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准备谈四个问题。①比较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②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比较；③经济发展战略的比较；④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比较。

在结束语中，准备谈谈如何评价西方的比较经济学，以及我们为什么有必要建立自己的比较经济学的问题。

一、比较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什么是比较经济学？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我觉得这样一种解释比较符合这一学科的特点：比较经济学以不同的经济制度、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不同的经济管理和决策方式作为研究的对象。它通过比较分析、衡量优劣、判明利弊、总结经验和教训，作为一国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制定有关经济政策的依据。它的着重点是在经济理论方面，同时也涉及应用经济学方面的问题。

在经济学中，比较经济学是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它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从经济学说史上看，比较研究方法具有较长的历史。重商主义者很早就采用这种方法来考察各国的货币流通量与物价波动的关系，考察西欧一些国家经济兴衰的过程。17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驱W. 配第，把比较研究的对象从流通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得出了不同的劳动生产率是财富增长速度不同的主要原因。后来，法国重农学派的F. 魁奈和A. 杜尔哥，英国古典学派的亚当·斯密、D. 李嘉图，都曾利用比较研究的成果来论证自己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此外，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也重视比较研究方法。他们在把德国同英国进行对比之后，提出一条自以为可以使德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又不同于英国的道路。

但比较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施密切有关。一方面，30年代空前严重的大危机，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它使传统庸俗经济学理论破产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与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在经过长期的激烈争论之后，国家干预主义思潮终于占据了上风。在美国、瑞典、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都相继采取了资产阶级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或统制措施。但这些措施不仅有不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作为理论上的依据，而且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表现为不同的干预形式，遭遇到不同的困难，取得的效果也很不一样。这些都需要从经济理论上加以系统地归纳和说明。传统的经济比较研究方法显得不够用了。这时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既需要在比较研究方法方面有所突破，更需要把比较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使之在理论上能系统化和条理化。于是比较经济学便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施，向西方经济学界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仅是切实可行的，并且这种优越性已经被实践所证明。事实已经给20世纪2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长期进行的“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之争做出了结论，从而使得同情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逐渐增多。与此同时，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资源配置不当、浪费和效率损失方面的问题。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假定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不是采取过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而是采取适当程度的“自由市场经济”，会不会解决资源配置不当和浪费问题，促进经济效益增长呢？于是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受到了重视，对几种不同的经济模式的研究也引起了西方经济学家的兴趣。这也是比较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比较经济学有较大的发展。这时的世界政治与经济形势与30年代的已有很大不同。一些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解体和民族独立国家的产生，为比较经济制度和比较经济增长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领域。50年代和60年代内，除了继续对不同经济模式和不同经济干预方式进行比较研究外，西方经济学家们还对历史上各国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广泛的比较，试图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以便指导现阶段各国的经济发展。例如，由艾特肯主编的论文集《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1959）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论文集收录了13位经济学家的论文，考察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美国、德国、法国、俄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土耳其等国的经济发展过程。这是一部比较经济学的文集，讨论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理论问题。例如：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由于“内生因素”的作用呢，还是由于“外生因素”的作用？主要是靠国民经济本身的积累呢，还是靠“边疆”的开拓或领土的扩大？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私人的自发作用”（即私营企业活动）呢，还是靠“政府的引致作用”（即国家的指导与调节）？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是“封闭型”的经济（保持自给自足的经济）比较有利呢，还是“开放型”的经济（打破自给自足局面，同国外保持经济上的联系）比较有利？如果说后一种经济更为有利的话，那么“开放”程度应当维持在什么样的标准上呢？如何调节这种“开放”程度呢？

西方经济学家们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所有这些看法都立足在这样一个基调之上，即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有必要利用本国的有利条件，这样才能找到一条适合于本国的经济较迅速的发展道路。

6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界举行的一系列国际范围内的学术讨论，对于比较经济学的发展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例如，1963年出版了W. 罗斯托主编的《由起飞进入持续成长的经济学》一书。该书收集了国际经济学协会关于“起飞”进入持续成长的各篇论文和发言。它是一部比较经济学的重要著作。它环绕着这样几个主题进行讨论：各国的工业化是否有共同的途径可以遵循？不同国家的工业化各有什么特点？能否把历史上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纳入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模式？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历史经验适用于目前的发展中国家吗？这些问题都属于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西方经济学家在这场讨论中，就上述这些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以至于形成了几种对立的观点。稍后，H. 罗索夫斯基在1965年发表了《起飞进入持续的争论》一文。一方面，承认所讨论的整个问题的复杂性，认为不可能使不同观点的学者取得相近的意见。另一方面，承认这场讨论是很有意义的，它表明有关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已经不再是用一种抽象的、空泛的概念所能代替的，理论的、历史的、统计的研究远比提出抽象的、空泛的概念重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尽管许多经济学家在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竭力反对把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纳入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模式，但他们也都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是有借鉴作用的。舒帕尔在1965年所写的《发达国家的早期历史有无现实的适用性？》和R. 伊斯特林在1965年所写的《是否需要对不发达状况进行历史的研究？》两文，提出了比较经济学研究如何“服务于现实”的问题。据他们的看法，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以前历史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制度的作用、市场的影响、人口与土地的比率、企业经营状况等的分析）无疑适用于对当前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分析。举例说，他们认为非洲的现实状况就和中世纪西欧或16世纪西欧相似。如果考虑到由于采用当代技术与文化成果所引起的变化，那么对西欧的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是能够适用于对非洲的现实经济的研究的。他们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的一部分”的结论。这样，比较经济学研究就不仅仅是同时代各国的“横向”的研究，而且也包括了不同类型经济的跨时代“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研究。

如果我们把从重商主义与古典学派开始直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的传统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称作比较经济学的“史前期”；把20世纪30年代内因经济危机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而引起的有关不同经济模式和不同经济干预方式的研究，称作比较经济学形成时期或比较经济学第一阶段的特征；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初20年内关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道路和各国之间经济发展的借鉴的研究，称作比较经济学第二阶段的特征；那么，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比较经济学的发展实际上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西方经济学家对于不同经济模式、不同经济干预方式、不同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更深入了，此外，他们还加强了对于不同经济增长率、不同通货膨胀率，不同福利水平等方面的研究。

