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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萨缪尔森《经济学》剖析
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15—2009）是当代美国有较大影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所著《经济学》一书自1948年出版以来，一直流行于资本主义国家，并被西方报刊推崇为极受欢迎的大学经济学教科书。该书第十版出版于1976年，其中译本分为上、中、下三册，先后于1979、1981、1982年问世，在我国学术界引起广泛的注意。为了使我国读者对该书有正确的认识，本文准备从下述四个方面对该书进行剖析：①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所宣扬的主要是哪些论点？②萨缪尔森所宣扬的这些论点中，有哪些是从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承袭下来的，有哪些是他自己提出的？他怎样把这些论点组合在一起，构成自己的经济学体系，即所谓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体系？③萨缪尔森经济学体系的错误何在？为什么有必要对萨缪尔森经济学体系进行批判？④怎样指导我国的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阅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
一、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所宣扬的主要论点
在本文第二部分将对这一点做较详细的评述。
我们知道，经济学教科书与经济学专门著作是不一样的。经济学专门著作通常反映它的作者在某一领域内或在某一课题方面的个人研究成果，而经济学教科书则是经济学的各个主要领域内或若干重大课题方面的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综合反映。其中，既可以包括编著者本人的某些研究成果，也可以不包括编著者本人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经济学教科书是以学生为基本对象的，所以它并不需要在一些理论问题上有很深入的分析，而一般只要求在体系上较为完整。这就是经济学教科书的特点。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不是经济学专门著作，而是经济学教科书，它符合于上面所提到的经济学教科书的要求，即在体系上较为完整，但并未在一些经济理论问题上做很深入的分析。同时，其中既有萨缪尔森本人在其他专门著作中已经提出的论点，也有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原来已经流行的论点，只不过由萨缪尔森把它们组合到一起而已。我们在评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时，应当了解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懂得，尽管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一部畅销于西方世界的书籍，但它毕竟只是一部教科书，不能全面反映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结果，不能把它同萨缪尔森与多夫曼、索洛合著的《线性规划和经济分析》一书或他的其他一些专门学术论文相提并论；而另一方面，尽管它作为一部经济学教科书，把萨缪尔森本人的论点同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已经流行的某些论点收集在一起，对各个经济理论问题的分析并不深入，但它仍然代表了一种较为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即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体系。那种认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杂乱无章，不成体系，从而不值一评的看法，无疑是不正确的。 
从编、章安排上看，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第十版共分为六编四十三章。第一编介绍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若干基本概念和资产阶级的国民收入理论，它为以后各编、章的论述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和背景资料。第二编介绍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也就是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理论，以及通过需求管理实现既无通货膨胀、又无失业的政策建议。第三编介绍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关于价格和竞争的理论。第四编介绍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这两编实际上包含了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第五编介绍现代西方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主要是根据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关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均衡学说，提出实现国际收支均衡的建议。第六编的标题是《当前经济问题》，它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为它反映了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对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所陷入的经济困境的看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景的分析，以及对一切与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相对立的经济理论的评论。把这六编四十三章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萨缪尔森除了向读者介绍了有关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外，着重向读者宣扬了下述论点：
第一，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研究哪些问题？经济学怎样研究这些问题？
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第5页。
这是任何一部经济学教科书开宗明义都要阐明的问题。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也不例外。它这样写道：“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抉择，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它分析改善资源配置形式所需的代价和可能得到的利益。” 萨缪尔森指出这是目前西方经济学家们所同意的一般性定义，因此他也就采用了它。简单地说，这个定义完全否定了经济学的阶级性，回避了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这一实质性问题，而把经济学仅仅归结为研究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科学。
同上，第11页。
萨缪尔森认为，既然经济学是这样一门科学，所以各派经济学家之间几乎不存在原则的分歧。他写道：“既没有一种共和党人的经济理论，也没有一种民主党人的经济理论；既没有一种工人的经济理论，也没有一种雇主的经济理论；既没有一种俄国人的经济理论，也没有一种中国人的经济理论。在许多有关价格和就业的基本原理上，大多数——并非全部！——经济学者的意见是相当接近于一致的。” 至于各派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的不同，那么萨缪尔森认为这已经不属于经济学本身的研究范围，而属于伦理学领域的课题了。
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第11—12页。
为此，萨缪尔森向读者宣扬了这样一种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即所谓“尽力树立一种客观和超然的态度”，不要成为“成见、偏见、感情以及肮脏的利欲的俘虏——甚至是牺牲品”。 按照他的说法，在经济学研究中，一旦掺杂了诸如阶级利益之类的属于感情领域之内的东西，那么经济学研究就不会取得成果。萨缪尔森正是想使读者采取这种所谓的“客观和超然的态度”来学习经济学、研究经济学，从而接受他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全部说教。
第二，当前，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应当怎样看待这种经济制度？
这也是任何一部资产阶级经济学教科书所必须回答的问题。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向读者说明，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制度已经不同于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了，已经变成“人道的”“福利的”“混合的”经济制度了。他写道：“我们的经济不是纯粹的价格经济，而是混合经济；在其中，政府控制的成分和市场的成分交织在一起来组织生产和消费。” 为了把这种“混合经济”同过去的经济制度对比，萨缪尔森进一步指出：“过去，资本主义往往是一个有效率的制度，但也是一个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制度。一些幼儿之所以患有软骨病而两腿弯曲，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是酒鬼或精神病患者，或抛弃了他们的家庭，或在失业严重时单纯由于运气不佳而未能抢到工作。该制度使失业如此难于忍受，以致人们会一日步行几十里来挣得微薄的报酬，如果有这样做的必要的话。今天，我们不会容忍这种残酷行为。尽管我们今天还没有实施负所得税制，但我们却享有失业补贴、解雇费、公用事业就业机会、福利补助等。几乎没有人愿意把时钟拨回到老式的残酷无情的纯粹资本主义。” 萨缪尔森把这些统称为“混合经济”的“人道主义的优越性”。
同上，第332页。
那么，“纯粹的资本主义”是怎样被“混合经济”所“埋葬”的呢？萨缪尔森把这归功于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归功于资产阶级国家所掌握的巨额财政收入，归功于凯恩斯的经济学说。他认为，从“纯粹的资本主义”演变为“混合经济”的过程，是“几乎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其间没有革命，没有流血，但结果不但使“美国原有的经济生活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使“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种“被预言为必然的时间表”，“暂时变成了一种神话”。 这就是萨缪尔森竭力向《经济学》一书的读者灌输的又一个主要论点。
第三，当前，在像美国这样的“混合经济”的国家中，主要存在着哪些迫切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它们将怎样被解决？
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第264页。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第227页。
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虽然把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称作“混合经济”的国家，认为它们具有“人道主义的优越性”，但仍然不得不承认在这些国家存在着一系列有待解决的经济问题，例如失业、通货膨胀、生活质量下降，等等，此外，在这些国家中还有不少穷人，他们的收入仍是微薄的。然而萨缪尔森主要想说明，这些经济问题的产生并非“混合经济制度”本身的过错，而主要与经济学迄今所达到的知识水平的有限性有关，与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的某些措施不完善有关，或者与生产技术发展的必然后果有关。《经济学》一书中这样写道：“处于目前的关于现代混合经济的知识水平，没有任何由合格的经济学者组成的顾问团能够在如何构成一个可行和最优的收入政策的问题上取得大致相同的意见。” 这样，如何在“混合经济”中既维持充分就业、又避免通货膨胀的问题，就被看成是一种经济政策的选择问题，它与资产阶级政府的措施得当与否，或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知识水平的高低相联系，而不涉及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症的根源的分析；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同样被萨缪尔森解释为与“混合经济制度”本身无关。他写道：“在先进的国家中，实际工资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向。随着资本主义让位于福利国家和混合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已经缩小——即使只有轻微的缩小。” 也就是说，“混合经济”实际上促进了贫困的消除，而不是加剧了穷困。如果说“不平等”的状况仍然“只有轻微的缩小”，那么这依旧是政府的措施是否适宜或经济学家是否有足够的知识水平来提出妥善的建议和方案的问题。
萨缪尔森通过以上这些论述，得出了一个对全书说来具有关键意义的论点，“经验教训在于：我们应坚持不懈地努力寻找进行结构改革的方法，以便在保持并扩大人道主义的同时，能引导经济更多地受市场供求机制的支配”。 “我本人可以从历史的进程中看到比较乐观的信息：我们可以争取做到两全其美，一方面有步骤地改善市场经济的作用，另一方面享有国民生产总值所不能衡量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即可以自由地从事自己的事业，自由地进行批评以及自由地进行变革。” 这里所说的“结构改革的方法”，就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某些政策措施进行调整。萨缪尔森认为这将是像美国这样的“混合经济”的乐观的前景。
第四，为什么除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以外的其他经济学派有关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论点是错误的？为什么它们有关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现实经济问题的政策主张也是不正确的？
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第304页。
