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学说史》导言

一

本书以国际金融学说的产生和发展作为考察对象。从时间上说，本书的叙述从重商主义者关于国际金融的分析开始。在第一章第一节中，我们对此做了一些说明：“早期国际金融学说是整个国际金融学说的源头，现代国际金融学说的许多理论都要从这里追溯起，”“早期国际金融学说是在西欧封建主义解体和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内，为适应国际经济往来的日益发展而形成的资产阶级国际金融学说。”但应当指出的是，与国际金融活动有关的论点在重商主义以前就出现了。尽管这些观点不是系统的，而是零散的；不是较深刻的，而是较肤浅的，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姑且把古代希腊、罗马的作家们的看法略去不谈，至少从十三四世纪起，伴随着西欧城市的兴起和集市贸易的发展，随着国际金融活动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货币兑换和融资这样两个方面也有了一些较重要的论述。

在中世纪的西欧，城市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也就是市场的发育过程。每一个参加市场活动的人，不管他是不是城市中的居民，只要他在市场上买进了自己所需要的商品，或者在市场上出售了自己所生产的产品，他就对市场的发育过程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市场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发育的过程，市场正是在无数个商品交换者的无数次交易行为中，不知不觉地发育起来的。城市充分利用了市场的作用，使自己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各种要求得到满足。当然，城市在经济中也处于相互竞争的地位，一些城市兴起了，另一些城市衰落了，这是正常的现象。但历史清楚地表明，既然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繁荣是与对市场的利用程度分不开的，所以只有那些始终利用市场、充分利用市场的城市，才逐渐成为真正的经济中心，否则，即使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已经发展到了某种地步，只要没有突破对市场的限制，那么城市经济依然会由兴旺转为萎缩，由发展转为停滞。这一点不依城市主管当局的意志为转移。

城市的发展、市场的繁荣都离不开货币的使用和货币数量的充足供给。这是西欧中世纪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比如说，当时的货币供给是不充足的，对货币的需求却很大。封建主需要货币，商人需要货币，手工业者需要货币，城市管理当局也需要货币。没有货币，市场的交易难以进行；没有货币，城市的经济也就运转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封建主们就利用自己手中的铸币权，铸造货币，投入流通。封建主割据的政治格局，必然导致了货币类别的众多。不仅如此，封建主们为了牟取利益，还不断铸造重量较轻、成色较差的劣质货币，并且定期收回流通的货币，加以重新铸造，每改铸一次，重量就减少一些，成色也降低一些，银币的含铜量越来越大，以至于经过多次改铸，银币大都不再是银白色的，而变成黑色的了。货币类别的众多和货币质量的下降，给城市间的交易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尤其是给当时的国际性的贸易集市上的交易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西欧中世纪的商人们之所以对不同类别、不同成色的货币之间的兑换状况感兴趣，正是由于这种兑换关系到城市经济生活能否正常进行，关系到当时的国际贸易能否继续开展。

在西欧中世纪，由于交通运输不便，无论陆路交通还是海上交通都缺乏安全性，因此在国际贸易中，货币的运送问题亟待解决。于是在一些重要的经济中心之间，货币的易地兑换，即汇兑业务发展起来了。在这里，应当提到犹太人所起的作用。11世纪以后，西欧各地的犹太人普遍经营典当业，他们不受基督教的高利贷禁令的束缚。因此，犹太人也经营放债业务、融资业务。犹太人之间由于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彼此结成紧密的团体，有时，一家犹太人分居几个国家、几个城市之中。他们的财力和他们的地理分布情况，使他们在汇兑和融资业务上也越来越显得重要。在犹太人当中，出现了西欧中世纪城市里最早的金融家。除犹太人以外，意大利一些发达城市中，也产生了最早的经营货币兑换、借贷和汇兑业务的金融家。他们同犹太金融家一起，在当时的工商业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以海上贸易的开展来说，如果没有金融业的支持，商人们无法筹集到巨款建造较大型的航海船只，无法垫支货币购买大宗货物，也无法把赚得的利润源源投入再生产之中。再以佛罗伦萨的毛纺织业的发展来说，这也是与意大利和英国两地金融界的支持分不开的，正是由于有了国内和国际的融资活动，羊毛商人才有可能把英国的优质羊毛输入佛罗伦萨，并把毛纺织品从佛罗伦萨运往欧洲各地。在西欧中世纪，汇率中包含了利率。当时的市场汇率并不仅仅是铸币平价，而是铸币平价加减利率。这体现了国际融资活动的意义以及这种活动已经受到商业界、金融界重视的状况。

