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市场技术结构的分析
第一节
后凯恩斯主流派对凯恩斯的就业理论的发展
前面已经提到,J. 凯恩斯的就业理论被认为是一种总量就业理论,它只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总就业量的变化、就业水平的高低,而不分析就业的结构,因此,它被当代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不适宜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就业问题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并且日益同通货膨胀问题交织在一起。怎样解释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并发,既成为非凯恩斯派经济学家批评凯恩斯就业理论的一个中心课题,也成为凯恩斯主义者补充和发展凯恩斯就业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后凯恩斯主流派重要代表人物J. 托宾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一文中,为了补充和发展凯恩斯的就业理论,着重从劳工市场的技术结构的角度来论述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的特征以及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的原因。此外,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后凯恩斯主流派另一个代表人物J. 杜生贝在托宾论述的基础上,又进一步阐释了劳工市场的技术结构的特点和失业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一、劳工市场的技术结构
劳工市场的结构包括技术结构、部门结构、区域结构、社会结构等方面。劳工市场的技术结构是指劳工市场可以按照工人的技术状况来细分为若干个局部市场,每一个局部市场主要代表一定技术工种、一定技术水平的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例如,按技术工种划分,工人可以细分为电气工人、冶金工人、纺织工人、建筑工人、机械工人、司机、打字员,等等;按技术水平划分,工人可以细分为非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熟练工人、一般技术人员、技术专家,等等。这样,每一个局部市场实际上只是很狭窄的、专业性很强的劳动力供求市场。不同的局部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或需求一般都是难以替代的。除了技术工种和技术水平的区别而外,劳工市场还可以按工人的年龄、性别细分,工人则按照年龄的不同、性别的不同而分属于不同的局部市场。这些局部市场劳动力供给或需求有时也很难彼此替代。
二、结构性失业
由于劳工市场的结构方面不相适应(主要是技术结构不相适应)而造成的失业,在一些西方经济学文献中通常被称为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表现为失业与职位空缺的并存,即一方面是“人找事”,另一方面是“事找人”。失业与职位空缺的数额经常是不相等的。即使二者相等,失业也不可能消失,因为失业者在结构方面不能适应职位空缺的要求。结构性失业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由于劳工市场技术结构方面的不相适应所造成的失业,这种结构性失业具有较大的普遍性。在任何技术条件下,失业者都有可能或者由于技术工种不同,或者由于技术水平过低,从而不能填补现存的职位空缺。
结构性失业问题的提出是对凯恩斯总量就业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但结构性失业问题并不是托宾、杜生贝最早提出的。在凯恩斯以前的西方传统就业理论的著作中所使用过的“摩擦性失业”概念,与结构性失业有不少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被看成是“结构性失业”的一种,只不过它较着重于失业的“季节性”“临时性”和“局部性”而已。然而,托宾、杜生贝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把结构性失业同通货膨胀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他们从结构性失业的角度分析了当前的停滞膨胀的原因。简单地说,托宾、杜生贝的论述步骤如下:
1.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
2.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工资与物价的螺旋形上升;
3.认为由于劳工市场技术结构不相适应而造成的失业与职位空缺的并存引起失业与工资上升并存;
4.认为失业与工资上升并存必然演变为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
他们根据自己的上述分析,提出应付当前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症的对策,以及消除由于劳工市场技术结构不相适应而造成的结构性失业的对策。这就是托宾和杜生贝在就业理论上对凯恩斯就业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下面,我们按照托宾和杜生贝的论述顺序,看一看托宾和杜生贝是怎样得出他们的基本论点的。
三、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的后果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工会对工资率的控制而形成的工资易于上升、不易于下降的特点,被称作工资刚性;由于大公司对物价的控制而形成的物价易于上升、不易于下降的特点,被称作价格刚性。虽然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是早已存在的现象,但托宾认为凯恩斯至少不曾在自己的就业理论中引进这两种刚性,进行较细致的分析。