我们知道，萨缪尔森所代表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它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其他流派（如货币学派和新自由主义、新制度学派等）之间在基本论点和基本政策主张方面存在着分歧。尽管这些分歧并不影响这些学派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解方面的根本一致性，但分歧的存在毕竟是一个事实，因此，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作为一部资产阶级经济学教科书，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其他各派理论之间的争论。萨缪尔森把对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最重要攻击”分为来自右的方面的和来自左的方面的。货币学派和新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属于右的方面的学派。萨缪尔森称它们的学说是保守的，它们的主张是自私自利的。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J. 加尔布雷思对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批评被认为来自左的方面。萨缪尔森指出，在加尔布雷思的著作中，“很少有能以博士论文或学术论文的形式来加以检验和研究的命题”。 这样，虽然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并没有展开对于货币学派和新自由主义、加尔布雷思等的批评的反批评，但他却力图让读者自己去评判，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中，为什么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论点和主张要比货币学派和新自由主义、加尔布雷思的论点和主张正确。这既是萨缪尔森用意所在，也符合资产阶级经济学教科书的貌似公允的特点。
第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论点？怎样看待这些论点？
这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竭力想向读者说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萨缪尔森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十分明显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攻击和曲解，充斥于该书的许多章节。但最重要的是就以下五个问题进行的攻击和曲解。
1.萨缪尔森认为，不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是多余的，而且剩余价值概念也是多余的，因为不需要劳动价值概念，也可以证明剥削的存在；不需要剩余价值概念，也可以假设工资是低的，利润是高的。所以按照萨缪尔森的说法，即使要得出马克思那样的“存在着剥削”的结论，只要有价格、工资、利润概念就够了。
2.萨缪尔森认为，马克思所声称的劳动者贫困化的规律已经被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情况证明为错误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与劳动合作的资本工具的增长和技术的发展，实际工资确实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在稳步增加”。 “工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保持不变或略微有所上升。”
3.萨缪尔森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学说也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情况不符；20世纪30年代危机过去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再发生大的经济危机，如果马克思主义者等待资本主义在危机中崩溃，那么他们是白等了。
4.萨缪尔森认为，由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学说已失去事实依据，马克思在他的经济理论中所提出的“不可避免的革命将很快到来”这一论断也就不能成立。
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第311页。同上，第329—330页。同上。同上。
5.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凡俗化” 之类的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他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称作“麻醉马克思主义者的鸦片”， 声称不能听任马克思主义“受马克思主义者的支配”，而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面可以用于分析批判”的镜子。
以上这些，就是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竭力向读者灌输的主要论点。
二、萨缪尔森经济学体系的构成
前面已经谈到，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作为一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其中既有作者本人的论点，也有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其他人所提出的论点，这二者由萨缪尔森组合到一起，形成某种较为完整的经济学体系。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对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做进一步的剖析，看看书中的哪些主要论点是从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承袭过来的，又有哪些主要论点是萨缪尔森自己提出的，以及萨缪尔森怎样把这一系列论点组合起来。
（一）从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承袭的部分
应当说，在萨缪尔森《经济学》的六编四十三章中，从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承袭过来的内容是相当多的。有关经济学的定义和方法、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论点、应付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政策建议等内容，实际上都是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经论述过的，甚至早就提出的。例如，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所宣扬的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如何进行抉择，以便使用各种可供选择其用途的、稀缺的生产资源来进行生产和分配的科学这一定义，正如萨缪尔森所承认的，是流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经济学定义。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一定义就已经被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接受了。又如，萨缪尔森所鼓吹的研究经济学的“客观的”“超然的”态度，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贯提倡的研究方法，因为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对客观经济事物做出“公正的”“冷静的”描述和分析，而不致受人们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的支配。
关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论点，萨缪尔森基本上是从以A. 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庸俗经济学那里承袭过来的。马歇尔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剑桥学派的最重要代表人物，在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资产阶级经济学教科书，出版后曾在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流行多年。马歇尔是一个集19世纪庸俗经济学之大成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把边际效用价值论、供求论、生产费用论等综合成为均衡价格论，以均衡价格的分析代替价值的分析，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经济理论的核心。在分配理论上，他又把边际生产力理论同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论综合到一起，以说明资本主义条件下收入分配的合理性与和谐性。萨缪尔森《经济学》一书中的微观经济学部分，主要就是由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以均衡价格论为基础的分配理论构成的。马歇尔的经济学说被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看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续和在新阶段的发展，因此它又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由于萨缪尔森把马歇尔经济学的基本论点继承下来，并使之成为自己的微观经济学的内容，所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体系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通常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部分。
至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论点，则是萨缪尔森从J. 凯恩斯那里承袭下来的。1936年，凯恩斯在所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批评了传统庸俗经济学所谓通过市场调节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自动趋向充分就业均衡的学说，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理，以论证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普遍生产过剩的不可避免性和运用国家调节手段来干预经济生活的必要性。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在有关宏观经济学的部分，主要是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进行论述，并对凯恩斯的国家调节经济的主张进行了发挥。所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体系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通常被称为“凯恩斯经济学”部分或“后凯恩斯经济学”部分。
由“新古典经济学”部分和“凯恩斯经济学”部分所形成的萨缪尔森经济学体系，就是作为现代凯恩斯主义的分支之一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体系，它又被称为新古典综合体系。无怪乎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评论道，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体系有两个“祖师爷”，一个是马歇尔，一个是凯恩斯。
（二）萨缪尔森自己提出的主要论点
虽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一部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生阅读的经济学教科书，但萨缪尔森作为当代美国有较大影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并且作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这部教科书里加进了自己提出的若干论点。当然，这些论点在萨缪尔森的其他专门学术著作中的论述要比在这部教科书里的论述深入得多，但不管怎样，既然萨缪尔森在教科书里加进了他自己的东西，这就不能不使他的这部教科书具有某种个人的特色，而不完全类似于其他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教科书。那么，萨缪尔森究竟加进了哪些主要论点呢？概括起来，有以下这些：
1.萨缪尔森提出，作为衡量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和国民福利大小的尺度，经济净福利（NEW）要比国民生产总值（GNP）更有意义。在《经济学》一书的第一章中这样写道：“现代经济学一定要把数量视若神明而忽视生活的质量吗？我们能否矫正官方统计学者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一尺度，使它在较大程度上成为衡量经济净福利（NEW）的一种尺度呢？这就是说，我们能否用一个更有意义的尺度NEW，来补充GNP的不足？” 萨缪尔森所说的“经济净福利”，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的调整数，即在国民生产总值之中加入“闲暇”和主妇们的家务劳动的货币值，再减去“潜在的污染和生态学的代价”。按照萨缪尔森的看法，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中，近些年来不仅“经济净福利”的增长要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慢，而且“经济净福利”的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之间有一种互相替代的关系：为了生活质量，往往需要降低增长率，为了增长，往往需要牺牲生活质量。为此，萨缪尔森写道：“过去，经济学教科书不讨论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而现在和将来，经济学则将用很大气力研究生活质量问题。” 萨缪尔森自称他的《经济学》的第六编，即该书的结尾部分，就是按照这种思想来撰写的。
2.萨缪尔森提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是一种静态的分析，即不曾考虑到对时间因素的分析，所以具有局限性。虽然早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前，瑞典经济学家们就已使用了动态分析方法，但他们在理论上是属于“前凯恩斯”体系的，即不曾建立一个把收入视为决定消费、储蓄、投资的最重要因素的收入决定论。至于R. 哈罗德等人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尽管把凯恩斯的理论动态化了，但他们着重的是经济的增长问题，而不是经济的波动问题。因此，萨缪尔森在使凯恩斯理论动态化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在收入决定论的基础上，运用乘数与加速原理交织作用的学说，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原因和过程，并由此论证政府对经济进行调节的必要性。这原是萨缪尔森在四十多年前提出的一种论点，现在萨缪尔森把它包括在自己的经济学教科书之中，作为宏观动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出现的恶性循环（越来越严重的通货收缩或通货膨胀），可以用乘数与加速原理的交织作用来说明，即上一期收入的变化会引起本期收入的加速变化，而本期收入的变化又会引起下一期收入的进一步变化；另一方面，无论经济的衰退或经济的高涨都不可能永无止境地持续下去，因为乘数与加速原理的交织作用使得资本主义经济有一种内在的制约力量：使经济衰退到最低点之后就会回升，高涨到一定限度后，经济增长率会放慢，从而就开始下降。萨缪尔森正是利用他的这一论点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特征：在充分就业的最高极限和低于收支相抵点的最低极限之间来回摆动。
