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温·坎南和伦敦学派的形成

在20世纪初期的英国，剑桥大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中心，A. 马歇尔是当时居于正宗地位的剑桥学派的领袖。但与此同时，在伦敦经济学院，也正在形成另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派别。它后来被称作伦敦学派。伦敦学派的领袖就是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爱德温·坎南（Edwin Cannan 1861—1935）。

本文的内容是概述伦敦学派的形成过程以及伦敦学派经济学家们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前和危机期间的基本论点。

一、20年代坎南与剑桥学派在货币问题上的分歧

坎南原籍苏格兰，早年就学于牛津大学，1897年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任讲师，1907年起任教授。坎南的主要著作有：《1776—1848年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生产与分配理论史》（1893）、《英国地方税史》（1896）、《财富论》（1914）、《货币论》（1918）、《经济理论述评》（1929）、《现代通货及其价值的调节》（1931）等。坎南是亚当·斯密的著作的编辑、校订和注释者。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经坎南编校出版，成为最好的版本。

从此，坎南也就被学术界公认为亚当·斯密学说的最权威的解释者。此外，坎南还是适度人口理论的代表人物。

道尔顿：《坎南教授的总的贡献》，载《伦敦经济学院纪念坎南论文集》，1927年版，伦敦，第7页。

在经济理论方面，坎南受英国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说的影响很深，但他同时也采纳了19世纪后期流行于西欧大陆的历史学派的部分观点和某些研究方法。他和马歇尔大体上是同时代的人，并且也和马歇尔一样，以折中的态度兼取各派学说的论点，充作自己在大学讲授的主要内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他对于马歇尔的理论基本上是同意的。他还选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作为教材，边讲授、边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坎南在伦敦经济学院所讲授的内容与马歇尔在剑桥大学所讲授的内容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讲授方法上，坎南采取的多半是评述性的，较少发表抽象的议论。这个时期，只存在剑桥学派，还不存在一个独特的伦敦学派。正如坎南的学生H. 道尔顿所形容的，坎南的讲授的特点在于叙述明白易懂，没有空泛的发挥，不用高深的数学公式，“经济科学在坎南那里显然是一种普通的常识”。

道尔顿：《坎南教授的总的贡献》，载《伦敦经济学院纪念坎南论文集》，1927年版，伦敦，第7—8页。

由于坎南编校出版了亚当·斯密的著作，坎南对英国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做过细致的研究，所以这时的坎南主要被看成是经济学说史的专家。道尔顿写道：“人们常说，坎南教授的讲学‘批评性多而建设性少’，又说坎南不曾像马歇尔和某些外国学者所完成的事业那样创立一个学派。这两种看法不是没有联系的，所以值得我们研究一下。创立一个思想上的流派究竟是指什么，这很不容易讲清楚。我想，收集在这本（纪念坎南教授的）伦敦经济学院论文集中的各篇文章之所以在思想上有某种程度的一致，这是因为所有的作者都曾经是坎南教授的学生的缘故。” 这一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当坎南把他的主要精力用于编校亚当·斯密著作和撰写经济学说史论著的时候，他在经济理论本身并没有多少创见，所以在剑桥学派的正宗学说盛行的情况下，还谈不上有什么“伦敦学派”。第二，但坎南作为主持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讲座的名家，他培养了一批学生，并使他们在学术思想上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这就为后来伦敦学派的建立和发展准备了必要条件。伦敦学派的正式形成是在30年代内，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文第二和第四部分中叙述。

坎南同剑桥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上的重大分歧，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它主要表现在货币理论方面。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关于英国货币政策的争论，持续了好些年。而在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后，这场争论扩大到一般经济理论和一般经济政策领域内。因此，要弄清楚伦敦学派形成的过程，应当从20年代货币问题上的分歧谈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经济受到了很大损失。大战开始后，英国停止了黄金兑换。英国的货币流通量在战争期间急剧增加，通货膨胀严重，英镑汇价下跌。而大战结束后，英国经济长时期处于停滞的状态，出口不振，国际贸易有巨额逆差。在这些情况下，英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是废除金本位制，还是恢复金本位制？是否实行通货管理的措施？是否应当尽可能维持英镑与黄金的战前平价？各种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何在？……英国经济学界对这些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凯恩斯：《劝说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66页。凯恩斯：《劝说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77页。

坎南和他的学生T. 格雷高里主张恢复金本位制，尽可能维持英镑与黄金的战前平价，反对采取通货管理的措施。他们的观点是与当时剑桥学派的看法针锋相对的。20年代，剑桥学派在货币理论方面的重要代表人物是R. 霍特里和J. 凯恩斯。霍特里不主张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建议用金汇兑本位制来代替它。凯恩斯则反对恢复金本位制；他认为，“金本位制现在已经是一种野蛮作风的残余”， 如果一定要恢复金本位制，那么即使能使英镑的汇率稳定下来，但却无益于国内失业率的降低和物价的稳定，因为英国的出口会变得更加困难。尽管霍特里和凯恩斯在英国货币本位问题上有分歧，但在主张实行通货管理方面，他们两人的观点是接近的。他们都从马歇尔、A. 庇古所强调的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之间的依存关系出发，把中央银行通过利息率的调整影响信贷数量，然后通过信贷数量的变动来影响消费和投资，以及进而影响物价水平的做法，视为有效的通货管理措施。凯恩斯这样写道：“我主张长期实行管理通货制……我认为商业波动是现代社会最严重的病征，同时也是最有挽救希望的病征，这些病征主要是由于我们信用与银行制度方面的欠缺造成的，如果把通货的管理抓在我们自己手里，挽救办法就比较容易进行。” 剑桥学派的货币数量论是通货管理主张的理论依据。凯恩斯的上述看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剑桥经济学家们对待20年代英国经济问题的对策的态度。

那么，坎南、格雷高里这些伦敦经济学家主张恢复金本位制的理论依据何在呢？20年代，坎南关于货币的论点主要反映于他的《货币论》一书和刊载于《经济学杂志》《经济学报》的各篇论文中。《货币论》初版于1918年，1920年以后做了修改和增添了内容［在《货币论》的第四版（1923）中，包括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1923年为止物价变动的例证］。坎南在书中所发表的论点，可以归结如下：

坎南：《货币论》，第四版，1923年，伦敦，第18页。格雷高里：《坎南教授和现代货币理论》，载《伦敦经济学院纪念坎南论文集》，1927年版，伦敦，第40页。同上，第42页。

