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加尔布雷思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

——加尔布雷思《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中译本序言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于1908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农场主家庭，1931年毕业于安大略农学院，毕业后去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农业经济，1934年获博士学位。此后，历任哈佛大学讲师、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幸福》杂志编辑、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美国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从1949年起，他任哈佛大学教授。

加尔布雷思早年在哈佛大学任讲师时，即与肯尼迪家族结识，并通过肯尼迪家族接近美国民主党上层人士。1952年以来历届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他几乎都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策划，或充当顾问和撰稿人。1960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加尔布雷思受命出任驻印度大使（1961—1963），离任后仍回哈佛大学任教授。1972年，他被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同年，他偕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J. 托宾和W. 里昂惕夫作为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代表团的成员来我国进行访问，并应邀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做了题为《不平衡发展问题》的学术讲演。

加尔布雷思：《垄断力量和价格刚性》，载《经济学季刊》，1936年5月。加尔布雷思：《1933—1938年联邦公共工程支出的经济效果》，1940年。普列斯顿：《公司和社会：模式的探讨》，载《经济学文献杂志》，1975年6月，第439页。艾伦·格雷泽：《制度学派》，载《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4卷，1968年版，第465页。

加尔布雷思著述甚多。他的主要著作有：《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1952）、《一种价格管制理论》（1952）、《大崩溃：1929年》（1955）、《丰裕社会》（1958）、《经济发展论》（1965）、《新工业国》（1967），《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货币》（1975）、《没有把握的时代》（1977）等。虽然加尔布雷思在20世纪30年代曾受到当时刚出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垄断竞争理论的影响（这具体反映于他对农产品价格形成问题的研究 ），也受到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影响（这具体反映于他对公共工程经济效果问题的研究 ），但在经济思想方面，他基本上遵循着由T. 凡勃仑（1857—1929）开创的美国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凡勃仑的学说。目前，加尔布雷思被认为是制度主义新阶段或所谓现代制度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 是既沿着凡勃仑的路线进行“探讨”，又在研究课题等方面不同于30年代制度主义者的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之一。

在加尔布雷思的许多著作中，最集中、最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制度经济理论的要点和特征的，就是1973年出版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正如加尔布雷思自己所说的，在这本书出版前所写的《丰裕社会》和《新工业国》等著作中的基本论点，已经被包含在本书前二十章之内了，除了个别提法有所修改外，《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的前二十章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看成是《丰裕社会》和《新工业国》的浓缩本。而从《经济学和公共目标》的第二十一章起，直到本书结束，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被用来阐释作为加尔布雷思经济理论特色的“社会改革”学说和具体建议。这是全书的重点部分，也是在这以前出版的加尔布雷思其他著作中所缺少的内容。所以加尔布雷思在本书前言里写道：“我恳请读者，读了这么二十章左右之后，不要半途而废。只是从那里起，才讨论到我们应当怎么办的问题。”（第7页）至于在这以后出版的加尔布雷思另外两部专著《货币》（1975）和《没有把握的时代》（1977），它们虽然也很重要，但由于所研究的问题各有偏重，因此它们在一般经济理论方面远不如《经济学和公共目标》那样有代表性。《货币》一书主要阐述货币和货币制度的发展史，重点是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引起的后果进行评论。《没有把握的时代》一书则是一部关于经济学说史的著作。加尔布雷思在这里着重评介了亚当·斯密、D. 李嘉图、T. 马尔萨斯、K. 马克思、凡勃仑和J. 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并解释为什么这些经济学说史上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在当时能广为流传，而今天又应当怎样给予他们以恰当的评价。有关货币史和经济学说史的论述只可能反映加尔布雷思的经济学说的部分内容，因此，《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应当被看成是加尔布雷思的最主要的理论代表作。

加尔布雷思在《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中提出了哪些论点？它们具有哪些特征？怎样评价加尔布雷思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它们有哪些错误，但还有哪些多少还符合实际情况？为了说明这些问题，我们准备从主导思想、分析方法、理论模式、未来社会设想这四个方面来加以评述。

