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协调的理论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参考意义

一

《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一书仅五万多字，但内容丰富，涉及范围广泛，对于经济理论面临的挑战以及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协调中的困难等问题的论述极有启发性，应引起特别注意并进一步加以探索。

这里不准备讨论该书的基本观点，主要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如何协调的角度，看看J. 希克斯在批评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体系时，发现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意义，特别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是否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首先，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涉及经济中流量与存量之间的关系。宏观经济分析着重的是流量分析，如对国民收入的变动、投资总额的变动和消费总额的变动等的分析。然而，对每一个微观经济单位（企业）来说，主要考虑的却不是流量而是存量问题。诸如，现有的存货水平、现金的实际余额、本单位实际存货量与作为目标的合意存货量之间的差额，等等。不仅如此，当国民经济中投资增加或消费支出增加后，每一种具体商品的市场存货将会随之变动，而后者又是微观经济中的问题。正如希克斯所指出，由于经济单位中往往有些存货充裕，有些存货不足；一个部门的存货不足又必然会干扰其他一些部门的经济活动，结果一旦发生了投资增加以及由此引起的消费支出增加，则存量上的不均衡就会变得十分突出；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不协调也就会明显地暴露出来。希克斯的本意是批评凯恩斯在分析投资时局限于对收入流量关系的考察，忽略了存量的均衡与不均衡问题。但从希克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流量与存量之间关系的考察对于我们也是有参考价值的。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宏观经济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仍然以收入流量的分析为主，如果不考虑国民经济中的流量（总收入与总支出）同个别市场与个别企业中的存量（不同的实际存货水平与不同的存货变动额）之间的关系，那么也就不可能考虑实现流量意义上的均衡和存量意义上的均衡，从而整个关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协调的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宏观经济分析有必要至少把存量分析同流量分析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其次，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协调的问题与经济中实际存在的两种市场——固定价格市场与弹性价格市场——有关。但是，按照希克斯的看法，凯恩斯在进行分析时并没有两种价格、两种价格市场的概念。而且，凯恩斯在讨论收入和投资等宏观经济问题时，虽然也曾考虑市场上价格变动的作用，但他却假定价格变动的原因处于收入决定模型之外。这样，实际上根据这种体系制定的经济政策也就无从实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具体地说，希克斯认为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两种价格、两种价格市场。在固定价格市场上，价格由生产者规定，而不取决于供求。存货归专门经营该种商品的厂商所拥有，实际存货量与合意存货量往往不一致。因此，总需求的扩大对存货变动和价格变动的影响有限。弹性价格市场上的情况则与此截然不同。在这里，价格取决于供求，实际存货量与合意存货量总是趋于一致。当剩余存货维持在一定水平以上时，总需求扩大对存货变动和价格变动的影响将是明显可见的。由此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要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协调，不仅应当先在理论上做某种调整，即把价格理论，尤其是关于两种价格的理论纳入宏观经济学体系之中，而且应当针对两种价格市场的不同情况研究调节总需求的不同措施及其不同效应。假定这两种价格市场的相互影响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就有必要把这种相互影响以及与此有关的总收入变动对存货变动的作用等问题，作为宏观经济学的课题加以研究。

厉以宁：《希克斯的货币理论》，载《金融研究》，1982年第9期，署名季谦。

再次，在考察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时，应当在分析资产选择问题的同时，再对“灵活性”问题进行分析。为什么希克斯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这是因为，在希克斯看来，货币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借贷双方（即各种证券的持有者）都有一定的独占性。这种独占性影响着各种证券之间的替换率。利息就是证券不完全性的报酬，也就是放弃某种“灵活性”的代价。但各个企业对于“灵活性”的需要程度是不一样的。它们对待“灵活性”的方式也不一样。这些将影响货币在现代经济中作用的大小，影响到宏观货币政策实际效应的大小。 比如，在生产部门中，每个企业的资产都可以分为“自有部分”和“透支部分”两个领域。“自有部分”是指企业所拥有的自己的金融储备资产（储备的流动资产），企业靠它提供“灵活性”，以满足自身对“灵活性”的需要；“透支部分”是指企业通过向银行借款或透支以保证企业对“灵活性”需求的部分。对于“自有部分”，企业的活动实际上是在一个类似于封闭体的环境中进行，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是重要的。即使中央银行降低利息率，企业也不一定动用自己保留的货币去进行投资。因为从短期来看，投资意味着金融储备资产的减少，意味着“灵活性”的损失。对于“透支部分”，企业实际上处于开放状态。企业的“灵活性”将视商业银行可用于贷款或透支的金额而定，而这又将取决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于是，货币政策对投资和收入的影响就会相当大。希克斯认为凯恩斯不曾考察过这些问题。所以，根据凯恩斯理论设计的宏观货币政策，企图以调整利息率的办法来调节宏观经济是远远不够的。希克斯的这一论述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协调的症结也反映于宏观经济稳定程度与不同企业对待“灵活性”的不同态度的关系中。由此便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一个完整的宏观经济学体系，是否应当包括反映现实经济状况的资产选择理论和有关“灵活性”的理论？要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处于协调之中，是否还必须使货币供应当局了解企业对于“灵活性”的需要程度以及它们对待“灵活性”的方式，并使货币供应和信用管理与之相适应？