第一，坎南认为，要了解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应当先了解什么是对通货的需求。他曾这样写道：“边际效用对黄金（无论是就它的普通用途而言，还是就它作为通货而言）所起的作用同对其他商品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如果黄金相当便宜，它会被用作屋顶，并且许多过去因财力不足而用不起黄金制成的器皿的人，也将拥有金质器皿了。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但要了解边际效用理论如何适用于通货，可能有些困难。我们能说英镑变得比较充裕时英镑的价值就下跌，它们的边际效用就减少吗？边际的购买者或边际的购买在哪里呢？需求弹性在哪里呢？” 在坎南看来，人们对通货的需求表现为希望持有通货，因此这种需求不会因通货数量的增加而发生等比例的变化。格雷高里认为这是坎南的货币学说中“理论上最重要之点”。 格雷高里说：“根据这种学说得出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一种数量固定的通货能够有不断下降的价值，而一种数量上不断减少的通货，其价值可能下降得更厉害。” 坎南的这种看法显然是与剑桥学派的货币数量理论针锋相对的。

坎南：《货币论》，第四版，1923年版，伦敦，第64—65页。同上，第65页。

第二，为了进一步指出货币数量论的缺陷，坎南提出了多种因素影响物价水平的论点。他认为，货币数量论之所以不可能正确地说明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的关系，正由于它把问题过于简单化，只看见货币数量这一个因素，而忽略了其他因素。坎南写道：“货币数量论，像经济文献中的其他许多说法一样，认为X在其他情况相等或不变时依存于A，而不顾这一事实，即很可能同样正确地声称，‘在其他情况（包括A在内）相等或不变时X依存于B’。X可能依存于十种，乃至于一千种情况，可以说，其中每一种情况又依存在其他情况‘假定处于不变条件下’时的某一种情况。经济问题的研究者们常常忽略这一点，而设想彼此在基本论点上存在分歧，其实，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有一点：一种人认为A重要，所以说‘在其他情况（包括B在内）相等时X依存于A’，另一种人认为B比较重要，所以说‘在其他情况（包括A在内）相等时X依存于B’。” 坎南认为货币数量论正是犯了这种片面性的毛病，“货币价值的数量理论只把数量当作货币价值可能依存的条件，而其他条件（包括需求）则被视为不变”。 坎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既然决定货币价值或物价水平的因素是复杂的，货币数量论的观点是片面的，那么根据货币数量论来管理通货和稳定物价的政策主张自然也就失去了依据。

坎南：《卡塞尔教授论货币和外汇》，载《经济学杂志》，1922年12月，第510页。坎南：《通货或信贷的限制》，载《经济学杂志》，1924年3月，第52及以下诸页。

第三，坎南指出，剑桥学派的通货管理主张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会带来许多弊病。在他看来，无论是采取调整利息率的做法还是采取控制信贷数量的做法，都是不妥当的，因为它们都是对市场经济的人为的干预。坎南在《卡塞尔教授论货币和外汇》一文中，认为中央银行的贴现政策和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是：并非一种“合适的”贴现政策产生“合适的”货币数量，而恰恰是通货发行所受到的限制迫使银行采取适当的贴现政策。 坎南还认为，中央银行控制信贷数量的政策与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也与此相似。他在《通货或信贷的限制》一文中指出：不是对信贷数量的控制能够造成“合适的”货币数量，而恰恰是通货发行所受到的限制迫使银行去控制信贷数量。 可见，这一切正与从货币数量论出发来进行通货管理的创议者的说法相反。

格雷高里：《坎南教授和现代货币理论》，载《伦敦经济学院纪念坎南论文集》，1927年版，伦敦，第52页。

第四，坎南坚持主张恢复金本位制。他认为，金本位制的最大好处是使得货币流通的数量受到限制，从而保证物价的稳定。他承认，如果恢复金本位制以后，在遇到国内物价稳定和英镑汇价稳定二者发生矛盾时，有可能为了稳定英镑汇价而牺牲国内物价稳定，而这一点正是剑桥学派反对恢复金本位制和主张实行通货管理政策的理由。但坎南认为这种牺牲国内目标以实现对外经济目标的情况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加之，即使着手恢复金本位制，这也并不妨碍进一步改善货币流通制度方面的技术性问题，例如，只要对黄金的供给和需求加以改进，或者改变黄金同通货的平价，那就能够使金本位制更加稳定。

以上就是20世纪20年代坎南就货币问题所发表的不同于剑桥学派的主要论点。在当时的这场同剑桥学派的争论中，坎南的得力助手是他的学生、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格雷高里。格雷高里的看法与坎南是一致的。他认为，通过中央银行的贴现政策来管理通货虽然有可能使企业界受影响，但这种影响不能被夸大，因为利息率变动对生产成本变化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如果说利息率变动会对企业界发生影响，那么这主要是间接的心理上的影响。因此在格雷高里看来，中央银行贴现政策并不如通常人们所设想的那样有效，要防止物价波动，实行金本位制要比采取通货管理有效得多。

格雷高里指出，金本位制是迄今为止各国所实行过的货币本位制度中最好的一种，因为它本身有一种自行调节物价的作用。这就是说：如果黄金供给增加，而对黄金的需求不变，那么金价下跌，一般物价上升，这对金矿开采者是不利的，于是金的产量下降，使黄金的供给与对黄金的需求又趋于平衡，金价恢复原状，物价也就相应地下跌。反之，如果黄金供给减少，而对黄金的需求不变，那么金价上升，一般物价下跌，这对黄金的需求者是不利的，于是用户（主要指工业上使用黄金的单位）对黄金的需求减少，使黄金的供给再次与对黄金的需求趋于平衡，金价恢复原状，物价也就相应地回升。格雷高里认为，金本位制一旦被取消，而代之以其他任何一种货币本位制，都不可能使物价水平保持这样的稳定性。

怎样看待20世纪20年代英国剑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们在货币理论和政策主张上的这些分歧呢？实际上，这里已经反映出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两种思潮——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和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之间的冲突。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们依然信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的正统经济学说，国家不干预私人经济活动。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尽管在一般经济理论方面并没有放弃资本主义经济自行调节以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正统理论，但至少在货币流通这个问题上做了某种程度的修改，即认为金本位制在英国已经过时，如果英国政府不对通货进行管理，不实行货币调节政策，英国经济是很难保持稳定的。因此，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坚持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同时，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在货币领域内朝国家干预主义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然，20年代在英国仍然谈不上有一个正式的“伦敦学派”，不过已经可以看出一种迹象，即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们正在逐渐使自己的经济理论具有不同于剑桥学派的特色：他们顽强地维护经济自由主义传统。