这是与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变化直接有关的。这段时间内，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发生了“停滞膨胀”（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发），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开始实行经济体制的调整与改革，少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并在某些产品的国际市场上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力竞争对手，若干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缓慢，从而各国之间的收入悬殊程度扩大了。这一切都成为新阶段的比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这一时期内出版了大量比较经济学的论著。一方面，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已经无法运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来制止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并发，特别是看到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逐渐转向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措施，从而认为20世纪3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之争至今并未失去意义，对不同经济模式和不同经济干预方式的探讨似乎有主张重新回到以市场决策为主的老路上去的趋势。另一方面，关于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反映了国有化经济和“福利国家”似乎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到了尽头。国有化经济与非国有化经济的比较、高税率与低税率的比较、高福利支出与低福利支出的比较，使得对英国、西德、北欧国家和日本等国经济进行比较研究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得出了几乎与战后初期的研究结论相反的论点，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程度越高，可能资源配置失调的情况越严重；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承担的福利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越高，可能经济效率的损失越大。这些经济学家通过比较经济学研究而得出的上述论点，反映了现阶段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

与此有联系的另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是：为什么战后初期曾受到重视的重型经济结构的发展道路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已经被证明是效果较差的，而轻型经济结构的发展道路则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却被证明是有效的？什么样的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是比较合适的？为什么战后初期一度流行的高积累的方针已被证明是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以来增长率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更重视的是投资经济效果，而不是积累率本身？西方经济学家通过比较经济学研究而得出的不同于战后初期的流行观点的结论，既是对从50年代开始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曲折过程的总结，也是对近二百年来资本主义工业化历史重新探讨的成果之一。

总之，比较经济学第三阶段中的各项研究与前两个阶段的研究相比，不仅考察的范围更为广泛，对问题的分析更为深入，而且它还在若干理论问题上否定了过去的看法，或对过去的看法提出疑问。这个动向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一些书或文章在谈到比较经济学时，仅仅把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匈牙利模式等）的比较研究看成是比较经济学的内容，这是很不够的。应该说，这只是比较经济学中的一部分内容而已。

二、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比较

在这里，需要先谈一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的起飞理论。起飞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的。罗斯托把人类社会分成不同的成长阶段，其中一个阶段叫起飞阶段，指工业化的开始，他认为对各国普遍适用。他指出：起飞时必须有很大的动力，起飞后，经济就可以顺利发展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举行了国际性的“关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讨论，这是比较经济学的内容之一。起飞后能否进入持续增长阶段，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不同意起飞理论，认为有的国家历史上并没有起飞的迹象。这就涉及起飞的含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起飞这个词，现在我们经常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经济学界流行的经济术语就是起飞。实际上，按照罗斯托本人的解释，起飞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是专指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认为，这个定义不能成立，不能把起飞作为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因为起飞只是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它只是一个过程。所以，如果罗斯托的著作中用的起飞是指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而言，那么这是不正确的。第二种含义是指工业化的开始。它不是指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而是指一国工业化的开始时期。虽然这个含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它是不明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工业化的标志究竟是什么，这个概念到现在也不是很明确的。比如说，以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叫工业化，或者说，以建立什么部门为工业化，这些都还没有定论。既然工业化这个概念本身还没有定论，用起飞来表示工业化的开始，也就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第三种含义是指突破经济的停滞状态。就是说，经济发展原来处于停滞状态中，经济要突破停滞状态，通常要费很大力气，这个突破叫起飞。因此，根据这个定义，任何一国的起飞不是只有一次，而是要有多次。停滞后发生起飞，起飞以后又停滞，又再度起飞。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都是在不断起飞中实现的。这个定义，对于我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用起飞这个词。在比较经济学研究中，采用起飞这个词，是指经济突破长期停滞状态而言。没有起飞，经济就一直停滞。可以说，日本经济现在仍在不断地起飞。有些国家经济上不去，就是因为它没有起飞。起飞后，又过了一段时间，经济又处于停滞状态，就需要再起飞。既然起飞的含义是这样，那么就要讨论怎样才能起飞。

怎样才能起飞？有普遍意义的就是依靠技术创新，这一点是经过比较经济学研究而取得的一致的结论。靠技术创新，才能打破经济的停滞状态。没有创新，经济是不能起飞的。创新是指在经济中引进一种新的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也包括在国内引进。国内引进是说把科研部门的成果引进到经济之中。假定一种新技术仅仅停留在实验阶段，而没有在经济中开花结果，那么它不能构成创新，只能称作发明。所以发明和创新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发明是个科学技术的概念，创新是把发明引入经济之中，使它在经济中发挥作用，从而能降低成本，增加产量，开辟市场，带来积累，这样经济才能动起来。所以实现起飞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在于引进新技术于经济之中。

不同国家的起飞，具有不同的特点，从比较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不同国家的起飞特点，取决于四个因素：第一是制度因素。在什么样的所有制条件下，起飞就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比如说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起飞主要靠国家投资来实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也有两种情况，有一些国家的起飞完全依靠私人投资，也有一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国家投资。第二是资源因素。各国的资源条件不一样。比如说，有些国家由于某种矿产比较丰富，它的起飞就依靠这个门类给整个经济带来动力，典型的例子是一些产油国。第三是历史因素。比如有的国家较早发展某种工业，这一历史因素对它比较有利，它可以开辟很大的市场。还有些国家在竞争愈来愈激烈的情况下发展某种工业，这固然对它不利，但它在技术发展中也可能后来居上，它可以采用新的技术，不必走老路，这对它又是有利的。第四是文化因素。是指各国的文化传统不同，各国已经形成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不一样，这也使各国的起飞各有特点。比如东方国家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和西方的情况就不同。这对于比较研究各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也是很重要的。

要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中需要建立主导部门。通过比较经济研究，一些人认为主导部门在经济中是存在的。主导部门指能够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并对经济发展起很大作用的部门。主导部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通过三种影响来实现：第一种影响是回顾影响，指主导部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将由另一些部门来供给，这些部门又需要另一些部门来供给生产资料……这样，以这个部门为主，它的发展就带动了其他一系列部门的发展。比如说，假定汽车工业是主导部门，汽车工业会带动钢铁、石油、橡胶、玻璃、机器制造业的发展，钢铁工业的发展又会带动采矿、炼焦等部门。第二种影响是旁侧影响，是指工业部门对所在地区发生的影响。比如，汽车工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周围地区的发展，包括公路的发展，大城市人口向郊区迁移，沿公路两侧服务业，如加油站、饮食店、旅馆等的发展。第三种影响是前瞻影响，是指主导部门的发展会造成一些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又给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比如汽车工业发展后会提出一些新问题，如需要清除污染、旅游业的发展等。这样，河流的整治、造林、空气和水源的净化就提上了日程；各种与旅游有关的服务和工艺品生产等，也会发展起来。主导部门是通过它的回顾影响、旁侧影响、前瞻影响来发生作用的。通过这些影响，整个经济就动起来了。

