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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西方经济学家关于长期就业趋势的论述
从长期考察来看，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总产量是不断增加的。但就业趋势又是如何呢？西方经济学家在讨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问题时，对长期就业趋势进行了探讨。与长期就业趋势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本章第二节和第三节将评述西方经济学家的有关论点。而在本章第一节，先不涉及技术进步问题，仅就西方经济学家有关总产量的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加以评论。
第一节
经济增长和就业趋势之间的关系
一、总产量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论述，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之下，如果有较高的投资率，就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如果经济增长了，那么就业人数将是增加的。从历史资料来看，经济增长率较高时，失业率较低，而较高的就业率，以及工资的增长，又会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率同就业之间的关系是明显的。换言之，要达到充分就业，最重要的是经济的增长率。总产量按充分就业所要求的比率增长，正是一条合乎理想的经济增长道路。这个问题，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就由美国经济学家E. 多马做了表述。
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页。
多马在1946年4月号《经济计量学》杂志上所载《资本扩张、增长率和就业》一文中指出：“本文的中心论题是增长率，这个概念在经济理论中还很少用过，对于这个概念我具有很大的信心，它可能作为经济分析的一个极其有用的工具。一个人并非必须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才会相信就业多少依赖于国民收入，而国民收入又与投资有一些关系。一旦投资流入，就不能舍弃增长，因为对于个别企业来说，投资可能意味着较多的资本和较少的工人，但对于整个经济（作为一般情况）来说，投资则意味着较多的资本而工人并不较少。假如两者都被有效地使用，则必然产生收入的增长。” 
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0页。同上。
接着，在1947年3月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多马在《扩张和就业》一文中写道，投资量可以保持不变，也可以上升或下降，但只要它是正数，生产能力就会增加，“但如果收入也同样上升，则仅投资那样的数量就不够了：收入的增加不是投资量的函数，而是投资增量的函数”， “假如投资以及收入不能按照所要求的比率增长，则未利用的生产能力就会扩大。资本和劳工变为闲置”。
费利克斯：《利润膨胀和工业增长》，载《经济学季刊》，1956年8月。
从多马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就经济增长的总量分析的角度来看，就业与经济增长率之间被认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即为了保持高度的就业率，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但这样一种分析并没有涉及与收入分配有关的问题，而一旦把收入分配因素引入，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如此简单，而会复杂得多。所以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有必要把这种关系的分析再深入一步，例如，需要通过收入分配对储蓄的影响来分析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他们认为，如果工资的增长在较长的时间内落后于利润的增长，那么这将引起工资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缩小。由于利润收入的获得者具有较高的储蓄倾向，因此，当工资在收入中所占比例缩小时，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就会扩大。根据古典派的假定，资源中用于生产资本品的份额与利润在收入中比重的大小有关。这样，一部分资源将从生产消费品的部门转移出去，用于生产资本品形式的那部分资源就同利润和储蓄一起增长，于是也就促进了经济增长。 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的增长将有利于就业的增加。
琼·罗宾逊：《资本积累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4页。同上，第245页。
但也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相反的论点。据J. 罗宾逊夫人在《资本积累论》（1958年出版）一书第26章《长期中的消费和积累》所归纳的，如果工资的增长长期落后于利润的增长，其结果决不会有利于经济的增长，而只能是经济的停滞。罗宾逊夫人认为有两类消费不足论。一是社会主义者的消费不足论，即“工资在产值中分取的份额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因而停滞开始”。 另一类则可以称作“自由主义者的消费不足论”，它的论证是：只要工资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利润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那就意味着社会中食利者阶层的财富在增加。但在食利者阶层的财富增加的同时，他们的消费倾向不会不变，否则他们的支出水平就会不断提高。如果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消费对投资的比率日益降低，经济停滞就会发生，失业人数就会增加。罗宾逊夫人认为，这就是J.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早已阐明的思想。