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英国经济政策主导思想的演变》，载《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第33—34页。

英国经济政策的决策者是英国财政部的负责官员和财政部的专家。20年代内，他们既遵循剑桥学派和马歇尔的资本主义经济自行调节的均衡学说，不准备采取任何直接干预经济的措施，又拒绝了剑桥经济学家们关于废除金本位制和实行通货管理的主张。 但财政部也不完全以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们的建议为指导思想。1925年英国恢复了金本位制，寄希望于提高英镑汇率，巩固英国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地位，而置国内物价稳定于比较次要的地位。然而，这时英国恢复的，并非坎南和格雷高里所希望的战前金本位制，即古典的金币本位制（自由铸造、自由兑换、黄金自由出口），而是不完全的金本位制，即金块本位制，在这种制度下，铸造和兑换都是受限制的，1920年的黄金出口禁令也并未明令取消。结果，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竭力反对英国政府的货币政策，一再指责它，而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也不满意英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不断对之批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

二、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后坎南、格雷高里和罗宾斯的理论和政策主张

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英国经济政策主导思想的演变》，载《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第35页。

1929年爆发的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英国经济遭到沉重的打击。工业生产下降，出口数额锐减，失业人数激增，国内阶级斗争形势高涨。这一切使得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中一部分人对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产生了巨大的怀疑，要求从理论上对生产过剩和大规模失业的原因做出新的解释，并主张采取更有力的、更直接的国家调节经济的政策。剑桥学派这时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些剑桥经济学家仍坚持马歇尔的传统，另一些剑桥经济学家则力求越出剑桥学派的充分就业均衡学说，去寻求新的答案。30年代以后的凯恩斯就是后一类剑桥经济学家的代表。

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们这时怎样看待30年代经济危机呢？他们又怎样对待19世纪中期以后流行的传统庸俗经济学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呢？简单地说，他们的态度是异常保守的，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看法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的看法没有什么重大差别。不少已被凯恩斯这样的剑桥经济学家所放弃了的传统庸俗经济学的观点，仍被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所维护和发挥。当剑桥大学逐渐成为“新经济学”的中心时，伦敦经济学院取代了从前剑桥大学作为传统庸俗经济学大本营的地位，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阵地。这就是30年代英国经济学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幕。因此，一个具有独特的学派色彩的伦敦学派正是在30年代初形成的。

3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坎南、格雷高里、L. 罗宾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的基本论点如下。

（一）坎南的观点

坎南：《对劳工的需求》，载《经济学季刊》，1932年，第357页。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0页。同上，第51页。

首先，按照坎南的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本来是有能力自行调整，避免严重的生产过剩的，但正是由于在工会力量增强的情况下，工人提出了过高的工资要求，于是雇主不可能雇用较多的工人，失业就扩大了。坎南认为，实际工资率的高低决定预期利润率的高低，从而决定失业率的高低，因此，只要工人不再坚持要求过高的工资，或者只要能够实行降低工资的政策，雇主就可以增雇工人，直到充分就业为止。 这就是传统庸俗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一种解释。用克莱因的话来说，坎南“想以解释一个工厂或一个工业部门的失业的方针来解决一般的失业”。 因为就一个工厂或一个工业部门而言，如果对产品的需求是有弹性的，工资率越低，雇主越愿意雇用工人，扩大生产，但克莱因认为，这完全不足以解释社会失业现象。他说：“如果这一观点能代表这一时期许多经济学家的理论，那么说凯恩斯体系是革命的还有什么可疑呢？”

坎南：《现代通货及其价值的调节》，1931年版，伦敦，第5—6页。

在英国的货币本位制问题上，坎南仍坚持他在20年代的维护金本位制的看法。要知道，自从1925年英国实行金块本位制之后，英国经济遇到了更大的困难，进口增大，出口不旺，投资减少，通货紧缩。30年代经济危机发生前，尤其是危机爆发后，英国国内要求取消金本位制的论调日益高涨，主张取消金本位制的剑桥经济学家们把金本位制的取消看成是使英国摆脱经济危机困境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坎南不以为然。他在1931年出版的《现代通货及其价值的调节》一书序言中说，他仍有必要重复一下在《货币论》中表述过的观点，即金本位制有种种优点，不必放弃它。

（二）格雷高里的观点

格雷高里：《黄金、失业与资本主义》，1933年版，伦敦，第258页。同上。

格雷高里是坎南理论的积极支持者。他认为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同产品的需求弹性联系在一起的。格雷高里在1930年的《合理化和技术性失业》一文中写道：“如果对产品的需求有大于一的弹性，它的价格的下降引起所需求的数量的较大比例增加。这样，即使在一个劳工成本降低的合理化的行业中，弹性越大，诱发的对劳工的需求越大，从而再吸收工人和增加所雇用的劳工总数的机会也就越大。至于究竟需要多少劳工，则不仅依赖于需求状况，而且也依赖于该行业的技术条件。” 以上所说的是诱发的或引致的对劳工的直接需求，除此以外，诱发的或引致的对劳工的间接需求也是因产品需求弹性不同而不同的。格雷高里写道：“即使该行业对劳工的诱发的需求的弹性小于一，但假定对该行业的产品的需求有大于一的弹性，那么对劳工的间接的诱发需求可能有大于一的弹性。因为该行业使用的机器和其他设备本身必定是被劳动资料所创造的，所以，如果该行业的产量在扩大之中，它要求扩大的设备生产。这样一来，制造设备的各行业增加了的对劳工的需求（这标志着要求大量新设备的合理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可能在第一阶段过去之后仍继续存在。” 格雷高里声称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合理化运动持有乐观的态度，他不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新技术排斥工人所引起的。

格雷高里：《黄金、失业与资本主义》，1933年版，伦敦，第265页。

那么，30年代的大规模失业的基本原因究竟何在？同坎南一样，格雷高里把它归结为工人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要求过高。他认为，工人可以要求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但这必须以他们提供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为前提，否则是不能有好结果的，“因为如果没有更多的产量，较短的工作日或者会带来较少的工资，或者就会提高每一单位的成本，而如果在不增加生产率的情况下提高货币工资，那将会引起失衡”。 按照坎南和格雷高里的上述解释，经济危机期间资产阶级政府对经济的直接调节（财政调节）是不必要的。假定说国家在这期间有责任采取某种应急措施的话，这就是告诫工会，劝导工人，或颁布法令，以限制工资率的增加，否则就无法吸引投资，无法缓和国内的失业问题。这就明显地表明：他们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的责任推给了工人。