托宾:《通货膨胀和失业》,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1页。
托宾指出,即使不能简单地利用大公司和工会的经济权力的集中来说明整个通货膨胀的倾向,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大公司和工会的确是能操纵价格和工资的。这种操纵造成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助长了通货膨胀倾向。托宾写道:“毫无疑问,操纵的工资和价格的优势有了永久的增大,这是与农业和其他自营职业部门的相对衰落有关系。这种发展,由于扩大的那些货币工资对过度供给的反应慢于它们对过度需求的反应的劳工市场数目,大概助长了整个经济的通货膨胀倾向。” 为什么托宾在这里要提出农业部门的衰落呢?这是因为,农产品价格是富有伸缩性的,农业部门的工资也是富有伸缩性的,因此农业部门的衰落必然使操纵价格在整个经济中的影响扩大了。对物价的操纵和对工资率的操纵促成了物价和工资交替上升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四、关于失业和职位空缺的并存
托宾认为,由于劳工市场技术不相适应而造成的失业和职位空缺的并存,以及这种并存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是凯恩斯不曾研究的课题,而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那就说明不了现阶段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的原因。
托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存在“没有过度总需求”的通货膨胀?“没有过度总需求”是指市场上的失业人数和职位空缺数目相等时的总需求。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如果没有过度需求,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通货膨胀的。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实际情况是:即使没有过度总需求,仍然存在通货膨胀,甚至存在加速的通货膨胀。托宾认为,原因就在于失业人数与职位空缺的数目虽然一样多,但它们由于技术结构方面的特点却不能互相抵销。
托宾:《通货膨胀和失业》,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7页。同上,第278页。同上,第279页。
托宾写道:“因劳工市场上过度供给而造成失业的形式,或因过度需求未能补充而造成工作空位的形式。不论什么时候,市场在过度的需求或供给中广泛地变化,整个看来,经济显示既有空位又有失业。” 但是,失业和职位空缺对于货币工资率的影响却是不一样的,“失业减缓货币工资速度不及空位加速增加货币工资”,
这就是说,尽管有失业存在,货币工资并不会下降,或者下降的幅度很小,而一旦存在职位空缺,那么货币工资不仅上升,而且职位空缺对货币工资增长的推动程度将大于失业对货币工资增长的缓和程度。托宾由此得出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在空位数目与失业人数相等的意义上的充分就业是与物价稳定有矛盾的。零通货膨胀需要失业人数多于空位数目。”
为什么托宾会得出“零通货膨胀需要失业人数多于空位数目”的论点?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失业人数与空位数目相等,那么由于失业对货币工资增长的速度的减缓不及职位空缺对货币工资增长的推动,所以一般工资水平仍会上升,总需求仍会增大,从而通货膨胀倾向仍然不可避免,这就是“零过度需求带来通货膨胀”的原因。因此托宾认为,只有在失业人数多于职位空缺数目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中才能实现零通货膨胀,也就是“无通货膨胀标准要求有足够的另外的失业来扫除通货膨胀倾向”。
杜生贝:《通货膨胀和收入分配》,载伦德堡编:《通货膨胀理论和反通货膨胀政策》,伦敦,1977年版,第268,271页。
杜生贝在托宾的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道:在存在失业的条件下,工资水平不下降,是工会操纵工资率的结果,而工资的增长推动物价的上涨又是大公司操纵价格的结果,所以即使在失业人数与职位空缺数目相等时,平均工资也会增长,物价也会上涨,所以失业与职位空缺的并存意味着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杜生贝甚至认为,即使失业人数大大超过了职位空缺数目,但由于劳工市场是由许许多多局部市场组成的,劳工的供给和需求是高度分散的,并且由于各个市场上的工资变动状况会相互影响,彼此推动,所以只要个别市场上出现了职位空缺,出现了工资水平的上升,也就会推动整个工资水平的上升,推动整个物价的增长,从而引起通货膨胀。
五、对“自然失业率”假说的批评
后凯恩斯主流派经济学家不同意货币学派的“自然失业率”假说以及货币学派对凯恩斯就业理论的批评。他们在补充和发展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同时,对M. 弗里德曼关于就业的论点进行指责。托宾在这方面的论述被认为是最有代表性的。
托宾首先反对弗里德曼“自然失业率”假说中的这样一个重要命题,即认为“自然失业率”是一种最优的失业率,它是同稳定的工资率相适应的。如果市场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一致,那就意味着劳工市场既没有需求过度,也没有供给过度,从而既不会有通货膨胀,也不会有通货收缩。弗里德曼正是根据他的这种假设,主张国家不必干预市场的就业状况。托宾认为,有关最优失业率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劳工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劳工市场技术结构的不相适应十分显著,所以实际上不可能知道经济中究竟什么样的失业率是最优的,或者说,最优失业率是不存在的。