3.萨缪尔森提出，为了使“混合经济”受到某种控制，仅仅依靠经济中收入变动的乘数与加速原理的交织作用的制约是不够的，政府必须斟酌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使二者相互配合。这一论点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中是不明确的，而萨缪尔森在对“混合经济”进行分析时，曾一再论述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使用方式及其局限性，然后又把它们加进自己的经济学教科书之内。萨缪尔森得出的结论是：“通过适当的相互作用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混合经济可以避免高涨和萧条的最严重的后果。” “即使经济周期没有完全成为过时的事，它也受到了控制。虽然民主的混合经济很可能永远不会再度经历老式的、延续的萧条，然而，衰退和相对停滞的时期无疑地仍然会到来，即使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够缓和它们的频率、强度和限期。”
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第493页；下册，第286页。
4.萨缪尔森提出，在“混合经济”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固然可以使经济周期的波动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但至少有三个问题并不能因此得到解决，这三个问题是：“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垄断和其他不完善性的问题”“停滞膨胀的问题”， 于是就需要使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消除二者之间的“巨大裂缝”。萨缪尔森在这些方面的论述被认为是最具有他个人的理论特色的部分，因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体系之所以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自成一派，主要在于他力图把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说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说“综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解决上述经济问题的论点和政策主张。
关于“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萨缪尔森认为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已经不够用了。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是以帕累托的所谓“不平等程度是普遍存在的常数并且不能为政府所改变”的论点为基础的。萨缪尔森认为帕累托的论点“不符合历史经验”， “福利国家”所实行的各种措施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从理论上说，萨缪尔森同当代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倡导所谓“新微观经济学”，即“把对非物质的基本生活问题的研究带到政治经济学之中”， 探讨“收入不平等”之类的问题的解决的可能性。
同上，第215页。
关于“垄断和其他不完善性的问题”，萨缪尔森认为也必须摆脱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束缚，即不能指望市场竞争本身的作用来消除这些“不完善性”，而必须依靠“混合经济”中的各种消除或限制垄断与歧视的措施，依靠着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有效竞争”。萨缪尔森写道：“通过政府对公用事业的调节，通过国家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反托拉斯的活动，政府的行动可以取得完全竞争不能自动得到的某些限制和平衡的效果。”“当经济学者意识到我们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得到和强制实现完全竞争时，规定‘有效竞争’的内容并且逐步接近这一目标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事。这是经济政策的尖端问题。”
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第287页。
至于“停滞膨胀的问题”，萨缪尔森承认这确实是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都未能解决的难题，所以他想提出自己的看法。同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的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萨缪尔森竭力去寻找“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微观经济学基础”。据他说，失业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在于就业机会的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寻找职业的人员的能力不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通货膨胀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在于工资由分散的工会所控制和成本推动着物价上升。因此，作为“混合经济”中的对策将是用工资和物价的管理来应付通货膨胀，同时采取人力训练和“改善劳动市场结构”的办法来应付失业。萨缪尔森写道：“所有这一切都正在研究之中，以便保存现有制度的人道主义的性质而与此同时又能具有效率和稳定性。” 可见，如果说萨缪尔森在自己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增添了什么属于他本人的论点的话，那么其中之一就是他的有关停滞膨胀的原因的分析和应付停滞膨胀的政策主张。
此外，萨缪尔森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攻击和曲解中，除了有承袭以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E. 庞巴维克）的陈词滥调外，也有他自己所增添的东西，例如对K.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和剥削概念的歪曲，等等。
（三）萨缪尔森怎样把他自己的论点同一系列从别人那里承袭过来的论点组合在一起
前面已经谈到，萨缪尔森既接受了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论点，又接受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的基本论点，而且提出了他自己的有关衡量经济福利的尺度、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动态化、与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配合使用，以及在所谓“混合经济”中应付“收入不平等”“垄断和其他不完善性”“停滞膨胀”等问题的途径的论点。那么，他是怎样把这样一些论点组合在一起的呢？能不能认为他仅仅是把这些论点简单地罗列在一起，从而组成了自己的经济学体系呢？对这一点，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些分析。
我们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体系是一个大杂烩，这是就下述意义而言的，即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体系或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体系是一个集凯恩斯以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之大成的东西。它的出现反映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所谓正统理论的危机，因为在这些所谓正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面临着各种无法解释或无法应付的现实经济问题的情况下，唯有广泛采纳庸俗经济学各种理论的要点，才能使他们的辩护方式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才能使他们设计出可以被垄断资产阶级接受的“反危机措施”。
我们说萨缪尔森并不是把庸俗经济学各种理论的要点简单地罗列在一起。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毕竟是自成体系的，并且是成为较为完整的体系的，系主要就下述意义而言，即萨缪尔森在把这些论点组合在一起时，采取了这样一种方法，即利用他自己提出的论点作为整个体系的主要环节，然后吸取各种庸俗经济理论中有利于自己论证的论点，再把它们串联起来。对“新古典综合”中的“综合”一词，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对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体系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第7页。
让我们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为例来加以说明。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如何评价的问题。萨缪尔森写道：“经济学不能仅仅满足于描述生活的实际情况。政治经济学应该帮助舆论做些事情来改善一些明显的弊病。” 这里所说的需要改善的明显的弊病，用萨缪尔森的话来说，就是应当改进生活质量，也就是应当增加“经济净福利”。环绕着这个问题，萨缪尔森展开论述。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的经济制度是“混合经济”，是“人道的”“福利的”制度，它已经不同于过去的资本主义了；但它至今仍有缺陷，主要表现于对生活质量的注意还不够，生活质量还有待于提高。具体说来，诸如“收入的不平等”“垄断和其他不完善性”“停滞膨胀”等现象，都是生活质量方面还存在问题的反映，于是需要在“混合经济”的格局中，采取一些新的措施来解决。而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其他流派的经济学说相比，只有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解释才是正确的。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则更被认为是错误的。——这就是萨缪尔森经济学体系的简要的概述。
为了说明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它在应付经济危机方面与过去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什么不同，萨缪尔森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的要点“综合”到自己的经济学体系中来了。
为了说明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会遇到诸如“收入的不平等”“垄断和其他不完善性”“停滞膨胀”之类的问题，以及为了说明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萨缪尔森又把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的要点“综合”到自己的经济学体系之中。这是因为，在萨缪尔森看来，只有先阐明市场机制的作用，阐明生产要素价格和收入分配的原因，阐明垄断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的决定等问题，才能把“收入的不平等”“垄断和其他不完善性”的原因讲清楚，也才能把所谓新型通货膨胀，即“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和过程讲清楚。
这样，萨缪尔森认为自己需要从事的主要工作就是如何“弥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说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说之间的“巨大裂缝”，如何把这两部分内容（再加上他本人的论点）“综合”成为一个体系。具体说来，萨缪尔森的“综合”方法如下：
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第286页。
第一，萨缪尔森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它由公共经济部门（即国家管理的那部分经济）和私有经济部门（即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的那部分经济）所组成的。在公共经济部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说基本上是适用的。在私有经济部门，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说基本上是适用的。但这两部门的经济目标并不一致：公共经济的目标在于“经济稳定”“经济的人道化”“公正”或“平等”；私有经济的目标在于“经济的自由”“效率”。因此，要同时兼顾这样两个目标，就不能只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说纳入经济学体系之中或只把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说纳入经济学体系之中，而需要把二者全都纳入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体系内。根据萨缪尔森的看法，“把时钟拨回到老式的残酷无情的纯粹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应当在“保持和扩大人道主义”的同时，去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仅依赖市场机制来提高效率，而且要依赖市场机制来促进“经济稳定”。萨缪尔森写道：“经验证明，市场供求机制有助于增进效率和稳定。” 把市场机制的作用同“稳定”目标联系起来，这是萨缪尔森作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重要代表人物不同于凯恩斯本人或资产阶级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家的一个显著特点。也就是说，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体系中，宏观经济学部分和宏观的“经济稳定”仍然被看成是基本的，萨缪尔森的“综合”是在所谓“保持和扩大人道主义”“增进稳定”的基础上的“综合”。