以上从两个方面——货币兑换和融资——说明了西欧中世纪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活动或国际金融活动的开展。重商主义以前西欧作家有关货币兑换和融资的论述，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

二

14世纪法国学者、教士尼科尔·奥雷斯姆（Nicole Oresme，1320—1382），大概在1360年前后写了《论货币的最初发明》一文。文内针对着当时货币成色恶化等不利于货币兑换和商业发展的事实发表了如下看法。

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2页。同上，第84页。

奥雷斯姆指出，改变货币的重量和成色是一种欺诈行为。他写道：“作为一位国王，如果降低附有他自己图像的货币的重量或成色，还有谁信任他？……如果在这上面弄虚作假，那还有什么是比此更恶劣的罪行？” 当然，在封建时代，拥有铸币权的君主既可能明目张胆地改铸货币，使货币质量下降，也可能以“公益”或“国民福利”作为借口来这样做。奥雷斯姆认为，即使是后一种情况，也是决不允许的。他写道：“专制君主往往会伪称他是用这项所得为大众谋利益，这种说法并不足信；根据同样理由，他也可以把我的大衣或别的什么拿走，说他所以需要这个，是为了大众的福利。……任何人决不可以用慈善事业作为借口而获取不义之财。”

同上，第85页。

奥雷斯姆把当时盛行的减少货币重量和降低货币成色的行为同高利贷行为做了一番有趣的对比。他说：“高利贷者把钱交给对方，是得到后者的同意的，后者可以用这笔钱应付急需。后者于归还时所付出的超过他原借数额的那个部分，是属于双方都满意的一个固定契约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位国王，于不必要地改变货币的内容时，是在违反其臣民意愿的情况下夺取他们财产的行动。” 因此，必然得出下列论断：这种做法比高利贷更糟。

同上，第86页。

奥雷斯姆分析了货币质量下降对于经济的危害性。据他的看法，货币质量下降除了会造成国内经济的不稳，即导致“应当高度稳定的东西陷于极其不稳定和混乱状态” 而外，还会直接危害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其原因就在于：

第一，良币或贵金属会流往国外，劣币会流入货币质量下降的国家，甚至在外国有人会伪造这种低值货币，把它们运到通用这种货币的国家。这是因为，伪造低值货币总是有利可得的。

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8页。

第二，货币质量的下降，使得“国外的商人既知那里通用的是劣质货币，将相戒裹足不前，不再以他们的优质商品和优质货币运往这个国家，因为最足以鼓励商人把自然资源和优质货币运往一个国家的是在那里使用的货币质优而价格稳定这一事实”。

同上。

第三，由于货币质量的下降，一切借贷事业，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借贷事业，都会停止下来，以至于“无法以货币安全地贷给任何人”。

可见，奥雷斯姆已经察觉到货币质量下降对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活动的干扰，所以他强调要制止这些减少货币重量、降低货币成色的行为，使货币尽快恢复正常状态，以利于货币兑换的正常进行和经济生活的正常发展。

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8页。同上，第62页。

在西欧中世纪社会中，与汇兑、融资等国际金融活动的开展密切相关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如何看待利用货币交易或货币收付以盈利的行为。这个问题的产生具有当时特殊的意识形态背景。这是因为，根据基督教的教义，放款取息是被禁止的。中世纪西欧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在《神学大全》中表述了下述看法：“贷出金钱以收取高利，就其本身来说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是一种把并不存在的东西去出卖的行为，由此，那种违背公正原则的不均等就明显地产生出来了；” “支付高利的人并不是真正地出于自愿，而是在某种强迫之下进行的。因为他很需要得到贷款，而有钱的那个人没有高利就不肯贷出。” 但即使如此，阿奎那也对借贷收息行为做了一定程度的变通处理，或者说，对于实际上已经存在于当时西欧经济生活中的某些直接或间接的借贷收息行为做了某种解说，这也就为融资（包括国内和国际的融资）活动找到了可以存在的理由。

