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宏观福利理论述评

一

福利经济学中的收入再分配和资源有效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领域内的课题，所以福利经济学说通常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部分。虽然在J.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后，20世纪40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也有一些人着手探讨宏观福利经济问题，但总的说来，这个问题当时并未引起注意。

美国的A. 勒纳是较早研究宏观福利经济问题的福利经济学家之一。他在1946年出版的《统制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21至25章，从投资、利息、就业之间关系的角度对宏观福利经济问题进行了考察。勒纳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为了符合社会的利益，政府应当承担起维持充分就业和防止通货膨胀的责任，政府拥有的六种主要手段是：征税、政府支出、政府举债、政府贷款、政府购买、政府销售，只要政府运用这些手段，就可以达到维持充分就业和防止通货膨胀的目的。勒纳的论述主要是对凯恩斯已经表述的论点的阐释。但勒纳作为一个福利经济学家，他的学说的特点在于他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对政府的调节方法做了分析。

勒纳指出，政府应当力求使政府支出和私人支出的边际社会利益相等。在这里，边际社会利益是指增加一定量的产品使社会所得到的利益，也就是使社会上一切成员所得到的净利益。在勒纳看来，政府进行调节时应当考虑全部支出（包括政府支出和私人支出）的结构，应当尽可能使得任何一美元支出都能给社会带来相等的利益，这样就可以使得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但勒纳还指出，要把直接边际社会利益同间接边际社会利益区分开来，即既不仅要考虑直接边际社会利益，也要考虑间接边际社会利益。比如说，为了减少失业人数，政府有必要增加一笔公共工程的支出，但这笔公共工程的支出的直接边际社会利益可能很低，甚至可能是一个负数，但如果这笔公共工程支出能够使其他地区和部门增加收入和就业，那么这就是它的间接边际社会利益。所以在计算支出的边际社会利益时，要计算总边际社会利益，即直接边际社会利益与间接边际社会利益之和。

根据勒纳的看法，不仅政府用于各种不同目的的支出的边际社会利益应当相等，而且各种不同的赋税的边际社会成本也应当相等。他所说的边际社会成本是指社会边际机会成本而言，也就是：社会把追加的生产要素用于生产某种产品而不能用于生产其他产品所受到的损失。政府使各种不同的赋税的边际社会成本相等，据说可以使纳税人受到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这样，勒纳就得出了关于政府的调节（包括政府支出和税收）的福利经济原则，这就是：如果总支出不足，那么一切形式的赋税都必须减少，一切形式的支出都必须增加，直到各种边际社会成本已经减少并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彼此相等为止。要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而必须限制需求的话，则一切支出都应当缩减，一切赋税都应当增加，直到各种边际社会利益和各种边际社会成本又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彼此相等为止。勒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政府调节中符合资源充分利用的目的，才能保证经济既达到充分就业又防止通货膨胀。

二

1958年，当时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的新西兰经济学家W. 菲利普斯，提出通货膨胀与失业交替关系的论点。此后，西方经济学界关于宏观福利问题的讨论大大深入了一步。这时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交替条件下，如何使福利最大化？

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的含义，除了物价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间有正比关系外，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还有反比关系，因此，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也存在反比关系。

对菲利普斯曲线关系，流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一种解释是：这种交替关系来自工会的活动。这就是说，工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工人的行动能使工资率增长幅度超过生产率的增长。这导致产品价格不断上升。特别是在失业率较低时，更是如此。由于失业率较低通常也就是企业利润较多的时候，所以企业一般宁愿答应“过分的”工资增长要求，而不愿有罢工。反之，在高失业和低利润的情况下，企业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抵制工资增长的要求。按照这种解释，可以预计到每一种失业率之下有什么样的工资增长率，以及在不同的工资增长率时可以预计有什么样的通货膨胀率。

萨缪尔森，索洛：《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剖析》，载《美国经济评》，1960年5月。

菲利普斯曾从对英国资料的研究得出结论：货币工资水平在5%的失业率的情况下是稳定的。另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美国经济的研究表明，要使工资增长不超过生产率增长，也许需要有5%—6%的失业率。此外，要满足不超过3%的失业率（这是60年代一般接受的“充分就业”定义），价格可能有必要每年上升4%—5%。