不仅如此,托宾认为,在劳工市场技术结构不相适应的条件下,零过度需求也会带来通货膨胀,所以那种认为市场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一致就可以避免产生过度需求,从而不会带来通货膨胀或者不会使通货膨胀加速进行的论点,无疑站不住脚。从另一方面看,也正是由于劳工市场技术结构不相适应的结果,失业率的变动并不一定同通货膨胀率的变动直接有关。职位空缺数目同失业人数一致,职位空缺数目大于失业人数,或者职位空缺数目小于失业人数的幅度还不够大,等等,都能促使货币工资率上升,从而能引起通货膨胀。托宾认为,这也是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所无法解释的。
托宾:《十年来的新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5页。托宾:《通货膨胀与失业》,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7页。托宾:《通货膨胀与失业》,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5—276页。
托宾还反对弗里德曼“自然失业率”假说中的另一个重要命题,即认为零通货膨胀条件下的失业是自愿失业,它表现为人们寻找更适合于自己或能取得更高工资收入的职业。这也是弗里德曼认为国家不必干预市场的就业状况的一个理由。托宾同样认为,“自然失业率”假说中的这个命题不能成立。他写道:“自然失业率——即和零通货膨胀率一致的失业率——从经济福利的立场上看,是没有特殊理由存在的。在工资调整作用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倾向的一定情况下,非通货膨胀引起的失业率,远远不是能用自愿的或有效的寻找职业的活动加以解释的。” 托宾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中人们寻找职业的活动。他解释道,寻找职业的人不一定是原来没有工作的人,而很可能是在原有的工作岗位上留任,但同时在寻找新工作的人。从统计资料上看,很难看出究竟有多少人离职和就职是类似于工作的调离。正因为客观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寻找职业的人,所以很难把这种情况下的失业者或寻找工作者都看成是自愿失业者。托宾认为:凯恩斯的总量就业理论尽管有种种不足之处,但凯恩斯毕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失业并不完全是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而且还存在非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是一种失衡现象”。
在托宾看来,凯恩斯有关劳工市场失衡现象的论述,至今还有适用性,而货币学派在否定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概念时却强调零通货膨胀条件下的失业是自愿失业,这就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实际情况不符了。因此,托宾做出了这样的论断:“从经验上看来,在美国,零通货膨胀下失业率反映自愿的、有效的寻找工作活动这个命题是牵强附会的……零通货膨胀下失业不完全是自愿的,不是最适度的,我甚至可以说不是自然的。”
正如前面已指出的,托宾的理由是:由于劳工市场技术结构的不相适应造成的失业,既不是自愿失业,也不是处于最优失业量的失业。
六、对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的看法
总的说来,托宾对于菲利普斯曲线关系是采取怀疑态度的。他认为,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充分就业应当被看成是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的开端,如果总需求扩大而尚未达到充分就业的话,那么至多只会引起物价略有上升,而不会产生持续的通货膨胀。但战后的经验表明,凯恩斯的这种通货膨胀理论已经不够用了,因为经济中还不曾达到充分就业,持续的通货膨胀就已经出现,凯恩斯理论不能解释这个问题。那么,菲利普斯曲线关系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托宾认为,由于菲利普斯曲线关系也没有涉及劳工市场的技术结构问题,所以它同样说明不了为什么会在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就有持续的通货膨胀现象。此外,由于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只不过是某种经验上的判断,它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不必认真地看待它。这是因为,按照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的解释,只要快速升高通货膨胀率,失业率是可以降低的,但在劳工市场技术结构不相适应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的快速升高不可能使得不相适应的劳工市场技术结构变得适应起来,所以失业率并不一定会就此降低。
托宾和杜生贝关于劳工市场技术结构的分析,特别是托宾对于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的否定和对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的怀疑,都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在下一节中,我们将对他们由此提出的就业政策进行评述。
第二节
劳工市场技术结构不协调的对策
一、对充分就业目标的理解
自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以来,充分就业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已经成为各种根据凯恩斯主义阐释的宏观经济学书籍的一个主题,但是人们对充分就业的理解却是多种多样的。托宾就此进行了论述。
要弄清楚究竟什么是充分就业,必须先了解什么是失业。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失业是指那些能够并且愿意工作的人无法找到有合适工资收入的工作。这意味着失业必须是非自愿的。如果自己不愿工作(如家庭妇女)就不能算作失业。同时,这里所指的“能够”工作的人,应排除掉那些因身体上或精神上有毛病而不能工作的人。
