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赛尔和瑞典经济学传统

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瑞典经济学家纳特·维克赛尔（Knut Wicksell，1851—1926）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他被认为是瑞典学派（或北欧学派）的奠基人，在近代货币和利息理论中有“开创性研究”和“贡献”的经济学家。他还被看作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的、杰出的“前凯恩斯”经济学家。

维克赛尔生于1851年，死于1926年。他与A. 马歇尔（1842—1924）同时代。马歇尔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于1890年出版，这部著作奠定了马歇尔在经济学界的地位。维克赛尔则在1893年出版了《价值、资本和地租》一书，由此开创了瑞典经济学的新体系。1893年以后，维克赛尔又写了一些重要著作，如《利息与价格》（1898）、《演讲集》（1901—1906）等，使这个新体系在理论上逐渐趋于完整。但由于维克赛尔多年任教于瑞典的隆德大学，他的重要著作又是用德文或瑞典文写成的，所以他的经济学说长期未被英美经济学家所了解。到了30年代初，他的一些名著才被译成英文（《价值、资本和地租》一书的英译本1933年于伦敦出版；《利息与价格》和《演讲集》的英译本1934年于伦敦出版）。加之，30年代初期瑞典经济学家中有一些人（如K. 缪尔达尔、G. 俄林、E. 林达尔等）在经济学界日益受到重视，作为他们的老师的维克赛尔也引起了英美经济学家的注意，尽管维克赛尔这时已去世好几年了。在英美经济学界，大力介绍并推荐维克赛尔，并使之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居于重要地位的，是J. 熊彼特和L. 罗宾斯。下面，我们在论述维克赛尔的经济学说时，将会提到熊彼特和罗宾斯对它的评论。

一、维克赛尔学说的理论基础：边际效用价值和一般均衡理论

维克赛尔最初在瑞典的乌布萨拉大学攻读哲学和数学，后来转向经济学的研究。他曾到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留学和进行研究。从经济学说的渊源考察，维克赛尔在学术上主要受E. 庞巴维克和L. 瓦尔拉的影响。他从庞巴维克那里接受了边际效用价值论，从瓦尔拉那里接受了一般均衡理论。维克赛尔对利息、货币、价格、经济周期等问题的分析，就是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一般均衡理论出发的。

维克赛尔：《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5—16页。

关于边际效用，维克赛尔自己并未提出任何新的解释。他继承了当时已经流行的奥国学派的定义。他在《利息与价格》一书中写道：“在公开市场中的自由交换，是受着商品交换价值及其边际效用之间一般的比例适应法则所支配的。边际效用就是所获得或售出（也就是所交换）商品的最后单位的效用……当每个人在从事交换时，相对的交换价值和在交换中所授予或接受的最后单位的效用二者之间这种比例适应性的存在是极为明显的。” 把边际效用看作是决定商品之间交换比例的因素，这就是奥国学派价值论的主要内容，维克赛尔始终遵循着这一原理。

维克赛尔：《演讲集》，第1卷，1934年版，伦敦，第63页。

奥国学派的价值论分析的是两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关系。怎样把这种交换比例关系扩大到全部商品范围呢？这是洛桑学派在价值论方面所进行的一种尝试。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旨在说明任何一种商品的供求不仅是该商品价格本身的函数，而且也是所有其他商品价格的函数。在这个问题上，维克赛尔又继承了洛桑学派代表人物瓦尔拉的分析方法，把边际效用学说同一般均衡理论结合在一起进行解释。他在《演讲集》中这样写道：“只要市场上有两种以上的商品，单有直接交换通常不可能达到完全均衡，但间接交换必定补充它。” 通过商品与商品之间的间接交换，各种商品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交换比例关系，这样，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实际上是由所有其他商品的供求状况和交换比例关系共同决定的。当市场上一切商品的价格达到均衡时，这就是一般均衡状态。

罗宾斯：为维克赛尔《演讲集》英译本写的导言，载《演讲集》，第1卷，1934年版，伦敦，第12页。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955年版，伦敦，第952页。同上，第913页。

奥国学派的价值论和洛桑学派的一般均衡理论是维克赛尔经济理论的基础。罗宾斯在评论维克赛尔时写道：“维克赛尔在价值理论的概论方面没有增添什么完全独创的东西。但他把瓦尔拉与早期奥国学派的主要学说，以巨大的智慧和阐释力融合在一起，他使门格尔及其追随者的哲学的分析和深度得到了高度精确和细致的数学表述。” 熊彼特认为，维尔赛尔的学说有两根支柱，“一根是瓦尔拉的，另一根是庞巴维克的”。 熊彼特还指出：“以后对奥国学派学说的最好表述，是由维克赛尔做出的。”

如果维克赛尔仅仅停留在继承和解释庞巴维克和瓦尔拉的经济学说上，或者说，如果他只限于把奥国学派同洛桑学派的学说综合在一起，那就谈不上什么维克赛尔本人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了。实际情况是：维克赛尔在奥国学派和洛桑学派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首先反映于他对货币、利息、价格波动问题的研究上。

二、维克赛尔在经济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利息理论和货币均衡理论

维克赛尔：《演讲集》，第1卷，1934年版，伦敦，第68页。

维克赛尔认为，尽管奥国学派和洛桑学派的理论家们在价值理论上有不少说明，但在货币理论上却没有什么进展，包括K. 门格尔、瓦尔拉在内的这些经济学家，对货币问题实际上是忽视的。这样，在维克赛尔看来，价值论与货币论是脱节的，如果没有货币论方面的发展，均衡状态仍然不可能得到解释。所以维尔赛尔说：“人们用货币交换产品或者用产品交换货币，以便后来用他们得到的货币换取新的产品。显而易见，对他们来说，货币的交换价值，尤其是货币交换价值的波动，绝非无关紧要。” 他认为货币的交换价值或价值有它自己的规律和均衡条件，应当单独探讨。

（一）中性货币概念

阿克曼：《维克赛尔：经济计量学的先驱者》，载《经济计量学》杂志，1933年4月，第116页。

瑞典经济学家J. 阿克曼十分重视维克赛尔在货币研究方法论上的贡献。他指出：维克赛尔与众不同之处是，他能够把货币问题同经济学的其他一些主要问题区分开来研究。阿克曼写道：“生产和消费、资产化和交换的实质问题，不应该过早地同纯货币问题混杂在一起。维克赛尔是战前这样一种思想的有力支持者，即认为除非揭开货币因素的掩盖，否则就不可能清楚地了解经济关系。” 为了揭开货币因素对经济关系的掩盖，维克赛尔在讨论中是把货币看成是中性的。