主导思想：对“公共目标”的关切

作为一部系统反映加尔布雷思经济理论的著作，《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全书的主导思想就是强调要关心所谓“公共目标”。在加尔布雷思看来，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会发生这样多的问题？为什么会遇到失业、通货膨胀、贫富不均、经济畸形化、环境污染、社会腐败、道德败坏、生活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麻烦？关键在于“公共目标”被忽视。如果不正视这个问题，不突出“公共目标”，那么任何旨在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措施都是无济于事的。

不仅如此，加尔布雷思还认为，在居于正统地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公共目标”概念被偷换了。这些经济学家把本来不是“公共目标”的“目标”，冒充为“公共目标”，并为之进行论证，这就在广大读者当中造成一种错觉，误以为经济学教科书上所说的“目标”就是应当争取实现的“公共目标”。因此，加尔布雷思把纠正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关于“公共目标”的“错误”看法，把人们从正统经济学所造成的“错误”信念之下“解放”出来，使社会重新树立“公共目标”的信念，看成是自己的任务。这本书之所以题名为《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原因正在于此。加尔布雷思这样写道：“本书要充分强调的是，经济学根本不是一种说明科学，它也为支配经济利益服务。它培养信念，同时培养这种利益所需要的行为。我所希望的是，经济学教导将反映当前的现实。至于为合时宜的信念做宣传，则不是这里的目标所在。写这本书时在我心目中的是大众读者。还有我所十分关怀的是，把学生从课本中解放出来。”（第6页）根据这一主导思想，加尔布雷思在书中处处把自己的“分析”与“结论”同正统经济理论（包括新古典派、凯恩斯派）的“分析”与“结论”相对立。

那么，究竟什么是加尔布雷思心目中的“公共目标”呢？这首先是一个与价值判断准则有关的伦理学问题。如果不能对经济行为的是非善恶标准有所判断，当然也就无从决定什么样的“目标”是不应当为之奋斗的，什么样的“目标”才是必须争取实现的。加尔布雷思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的显著特色之一，就是自始至终用资产阶级制度经济学的是非善恶标准来衡量一切，鉴别一切。

加尔布雷思认为，在正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以及在受正统经济理论影响的官员和一般公民的思想里，“经济增长”似乎成了不可动摇、不可否定的信念。“无论如何不应当妨碍经济增长”，这句话成了一个保护伞，遮盖了许许多多坏事。“经济增长”似乎就是“善”，妨碍“经济增长”显然就是“恶”。“经济增长”可以“解决”政府面临的各种难题，于是没有一个官员不把这说成是应当争取的目标。“经济增长”可以给人们以丰富的消费品，使人们普遍富裕，于是没有一个正统经济学家不为之喝彩。“经济增长”可以使企业扩大、收益增多，于是没有一个公司高级经理不把这当作自己的职责。在这种是非善恶标准之下，对经济增长数字的关心超过了对人们生活本身的关心，对“物”的注意超过了对“人”的注意。结果怎样呢？加尔布雷思指出：“从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都会发生对环境的损害——发电厂对空气的影响，由此产生的氖对视力的影响，制钢厂对左近湖泊的影响，汽车对肺部的影响……造纸厂不能推卸它的责任，而汽车主对于汽车使用所产生的一般后果尽可以表示遗憾，却不存在个人的责任感，因为他个人在总的损害中所增入的一份是微不足道的。”（第282页）“经济增长”使环境不断遭到污染，从而使公众利益受到侵害，而个人消费品的增加也同样带来了新的问题。“商品的拥有和消费超过某一限度时，除非把由此而来的辛劳能委托给别人，否则就会变成累赘。例如，食品越来越精细，或者是越来越富有异国风味，但是，要有人代为备办，消费才会是一种真正享受。否则，除了个别有偏好者外，单是由此所花费的时间，就会使食用时的乐趣澌灭无余。”（第35页）家庭生活的各种消费品，莫不如此：需要保养，需要管理，需要付出劳动，需要时间。而社会恰恰对私人服务业最不重视。工业越发达，经济越增长，越需要这种私人服务，最后只好找到一个“替身”——负担加到了妇女身上。妇女是管家，是家庭的奴仆。“显得很奇妙的是，家庭的收入愈多，除个别仍然雇用仆役者外，妇女的充当奴婢的任务就愈加艰巨。”（第38页）

