verfall einer Familie）。托马斯·曼，1875年生于德国，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33年后移居美国，1944年入美国籍，1955年去世。《布登布洛克家庭的衰落》是他的重要著作，出版于1901年。小说以19世纪中期德国卢卑克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兴衰作为背景。老布登布洛克早年经营粮食生意，奔走各地，拼命积累财富，终于办起了一个大的粮食公司，成为地方上的富户。一直到晚年，他始终把这个家庭办的企业当作自己的全部世界，一心一意经营它，发展它。他死后，产业遗留给孙子托马斯·布登布洛克来经营。托马斯出生在已经有钱的家庭，他对继续追求金钱不再感兴趣，只把经营粮食生意看成是对家庭的一种责任。他追求社会地位，后来当了参议员。托马斯的儿子汉诺·布登布洛克出生在既有钱，又有社会地位的家庭中，他对金钱和社会活动都不感兴趣，他追求精神生活，爱好音乐。托马斯去世后，老布登布洛克一手创办的粮食公司关闭了，产业被卖掉，仆人被打发走，家庭里接连发生变故，汉诺不久也去世，布登布洛克家庭完全衰败，小说也就到此结束。托马斯·曼的本意是想说明“企业家精神”与“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之间的冲突，指出二者不能并存，所以后者的出现是前者的衰落征兆。罗斯托则根据小说的情节，用布登布洛克式的动力一词来说明一家几代人因生活环境不同，从而追求的目标不同，满足各自欲望的方式也不一样。罗斯托认为，布登布洛克式的动力不仅可以说明一个家庭在几代之中变化的过程，也可以说明一个社会在几代时间内的变化。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第2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1页。
罗斯托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若干个成长阶段，每一个成长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主导部门，而每一个主导部门的出现又同“新的人物”及其利益、兴趣和要求联系在一起。因此，成长阶段的置换、主导部门的变动、中心人物的更替，三者实际上是不能分开的。布登布洛克式的动力说明人们一代又一代总是在寻找新的满足欲望的方式。 在西方经济史上，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的新教徒，起飞阶段的企业家，向成熟阶段推进的“铁路大王”“钢铁大王”“石油大王”，直到成熟阶段完成之后管理着企业的专业经理人员，都是与他们本身所处的时代相适应的中心人物。他们依次更替，他们各自代表着他们那一代。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以及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布登布洛克式的动力的作用。
因此，罗斯托认为，社会在进入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之前，人们没有小汽车时向往小汽车，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进入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之后，如果实际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一辆廉价的汽车，他们还会要求什么呢？在布登布洛克式的动力不停地起着作用的条件下，美国当前这一代人——年轻的一代——将追求什么呢？在罗斯托看来，他们不会再追求汽车了，汽车对他们来说，效用是递减的。他们的收入将用到汽车以外的方面去，他们的精力和才能将不再放到追求耐用消费品方面。布登布洛克式的动力说明人们的欲望一代一代地变化着：没有钱的时候想赚钱；有了钱就想要社会地位，想要生活环境的舒适，想受更高的教育，想到外国去旅行，想要精神上的享受。这种心理的变化以及它所造成的影响，促使美国社会必然向着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之后的另一个阶段发展。
四、新的成长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那么，美国社会将从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走向何处？罗斯托认为，下一个成长阶段不是任意地、凭空地产生的，而是与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内已经发生的某种转变和它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关。他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下一成长阶段的性质。
第一，以服务业的发展情况来考察。在美国，服务业具有重要的意义。服务业包括许多部门，尽管那些与耐用消费品有关的服务部门正在减速，而与医疗、教育、文娱、旅游有关的服务部门则在加速发展。同时，服务业目前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虽然比较缓慢，但就业人数的增长是迅速的，在服务业就业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这些情况表明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之后，服务业将越来越重要。
第二，从汽车工业部门的发展和汽车的大量使用造成的问题来考察。罗斯托认为，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内，由于汽车工业部门的发展和汽车的大量使用而引起了空气和水源污染以及大城市的衰败，因此下一个阶段必须认真处理环境污染、城市交通拥挤不堪和人口过密等问题。在罗斯托看来，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那就谈不到所谓“生活的质量”，同时，要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有政府的大量支出，而迄今为止，政府在这些方面的支出还很不够。公众在这些方面给予政府以巨大的压力，政府面临着挑战。这就是下一个阶段必须解决的课题。
第三，从“充分公民权利”的角度来考察。罗斯托认为，在美国，这个问题就是种族问题，主要是黑人问题。罗斯托说，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只是美国特有的问题，其实在加拿大、比利时、北爱尔兰也存在一部分受益较少的居民，他们也要求改变目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只不过其程度不如美国的黑人问题那样突出。
罗斯托：《政治和成长阶段》，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26页。
罗斯托说，从1940年到1960年之间，美国的黑人在地域分布上有两个大的变动：一是由乡村转入城市（1940年，黑人城市居民为620万人，乡村居民为660万人；1960年，黑人城市居民为1380万人，乡村居民为510万人），一是由南部移入北部（从1940年到1960年，南部的黑人总数基本上没有变动，北部的黑人总数由280万增加到720万）。黑人在地域上的分布使美国的黑人同白人的接触更多，从而提出了一些新问题。“从本质上说，黑人所想得到的就是美国白人从他的社会所得到的东西：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乐趣，包括使自己的孩子受同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权、平等的就业和居住权，结束一切形式的社会隔离。争取民权的运动是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失去推动经济前进的力量时加强起来的；就那一点而言，争取民权的运动必定在60年代产生一种自相矛盾的因素：当美国的政治忙着要力求满足黑人的需要时，它也遇到了高额群众消费之后追求质量方面的公共问题。”