中性货币是指：货币对于社会经济的运行，只起交换媒介的作用，而并不发生任何积极的影响。维克赛尔解释道：货币除了充当交换的媒介外，还有价值贮藏的职能，但为了使问题简化，可以把货币作为价值贮藏这一职能暂时撇在一边。以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而言，买卖双方对于商品交换的比例的确定，是取决于商品的边际效用的。这种交换比例并不因有货币参加交换而发生变化。换言之，即使货币参加交换，这并不会影响交换的基本情况。社会上，人人都是卖方，人人都是买方，人人付出货币，人人又收回等量的货币，因此，货币在商品交换中只起到媒介作用，一旦交换完成了，货币就到达了终点。这是就商品交换而言，货币不起积极作用的一个有力的证明。

再就整个经济体系而言，假定对资本的需求（投资）与资本的供给（储蓄）恰好相等，那么这时整个经济体系是均衡的，物价水平将稳定不变。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因素对于物价是不起作用的，货币对于经济过程来说是中性的。这时能对产品的相对价格和产量发生作用的，不是货币因素，而是实物因素。

因此，中性货币概念被认为是维克赛尔的重要的“创见”。他提出：把货币看成是中性的，有助于了解经济关系究竟怎样发生变动。

那么，经济关系究竟是怎样发生变动的呢？在货币起着中性作用，不对物价水平发生影响时，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投资与储蓄恰好相等，经济保持着均衡状态。经济关系的变动意味着均衡状态的消失。为了说明均衡消失的原因和过程，维克赛尔对利息进行了分析。

（二）利息率概念

维克赛尔：《边际生产率是经济学中分配的基础》，载林达尔编：《维克赛尔经济理论文选》，1958年版，伦敦，第102页。同上，第106页。维克赛尔：《边际生产率是经济学中分配的基础》，载林达尔编：《维克赛尔经济理论文选》，1958年版，伦敦，第110页。

什么是利息？维克赛尔采用了庸俗经济学中的边际生产率概念。他写道：“实际上，‘劳动生产率’这个说法，当它被用于整个生产时，并没有综合的意义，因为这经常是劳动和自然资源相结合的后果。因此它是机器增加的劳动和土地的共同生产率。” 维克赛尔从每一个生产要素都参加价值的创造，从而存在着共同生产率这一前提出发，认为“产品中每一个生产要素的份额取决于该要素的边际生产率”。 根据这种解释，利息无非就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产物。当然，这里有一个时间概念，即现存的资本与过去储存的资本在时间意义上的区别：利息来自两个不同时间的资本的运用及其不同的边际生产率。但即使如此，维克赛尔的利息定义也没有超过庞巴维克和克拉克已经表述过的意见。例如，维克赛尔这样写道：“在静态条件下，产品和劳务的交换价值仍然是年年一样，所以任何一个购买劳动和土地以便把它们转变为资本用于第二年生产的人，常常能指靠得到比他给出的更多的产品或交换价值。这个盈余就是被称为利息的东西。” 维克赛尔还说：“我们得出以下的简单定义，资本就是储存的劳动和储存的土地；利息是储存的劳动和土地的边际生产率同现有的劳动和土地的边际生产率之间的差额。”这个定义显然不是新的。

维克赛尔的主要的“独创之处”在于：他把利息率分为两种，一种是货币利息率，即市场利息率；另一种是自然利息率，即正常的利息率，也就是均衡利息率。

缪尔达尔：《货币均衡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6页。

货币利息率指的是金融市场上实际存在的利息率。缪尔达尔解释，货币利息率作为一种价格，是和其他各种价格不同的，因为它只能表现为价格比率，不仅在抽象理论上是这样，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如此。它不能有绝对的货币价格形式，因为通过它来买卖的对象已经是以货币来表示的了。在信用市场中，货币利息等于在一单位时期内支配一单位资本的成本。

维克赛尔：《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7页。维克赛尔：《演讲集》，第2卷，1935年版，伦敦，第193页。

自然利息率指的是在资本供给与对资本的需求相一致情况下的利息率。这种利息率是与那种不使用货币和在一切借贷都以实物进行的情况下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利息率是一样的。维克赛尔对它下的定义是：“在任何时候，在各种经济情况下，总有着一定的平均利息率水平。这个利息率水平既不会使一般物价水平趋于上升，也不会使一般物价水平趋于下降。我们把这种利息率称作正常利息率。” 正常利息率与自然利息率在含义上是相同的，由于它是使物价水平不发生变动的、使投资和储蓄保持均衡状态的利息率，因此它就是“大体上相等于新创造的资本预期收益的利息率”。 自然利息率之所以又被称为均衡利息率，原因正在于此。

维克赛尔提出：假定市场上处于这样一种均衡状态，这时货币利息率与自然利息率完全一致，货币当然是中性的。但不可能设想货币利息率与自然利息率会保持不变。货币利息率可能高于自然利息率，也可能低于自然利息率。自然利息率本身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量。由于生产率的变化、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现有数量的变化，以及土地供给量的变化，等等，自然利息率在大多数场合下不断地发生变动。而货币利息率也是变动的，它的变动要受到大金融机构的支配。不过货币利息率的变动与自然利息率的变动不同，货币利息率多半是非连续性地、突发式地升降（比如说一次升降千分之五或百分之一），而自然利息率的变动则多半是连续性的、渐进式的。在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不一致的情况下，经济体系中的均衡消失了，货币也不再以中性货币的姿态出现了。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955年版，伦敦，第1088页。

这是维克赛尔理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之点。熊彼特曾这样评论道：“维克赛尔是第一个看到这个问题并创造出中性货币这个适当的概念的人。这个概念本身无非是表述了既定的关于纯‘实物’分析的可能性的信念。但它也暗示了对这一事实的承认，即货币不一定是中性的。” 货币不一定是中性的，这意味着，货币在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不一致的情况下将通过利息率的作用而对生产价格发生影响，货币将成为决定产品的相对价格和产量的因素之一。

（三）两种利息率不一致的结果

两种利息率的不一致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货币利息率高于自然利息率，另一是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

在维克赛尔看来，如果货币利息率高于自然利息率，企业家不但得不到超额利润，而且还会遭受损失。企业家为了避免损失，决定减少投资，缩小生产规模。于是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减少，对土地的需求也会减少，从而导致工资和租金下降，收入减少，消费减少，商品价格下跌，经济活动收缩。同时，由于货币利息率较高，这就吸引了人们储蓄，因为这时依靠资本借贷而取得的利息收入，还是相当吸引人的。

那么，投资小于储蓄的过程，即经济活动收缩过程，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为止呢？维克赛尔认为，这一过程一直要持续到因资本供给过多、对资本的要求过少而使货币利息率下降，或者，一直要持续到因工资和租金下跌而使资本预期收益上升，企业家愿意增加投资，从而使自然利息率上升到使投资与储蓄相适应的新水平，最终使得货币利息率与自然利息率相一致时为止。