夏皮罗：《宏观经济分析》，第4版，1978年版，第23章。

60年代后期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研究，提出了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的观点，即5%的物价上涨率与4%的失业率一起发生，而在较早一些时候，与5%的通货膨胀率一起发生的则是3%的失业率。这些研究还提出，要把通货膨胀率压低到2%，将会要求有5.5%的失业率。 70年代初期，资产阶级经济学界进一步注意到菲利普斯曲线的向上移动，并指出了其原因何在。一是劳动力构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青少年和妇女所占的比重增大了。由于青少年和妇女有较高的失业率，所以失业率虽然上升，但劳动力市场仍然出现缺乏合适的劳动力的现象，所以工资仍有可能上升，这样，与任何既定的失业率相联系的通货膨胀率，比过去高了。另一个原因是工人根据经验，在进行有关货币工资率的谈判中考虑到通货膨胀，他们提出的工资要求将会大于在通货膨胀率较小的气氛下所提出的工资要求。这也使得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

从60年代起也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作为代价而得到的较低的失业率，只是暂时性的。工人不久就将发现实际工资已经被通货膨胀减少了，他们将要求货币工资率有较大比例的增加，以便抵消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曾经被通货膨胀压低了的实际工资率又开始回到它原先的水平。这样一来，失业率也回到它最初的水平。结果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较高的货币工资率增长率一起发生，失业状况没有变化。M. 弗里德曼就持有这种观点。

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载《美国经济评论》，1968年3月，第8页。

使劳动力供给和对劳动力的需求相等的实际工资率水平上的实际失业率，被弗里德曼称作自然失业率；按照他的说法，这种失业率依赖于“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实际结构特征，其中包括市场的不完全性、需求和供给的随机可变性、收集有关职位空缺和劳工可利用性的信息的成本、流动的成本，等等”。 因此，只有改善劳工市场条件，例如使工人有较大的流动性，使他们易于获得有关职位空缺的信息，消除产品和劳工市场垄断等，才会出现使菲利普斯曲线向下移动的趋势。

托宾：《通货膨胀与失业》，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商务印书馆，第286—287页。

总之，近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情况，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对菲利普斯曲线关系提出了怀疑。关于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的论点也好，失业和通货膨胀只是暂时交替的论点也好，都表明他们承认菲利普斯曲线交替关系的恶化，表明通货膨胀和失业已经交织并发，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复杂化了。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对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生活发生了全面的影响。于是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感到，福利经济学问题不仅不能只从微观经济学角度来考虑，而且也不能只从假定存在充分就业或者假定存在过度需求的角度出发。通货膨胀条件下的就业水平，或零通货膨胀率条件下的失业代价，成为当前宏观福利经济学领域内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换句话说，这方面的重要研究项目就是所谓在尽可能低的通货膨胀率条件下降低失业率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美国经济学家J. 托宾1971年12月28日在美国经济学协会第84届年会上所做的会长演说《通货膨胀与失业》中，曾这样说道：“至于宏观经济政策，我已经主张它应争取失业在零通货膨胀率下达到更低的目标。降低多少失业呢？低到足以使失业与空位相等吗？我们不知道。理所当然地没有简单的充分就业公式——概念的，更不必说是统计的。社会不可能避免非常困难的政治上与时间上相互间的选择。随着我们更加清楚关于劳工市场、流动性、失业，以及更加弄清楚失业与通货膨胀两者在社会上和分配上的损失的时候，我们经济学家们是能够说明这些选择的。继凯恩斯之后35年，福利宏观经济学仍然是有关系的、挑战中的主题。我敢相信，它有灿烂前途。”

从托宾的这段演讲词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宏观福利理论所要探讨的零通货膨胀率或低通货膨胀率下的低失业率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如何协调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关系，以便使这种交替成为“最优的”。为此必须对通货膨胀与失业造成的分配上的“损失”进行比较。另一个方面是如何从社会上、政治上来选择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点，以便使这种交替成为可以被社会所接受的或容许的。为此就必须对通货膨胀与失业所引起的社会动荡或政治不安定进行研究。