罗斯托：《政治和成长阶段》，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42页。
因此，在罗斯托看来，美国必须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之后的成长阶段内，继续解决黑人的“充分公民权利”问题，否则将造成政治上的严重不稳定局面，但他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一并解决。他说道：“事实上，公共资源转到教育、福利和住宅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全部，而是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种族问题的尖锐性的反映。与那种更明确地说要提高黑人社会生活的情形相比，在这样一些职能项目之下获得资金是更容易一些。”
在分析了服务业的发展、汽车的大量使用造成的问题以及黑人问题之后，罗斯托指出了美国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之后的成长阶段的性质。他说：这是一个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阶段。
同上，第222页。
罗斯托写道：“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高额群众消费的减速开辟了一个新阶段，即对质量的追求，这个阶段给政治的议事日程提出了一大套要求：要求增加教育和保健费用；要求大量投资以减轻——如果说不是消除的话——汽车时代的污染和城市的畸形化；要求做出计划来处理与穷人的收入和不平等的范围有关的问题，因为在平均收入水平增长的情况下，这种问题变得更加显著和更加不能令人满意；要求做出计划来对付这样一些人，即在观察周围生活状况和所面临的各种机会时打算进行抗议或以违反法律的方式挣脱这个社会的人。”
五、新的主导部门——生活质量部门
罗斯托认为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主导部门是以汽车制造业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工业部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主导部门则是以公共服务业和私人服务业为代表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有关部门，即“生活质量部门”。
生活质量部门包括公共投资的教育、卫生保健、住宅建筑、城市和郊区的现代化建设、社会福利等部门。
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内以服务业作为主导部门与以前各个成长阶段的主导部门有一个显著的区别：以前各个成长阶段的主导部门都是生产有形产品的，这些产品可以出口，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主导部门是服务业，提供的是劳务，是丰富居民生活的，是提高生活质量的，这样，当资源和人力大量转入服务领域之后，是不是会使美国本来已经严重的国际收支状况更加恶化呢？罗斯托认为这个问题迄今尚未被系统地研究，但如果弄清楚了下一个成长阶段的主导部门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新主导部门给予国际收支的影响仍有可能做出一些判断。
罗斯托：《政治和成长阶段》，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33页。
在罗斯托看来，一个主导部门之所以能对一国的国际收支起积极的作用，关键不在于它生产什么样的产品，而在于它拥有什么样的技术水平，用什么样的技术进行生产。他说美国比其他国家早进入汽车工业部门综合体系，曾使得它在一系列拥有较新技术的工业部门中居于领先地位，从而有助于提高美国的生产率和加强美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西欧和日本在市场效率的条件下对这些技术的吸收，已经向美国的贸易剩余施加了沉重的压力。 可见，按照罗斯托的看法，如果美国不能在技术水平上领先，即使仍然以汽车工业为主导部门，仍不能减轻国际收支方面的窘境。
同上，第233—234页。
罗斯托接着说：“把新技术引进服务业的可能性绝没有耗竭。而在像美国这样幅员广阔和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经济中，正如美国农业已经显示的那样，服务业中很可能有着提高生产率方面的未发掘的潜力，例如利用电视和其他群众性教育设施的潜力（这些设施只不过被浮光掠影地探讨过）；在医疗和医院设计中也许有着节约人力物力的很大可能性。并且，在人们几乎普遍有着到国外旅行的冲动（只要他们能够负担得起这笔费用）的情况下，新一代商用飞机横渡大西洋的竞赛可能决定国际收支差额究竟落到哪一边。”
罗斯托：《政治和成长阶段》，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33—234页。
罗斯托得出了这样的看法：主导部门由汽车工业部门转向服务部门之后，仍有进一步创新的可能性，因为各个服务部门不仅需要采用新技术（如电子计算机技术）来促使本部门的业务革命化，而且从企业、部门直到工业结构都可能采取新的经营方式以适应市场的特点，亦即实行所谓“组织的创新”（innovations of organization）。罗斯托的结论是：“因此，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技术被西欧和日本有效地吸收的时候，在西欧和日本把强有力的行政领导用充足的运营资本、现代的研究和发展，以及有效率的多种经营的生产单位结合在一起，而学习到经营管理方法的时候，如果美国要保持其领先地位，那么它必将是通过某些服务部门的创新（包括组织的创新），以及通过把现代科学技术的潜力推广到比以往广泛得多的范围之中而被保持住的。”
六、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中的美国黑人问题和白人青年问题
罗斯托认为，任何一个新成长阶段的主导部门都是在前一个成长阶段的主导部门日益减速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起着带动经济成长的作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主导部门——生活质量部门——也具有这样一种作用。但由于这一部门本身的性质，即由于它同资源的重新配置（指公共投资比重的扩大和向教育、卫生和住宅建设等方面投资的增加）联系在一起，它除了起着带动经济成长的作用之外，还有平衡社会和经济的作用。在解决美国黑人问题时可以看到这种作用。
罗斯托：《政治和成长阶段》，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48页。
罗斯托说道：至于黑人中的少数激进分子，因为他们对美国社会的看法不仅仅来源于社会经济方面，而且还来源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来源于美国南部奴隶制时代的一种精神遗产，甚至类似于结束殖民统治以后的国家中的激进民族主义。黑人激进分子的问题将在政治生活中得到解决。他们面临的选择与向成熟推进阶段时美国工人曾经面临的选择一样：是把精力投入激进的政治斗争之中，还是集中精力于改良？是力求改变政体，还是致力于在现存政体组织内增进福利？“其结果也正如美国工人的选择一样，将依赖于他们对于自认为可以取得的现实选择机会的估价。”