加尔布雷思认为更重要的是，以“经济增长”作为“目标”，必然导致为生产而生产，而不问产品的实际效用如何。要增长，就要有技术革新，有新设计、新发明。撇开它们给环境带来的破坏，给消费者增加的累赘，以及给妇女加重的奴仆作用不谈，新设计、新发明究竟有什么用处，热衷于“经济增长”的公司高级经理、把“经济增长”说成是“公共目标”的政府官员和正统经济学家是从来不予考虑的。加尔布雷思认为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武器的研究和制造，大量公共资源被投入这个领域，技术革新使前一代的武器成为废物，而这一代的武器很快又被下一代的武器所淘汰。消费品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革新的目标所在不是适应需要，而是所革新的产品能不能行销……既经过变革就必然是新产品，单凭这一点，就投合了新胜于旧的信念，就可以扩大销路，对生产者说来，就比原来的、经证明其适用性较高的产品更加有利于行销。”（第203—204页）加尔布雷思由此认为，这一切都是同“对人的关心”大相径庭的；不把人们从这些错误的信念之下“解放”出来，“经济增长”不可能是公众的幸福，而只会是社会的祸患。

从这一是非善恶标准出发，加尔布雷思提出了所谓“信念的解放”问题（第二十二章）。他所说的“信念的解放”，就是指摆脱目前资产阶级经济学教科书上对“目标”的解释，以及公司高级经理们和政府官员们对“经济增长”的宣传的影响，重新树立对“人生”的看法，选择“生活的道路”，确定应当值得争取的“目标”。这个“目标”，在他看来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早就被人们所意识到的、只不过被有权有势者偷换了内容的“陈词滥调”——“公众的利益”或“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需要”。

以上就是贯穿于《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中的主导思想。不难看出，加尔布雷思在这里提出的对“公共目标”问题的看法以及对居于正统地位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当前帝国主义国家中社会经济的危机现象和现代凯恩斯主义等庸俗经济学理论的谬误。与那些竭力掩饰资本主义经济的严重问题和百般吹捧垄断资本的统治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们相比，加尔布雷思多多少少接触了一些实际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尔布雷思作为不满意垄断资本统治现状的制度经济学家，他的著作对于研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经济的人来说，有某种参考价值。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91页。

然而加尔布雷思与制度学派的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整个经济理论并未脱离凡勃仑开创的传统。他使用超阶级的研究方法来探讨经济学的价值判断标准，他用空洞的、抽象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阶级利益”和“阶级需要”。他所谓的对“公共目标”的关切，根本没有脱离旧的制度经济学的窠臼，因为从20世纪初以来，凡勃仑、J. 康蒙斯等制度经济学家，也总是打着“全民”的旗号，宣称要“关心一切人”。抽象的是非善恶概念是从来不存在的，“公共目标”离不开特定的阶级内容。加尔布雷思用超阶级的道德概念来论证所谓“公共目标”的重新确定问题和对“经济增长”的评价问题，尽管在形式上与其他制度经济学家的论断有所不同，实际上仍然是对资产阶级道德标准的一种美化。恩格斯说：“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 加尔布雷思避而不谈是非善恶的阶级性，不谈“公共目标”究竟从属于哪一个阶级的利益，他所提出的价值判断标准或道德标准，这样的分析很难说能有什么现实意义。

分析方法：从“权力的分配”着手

《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在分析方法上十分清楚地反映了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的特色，这就是反对正统经济学家们所采取的数量分析，强调制度因素分析的作用。

加尔布雷思认为，资本主义现实中所发生的问题不是宏观经济分析或微观经济分析等方法所能说明的。宏观经济学只注意总需求水平的调节，微观经济学只注意成本和价格的形成，二者之间的分工是不幸的，因为有关社会的制度结构问题恰恰被忽视了，二者都只关心数量的变动，社会的制度结构中的最基本问题，即权力分配问题，恰恰被遗漏了。加尔布雷思在这里坚持的是凡勃仑以来的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分析方法，而他在制度因素分析中，尤其着重的是对“权力分配”的分析。加尔布雷思正是从“权力分配”着手，得出他的一系列论断的。