第二，萨缪尔森认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所采取的分析方法的缺陷在于只重视需求的分析，而不注意供给的分析（即生产要素供给与价格的分析），因此，在把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说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说“综合”在一起时，有必要以生产要素供给的分析作为宏观经济分析、需求分析的补充。这一点也是萨缪尔森所采取的所谓“弥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间的“裂缝”的一种方法。萨缪尔森写道，凯恩斯“不能提供一个优雅的理论来用价格和工资的刚性准确地解释失业和职业空缺并存的可能性，因此，他以不加解释的方式简单地假设：价格的决定会在寻求职业的人和职业空缺之间、在厂商意图销售的物品和他们所能找到的顾客之间造成差距”。 为了“弥补”这样一种“裂缝”，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的第四十一章，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分析和劳工市场结构分析（它们都属于供给分析）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失业（“结构失业”）和通货膨胀（“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和过程。他得出的结论是：“在现代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中，物价和工资并不自由浮动来使各个市场供求相等。甚至在充分就业和生产能力全部得到利用以前，它们就开始爬行上升。通过收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对付这种通货膨胀只能造成失业和停滞膨胀。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爬行通货膨胀可能发展成恶性通货膨胀。” 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体系中，用微观经济学中的供给分析方法来考察诸如失业和通货膨胀这样一些宏观经济现象，使失业和通货膨胀这些宏观经济学问题具有“微观经济学基础”，被认为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宏观部分与微观部分“沟通”的一条渠道。
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第7页。
第三，萨缪尔森认为，由于“经济净福利”是比产值或产品的数量更能说明人们的生活质量的指标，所以无论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还是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都要分析“用数量去换取较好的质量”的问题。比如说，如果在微观经济学中不仅要研究人们的利己动机和利己行为，而且要研究“博爱与正义”，研究社会生存中的“利他主义”，在宏观经济学中不仅要研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要研究“国民生产总值所不能衡量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研究“种族和性别歧视”，研究“环境污染和城市祸害”，研究“收入的不平等”及其消除，那么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宏观部分和微观部分就能够“综合”到一起了。用萨缪尔森的话来说，“政治经济学向人们说明，如果他们真正愿意的话，他们能够用物品的数量来换取生活的质量”。 可见，萨缪尔森正是用“经济学要研究生活质量问题”这一命题来把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部分“综合”到一起的。
三、萨缪尔森经济理论的谬误
以上对萨缪尔森经济学体系的构成做了剖析。现在针对萨缪尔森《经济学》一书中所宣扬的主要论点（包括他从别人那里承袭来的和他自己提出的论点），以及萨缪尔森为了把这些论点组合在一起而采取的“综合”方法，进行较细致的评论，并揭露其错误所在。在这里，我们准备评论的是下述九个问题。
（一）萨缪尔森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点错误何在？
实际上，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这个问题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所接受并宣扬的流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经济学定义本身的错误。另一是萨缪尔森所接受并宣扬的这个流行的论点在他的经济学体系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
我们知道，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存在的基础。人们在生产中，不仅要同自然界发生联系，而且人们之间也要发生一定的联系。所以任何情况下的生产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总是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进行生产。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它也就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这四个环节中建立的关系。只要我们了解了这些，那就不难理解究竟什么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支配人们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规律的科学，它必然把人们的社会生产以及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发展规律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二）》，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3页。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所接受并宣扬的经济学定义，从字面上看来似乎也意味着经济学应当研究人们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即研究如何利用可供选择的、稀缺的资源来生产各种商品，如何交换、分配这些商品，供社会成员消费。但这个流行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定义是错误的，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采取非历史的、抽象的观点来看待人们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看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不是一般生产，而是一定社会生产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经济学所研究的交换、分配和消费，也不是一般交换、分配和消费，而是一定社会生产发展阶段上的交换、分配和消费。就资源的不同用途而言，任何资源都可以被认为是相对稀缺的，而一定的资源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有不同的用途，人们在进行生产时无疑要有所抉择。但这一切都不可能脱离人们在不同社会生产发展阶段上所结成的相互关系来考察。如果忽略了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中所结成的相互关系，那就抹杀了各个时代或各种不同生产关系条件下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本质的区别。非历史地看待有限资源的不同使用方式，抽象地考察人们在资源的用途方面的抉择，如果说这些也是某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的话，那么这样的科学将是技术科学、工艺学，而不是经济学。恩格斯曾明确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 这就一语道破了流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点的错误所在。
那么，为什么萨缪尔森要强调这样的经济学定义，并且在自己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竭力宣扬它呢？道理是很清楚的，这是因为，萨缪尔森和其他一些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总想把自己扮演成“公正的”“客观的”经济学家，把自己的经济理论说成是“不偏不倚的”“不掺杂感情的”东西，为此，他们就抹杀经济学的阶级性，讳言经济学研究者本人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根据他们所宣扬的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点，经济学不必去考察人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活动所借以存在的社会生产关系，而只需要考察这些活动本身就行了。不仅如此，不同社会生产关系条件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本质区别将不再存在，不同社会生产关系条件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运动规律的特殊性也不再存在了。这对于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性当然是十分有利的。
萨缪尔森正是从这样一个经济学定义出发，在《经济学》中向读者宣扬所谓“不带感情的”研究态度或“避免偏见的”研究态度。比如说，关于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失业现象的存在、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相当数额的资源被用于军火生产、什么是“发达”或“不发达”的含义等问题的讨论，似乎都不应当被“感情”或“偏见”所支配，而应当从储蓄、投资和消费的数量变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化着手分析，从国民收入的决定及其波动着手分析。按照萨缪尔森的说法，这样就可以得出“科学的”论断了。即使在《经济学》的第六编中，当萨缪尔森对当前世界上的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演变趋势进行评论时，他仍然向读者宣扬要采取所谓“超然的”“客观的”态度。他认为，只有从经济运行的方式，从生产、分配的活动本身进行分析，才能判明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即所谓“混合经济”）是“优越的”。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把“稀缺资源的可供选择的用途”或“稀缺资源的生产与分配”当成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论点是贯穿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全书的，它成了萨缪尔森用来掩盖自己的经济学体系的明显阶级实质的一种手段。
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第23页。同上，第56—57页。
值得注意的是，萨缪尔森也使用了这样的词句：经济学在研究稀缺资源的使用时，应当考察“生产什么样的物品，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现在生产还是将来生产”。 不禁要问，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种解释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不是与他所宣扬的经济学研究者的“超然的”“客观的”态度相矛盾？实际上是毫不矛盾的，而且把“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之类的问题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并非始于萨缪尔森，这是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原先就有的论点。萨缪尔森之所以把这些问题当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想说明生产关系的研究、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性质的相适应性的研究应当成为经济学的对象，而是想把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特点说成是一般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共同点，以说明不同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在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区别仅仅在于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具体方式的不同而已。所以萨缪尔森写道，“每个经济社会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三个基本经济问题：在可能生产的物品和劳务中，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利用经济资源来生产这些东西；为谁生产这些东西……经济物品是稀缺的，而不是自由取用的；社会必须在其中加以选择，因为不可能满足一切的需要和欲望。” 可见，问题仍然回到资源的稀缺性上面来，回到抽象的人的欲望上来。经济学的非历史性和超阶级性仍然是萨缪尔森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永恒性和自然性也仍然是萨缪尔森所宣扬的，这与萨缪尔森为了给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而鼓吹的经济学研究者应当持有“超然的”“客观的”态度的论点不是完全一致吗？
（二）萨缪尔森所说的“混合经济”究竟是什么？
前面已经提到，萨缪尔森把“混合经济”说成是一个与“老式的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经济制度，并且是在“老式的资本主义”结束之后产生的经济制度。他的《经济学》一书所着重宣扬的，正是这种“混合经济”制度的所谓优越性和它迄今已取得的成就。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萨缪尔森的“混合经济”理论进行深入的剖析。
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3页。
萨缪尔森所说的“混合经济”，其实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不仅存在着私人资本和私人垄断，而且存在着国家资本、国家垄断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私人垄断组织同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是现代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为了应付经济危机以及为了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以保证私人垄断组织能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私人垄断组织需要国家政权增加公共支出，对经济进行干预，或直接掌握和经营一部分生产机构。这一切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国家即使掌握了一部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仍然不会改变，并且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 这就是“混合经济”的实质。