罗斯托还谈到了美国白人青年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与黑人问题有很大的差别。“黑人问题主要是要求得到高额群众消费的充分利益，而富裕的白人反对派所反对的，则是他们使之同高额群众消费联系在一起的那种生活方式、制度和情绪。” 他又说：“只有极少数黑人才把他们的问题同资本主义的本质联系在一起和要求推翻这个制度，以此作为取得社会经济平等的必要条件。把黑人和白人的经济和社会的不满连在一起，是美国传统的共产党政策的主要目标。但迄今为止这是一个比较不足道的论题；并且在黑人的坚持下，黑人和白人的激进运动是十分明显地分道扬镳的。”
罗斯托认为，如今一部分美国白人青年们的不满情绪不是由经济不发达造成的，而是由美国社会的富裕生活本身造成的。这些青年在城市中长大，他们的家长有体面的职业，而且思想比较开明。他们的家长以及他们本人一般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与家长之间的隔阂在于：他们所反对的正是他们的家长所珍视的和维护的。双方对事物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罗斯托认为，尽管自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以来，在美国社会中出现了上述“富裕的白人青年”问题，但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后，通过生活质量部门的发展和对于生活质量的关心，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有趋于解决的希望的。
罗斯托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第一，在美国青年总人数中，富裕的白人青年激进分子仍然只占少数。社会上还有大量的白人青年不是那么富裕，他们仍然需要从经济中寻找，力求得到可能得到的满足的地位。在汽车工业部门减速的条件下，有必要通过新的主导部门的发展，通过政府的力量，以及使用一切现代技术可以提供的成果来解决这一点。这仍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罗斯托：《政治和成长阶段》，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52，254页。罗斯托：《政治和成长阶段》，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38页。
第二，富裕的白人青年激进分子不满的原因直接与社会生活的质量有关。如果社会今后能提供一种良好的生活，解决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所造成的问题，如环境污染问题、医疗保健问题、黑人权利问题、贫民区问题，以及让一切有才能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对解决富裕的白人青年激进派的问题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些激进分子的不满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看法。 第三，富裕的白人青年激进分子之所以有不满情绪，另一个原因来自美国民主政治的不完善。而在美国社会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之后，“对质量的追求在美国结束了一个以维持较充分的就业、建筑公路和听任私人市场去满足群众高额消费作为政治的中心任务的阶段”， 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现存制度内改革的希望是很大的。美国社会将证明有能力在现存制度内使自己完善起来。
第四，富裕的白人青年激进分子产生不满的另一原因是他们的“厌倦之感”。关于这一点，罗斯托写道：“我们在先进社会中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地步，即私人的和公共的对资源的需求允许大大缩减每周工作日数，从而我们不大了解人们将如何使用大为增加的闲暇时间。至少，在美国，对公共资源增大了的要求，使人人都享受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全部利益的争吵不休的压力，再加上休养、旅游等的费用，这一切有可能使得在追求生活质量的早期阶段，需要紧张的国民的努力。” 罗斯托由此断言，在追求生活质量方面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这将吸引大多数不满者把自己的才能和注意力用到这些“未完成的事业”中去。
七、追求生活质量与国家安全
罗斯托说：“无论从追求生活质量在私人活动中的表现或在公共活动中的表现来看，追求生活质量的固有的性质可能导致人们向内看，而减少对世界舞台的注意和关心……”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日益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当美国刚开始进入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时，由于国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耐用消费品和高额消费中去了，在美国出现了孤立主义倾向，美国人很少关心自己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现在，当美国开始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时，对生活质量的关心是不是会使孤立主义倾向重新出现？这就是说追求生活质量与国家安全之间将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罗斯托认为，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是因30年代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结束的，虽然今后不一定再会发生像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虽然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无论美国的经济状况或世界形势，看来都不会容许美国单纯地致力于美国生活质量的改进”。所以，尽管在美国国民舆论中已经出现了新孤立主义的呼声，但这种呼声是否会占据上风，仍然是可怀疑的。
罗斯托：《政治和成长阶段》，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58页。
罗斯托认为，在经济方面，美国不可能不关心世界的经济形势，因为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控制通货膨胀的问题是尖锐的；国际收支的平衡仍然没有把握；同时，转向某些公私服务业这一点，可能使美国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慢于其他先进国家”。
罗斯托：《政治和成长阶段》，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60页。