让我们着重分析一下当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最优交替的论述。

什么是最优交替？对这个问题的论证涉及“收益”和“成本”的比较。所谓“收益”，是指降低通货膨胀率或失业率可能带来的好处；所谓“成本”，是指通货膨胀率或失业率上升可能造成的损失。因此，据说“最优交替”应当放在这样一种位置上，一离开它，“成本”的增加就会大于“收益”的增加。因此，为了确定这种“最优点”，就要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尽管这种权衡被认为是困难的，而且持有不同经济理论观点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但不管怎样，凡是主张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的人都认为，政策的制定者不应该在任何情况下使通货膨胀或失业中的任何一项达到使社会不能容忍的地步，而应当使通货膨胀和失业二者都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上。

托宾：《通货膨胀与失业》，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商务印书馆，第282页。

托宾倾向于把失业“成本”看成比通货膨胀“成本”高一些。 从这一立场出发，托宾认为，不能渲染通货膨胀对收入再分配的不利影响，如把通货膨胀说成是“最无情的税”，或把通货膨胀说成是将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等等。他认为，即使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收缩，那么只要这种通货收缩是未被人们预计到的，也会产生类似的对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不利后果。

托宾：《十年来的新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5—86页。

托宾不同意货币主义者提出的“自然失业率”理论。根据那种理论，经济中对于“自然失业率”似乎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不把消除失业作为稳定政策的明确目标。托宾反驳道：“自然失业率——即和零通货膨胀率一致的失业率——从经济福利的立场上看，是没有特殊理由存在的。”托宾接着说：“认为不能达到和维持较低的失业率，不符合实际情况。根据自然失业率的假设，较低的失业率实际上只能用加速通货膨胀才能达到和维持。‘加速’这个词并不一定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就一定是灾祸。实际上，加速通货膨胀不会像某些通货膨胀过程的抽象模型所表现的那么千篇一律。无论如何，还是应当把加速通货膨胀最后造成的损害，和它在就业和生产方面带来的好处进行一番比较，看看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

三

当前，还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失业与通货膨胀影响福利的后果是不一样的，需要进行较细致的分析。例如，C. 夏皮罗指出，失业当然会使一部分人的福利状况较显著地恶化，使这些人与社会其他成员的收入差距扩大了，而通货膨胀则对较多数的社会成员的实际收入产生影响，其中较多数人的实际收入会下降，但收入差距并不会因通货膨胀而显著地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还是可以同通货膨胀共处，而要同失业共处，则比较困难。但这仅仅就“温和的通货膨胀”而言。如果“温和的通货膨胀”一变而为急剧的、恶性的通货膨胀，那么它对社会全体成员将带来可怕的后果，不仅社会福利状况会大大恶化，而且由于它将使整个经济瘫痪（如20世纪20年代德国那样），使失业猛增，那么它将变得比部分人的失业更加难以忍受，这样，在考虑“成本”时，通货膨胀的“成本”（即它可能带来的损失）就必须放在更突出的位置上了。

夏皮罗：《宏观经济分析》，第4版，1978年版，第22章。

关于通货膨胀对人们福利的影响，夏皮罗认为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

（一）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的效应

如果货币收入并不同物价水平一样快地增长，那么每当物价水平提高时，实际收入就减少。例如对于未参加工会的工人来说，由于货币工资率的向上调整是滞后的，对那些订了完全按生活费调整的合同的工会工人而言，货币工资率调整的滞后则是较短的。

从19世纪以后的历史来看，得到利润的人是通货膨胀的受益者，因为产品出售价格的上涨要比产品生产成本的增长更快。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虽然较高的物价水平也会导致工资率上升，因为在较大的利润的诱导下，雇主力图扩大产量，从而增雇工人。但工资上升是落后于利润上升的，所以利润的获得以牺牲工资作为代价，于是那些从利润得到收入的人通过通货膨胀而受益。

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经常用按本加价的方式来制定价格（例如按利润率定价），那么从利润得到收入的人更有可能从通货膨胀获得好处。