问题的焦点仍然在“目标”方面。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明明不是“公共目标”的东西为什么被当成“公共目标”呢？公众并不需要那些花样翻新的新产品，为什么把新产品的发明和制造看作“公共目标”呢？公众不想增加防务费用，不想生产新武器，也并不对航天旅行感兴趣，为什么这一切都被当作“公共目标”而向公众兜售呢？加尔布雷思用“权力的分配”来加以解释。他写道：一切有权有势的人，总是把自己的有权说成是无权，说自己似乎是在奉命行事，不敢违抗。古代的君主习惯于把自己打扮成神意的执行者，替天行道。“现代的政治家仍然保持着这一本能：他说（无论怎样难以置信），他只是选民的工具，他的所言所行，不是出于自己的偏好，而是为了公共的利益。”（第11页）现代的资本主义大企业也是这样。它们有自身的“目标”：使本企业越办越兴旺，产品越来越有销路，企业收入有牢固的保证。它们有权力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同政府有联系，得到政府的各种照顾；它们能控制产品销售价格，并拥有庞大的推销机构和宣传手段，使消费者听从企业的指示去购买。但这些企业在把它们自身的“目标”冒充为“公共目标”硬塞给社会的时候，也是口口声声说自己无权，自己不过是消费者的仆从而已。加尔布雷思的看法是：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权力已经扩大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的地步。“这样的公司已不再受市场的限制，已凌驾于市场之上，市场已成为它的工具，它就像一驾战车，社会即使不是被拴在它的车轮上，也至少是附在它的车轮上。新古典派模式当然是否认现代公司具有这样的权力的。我们却在这里看到这是现实。”（第91页）

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亦即现代大公司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来看，“权力的分配”发生了下述这种显著的变化：生产者有权支配政府和市场，消费者俯首听命于现代大公司。而在现代大公司内部，“权力的分配”同样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且后一种变化与前一种变化相比，是更带有根本性的。用加尔布雷思的话来说，现代资本主义大公司的权力已经转到了一些在生产、经营管理、财务、推销、法律、科学技术研究等方面有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的手中，他们担任公司的经理、工程师、各级主管等职务，他们集体做出决策，他们的决策具有权威性。这样一来，“权力已经从股东转移到管理部门，……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以后，对追求最大利润这一假设引起了剧烈的争论。”（第90页）加尔布雷思认为，正统经济学家所谓资本主义企业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说法如今不再适用，因为权力既然不在股东手中，而在管理部门手中，管理部门所要达到的是企业的稳定和增长（这样才能牢牢地把持权力），而不是最大限度的利润（这样会带来风险，不利于把持权力）。而为了企业的稳定和增长，管理部门必须实行“计划生产”和“计划销售”，必须把企业自身的“目标”说成是“公共目标”，以便得到稳妥的政府订货，博得社会的好感，支配消费者的行为，保证产品有越来越大的销路。加尔布雷思由此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公司内部“权力分配”的变化使得企业“目标”发生变化，新掌握了企业大权的管理部门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采用一切手段来影响消费者，支配消费者。“如果生产者对消费者能够加以控制，或使之屈从于他的需求，那么经济最终是为消费者服务的说法，就不再能使人信服。一旦发现生产者对消费者或他的商品的其他使用者是多少有点权力的，这就敞开了采取进一步攻势的大门，涓涓之水会成为江河。到那个时候就可以说，所有对价格、成本、消费者需求和政府的控制，无非是出于权力发展的必要。”（第136—137页）

加尔布雷思在《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中，正是从“权力分配”这一点着手分析而建立他的理论体系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第80页。同上，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369页。