罗斯托总的看法是：“虽然把精力、才能和资源用于国内方面的需要增大了，美国在追求质量时代的政治是在世界结构状况所赋予的限制之内起作用的；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或漫不经心地对待它，可能像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那样，产生一种完全的威胁，这种完全的威胁将会压倒在国内成长与福利、法律和秩序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的努力。”
同上，第265—266页。
罗斯托认为，尽管在考虑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美国安全问题时要估计到上述种种情况，但整个说来，美国作为非共产主义世界的核保护者的不可削减的作用不可能因国内追求生活质量而减退。重要的问题是在“成长与福利”“法律和秩序”，以及“安全”三者之间求得平衡。罗斯托说道：“如果我们转向国内而从冷战走向稳定的世界秩序的艰苦奋斗中逐渐松劲，如果我们未能真诚地帮助那些跟在我们后面发展的国家，特别是那些还不曾成功地完成起飞的国家，如果我们未能注意到这一前途未卜的世界弱点，未能注意到它的那些生活于核武器阴影之下的，处于各个不同成长阶段并有着不同抱负的居民的弱点，那么肯定地说，我们所面临的祸患，甚至会大于高额群众消费时期产生的、如今在追求生活质量早期阶段严重压迫着我们的那些祸患。”
八、向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过渡是人类生活中的突破
罗斯托在1971年出版的《政治和成长阶段》一书中，在论述“汽车时代以后的情况”时，重复了他在《经济的成长阶段》里提出的一些问题。他问道：在“汽车时代”之后，人类会不会陷入长期精神停滞状态，精力、才能等是否找不到有价值的表现机会？人类会不会提高出生率而再过艰苦奋斗的生活？魔鬼会不会迷住懒汉的心窍，使他们去干坏事？人类会不会学习怎样进行一种既可以作为很好的运动，并可以加速资本折旧，但又不至于把地球炸掉的战争？太空的探险会不会为资源和雄心提供一种相当有趣和耗费巨大的出路？人类会不会重过18世纪乡绅式的郊区生活，从类似打猎、射击和钓鱼之类的生活方式之中，找到足以使人生有乐趣的新的生活天地？
罗斯托认为上述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人类不会选择这些出路，而会致力于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罗斯托：《政治和成长阶段》，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53页。
罗斯托说人类社会至今已经经历了五个成长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而美国目前正进入第六个成长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他断言：美国又一次走在其他国家的前列。其他国家正按照各自的特点和条件，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是其他国家最终将会达到的目标。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中有两个重要的“突变”，一个是起飞，另一个就是由高额群众消费转向追求生活质量。他把后一种过渡称为“工业社会中人们生活的一个真正的突变”。
在罗斯托看来，当人类从追求耐用消费品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进入要求提高生活质量的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之后，在包括文化教育、医药卫生、旅游和疗养、住宅建筑、城市改建等部门在内的生活质量部门中就业的人员越来越多，这些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人类历史上将第一次不再以有形产品数量的多少来衡量社会的成就，而要以生活质量的增进程度作为衡量成就的新标志。据说，对以往一切社会来说，这已经是一项显著的变化了。
罗斯托还认为，以美国而言，在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之前，政府除了维护宪法和秩序，保障国家安全的作用以外，在经济生活中，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维持比较充分的就业，而让私人市场去完成满足居民需求的任务。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政府将把运用公共支出来增进福利作为中心的任务，提高生活质量不再仅仅由私人经济来实现，政府的公共支出将日益增大，政府与私人经济在提高生活质量方面将密切配合，共同合作。
罗斯托进而认为，向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过渡将使人们做出对社会前途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选择——不走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道路，不会接受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会选择暴力的手段。他断言追求生活质量是一种改良和渐进主义，并认为这就是美国社会所做出的选择。
罗斯托：《政治和成长阶段》，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57页。
罗斯托说，美国的民主政治“不是18世纪末期的法国，沙皇时代的俄国或共产党俄国那样的死硬的专制政治。抛弃渐进主义和改良的变革的机会是微弱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质上认为大多数人是懒惰的和迟钝的愚人，权力或权力的重要部分能够被少数精明、有抱负、艰苦工作和纪律严明的人所夺取和把持。无政府主义本质上认为，破坏或削弱不完善的制度将导致它们的人道化。没有理由相信美国社会在历史的这一阶段不能抵制住上述这些学说以及由此而来的行动。但要抵制激进派信奉的那样一些目标，也许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九、按照长周期的观点拟定当前的经济政策
在谈到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时，罗斯托从对当前生活质量阶段的特征和面临的问题分析，进而扩展为世界经济成长道路及其动向的分析。运用苏联经济学家N. 康德拉捷夫提出的长周期观点来进行分析，是罗斯托近来的三部重要著作（1975年出版的《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1978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历史与展望》，以及同年出版的《由此及彼》）的分析方法的特征之一。