那么,充分就业是指什么呢?这通常是指:能够工作并愿意工作的人都能找到有合适工资收入的工作。但“有合适工资收入”又是指什么?这仍然是一个难回答的问题。而最难以统一的则是有关“充分”的认识,即究竟社会上存在多少失业算是达到了“充分”就业。比如说,难道只有零失业才是“充分”就业吗?或者说,职位空缺数目与失业人数相等算是“充分”就业吗?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们总是想提出一种百分率作为目标的失业率,假定说,把目标的失业率定为3%—4%,这是不是说只要市场失业率小于3%—4%就算是达到“充分”就业了呢?托宾认为所有这些理解都是不符合凯恩斯提出的充分就业的原意的。
托宾指出,除了像瑞士这样的国家外,很难设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达到零失业,因此,把零失业作为应当争取实现的政策目标缺乏现实意义,这种认识不能成为政策的指导方针。至于说把失业人数与职位空缺数目相等作为目标,那也是过于简单的,因为这正如托宾在分析劳工市场技术结构不相适应及其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时已经谈到的,即使在失业人数与职位空缺相等的条件下,通货膨胀仍不能避免。
加之,无论是职位空缺数目还是为寻找新职位而随时准备离开原职位的人数,都很难精确地衡量,所以利用这个指标作为政策目标,并没有多大意义。再说,无论政府事先规定什么样的失业率(比如3%—4%)作为应当“争取实现”的目标,那都是武断的,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失业率符合充分就业的真正含义。
为此,托宾主张对充分就业的含义加以探讨,以便在制定就业政策时有所依据。托宾和另一些后凯恩斯主流派经济学家的观点就是:充分就业意味着劳工市场的均衡,非自愿失业的存在意味着劳工市场的失衡。托宾认为这才是符合凯恩斯的原意的。
二、劳工市场均衡概念
后凯恩斯主流派在把充分就业理解为劳工市场的均衡状态时,指出有必要把凯恩斯关于劳工市场均衡概念同凯恩斯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劳工市场均衡的传统概念区分开来。
凯恩斯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劳工市场均衡理解为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时所能实现的就业量,这时,劳工市场的特征就是货币工资率稳定不变。如果这时仍然有人持久地失业,那么这意味着他们不愿接受现行货币工资率,所以这种持久的失业就是自愿失业,它的存在并不影响劳工市场均衡。
托宾:《通货膨胀与失业》,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6页。
凯恩斯则把劳工市场均衡理解为“雇主们想要提供的总数和工人们按流行的工资率与物价想要接受的总数这样的就业量”。 雇主想要提供的总数就是职位空缺的数目,而工人们按流行的工资率与物价想要接受的总数就是愿意并准备填补职位空缺的人数。假定这二者相等,那就意味着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假定前者较小,后者较大,那就表明失业者并不是自愿失业者,而是非自愿失业者。
从政策含义上说,在凯恩斯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劳工市场的均衡是无须国家干预的,而凯恩斯则认为,劳工市场的均衡有赖于国家的干预。
托宾作为后凯恩斯主流派经济学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认为凯恩斯关于劳工市场均衡的说法是正确的,从而国家对劳工市场的干预也是必要的,至于凯恩斯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充分就业的实现“需要政府仅仅是并恰恰是中立的”的论点,则没有根据。
同上,第271页。托宾:《十年来的新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5页。
托宾指出,货币学派所提出的“自然失业率”假说实际上回到凯恩斯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劳工市场均衡的论点上去了,区别在于:“只是在这种均衡下,货币工资不一定不变,而是按生产力增加率加上旧有的和预期的价格膨胀率而增长。” 这就是说,在货币学派的理论体系中,只要达到了“自然失业率”,劳工市场就处于均衡状态,在“自然失业率”条件下,货币工资率仍有可能根据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现存的通货膨胀率和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而增长,即货币工资率即使变动,也不会影响劳工市场的均衡状态,所以,政府干预是不必要的。托宾写道:“‘自然失业率’理论认为,我们不会真正有政策上的选择。从长远看,替换将消失,菲利普斯曲线将成为垂直线。因此,不管它是一种什么比率,我们还不如顺从‘自然失业率’,并使货币和财政政策完全适应预定的通货膨胀。按照这种看法,我们不应该把消除失业当作稳定政策的明确目标。”
托宾既然从理论上反对“自然失业率”假说,当然也反对货币学派关于政府不干预就业的主张。
三、制定就业对策时的基本考虑: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两难中进行选择
如上所述,托宾虽然同意凯恩斯关于劳工市场均衡的论点,但他认为这种论点现在不够用了,因为在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就已经有了持续的通货膨胀,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必须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进行选择,才能制定自己的政策。托宾承认这是不易解决的问题。
托宾:《十年来的新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5页。
换句话说,在托宾看来,在当前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政府面临的首先是两个政策目标:一是劳工市场均衡,也就是消除了非自愿失业,实现了充分就业;另一是物价的稳定,即零通货膨胀。托宾认为:“既解决失业问题又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这两个目标是水火不相容的,这是对稳定政策最不祥的挑战……虽然我们竭尽全力进行探索,但仍然没有出路。我们将不得不面对痛苦的选择,而不能指望问题会自己解决。”