反之，如果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企业家预感到投资有较大的收益，他们就会利用这一有利的机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企业对劳动力和土地的需求将相应地增加，从而导致工资和租金上升，收入增多，消费增多，商品价格上升，经济活动扩张。同时，由于货币利息率较低，人们的储蓄意愿将减弱，储蓄会减少。

那么，储蓄小于投资的过程，即经济活动扩张过程，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为止呢？维克赛尔指出，这一过程一直要持续到因资本供给过少、对资本的需求过大而使货币利息率上升，或者，一直要持续到因工资和租金上升而使资本预期收益下降，企业家不再愿意增加投资，从而使自然利息率下降到使投资与储蓄相适应的新水平，最终使得货币利息率与自然利息率相一致时为止。

维克赛尔：《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7页。

关于上述的这些过程，维克赛尔做了这样的小结，他写道：“如果为了某种原因，将平均利息率（指货币利息率）规定并保持在这个正常水平（指自然利息率）以下时，其间的差距不论怎样微小，价格将上涨，而且将不断地上涨，否则，如果价格原来是在下降过程中，将降落得迟缓一些，终将开始上涨。另一方面，如果将（货币）利息率保持在自然利息率现时水平之上，其差距不论怎样微小，价格将不断下跌，而且并无限制。”

罗宾斯：为维克赛尔《演讲集》英译本写的导言，载《演讲集》，第1卷，1934年版，伦敦，第16页。同上，第16—17页。

可见，维克赛尔正是利用两种利息率之间的不一致来说明经济周期的波动，说明经济收缩和扩张的原因和过程，说明物价水平的上升和下降。维克赛尔的这种解释，是与当时流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货币数量理论不同的。按照货币数量理论的说法，是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决定物价水平，并通过物价的波动影响经济活动的进程。维克赛尔认为货币数量理论的重大缺陷在于未能弄清楚价格形成的原因，并且没有根据地断定支付手段总量与一般价格水平存在着因果关系。维克赛尔的观点则是：在货币利息率与自然利息率保持一致的情况下，货币是中性的，它不影响物价；而在货币利息率与自然利息率不一致时，货币不是中性的，它对物价有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投资与消费之间关系的变动，通过收入增减、消费增减和企业生产活动方向的变化（消费品生产和资本品生产的相对有利性的变化）而实现的。因此，维克赛尔的货币理论是一种不同于货币数量理论的资产阶级“新货币理论”——货币均衡理论。这种货币均衡理论是他的两种利息率理论的引申。罗宾斯在评价维克赛尔时，这样写道：“维克赛尔的也许最著名的贡献是他的关于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之间的关系以及一般物价水平变动的杰出理论。可能这就是维克赛尔的最有独创性的贡献。” 罗宾斯接着指出，尽管有人指出在古典学派的文献中这些命题曾经出现过，“但除了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有过孤零零的一段话而外，古典学派文献中的段落并不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也不是容易被人们理解的，而维克赛尔说，他只是在发表了自己的理论之后才注意到李嘉图的论述。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怀疑，就经济学中基本概念所包含的任何思想能够被如此描述而言，他的主要思想是独创性的”。

（四）货币均衡的条件

维克赛尔所说的货币均衡，就是前面所一再指出的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相一致的情况。任何对货币均衡的偏离，意味着两种利息率之间存在着差距。这种对货币均衡的偏离，通常被称为“维克赛尔累积过程”（Wicksellian Cumulative Process）。它之所以被称为“累积的”，因为正如维克赛尔所指出的，一旦发生两种利息率之间的偏离，这个过程就不会停止下来，而会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差距消失为止。

缪尔达尔：《货币均衡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7，46页。同上，第37页。

怎样保持货币均衡的形势呢？维克赛尔所说的货币均衡有三个条件：第一，货币利息率与自然利息率相一致；第二，对资本的需求与资本的供给相等，即投资与储蓄相等；第三，维持一个稳定的价格水平，主要是消费品价格水平。 关于这三个均衡条件，缪尔达尔认为，维克赛尔的说法有矛盾，因为“只有第一个和第二个均衡条件是恰好一致的；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是这样：第一个条件是以第二个条件为前提的，若不如此，则第一个条件就不能确定。……然而，关于商品市场，这两个货币均衡的关系的实现，与不变的价格水平是截然不同的事情”。

维克赛尔：《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7页。同上，第98页。

维克赛尔的货币均衡第一个条件和第二个条件的一致性，是很清楚的，因为根据他的定义，只有当货币利息率恰好使得投资与储蓄相等时，这时的货币利息率才与自然利息率吻合。至于维克赛尔的货币均衡第三个条件，在维克赛尔本人的理论体系中，并不像缪尔达尔所说的那样与前两个货币均衡条件处于矛盾状态。维克赛尔是这样论述的：“当各种不同因素使货币利息率不是高于就是低于自然利息率的适当水平时，价格方才会不断地向这一方或那一方变动。最后这两种利息率之间的正常关系必然要达到，那时价格就不可能有任何进一步的上涨或下跌。” 他还写道：“主要的一点是，如果别的方面无变化，不变的价格水平的保持，有赖于贷款的某一利息率的保持，而实际利息率与这个利息率之间的永恒的差异则对价格起着渐进的和累积的影响。” 由此看来，维克赛尔仍然是把货币均衡的第三个条件（价格水平稳定不变）同第一个条件（货币利息率与自然利息率一致）结合在一起的。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正如没有第二个条件就不可能有第一个条件一样，没有第一个条件也就不可能有第三个条件。

既然如此，为什么缪尔达尔会认为第一、二个条件同第三个条件有矛盾呢？为什么缪尔达尔会认为“这两个货币均衡的关系的实现，与不变的价格水平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呢？这固然与缪尔达尔所指出的维克赛尔在不同的地方对同一问题的表述含糊不清有关，但主要的原因则是：维克赛尔建立的是一个静态的货币均衡体系，缪尔达尔看出了这个静态的货币均衡体系的不足，从动态理论的角度对它进行了详述。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955年版，伦敦，第1143页。缪尔达尔：《货币均衡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8页。