康德拉捷夫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周期是长波运动，每一周期为50—60年。以后，西方经济学家把这种周期命名为康德拉捷夫周期。罗斯托根据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学说，认为从1790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经历了如下阶段：从1790年左右到1840年左右为第一个长周期，1840年左右到1890年左右为第二个长周期。这两个周期被认为相当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蒸汽机使用和推广的阶段，以及铁路建设和重型机器工业建立的阶段。罗斯托接着指出，从1890年左右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第三个长周期。这个长周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90年左右到1920年左右，这是第三个周期的上升阶段，电力的使用是这个阶段的特征。从1920年左右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第三个长周期的下降阶段，小汽车的推广使用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正是在这个周期内，发生了30年代的大危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1972年左右，是第四个长周期。它也分为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上升阶段大体上是从30年代中期到1951年左右，而从1951年到1972年为下降阶段。第四个长周期在罗斯托的理论体系中，相当于西欧和日本进入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美国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时期。罗斯托认为从1972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了第五个长周期，目前正处于它的上升阶段。在他看来，第五个长周期是美国处于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和西欧、日本转向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时期，因此，着重研究这个阶段的社会经济问题是经济学家的迫切任务。
那么，这个阶段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社会经济问题呢？罗斯托认为，从现象上考察，粮食、原料和能源价格的猛烈上涨是一个特征。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追求物质生活质量阶段中，会因通货膨胀的加剧而感到头痛，因为通货膨胀的加剧与生活质量的提高相冲突。罗斯托认为，造成粮食、原料和能源价格猛烈上涨的基本原因是这些商品的供应不足，消费过度。要解决这个问题，从方法上看，凯恩斯的总量分析显然是不足的。罗斯托再一次强调部门结构分析的重要性。
罗斯托指出：有三个基本部门吸收了大部分公共投资，一是原料和能源供应部门，二是粮食供应部门，三是建筑和城市建设部门。而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必须把投资的重点放在原料和能源供应部门、粮食供应部门中，以便提高粮食、原料、能源的供给。他认为，一旦在这些部门进行了重点投资，巨额投资，引起了这些部门的技术创新，造成这些部门的较高增长率，那就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涨，而供应问题的缓和也就会制止物价的上涨，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得以提高。
罗斯托认为，根据第五个长周期的特点，像通货膨胀或提高生活质量这样一些问题，在性质上说，是不可能完全依赖私人竞争的市场活动的。为此，资本主义国家应当实行计划化。计划化的目的在于保证粮食、原料和能源的供给，以及在运输、环境保护、科学研究等方面使各部门取得协调。但罗斯托并不同意把计划化和国家的直接调节等同起来，他认为国家直接调节不等于计划化，而很可能是一种官僚主义的措施。他主张在计划化过程中，把国家的直接调节减少到尽可能低的程度，而让价格和税收措施发挥应有的作用，以达到政府预期的计划效果。这样，他心目中的计划化是政府部门与私人资本合作的产物，是施加国家的影响促使私人资本朝着有利于实现政府目标进行投资的一种做法。罗斯托认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化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将是协调的、共存的，而不完全是互相冲突的。
为了解决第五个长周期中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和提高生活质量问题，罗斯托还强调要加强发达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合作和开展“南北对话”。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罗斯托写道：这是为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所必需的措施，因为只有加强这种合作，才能使科学研究的成果发挥更大的作用，才能普遍提高各国的劳动生产率，然后才能解决基本商品的供应不足的问题。关于“南北对话”，罗斯托认为，这主要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是消除发展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态度，以利于国际间正常交往的开展；二是通过南北国家的合作，可以在粮食、原料和能源的供应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以利于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在这里，罗斯托仍然把美国看成是世界政治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他认为美国有责任担负起领导世界的使命。因此，罗斯托的未来世界经济模式（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00年）的基本特征就是：一个由美国肩负“领导”责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合作的、通过“南北对话”而达到南北之间协调的，以解决粮食、原料、能源供给不足问题的世界经济是有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家们不必为此担心。但在这样一种未来的世界经济中，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应付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问题的措施显然已经不符合需要了。代之而起的经济学将是部门分析的经济学，是国际合作的经济学。这就是罗斯托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展望。
第三节
评经济成长阶段论
综上所述，罗斯托的理论具有如下的显著特征：一方面罗斯托比较着重于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例如，他把向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过渡视为人类社会最后必然进入的成长阶段。这个成长阶段同以前的各个成长阶段之间既有根本性的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它是前二个成长阶段的必然结局。另一方面，由于罗斯托的理论建立在所谓“成长阶段更替”“主导部门序列变化”和“布登布洛克式动力的作用”三者的一致性的基础之上，因此，从经济学说的渊源来考察，它更明显地表现为各种不同的西方经济学观点的组合。
一、关于成长阶段更替学说