其实，加尔布雷思的这种“权力分析”和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派经济学家们所采用的数量分析方法并无本质上的差别。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的数量分析方法抹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只分析各个数量之间的表面联系，而不去探究这些数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矛盾，而加尔布雷思的“权力分析”也同样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关系，单纯从“权力”本身进行所谓“质”的分析。他根本不是把“权力”与所有制结合在一起，把“权力”同一定的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相联系，而只是从政治上、法律上和职业性质上解释权力的由来。马克思认为，如果要分析权力的话，那么“政治权力只是经济权力的产物”。 在阶级社会中，一个掌握了社会的基本生产资料的阶级，必然获得社会政治权力，获得对于丧失基本生产资料的阶级的支配力量。因此，“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 加尔布雷思完全否定阶级分析，用所谓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来说明企业实际权力转移到专业管理人员的手中，更进而由此断言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已不再追求最大限度利润和转而实行“计划经济”。这种说法不仅毫无事实依据，而且在理论上是非常错误的。既然权力不是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东西，它来自对基本生产资料的控制，那么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可能被资产阶级所把持；既然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那么资本主义企业始终只可能在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之下进行活动。加尔布雷思对“权力分配”的变化及其后果的“分析”，不可能真正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以及经济变化的原因与后果。

理论模式：“市场系统”和“计划系统”二元结构

加尔布雷思从对“权力分配”的分析着手，进一步提出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个结构的看法。他认为，以现代的美国而论，尽管它已经与一百年前或五十年前的美国大不相同，但它仍然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所谓“丰裕社会”，在他看来并不是尽善尽美的社会，这里存在着畸形、丑恶和贫穷。为什么会这样？他认为基本原因在于“权力分配”的不平衡，而权力的不平衡性是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二元结构分不开的。

加尔布雷思写道：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单一的模式，而是由两大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有组织的大经济，即由一千家左右的大公司组成，另一部分是分散的小经济，由一千二百万个小企业主、小商小贩、农场主、个体经营者等所组成。这两部分既有联系，又有显著的区别。在前一部分，这些大公司有权力控制价格，支配消费者；在后一部分，小企业主、个体经营者等人无权控制价格，无法支配消费者，反而要受到市场力量的支配。加尔布雷思说，在前一部分的大公司中实行的是“计划生产”和“计划销售”，采取的是“操纵价格”，所以这一部分经济可以称作“计划系统”，而后一部分的小企业主、个体经营者们听命于市场，由市场波动决定其命运，所以这一部分经济可以称作“市场系统”。两个部分的权力是不平衡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被认为是“有权力的”计划系统和“无权力的”市场系统两个部分的结合。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两大部分之间“权力分配”的不平衡，据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深刻的影响。加尔布雷思写道：“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计划系统内部权力和它与市场系统对照下的权力强弱有差别的结果。两个系统之间收入的不均等也是出于这个根源。在多数情况下，计划系统向市场系统卖出时的价格和它向后者买进时的价格，它都有控制权，因此双方交易时的条件总是倾向于对它有利的一面。”（第248页）这就是说，“权力分配”的不平衡造成了大公司对小企业的剥削，造成了收入的不均等，造成了大公司的壮大、致富，小企业的凋敝、败落。加尔布雷思在《经济学和公共目标》这本书中，用整整三章（第十八、十九、二十章）的篇幅来论述大公司与小企业之间的不平等地位，以及由此给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危害。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只关心大公司的利益，只为大公司效劳，而不会为小企业服务。他认为这种政府根据凯恩斯理论所实行的经济政策（调节总需求的措施），只有利于大公司，不利于小企业。他还认为，今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畸形发展和比例失调，也是由于经济中两大部分的权力不平衡所造成的，因为军事工业等部门内主要是实行“计划原则”的大公司，它们得到各种有利条件，促使经济迅速扩张，而民用住宅建筑业、服务业等部门内主要是听从市场支配的小企业和个体经营业在活动，它们的社会经济条件都是十分不利的，以致这些部门得不到发展，甚至萎缩。他把大企业对小企业的剥削（通过不等价交换进行的剥削）看成是与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相类似，甚至是更为厉害的一种剥削。这就是加尔布雷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分析的基本论点。所以他写道：“很明显，要彻底纠正计划系统与市场系统之间的关系，必须从这两部分经济间权力的均等开始。这不是个空谈学理的问题。这将牵涉到关于两个系统中的价格、工资和收入是怎样规定的许多实际问题。”（第248页）加尔布雷思关于社会改革的设想和经济政策的建议，都是以所谓“权力分配”的不平衡作为理论的着眼点，以所谓“权力均等化”作为开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步骤。