正如熊彼特所说，维克赛尔的理论体系“实质上是静态的”。 虽然维克赛尔在考察经济活动的收缩和扩张时，注意到累积过程不会中止下来，并且认为货币均衡不是不变的，但他对货币均衡和经济活动的考察仍是采取比较静态的研究方法，即只把两个均衡状态进行比较，分析不同的均衡状态形成的原因，而没有对整个均衡过程的变化的顺序和规律进行探讨。实际上，无论是资本积累、物价波动、货币均衡还是经济周期变化问题，都不是单纯的静态研究所能说清楚的。缪尔达尔曾指出：“简单地假设一个静态的起点的方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逃避理论问题，没有把它们解决。……在静态中，这些特殊货币均衡条件是满足的，这是不辩自明的；但是，在这种静态中，有很多在动态假设下和货币均衡不一致的其他条件也能获得满足。” 从动态均衡的角度来分析，货币的均衡不一定需要以稳定不变的价格水平作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变动的、新的价格水平上同样可使投资和储蓄相等，使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它意味着投资的预期利润率）相适应，因此，维克赛尔的货币均衡的第三个条件，不仅同前两个条件不一致，而且可以说是多余的、不必要的。

林达尔：为《维克赛尔经济理论文选》写的导言，载《维克赛尔经济理论文选》，1958年版，伦敦，第42—43页。

维克赛尔自己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因为他既然从静态研究出发，他就自然而然地把价格的稳定不变作为货币均衡的条件之一。林达尔针对维克赛尔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之间的不协调，做了这样的评论：“当维克赛尔试图用这种静态理论（如我所看待的那样）来说明动态过程时，他陷入了困境。……维克赛尔并不总是观察到（静态与动态之间的）这种区别的。而动态学与比较静态学之间的关系，则仍然是一个有待于经济理论明确解决的问题。把静态方法应用于动态问题有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尽管如此，维克赛尔终于为本来意义上的动态理论铺设了道路，明显地做出了他的最大的贡献。他是通过说明资本真正利息率（自然利息率）与货币利息率的不一致来说明这一点的，只要这种不一致性继续存在，它就引起累积的过程，其中还包括持续变动的物价水平。” 按照林达尔的看法，维克赛尔在货币均衡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不在于他涉及了动态均衡的问题，而在于当他利用静态研究方法来考察动态过程时碰到了困难，为后人提供了启示，开辟了道路。这就是维克赛尔作为瑞典学派奠基人的功绩。这一点，我们将在本文第四部分再详细讨论。

三、维克赛尔关于经济政策的学说

一定的经济理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不管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经济理论上的探讨总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纯经济理论研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何况维克赛尔从来就不是纯经济理论的研究者。维克赛尔的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关于经济政策的学说，其内容主要是如何维持经济稳定、应付经济周期，以及如何运用国家的调节措施。

（一）研究货币均衡的目的在于设法保持货币均衡

维克赛尔：《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同上，第2页。同上。同上，第3页。

前面已经提到，维克赛尔在经济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他自己独创的利息理论和货币均衡理论，而利息理论（两种利息率概念和两种利息率之间的关系问题）又是作为货币均衡分析的前提和依据而建立的。可见，货币均衡是维克赛尔最为关心的课题。那么，为什么要研究货币均衡呢？维克赛尔在《利息与价格》一书中，一开始就发表了自己对稳定经济的意义的看法。他说道：“当一般价格水平发生变动时，必然激起极大的关切。变动的起源往往暧昧难明，而对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则势必发生深刻影响。” 根据他的看法，价格普遍上涨或价格持久下跌，都是有害的。价格普遍上涨，不仅不利于固定的货币收入者，不利于以各种方式贷出货币资本的人，即使对于有可能被相应地提高工资的工人也是不利的，因为工资的提高可能进一步推动价格的上涨。最后，对于企业而言，虽然“价格的上涨趋势对企业精神无疑是一种鼓舞；不过这一优点也许往往是徒有其名的，因为最常见的是一些不健康的投机活动往往这时结合在一起，它所根据的是纸上的繁荣而不是确实的经济事实，以致结果引起信用过度扩张、信用混乱和危机”。 再看看价格持久下跌的后果。维克赛尔认为，价格持久下跌最重要的后果是失业增加，工资降低，以及“当价格低落时，直接或间接课税对工人及一般小市民的压力将更加沉重”。 此外，由于国家债务的债权人（包括它在国外的债权人）要求按照同过去一样的利息率付利息，这样，整个国家的财政负担也将相应地加重。维克赛尔由此认为：“为了各种事业团体绝大多数的共同利益，最理想的局面无疑是在不干预各种商品相对价格必然变动的前提下，使货币价格的一般水平……完全平静稳定。” 所以他研究货币均衡的目的，不仅在于要根据自己的分析来说明维持货币均衡的条件，而且在于拟定适当的措施来满足货币均衡的条件，实现货币均衡。

维克赛尔：《演讲集》，第1卷，1934年版，伦敦，第73页。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955年版，伦敦，第888页。

从政策理论的方面来考察，维克赛尔与19世纪末期的奥国学派、洛桑学派以及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剑桥学派是有区别的。他不推崇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而是认为货币均衡、价格稳定、“大多数人的福利”等都只有在国家适当调节经济的前提下才能够得到实现。他虽然以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一般均衡理论作为自己的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但却不同意它们不涉及实际经济政策问题的空泛的议论，不同意它们所内含的支持自由贸易的政治结论。他曾这样写道：“尽管边际效用理论的提出者们肯定地不对这种自由贸易利益的完全乐观的观点负责，但其中某些人却不能一概免除这一职责，即通过他们对这一学说的支持以及他们显然逻辑上对这一学说的证明而有助于支持对自由贸易的信赖。” 正因为维克赛尔不坚持自由放任主义，甚至还指责自由放任主义，所以熊彼特称他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激进派”。

对维克赛尔说来，货币均衡既是经济分析的方法，又是衡量经济政策的标准。保持货币均衡与应付经济周期波动实际上是同一回事，因为经济活动的收缩和经济活动的扩张都被看成是脱离货币均衡的结果。完全消除或者至少是缓和经济周期波动和维持价格的稳定，是货币均衡分析的主要目的。

那么，怎样建立和保持货币均衡呢？维克赛尔建议实行的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公共投资政策等。

（二）货币政策的作用

维克赛尔用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之间的不一致来解释货币均衡的消失和物价水平的升降，因而很自然地会把促进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趋于一致的政策措施放在突出的位置上。这些政策措施中，首先包括了货币政策。但这种货币政策并不是根据货币数量理论而设计的调节货币流通量的措施，而是以调节利息率为基本内容的措施。

维克赛尔：《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3页。

维克赛尔认为，利息率的变动，即使是偶然的、暂时的变动，也会对价格发生影响，从而影响生产者对原料、工资、租金等的支出，并进一步再影响价格。但他明确地指出：“问题决不在于利息率的绝对水平，而是在于贷款利息率与正常利息率（资本的自然利息率）的相对水平。” 从银行方面来看，使货币利息率高于自然利息率对自己是有利的，因为货币利息率越是高于自然利息率，银行利润就越大，而由此引起的价格下跌，暂时看来对银行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因此，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是如何设法不让银行把货币利息率提高到自然利息率之上。