同上，第65页。

例如，他指出，虽然放款者不应当索取较原数为多的金钱，“但是，一个用某种合伙的方式把他的金钱委托给一个商人或匠人的人，并没有把金钱的所有权转让给后者，而是保留在他自己手里；这样，那个商人或匠人是在由金钱的所有者自担风险的情况下，来从事贸易或使用它的。因此，他可以合法地对从金钱的利用中所产生的利益的一部分提出要求，因为这是来自他自己的财产的”。 这意味着，即使根据基督教教义，以融资的方式或合伙的方式而从货币使用中获得追加的收入，仍是可以容许的经济行为，不应对之谴责。

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0页。

又如，“如果一个人为了节约而把钱存在另一个有余款来放高利贷的人那里，那他就没有犯罪，只是为了一个好的目的，而利用一个犯有罪行的人罢了。” 这就是说，尽管高利贷者是有罪的，但那些把钱存到高利贷者那里去的人，只要是出于节约的目的，那么他们本身就无罪可言，因为节约的目的是一种良好的目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融资活动，只要出资人声称这是一种节约，那么他们就可以把节约下来的货币投入金融事业，而由金融业者去经营、使用。

后来，在16世纪，曾担任法国宫廷和议会法律顾问的卡罗律斯·莫利诺斯（Carolus Molinaeus，1500—1566）在《论契约与高利贷》（1546）一文中，就借贷和融资问题发表了新的观点。这些观点与基督教教义有很大不同。

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5页。

莫利诺斯首先指出，经院学者之所以一直谴责借贷收息行为，据说是以《圣经》中的若干段落为依据的，但《圣经》中只是说，违背仁爱的活动应被禁止，而借贷活动的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因此，至多只能说违背仁爱原则的借贷收息是违背《圣经》的，不能一概认为借贷收息与《圣经》相抵触。何况，客观上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把钱借给对方，对方不仅没有受损失，反而获得利益，这又何尝违背基督教教义呢？莫利诺斯写道：如果“债务人是有力量归还本金和利息的，并且是可以方便地保留其所得收益中的大部分的，这就表明，这种利息对他并无损害，其间也不含欺诈性，情况相反，对他倒是有很大好处的。它与仁爱或与周围之人和睦相处的原则绝无任何抵触，也不违背神的或自然的律法，进行时尽可以心安理得”。

同上，第193页。同上，第104页。

莫利诺斯接着把借贷收息与商业经营取利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他认为，“从事经商的人，往往需要用别人的钱，合伙经营也不是处处相宜的，于是发生了由个人经营的业务，但是没有人会愿意无偿地借出资金”， 这样，就发生了经营资金的不足，这对于商业显然是不利的。这种资金不足的情况如果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就会导致如下的结果，即经商者在手头拮据时不得不忍痛变卖一部分资产。所以解决的方式最好是把无偿借出资金改为有偿借出资金，这里并不含有不公正的因素。莫利诺斯由此表述了他对货币使用的独到的看法：“货币本身对任何人不存在欺骗作用或损害作用，使用者所取得的不是对等的利益，就是较大的利益，是富有公平因素和值得赞扬的。”

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6页。

在借贷、融资活动中，利息如果是被容许存在的话，那么利息率应当以多高为合适呢？这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莫利诺斯就此写道，利率本是无所谓公平或不公平的问题，这应当结合具体的情况进行分析。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最适度、最合情合理的解决办法是，把债权人的所得，规定由债务人用借入本金购买资产后，按照通常的和公道的估计所应当取得的收益或收入为限。” 但莫利诺斯认为，在这里还应当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债权人的所得不应以资产收益的最低额为限，否则，越是延期还款就越有利；