用所谓“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两个部分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证明大公司对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剥削的存在，这是加尔布雷思制度经济理论的一个特色。应当承认，加尔布雷思的这一论点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他的揭露和分析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中对大企业剥削小企业事实的揭露、对小企业主和个体经营者的地位的分析以及对他们的不幸遭遇的注意，是可以予以肯定的。加尔布雷思对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因不等价交换而遭受的损失的分析，也是可取的。

但是，加尔布雷思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二元结构的分析的理论基础仍是错误的，因为他曲解了大企业与小企业、个体经营者之间的矛盾的性质。应当指出，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矛盾固然不能被忽视，但不能把这种矛盾提到主要地位，也不能因此掩盖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一事实。更加错误的是，加尔布雷思在谈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小企业的困难处境时，竟说在某些行业中，小企业主不仅受到大企业的剥削，而且也受到强大的工会的压力，小企业主成为两头受夹攻的最不幸的人之一。例如加尔布雷思写道：“市场系统中有许多行业，特别是服装业和建筑业，系由许多小工商业者与一个或少数几个强有力的工会相处。在这里，工资提高确实会使价格提高；而全行业或全社会的工资提高，实际就是迫使业主同意将价格提高。这么说，工会有决定价格的权力，业主却没有。”（第184页）另一方面，加尔布雷思认为在大公司经济中，工会力量已与经营部门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工会工人不再遭到“古典式的剥削”，公司方面较易于答应工会的要求，而把增加的支出通过操纵价格，转嫁到小企业主和一般消费者身上。总之，在加尔布雷思的理论模式中，我们看不到对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关系的分析，所看到的只是把大公司与强大的工会这两种“垄断力量”作为一方，把小企业作为另一方的矛盾的“分析”，从而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做了不正确的解释。

加尔布雷思的理论体系是否具有进步性？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从它在何种程度上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阴暗面来判断，而应当根据它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作用来鉴别。我们在指出加尔布雷思在个别问题上的论述（例如对小企业状况的分析）有可取之处的同时，并不认为他的理论体系具有进步性，这是因为他的政策主张是改良主义的。下面，我们将着重评论这一点。

未来社会的设想：所谓“新社会主义”

加尔布雷思一直认为，自己的任务不仅在于说明现实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而且在于提出两套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设计出使之付诸实施的具体方案。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二元结构的并存以及与之有关的“权力分配”不平衡、收入不均等的现象是不合理的。他主张尽快结束这些现象。作为替代物，加尔布雷思在《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中提出了所谓“新社会主义”的设想。

加尔布雷思写道：“首先需要积极提高市场系统的权力和能力，提高它在计划系统下的发展程度，从而从这一方开始，缩减这两个系统之间在发展方面一贯存在的不均衡状态。这里应采取的步骤是，从事缩减两个系统收益的不均等，提高市场系统的谈判力量，减少计划系统对它的剥削。我们把这个叫作‘新社会主义’。”（第217—218页）根据加尔布雷思的说法，在这种“新社会主义”之下，大公司的权力受到限制，政府不再被大公司所掌握，小企业地位得到改善，同时，“公共目标”也被重新重视起来，个人的生活福利得到保障，医疗保健事业有很大发展，环境卫生和住宅条件得到改善，文教、艺术事业也不断取得进步。但加尔布雷思强调说：这种“新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所讲的意识形态无关，“新社会主义不是属于意识形态的”。（第274页）