面对着这种情况,托宾认为不能单纯依靠菲利普斯曲线关系进行调节。对于政策的制定者而言,是权衡通货膨胀与失业所带来的社会损失的大小。
什么是通货膨胀带来的社会损失?托宾写道:西方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直是含糊不清的,尽管不少人声称通货膨胀最终将带来巨大的灾难,但至今还缺乏经验统计方面的证据。托宾认为,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社会损失实际上被夸大了,而那些不了解事情真相的普通老百姓又被这种没有根据的推论吓坏了,实际上,通货膨胀的社会损失并不是那么严重。托宾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第一,虽然通货膨胀会使那些手头持有现金的人受到损失,但由于持有现金的人数很多,很分散,他们之中有许多是小商人、消费者、进行非法活动的人、手头保留一笔现金而准备进行投机的人,等等。对于小商人和消费者来说,他们的现金周转太快,他们用不着把这些现金换成有利息收入的有价证券。对于进行非法活动的人和准备进行投机的人来说,他们不打算把这些现金换成有利息收入的有价证券。至于一般的企业,实际上早已把现金余额减少到最低限度了,把多余的现金转化为存款或投资了。因此,尽管发生通货膨胀,也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引起大的震荡。
第二,通货膨胀会不会最终导致货币支付制度的崩溃,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由于工资和物价的上涨所引起的。如果真的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么一定与重大的政治事件有关,比如与战争、战败、革命、赔款有关。换句话说,只要不发生上述这些重大的政治上的动荡,就不必为通货膨胀而过分担心。
第三,通货膨胀对经济的有害影响是引起经济资源的错误的配置,引起财富的不合理的转移。但这是一个缓慢发生的过程,而不是迅速来到的。何况,不仅通货膨胀会造成这样的后果,通货收缩也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但主要的问题不在通货膨胀还是通货收缩,而在于这些通货膨胀或通货收缩是被预计到的,还是未被预计到的。如果这些都被人们所预计到,那么就不会引起经济中的混乱。只有未被预计到的通货膨胀、通货收缩、相对价格变化,才会不利于经济资源的配置。
托宾:《十年来的新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6页。
总之,托宾不同意把通货膨胀称作“最残酷的税收”的说法。即使是加速进行的通货膨胀,那也同样不能把它说得那么可怕。“‘加速’这个词并不一定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就一定是灾祸。实际上,加速通货膨胀不会像某些通货膨胀过程的抽象模型所表现的那么无情的千篇一律。” 托宾作为后凯恩斯主流派经济学家的代表,他的这些论点,主要是针对货币学派的议论而发的。对于失业问题,托宾则是另一种态度。他认为,非自愿失业的社会损失不仅是易于被人们察觉到的,而且是直接的。托宾在这里继承了凯恩斯关于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失业问题的基本政策思想,所不同的只是,他在把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列时,宁可选择失业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而把通货膨胀置于较次要的地位。换句话说,在托宾看来,如果能够缓和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交替关系,能够同时兼顾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这两个政策目标,这当然是最合乎理想的,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只有用社会损失不那么明显或社会损失发生较迟的通货膨胀来替换社会损失较显著和直接的非自愿失业。
四、具体的就业措施
由于当前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失业是同通货膨胀并发的,并且由于这种失业被托宾认为主要是由于劳工市场技术结构的不相适应而造成的,所以托宾所提出的具体的就业措施不同于凯恩斯的刺激需求的主张。这是因为,在托宾看来,刺激需求的政策只能解决“就业水平”问题,不足以解决“就业内容”或“就业结构”问题。
托宾:《通货膨胀与失业》,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5页。
托宾写道:“宏观经济政策,即货币的与财政的,要同时实现所规定的社会上失业和通货膨胀目标是无能的。这个阴暗事实成为始终鼓励着去寻找第三种手段来担任这项工作:一方面,指导路标和收入政策,另一方面,劳工市场和人力政策。” 这里所说的指导路标和收入政策,是指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工资和物价的上升,以缓和通货膨胀;这里所说的劳工市场和人力政策,是指政府采取措施,调整劳工市场的结构,主要是对劳动力重新训练与教育,把非熟练的工人训练成有一定技术熟练程度的工人,把不适合职位空缺要求的失业者训练成能够满足雇主需要的工人,以缓和资本主义经济中因劳工市场技术结构不相适应而造成的失业问题。
托宾:《十年来的新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6页。托宾:《通货膨胀与失业》,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6页。
应当指出,托宾在谈到收入政策时,他考虑得较多的是对工资的控制。他说:“虽然我不愿看到对工资的合法控制成为美国经济的永久特征,但我认为有理由制定一套松散的工资标准制度。相互比着不断增加工资,是毫无道理和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必须共同设法提高工资的要求降级。” 托宾之所以提出要限制工资的增长率,特别是主张限制工会在提高工资率方面的要求,除了他企图把物价上涨的责任归咎于工资的增长,并且指望依靠限制工资增长率来制止通货膨胀而外,还由于他认为这与解决当前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失业问题有关。托宾认为,工会所考虑的仅仅是工会会员的收入,主要是工会上层会员的收入,因此要求一再提高工资收入,“工会追求的是那些几乎没有考虑低级会员和后备会员的利益的工资政策”,