格雷高里：《金本位及其前景》，第三版，1934年版，第46—47页。格雷高里：《金本位及其前景》，第三版，1934年版，第65页。格雷高里：《金本位及其前景》，第三版，1934年版，第154页。

格雷高里在货币本位制问题上，也采取与坎南相同的立场。他认为，与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英国经济状况恶化有关的是两个因素：一是上面已经谈到的工资增加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另一是在现存汇率之下英国的产品生产成本高于其他国家的产品成本。 后一种情况造成了国际收支逆差。为了解决英国在国际收支方面的困难，他认为英国并不一定要取消金本位制，它可以在下述五种做法中任选择一项或几项，即①增加出口；②减少进口；③增加海外投资收入或航运业、金融服务业收入；④减少海外投资；⑤在维持银行结构稳定的情况下减少黄金储备量。而取消金本位制则并不能解决英国国际收支的困难，因为增加出口和增加海外投资收入等项办法不是英国单方面努力所能取得效果的。只要经济危机是世界性的，英国即使取消金本位制，还是不可能达到增加出口和增加海外投资收入的目的。于是问题仍然回到削减工资以降低英国产品生产成本这方面来，这被看成是解决英国国际收支困境的关键。至于取消金本位制，甚至还会使情况复杂化，使出口更困难。格雷高里就此评论道：“1931年以来许多国家放弃了金本位；一整套进口限额和贸易许可证的限制，以及追加的关税率实现了；延期偿债和外汇管制大大妨碍了资本流动和利息支付；最后，1932年英国设立了外汇平准基金以消除较小的汇率波动，1934年美国又仿照这一先例而采取同样的措施。显而易见，要估计英国取消金本位对它自己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直接后果是极其困难的，因为除了难以分清任何一个原因的后果外，各个起作用的因素彼此之间在原因和后果方面还部分地联系在一起。” 格雷高里看到了英国取消金本位制之后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意识到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战和货币战加剧的严重后果，这是他与当时某些竭力主张废除金本位和实行通货贬值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之点，也是他甚至在英国和另一些国家取消金本位制之后仍主张实行金本位制的原因。他说道：“在当前世界形势下，我并不认为在价格大大上升之前拒绝考虑恢复金本位的做法是合理的。与此相反，我把拒绝恢复金本位看成是复苏的主要障碍之一，从而也是……价格回升的主要障碍之一。”

格雷高里列举了恢复金本位制的几个理由：

第一，关税限制和进口限额的措施正是通货不稳定的直接产物，而关税限制和进口限额对工业活动和原料生产国都有累积性的后果。

第二，金本位制取消后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和物价有着不利的影响。

第三，金本位制取消后，国际信贷活动几乎停顿了。

同上，第154—158页。

第四，金本位制取消后，银行的“过度储备”比过去大得多，从而货币流通速度变慢了，这样实际上产生了通货收缩的后果，它不利于经济的复苏和物价的回升。

格雷高里：《金本位及其前景》，第三版，1934年版，第145—146页。

格雷高里承认，尽管国际的金本位制是相互联系着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得以健康发展的货币制度，但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后，支持国际金本位制的人已经不多，他本人则一直坚持过去的看法，并且他希望的不是单独一国恢复金本位制，而且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恢复金本位制，即把金本位制重新作为一种国际的货币制度。

（三）罗宾斯的观点

30年代内，坎南的另一个学生、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罗宾斯，也是一个“正统”的经济学家。他继续维护着经济自由主义传统。

琼·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载《美国经济评论》，1972年5月，第1页。

J. 罗宾逊曾经讽刺性地谈到罗宾斯在1932年发表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她写道：“在这篇论文里，他把经济学评述为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使用中间进行分配的科学。无疑地，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说法，可是本文发表的时间却是不幸的。在这本著作刊行的时候，英国有三百万工人失业，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不久前已下降到原来水平的一半。当用于各种目的的资源完全不像过去那样稀缺时，该书出版了，这恰是一种巧合。” 但不管罗宾斯著作的发表合不合时宜，资源配置确实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而罗宾斯的基本出发点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机制能使各种经济资源有效地配置于各个部门和地区，对这种市场机制的破坏则是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的。罗宾斯同坎南、格雷高里一样，忠实于“正统”经济学说，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完美无缺。

罗宾斯：《大萧条》，1934年版，伦敦，第83页。同上，第83—84页。

罗宾斯对30年代经济危机的原因的解释也是从同一个立场出发的。在1934年出版的《大萧条》一书中，他这样写道：“英国的工资率从1924年以来是不变的。结果是，在面临对劳工的需求下降的趋势时，工资率并未降低。” 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的情况同它战前的情况做了对比，接着说道：“在战前时期，工会对失业的工会会员的存在负责。如果失业人数超过了一定点，工会知道这是考虑自己的工资政策的时候了。（我国的失业统计之所以是杰出的，因为它们注意了这样一些变化）。在战后时期，由于有了失业保险制度，工会免除了这种责任。由工会工资政策所造成的失业人数不再是工会领袖们首先考虑的内容。这里并没有指责工会领袖的意思。它本身也并非对于失业保险制度的批评。这只是说明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战后时期存在的那种形式的失业保险的后果之一，就是它增加了工资的刚性。这一点在均衡工资趋向于下跌的时期意味着劳工市场的失衡。” 由此可以看到罗宾斯也是坎南的观点的积极支持者。

罗宾斯：《大萧条》，1934年版，伦敦，第7页。同上，第96页。同上，第97页。

但罗宾斯认为，劳工市场的失衡并不是当时英国经济中存在的唯一的一种失衡。与此同时，还存在着货币市场的失衡。关于后一种失衡，则与英国在恢复金本位制时汇价定得不合适和英国在恢复金本位制以前经济的不稳定性相联系。罗宾斯指出，1925年英国恢复金本位制的做法尽管不完全符合理想，但这毕竟是一次有益的政策行动，因为金本位制的恢复使贸易兴隆，收入增加，生产发展，国际投资活动活跃。 他不同意那种把英国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所遇到的困难说成是英国恢复金本位制的一个恶果。他说：“经常有人说，挫折在于其性质本身，即认为这些年的经验表明金本位乃是不稳定的源泉。……坚持金本位制应对英国的经济困难负有责任。正是金本位制造成了最终使整个结构遭受灾难的大量浮动的收支差额。经验材料确实不利于金本位制。” 但是，罗宾斯接着指出：“这一结论是不可信的。这些困难中的任何一个困难，都不能这样地归咎于金本位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英国的失衡乃是选择错误的平价和未能遵照金本位的要求的结果。至于浮动的收支差额，就以它们是一种特别的危险而论，它们部分地是恢复金本位以前的不稳定的产物，……部分地是英国的失衡状态持续存在的产物。”