既然“混合经济”丝毫不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那么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所一再宣扬的所谓“混合经济”是一种不同于“老式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的论点，也就根本站不住脚了。但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萨缪尔森的这一论点——“老式的资本主义”是“残酷无情的”，而“混合经济”却变得“人道主义”了呢？萨缪尔森的这种说法无疑是一种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遁词。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雇用工人劳动，剥削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攫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因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榨从来都是残酷无情的，而不存在所谓一百年前的资本主义是“残酷无情的”，而今天的资本主义是“人道主义的”之类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过去没有失业救济金，没有各种福利设施，没有劳资集体合同，也没有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而现在，则有了这一切。如果不能从本质上认清什么是“混合经济”，那么很容易被萨缪尔森所举的例子所迷惑，认为不管怎样，现在的资本主义毕竟比过去的资本主义“改善”多了。其实，无论是失业救济金、福利设施、劳资集体合同，还是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都应当首先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成果，没有工人阶级的长期斗争，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既不可能自动提供这种或那种社会保险设施，也不可能自动找工会签订集体合同或缩短周工作时数。在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看来，只要这一切是在承认资本主义所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是由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所参与的或推行的，那么除了它们不会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外，还能起到麻痹劳动人民的意识，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从而从根本上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的作用。这岂不是恰好说明，不仅资本主义剥削至今仍然存在，而且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手段比过去更加巧妙，更加隐蔽了吗？
正因为萨缪尔森所说的“混合经济”无非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萨缪尔森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在近些年来未经过“流血”或“革命”就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论点，也就纯属虚构了。至于萨缪尔森由此推断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一“必然的时间表”已经成为“神话”的说法，那就更加荒诞无稽。要知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是人类社会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分析的结果。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的作用，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不能相容的状况必将日益尖锐，而最终将导致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生产方式的这种更替是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的。就以萨缪尔森所津津乐道的“混合经济”的趋势来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程度正越来越高，然而生产资料的越来越多的部分却集中在垄断组织及其代理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手中，由资本主义竞争的加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推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外壳之间的冲突正越来越尖锐。这一点正表明，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客观规律不会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萨缪尔森企图用“混合经济”的出现作为否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科学原理的论据，只不过反映了他有意回避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化，有意掩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以及有意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或资产阶级干预经济的不同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更高级的社会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的必然过渡混为一谈。
（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是怎样产生的？难道真像萨缪尔森所说的，主要由于经济学“迄今达到的知识水平”有限吗？
前面提到，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所宣扬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失业、通货膨胀等问题并不是“混合经济”制度本身所固有的，而主要是由于在经济学目前的水平上还不可能找到适当的政策、措施来消除它们，同时，也只有在“混合经济”的基础上寻找和制定适当的政策，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萨缪尔森认为这一点正是“混合经济”的优越性的表现。所以对萨缪尔森的这个论点的批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萨缪尔森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原因的解释是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出发的，但他做了补充和发挥。按照凯恩斯的说法，资本主义社会中之所以存在失业，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之所以不足，则归因于所谓三个基本心理规律的作用，即消费增长赶不上收入增长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随着投资增加而使人们对增加投资预计可以得到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的作用、人们愿意把一定量的货币保存于手边的“流动偏好规律”的作用。这种解释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和失业产生的真正原因，歪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真相，把利润率下降曲解为一种心理现象的结果，并且倒果为因，把作为生产过剩的后果的投资额下降说成是生产过剩的原因。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根本不是凯恩斯臆造的“心理规律”的作用所造成的。萨缪尔森不仅承袭了凯恩斯的论点，而且用所谓工人在技术上不适合资本家的要求的“结构性失业”的论点作为对凯恩斯理论的补充。这种解释同样是错误的，因为它把原因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失业现象，说成是仅仅与生产技术的特点有关，似乎工人找不到工作，其责任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在于工人自身缺乏为雇主所需要的技术或在于工人得不到足够的就业信息，这显然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原因的曲解。要知道，即使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工人由于没有受到劳动技能的训练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即使工人由于某种知识方面的原因而得不到足够的就业信息，那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长期受剥削所造成的结果，怎么能把这种情况归罪于工人自己呢？何况，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职位空缺的数额远远少于失业的人数，只要资本主义竞争不断加剧，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业现象就不会消除，失业人数多于职位空缺的现象也不会消除。可见，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关于资本主义失业原因的解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再以通货膨胀问题为例。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之所以出现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经济中存在着过度的需求。而萨缪尔森除了接受了凯恩斯的这一论点外，还用“成本推动”这个因素来说明，并且同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其他代表人物一样，把由于所谓“成本推动”而造成的通货膨胀称作“新通货膨胀”。按照这种说法，通货膨胀的责任实际上又落到了工人阶级身上，似乎正是因为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使成本上升，从而造成了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中物价不断上涨的现象。然而事实真相又如何呢？我们知道，通货膨胀是由流通中的货币量大大超过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自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反经济危机”政策后，政府长期推行人为地刺激需求，制造并扩大财政赤字，加剧信贷膨胀的做法，其结果必然引起了持续的通货膨胀。而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获取高额垄断利润，通常人为地抬高商品价格，这也为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物价上涨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由此可见，要说明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决不能像萨缪尔森和其他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一样把工资上升说成是通货膨胀的推动力量，而必须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进行剖析，把通货膨胀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滥发纸币、扩大国债的做法直接联系起来。至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的货币工资是否随物价上涨而增长的问题，那也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既然物价上涨是事实，那么工人阶级当然要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他们为争取货币工资的相应增长而进行的斗争也是必要的、合理的。因此，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工资有所增长，那么这只不过是适应了物价的上涨而已，怎么能把通货膨胀说成是工资成本推动所造成的结果呢？