二、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对就业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界的上述论述，是以物价不变为前提的。但他们又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物价不可能不变，并且从长期的趋势来看，物价的总的倾向是上升的，因此要研究总产量增长对就业的影响，必须着重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对就业的影响。
假定不考虑经济增长问题，那么有关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就是有关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的讨论。但菲利普斯曲线所分析的，主要是未考虑经济增长的条件下的通货膨胀同失业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对就业的影响，要比菲利普斯曲线所分析的复杂一些。
E. 夏皮罗在《宏观经济分析》（1978年第4版）中指出，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从对18世纪和19世纪的历史考察可知，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比关系。这是因为，如果利润率持久性地较高，经济增长就会有动力，而要达到持久性的较高的利润率，那么必须使工资的增长大大落后于物价的增长，也就是说，通货膨胀造成实际工资下降，实际工资下降给经济增长带来动力。另一方面，也正如夏皮罗所指出的，有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需求会增大，而只要存在着过度需求，就会造成需求与供给的缺口，结果将引起通货膨胀。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表明在经济学界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即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可能是相伴而行的。
问题在于：假定社会上原来的失业人数是既定的，那么，经济增长中的通货膨胀会不会使失业人数增多？经济增长中的通货膨胀会不会使某些失业者重新就业？
夏皮罗：《宏观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38页。
根据夏皮罗的论述，这些都是尚未解决的经济学难题。他写道：“如果说我们知道通货膨胀引起经济的产量和就业水平的短期变动，以及经济增长率的长期变动，这也许是不正确的，但也很难相信通货膨胀不使这些受影响。但通货膨胀是否提高短期内的产量和就业，而不接着发生相等或大于这些增长的衰落，这个问题在经济学家之间意见不一致。可能没有普遍性的答案；答案将会根据不同的通货膨胀而有所不同。”夏皮罗本人的意见是：“未被预计到的、从而无机会进行调整的迅速的通货膨胀率，无疑是有破坏性的。如果通货膨胀是按每年百分之几的温和速度进行，那么对于所提出的问题并无现成的答案。这样一种通货膨胀可能利大于弊，或弊大于利，或者在一种场合下是利，在另一种场合下是弊。” 这种观点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至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通货膨胀会不会使某些失业者重新就业，这并不取决于通货膨胀本身，而是取决于经济增长中是否增加了就业的职位。通货膨胀本身是创造不了就业机会的。假定失业者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通货膨胀条件之下就业了，表面上看，似乎他们受益于通货膨胀，实际上则是受益于经济增长。但必须注意到，经济增长中如果发生了通货膨胀，那么，通货膨胀有阻止资源最优配置的趋势。有些部门在通货膨胀期间扩大产量（指价格上升大于成本增长的行业），也有些部门在通货膨胀期间会收缩产量（指价格的上升受到限制的行业）。通货膨胀期间各部门价格上升程度的不一致和产量的增减，将引起资源配置的失调。这也会对就业发生影响。可见，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引起的总就业量的增减要根据不同部门具体增减的就业人数而定。
问题不限于此。要知道，只要存在着通货膨胀，实际收入总是下降的，除非货币工资率能够及时调整。通货膨胀后货币工资率的调整落后于价格上升的时间间隔究竟有多大，这不仅关系到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的福利状况，而且关系到未来的经济变动和就业率的变动。货币工资率滞后时间短，调整比较及时，对就业率的影响比较轻微。货币工资率滞后时间较长，物价上升较为持久，企业将看到实际工资下降和利润增加的前景，从而会增加存货，增购设备，消费者也会增加购买量，积存易于保管的消费品。这些过度的购买可以促使失业减少，产量增加，直到购买的调整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时为止。这样，经济增长中通货膨胀对就业的影响问题就同经济的周期波动问题结合在一起了。经济中的周期波动必然使得失业率时高时低。而失业率究竟会维持在何种水平上，则又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措施的强度及其有效程度有关。
第二节
技术进步对就业的长期影响
一、关于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的分析方法
关于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问题，西方经济学界长期以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从研究分析的方法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即通过对不同的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的研究，判断技术进步之后对就业状况会发生何种作用。二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即通过对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的研究来说明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通过生产函数关系来研究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的一种有代表性的理论。它把技术进步看成是独立于劳动和资本要素之外的一个要素。如果在一段时间技术有了进步，那么在劳动和资本的数量不变条件下，同技术不变时相比，由于技术进步而引起的总产量的增长就可以归功于技术进步。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这一表述的一个含义是：只要有技术进步，那么劳动与资本的数量不变，也就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变，可以促使经济的增长。这也表明：如果经济增长了，技术进步不一定带来就业人数的减少，就业人数可以随着资本存量的增长而相应地增长。