根据比较经济研究，主导部门不是固定的，它根据不同情况会变换。比如说，在工业化一定阶段，由于资本积累问题，市场问题的重要性增大，轻工业将成为主导部门。以后，可能会以机器制造业为主导部门，也可能会以耐用消费品生产为主导部门，等等。总之，主导部门是不断变换的。主导部门要根据市场情况、人民收入水平、自然资源情况等发生变化。假定固定在一个主导部门上面，这个主导部门的作用一旦全部发挥以后，又没有新的主导部门来代替它，整个经济又会停滞。

在比较各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时，有一个如何看待国际分工的问题。国际分工本身并不是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课题，但从比较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现代世界上没有一个工业国是封闭型的经济。一个国家不可能任何技术都有，它需要从国外引进技术，这样才能促使经济起飞。这就是说，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封闭型的经济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

关于国际分工问题，可以这样认为：假定不是把国际分工当作一种原则，而是把它当作是形势所迫，当作不得不接受的客观要求，那么每个国家都应当尽可能发挥自己之长，去参加国际市场的竞争。为什么不能把它当作原则呢？因为这涉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是处于依附于国际市场的地位，还是不依附于国际市场。我们当然不能依附于国际市场。但如果把国际分工当作不得不接受的客观要求，也就是说，世界形势就是如此，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不参加国际贸易和国际竞争，现代化过程就会推迟，甚至停顿。认识到这个现实以后，就要设法发挥本国的优势。只有在某种资源方面占优势，就可以参加国际分工，打入国际市场，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发挥这个优势，换取所需要的东西。这个观点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说，一国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国际分工当作不得不接受的要求来承认它。

那么，参加国际分工是不是一定导致本国经济的畸形发展呢？有一种意见认为，只要参加国际分工，本国的经济就会畸形发展，单一化。现在看起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因为任何一国都不可能仅仅从事一两种产品的生产。问题在于：并不是国际分工本身导致一国经济的畸形发展，而是过去长期的殖民统治和现行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导致一国经济的畸形发展。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也是在殖民主义长期统治的基础上形成的。假定发展中国家能想办法减少它对本国经济的危害性，例如采取一些有效的保护措施等，那么，即使参加到国际分工之中，也不一定使经济变得畸形。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应当发展本国的优势，发展自己的主导部门，应当参加到国际市场竞争中去。如果认为国际分工这个名词不好，可以不用这个名词，但必须加入市场，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得到世界先进技术，才能缩小本国与世界在技术上的差距。在现行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未能改变以前，要采取一些经济政策来抵消它的有害的影响。这样，经济将不会走向畸形发展。比较经济学当前需要研究这个问题。

下面，再考察一下生产要素的不同组合方式问题。生产要素有不同的组合方式，是以人力为主呢，还是以生产资料的物质消耗为主？通过对不同的组合方式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各国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具规律性的现象。

在生产资料组合中，以劳动力消耗在产品成本中占主要部分的叫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个部门叫劳动密集型部门。在一国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开始时，适宜于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这样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进入国际市场，从而有助于取得外汇，换回所需要的产品。同时，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时所需要的技术力量是比较少的。工业化刚刚开始的国家，一般缺乏技术力量，所以劳动密集型经济对这些国家来说比较适用。另外，劳动密集型经济所需投资也比较少。总之，劳动密集型经济之所以在工业化初期适用，一是由于工资成本较低，二是在技术力量方面的要求不很高，三是需要的投资较少。

但劳动密集型经济有它的局限性。这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于工业化、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世界各国都要工业化、现代化，所以必然还有一些工业化较晚的国家，以更低的成本进入市场。一个国家如果长期保持以劳动密集型经济为主，就会遇到工资成本更低的新的竞争对手。第二，一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内市场将扩大，国内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将增大。因此，继续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将会受到来自国内市场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些产品的出口增长率，必然受到限制。第三，劳动密集型产品受到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交换比例对劳动密集型产品是不利的。除了以上三个局限性以外，它还有一个根本的弱点，即以劳动密集型经济为主，不能建立自己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可能甚至有必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完整工业体系。但我国不同，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仅仅依靠劳动密集型经济，那是实现不了这一任务的。

资本密集型经济是以物质资料的消耗占产品成本的主要比重的经济，它可以避免劳动密集型经济的弱点，有利于建立自己的国家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资本密集型经济也有局限性。它通常以较大的投资作前提，不是很容易建立的，它还以较高水平的科技力量的存在为前提。而且资本密集型经济也只是一个过渡的阶段，经济还要向前发展，就是要向知识密集型经济发展。在谈到知识密集型经济之前，让我们先谈一谈西方经济学中的里昂惕夫之谜。

W. 里昂惕夫是美国经济学家，以研究投入产出法而闻名于世。他研究了美国近一百年来对外贸易的历史，发现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从历史上看，美国是一个资本比较充裕而劳动力相对不足的国家，所以工资较高。按照这个道理，美国长期以来的出口产品应该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的应该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根据对美国近一百年的对外贸易统计资料分析，发现美国出口的主要是小麦、棉花、玉米等，进口的是钢材、小汽车等。这就不好解释了。里昂惕夫提出的这个问题，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怎么对此解释呢？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给出了一系列解释，这里只讲一种解释，就是用人力投资来解释。根据这种解释，生产要素固然可以被看作人力和物力的组合，但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区分，这是指：任何产品都需要劳动，劳动可能是熟练劳动，也可能是非熟练劳动。于是有些产品是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有些产品是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果以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分类，美国是一个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它出口的小麦、玉米等，凝聚了高度的熟练劳动，是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是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进口的汽车、钢材等，对于美国来说，则是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此外，美国出口的除小麦、玉米之外，还有精密仪器、电子计算机等，这些都是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同样分成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经济和熟练劳动密集型经济两类，后者又称知识密集型经济。美国之所以在经济上占优势，是由于它的经济是知识密集型经济。

从比较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国要最终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必然向知识密集型经济过渡。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日本当初是靠它的工资水平比英、美低而使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后来日本遇到了新的竞争对手，如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日本经济必须转向知识密集型经济，否则，可能不如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很多产品并不一定是日本发明的，它引进以后，靠本国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加以改造、发展。比如说手表，日本在这方面有所创新，打入了国际市场。一个国家要在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把本国的科研技术力量和生产结合起来，生产出来的产品将不是一般的产品，而是有创新的、有本国特点的产品。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经济过渡，反映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的要求。

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新技术的采用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新技术的推广。一种新技术的推广，通常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推广缓慢。推广之所以比较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对新技术推广所产生的盈利不一定有把握，要冒风险，很多企业采取观望态度，不想过早地采用该种新技术。二是新技术推广可能尚未找到最适当的地区。第二个阶段，推广加快。由于前面提到的两个条件被满足了，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该种新技术，其余的企业就不再观望，而是争着采用，否则就要落后。第三个阶段，推广又慢下来了。这是因为，有条件使用的企业多半已经使用了，剩下的那些企业是不适宜使用的或暂时没有条件使用的。要知道，任何新技术与旧技术一般总是互补的，而不是完全替代的，只有极少数的情况是完全替代的。所以经济中总会保留那么一点旧的东西。大家很清楚，先有邮政，后有电报，电报比邮政先进，但电报不能代替邮政。电话比电报先进，电话也不能代替电报。轮船代替不了帆船，帆船是轮船的补充。所以技术的发展都是互补的，任何技术总能找到它适当的位置。