那么，在罗宾斯看来，英国应当在30年代对经济危机采取什么对策呢？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与坎南、格雷高里的看法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作为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他反对剑桥大学中那些越来越倾向于国家直接调节经济的经济学家们的主张。

罗宾斯：《大萧条》，1934年版，伦敦，第161页。同上，第165页。同上，第176—177页。

关于危机的对策问题，罗宾斯认为，由于战后情况与战前不同，又由于30年代国际经济形势中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此，实现完全的稳定看来是不可能的，所以能够争取做到的是消除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尽可能使经济稳定下来。他提出，主要的任务是设法恢复国际经济中的相互信任，但要恢复这种信任是不容易的，除了政治上的复杂情形而外，“当前对信任而言，主要危险在于担心货币的动荡”。 为此，他认为需要避免货币的动荡，不过不能再像英国1925年那样地恢复它， 也不应该实行一种有可变动平价的金本位（a gold standard with movable parities），因为后者是建立在不顾国际经济关系的本国利益基础之上的，“这样一种制度无疑会使国际投资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同国家地区的居民之间的长期合同将会承受有关通货的相对黄金内容变更的风险。有各种可变动平价的金本位的世界将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国际投资数额将会大大减少”。 罗宾斯建议采取稳定汇率的措施，结束国际经济中汇率的不确定性，使整个世界的货币状况避免发生大的波动，这样，就要求各国中央银行同意按一种固定价格来出售和购买黄金，并根据自己拥有的黄金储备来调节信贷数量：如果黄金储备增加，那就扩大信贷；如果黄金数量减少，则收缩信贷。怎样才能做到这一切呢？罗宾斯认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经验来看，只有金本位制才是最有效地使国际货币维持稳定，既可避免通货膨胀，又可避免通货收缩的本位制。

所以实行一种国际的金本位制被认为是最理想的。

罗宾斯：《大萧条》，1934年版，伦敦，第193页。同上，第193—194页。

罗宾斯强调国家不应干预私人企业的活动。他说：“政府对待工业的政策的目标必须是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在那里，企业的力量和对资源的配置再一次让市场来支配。” 那么这是不是“恢复资本主义”呢？是不是等于“恢复引起萧条的原因”呢？罗宾斯认为：这样做确实包括了“恢复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然而大萧条却不是由于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而造成的，恰恰相反，大萧条来自对市场调节作用的否定，来自货币方面的管理不变，来自国家政策自1914年以后日益加强的干预经济的趋势。因此，罗宾斯把取消国家对私人企业活动的干预和限制当作应付经济危机和恢复经济的基本方针。

三、哈耶克进入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的行列

琼·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载《美国经济评论》，1972年5月，第2页。

前面曾经提到，剑桥大学是19世纪后期以来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最重要的阵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的观点与剑桥学派的观点没有什么区别的时候，伦敦经济学院在英国经济学界的地位并不重要。20年代，两个学校的经济学家们在货币理论方面出现了分歧。30年代后，伦敦经济学院越来越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讲坛，剑桥大学——除了一部分守旧的经济学家外——则日益倾向于国家干预主义。但由于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们感到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大，他们便设法取得外援，以便加强与剑桥大学中那些“新派”人物的论战。正如罗宾逊所叙述的，“罗宾斯教授派人到维也纳请来一位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来对凯恩斯进行反击”。 这位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就是F. 哈耶克。

哈耶克当时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学者了。他在维也纳大学和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1931年他被邀请到伦敦经济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此后长时期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成为伦敦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资本供给不足论

哈耶克对于30年代经济危机发生原因的基本论点是：危机导源于资本供给不足或投资过度（即对资本的需求过度）。与坎南、格雷高里等人用工资过高来说明失业的论点相比，哈耶克的学说显得比较“新”一点，更引人注意一些。罗宾斯在解释30年代经济危机时，也有资本供给不足论的观点，不过他的表述不如哈耶克那样明确。

哈伯勒：《繁荣与萧条》，1946年版，纽约，第30页。

资本供给不足论是当时奥地利经济学家们普遍持有的观点，例如，L. 密塞斯就是资本供给不足论的理论家。这种理论的中心论点，据G. 哈伯勒在《繁荣与萧条》一书中的归纳，就是认为萧条来自繁荣时期形成的生产结构的“纵的失衡或失调”（vertical disequilibrium or maladjustment）与“横的失衡或失调”（horizontal disequilibrium or maladjustment）。 所谓“纵的失衡或失调”，是指在繁荣阶段，投资过度，使资本品工业的发展过快，资本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不相适应，有的部类发展过快，有的部类发展较慢。这种性质的失衡或失调，是与人们的支出与储蓄的不协调相联系的。所谓“横的失衡或失调”，是指在繁荣阶段，投资过度，使得同一部类的各工业部门之间发展得不相适应，有的部门发展过快，有的部门发展较慢。这种性质的失衡或失调，是与消费者的支出在各种消费品方面分配的不协调，或者与生产者的支出在各种生产要素投入方面分配的不协调联系在一起的。但无论哪一种性质的失衡或失调，都表明由于投资的过度或投资（支出）的不当引起了生产结构上的问题，从而在繁荣阶段就埋下了必将发生萧条的种子。

哈伯勒认为，当时的资本供给不足论或投资过度论有三派。另外两派中，一派着重技术因素的作用，另一派着重新投资机会的作用。

哈耶克（以及罗宾斯、密塞斯）的资本供给不足论或投资过度论是当时流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资本供给不足论或投资过度论中的一种。他们是用货币资本供给不足或货币投资过度来解释生产结构失调的形成。简单地说，他们认为萧条的原因在于货币供给方面，货币因素在促使生产结构失调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他们的理论不同于其他一些资本供给不足论或投资过度论之点。

（二）哈耶克的资本供给不足论的要点

哈耶克的论点是这样的：

哈耶克：《物价与生产》，第二版，1934年版，伦敦，第57页，同上，第58页。

他认为，在一定的货币流量之下，以货币表示的对商品的需求总是分配为对资本品的需求和对消费品的需求，二者保持一定的比例。经济的繁荣是靠资本的充分供给来维持的，银行信用在扩大资本供给，促进繁荣方面有巨大的作用。但银行信用扩大后，用于资本品的货币资本与用于消费品的货币资本之间的比例将会发生变化。这种比例的变化往往表现为用于资本品的货币资本所占比例逐渐增大，资本存量和资本品的交易量都相应地增大。不过，只要经济仍是正常地运行着，消费稍稍落后于储蓄或投资的现象不会持续很久。他写道：“毫无疑问，假使消费者的货币收入又有所提高，他们将会立即致力于扩大消费，扩大到通常的比例”， “货币流量将在消费用途与生产用途二者之间进行再分配。” 这样，仍会形成与过去大致相同的货币流量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比例，生产结构的失衡也就会趋于缓和或消失。