从失业和通货膨胀两个方面来看，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切都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关，同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措施有关，也就是同萨缪尔森所说的“混合经济”制度有关。不能像萨缪尔森那样把诸如失业、通货膨胀之类的问题说成是主要由于当前资产阶级经济学界还没有寻找到某种恰当的政策措施而出现的现象。但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弄清楚，萨缪尔森所说的在“混合经济”制度范围内需要寻找的政策措施究竟是些什么措施呢？他提出的主要是两方面的政策措施：即旨在解决失业与职位空缺之间的矛盾的人力政策（劳动力再训练和改善劳动市场结构的措施），以及旨在应付“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收入政策（对工资和物价的管理措施）。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一再指出的，这就是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所增添的属于他本人的论点，也是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所共有的论点。其实，由资产阶级政府所实行的劳动力再训练、改善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措施、对工资和物价的管理措施，等等，在性质上仍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资产阶级政府通过这些措施来调节经济生活的目的无非是保证垄断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维护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从表面上看，在国家资助下对失业者或非熟练工人进行技术训练是有利于失业者就业的，有利于非熟练工人适应工作岗位的技术要求的，而政府从事的就业信息交流工作和职业介绍事业，也可能有利于一些缺乏就业信息的劳动者，但即使如此，这些措施的阶级实质也不会发生变化，因为它们都是从维护整个垄断资本主义的总体利益，保证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正常运行，从而保证资产阶级统治的继续存在出发的。所以，人力政策的性质取决于实行这些政策的国家政权的性质，它们决不像萨缪尔森所说的那样，具有什么“混合经济”制度下“人道主义”的政策的性质。至于对工资和物价的管理措施，那么它们连人力政策的那种伪装都没有了。在当前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政府所实行的工资和物价的管理，无论是以冻结工资和物价的形式出现，还是以限制工资和物价增长率的形式出现，其矛头都是针对工人阶级的。这是因为，所谓资产阶级政府对物价的控制或管理，始终是空泛的，难以付诸实现。假定资产阶级政府真的采取硬性的限制物价上涨的做法，那么这只会促使黑市猖獗，而物价在黑市条件下反而会上涨得更快。而对工资或工资增长率的限制，显然是想使工人的实际收入下降，使工资的变动落后于物价的变动，也就是使工人阶级遭受剥削的程度加深。无怪乎连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把萨缪尔森所主张实行的工资和物价管制说成是力图使工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不变或缩小的政策。萨缪尔森居然把这样的政策、措施也描述为“人道主义的”，那么这种“人道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萨缪尔森《经济学》一书第十版（1976）发行的前几年，人力政策和收入政策（工资和物价管制）已被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付诸实施。1976年以前这些国家的经济情况充分说明，被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推荐的这一类应付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发症的措施是无效的。以人力政策来说，即使政府拨出了一定的劳动力再训练费用，使一些失业者得到了就业的技能，但资本主义竞争的激化和新技术的不断被采用，却又制造了更多的失业。何况，资产阶级政府为训练劳动力而支出的经费归根到底是来自财政的，结果，失业问题仍然继续在加剧，财政赤字反而增大了。再以工资和物价的管理措施来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要垄断资产阶级所操纵的政府仍然采取饮鸩止渴的扩大财政赤字和制造信贷膨胀的政策，通货膨胀是无法被抑制的。只要垄断组织仍然用抬高物价和逃避物价管制的办法来为自己谋取利益，物价上涨的趋势也不会中止。试问，对物价的管理措施又能有多大作用呢？反之，对工资的管制只可能激起工人阶级的强烈反对，使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缩小，从而使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尖锐化，使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恶化。萨缪尔森声称可以通过对工资和物价的管理措施而使“混合经济”制度下的经济维持稳定的说法，不仅已被1976年以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实际情况所否定，而且也被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拒绝接受。这就是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宁肯采取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建议的“反经济危机”政策，而不愿采取萨缪尔森所推荐的工资和物价管制政策的一个原因。
（四）萨缪尔森所提出的经济净福利概念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萨缪尔森声称经济学应当“用很大气力研究生活质量问题”？萨缪尔森所谓“混合经济”将解决“生活质量问题”的说法，为什么是彻头彻尾的骗局？
前面已经指出，萨缪尔森在所著《经济学》一书内所提出的属于他本人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用来衡量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和国民福利大小的经济净福利尺度的提出。他认为，只有依靠这个尺度，才能表示一个社会的生活质量，而只有研究生活质量问题和寻找解决生活质量问题的途径的经济学，才符合现在和将来人们对经济学的要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专就经济净福利概念和生活质量问题，对萨缪尔森的论点进行剖析。
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第274—275页。
我们应当承认，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萨缪尔森所提出的经济净福利概念不是没有意义的。正如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提到的，萨缪尔森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取材自美国耶鲁大学两个经济学家W. 诺德豪斯和J. 托宾在1972年发表的《成长论过时了吗？》一文，萨缪尔森把该文中所称的经济福利量（MEW）改称为经济净福利。 从内容上分析，经济净福利与经济福利量并无不同，它们都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调整数。而国民生产总值之所以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则确实由于它作为一种衡量国民福利的传统尺度存在着不少局限性和缺陷。比如说，它只反映物质产品的生产而不能反映人们精神上的满足或苦恼，不能反映这些物质产品的类别、用途及其对于人们生活水平的影响，不能反映物质产品生产过程中生态平衡的变化状况，等等。包括萨缪尔森在内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出了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在这些方面的缺陷，这一点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并且它也能给我们以某种启发，即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中不能只注意物质产品的增产而忽视环境保护，不能只片面地追求物质产品的增长幅度而忽视人们实际生活状况的改善，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质量这个概念也不是纯属虚构的东西。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居民的生活质量问题。如果认为生活质量这一概念还不很确切，那么可以换成“居民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之类的说法，意思出入不会太大。
但问题在于：萨缪尔森提出经济净福利概念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想从经济统计的角度来矫正西方国家流行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方法的缺陷，他主要是想说明他所宣扬的“混合经济”制度的“人道主义”特征，即所谓只有在“混合经济”这样的制度之下才能够解决“生活质量问题”，才能够使经济净福利增长较快。这样，经济净福利概念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也就不能仅仅从国民福利的衡量方法和尺度的变更这一点来考察，而应当从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评价方面来考察。这就是说，萨缪尔森是把社会经济制度的评价同他所提出的经济净福利的计算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知道，对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评价必须以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性质的相适应程度作为标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占有，资本家雇用工人进行生产，榨取剩余价值。但即使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当它处于上升阶段时，由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所以它比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封建主义制度优越。这也就是资本主义必然战胜封建主义的原因。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终于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表现得尤其突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萨缪尔森所说的“混合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质变。它不但不可能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性质不相适应的状况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反而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们对现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评价，不能离开这个标准。我们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也正是以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性质的相适应程度作为衡量的标准的。由此可见，萨缪尔森那种竭力回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性质的适应性来宣扬“混合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的论调，只可能是辩护性的。
那么，经济净福利的大小是不是多少也能反映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优越与否呢？对这个问题应当作具体的分析。假定采取萨缪尔森的调整方法，即经济净福利等于国民生产总值加“闲暇”和主妇家务劳动的货币值，减去“潜在的污染和生态学的代价”，可以肯定，这个数值要比国民生产总值好一些，因为它把有损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某些因素（如污染的危害）和实际上增加居民福利的某些因素（如工作时间的缩短）考虑进去了。但从根本上说，这仍然不足以判断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优越与否。要知道，经济净福利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调整数，仍是一种绝对数笸，它首先与生产力水平高低有关，而未能反映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性质的相适应程度。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是发达的工业国，它们通过长时间的经济增长而具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它们的物质技术基础较好，因此国民生产总值较多，即使做了一些调整，经济净福利也是较大的。如果只从这些绝对数值的大小来判断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优劣，那就显然掩盖了当前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性质之间的不适应性。加之，无论是国民生产总值还是经济净福利，都只能反映以国民经济作为总体来计算的产品生产情况，而不能反映具体的产品分配和使用情况。抽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字或它的调整后的数字（人均经济净福利数字），恰恰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的不同阶级和阶层成员的产品实际占有情况。这一点无疑也是有利于萨缪尔森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所谓“混合经济”制度辩解的目的的。
当然，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曾用较多的篇幅来讨论所谓提高西方国家的生活质量和解决这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他甚至主张经济学要改变过去传统的研究方式，而把生活质量作为需要“用很大气力研究”的项目。在这里，一方面暴露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已经给居民生活带来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萨缪尔森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竭力想在居民生活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着手，以缓和西方国家的广大劳动者对资产阶级统治的不满情绪，缓和这些国家中尖锐的阶级矛盾。至于萨缪尔森所谓在“混合经济”制度下可以解决居民的生活质量问题的说法，那无非是在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劳动者进行说教，要他们相信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存在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是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关的，是同垄断资产阶级统治无关的。不仅如此，萨缪尔森还要广大劳动者相信这种制度的“优越性”。他通过对经济净福利问题的阐释所得出的这一论断，无疑受到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欢迎。这是因为，既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如萨缪尔森所说的那样“转变”为“混合经济”制度了，并且有可能不断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增加社会的经济净福利，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反对资本主义的现行经济制度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呢？
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第223页。