这样,失业者的利益就不在工会领导人的考虑之内,所以为了解决失业问题,有必要使经济处于稳定,那就不能不限制工会提出的增长率的要求,否则就应当把工会正式会员资格给予所有合乎工会会员标准的人,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而不能只让一部分已就业的工会会员得到工资增长的利益。
同上,285页。
就人力政策而言,托宾是同意西方经济学中有关人力资本理论的论点的,他认为:“人力资本的研究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挣钱能力,即实实在在能移转的挣钱能力,取决于经验以及正式的教育。” 这就是说,通过人力政策对劳动者进行训练和教育,不仅被认为可以使没有技术的失业者得到被雇用的机会,而且可以增加他们赚取收入的能力,使他们今后可以得到较多的收入。
托宾:《十年来的新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6页。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托宾还认为有必要修改现行失业补助金制度。他提出,现行的失业补助金制度缺乏灵活性,从而起不到刺激失业者去加紧寻找工作的作用或者只能助长失业者对职业的挑选。托宾写道:“在总失业超过某一界限时,完全有理由根据情况决定是发放还是停止发放失业津贴补助。这种方法,除了帮助稳定总需求外,还可使菲利普斯曲线的情况得到一些改善。在大量失业人口是自愿寻找工作的人时,失业补助金给予扩大寻找工作的刺激便会削弱。” 托宾的这种观点反映了他的这种看法:运用人力政策只是有助于解决由于劳工市场技术结构不相适应而引起的就业问题,它们还不足以消除自愿失业,为此就有必要采取某种办法修改福利措施(包括失业补助措施)。
第三节
评托宾的就业理论
一、劳工市场技术结构分析的意义
在对后凯恩斯主流派代表人物托宾和杜生贝关于资本主义就业问题的论点进行评价时,应当承认,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以及作为一种对就业问题的深入一步的研究途径,对劳工市场进行结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而在对劳工市场进行的结构分析中,技术结构分析又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仅有就业的总量分析,而缺少就业的技术结构分析,那是很不够的。所以托宾和杜生贝在分析劳工市场时所得出的劳工市场的可细分性或不完全性的论断,有可取之处。
当然,有关劳工市场的技术结构分析并非从托宾和杜生贝开始。在传统西方经济学中,关于摩擦性失业的分析,实际上就是一种劳工市场的结构分析,并且与劳工市场的技术结构分析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应当强调的是,在以往的经济学的著作中,并没有把工人在技术上不适应雇主需要而造成的失业当成一个严重的经济学问题来看待,更没有把它同通货膨胀问题联系在一起考察。托宾和杜生贝在这些方面的分析,应该被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就业理论中的一个明显的进展。然而,我们也需要指出,运用劳工市场技术结构分析方法来较深入地探讨资本主义现阶段的就业问题是一回事,把劳工市场技术结构的不相适应说成是资本主义现阶段失业的重要原因则是另一回事,而把劳工市场技术结构的不相适应说成是资本主义现阶段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的原因则更是不同的命题。我们在肯定托宾和杜生贝关于资本主义失业问题的技术结构分析方法的同时,还应当指出,他们把劳工市场技术结构的不相适应看成是资本主义现阶段失业的基本原因的论点,却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承认,劳工市场技术结构的不相适应确实与资本主义现阶段的就业问题有关。战后,在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在各个部门和企业中工作的非熟练工人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甚至非熟练工人的绝对数也不断减少;一定的工作岗位对工作者的技术工种和技术水平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不同技术工种的工作者越来越难以互相替代,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作者也越来越不能适应要求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作者担任的工作;这样,那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不容易找到工作,那些在技术工种和技术水平方面不适合要求的人也不容易找到工作,而需要补充人力的某些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岗位则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资本主义经济中失业与职位空缺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尖锐起来。这正是资本主义现阶段失业问题的一个特点,因此可以把劳工市场技术结构的不相适应看成是资本主义现阶段失业的原因之一。
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把这种不相适应看成是造成当前资本主义经济中失业的基本原因。从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失业人数与职位空缺数目相比,职位空缺总是较少的,如果所有的职位空缺都被填补了,那么资本主义经济中仍然会有大量失业,怎么能仅仅用劳工市场技术结构的不相适应来概括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失业状况呢?正如前几章中已经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即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而使得经济中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力的供给大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使得职位空缺数目少于失业人数。在资本主义现阶段,人力政策作为一种就业对策,并非完全没有效力,但它解决不了严重的失业问题。