19世纪末期以来，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派代表人物K. 比谐尔、B. 希尔德布兰德、G. 施摩勒、W. 桑巴特等人就曾按照交换和货币关系的发展、区域之间的商品货币联系等标准来划分人类社会的阶段。例如，比谐尔把经济发展分为下列三个阶段：①封锁的家庭经济时代（纯粹的自给生产、没有交换）；②城市经济时代（为顾客而生产、直接交换）；③国民经济时代（商品生产、间接交换）。希尔德布兰德把经济发展分为下列三个阶段：①自然经济；②货币经济；③信用经济。施摩勒把经济发展分为下列五个阶段：①农业自给经济和氏族生活时代；②城市经济和城市经济区域时代；③中小国家经济和地区经济时代；④大国经济和国民经济时代；⑤世界的国家和世界经济时代。桑巴特把经济发展分为下列三个阶段：①自给自足的个人经济（家庭经济）；②过渡性的（一半自给、一半营利）的低级社会经济（城市经济）；③以营利为宗旨的社会经济（国民经济）。尽管他们彼此之间的看法有分歧，各自提出的划分标准不一样，但实质上，他们的阶段论具有共同的特征，即否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更替对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意义，忽视交换和货币关系发展在不同生产方式之下的不同内容，而把流通过程中的现象看成是决定社会一切活动的东西。罗斯托提出的成长阶段更替的理论，虽然比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提出的阶段论要复杂一些，然而，正因为它否认生产方式的变革，所以它同样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
要知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新技术的产生和推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脱离特定的生产关系来分析技术的变化，单纯以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作为确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根据，那么不仅不可能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甚至不可能说明不同历史时期技术发展的不同性质和特点。例如，罗斯托把现代科学技术产生以前的社会统称为传统社会，把技术的长期停滞和缓慢变革规定为这个成长阶段的特征。这样，他把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混淆在一起，抹杀了这几种生产方式之间的本质区别。
又如，按照罗斯托的定义，成熟阶段是指起飞完成之后，经过较长时期的持续成长而达到的一个阶段。这时，经济中已经普遍吸收了当时先进的技术成果，并有能力生产自己想要生产的产品。现代化工业生产体系的建立被认为是一国经济成熟的标志。显然，罗斯托的成熟阶段否定了不同生产方式下现代化工业生产体系建立的不同性质、特点和后果，没有注意社会经济制度对技术进一步改造和发展的制约性。
再如，据罗斯托的判断，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技术上的成熟使社会的主要注意力从生产工业设备转移到生产耐用消费品。这时，一般居民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保证了经济的持续成长。可是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是以相应的购买力为前提的，实质上也就是以与生产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存在为前提的，而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一定能形成这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并没有经过充分确证的肯定答案。罗斯托抓住了经济成长过程中的核心因素——生产技术，但轻视了经济运动过程中其他因素（如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作用。这种现象覆盖了罗斯托的整个经济增长理论。
二、关于主导部门序列变化学说
罗斯托用主导部门序列的改变来说明成长阶段之间的过渡，用旧主导部门的减速趋势和新主导部门采用新技术的反减速斗争来说明经济成长的全部过程。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5页。
在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史上，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即一些部门兴起较早，但后来衰落了，另一些部门出现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英国的棉纺织工业和美国的铁路建筑业就经历了盛极而衰的过程。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跳跃式的。” 各个企业发展不平衡性和跳跃性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企业主们为了追逐利润，必然要增加积累，扩大生产规模，不断改进技术，以便降低个别商品价值，在竞争中获胜。这样，在企业之间激烈竞争的过程中，有条件采用新技术的企业就会占优势，发展得更快一些。各个部门的情况与此相似，有较多的企业采用新技术的工业部门也必然具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此外，由于各个工业部门的生产和销售情况不同，它们的利润率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这就促使资本争先恐后地向利润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从而加剧了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跳跃性。
另一方面，从工业生产的技术条件来看，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即使是垄断资本统治时期，技术停滞的总趋势并不能排除在一定时期、一定部门内技术的发展和改进。一旦某个部门在某个时期内采用了更先进的技术，另一些部门的技术装备就显得陈旧了。它们必须大规模地更新设备才能在技术上赶上先进水平。但如果要这样做，它们就必须追加巨额投资，必须使原有的技术设备报废或使之大大贬值。资本主义企业主们是不甘心遭受这笔重大的损失的，特别是当他们已经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某种独占地位时，他们更不愿意大规模更新设备。英国的棉纺织工业和美国铁路业在经过一段时期后，在技术上日益落后于其他较晚兴起的部门。落后于其他国家发展较晚的同一种部门，正是资本主义各个部门、资本主义各个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的表现，也正是英国的棉纺织企业主和美国的铁路公司既想保持已经获得的独占地位而又不愿使自己的固定资本遭受损失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罗斯托的主导部门序列变化的理论是不完全符合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的，是不全面的。各个部门在技术方面确有一定的联系，包括目前尚未出现但以后可能产生的联系。但如果认为这种联系就是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之间的纽带，就是社会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发展的依据，那就是失之偏颇了，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由技术本身决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并不以一种技术代替另一种技术为标准。即使两个部门在技术上本来存在一定的联系，但这种联系能否实现，以及它实现的程度，必然取决于在这些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