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72页。同上，第273页。
结构的经济增长理论则不限于从生产函数关系来研究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它认为对于就业有更大影响的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根据S. 库兹涅茨的论述，技术进步从两个方面影响产业之间的比例。一是技术进步导致对物品需求的变化，即某些产品的需求增加了，某些产品的需求受到了限制，从而对产业结构发生影响。二是技术进步不仅提高了旧产品的生产能力，而且还创造出新的产品，使新的部门得以发展，这样，产业结构也将发生变化。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而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不仅会影响就业结构，而且也会通过不同产业的劳动与资本之间比例的差异而影响就业总量。库兹涅茨在对各国经济增长进行比较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各国A部门（主要是农业，还包括林业、渔业、狩猎业）的劳动力在劳动力总数中的比重是下降的，而I部门（包括采矿、制造、电力、煤气、水利、建筑、运输、电讯等行业）和S部门（包括商业、金融、保险、服务等部门）的劳动力在劳动力总数中的比重是上升的。正如库兹涅茨所述：“在所有发达国家以及劳动力的A部门份额显著降低的那些欠发达国家中，劳动力在I部门和S部门份额都上升了。劳动力在I部门份额的升高是持续的，而且无论从绝对数字或相对数字来看，数量都颇为可观。” “劳动力在S部门份额上升的情况十分普遍……甚至在某些欠发达国家，如哥伦比亚、埃及、菲律宾和斯里兰卡，S部门份额的上升幅度也大于I部门。很明显，有一些重要因素在促使许多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中的劳动力大量移向S部门。就发达国家来说，可能是因为在S部门用资本来代替劳动力比较不易；而在欠发达国家，则S部门正好解决了劳动力就业不足的出路问题。”
这两种分析方法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长期趋势来看，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不一定是消极的。
二、技术进步在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
哈维·布鲁克斯：《技术、竞争和就业》，载《经济学译丛》，1985年第6期。
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H. 布鲁克斯在《技术、竞争和就业》一文中，曾对技术进步的长期效果和即时效果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考察技术进步的效果时，不能只看到它的即时效果（这往往被夸大），而忽视它的长期效果（这往往被缩小）。在他看来，关于技术进步与长期就业之间的关系的悲观论调，是没有根据的。
持有这种观点并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了较详细论述的，绝不止是布鲁克斯一人。早在1965年第6期的《苏格兰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就刊载过D. 罗伯逊的《技术变革的经济影响》一文。文内是这样分析的：
采用新技术，只要它意味着能够节约生产成本，就会被认为是正当的。而在节约生产成本方面，通常只指节约劳动成本而言，而对于资本的节约，却被忽视。假定单就劳动成本来说，技术的进步似乎会引起失业，而且这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考察的。从节约资本来说，技术的进步就不一定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很可能会增加社会的就业机会。在这个问题，可以做如下的考察：
第一，技术进步需要采用机器，也就是要生产机器，操作机器，维修机器，这都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
第二，技术进步中，所减少的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但熟练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则是增加的；
第三，如果技术进步引起的社会总产量的增长大于社会人口的增长，那么实际收入将增加，同时工时也将缩短，从而导致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加。
当然，从采用新技术到增加社会的就业可能有一个时间间隔（包括工人的工种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受雇于一定的企业的工人可能是牺牲者，但技术进步毕竟为社会上更多的，特别是较年轻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应当承认，上述分析是有道理的。它反映了对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分析不能只就个别企业而言，而应当就全社会而言。其道理实际上与工资率变动对于就业的影响的分析相类似。比如说，工资率的降低，可能使个别企业增加所雇用的工人人数，以此代替资本设备的采用，但就全社会而言，却不一定能使就业人数增加；工资率的提高，可能使个别企业减少所雇用的工人人数，以便降低劳动成本，转而采用新的技术，促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对全社会而言，就业人数却不一定减少。这一切都要依社会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以及工人的技术适应状况而言。
布鲁克斯在论述技术进步有利于增加就业时，曾就技术进步可以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资源节约问题进行分析。他认为：“如果劳动成本的节约会在产品的消费者价格中反映出来，此种节约就会导致购买力的解放，这反过来将对需求，对就业，以致对经济发生作用。与就业有关的问题不在于提高了生产率的公司或产业会失去多少工作岗位，而在于由此解放出来的购买力所提供的工作岗位比失去的工作岗位是更多还是更少，在于新创造的工作岗位比失去的工作岗位是更好还是更坏。”这里所说的“购买力的解放”，是很有意义的。这表明，布鲁克斯是通过这样的论述方式来分析技术进步在增加就业中的作用的，即：