最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协调的问题也同两种就业和两种工资制度的分析联系在一起。希克斯关于两种就业和两种工资制度的论述，以他关于两种价格、两种价格市场的论述为基础。他所说的两种就业，是指工资非自由浮动的正规就业和工资具有较大伸缩性的非正规就业；他所说的两种工资制度，是指不依存于市场失业状况的黏性工资制度和依存于市场失业状况的弹性工资制度。从性质上看，正规就业和黏性工资制度类似于固定价格和固定价格市场上的情形；而非正规就业和弹性工资制度则类似于弹性价格和弹性价格市场上的情形。从工资变动的效应来看，在弹性价格市场上，具有较大伸缩性的工资的上升会引起价格的上涨，但各种实际的价格比率并不会发生变化，因为这是一种工资与价格的全面调整。而在固定价格市场上，一方面，价格取决于生产者，另一方面，工资并不依赖于市场失业状况。因此，即使工资上升，各种价格上涨的程度也不会一致，而且，对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影响也将很不相同。于是经济中就很可能出现混乱。希克斯的这些论述，实际上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体系所考察的只是单一的就业和单一的工资制度（这是与凯恩斯只考虑单一的价格和单一的价格市场相适应的），所以，他显然解释不了现实经济中总需求的扩大为什么不一定会引起产品价格的普遍上涨，也不一定会引起就业量的增加，从而总需求的扩大不一定发生刺激经济扩张的作用。同时，他也无法说明为什么价格在现实经济中未能发挥它本来可以发挥的有效分配资源的职能，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根据希克斯的论述，是否可以这样设想：即一个符合现代经济实际的，既能对宏观经济现象做出解释，又能对微观经济现象做出解释的经济学体系，应当把两种就业与两种工资的理论包含在内，而不能以单一的就业和单一的工资制度作为分析的前提。也就是说，要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协调，就有必要从两种就业和两种工资制度并存的经济事实出发，考虑到这种事实对于资源配置和经济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据以采取相应的措施。

二

虽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协调的问题，实际上比希克斯所分析的要复杂得多，但这一分析仍具普遍意义。在理论上它涉及西方经济学中有关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同各个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经济活动如何协调，也就是政府调节同市场经济二者如何衔接的问题。在现实中则涉及国家垄断、私人垄断、市场竞争三者之间的矛盾问题。固然，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希克斯既不可能揭示这一问题的实质，也未能提出足以协调资本主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有效办法。但希克斯指出的有关存量与流量、固定价格与弹性价格、“灵活性”以及两种就业和两种工资制度等问题，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资本主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协调现象有所解释，而且，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协调问题也很有参考价值和启发性。

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其参考意义在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在这种商品经济中，社会主义企业应该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应该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根据社会主义条件下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的原则，企业在服从国家计划管理的前提下，有权选择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有权安排自己的产供销活动；有权拥有和支配自留资金；有权依照规定自行任免、聘用或选举本企业的工作人员；有权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确定本企业产品的价格，等等。因此，社会主义企业之间必定存在着竞争。在竞争中，企业的经济活动将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判。企业的缺点和弱点可以及时暴露出来，产品质量低劣和长期亏损的企业将不可避免地在竞争中被淘汰。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协调，就必须把价值分析与实物分析结合起来，研究企业的存货调整问题，不仅研究企业的进货和销货方式，而且要研究企业对待实际存货量与合意存货量之间差额的态度。这样，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就正如希克斯所指出，仅仅分析收入的流量与均衡，或者仅仅分析总收入、总投资、总消费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流量意义上的均衡与存量意义上的均衡有所不同，流量意义上的均衡或不均衡，主要是一个价值分析的课题；而存量意义上的均衡或不均衡，除了需要进行价值分析外，还必须进行实物分析。实物分析本身就是一个结构问题，因为抽象的产品（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具体的产品和具体的产品类别。只有对它们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具体存货量的变动进行分析，才能说明存量意义上的均衡与否，才能说明不均衡的程度及其原因。看来，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如何把存量分析作为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价值分析与实物分析不仅在微观方面相结合，而且也在宏观方面相结合，仍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