至于说到由长期合同得到利息和租金收入的人，那么他们是受到通货膨胀的损害的。这种情况直到合同满期为止。一旦长期合同到期了，新合同可能以较高的利息率来替代旧的低利息率。但是，只要是不包括自动调整条款的长期借贷或租赁合同，那么得到利息和地租收入的人总会不可避免地因通货膨胀而减少收入。

最后，受通货膨胀打击最厉害的就是退休者，因为他们的收入几乎完全来自养老金和社会救济金。如果说社会保障津贴的数额还有可能自行增长，以抵消消费品价格上涨的话，那么养老金却只提供固定数目的金额。假定退休后若干年内一直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就会勾销固定数额的养老金的相当大一部分。

此外还应看到，通货膨胀引起了居民收入的再分配。处于课税的较高等级的居民，平均每一户缴纳的税金要大于处于课税的较低等级的居民平均每一户所缴纳的税，所以通货膨胀后，随着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有一些居民从课税的较低等级升到了课税的较高等级。

（二）通货膨胀对财富分配的效应

居民财富状况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依赖于通货膨胀影响居民拥有的资产的货币价值的方式，以及它影响居民所欠的债务的货币价值的方式。居民所欠的房产抵押贷款、汽车抵押贷款、银行贷款等在偿还时要求还清原来的货币额，它们不因物价的涨跌而变得更大一些或稍小一些。在居民的资产中，有一些要求按固定额偿还的款项（如借给别人的钱，存款），也有一些则是可变价格资产，包括房屋、土地、汽车等物质资产，以及像股票这样的金融资产。至于居民手头的现金，由于它也以货币（如美元）形式固定下来，所以等于一种要求以固定额偿还的资产，它也受到通货膨胀的不利影响。

居民的净财产值是其资产值和债务值之间的差额，所以它究竟受到通货膨胀的不利影响还是受到有利影响，主要取决于居民的资产结构和债务结构以及二者总额的比较。但是，在一些居民受到通货膨胀的不利影响的同时，另一些居民则会受到通货膨胀的有利影响，结果，通货膨胀将使财富从一些居民手中转移到另一些居民手中。

在资本主义现实条件下，政府部门和企业通常是净债务人，因为政府可发行公债，企业可发行公司债券或向银行借钱。作为净债务人，它们都因通货膨胀受益。

（三）通货膨胀对就业的效应

通货膨胀会不会使某些失业者重新就业，这关系到这些人究竟是从通货膨胀中得到好处还是受到损失。如果他们只有在通货膨胀条件下才能就业，他们显然受益于通货膨胀，而不管通货膨胀所引起的收入再分配使他们得到好处还是受到损失。但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也可能有阻止资源最优配置的趋势。比如说，有些部门在通货膨胀期间扩大产量（指价格上升大于成本增长的行业），也有些部门在通货膨胀期间会收缩产量（指价格上升受到限制的行业）。通货膨胀期间各部门价格上升程度的不一致和产量的增减，将引起资源配置的失调。这也会对就业发生影响，从而对工人的福利发生影响。总的说来，通货膨胀对就业和产量的影响被认为取决于一些条件。一个重要条件是：通货膨胀后货币工资率的调整落后于价格上升的时间间隔究竟有多大。如果工人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测，不让实际工资率下降，那么失业就不会减少。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存货的变动情况。如果认为通货膨胀将继续存在，甚至还会加速，那么资本家可能增加存货，使之超过近期销售增加所需要的量。这种预期除了鼓励企业增加存货外，还可能鼓励它们增购设备。消费者会增加购买，他们会积存易于保管的消费品。这种过度的购买还会促进投机。这些情况可以促使失业减少，产量增加，直到达到一定限度，使生产和购买的调整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为止。而一旦开始了这种调整，生产量很可能比过去低，失业人数很可能比过去高。这不但抵消了过去因产量增加和失业人数减少而增加了的福利，甚至福利还比过去减少。根据以上所述，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货膨胀对就业和产量究竟发生有利的效应还是有害的效应，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的“是”或“不是”的答案。这个答案依通货膨胀的程度以及经济的变动为转移。