第二，除非对延期还款的行为实行一种惩罚（例如令其负担高利息），不然的话，即使规定给债权人以平均收益额作为限度也是不适当的；

第三，由于商业上的交易千变万化，所以对借贷利息率不必规定一种绝对的限度，而是应当容许存在例外，在某些例外场合，利息率再高一些也是不要紧的。

总之，莫利诺斯的论述为借贷和融资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它们为金融业的发展准备了理论的前提。

正如在前面已经指出的，国际金融学说作为考察国际金融领域内的基本问题的一种学说应当从重商主义追溯起，在重商主义以前，比如说在西欧中世纪，虽然一些作家考察了货币兑换问题、借贷和融资问题，等等，但依然是零散的、非系统的。因此，我们只是在本书导言中提到这些方面的论点，可能这就够了。

三

本书共分为三编。第一编是早期国际金融学说，包括从重商主义到古典学派政治经济学这段时期内的国际金融学说（第一～七章）。第二编是从早期国际金融学说向现代国际金融学说的过渡，从时间上说，大体上是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30年代（第八～十五章）。第三编是现代国际金融学说的发展，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西方国际金融学说的演变与发展（第十六～三十六章）。

现代国际金融学说有三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即汇率决定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国际通货膨胀理论。这三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全都可以从重商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那里找到最初的依据。但这三个基本的组成部分的理论的体系化和充实，则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30年代，既可以被看成是从早期国际金融学说向现代国际金融学说的过渡期，又可以被看成是现代国际金融学说的准备阶段。本书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在论述国际金融学说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时，着重阐明汇率决定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国际通货膨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1.本书对汇率决定理论的论述主要见于第十一章（《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第十三章第三节（《凯恩斯的古典利率平价理论》）、第三十二章（《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新阶段》）、第三十三章（《现代利率平价理论》）、第三十五章第一节（《布莱克的“汇率决定的流量分析与存量分析”》）和第二节（《布莱克论“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决定”》）。这些章节评述了汇率决定理论的三个分支——购买力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综合平价理论——的历史、基本论点与是非得失。

为了更好地说明汇率决定理论的演变过程，本书的另一些章节也对此有所阐述。例如，第二章第二节论述了重商主义者关于汇率决定的观点；第三章第二节，论述了孟德斯鸠关于货币兑换比率的观点；第九章第二节，论述了L. 瓦尔拉关于汇率决定的观点。这些都可看成是贵金属本位制（包括单本位制和复本位制）下的汇率决定理论，尽管它们是相当简单的。又如，第三十四章（《合理预期与汇率理论》）着重讨论预期概念的变化对汇率理论的影响。这个问题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现代利率平价理论和综合平价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预期概念的变化有关。

2.本书用了较多的篇幅来论述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传统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是D. 休谟于18世纪提出的价格-现金流动机制，第四章（《休谟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就此进行了论述。

以后，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先后形成三个分支，即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理论、吸收理论和货币理论。

关于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理论，第十章（《马歇尔的国际收支理论》）、第十七章（《勒纳关于国际金融的论述》）、第十九章（《琼·罗宾逊的国际收支与汇率理论》）、第二十二章（《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理论》）中做了分析。

关于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理论，第十三章（《凯恩斯的国际金融理论》）、第十四章（《哈罗德的国际收支均衡理论》）、第十八章（《马柯洛普的国际投资乘数理论》）、第二十三章（《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理论》）中做了分析。

关于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理论，除第二十四章（《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理论》）中专门进行论述以外，第五章（《桑顿的汇率学说和19世纪初年英国的“金块论战”》）、第六章（《李嘉图的金本位制理论和英国“金块论战”的继续》）、第二十五章（《固定汇率理论和浮动汇率理论》）中也都涉及并讨论了这一问题。