三、经济发展战略的比较

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总希望能够尽快地实现这个目标。为此，它需要在一定的经济理论指导下，研究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并制定相应的对策。所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一国为了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而准备采取的带有根本性的措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①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

②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

③制定目标和对策的指导思想。

换句话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的研究，其范围要比经济政策的研究范围广泛得多。政策可能根据情况而随时调整，而发展战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比较稳定的，不轻易改变的。所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就是中、长期宏观经济决策的研究。资本主义国家中，长期流行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准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总量或按人口的平均数，认为国民生产总值越高，这个社会越先进，越发达；平均每人国民收入越多，这个社会就越进步。这是传统观点。怎样看待这个传统的评价标准呢？应当承认，它只能说明一部分情况，但却掩盖了不少问题。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概念是模糊的。

第一，它不能说明产品的结构，即国民生产总值是由哪些产品构成的，不能说明各种产品之间的比例及其相对的增长率，不能说明哪些产品是对人民有益的。比如说，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的产品中有不少是军火或有害的物资，这就不能代表人民得到的利益，但这部分产品的产值却计入国民生产总值。

第二，它不能说明为了达到这样的国民生产总值，曾经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包括人力、自然资源的消耗等。比如说，不顾资源情况，大肆砍伐树木或滥捕鱼虾，结果，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但付出的代价却太大了。

第三，它不能说明这样的国民生产总值伴随着多大的污染和噪音，或给人们精神上和物质上带来多大的不利后果。如交通拥挤、生活不便等。

第四，按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能说明收入分配的实际状况。

因此，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概念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定的问题，但不能成为评价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准，至少不能成为主要的标准，更不能成为唯一的标准。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被一些国外经济学家注意到了。他们把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和平均每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发展战略称作“传统发展战略”，而提出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发展战略，即“新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着眼于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当前在国外经济学界，对“新发展战略”的含义还没有定论，出现了若干种解释和方案。有一种方案认为，可以把国民生产总值加减一番，重新计算。比如说，传统发展战略中没有考虑人们的生活质量，现在加上“闲暇”，“闲暇”就是人们的业余时间。一个人原来一周工作48小时，现在一周工作40小时，这个变化，在产值中可能没有反映，但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即多了8小时业余时间。假定以后一周工作4天，工作32小时，那么生活质量就更加提高了。所以要把“闲暇”计算在内，也就是把减少了的工作时间折算成货币值，加到总产值里去。举个例子，假定平均每人原来每周工作48小时，整个国家的产值是100亿元。现在总产值仍是100亿元，但平均每人每周工作只有40小时，总产值没增加，平均每人每周少了8小时工作，每年（52周）就少干了416小时。由此可以算出一年内全国的工人共少干了多少小时的活。所以有必要把少工作的时间折算成货币值，相当于多少钱，加到总产值上去。另外，还要加上主妇的家务劳动。为什么要加上主妇的家务劳动呢？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解释，假定家里请一个保姆，每月得付给她一定的工资。她这个收入是计入国民生产总值之中的。家庭主妇也做饭，收拾家务，但她不拿工资，所以应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加上她们不拿报酬的服务，即把这种服务折算成货币值，加到国民生产总值中去。与此同时，从国民生产总值中要减去由于污染造成的损失。比如说，生产了100亿美元的产值，可是给社会造成了10亿美元污染的损失。这样，实际产值只有90亿美元。经过这种加加减减后的国民生产总值，被认为可以反映“经济净福利”。

也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要用新的综合指标来代替国民生产总值。新的综合指标中包括平均每人的实际收入、文盲减少或文化程度的提高情况（用教育的普及率来表示）、人们的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的减少，等等。尽管如此，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仍是重要的。为什么呢？第一，这是国际上不少国家通用的指标，有可比性。新的综合指标则往往缺少可比性。第二，新综合指标计算起来非常复杂，而且争论不小，不如国民生产总产值简便。第三，不要全盘否定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它还有用处，至少可说明生产力发展水平。

让我们接着再谈谈均衡目标与非均衡目标问题。

均衡目标，指经济发展中，以维持国内均衡和国际收支均衡作为目标。国内均衡是指既没有通货膨胀，又没有失业，也就是物价稳定条件下的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均衡是指既没有国际收支的盈余，也没有国际收支的赤字。均衡目标，也就是指以实现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以往的西方经济学研究都从均衡目标来考虑。假定经济中出现了不均衡，那就应想法使它达到均衡。20世纪70年代以后，均衡目标已被一些人认为是不现实的。一个国家很难做到既无通货膨胀，又无失业，同时使国际收支处于均衡状态。即使政府可以通过各种调节手段来做到某一点，但往往做到某一点却又会产生另外的新的问题，所以均衡目标是不现实的、难以做到的。此外，人们还提出，究竟有没有必要这样做。就算有实现的可能性，但也没有必要性。这就是说，均衡不一定就好。有人就问道：充分就业一定好吗？充分就业后人可能变懒了，经济效率也可能降低。物价稳定一定好吗？物价如果绝对稳定的话，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国际收支均衡，一方面不容易做到，一方面也不一定好，因为这限制了对国外资源的利用。于是就提出了与此相对的非均衡目标问题。

非均衡目标，指允许有一定程度的国内不均衡和对外不均衡。首先说对外不均衡。就是说，一国不一定需要保持那么多的外汇储备，特别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不需要保持那么多的外汇储备。这是因为，假定处在国际通货膨胀环境中，国际通货膨胀率每年为6%，一国有100亿美元储备，放在库里不用，不是要贬值吗？不是每年损失6%吗？从非均衡的观点来，根据情况，有时需要有逆差，有时需要有顺差，这都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均衡并不一定有好处。再比如说，假定某种产品国际价格太低，要赔本才能卖出，那就不如不卖。假定国际上处于经济危机阶段，东西很便宜，这时就应少出口，多进口，宁肯国际收支保持逆差。