技术进步——投入物中劳动成本的节约——产品的消费者价格的下降——购买力的解放——需求的增加——就业的增加。
布鲁克斯还指出，由于在经济中采用了先进的技术，不仅节约了劳动，而且也节约了能源，节约了原材料。与劳动力价格相比，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要更高，因此节约能源和节约原材料，从长期来看，对经济的好处更大些。所节约下来的能源和原材料如果用到其他方面，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产值。而在增加社会总产值的过程中，就业量并不一定比过去少，而很可能比过去多。
第三节
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与就业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关于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关系的传统观点
按照西方经济学界的传统看法，人口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即人口增长将增加劳动力供给。具体地说，人口的增长虽然总的说来有逐渐放慢的趋势，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今后死亡率的下降将更为明显，这将是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比如说，假定自然增长率为0.1%，即使出生率保持不变，只要死亡率下降2%，就可以使自然增长率从0.1%上升到2.1%，从而增加了未来就业的困难。不仅如此，人口增长还会引起储蓄和资本积累率的下降，这也会给生产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影响就业问题的解决。
如果说人口的增长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那么技术的进步则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在某些国家，如果人口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而技术也以较快的速度变革，失业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二、对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关系的另一种解释
正如在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关系的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家的传统观点是悲观的一样，在人口增长与就业之间关系的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家的传统的观点也是悲观的。但仍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持有不同的看法。如库兹涅茨认为人口增长对于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他指出：死亡率降低既可以减少由于抚养大批在未对社会生产和人类福利做出贡献以前就死亡的婴孩所造成的巨大浪费，又意味着可以减少使人们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力的疾病，有助于生产力的提高。因此，人口增加不仅没有带来平均每人产值的减少，而且会由于总产值的增加，促进市场的扩大，给企业家提供有利的条件，刺激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此外，人口增长意味着智力资源存量的增加，即“知识存量”的增加，这也是经济增长一个积极因素。
朱利安·西蒙：《人口增长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同上，第199—203页。同上，第203—207页。
当前，在乐观的人口增长论方面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J. 西蒙。他在所著《人口增长经济学》（1977年出版）、《最终的资源》（1981年出版）以及其他著作中，就人口增长、技术进步、就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较详细的分析。他认为，由于人口的绝对规模与技术变化率之间有一种正相关关系，所以，人口增长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从长期来看，人口增长的影响是积极的，这是因为，“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不是两种独立力量之间的竞争，而是一个系统，在此系统中，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增长的一种函数”。 西蒙解释道：从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口之间的关系来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假设。一是“发明拉力”假设， 二是“人口推力”假设。
“发明拉力”假设的论证过程，可以用下述图式表示：
“人口推力”假设错误的论证过程，可以用下述图式表示：
在这里，有两种导致技术进步的人口推力。第一，由于人口增长，家庭数量增多，平均每个家庭可利用的土地减少，迫使农业改进技术，以期求得较多的产量。第二，由于人口增长，家庭规模扩大（子女增多），平均每个家庭成员可以利用的土地减少，这也迫使农业改进技术，以期获得较多的产量。
朱利安·西蒙：《人口增长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同上。同上，第332页。
再就一般技术进步而言，西蒙指出：“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的历史并不支持T. 马尔萨斯的简单模式。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负关系在奇闻轶事历史上，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序列上，或在当代多国横截面研究中，都是找不到的。” “科学地说，最普通、最有吸引力的解释，是规模经济，新增人口对新的额外知识的创造和采用，以及新知识创造新资源这三者的关系。” 这里所提出的规模经济的作用，是指人口多与人口少相比，在市场规模和企业规模上较容易达到比较合理的程度。同时，就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来说，人口的增长能够使这些设施得到更为合理的利用，比如说，“密集的人口使运输系统既更有必要，又更加经济。一个小村的人口增加一倍，就意味着多一倍人去使用大车道；还意味着一倍人去修筑道路，无论是义务劳动还是集中组织雇佣劳动甚至强迫劳动，都是这样”。 这些都是有利于生产率提高、产量和收入增长的规模经济。