三、对起飞概念的评论
罗斯托在论述成长阶段更替和主导部门序列变化时，都使用了起飞概念。起飞既是指一个特定的成长阶段，又是指对经济停滞状态的突破。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起飞这一术语呢？
首先应当指出，在罗斯托把起飞当作一个特定的成长阶段，或用起飞直接来替代工业化时，这个概念是不正确的。罗斯托不区分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工业化的区别，把工业化单纯看成技术问题。我们知道，抽象的工业化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目的、方法和后果都是不同的。不仅如此，工业化本身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工业化并不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社会主义工业化也不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一定社会的工业化主要是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巩固在该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地位，加强占支配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力量。
罗斯托在论述起飞时曾认为，一旦有了积累，生产就上去了，市场就扩大了，销路就增加了，利润率就上升了，于是就有源源不断的利润再投资，就会有不断的技术革新，等等。总之，按照罗斯托的看法，只要实现了起飞，经济就会自动地成长。从理论上说，有了积累，的确有可能扩大再生产。但这种可能性能否实现，取决于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相适应的过程，取决于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
罗期托提出，1917年之所以发生俄国十月革命，因为俄国当时还没有实现工业化；1949年之所以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因为当时中国经济不曾起飞。由此他断言，一国只要实现了起飞，就可以免于患上“共产主义的病症”，“共产主义”乃是经济不发达的产物，等等。这是极其错误的观点。社会革命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所引起的。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生产关系同它不相适应，当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上层建筑同它不相适应时，就必然爆发社会革命，以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以新的上层建筑代替旧的上层建筑。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及1919—1949年间的中国革命，都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另一方面，应当注意到，如果不把起飞看成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成长阶段，也不当作产业革命或工业化初期的同义语，而指经济为持续增长而进行的一种努力，根据这一含义，一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先进技术被有效地采用，成本降低，市场扩大，收益增加，所以经济能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隔了一段时间，一旦当初的先进技术及其影响已经扩散到各个有关部门，这个经济增长的浪潮、创新的浪潮就过去了，于是经济的增长速度便减缓下来。假定这时没有再出现新的重大技术变革及其在经济中的运用、推广，经济的持续增长便缺乏推动力，长期的停滞将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国经济需要再一次起飞，即采用和推广新技术，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的浪潮和创新的浪潮，以打破这种停滞状态。如此反复进行，即经济中不断出现新的增长，不断出现经济停滞，又不断发生起飞，不断打破停滞状态。正是在对起飞这个含义的论述中，有些内容可供我们参考。这是因为，在技术不断创新、新技术不断代替旧技术的过程中，一个后进的国家要在生产力发展方面赶上发达国家，不能不重视新技术的采用和推广。如果仅仅沿着先进国家技术发展的老路前进，把已经并不先进的技术当作新技术来加以吸收，那么，即使它仍然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一步，但它同不断采用最新技术的发达国家在技术水平上的差距却会扩大，它同世界最新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因此，起飞，即打破经济停滞状态所做的巨大的努力，不仅仅是指一般地吸收对本国说来是新的技术和推广这种新技术，而是指尽可能有效地吸收当前世界上名符其实的新技术和在本国经济中推广这种新技术。所以，罗斯托提出的起飞概念，就起飞指新技术的采用和推广，从而使经济突破停滞状态而言，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四、对主导部门分析法的评论
前面已经指出，罗斯托的主导部门序列变化学说是不正确的。但是主导部门分析法作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下面准备从两个方面进行评论。
第一，主导部门概念能否成立？也就是说，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主导部门”？
按照罗斯托的定义，主导部门是指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本身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且又能带动其他部门增长的部门，主导部门同受它影响而增长的各个有关部门一起构成了一个主导部门综合体系。