再看国内非均衡目标。先谈物价。根据经济发展需要，物价不宜绝对不变，应当有升有降。但现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指出，物价的总趋势可能是缓慢上升的，这对于经济发展也许更有利些，因为物价缓慢上升，可以刺激企业加快资金的运用，加快资金周转速度，还可以鼓励企业技术更新，鼓励产品更新换代，加快经济增长。但物价上升幅度不宜大到使人感觉到有通货膨胀的程度，否则就转化为不安定因素了。这个观点究竟怎样评介？是可以考虑的。根据非均衡目标，一国也可以有较低比例的失业人数，因为充分就业可能会带来经济效益的降低，高失业率又会带来社会的不安定，保持既不使社会感到不安又有一定失业人数的失业率，对经济发展也有好处。重要的不仅使失业率保持在受控制的较低比例之下，而且不能让一部分人永远没有工作。这就是说，经济中应该保留一个劳动力的“蓄水池”，有进有出，“蓄水池”起着劳动力再训练和劳动力结构调整的作用。进入“蓄水池”的，只是因为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技术结构暂时不适应，因为一些人的文化技术水平达不到工作的要求。总之，社会没有必要为实现充分就业而充分就业。充分就业不是目标，而是经济发展和人力投资的后果。正如物价的缓慢上升并不是一种目标，而是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一样，要承认这个趋势，然后设法加以调节和适应。

当然，以上所谈到的非均衡目标问题，要结合各国实际情况来进行更细致的研究，这里提出的，仅供大家参考。

下面，再谈谈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对外经济战略的比较。开放经济有两种基本形式，即基本外向型开放经济和基本内向型开放经济。这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属于基本外向型开放经济的国家或地区，主要是面向世界市场生产的，它的进口的目的是为了出口。在这种基本外向型开放经济中，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更好地利用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优势，建立以国外市场为主的产业部门。即使本国或本地区缺少原料或劳动力，也没有什么关系，可以进口，然后利用本国条件进行加工，但产品主要是销往国外的。历史上，基本外向型开放经济的国家有荷兰、比利时、丹麦等。近年来，世界上一般承认的基本外向型开放经济中取得成就的例子，有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还有中国台湾省的。这些地区都被认为是属于基本外向型开放经济。这种形式的经济发展速度一般比较快，它能使一个国家或地区较快地由不发达状态转入发达或比较发达的状态。基本内向型开放经济的出口目的是为了进口。它主要面向国内市场。为了适应国内市场的需要，它建立以内销为主的产业部门。为了保护国内市场，需要防止来自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也就是说，需要采取保护关税、进口限制等政策。例如手表生产，为了保护本国的手表工业，就要限制或不允许国外的手表在国内销售。从历史上看，美国、德国都有采取基本内向型开放经济形式的典型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发展中国家中，一般认为印度、巴西是属于基本内向型开放经济的国家。

这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各有适用范围。为什么这个国家要采取这种模式，那个国家要采取那种模式呢？有两个基本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因素是国内市场容量的大小。国内市场容量的大小又与本国产业部门和企业的规模有关。假定采取基本内向型开放经济，那么在国内市场容量为既定的情况下，如果一国的企业要取得经济效益，这就要根据国内市场的容量来确定企业的规模。企业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使生产成本保持低水平。如果企业达不到一定的规模的话，生产成本就高。所以要使产品有竞争能力，各个产业部门和企业的适度规模是非常重要的。举一个例子，假定一个现代化的钢厂，年产300万吨钢是适度规模，可以使生产成本最低。但是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适宜于建立这样规模的钢厂呢？当然并非如此。假定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有限，那么，它要面向国内市场进行生产，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年产300万吨钢的工厂，因为这样的产量在国内是销售不掉的。如果它的钢厂达不到适度规模，生产成本就高。但在一个以国外市场为主的基本外向型开放经济的国家，它就可以使钢厂达到年产300万吨的适度规模。如国内只销100万吨，其余200万吨可以出口。可见，国内市场的容量是与规模经济有关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资源的自给程度。各国的资源状况不一样，资源自给程度也不一样。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的大小有关。一般说来，一个国家越小就越有可能在资源方面依赖世界市场，只有这样，它才能加速自己的经济发展，也只有这样，它才有必要变基本内向型开放经济为基本外向型开放经济。所以什么样的国家适合于采取基本内向型的发展模式，什么样国家适合于采取基本外向型的发展模式，都不是任意确定的，必须根据各国国内资源的自给程度来确定。

基本外向型和基本内向型是两种不同模式的开放经济，它们也各有优缺点。

基本外向型开放经济的优点是：第一，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它能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缩小本国与外国在技术上的差距。由于它是面向国际市场生产，它的产品必须在国际市场上同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展开竞争，所以它必须随时赶上国际先进技术水平，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出口产品有较强的竞争能力。第二，通过这种开放经济模式，较易于发展本国的经济优势。如果本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或某种原料资源丰富，该国可以充分利用本国比较低的工资和比较丰富的原料这些优势来安排生产，将产品销往国外。这就是说，这种开放经济模式能使一国充分利用本国的优势来参加国际分工。第三，相对于基本内向型开放经济而言，采取基本外向型开放经济模式的国家，在对外贸易中是比较重视经济效益的。简单地说，它进行对外贸易的目的就是要赚钱，不然，它的经济发展就无法持续下去。

基本外向型开放经济的缺点是：第一，它使一国的经济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其他国家国内的经济情况。这是因为它是以出口为主的，以面向国际市场生产为主的，所以当其他国家经济发生萧条或衰退时，它的出口额就会发生较大的波动，出口产品的生产部门就会减产、萎缩，失业率将会上升。第二，它使一国经济易于受到国际市场范围内价格波动的影响，特别是在世界性通货膨胀时，国际市场的价格上涨会迅速“传递”到国内，国内也会跟着发生通货膨胀。第三，它使一国的出口易于受到其他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比如说，当其他国家采取限制性措施时（如提高关税、采取进口限制、实行出口津贴等），这就会影响该国的出口品的销路，从而也就会影响该国的国内经济。

基本内向型开放经济也有其优点。它的一个主要的优点是：相对而言，能使国内经济比较稳定，不易受到国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干扰。它的以国内市场为主的产业部门，只要产品能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并且只要不发生大的动荡，这些部门就能稳定地发展。

但必须指出，基本内向型开放经济至少有两个大的缺点：第一，它在技术上与外国先进的技术水平相比，往往是落后的，因为它要保护本国的市场，保护本国的产业部门。仍以手表工业为例，在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基本内向型开放经济中，为了保护本国的手表工业，将采取措施限制外国的手表进口，本国的手表工业受到特殊的照顾，反正其产品有国内市场作为销售场所，从而对外国的先进技术也就不那么积极学习了，外国的同类产品再先进，由于进口受限制，也不易于在该国国内市场上打开销路。所以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保护落后。久而久之，它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第二，由于基本内向型开放经济的对外贸易方针是出口为了进口，出口不是为了赚钱，而只是为了换取外汇，以便用外汇购买本国所需要的进口产品，这样，它就不注意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蚀本的外贸生意对它来说是无所谓的，反正只要能换取到外汇就行。