加尔布雷思把“社会主义”称作“必不可少的”，在他看来，无论在小企业经济中或在大公司经济中，“社会主义”是一种可行的“解决”问题的道路，因为据说“社会主义”才能从“公共利益”出发，使政府承担私人企业所不愿承担的发展经济中落后部门的责任（如服务部门），使“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二者的缺陷得到补救。然而，提出“新社会主义”的加尔布雷思，他心目中的未来社会究竟是什么样？他宣传的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是什么样？只要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弄清楚了，加尔布雷思理论的阶级实质就十分清楚了。我们知道，科学的社会主义有它确切的含义。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大飞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无产阶级由被压迫被剥削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人。然而历史上各种假社会主义者却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不谈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的根本变化，而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冒充为社会主义。今天，在加尔布雷思所宣传的“新社会主义”中，也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所有制仍然保留着，广大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的被压迫被剥削地位依旧存在着。所不同的只是，垄断资本的权力似乎受到一些限制（姑且不论这是否能实现），政府增加了若干“福利措施”，以及小企业主扩大了自己的收入（注意：其中包括了剥削雇工的收入）而已。这样的“未来社会”，从本质上看，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3页。保罗·斯威齐：《乌托邦的改良主义》，载《每月评论》，1973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页。

再看，加尔布雷思主张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新社会主义”？他在本书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等章中用较大的篇幅，列出了他的一系列建议：从改革市场的定价制度到修订工资条例，从制定新的反垄断法到扩大妇女就业机会。但没有一条是要求改变现存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机构及其所依据的经济基础的。加尔布雷思自己就承认是一个“改良者”，而不是一个“革命家”。他认为“新社会主义”不是通过任何革命行动，而是通过“结构改革”实现的。这种主张使他的“新社会主义”纲领的实质进一步暴露无遗。原来他自始至终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之上，寄托在资产阶级的“善良”愿望之上。他写道：“对任何补救办法来说，总统是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因此，今后于选举总统时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是，候选人对计划系统利益与公共利益是不是分别对待，并且致力于后者。”（第294页）他把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首脑看成是超然于一切党派利益、阶级利益之上的，似乎只要有“明智的”“有公益心的”政府首脑，改革就易于付诸实践了。这使人们不得不想起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向国王呼吁的例子，但那是多少年以前的往事了。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愈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 加尔布雷思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出版于1973年。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危机日益深刻化的20世纪70年代，宣传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的改良主义” 论调，其客观效果只能是“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那实行攻击现代社会真正应持的阵地”， 脱离革命，走向阶级调和。

李宗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62页。

正如20世纪初期凡勃仑提出的资本主义改良方案和“技术人员委员会”的设想在当时已没有什么进步性可言一样， 目前加尔布雷思提出的这些改革方案和“新社会主义”的设想也起不了什么进步作用。可以说，所有制度学派经济学家的社会改革理论都是如此。

阿萨尔·林德白克：《新左派政治经济学：一个局外人的看法》，1971年版，纽约，第5—6页。

加尔布雷思的文风有其特色。他的用词有时是尖酸刻薄的。字里行间，也颇有愤世嫉恶之意。他为了引人注意，爱作惊人之笔，以致往往被视为“激进派”一流人物。其实，“貌似激进”也是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共有的特点。加尔布雷思与现阶段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新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基本论点上有着重要的区别。瑞典经济学家A. 林德白克把二者之间的重要理论区别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新左派”经济学家（例如P. 巴兰、P. 斯威齐等人）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他们立论时多多少少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为出发点和依据，而加尔布雷思并非如此。加尔布雷思的论述被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第二，“新左派”经济学家在谈到“未来社会”的设想及其实现途径时，总是把这一转变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而加尔布雷思则不强调工人运动的作用，加尔布雷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与工人运动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

第三，在“新左派”经济学家看来，加尔布雷思虽然对资本主义提出了各种批评，并且其中许多批评意见与“新左派”的观点相接近，但“新左派”认为加尔布雷思实际上仍是欣赏大公司的统治的，而加尔布雷思的建议则被认为是肤浅的。“新左派”认为不能接受加尔布雷思的这些论点。

林德白克作为一个“局外人”的上述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不能把加尔布雷思列入“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之内。

以上我们从主导思想、分析方法、理论模式、未来社会设想这四个方面评介了加尔布雷思的主要代表作《经济学和公共目标》。根据我们的看法，一方面，《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中的论述有比较符合实际之处，从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前所述，这里是指书中对垄断资本现状的某些揭露、对小企业地位的分析等）；另一方面，就整个理论体系和方法论而言，它有不少错误。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对于我国学术界了解加尔布雷思的学说、制度学派理论的内容和演变过程，将会有所助益。

（引自加尔布雷思：《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序言》，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