维克赛尔：《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0页。同上，第90页。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维克赛尔认为应当制定这样一种银行政策或固定的信贷管理规则，不容许个别银行单凭自己的意愿，擅自改变这种规则。只要大多数银行能遵照这种规则，同政府或中央银行采取合作的态度，那么这个问题就容易得到解决。维克赛尔写道，如果个别银行执行不同于其他银行的贴现政策，“要保持过高的或过低的利息率，那将迅速造成这样的结果：不是它自己破产，就是失去一切借户，它的股东的股利将化为乌有”。 因此，“就个别银行而言，它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同一般的趋势相一致”。

同上，第154页。维克赛尔：《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54页。

中央银行的贴现政策被认为是可以影响大多数银行的借贷利息率的。但是维克赛尔认为，“道义的劝说”仍然必要。所谓“道义的劝说”，主要是指应当让银行界懂得自己的“社会责任”，维克赛尔写道：“银行的首要任务并不在于赚取很多钱财，而是在于为公众提供一个流通的媒介——在于以适当的方式提供这个媒介，目的是价格稳定。无论如何，银行对社会的责任比起其对私人的责任不知要重要多少倍，如果循着私营的方向，它们终于不能尽其对社会的责任时——这一点我是怀疑很深的——那么它就应该有以自处，为国家做出有价值的活动。” 维克赛尔还注意到，在一个“封闭”经济中，一国的利息率不至于受到国际经济活动的影响，而在一个“开放”经济中，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必定会影响一国的利息率，因此，要使得一国的货币利息率与自然利息率趋于一致，货币政策就应当包括调整对外经济关系的内容。维克赛尔建议各国的银行采取合作的政策，彼此协调，统一行动。比如说，资本正在由甲国流向乙国，如果对这种情况不加以适当的调节，甲国和乙国的利息率都会受到影响而波动。但他认为这种资金流动是可以由甲国提高利息率，或由乙国降低利息率，也可以由两国同时采取行动，使之停止或成反方向变化。他写道：“不同国家的银行之间的合作，一等到弄清楚了它们所向往的目的是什么，至少在和平时期，是可以很容易地实现的。一个合作的计划，能为多数国家所接受，并相当忠实地遵行，这就够了；这时任何个别国家，除非为了迫不得已的原因，倘使与规定的利息率相背离，这只能造成其自身的不利。”

同上，第155页。参看俄林为维克赛尔《利息与价格》一书写的导言，载《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11页。

最后，在货币政策方面，维克赛尔还考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金本位制条件下如何保证币值的稳定。他认为，如果币值不稳定，物价也就不可能稳定下来，那时即使调节利息率，仍无法取得成效。为此，他主张在黄金按照目前的或更大的规模生产时，停止金币的自由铸造，以免降低利息率和提高物价水平。他在1898年出版的《利息与价格》一书中就提出了这种主张。 但正如俄林所指出的，在黄金存量、币值与物价稳定问题上，维克赛尔后来几次修正了原来的看法，例如在1906年的《演讲集》第一版里，他认为黄金增产后，产金国家将增加对商品的需求，只要这种需求不能被其他国家的同样大的商品供给所抵消，就会引起物价的上涨。而在1908年发表的《货币价值稳定是防止恐慌的一个方法》一文中，他认为黄金的增产将使商人能把以前用较低价格购入的产品按较高价格在市场上出售，增加商业利润，但这对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之间的差异没有什么影响。 尽管他的看法有所变化，然而在有关黄金存量变化引起币值变化和物价变化的问题上，维克赛尔的中心思想仍是明确的，这就是说，他认为币值稳定是防止物价波动的途径，所以货币政策的实施应当有利于维持币值的稳定。

（三）公共投资政策的作用

前面曾经提到，维克赛尔所说的货币均衡的第一个条件是货币利息率与自然利息率相一致，第二个条件是对资本的需求与资本的供给相等，即投资与储蓄相等。这两个条件实际上是不可分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正是为了实现这些条件。但在维克赛尔看来，单靠货币政策还不能完全满足货币均衡的要求。假定投资与储蓄不能相等，而利息率的调节又不能使投资额同储蓄额趋于一致，那就必须依靠货币政策以外的其他政策，尤其是公共投资政策。这是维克赛尔与同时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

维克赛尔：《演讲集》，第1卷，1934年版，伦敦，第208—209页。

维克赛尔认为：影响资本积累的因素很多，利息率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个人储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资本的利用总是带有风险性的，从而利息率对投资的实际影响很可能具有不确定性。他写道：“个人的资本积累是想使得储蓄的产品的目前的边际效用和未来的边际效用相等。例如，他能通过今年牺牲一先令而指望十或十五年内得到两先令。问题在于：在那时，对他来说，两先令是否比今天的一先令有多些或少些的主观价值。……在这里，利息率有双重影响，高利息率增加现期储蓄，从而增加它的未来的边际效用，亦即如今储蓄的最后一个资本单位的未来效用；但另一方面，在一定的储蓄率之下，它准备看未来有更丰富的产品，从而减少未来产品对它的边际效用。这后一种趋势甚至可能超过前一种趋势，所以对于某些人说来，低利息率（而不是高利息率）可能成为增加储蓄的刺激。” 从这段分析中可以看出，维克赛尔认为通过调节利息率等影响投资或储蓄的做法并不是对人人都有效的。

维克赛尔：《演讲集》，第1卷，1934年版，伦敦，第211页。

维克赛尔接着写道，投资的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还表现于企业经营好坏的无把握性，“资本所投入的企业，如果它们十分成功的话，也许有可能产生大量盈利，但这种成功的机会不是很大的。……从个别企业的观点来看，除非盈利机会大大超过亏损的机会，否则，这类企业总会被看成是不赚钱的企业”。

同上，第211—212页。同上，第212页。

针对这些情况，维克赛尔提出要用公共投资来代替私人投资，或者说，要用“联合努力的”投资来代替“个别的”投资。维克赛尔在自己的论著中使用了“集体主义社会”（a collectivist society）或“集体主义国家”（a collectivist state）之类的词汇，实际上他所指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即用政府的财政手段来直接经营和调节经济。他认为这是保证投资的有效办法。例如他写道：“一个集体主义社会可能比现存的个人主义社会提供好得多的关于迅速资本积累的保证。联合努力所储蓄的资本将会使一切个人同等受益，并使整个社会受益；如果那些成功的企业产生较大的收益的话，某些企业的失败就会是无关紧要的。” 维克赛尔还进一步指出：“在个人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按自己的利益来经营和储蓄……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将会欢迎一切对资本有破坏性的措施，诸如军备开支和进行战争。” 这样就形成了一方面私人积累资本，另一方面私人又希望资本遭到破坏和毁灭的矛盾现象，从而资本积累速度会大大降低，其结果显然是不利于社会的。但维克赛尔认为，公共投资或“集体主义国家”的投资却可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投资的来源是社会的，投资的受益者也是全社会，于是资本积累可以不断地进行下去，直到使社会得到的利益达到最大限度为止。