二、托宾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的学说的错误
就托宾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的原因和对策的研究而言,他在理论上的错误较为明显。根据他的理论,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造成的工资水平上升,将转化为失业与物价上涨的并存,转化为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这样,托宾实际上是把工资水平上升看成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发生的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的原因。他的这一学说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工资成本推进通货膨胀论。这种说法不仅掩盖了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的根源在于垄断资本的统治,在于资产阶级政府战后长时期推行的以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来应付经济危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的恶果,而且还把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的责任推卸给工人阶级,似乎是由于工人在技术上不能适应企业的要求,由于工资不能再像以往那样随资本家的意愿任意降低,才使资本主义经济中发生了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这显然是对事实真相的歪曲。
事实首先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职位空缺数目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雇佣工人总数相比,所占比重是很小的,即使由于职位空缺而引起某些技术工种或某些技术水平的工人的工资有所上升,但这种上升根本起不到推动整个工资水平上升的作用,何况,在失业人数众多而其中又有不少有一定技术的失业者的情况下,某些职位的空缺不会形成长期无人补充的局面,因此,当职位一旦出缺,较快就有人来补充时,这些职位的暂时空缺也并不一定引起工资的上升。所以说,托宾的论点与资本主义现阶段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不符。
其次,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物价的上涨与工资的上升虽然不是没有联系的,但更确切地说,工资的上升总是在随着物价上涨之后,并且总是在物价上涨后工人感到实际工资下降,他们才提出增加货币工资的要求的。托宾所提出的由于失业与空位并存而引起的工资水平普遍上升推动物价上涨的论点,也与资本主义现阶段的实际情况不等。
由此可以对托宾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的学说做出这样的判断:一方面,这一学说继承了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非自愿失业发生的原因的论点,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业的存在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割裂开来,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失业的真相;另一方面,这一学说以补充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形式出现,实际上是给凯恩斯就业理论增添了新的错误的成分,例如认为资本主义现阶段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的根源是劳工市场技术结构的不相适应,是职位空缺所引起的工资水平上升,等等。
三、收入政策能否使资本主义经济摆脱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的困境?
前面曾经指出,托宾认为,要应付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业问题,有必要采取宏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货币政策以外的措施,主要是收入政策(工资与物价管制政策)以及人力政策。关于人力政策的效力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了分析,即人力政策作为一种就业政策,并非完全没有效力,但由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业问题主要不是劳工市场技术结构不相适应所引起的,所以人力政策即使推行,仍然解决不了严重的失业问题。下面,我们再剖析托宾所竭力主张实行的收入政策的性质,看看它能否带来如托宾所设想的那种效果。
从根本上说,这种政策是不可能收到托宾所设想的效果的,因为对物价的真正限制十分困难,而只要难以真正限制物价,那么不管政府在限制工资增长率方面能取得何种暂时的效果,它们都是不巩固的,物价的公开的或暗中的上涨将会冲垮政府在限制工资增长率方面的任何努力,或者会抵消政府在这方面已取得的任何暂时性的成绩。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对收入政策的效应进行分析。