事实上，萨缪尔森所谓“混合经济”将解决“生活质量问题”的说法，是一种蒙蔽劳动者的伎俩。正如萨缪尔森自己所承认的，当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所谓“生活质量问题”包括“贫穷与不平等、生态与成长、博爱与正义” 这些方面的问题。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都是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分的。在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既然存在着阶级压迫和剥削，“贫穷与不平等”就不可能消除。尽管资产阶级政府出于种种考虑而有可能采取措施来治理环境污染，注意生态平衡问题，然而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是在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下进行的，那么“生态与成长”问题将会始终存在，这一点并不依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意志为转移。至于说到“博爱与正义”，那就更显得是一句空话了。在阶级压迫和剥削继续存在的条件下，怎么可能解决萨缪尔森所说的“博爱与正义”问题呢？从表面上看，资产阶级政府确实利用税收的一部分作为社会福利支出。姑且不谈这些社会福利支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失业者和贫民说来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法使他们摆脱贫穷的处境；就以这些社会福利支出的来源来看，它们或者是由劳动者按自己收入的一定百分比缴纳的，或者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中支付的。资产阶级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逃避课税或转嫁税收负担，结果税收的主要负担仍然落在劳动人民身上。这不清楚地表明萨缪尔森所宣扬的“博爱与正义”无非是资产阶级政府的一桩骗局吗？
（五）萨缪尔森所建立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体系是不是如他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是一个把宏观经济理论同微观经济理论“综合”到一起的理论体系？萨缪尔森果真弥补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宏观经济理论同微观经济理论之间的“裂缝”吗？我们应当如何评价萨缪尔森的所谓“综合”工作？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萨缪尔森既不是简单地重复包括凯恩斯本人在内的以往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论点，也不是仅限于提出他自己的某些经济学论点，而是力图在承袭前人学说的基础上，把他自己的论点同前人的学说“综合”在一起，以建立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作为标榜。他自称通过这样的“综合”，终于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同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微观经济理论“综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这一点也正是萨缪尔森自认为与当代西方经济学其他流派不同之处。因此，要批判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说，必须对萨缪尔森所进行的这种“综合”加以剖析。
关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宏观部分与微观部分的“衔接”问题或“沟通”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深感兴趣并竭力想予以解决的问题。萨缪尔森只是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的一个。从理论本身和政策含义方面来考察，这里所说的“衔接”或“沟通”，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有关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理论同有关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活动的理论进行协调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使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有关资产阶级政府调节经济的理论同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理论二者协调的问题。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调节经济的理论。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微观经济理论是关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活动的理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条件下的市场理论。它们之间的不一致或所谓“裂缝”，反映了客观上存在的国家垄断与私人资本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以资产阶级政府为代表的垄断与支配着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活动的竞争之间的矛盾。所以说，包括萨缪尔森在内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设法使宏观经济理论同微观经济理论协调的做法，无非是想从理论上和政策上调和国家垄断与资本主义竞争之间的不断激化的矛盾而已。即使他们的这种想法得以实现，那也根本谈不上什么经济理论方面的“创新”，算不上什么经济学研究的“新成果”。何况，他们都还远远没有达到使宏观经济理论同微观经济理论协调的目的。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所进行的“综合”究竟包括哪些内容？根据我们在前面的概括，萨缪尔森采取的“综合”方法如下：
第一，萨缪尔森把“经济稳定”“经济的人道化”“平等”作为公共经济的目标，把“经济的自由”“效率”作为私有经济的目标。他认为只要让“混合经济”制度兼顾这两项目标，于是适应于“混合经济”制度的经济学，也就是萨缪尔森所代表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将是一种把宏观经济理论同微观经济理论“综合”到一起的经济学。
关于萨缪尔森所说的“混合经济”的含义及其阶级实质，我们已经做了剖析。萨缪尔森所说的“经济的人道化”的欺骗性，我们也做了揭露和批判。在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萨缪尔森的这种“综合”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应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既然根本不存在什么“经济的人道化”或“平等”，那么也就不可能出现什么“经济的人道化”或“平等”同所谓“经济的自由”或“效率”之间的兼顾。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和目的，始终是追求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效率”目标是与追求剩余价值这一生产目的一致的，高效率是为了取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但怎样才能取得高效率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首先是以雇佣劳动制度的存在和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作用为前提的。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先进技术和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法，都是在资本主义企业认为可以增加剩余价值的条件下被采用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高效率的背后，存在着资产阶级利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对工人的加紧剥削，存在着拥有先进技术设备和较充分的市场信息的大企业对小企业的排挤和吞并。这样一种“经济的自由”或“效率”怎么有可能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平等”协调一致呢？
第二，萨缪尔森提出要以生产要素供给分析作为需求分析的补充。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通货膨胀（“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结构失业”），从而使通货膨胀和失业之类的宏观经济学问题具有“微观经济学基础”，使宏观经济理论同微观经济理论“综合”到一起。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原因以及萨缪尔森对这些原因的错误解释，我们也已经在前面做了分析和批判。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从理论上来阐明萨缪尔森所提出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究竟是什么。
我们知道，一种关于国民经济或整个社会再生产的理论，是需要建立在一定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宏观经济学需要有相应的微观经济理论作为基础的道理。科学的价值论和分配论，是科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国民经济管理理论的基础；从庸俗的价值论和分配论出发，不仅只会对社会再生产和国民经济管理做出庸俗的解释，甚至有可能使得对社会再生产和国民经济管理的解释破绽百出，自相矛盾。萨缪尔森的“综合”就属于后一种解释。反科学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劳动生产力的分配论，是萨缪尔森理论体系的出发点。而马歇尔的集19世纪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之大成的均衡价格论，则是萨缪尔森用来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主要内容。均衡价格论把边际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论、供求论等结合在一起，用市场供求的均衡来解释价格的决定，而否定了价值本身的客观物质基础。萨缪尔森用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生产要素供给和价格分析，正是这种均衡价格论的发展。它或者把通货膨胀的责任推给工人阶级，或者用技术性的原因来说明失业的形成。这种论点当然无法阐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货膨胀和失业的过程。然而萨缪尔森却声称这就是宏观经济学同微观经济学的“综合”。试问，这种所谓的“综合”又怎么可能具有科学性呢？
第三，萨缪尔森利用他所提出的经济净福利概念来把宏观经济理论同微观经济理论“沟通”。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经济净福利表示居民的生活质量，这里既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又有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如博爱与正义、收入平等等）。
对萨缪尔森的经济净福利概念的实质，我们已经进行了剖析。根据前面所述，不难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经济净福利概念的提出还是所谓“解决居民生活质量问题”的许诺，都有很大的欺骗性。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指出：是不是像萨缪尔森所说的那样，一旦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净福利”问题或“居民生活质量”问题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就能使宏观经济理论同微观经济理论“综合”到一起了呢？关于这个问题，应当从两方面来进行分析。一方面，就经济学研究中不仅要考虑国民生产总值的量的增加，而且也要考虑广大居民得到的实际利益是多少，考虑广大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这一点而论，那么把“居民生活质量”问题（如果我们同意采取这一表述方式的话）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是有意义的。这样的研究可以被看成是既与宏观经济分析有关，又与微观经济分析有关。但这里应以对“居民生活质量”概念的正确的表述和在研究中采用科学的分析方法为前提。然而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在分析“居民生活质量”问题时，不仅力图掩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尖锐的阶级矛盾，美化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福利设施”，而且借此宣扬所谓“混合经济”制度，攻击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像萨缪尔森那样地对待“居民生活质量”问题，是不可能得出符合资本主义实际情况的结论的。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之所以出现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之间的不衔接，主要是因为无论资产阶级的宏观经济理论还是微观经济理论都是庸俗的，它们本身都存在着不少理论上的谬误和论证方法上的破绽，它们全都不可能给予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垄断与竞争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国家垄断与竞争之间的关系以科学的解释，不可能正确地阐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多种社会经济病害并发症的原因。因此，即使用诸如“生活质量”之类的问题的研究作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并且即使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有些人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揭示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居民生活质量”方面的问题，那也无助于使西方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协调起来，何况萨缪尔森还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呢！
总之，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理论同微观经济理论的“裂缝”（说得更确切些，应当是“彼此抵触”或“矛盾”）的存在是一个事实。这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危机的表现，是庸俗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无法回答现实经济所提出的问题的表现。不仅萨缪尔森无法弥补这个“裂缝”，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无法弥补它。