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在一定生产技术发展的条件下什么样的部门是“主导部门”，什么样的部门不是“主导部门”的问题，而是单就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主导部门这一点来考察，那么应当认为这种本身有较高经济增长率而又能带动其他部门增长的部门是确实存在的。罗斯托在这里肯定了主导部门的存在，并且采用W. 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来说明主导部门同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用主导部门的回顾影响与旁侧影响来说明主导部门带动其他部门的增长，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作用，这种分析方法有一定的道理。部门间联系的存在和部门间联系能在何种程度上被保持与实现，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简单地把它们混为一谈，不能用部门间联系在一定条件下的被破坏来否定主导部门的客观存在，否定里昂惕夫链条的客观存在。
第二，如果承认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主导部门的话，那么主导部门是不变的呢，还是可变的？
按照罗斯托的说法，同经济成长阶段的序列相适应的是主导部门的序列。既然主导部门有一定的序列，那就是说，主导部门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状况而变换的。应该认为，罗斯托的这种关于主导部门并非固定不变的观点是符合实际的。但我们承认主导部门在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我们承认罗斯托关于主导部门序列变化观点的正确性。我们只是说，不同的部门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的重要性不一样，所以不能认为永远只能有某一个部门起主导作用，而其他任何部门则永远是非主导的。
五、对布登布洛克式的动力的分析
如上所述，罗斯托提出人们“欲望的更替”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一个成长阶段必然向另一个成长阶段过渡的心理上的依据。他把欲望的更替的这种作用，称为布登布洛克式的动力。
布登布洛克式的动力一词来自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小说。托马斯·曼关于布登布洛克一家命运的构思和陈述，反映了他自己对德国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矛盾的看法。这部小说出版后之所以受到当时德国社会的重视，也正因为小说中所反映的布登布洛克家庭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19世纪前半期某些资本主义企业在垄断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衰落的典型的例证。托马斯·曼所叹惜的“企业家精神”（老布登布洛克的形象）的结束，正说明了不以资产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垄断代替自由竞争的这一过程，至于某些没落的资产阶级家庭和家庭经营的企业，只不过是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和兼并活动的牺牲品而已。罗斯托提出的布登布洛克式的动力，不符合小说作者托马斯·曼的写作本意。罗斯托用人类欲望的更替来说明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产生的必然性的观点，更是对托马斯·曼小说内容的曲解。
西方经济学往往强调人的心理活动对于经济变化的决定性意义，认为经济范畴是主观的东西，把人类的经济活动归结为个人欲望的满足，归结为对享乐的追求。它把个人追求享乐的利己主义动机视作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支配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但实际上，经济学是不能离开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实践活动去探究对幸福的理解的。
罗斯托关于布登布洛克式的动力的论点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关于人类生活目的下述观点，即人类生活的主要目的就是生活的享受：没有钱的时候，拼命追求钱；有了钱，但没有社会地位，就拼命追求社会地位；钱有了，社会地位也有了，就追求所谓精神享受。一代又一代的欲望就是这样更替不已。其实，人生活在社会中，人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对生活的看法。不同的阶级过着不同的生活，对生活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因此，罗斯托所谈的布登布洛克式的动力，不能作为人们对生活的看法的概括。
前面已经指出，罗斯托的世界经济模式是以下述两个命题作为理论根据的：第一，在罗斯托看来，根据康德拉捷夫长周期学说，当前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第五个长周期的上升阶段。而长周期上升阶段的特点是原料、能源、粮食的供给不足和物价的普遍上升。第二，在罗斯托看来，当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正处于追求生活质量这一经济成长阶段，如西欧和日本，则正在走向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至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它们或者处于起飞阶段，或者正走向成熟阶段，或者还未开始起飞。因此，作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它对处于各个不同成长阶段的国家的经济成长负有重要的责任，美国应当担负起领导世界政治经济的任务，以帮助其他国家的经济成长。
罗斯托从这两个命题出发，提出增加原料、能源和粮食的供给以应付通货膨胀，以及加强发达国家之间的协作，协调“南北”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对策。他认为如果按照这种对策去做，下一世纪就可能出现一个比较普遍富裕的世界。
我们知道，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学说以经验统计资料为依据，得出了每隔50—60年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一次周期波动的结论。这种长周期理论过分强调了技术的作用，而罗斯托的世界经济模式正是以这种长周期理论作为基础的。至于罗斯托认为当前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所谓第五个长周期的上升阶段的说法，不能反映当前资本主义世界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的特征，因为按照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学说，每一个长周期开始阶段，正是经济的繁荣导致了物价的上涨，而在每一个长周期的后期，由于经济的停滞而引起了物价的下跌，但康德拉捷夫长周期所说明的这种情况与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情况是不同的，所以罗斯托关于第五个长周期上升阶段的论点也就不可能从康德拉捷夫的学说中找到根据。
（引自《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由罗志如、范加家、厉以宁、胡代光四人完成，并由罗志如统稿。有关罗斯托一章，由厉以宁执笔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