那么，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开放经济模式？

我想先谈一个问题。世界各国，无论从纵的方面看还是从横的方面看，可以发现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即近一百年来，每个国家的出口贸易额在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基本上是一个常数。这是经过长期的国际比较以后而得出的一个数据，所以大体上可以认为这是一个规律。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它的出口究竟能在本国经济中占多大的比重，不是任意规定的，出口额基本上同该国的总产值保持一定的比率。例如美国，它的对外贸易是很发达的，可是近一百年来，它的出口大体上总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基本上是常数。又如日本，它的出口也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而在比利时和荷兰这样的国家，出口贸易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要高得多。这是不是同一个国家的大小有密切的关系呢？我想是可以这么说的。

一方面，我国是个大国，国内市场容量很大，并且随着城乡居民平均每人实际收入的增长，国内市场容量必定越来越大，对这一点，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的注意。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目前的条件下，经济中有些比例关系不能适应，有些部门生产能力过剩，以至于开工不足，有些部门的生产能力远远赶不上需要，有些产品积压，特别在动力、能源、交通运输、港口、仓库等基础结构方面，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设法扭转这种局面。根据这种情况，我国不能采取基本外向型开放经济的发展模式。因为如果那样做，原来就已感到供应不足的燃料和某些原料就会更加紧张。新加坡、中国香港可以那样做，它们可以把依赖进口作为发展基本外向型开放经济的前提，而我们要学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那是不行的，也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如果我们采取基本外向型开放经济的发展模式，我们的国内经济必定要受到国际市场的销售量和价格波动的很大影响，我们的国内经济也不容易维持基本的稳定。

也许同志们会问：目前我们没有条件那样做，那么将来能不能采取基本外向型开放经济的发展模式呢？当然，经过调整，结构失调的现象今后是会逐步缓和或消失的。但从根本上说，即使到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能够采取基本外向型开放经济模式。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能把自己的经济建立在以国际市场作为主要销售场所的基础上。一个小国也许可以这样做，大国是不可能这样做的。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国内市场始终是我们的产品的主要销售场所。我们有一个广阔的国内市场，我们的各类企业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看，都可以同国内市场的规模相适应，不存在达不到适度规模的标准的问题。

既然如此，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返回封闭经济的老路上去呢？当然不是，封闭经济是错误的做法，它是一种倒退。那么我们是否一定要采取某些发展中国家曾经采取过的基本内向型开放经济发展模式呢？也不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前面已经指出的基本内向型开放经济的一个缺点，即保护落后。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重视。当一个国家在技术上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时，不能同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在质量、性能方面进行竞争时，那么它的技术会越来越落后。所以，在我们实行基本内向型开放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必须设法避免由此产生的保护落后这一缺点。如何避免呢？我认为，国内生产同类产品的工厂应该展开竞争，鼓励它们加紧技术改造，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效率高的企业得到发展，效率低的、亏本的企业，如果不能改变这种不利的状态，就应当关、停、并、转。联合和竞争将不断提高本国工业技术水平，这样，就可以避免保护落后了。

此外，即使我们采取基本内向型开放经济的发展模式，我们同样需要建立知识密集型经济。无论是以国内市场为主要销售场所的产品，还是外销的产品，都应当成为知识密集型的产品，使它们体现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果。这样，我们既可以避免基本内向型开放经济条件下易于产生的技术落后的缺点，又可以使我们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使我们的对外贸易得到发展。

怎样发展知识密集型经济呢？这就涉及教育问题。不重视教育是近视的表现。任何一个国家从长远来说，要使本国经济稳定地、持续地发展，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重视科学研究。在实行基本内向型开放经济的发展模式时，重视人才培养，在提高本国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的同时，还可以克服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容易产生的另一个缺点——不注意经济效益。这是我们从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中所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最后，我们还有必要说明一点：当我们说我国经济应当采取基本内向型开放经济的发展模式时，我们是就全国范围来谈的，是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说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个别地区或个别部门不能采取以国际市场为主要销售场所的做法。在动力、运输等方面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利用本地区或本部门的劳动力、设备或原料，加工制造，产品外销，以换取较多的外汇收入，这是可行的。对这一点，我们也不应当予以忽视。

四、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比较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里准备谈三种实际运行的模式（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匈牙利模式）和三种纯理论模式（兰格模式、布鲁斯模式、奥塔·锡克模式）。

经济模式，通常是指一种经济的运行原则和运行方式。苏联的经济模式被称为中央集权模式，它的基本特征如下：①全部经济决策集中在一个层次即最高层次；②垂直领导，以纵向联系为主，企业间横向联系是不重要的；③计划有法令性质，完成计划的情况是对各级政府和企业的评价标准；④重财政，轻金融，银行作用很小，预算拨款是决定性的；⑤突出实物平衡（如在苏联95%以上物资由国家统一调拨，自由采购的不到5%）；⑥非灵活的工资和物价体系。

这种模式，在理论上并未规定究竟是以条条为主，还是以块块为主，但实际上往往是以条条为主。这主要是因为，要有效地控制宏观经济，以条条为主似乎更为有利。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①能在较短时间内按中央决策机构的意图达到一定目标；②宏观控制较严，可以避免生产上的大起大落的情况；③在严格宏观控制的条件下，可以使物价基本稳定。

这种模式的弊病是：①企业缺乏积极性，生产效率较低；②往往只重视新建企业，忽视老企业的革新，企业自身实现的技术改造很少；③消费增长慢于生产增长；④一旦发生比例失调，短期内很难纠正；⑤最严重的是，一旦中央决策失误，经济中缺乏内在的制约力量，将给经济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关于这种模式，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在这种模式下，企业缺乏压力、活力，不能把微观经济搞活，这一点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但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使宏观经济得到控制呢？应当说，在苏联，有三个特殊条件在起作用：一是有丰富资源，必要时可出口石油、天然气、黄金，换取所需的物资，应付需求的不足；二是农业人口占的比重不太大，农民自有经济占的比重又比较大，这就给经济一种“缓冲”的可能性，相对减轻了城市所经受的需求方面的压力；三是以强有力的党政领导系统为前提，地方分权力量较小，从而中央决策能够层层下达。

尽管这种模式在工业初期有较明显的优点，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推广的速度的加快，它承受的压力必将越来越大。同时，在人均国民收入提高的情况下，消费者的要求将越来越多，消费结构的变化也越来越显著，这种模式很难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要。