哈耶克：《资本与工业波动》，载《经济计量学》杂志，1934年4月，第161页。

然而，实际情况是不会如此顺利的。哈耶克认为，靠扩大银行信用来维持的资本供给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中止。他举出了两点理由。第一，制度方面的因素的作用。例如法律或习惯上的限制，使得银行信用不能一直扩大下去。第二，价格方面的因素的作用。这是因为，在经济繁荣阶段，物价是上涨的，而且这种上涨是积累性的，如果银行信用一直扩大下去，那么物价的上涨可能变得难以收拾，从而使得通货制度有崩溃的危险。于是银行信用扩大到一定限度后就会终止。

除了银行信用的中止会引起资本供给不足外，繁荣阶段的累积性的物价上涨也对资本供给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在物价上涨的刺激下，人们会增加消费支出，减少储蓄，从而资本供给更加不足。

资本供给不足是相对于前一阶段对资本的需求过度（投资过度）而言的。由于投资过度，许多企业在新建或扩建，资本品工业发展过快，现在一旦资本供给不足，不得不使投资减少或终止，使那些正在兴建或扩充的企业停止兴建或扩充，于是对资本品工业的产品的需求增长，这些部门出现产品供过于求的状况。在哈耶克看来，投资过度使资本品工业发展过快，资本供给不足使得投资兴建或扩充的项目半途而废，使资本品工业生产过剩，并由此引起社会的经济萧条。

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5—56页。同上，第56页。

关于这一点，克莱因曾把哈耶克的解释同当时凯恩斯的学说做了显著的对比。克莱因写道：“根据凯恩斯的革命来考虑哈耶克的这一理论非常重要，因为哈耶克学派的中心观念和使得凯恩斯理论格外重要的中心观念正好针锋相对。哈耶克认为繁荣消失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可供利用的储蓄来为经常的、无限的投资机会提供资金。对哈耶克来说，繁荣决不会因缺乏投资出路而中断，它的消失常常是由于稀少的储蓄不能为丰富的投资出路提供资金。” 克莱因接着说：“凯恩斯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特别着重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私人企业中，寻求增加的投资出路有其限制。哈耶克关于丰富的投资机会、既定就业、消费品生产或资本品生产二者必居其一以及缺乏自愿储蓄这些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是全然不同的。”

扼要地说，凯恩斯认为萧条的一个原因是投资机会有限，投资需求不足，哈耶克则认为资本供给不足、投资过度引起萧条。这种区别也可以看成是30年代剑桥经济学家（除了那些守旧的人物外）与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的重要分歧。

琼·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载《美国经济评论》，1972年5月，第2页。

哈耶克关于生产结构的失衡或失调以及资本供给不足引起萧条的论点中包含着这样一种假定，即资本品的生产和消费品的生产二者是此长彼消、此起彼落的，一定的资本用于发展资本品工业，对消费品工业就是绝对的损失，反之亦然。同样的道理，一定的支出用于消费就会绝对地不利于投资，反之亦然。这纯粹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而忽略了资本品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联系，以及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可以相互推动的关系，从而也就忽略了投资和消费之间的联系，以及二者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促进的关系。尽管凯恩斯和哈耶克都掩盖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际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事实，他们都把经济危机看成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没有直接联系的经济现象，但至少就投资和消费、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内在关系而言，哈耶克的分析比凯恩斯的分析更不符合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无怪乎琼·罗宾逊会这样嘲笑哈耶克，她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哈耶克在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途中访问剑桥大学的情景。他详细说明他的理论，并用他的三角形画满了一黑板。他的整个论证，正如我们后来会了解的，在于混淆了现行投资本和资本品的总存量。……卡恩……曾用困惑不解的语调向哈耶克问道：‘你的意见是不是认为，如果明天我出去，买了一件新外衣，那就会增加失业？’哈耶克回答道：‘是的。’他指着他在黑板上画的三角形，继续说：‘但是，要说明道理需要用很长的数学论证。’”

（三）哈耶克关于应付30年代经济危机的对策的学说

由于哈耶克用这样一套理论来解释30年代经济危机，因此他的关于应付经济危机的对策的学说也就显然与凯恩斯的主张相对立，而与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们相接近。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依靠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如果听其自然，只要银行能保证不再扩大信用，只要过度投资的现象消除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就会恢复到过去的那种均衡状态。这就是说，经济繁荣预先决定了由于信用扩张而导致的经济萧条，而经济萧条又预先决定了由于停止扩大信用而导致的复苏，这一切既是那样自然，所以任何人为的政策干预都是不必要的，并且是有害的。

哈耶克：《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1933年版，伦敦，第179—180页。

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哈耶克使用了均衡利息率这一概念。所谓均衡利息率，是指使实际的货币数量保持不变的那种利息率。只要银行在生产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不再扩大信用，那么利息率就能维持在均衡利息率的水平上，经济的均衡状态就会维持下去，不然经济就出现波动。所以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周期波动的决定性原因在于：由于流通手段量的伸缩性，银行需要的利息率不一定经常等于均衡利息率，而是在短期内取决于银行流动资金的考虑”。 既然利息率脱离均衡利息率水平的情况是由流通手段量的伸缩性所引起的，因此，有种种理由可以相信，当银行停止信用扩张之后，这种偏离状态自然会消失，并且很有可能先出现相反的趋势，即从这一端摆到了另一端，然后再退回到均衡利息率水平。如果政府在这个阶段进行干预，反而会干扰这一自动调节的过程，使自动调节的机制失调。哈耶克的这种“无为而治”的政策思想，是19世纪后期以来经济自由主义传统思想的继续。

哈耶克：《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1933年版，伦敦，第179—180页。

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哈耶克不仅反对剑桥经济学家中主张的关于国家财政调节的学说和建议，而且连货币调节的学说和建议也反对。哈耶克就曾这样反驳霍特里，他说，霍特里主张“使银行存款总额保持稳定，并以此作为摆脱周期波动的唯一方法。在我看来，这纯粹是一种空想。它将有必要取消一切银行货币（包括银行券和支票），并把银行降到从事储蓄的经纪人的地位。但就算这一点基本上可能做到，那么，如果许多人了解到这样做的后果，他们是否希望这样做，仍是颇有疑问的。经济体系的稳步可能要以限制经济进步作为代价来达到” 自由放任保证经济进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阻碍经济进步，这就是哈耶克的基本立场。哈耶克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认为即使国家干预和调节能够暂时使经济稳定下来，那也是不值得的、得不偿失的。