（四）关于收入分配的趋势

林达尔：为《维克赛尔经济理论文选》写的导言，载《维克赛尔经济理论文选》，1958年版，伦敦，第42页。

维克赛尔把价格稳定和货币均衡作为自己所要致力于解决的中心问题。通过货币政策和公共投资政策的运用，在他看来，是有助于促使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趋于一致，使投资与储蓄相等的。但他认为，要了解货币均衡问题，还应当把它同收入分配问题结合起来考察，因为从较长时期来看，各阶级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相对份额的变化将会影响投资和储蓄的比例，影响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之间的关系。林达尔曾这样概述了维克赛尔关于收入分配的下述论点：“维克赛尔在比较静态学方面……最注意的是研究资本问题。他指出，在其他条件相等时，资本的增加在超过一定点之后，就会涉及资本家在国民产品中相对份额的下降，然后是其绝对份额也下降，同样地，增大了的资本量包含着实际资本构成的转变，因为较低的利息率增加了较长期投资的有利性，这样才多多少少缓和了上述这种分配的变化。” 这就是说，幸亏有较低的利息率吸引较长期的投资，否则，资本的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甚至资本收入的绝对量都是下降的，而且较长期的投资的增加也只不过是多少缓和了这一下降趋势。结果，就会引起储蓄的不足，而储蓄不足又会影响长期的货币均衡。

维克赛尔：《演讲集》，第1卷，1934年版，伦敦，第217页。

但维克赛尔又指出，另一方面，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雇主对工资的任何增加，都以延长生产时间、采用节约劳动的机器来做出反应”。 如果新技术与旧技术相比是更多地利用资本的，在增加资本的同时并未等比例地增加对劳动的需求，那么在收入分配中就会看到另一种趋势，即工人在总产品分配中的相对份额将下降，有时甚至其绝对份额也会下降。

同上，第216页。维克赛尔：《演讲集》，第1卷，1934年版，伦敦，第216页。

这样，资本和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对份额的变化将是两种趋势并存：一种情况下（技术不变，但投资增加），资本收入的比重下降；另一种情况下（技术进步，但对劳动的需求并未随着资本而等比例地增加），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资本收入的下降引起储蓄不足，对货币均衡是不利的。劳动收入的下降引起对消费品购买的减少，对货币均衡也是不利的。维克赛尔设想的一种比较合乎理想的收入分配方式，是用稳定币值，稳定价格，防止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但也不应让它高于自然利息率）的方式来使投资者的收入有一定的保证，同时设法使工人有一定的储蓄。他认为，如果稍高的工资能使工人也储蓄一些，那么工人的境况就会好得多，因为“他们能够得到资本积累的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 维克赛尔断言：“工人对他的储蓄的关心并不限于储蓄所带来的一点收入上，而且也包括储蓄起来的资本本身；他为养家、子女的教育、养老等而储蓄。” 因此，在维克赛尔看来，如果资本家的储蓄会因利息率下降而有不足的趋势，那么工人的储蓄将能补充这一点。

同上，第77页。

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维克赛尔是主张由资产阶级政府来进行收入再分配的。他根据边际效用的学说而“论证”了收入再分配的必要性。他写道：“如果我们假定富人进行其消费直到边际效用即最后一单位的效用对他说来是小的或等于零为止，而另一方面，穷人必须在几乎一切商品对他说来还有高的边际效用时中止这些商品的消费，那么不难想象，……与一切都让自由竞争任意起作用时相比，一个富人同一个穷人之间的交换如果按社会规定的适当的价格进行，那就可能导致对双方都要大得多的效用——从而对整个社会有大得多的总效用。” 维克赛尔的这个观点与英国经济学家庇古等人所表述的福利经济学观点是相同的。

同上。维克赛尔：《经济学的目的和方法》，载《维克赛尔经济理论文选》，1958年版，伦敦，第66页。

为了增加社会总效用，维克赛尔认为可以由社会来规定或由工会来规定最低工资或最大限度的工作日；他说：“在一定的限界内（有时可能是很狭窄的），这对工人显然是有利的，从而对社会上人数最多的阶级有利。” 在1904年所写的《经济学的目的和方法》一文中，他十分明确地发表了自己的改良主义主张。他首先批评了重商主义，因为重商主义的原理是：一国的繁荣只有用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的方式才能得到。他接着批评了此后长时期的社会经济思想，因为后者所说的“社会”仅仅指上层的有产阶级而言，无财产的大众则被那些经济学家看成是文化、财富和国家实力借以成长的无价值的土壤。维克赛尔不同意以往经济学界的上述看法。他指出，19世纪以后，由于工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旧的观点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于是就出现了新观点，即把工人包括到“社会”之内，工人的希望和利益开始受到注意。维克赛尔认为，经济学界的这种“转变”是对的，因为经济学的目标在于使人人得到“福利”，包括工人在内。他写道：“正如我希望和相信的，如果有一天我们承认我们在世界上的目标是要把尽可能大的幸福扩大给所有的人，而不管他们的社会阶级、种族、性别、语言或信仰可能是什么——那么将会有一个愉快的发现，即这个问题的经济方面基本上已经得到了解答，这种解答只是有待于在实际中加以运用。” 维克赛尔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后在瑞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著作中被继承下来和得到进一步发挥。

四、维克赛尔的经济学说对以后西方经济理论发展的重要影响

（一）维克赛尔学说对瑞典学派的影响

瑞典学派（北欧学派）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大体上形成于20世纪初期。维克赛尔以及另外两个著名瑞典经济学家G.卡塞尔、D.达卫逊是这个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维克赛尔的地位尤其重要，他通常被称为瑞典学派最有影响的奠基人。缪尔达尔、林达尔、俄林、E.伦德堡、阿克曼、D.哈马舍尔德等人，则是维克赛尔学说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是瑞典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这一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则是当前著名的瑞典经济学家A. 林德白克。