南斯拉夫的分散型模式的基本特征是：①生产资料社会所有；②实行企业自治，企业享有独立的自主权，重大问题由工人委员会决定；③企业收入除上缴税款外，由企业独立分配，自负盈亏，企业自己筹集扩大再生产资金；④企业之间互相提供产品，不经国家调拨，价格由供求决定；⑤国家用法律保证经济秩序，力求通过经济政策使企业按国家的要求进行生产；⑥在各级政府机构中，地方的经济权力大，中央的经济权力小。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企业有灵活性，能充分发挥积极性。它的弊病是：①消费是同步型的（消费增长和生产增长同步），积累率低；②价格由供求决定，难以稳定；③企业间存在激烈竞争，扩大再生产由企业自身决定，使就业问题难以解决；④国民经济不但可能出现结构性失衡，而且有可能出现周期性失衡。

关于这种模式，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在这种模式下，宏观经济难以控制，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微观经济能真正搞活吗？也不能。这种分散型模式可能带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弊病（通货膨胀、失业），但往往又难以达到资本主义经济中那样的经济效率。这是什么缘故呢？一是由于地方分权后，中央权力小，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运用中央的经济权力进行有力的调节的。二是由于在当前国际竞争加剧和技术迅速进步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越强，越能享受到分散型模式的好处。而南斯拉夫在这方面的条件是不够的，它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某些发展中国家一样，分散型模式反而给经济带来危害（积累率低、技术进步慢、国际收支逆差大、物价不稳定，等等）。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宜忽视必要的集中。

匈牙利的集权与分散结合型模式的基本特征是：①中央决策机构主要解决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问题，不直接给企业下指令性计划，企业根据市场情况制订自己的计划，国家起协调作用；②国家运用物价、税收、信贷、工资等经济手段使企业的生产符合国家计划要求；③实行三种价格，即国家计划价格、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④在一定限度内扩大企业自主权，即在国家指导下，企业有权制订本企业生产销售计划，根据混合价格制度决定价格，上交国家税利后有权支配其余收入，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制定工人的劳动报酬并可增雇和解雇劳动者；⑤经济实际上是中央、企业两级管理，地方的经济权力比较小。

这个模式的好处是：①消费介于滞后型和同步型之间，既可增加消费，又可增加积累；②企业有动力也有压力，对技术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有积极性；③国家基本上能控制全局。如果把苏联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看成两个极端，那么匈牙利模式处于什么位置上？到目前为止，它并不是处于正中，而是“中间偏集权型”，即离苏联模式比离南斯拉夫模式稍近一些。

这种模式的弊病是：①当企业和国家计划发生矛盾时，虽然国家能通过行政管理和经济手段来影响企业，但过程较慢；②物价仍有可能失控，局部市场的不协调也不可避免。

关于匈牙利模式，有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①匈牙利经济属于外向型开放经济。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匈牙利经济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世界市场的影响，这一点是需要进一步观察的；②这种模式是否只适用于国内经济发展平衡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能运用匈牙利模式到何种程度？③匈牙利之所以仍然基本控制宏观经济，是否有赖于以下条件：国家小、人口少，又处于东西方之间这样的地理位置，一旦产品供求不平衡，可以从国外进口，并且世界市场也有力量供应这方面的需要。如果它不具备这些条件，情况又将如何？

下面再谈谈三种纯理论模式。

兰格模式。O. 兰格是波兰经济学家。他的经济理论模式有下述特点：①假定只有单一的国家所有制；②企业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③不存在生产资料的市场，但存在消费品和劳动力市场；④投资是中央决定的，按比例分配；⑤价格是以中央制定的生产资料价格为基础，但在消费品和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条件下，消费品价格和工资按价值规律的作用而确定；⑥收入分配以不存在物质刺激为基础，工人只取得工资，不分红。

兰格的理论模式，实际上把不能调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在这个模式中，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但消费品和劳动力是商品，这样，价值规律必然冲击生产资料的生产，同时，不允许企业有利润留成，又没有工资以外的物质刺激，这样也就否定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从理论上说，兰格的模式并没有越出中央集权型模式的范围，只是对它做了修改。但兰格的理论模式在比较经济学说史上是重要的，因为他较早地提出这样的理论，说明苏联模式是可以讨论的，苏联模式也不是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布鲁斯模式。W. 布鲁斯也是波兰经济学家，后来到西方国家去了。他的理论模式的特点有两个。①三级决策：中央决策主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企业决策主要考虑盈利；个人决策主要是对消费品和就业的选择。三者发生矛盾时，要根据社会利益来协调。②宏观决策与微观决策分工。计划是宏观决策，目标是经济平衡。不应对宏观决策有更多的要求。微观决策是考虑市场机制的作用，目标是取得效益。二者分工不同，但无主次之分。

这种模式属于集权与分散相结合型模式，但又稍倾向子集权型模式，因为它重视宏观经济平衡。但也考虑到企业的盈利性，重视价值规律在企业生产和销售中的作用，所以比兰格模式进了一步。匈牙利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布鲁斯模式与实际中的匈牙利模式有较多的相似之处。

奥塔·锡克模式。O. 锡克是捷克经济学家，后来去了到西方国家。他的理论模式的特点是：①所有权应当分散，企业职工应当成为企业所有者，拥有企业股票，拥有的股票数与在企业的工龄有关，可以据此分红。工人拥有的股票不能出卖，也不能继承，职工死亡，企业以一定价格把股票收回。因为股票是分散的，所以谁也控制不了企业。②组织企业管理委员会来管理企业。它们由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三结合组成，委员会有权任命经理。③职工收入来自三个部分，即劳动报酬——工资、物质刺激——奖金、工人作为企业所有者的收入——股票分红。④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计划主要在三个方面起作用，投资方向、积累与消费比例、公共服务项目，其余由市场调节。市场能够比计划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⑤经济中最主要的是价格问题，最后应实现自由市场价格，但应有个过渡。

奥塔·锡克模式接近分散型模式，但仍强调国家计划的一定作用，所以不能把它同南斯拉夫模式混为一谈。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苏联模式的弊端现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了。它的经济效率低、资源浪费大，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必须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但究竟摆脱到了什么程度，集权型与分散型相结合的程度究竟如何，各国应当有所不同。这里需要考虑几个因素：资源供求状况、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现有生产力水平、经济管理干部队伍状况等。

2.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管理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指令性计划不是唯一的形式，指令性计划不等于行政命令手段。指令性计划的范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研究指令性计划的范围。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若干关键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指令性计划是必要的，但要研究它的数量界限，研究如何使指令性计划符合于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

3.宏观经济稳定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宏观经济不稳定就会有通货膨胀。南斯拉夫模式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但宏观经济稳定不应当与经济效益的发挥发生抵触。苏联模式在这方面提供了经验教训。缺乏经济效益，宏观经济最终仍然不能稳定。否则，为什么有些苏联领导人也想进行经济改革呢？匈牙利模式可能适合匈牙利的情况，但国情不同，其他国家生硬地搬用匈牙利模式，无疑是不妥当的。