四、伦敦学派与“社会主义”论战

（一）这场论战的背景

伦敦学派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在两条战线的经济学论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一条战线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它同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之间关于国家调节经济（包括通货管理）是否必要和利弊何在的论战，另一条战线则是它同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者或“同情者”之间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者或“同情者”既不属于剑桥学派，也不属于凯恩斯学派。他们当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F. 泰勒、英国的H. 迪金森、旅美的波兰经济学家O. 兰格等人。

这篇论文收集在哈耶克编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1935年版，伦敦）一书中。

同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者或“同情者”之间的论战，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伦敦学派形成以前、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与剑桥大学经济学家之间的意见基本上趋于一致的时期。当时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中，洛桑学派代表人物、意大利经济学家V. 帕累托关于资源最优配置问题的研究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最大限度地增进福利的探讨，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稍后，意大利经济学家E. 巴罗纳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最优配置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阐发。他于1908年发表的《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管理部》一文，就是当时“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者或“同情者”的代表作。

同上。

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者或“同情者”对立面的，在20年代初主要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密塞斯。他在192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中， 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的。其主要理由是：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必须以生产要素的市场和竞争性的生产要素价格的存在为前提，而社会主义经济中恰恰缺少这一切，从而就缺少资源合理配置的条件。

（二）坎南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坎南：《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载坎南著：《经济观察文集》，1912年版，伦敦，第17页。

在奥地利经济学家密塞斯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者或“同情者”进行反驳时，伦敦经济学院的坎南持什么态度呢？当时，伦敦学派尚未形成，坎南很少过问这场论战。坎南对于“社会主义”有他自己的理解方式。要知道，坎南尽管在经济理论方面是坚持“正统”经济学说的，但也多少受到英国费边社思想的影响，感到资本主义现实中存在若干弊病，有待于改进。1889年时，他28岁。这一年，他以“社会主义”的“同情者”身份在费边社宣读了自己的论文《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声称“要用历史精神来研究经济学说”。 他还提出，“社会主义”思想与“正统”经济学说之间是可以调和的。但坎南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与皮尔逊、巴罗纳等人所论述的“社会主义”不是同一个概念，与密塞斯所反对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同一个概念。坎南是站在英国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说立场上，着重从分配的角度来吸取费边派“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改良主义成分，而不像当时的意大利学者那样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当成“计划经济”的同义语。

道尔顿：《坎南教授的总的贡献》，载《伦敦经济学院纪念坎南论文集》，1827年版，伦敦，第22页。

坎南的分配学说在他的其他许多论著中都有所反映。在《生产与分配理论史》中，他认为生产理论如果以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为基础，则自然表明经济效率对于生产的重要性，然而分配理论则不能着眼于工资、利润、地租本身的报酬规律的探讨，而应当着重考察各种生产要素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相对份额的变化。他在1919年曾对英国煤矿是否国有化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发表时的标题为《煤矿国有化》）。他是反对煤矿国有化的，因为他认为煤矿国有化很可能是无效率的。他主张从分配上着手改进，即把煤矿的利润的一部分作为公积金，按照矿工的工资比例以“矿工红利”（a miner’s dividend）分配。 这一主张充分说明了坎南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分配上的某种改良而已。

了解伦敦学派奠基人坎南的这一思想是很必要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就会产生一些疑问：坎南不是也赞成“社会主义”吗？为什么伦敦学派会成为“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的重要学派呢？坎南的学生、30年代以后伦敦学派代表人物罗宾斯，为什么会同新加入伦敦学派行列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一起，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家呢？其实，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伦敦学派所参加的那场与“社会主义”的论战，实质上是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优劣比较的论战。包括坎南在内的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们，从来都是拥护“市场经济”的，他们把“市场经济”看成是最宜于发挥经济效率，最有利于维持经济均衡的一种经济模式，而把“计划经济”看成是不切实际的、妨碍资源合理配置的经济模式。他们反对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这种把“计划”当作经济调节的手段而与“市场”相对立的经济。因此，这与坎南心目中那种在分配领域内对资本主义分配形式有所改良的“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

（三）伦敦学派的命题之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经济效率

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载《经济研究评论》，1936年10月，特别是其中第一部分《辞论现状》。

30年代内，罗宾斯和哈耶克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来同兰格、泰勒、迪金森等“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者或“同情者”争论的。他们是密塞斯的论点的主要支持者。但他们与密塞斯所不同的是，他们不像密塞斯那样断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价格制度不能并存，也不像密塞斯那样否认在“社会主义”下可以存在一种商品货币交换制度。用兰格的话来说，哈耶克和罗宾斯放弃了密塞斯的重要论点而“撤退到第二道防线”，即提出一个新的命题：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即使可能存在某种价格制度或竞争制度，但仍然不可能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率，从而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照样是不可能的。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哈耶克和罗宾斯作为30年代形成的伦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比密塞斯走得更远，他们还提出了另一个命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那也不值得追求，因为它最终必定导致极权主义，走向对民主和自由的牵制。对后面这个命题的“论证”，以后成为伦敦学派不同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其他流派的最显著的特色。