缪尔达尔：《货币均衡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1—42页。同上，第42—44页。

瑞典学派作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学派。它的特色在于从庸俗经济学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一般均衡分析出发，建立了动态均衡体系，并运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维克赛尔的研究方法就是宏观分析。他以总投资和总储蓄的均衡关系和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作为考察的对象。以后的瑞典经济学家们继承了这一传统。但正如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中已经谈到的，维克赛尔在用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的一致与否来说明均衡状态的达到与破坏时，采取的是比较静态的方法，即把两种均衡状态进行比较，研究均衡实现与消失的原因。缪尔达尔在所著《货币均衡论》中，强调把静态作为分析均衡条件的起点是不够的。他认为这样一来就忽略了从这一均衡到另一均衡的时间因素。缪尔达尔提出，应当把时点与时期分开，在任何一定时点上的均衡是暂时的、静态的均衡，而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移动则是长期的、不间断的。例如，从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的某一时点开始，如果需求增加，就引起价格调整，价格调整又影响供给，供给增加后，价格再调整，价格调整又再次影响需求，如此继续不已。 缪尔达尔的这一分析，就是在维克赛尔分析的基础上，对维克赛尔均衡学说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缪尔达尔还把某些经济变量区分为“事前的”（exante）和“事后的”（ex-post）两个概念。“事前的”是指分析期间开始时预先估计的数值，“事后的”是指分析期间结束时已经实现的数值。他利用这两个概念来说明货币均衡条件，说明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关系如何从“事前的”不一致发展为“事后的”均衡。 这也是对维克赛尔学说的重要发展。

林达尔：《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8页。林达尔：《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8，21，30页。林达尔：为《维克赛尔经济理论文选》写的导言，载《维克赛尔经济理论文选》，1958年版，伦敦，第43—44页。同上，第44页。

林达尔在《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一书中，一方面肯定了维克赛尔对两种利息率概念的分析和货币均衡的基本设想，另一方面指出了维克赛尔静态理论的缺陷。林达尔认为，一个时期或一个过程可以分解为若干个较短的时期，应当研究的是各个较短时期内的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和调整。 特别是，他把动态经济理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关于经济背景或结构问题的研究，二是关于经济计划问题的研究，三是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的研究。其中第二和第三部分的内容正是维克赛尔学说中很少涉及的。 尽管如此，林达尔对维克赛尔学说的评价仍是很高的。他写道：“（维克赛尔的）这种理论当然不是无懈可击的，并肯定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有待于改进。但是到目前为止，批评者不曾触及它的实际基础，这就是：一定的价格运动可以被认为是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结果，反过来也一样。……维克赛尔的这种理论，不仅增加了我们对价格运动机制的了解，而且也说明了一个处理动态问题的有效方法。的确，在以后研究他的货币理论时，人们被带到了比较一般的动态理论之中。” 林达尔接着说：“维克赛尔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全部成就，现在还不能做出评定。” 维克赛尔关于运用货币政策和公共投资政策来保持货币均衡和应付经济周期波动的政策思想，同样对以后的瑞典经济学家有重要影响。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发生后，瑞典政府按照缪尔达尔、阿克曼、哈马舍尔德等人的建议，实行了公共工程、财政调节和中央银行信贷调节等消除失业和稳定物价的措施。至于维克赛尔关于收入再分配的某些设想，则被以后的瑞典经济学家在“福利国家”理论中进一步加以发挥。

参看罗宾斯：为维克赛尔《演讲集》英译本写的导言，载《演讲集》，第1卷，1934年版，伦敦，第9页。

总之，如果要问什么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的“瑞典经济学传统”，那么可以用这样三句话来加以概括：宏观动态的均衡理论，财政调节和货币调节并用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强调“收入均等化”和社会福利设施的改良主义学说（最后这一点也就是林德白克所宣传的“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学说）。虽然这些主要是30年代以后才在理论上逐渐完整和系统化，并在实际政策中得到应用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可以溯源于维克赛尔的论著。维克赛尔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初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一个理论家，但他被看成是“超越了一代人”，这就是说，维克赛尔生活和著述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他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却是属于20世纪30年代的。

（二）维克赛尔学说和凯恩斯学说的比较

该文刊载于《江汉论坛》，1980年，第2期。收入本选集第1—28页。

我在《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一文中， 曾经这样写道：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可称为早期宏观经济学阶段或古典宏观经济学阶段；第二阶段是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30年代，即从早期宏观经济学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产生的这一段时期，第三阶段是以1936年J.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出版作为起点，到20世纪60年代左右，这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时期；第四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是现代宏观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演变的时期。维克赛尔学说是上述第二阶段中形成的若干宏观经济学说中的一种。凯恩斯在30年代以前出版的关于货币理论的著作（1923年的《货币改革论》和1930年的《货币论》），也是这个阶段的宏观经济学代表作。而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则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的标志，宏观经济学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上述的第三阶段。这种分阶段考察宏观经济学发展过程的方法，有助于了解维克赛尔学说和凯恩斯学说之间的异同。

首先分析第二阶段的凯恩斯学说。这时的凯恩斯仍隶属于剑桥学派，用熊彼特在《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中的话来说，“从《货币改革论》到《货币论》，凯恩斯是霍特里学派的人”。凯恩斯是从剑桥方程式出发，考察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的。虽然凯恩斯在《货币论》的写作过程中多少受到维克赛尔的影响，但从理论上说，这时凯恩斯的学说和维克赛尔的学说是有区别的，因为维克赛尔不同意货币数量理论，而凯恩斯在《货币改革论》和《货币论》中都不曾摆脱货币数量理论的影响，凯恩斯本人还不曾完成从剑桥学派的货币理论家向凯恩斯经济学创建人的过渡。不过，维克赛尔和凯恩斯这时在分析方法上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重视货币因素和利息率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都认为利息率水平对投资和储蓄之间差距的变化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此外，他们都采取宏观静态分析。

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4页。

再看上述第三阶段的凯恩斯学说。凯恩斯这时的经济学说已经不同于他本人以往的经济学说了。他在经济理论方面的主要变化在于：这时，他通过收入分析，得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自动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并且在通常情况下出现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的论断，而在以前，他的分析只限于对货币数量和利息率水平的分析，不涉及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问题。但这时凯恩斯的经济学说与维克赛尔曾经表述的经济学说也是不同的，因为凯恩斯提出了收入决定理论。关于这一点，克莱因写道：“现在常有人认为瑞典经济学家在1936年以前曾独立地发展了许多凯恩斯的观念。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们从没有发展过一个关于决定产量水平的理论，这一点是凯恩斯的主要贡献。” 我认为，克莱因的这个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缪尔达尔：《货币均衡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7—78页。同上，第79页。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2—83页。