4.我们的目的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我们既要懂得外国的各种模式，又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外国的模式对我们有启发，建国三十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更可供我们参考。我们不要忽略其中任何一个方面。

结束语

应当承认，当代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罗斯托、S. 库兹涅茨、S. 登尼森、C. 克拉克、H. 钱纳里等人，在比较经济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方面发表过一些重要著作，为比较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特别是像罗斯托的《这一切怎样开始》、库兹涅茨的《各国经济增长》、登尼森的《为什么增长率不同》，都在西方经济学界有较大影响。此外，在比较经济制度和比较经济政策的研究中，如L. 雷诺兹的《经济学的三个世界》、A. 格留奇的《比较经济制度》等书，也是值得重视的著作。《比较经济学杂志》上刊登的学术论文、《经济史杂志》的《比较经济史专辑》上发表的文章，能够反映当前资产阶级比较经济学的一些研究动向。但总的说来，比较经济学这门学科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从20世纪30年代算起，比较经济学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但它与经济学中的其他某些分支学科不同，它至今还不曾产生一个被公认为学科的“领袖”或学术上最有“权威性”的比较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甚至还不曾出现一部堪称为“标准的”或“经典型的”比较经济学著作。罗斯托是从经济理论或经济史学的角度来撰写他的著作的。库兹涅茨也是这样。登尼森和克拉克比较侧重的是经济学中的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钱纳里与此相似。至于雷诺兹和格留奇，着重的是制度或经济决策类型的比较，基尔森和A. 林德白克，着重的是比较经济政策的研究。把不同的经济制度、不同的经济模式、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和不同的经济政策的研究从理论、历史和统计三方面结合在一起的全面的比较经济学著作，至今尚未问世。

为什么比较经济学产生已经半个世纪了，而至今还处于尚未定型的状态之中呢？可能主要是由于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要受到经济学一般理论的指导，各个学派有自己的一般理论，比较经济研究的观点和方法论上的分歧反映了一般理论上的分歧。这样，不仅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的比较经济学说不可能组合在一起，即使是同一学派的各个经济学家的比较经济学说也不尽一致，从而也难以组合在一起。当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一般经济理论的争论如此激烈的条件下，要形成一种较有综合性的比较经济学理论体系，显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比较经济学是一个十分广泛的研究领域。各种不同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增长模型、各种不同的国民经济管理和调节手段的比较，属于宏观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围；各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再分配方式、各种不同条件下的厂商活动和消费行为的比较，属于微观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围；各种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各种不同的权力分配形式和价值判断准则的比较，则又属于制度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围。因此，要从理论上把宏观的、微观的、制度的比较经济学研究综合到一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三，比较经济学不仅涉及经济学范围内的各个方面的研究，而且涉及经济学范围以外的许多其他学科的研究。只有对有关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才能取得较有系统的成果。例如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的比较研究，就与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有关。又如，关于不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决策类型的比较，除涉及政治、法律、社会学方面的问题外，还与对各国文化、宗教与思想史的研究有密切关系。这样，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应当成为一个跨学科的、边缘性的学术研究领域，这个领域内的成就有赖于多种学科的研究者们的合作。

第四，就比较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而言，目前存在的困难还是较多的。其中一个困难在于国民经济核算方面。不同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如何进行比较，这个问题至今并未解决。即使不同的国家以同一种核算体系（如联合国颁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或“经互会”国家实行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作为依据，但由于各国经济的产品结构不同、对外经济开放程度不同、市场经济与自给经济所占比重不同等原因，所以按同一种核算体系计算出来的各国国民收入，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比性呢？它们的比较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实际情况呢？此外，运用规范法来进行经济的比较研究时，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不同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比较，特别是不同生活方式、福利程度和收入水平的比较，都与价值判断准则有关。从不同的价值判断准则出发，往往可以对同一个问题得出截然不同看法。因此，规范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要比实证的比较经济学研究困难得多。

正因为如此，所以比较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中的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至今仍然处于充实内容和建立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指望近期内出现一部“标准的”比较经济学综合性著作，似乎是不现实的。但一些局部的、专题的比较经济学研究，以及方法方面的进一步探讨，必将为比较经济学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前提。综合性的比较经济学研究必须建立在较扎实的、局部的、专题的比较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必须以科学的方法论为依据。

要知道，西方经济学中的比较经济学的内容是庞杂的。在那里，庸俗的成分和比较合理的成分往往同时并存。对于那些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粉饰资本主义现状，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曲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必须予以严肃的批判。例如有的西方经济学家在对不同的经济模式进行比较时，无论是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还是赞成“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他们之间虽有分歧，但在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即都颂扬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他们之中，有人虽然赞成“计划经济”制度，但往往采取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的“纯经济的”分析方法，宣扬在保存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主义计划化”。又如，有的西方经济学家在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失业率及其对策时，不管是主张实行财政政策的人，还是主张采取货币政策的人，全都否认失业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本身，否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不治之症，而把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成是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维持稳定的手段。像这样一些比较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显然是庸俗的。

但与此同时，西方比较经济学中也有一些可供借鉴和参考的内容。只要我们不是采取简单化的方式来对待它们，而是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那么它们是可以被用来为我们的经济建设服务的。例如，从它们关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的比较研究中可以了解到，一个国家要加速本国的工业化，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是完全必要的，但为什么有的国家在技术引进方面取得的成绩较为显著，有的国家在这方面却没有什么成效，甚至反受其害？关键在于技术引进是否量力而行，是否与国内的技术设备、制造业的发展相结合，是否重视本国技术队伍的建设，是否重视引进的技术的消化、吸收与管理？……，等等。又如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不同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的比较研究，也是很有启发性的。根据比较研究的结果，积累率的高低只不过是影响一国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因素之一。对国民收入增长率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有投资经济效果的大小和投资的构成情况。世界工业化历史上，既有高积累率而低增长率的例证，也有稍低的积累率但经济持续与稳定增长的例证。各国工业化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提供了经验和教训，这些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西方比较经济学的研究中，吸收其中比较合理的成分，批判错误的、庸俗的部分，并结合我国现实的经济情况，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改造和利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马克思主义历来是重视比较经济研究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以英国作为典型来进行研究。马克思认为，把英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马克思指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展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恩格斯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分析，对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分析，以及对于资本主义各国工人运动开展的不平衡性的分析，等等，也是建立在广泛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列宁采取比较研究方法，研究了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道路，分析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上的特点，以及阐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在帝国主义阶段的表现，等等。可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的、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用于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不同的经济制度、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不同的经济管理方式等进行比较研究，结合我国现实的经济管理情况，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经济学。我相信，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个任务是会完成的。

（引自《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探索》，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