必须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通货膨胀与失业“最优交替”的学说在理论上是十分错误的。通货膨胀与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是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根源。通货膨胀和失业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此长彼消的因果关系。70年代通货膨胀和失业的交织并发，表明所谓最优交替只是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种设想。至于最优条件下的福利最大化，则更是毫无根据的。无论通货膨胀还是失业，都只可能既造成国内资源配置的失调和资源的浪费，又使得低收入者、失业者、靠固定福利补助费为生者的实际收入下降，使贫富差距扩大。即使是“可以被接受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仍避免不了这种结果。因此资产阶级政府处于两难境地，“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有效配置中的任何一点都不可能达到，更谈不到二者如何同时达到理想的程度了。

四

在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中，经济增长历来被看成是国民福利增大的同义语。因此，通货膨胀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就被看作是通货膨胀对于国民福利变动的影响。这个问题近年来在有关宏观经济福利的讨论中，同样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问题首先涉及什么样的物价水平可以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比如说，温和的通货膨胀时的经济增长率较高，还是价格稳定时的经济增长率较高？等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从历史资料来看，经济增长率较高时，物价不易稳定；于是在工资的增长落后于物价上升的情况下，利润将增大，而利润的增大又会促进经济增长，因为投资多了。但另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由于工会的压力，不需要多长时间就能消除工资落后于物价的现象；这样，利润不会增加，于是通货膨胀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明显的。至于猛烈的通货膨胀，由于它使正常的经济关系紊乱，所以被认为是不利于积累，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有必要把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再深入一步。例如，需要通过通货膨胀对储蓄的效应来分析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认为，如果通货膨胀时工资的增长在较长的时间内落后于物价的上涨，这将引起工资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缩小，总收入中归于利润的部分扩大。由于利润收入的获得者具有较高的储蓄倾向，因此，当工资在收入中所占比例缩小时，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就会扩大。根据古典派的假定，资源中用于生产消费品的份额是与工资在收入中比重的大小有关，资源中用于生产资本品的份额则与利润在收入中比重的大小有关。这样，通货膨胀后，由于工资在收入中所占比重减少，于是一部分资源将从生产消费品的部门转移出去，而随利润和储蓄在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增大，用于生产资本品形式的那部分资源就增长。这样也就促进了经济增长。

夏皮罗：《宏观经济分析》，第4版，1978年版，第22章。

但也有与此相反的论点，即认为通货膨胀可能不利于储蓄。夏皮罗认为，猛烈的通货膨胀无疑阻碍着储蓄；但是，只要工资的增长继续落后于物价的增长，温和的通货膨胀仍有可能使储蓄的增加超过消费支出的增长。因为利息率将上升，以抵消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而储蓄者有可能购买各种各样的保值的资产，以防止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损失。因此，在夏皮罗看来，除了过度通货膨胀的特殊情况而外，总的说来，储蓄是否因通货膨胀而增加，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工资滞后现象是否存在。

夏皮罗接着指出，除了资本积累率外，还有许多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率的因素。但是，不管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可能有多大，由于工资的大大滞后在工业国已是过去的事，所以通货膨胀不再表现出像它过去曾经明显表现的促进增长的作用。如果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段时期内主要工业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比较一下，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一致性。例如，通货膨胀率最低的西德是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英国有最低的增长率，但在通货膨胀方面，它曾是最高的国家之一。通货膨胀究竟是加速还是减慢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这个问题至今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仍被认为是不易确定的问题。

五

综上所述，近年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宏观福利经济问题研究方面的“新”观点，实质上仍然是和新福利经济学一样的，其主要目的在于企图证明资本主义国家能够通过政府的有关措施来调节价格和生产，使社会资源合理配置。这就是宏观福利学说的中心思想所在。我们不应忘记它们在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是从属于庸俗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

以宏观福利理论中有关通货膨胀与失业相交替的学说来看，资产阶级政府对经济的某些调节可以在经济生活中起到一定作用。但必须注意到，由于国家机构是掌握在垄断资产阶级手中的，它必然服从垄断资本的利益，因此它的经济政策总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把它用各种方式征收到的钱用于维持垄断利润。根据一定的资产阶级福利经济理论而制定的政策推行的结果，必然加强垄断组织的力量，加剧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扩大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固有矛盾更加尖锐。

（引自《世界经济》198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