现在先看伦敦学派对上述第一个命题的“论证”。

罗宾斯：《大萧条》，1934年版，伦敦，第150—151页。同上，第151页。罗宾斯：《大萧条》，1934年版，伦敦，第151—152页。

伦敦学派认为，经济效率来自利己的动力和合理的决策。利己的动力是人类的一种本性，每一个人都在利己的动力的推动下参加生产和交换活动，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将促使生产成本的降低和社会经济福利的增加。但这种追求只有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才有保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下，由于自由竞争受到限制，利己的动力便发挥不出来，效率必然是降低的。至于合理的决策，则以完备的市场信息的掌握为前提。但市场信息是分散的，它们只有通过自由竞争才能充分地、灵敏地被反映出来。信息的分散性要求决策的分散性。少数人的集中决策（计划化工作）不可能取得像在市场经济中分散决策所取得的高效率，甚至依赖于数学工具也无济于事。关于这一点，罗宾斯在1934年出版的《大萧条》一书的第七章《限制主义与计划化》中，这样写道：“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一个合理的计划的要求是：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应当这样地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生产之间进行分配，以便使得所生产出来的商品，都不会比在生产要素自由用于其他目的时可能生产出来的商品有较少的价值。但如何实现这一点呢？计划当局如何决定资源的分配以满足这种要求呢？我们知道，通过对消费者消费的不同商品的定价，计划当局多少能确定消费者的偏好。但显然这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在生产所有各种可供选择的商品时生产要素的相对效率。” 罗宾斯指出，这正是计划部门无法解决的难题。他接着写道：“在纸面上，我们能设想用一系列数学计算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在实际上，这种解法是很难行得通的。它可能需要根据几百个统计表来列出几百万个方程，而这些统计表又以更多的数以百万计的个别计算为依据。到这些方程被解时，它们所依据的信息可能变得陈旧，于是又需要重新计算。” 罗宾斯得出的结论是：“在这方面来发现各种可供选择的投资的相对效率，是没有希望的。也不能指望这里有一种调节生产以适合消费者偏好的方法。在竞争条件下，这个问题却可以通过成本和价格的比较来解决。在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家在决定朝哪个方向扩展自己的企业时，将会考虑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预期各种商品售出时的价格，另一方面预期采取各种技术方法进行生产时的成本。他对价格的预期建立在他对市场的知识之上。他对成本的预期以同各个生产要素价格的知识相结合的技术情报为依据。” 这样，如果成本低于价格，这就表明有利可图，生产资源的分配就会由此确定，反之，如果成本高于价格，这就表明生产资源被转移到别的生产中会更加有利。罗宾斯认为，任何计划机构所无法解决的难题，在自由竞争中可以得到解决。这就是伦敦学派关于“市场经济”有利于资源配置、“计划经济”有损于经济效率的中心论点。

（四）伦敦学派的命题之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政治上是不值得追求的

再看伦敦学派对上述第二个命题的论证。

罗宾斯：《大萧条》，1934年版，伦敦，第154—155页。

为什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那也不值得追求呢？伦敦学派的看法是：一旦实行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部门必将凌驾于个别企业活动之上，在这种中央计划制度之下，不可能存在企业的单位利益或生产者的个人利益，不能使个人的“主动性”“进取心”得到发挥，而是一切听从上级的命令行事，结果官僚主义滋长，极权主义盛行。罗宾斯就此评论道：“它们（指计划当局）将会试图像战争时期总参谋部指挥军队那样来管理整个生产。……这种制度将要求把作为生产者的个人完全编入严密的组织。” 哈耶克对这种观点做了进一步发挥。1938年，他在《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自由与经济制度》一文，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自由”截然对立，认为二者不能相容。以后，哈耶克在40年代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就是以《自由与经济制度》一文的内容作为基础，他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曲解为“残酷”的制度、“奴役人”的制度。

罗宾斯：《大萧条》，1934年版，伦敦，第158—159页。

按照伦敦学派的说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加剧国际冲突，因为它们破坏了国际间的正常交往，把一个民族的利益置于其他民族的利益之上。罗宾斯说：“一个有着各个计划经济的世界将会出现一种完全不同的情景。它将是一个地理上的工团主义的世界。任何类似于竞争性市场之点都会消失。在各个制度内部将会有对生产要素的极权主义的处置；在它们之间则会有国家垄断间双边谈判的混乱……很难相信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与自由企业的世界相比，和平会更有保障些，国民生产率会更高些，国际分工可能要少些，国际投资几乎微不足道。除在各国之间现有的政治摩擦的原因之外，还要加上许多经济摩擦，而它们在私人经营国际贸易时是不会发生的。国家计划化的世界不是一个能使政治稳定或经济进步有很大希望的世界。” 后来，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更露骨地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污蔑为导致世界战争的制度。

30年代，伦敦学派在与“社会主义”论战中所发表的这些观点，正如它在同主张国家调节的剑桥经济学家（霍特里、凯恩斯等）关于应付经济危机的对策的争论中所发表的观点一样，以后一直被它顽固地坚持着。所以，无论是凯恩斯学派还是西方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者或“同情者”，都把伦敦学派看成是经济学界的极右翼。

结束语：怎样看待30年代的伦敦学派？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30年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伦敦学派呢？

伦敦学派的理论毫无疑问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它竭力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污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伦敦学派的政策主张也显然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巩固资产阶级统治效劳的。这是伦敦学派的阶级本质的反映。对伦敦学派散布的美化资本主义和丑化社会主义的谬论，必须进行批判。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承认，30年代伦敦学派经济学家的论著中，至少就以下三个问题而言，他们的论述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或参考作用。

琼·罗宾逊：《经济增长的年代》，载《挑战》杂志，1976年5—6月。

第一，伦敦学派经济学家们从来都比较重视资源供给和生产结构问题的研究。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强调需求分析，他们在30年代和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注意供给问题。虽然罗宾逊站在凯恩斯学派的立场上嘲笑罗宾斯在经济危机如此严重的1932年多么不合时宜地提出要研究资源的供给和配置，但我们认为，经济科学如果忽略了资源供给、配置和经济效率问题，那是有缺陷的。一个供给失调、配置不合理的经济，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健康的经济。国民经济的增长也是不可能的。30年代以后又过了约40年，资源供给和配置问题的重要性果然被许多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宾逊本人 ）认识到了。伦敦学派经济学家能够较早地指出这一点，不能说没有一些预见。

第二，伦敦学派是反对国家调节和计划经济的，它宣扬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不管怎么说，在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伦敦学派能够察觉国家干预经济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能强调对市场机制的限制将会引起经济比例关系失调、效率下降，等等，这应当被看成是伦敦学派的一个长处。以后的事实的确也证明了这一论点在某种程度上的合理性。如果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把经济统得过死，对商品经济规律的作用限制得过严，都只会使经济中浪费严重，效率降低，比例失调，增长率变慢。这一论点今天看来是很有参考性的。

第三，伦敦学派一贯强调“消费者主权”。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消费者主权”的强调是为实现最大限度利润服务的。资本家实际上关心的是剩余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或消费者利益。但伦敦学派指出，如果忽视“消费者主权”，不仅不利于消费者，而且必然不利于生产。一个不关心消费者的需要，以行政命令手段来指挥生产，把商品的销售当作摊派的任务或看成是对消费者的莫大恩赐的社会，绝不可能有较多的福利和较大的技术进步，这不也已经被以后的历史所证实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伦敦学派的看法同样是对我们有启示的。

总之，我们在评价伦敦学派的经济学说时，不能采取简单的做法。我们既不放过它的谬误，也不抹杀其中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内容。

（引自《外国经济思想史讲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