在收入政策中,最没有约束力的是“自愿合作”“协商恳谈”或“规劝”,即政府力求劝说工会和企业限制工资和物价的增长。最强硬的方式是工资与物价管制,即工资和物价的增加必须得到政府部门的许可。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其他的方式,例如运用工资—物价指导线的做法。在实行“自愿合作”时,由资方、劳方和政府的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对工资、物价上涨问题进行研究,根据情况而及时提出劝告或警告。但企业所制定的价格和工会所要求得到的工资增加额不受法律的限制。因此它的效力是十分有限的。如果“自愿合作”没有成功,它将被强制性的政策所取代。
政府运用工资—物价指导线的做法,比“自愿合作”要稍强一些。这是指政府所制定的这一指导线应当成为工资和物价调整的依据。从理论上说,如果货币工资率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物价水平的趋势是向上调整,其调整数量等于弥补上述差额所需要的数量。假设货币工资率为既定,雇主所雇用的劳动力数量必须符合下述条件,即产量的价格乘以劳动的边际产品等于货币工资率。如果工资增长的百分比大于边际产品增长的百分比,这表示要得到最大利润,就需要一个较高的价格,否则工资的提高是以牺牲利润为代价的。这表明只要平均每人工资收入的增长率超过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物价水平就不能保持稳定。所以工资—物价指导线实行的目的就在于使工资的年增长率不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有了这样的限制,工资的增长就同物价稳定目标一致了。
具体地说,工资—物价指导线的要求是:在根据劳动生产率增长情况制定这一指导线后,要求一切遵守这一指导线调整工资增长率的企业按下述方式调整价格,即那些生产率的增长大于全国生产率增长率的企业应当降低价格,降低的幅度要反映出上述生产率的差额;而那些生产率的增长小于全国生产率增长率的企业,则可以适当地提高价格,借以弥补所支出的工资增加额中超过生产率增加的部分。这样,由于某些价格下降而其他一些价格又提高,总的结果将接近于价格稳定。但指导线并没有法律效力,企业可以不遵守它,工会也可以不遵守它。如果企业不遵守指导线,物价水平会提高;如果工会也不按指导线限制工资增长的要求,那么工资—物价指导线的做法将失去效力。其结果是或者依旧引起工资与物价交替上升,或者将被迫采取硬性的工资与物价管制措施,直到冻结工资和物价。
事实也确是如此。企业在制定价格方面是不愿受到指导线的约束的,它们的定价经常不符合指导线所要求的水平。结果,即使工资也能增加,但这只能弥补生活费用的增加,而不能反映出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工会所不能接受的。工会也就不再遵守指导线的约束,从而指导线会被放弃。
那么,强制性的工资与物价冻结措施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冻结工资和物价给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的挫伤,自不待言,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也是异常明显的。何况冻结终非长久之计,一旦解除管制,国内市场的物价就会上升,而一些行业价格上升又会使另一些行业的成本增大。如此相互影响,物价上升的趋势难以抑制。从工资的角度来看,在冻结解除以后,随着物价的上涨,工资也会有所上升,但工资上升和物价上涨相比,则往往是落后的。
根据70年代美国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实行的工资与物价管制措施的经验,可以看出,即使在开始这种管制的初期,这一措施也曾得到工会和企业界的一定程度的支持,后来由于管制的不可避免的不利影响,终于使得支持管制被反对管制所取代。至于硬性的工资与物价管制的成绩(就它能够生效的短暂历史时期来说)究竟有多大,至今还不能做出判断。主要困难在于没有办法精确地判断。如果根本不存在管制,那么这些年份里在工资与物价领域内会发生什么情况,也许可以做出估计,但采取了管制而后来又不得不取消管制之后,物价最后会上升到何种程度和工资会提高到何种程度,则是难以估计的。
问题还不仅限于收入政策的效果不显著或没有效果。要知道,既然资本主义现阶段普遍性的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并不是由于政府无力限制工资的增长率或物价的上涨率所形成的,既然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即由于生产能力扩大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引起了生产相对过剩,那么,收入政策既不可能应付生产相对过剩,更不可能使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加,从较长时期看,收入政策的唯一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使经济进一步恶化。也就是说,西方各国政府如果真的按照托宾所建议的工资与物价管制政策去做,至多也只能在极短时间内使物价与工资的增长趋势缓和一下,但肯定会使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使这些经济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我们知道,在当代西方就业理论中,弗里德曼提出了错误的“自然失业率”假说,托宾作为后凯恩斯主流派经济学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自然失业率”假说的批评是有一定根据的。但反过来说,弗里德曼对托宾等人提出的工资与物价管制的批评,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弗里德曼指出,不能把通货膨胀的责任推给工会的提高货币工资率的要求,因为工会之所以要求提高货币工资率,几乎都是为了使货币工资的增长率赶上通货膨胀率,而一旦西方国家的政府实行工资与物价管制政策的话,那么必然会破坏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大大降低经济效率。托宾和弗里德曼在就业理论和对策方面的争论中,双方都能揭露对方的某种错误,这些可供我们参考。
(引自厉以宁、吴世泰合著的《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