即使如此，这时的凯恩斯经济学说与维克赛尔的经济学说的相似性仍旧显然可见。除了他们两人都采取宏观静态分析方法这一点外，更重要的是：维克赛尔在货币均衡分析中把储蓄和实际投资区分开来的论证，与凯恩斯在收入均衡分析中的类似的论证，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这就是说：他们两人对于储蓄投资之间关系的分析是相似的。缪尔达尔曾这样概述维克赛尔的观点：“当维克赛尔谈到储蓄时，他指的不是也不能是‘实际资本的投资’。他对资本主义的全部分析的基本观念是投资与储蓄不能等同的，但是它们是能够比较的。因之，在既定的情况下，它们可以相等，也可以不相等。第二个均衡公式说：当它们相等时，也只有当它们相等时，价格体系是处于货币均衡情况；否则，价格体系必然上升或下降，其动力由差异的符号和大小来决定。” 缪尔达尔还说道：“从资本市场的观点来看，储蓄与投资的这种区分是维克赛尔所首创的现代货币理论的实质。” 可见，尽管论证的方式不同，但是当凯恩斯抛弃了关于储蓄与投资的传统理论而代之以关于储蓄与投资的收入理论之后，凯恩斯关于储蓄与投资之间关系的见解，与维克赛尔的观点基本上是近似的。凯恩斯认为，储蓄随收入变化而变化，而投资则是独立的，不随收入的变化而变化。储蓄与收入之间保持一定的依存关系，而投资水平则十分易变，在独立投资的每一个不同水平上都会产生不同水平的国民收入。因此，正如克莱因所归纳的，凯恩斯“抛弃了萨伊的关于储蓄不管收入水平如何都会自动流入投资的定律。……他的真正贡献在于指出，如果储蓄没有适当的投资出路相抵消，就必然不能创造高水平的就业”。

如果要在上述关于储蓄和投资关系的基本观点相似之点以外再加上一个相似点，那就是：维克赛尔和凯恩斯都认为，在储蓄和投资不能趋于一致时，有必要依靠国家的公共投资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

（三）怎样评价维克赛尔的经济学说

陈岱孙：《〈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序》，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页。

我们说，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维克赛尔居于重要的位置，他有过一些不同于同时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学术见解，但这并不意味着维克赛尔不是一个庸俗经济学家。反过来说，我们认为维克赛尔的经济学说是庸俗的，并不等于否定他的全部学术观点，并不是说他的论著中没有可以肯定的内容。陈岱孙教授曾经指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最忌简单化的做法。撇开资产阶级经济学划分为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这一点不论，就以庸俗经济学来说，也不能用‘它们都是一丘之貉’这样一句话来代替具体的、细致的分析。我们应当按照每一种庸俗经济学说本身的内容和倾向性，给以符合实际的评价。庸俗经济学绝不是千篇一律的、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东西。” 在评价维克赛尔的经济学说时，我们应当采取的，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很难避免简单化的做法的。

维克赛尔以奥国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洛桑学派的一般均衡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这是维克赛尔经济学说的根本弱点。同时，维克赛尔关于货币均衡的论述，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抹杀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息的剥削实质，曲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至于维克赛尔为了稳定资本主义经济而建议实行的货币政策和公共投资政策，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和确立时期资产阶级要求加强国家干预经济的愿望。维克赛尔的收入再分配的设想，则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东西，其宗旨在于缓和资本主义社会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以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这些基本的论点和政策主张可以看出，维克赛尔是一个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但维克赛尔的经济学说中也有一些内容是可以肯定的，或者是有助于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进行的。这里主要是指：

第一，维克赛尔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采用数量分析方法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较早地否定“和谐论”的经济学家。这是维克赛尔不同于同时代的奥国学派、洛桑学派和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的特色之一。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意或宣扬资本主义经济的“和谐”。当时反对“和谐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几乎都是采取制度分析、历史分析方法的，例如美国的凡勃仑、康蒙斯，英国的霍布森、韦伯夫妇。而维克赛尔却从数量分析（具体地说，是从总量分析即宏观分析）的角度指出了“和谐论”的缺陷，又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中“对货币均衡的背离”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不稳定是不可避免的。尽管维克赛尔对货币均衡的原因和条件的分析并不科学，但就他能够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来揭示经济不稳定性这一点而言，他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是有某种成就的。

第二，维克赛尔对货币数量论的批评中含有一些合理的成分。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由于维克赛尔的利息概念以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率理论为依据，因此他的利息理论和以两种利息率的一致与否来解释货币均衡的学说是不科学的。但这并不是说维克赛尔不能发现当时流行的货币数量论的错误。货币数量论的根本错误是歪曲了货币的本质。当然，维克赛尔的货币理论同样歪曲了货币的本质。因此维克赛尔所揭露的并不是货币数量论这一根本错误。但是，维克赛尔却能够揭露货币数量论的另一些即使不是根本性的、但仍然十分重大的错误。例如，维克赛尔指出，货币数量论错误地把物价水平同货币数量直接联系在一起，似乎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样就不能说明物价波动的原因。维克赛尔还认为，货币数量论把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同货币作为储藏手段的职能割裂开来，而不了解被储藏的货币迟早会进入流通，并且储藏的目的也正是在于迟早重新用作交换的媒介。应当承认，维克赛尔对货币数量论的这些批评是有道理的。

第三，维克赛尔看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物价上涨还是物价下跌都会使工人遭受损失，从而他把这一点作为自己坚持主张维持价格稳定的理由之一。前面在谈到维克赛尔的货币均衡条件时，我们已经指出，维克赛尔的中心思想是要使资本主义经济处于稳定之中，他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探讨这一问题的。但作为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的经济学家，维克赛尔能得出工人在物价上涨和物价下跌两种情况下都是受害者这一论断，还是应当予以肯定的。特别是，他不同意下述这些说法。一种说法是：物价上涨后，只要工资跟着提高，工人不会受到损失。维克赛尔认为这种推论不正确，因为一方面，客观上不存在强行使工资随物价相应提高的力量，另一方面，物价上涨所引起的投机热和经济混乱对社会是不利的，从而对工人也是不利的。另一种说法是：物价下跌，对工人有利，因为同样的工资可以换到更多的消费品。维克赛尔指出，物价下跌与工资下跌是相伴随的，而且往往是工资下跌在前，物价下跌在后，所以工人是吃亏的。维克赛尔的这些看法，也是比较符合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情况的。

不能认为自从李嘉图去世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停步不前，甚至只有倒退，没有前进，只有庸俗的内容，没有合理的成分。对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应当从他所处的特定时代、他所面临的特定问题、他对这些问题所持的态度和论点进行具体的分析。要看到他在哪些方面不同于前人和同时代人，又在哪些方面没有跳出前人划定的框框，重复前人的言词。这样才能对他做出适当的评价。从这个角度来看，维克赛尔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一个新的经济学派别——瑞典学派（或北欧学派）的奠基人，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宏观的货币均衡分析——的最早使用者，作为一些新的经济学概念——两种利息率概念、中性货币概念、累积过程概念——的提出者，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的重要地位，是难以否认的。当然，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认识到，他的这一地位以及他的著作中某些合理的内容，并不能遮盖他的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庸俗性。

（引自《外国经济思想史讲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