西蒙除了论述了人口增长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外，还认为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一样，都会引起收入的增加，而收入的增加又会导致就业的增加。他特别指出，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引起的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一方面会使教育事业和为儿童服务的事业得到发展，这些领域内会增加就业者；另一方面，由于收入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加，社会的福利事业将发展，这也对就业的增加有积极作用。
应当指出，对于西蒙这些乐观的解释，至今在西方经济学界仍是有很大争议的。英国经济学家J. 福利斯在1983年2月的《苏格兰政治经济学杂志》上所发表的《西方最近对人口经济学的研究》一文中，认为西蒙的许多观点不仅是一种经不起检验的臆测，而且持有这种“乐观的”态度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的后果。
第四节
机器人的使用与就业的趋势
一、与使用机器人有关的悲观论调
以上虽然已经提到了西方经济学界有关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但并没有专门涉及他们有关机器人的使用及其对就业的后果等问题的论述。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看来，从对就业的影响而言，机器人的使用与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进步还是有所不同的。机器人的使用固然也是技术进步的成果或技术进步的反映，但它与一般技术进步不同之处在于：机器人直接代替工人从事某些工作。因此，如果说一般的技术进步还有可能增加某些就业机会的话，那么机器人的使用却是直接裁减工人的。
理查德·维德：《机器人的使用与经济》，载《经济学译丛》，1984年9月，第59页。同上。同上。
换言之，在有关机器人的使用对就业的影响问题上，存在着一种悲观的论调，即“把机器人摆在与工人相对立的位置上”， 认为“机器人的高效率是对工人们人的积极性的挑战”， “工人们要想防止大部分工作被机器人夺走，就只能是接受较低的工资，或者是提高自己的生产量，二者必居其一”。
同上。
根据这种悲观的论调，在美国，有些人提出“美国政府应该制定有秩序地增加机器人并减轻其影响的政策”，并“主张强制希望使用机器人的公司提出‘经济影响报告书’（类似‘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政府机构对报告书进行审查后方可安装机器人。同时，通过立法要求公司对于那些能证明其失业与使用机器人有关的人，付给一大笔解雇费”。
二、使用机器人对于就业的积极影响
R. 维德在《机器人的使用与经济》一文中不同意上述悲观论调。他主要从三方面来说明使用机器人不仅不会减少社会的就业，甚至还有可能增加社会的就业。
理查德·维德：《机器人的使用与经济》，载《经济学译丛》，1984年9月，第61页。
首先，要注意到机器人所代替的工人和工作。“通常是那些从事单调劳动的工人，他们的工作对体力的要求多于对智力的要求。机器人有时所做的还是对人们有危险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被替换下来的工人最后会把机器人作为一种解放自己而去作高报酬工作的手段予以欢迎的。” 这样，从就业的角度来看，机器人的使用实际上是对人力资源使用方向的一种调整。即使在使用机器人之后，有的工人离开了某些工种的工作，但这意味着他们有机会去从事另一些工种的工作，比如说，使工作比较安全，对工人的健康比较有利，使工人的智力和才能能得到比较充分发挥的工作。这应当被看成是人力资源的较合理的配置。
理查德·维德：《机器人的使用与经济》，载《经济学译丛》，1984年9月，第60页。
其次，在当前国际商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对美国来说，要维持现有的就业水平和扩大就业人数，必须以优质的产品取胜，必须不断增加美国产业在国外的销路。采用机器人，能够使产品的质量提高，使产品更符合标准。也就是说，“机器人能提高商品与劳务的数量和质量，因此，扩大使用机器人将使美国能够保住和扩大重要的出口市场，否则将会丢失这些市场”。
再次，机器人的使用和一般技术进步一样，它对就业的积极的影响主要不是表现于初次就业效应，而是表现于二次就业效应。从初次就业效应来看，机器人的使用会使某些企业减少所雇用的工人人数，而从二次就业效应来看，由此所引起的工资、利润的变化，以及消费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会促使社会的就业水平的提高。维德曾举了这样一个假设的例子。他指出：假定一个工厂增加1个工人，每天可以增加2个单位产品。如果每个产品售价30美元，那么生产线上增加的这个工人就能给工厂每天增加收入60美元。假定增加一个机器人，每天可以增加5个单位产品。每个产品售价30美元，那么增加一个机器人，工厂每天可以增加收入150美元。现在，工厂使用了机器人。由于使用了机器人，工厂相应地增加了机器人修理工。所增加的工人（机器人修理工）的产值必然大大高于原来的工人的产值，于是，他所得到的报酬也必然会高于原来的工人的报酬。并且，即使如此，工厂仍会盈利。机器人使用的二次就业效应正是由此而产生的。
理查德·维德：《机器人的使用与经济》，载《经济学译丛》，1984年9月，第63页。同上。
维德还指出，由于机器人的使用是逐步推广的，机器人替换下来的工人有的是退休工人，有的是离职工人，而且所替换下来的人还可以接受培训。因此，只要能够对工人继续培训，机器人的使用不会给社会的就业带来黯淡的前景。他用这样一些历史资料来证实自己的论点。例如，在20世纪初的美国汽车工业中，机器使1920年工人平均生产一辆汽车所用的时间比1910年缩短了56%，而且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8.5%。这种生产情况允许工业部门降低汽车平均售价的62%，结果使销售量增加10倍以上，使技术工人与工人的就业人数仅仅在10年内就从3.7万人增加到20.6万人。 在美国，高技术的工业公司在增加就业方面超过了其他企业。1955—1976年，5种高级技术部门的就业增长了20.7%，而其他行业仅增长7.1%。与此同时，每个工人的实际产量也是高级技术部门比一般制造业提高得快。因此，“历史证据与机器人所创造的工作将多于减少的工作的观点是一致的”。
（引自厉以宁、吴世泰合著的《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