3.国际通货膨胀理论是现代国际金融学说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资本流动有密切关系。第七章（《西斯蒙第关于国际金融的论述》）中对J. 西斯蒙第关于通货膨胀国际传递问题的观点做了介绍。第十二章第二节（《俄林关于国际金融的论述》）中，又评述了G. 俄林关于国际资本流动及其货币机制的观点。而在第十五章（《金德伯格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理论》）则专门讨论了C. 金德伯格在这个领域内的研究成果。

在现代的国际通货膨胀传递理论中，基本上有两个分支或两种分析方法，一是结构派或结构分析方法，二是货币派或货币分析方法。第二十一章（《缪尔达尔和林德白克关于国际金融的论述》）所讨论的是结构派观点和他们所使用的结构分析方法。第二十七章（《通货膨胀国际传递的货币分析》）所讨论的则是货币派观点和他们所使用的货币分析方法。

4.现代国际金融学说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汇率决定理论（包括购买力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综合平价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包括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理论、吸收理论、货币理论）、国际通货膨胀理论（包括结构派的分析、货币派的分析）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构成本书的基本内容。除此以外，本书还讨论了下述三个方面的问题：

①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金融问题

第二十章（《讷克斯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论述》）着重探讨了讷克斯有关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外债清偿能力的观点。

第二十六章（《蠕动钉住汇率理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就一种介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之间的汇率制度（蠕动钉住汇率）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分析。

第二十九章（《金融深化理论》）以肖和麦金农的金融深化理论为主线，讨论了发展中国家摆脱国际收支困境和充实资金的途径。

②金融创新问题

第三十六章（《金融创新的理论与实践》）除了评述现代经济学界有关金融创新成因与影响的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外，还着重阐释了金融创新与金融管制之争，以及金融创新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

③国际货币改革问题

第二十八章（《米德关于内外均衡协调与国际经济理想秩序的理论》）所涉及的内容较多。其中，一部分是与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有关的（该章第一～二节），另一部分则是米德关于理想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论述，它涉及了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设想。

第三十章（《特里芬的国际货币改革理论》）专门就特里芬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论与方案进行论述。

第三十一章（《特别提款权与有关国际储备资产的讨论》）论述了关于国际货币改革的某些最新研究状况。

5.在国际金融学说史上，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与政策主张不仅有承上启下的学术渊源关系，而且就一个具体的经济学家的著作来看，正确的与错误的成分往往并存。因此，我们既要了解他们之间的学术渊源关系，又要对他们的理论与政策主张进行分析，辨明哪些较为科学与合理，哪些则是不科学的、庸俗的。

第一章第二节（《马克思对早期国际金融学说的评论》）、第八章第二节（《马克思对西方有关汇率、国际收支、国际信用危机的观点的评论》）、第八章第三节（《列宁对西方有关国际资本流动的观点的评论》），介绍了马克思和列宁对西方经济学界关于国际金融问题的观点的评论。

关于汇率决定理论，第十一章、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第三十五章中均有专门一节进行评论。

关于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也各有专门一节进行评论。

关于国际通货膨胀理论，对它的评论主要见于第二十七章第三节（《对国际传递货币论的评价》）。

本书写作的特点是，在系统阐述了国际金融学说史上某一流派、某一理论、某一方案的内容之后再予以评论，而不采取夹叙夹议的写法。这是因为，考虑到本书是一部国际金融学说史的著作，首先应当让读者了解国际金融学说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只有在此基础上再给予评价，才能使读者有较多的收益。

6.本书是一部关于国际金融学说史的著作，因此，假定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已经具备三方面的基本知识：

a.国际金融的基本知识，

b.经济学说史的基本知识，

c.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知识。

有关国际金融、经济学说史、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若干基本概念与方法，都不是本书的内容，因此也就没有把它们包括在内。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的课堂上曾以“国际金融学说史专题”和“现代西方国际金融理论专题”名称讲授过（本科高年级学生作为选修课，部分专业的研究生作为必修课）。实践表明，学生们对这两门课程很感兴趣，学习成绩普遍较好。所以本书适宜作为高等财经院校有关专业的教材。

（引自《国际金融学说史》，陈岱孙、厉以宁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