应该说，关于两种价格和两种价格市场并存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仅存在着，而且比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更为突出。价格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包括：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一定幅度内浮动的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同时，不同商品之间极不合理的比价必须调整，价格必须较灵敏地反映出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然而，即使我们做到这些，仍会存在与希克斯提到的价格问题相似的价格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中仍旧同时存在着计划价格和计划外价格，或统一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虽然我们不采用固定价格或弹性价格这样的分类法）。因而在考虑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协调时，一个十分重要问题，仍是了解非单一的价格和市场上的价格变动等因素将怎样影响企业关于存货调整的决策。这种决策又将影响社会剩余存货量，并通过社会剩余存货量的变动影响总收入和总投资的实际变动幅度。当然，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和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的结果，会使得上述问题变得比较易于解决，但由于企业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性质加强，企业对存货的调整方式，甚至对实际存货量与合意存货量之间差额的态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些影响是复杂的，对它们进行了解的困难程度并不会减少。但不了解这些影响，就无从找到相应的对策，而没有有效的对策，则社会上出现剩余存货量过大或剩余存货量过少的情况就是完全可能的。这两种情况中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都应当被看成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尚未处于协调状态的表现。所以，非单一价格存在的事实及其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及因此发生的存货调整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可能后果等，都是有待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工作者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下面让我们再考察一下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灵活性”问题。这是一个既涉及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又涉及国家如何运用利息率和信贷等经济杠杆来调节宏观经济和社会资金流向的问题。只要每一个社会主义企业确实拥有，并有权支配自留资金，可以利用自留资金进行投资，那么，由于有差别的利润率和利息率的存在，企业必将根据自身对于“灵活性”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提供“灵活性”的方式。尽管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一定会出现资本主义经济中那么多样化的资产选择形式（即社会主义企业不一定能够把资金自由转为各种预期利润率较高的资产形式），但企业至少可以根据自身对“灵活性”的需要，在诸如保留现金、存入银行、扩大再生产或其他合乎规定的处理自留资金的方式中选择一种。在这种选择中，利息率并不是主要因素，更不可能成为唯一因素。所以，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管理部门除了有必要认识利息率和信贷杠杆在经济调节中的作用外，还应当了解这种杠杆的局限性。否则，就不可能使宏观意义上的对货币供应量的管理同微观意义上的企业对自留资金的处置方式保持协调。

对两种就业（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和两种工资制度（黏性工资制度和弹性工资制度）的分析，以及这种分析对于说明宏观经济均衡与不均衡的意义，是希克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的说明和对凯恩斯经济学体系的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社会主义就业制度和工资制度的性质不同于资本主义，但是，两种就业并存和两种工资制度并存的现象都同样存在着。这些现象的存在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协调的影响，主要不在于由此造成的人们对于就业选择的考虑和对于工资差别的计较。虽然这是事实，也可能产生某种影响，但这毕竟只是个人决策，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决策层次中，相对而言还是次要的。主要的问题依然是总需求变动同就业量变动之间的关系，是工资变动趋势同价格变动趋势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这样来理解呢？这是因为，假定社会主义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就业和工资是固定性质的（就业不受国民经济停滞或总需求下降影响；工资收入不因总收入的减少而减少），又假定社会主义社会中一部分商品的价格是按一定幅度浮动的价格或自由价格，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就存在着不协调的可能，因为并不只是非固定性质的就业者或弹性工资收入者所在的部门或企业才生产非固定价格的商品，也并不只是固定性质的就业者或黏性工资收入者所在的部门或企业才生产固定价格的商品。可见，两种就业、两种工资和两种价格之间存在着交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否可以设想，由于这些关系的存在，对总需求的调节会同样达不到预定的稳定宏观经济的目标，一部分商品价格的变动与工资成本的变动同样会不一致，并从而不断引起商品价格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调？如果出现这些情况，至少表明资源配置的机制不是那么灵活，或经济效率提高的内在动力不是那么充足。说得更确切些，如果出现这些情况，除非针对两种就业和两种工资制度分别采取措施，使得它们既符合资源有效配置的要求，又无碍于宏观调节手段发挥作用，否则，社会主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间的协调是困难的。假定客观上存在的是单一就业和单一工资制度，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固然也会遇到困难，但困难肯定会小一些。然而，单一就业和单一工资制度的假定是不现实的，所以，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者只有从现实出发，分析现实中存在的复杂关系和估计到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而探讨可行的对策。

前面已经说明，我在这里并不是想评论希克斯有关凯恩斯经济学危机的论点，也不准备评论希克斯就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所发表的看法。但我感觉到，当前对于西方经济学，一个重要课题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建立一个把宏观经济分析与微观经济分析有机地综合在一起的经济理论体系的问题。因此，希克斯，还有其他某些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对这些问题感兴趣，并且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尽管问题至今仍未解决，但包括希克斯在内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和分析的途径，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者来说，是可供参考的。当然，如前所述，总的说来，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性质不同；但就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而言，不仅问题同样存在着，而且所遇到的某些困难也相似。前面谈到的这些就是例证。承认困难存在并发现困难之所在，是解决困难的前提。如果根本不承认社会主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存在着协调的问题，或即使承认存在协调问题，但却不承认这种协调中存在着一些困难，那就既谈不到通过研究去发现困难之所在，更谈不到为解决困难而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并据以设计出可以付诸实践的对策。

（引自《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