（六）为什么萨缪尔森要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萨缪尔森所提出的“剥削”概念的实质是什么？萨缪尔森曲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剥削概念的用意何在？
前面提到，萨缪尔森所建立的包括微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在内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体系是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作为整个体系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主要内容的。均衡价格论以价格代替价值，把价值问题归结为影响价格水平的市场供求因素的变动问题，它实际上是否定价值的存在，否定在经济学中研究价值来源和价值决定的必要性。萨缪尔森正是利用这种庸俗的价格论来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69页。
为什么萨缪尔森要否定价值的存在，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呢？要了解这一点，必须懂得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位置。我们知道，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个基础”。 马克思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的人类劳动。一切商品都是劳动产品，商品中凝结的一般人类劳动通过交换，在两种商品的交换比例中表现出来。因此，只有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才能阐明商品之间的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等量关系，才能阐明劳动力这种商品的特点，也才能阐明资本家是如何对雇佣劳动者进行剥削和获得剩余价值的。所以说，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赖以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本质，从而创立剩余价值论的根本依据。有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才能有剩余价值论，才能第一次真正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正是由于有了剩余价值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性才被展示在人们面前，即一端是资本积累，另一端是贫困积累；有了剩余价值论，才能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就是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代替，以及无产阶级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马克思的论证是如此严密，所以在萨缪尔森这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要反对马克思所创立的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那就必须首先否定劳动价值论。
在《经济学》一书中，萨缪尔森在评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时，在注解中提到了他自己在1971年《经济学文献杂志》上所载的《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一文，并声称他已在这篇论文中对问题做了论述。萨缪尔森的观点是这样的：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明不了商品交换的比例关系，也无法解释商品价格的实际区别，因此不如抛弃劳动价值论，直接采取“价格”概念。萨缪尔森接着认为，马克思不是想用劳动价值论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剥削吗？其实不要劳动价值论，只要价格论，并把一定的“生存工资率”（指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生活必需品的工资）同价格、利润率联系在一起，通过对价格、利润与工资的计算就可以证明剥削的存在了。所以萨缪尔森不仅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成是“有缺陷的”，而且把它说成是“不必要的”。
萨缪尔森的这些论点的谬误极其明显，因为他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关于价值的解释以及关于价值计量的论述。马克思指出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而抽象劳动是同质的、可以公约的，从而为价值的计量奠定了基础。至于用于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则是不同质的，它们并不能成为不同商品相交换的量的依据。这原是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的最基本的原理，但萨缪尔森却认为马克思关于价值计量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只能表明萨缪尔森不懂得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区别，不懂得在价值计量中应当舍弃具体劳动的形式，而必须根据把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并以简单劳动为尺度的方法来计算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不仅如此，这还反映了萨缪尔森对马克思在分析价值问题时所运用的科学的抽象方法是完全不理解的。萨缪尔森只满足于市场上所表现出来的价格现象，当然他就不能理解马克思是如何从市场价格现象的背后去发现实质性的问题的。
正因为萨缪尔森否认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意义及其重要性，所以他才毫无根据地提出要建立一种“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论”的论调。其实，马克思早就对剥削概念做了精辟的阐释。马克思所讨论的剥削是科学意义上的剥削，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分析了货币的本质以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分析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以及劳动力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差别。接着，马克思分析了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在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的实质。这样，剩余价值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又是怎样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也就很容易被人们所了解了。由此可见，马克思始终认为剥削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现象，而不是流通过程中不等价交换的结果或所谓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结果。然而萨缪尔森则不是这样，他自称可以不需要劳动价值论的论证和推导就能得出“剥削”存在的论断，实际上，这种“剥削”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剥削，而只是早就被马克思批判过的庸俗经济学关于剥削来自流通过程或来自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论调的翻版而已。
那么，萨缪尔森为什么要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剥削解释为价格、工资、利润之间的某种差额，或者把它说成是工资与利润之间的比率不恰当的产物呢？这与他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目的是一样的，即都在于借此否定马克思所建立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自然性。要知道，根据萨缪尔森的逻辑，既然剥削只是由于价格、工资、利润之间的某种差额形成的，也就是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无关的，那么有什么必要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呢？似乎只要由资产阶级政府对利润率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并设法使雇佣工人的工资有所上升，那么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资与利润之间的比率就会变得比较“合理”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收入分配状况也就会变得比较“公平”了，于是“剥削”也就会逐步趋于消失。萨缪尔森的这一论点与他关于“混合经济”制度或“现代福利国家”的论点完全吻合。这是因为，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体系中，“混合经济”制度被说成是“人道主义的”一种经济制度，在那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将会渐渐消除；“现代福利国家”被说成是“混合经济”制度的同义语，在那里，穷人的生活将会得到“保障”，所以萨缪尔森对“剥削”的这种反科学的解释，也就成为他的有关“混合经济”制度或“现代福利国家”的论点的理论依据之一。
（七）萨缪尔森怎样歪曲和攻击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学说？萨缪尔森对马克思的危机学说的歪曲和攻击说明了什么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的危机学说过时了吗？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概述过的，萨缪尔森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学说的歪曲和攻击，是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宣扬的又一个主要论点。特别是在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条件下，萨缪尔森的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迷惑性的。
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第311页。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第375页。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是这样写的：“马克思相信他已经通过令人信服和创新性的经济分析推论出被他预测为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只有当我们公平地研究了马克思的逻辑推理之后，我们才能知道，他的预测的破产并不仅仅由于运气不佳（谁能说预测一个世纪以后的事不受运气的影响？）。马克思经济学的内部的逻辑在核心上是错误的，我们不可能根据新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来推测，英国或美国的失业后备军在1867年或1967年究竟占有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一还是百分之五十；也不能推测，资本主义的实际工资究竟按年平均率百分之负五、百分之三、百分之零或任何其他的数值来变动。” 萨缪尔森这一段话的主要意思是说，由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错误，所以不可能由此推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人口和实际工资的变动率，也不可能由此得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学说和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结论。萨缪尔森甚至做出了这样的论断：“经济科学已经知道如何使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来使衰退不致滚雪球似的变成一次持续而长期的不景气。如果马克思主义者等待资本主义在最后一次危机中崩溃，那么，他们是白等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4页。
这里十分突出地反映了萨缪尔森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曲解，以及在这种曲解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攻击。我们知道，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发生的原因的分析是同他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不可分割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表明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特点，而私人占有形式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危机既是这一基本矛盾的激化的表现，同时又是这一矛盾得以暂时缓和的手段。但危机不可能使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在一次危机过去以后，在矛盾再度激化的基础上又会发生新的危机。马克思科学地指出，正是由于“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因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 因此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必定越来越加剧，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使它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剩余价值论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也正因为根据剩余价值论，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广大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不断尖锐的结论，得出了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结论。马克思从来没有具体地测算若干年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失业人口的数字或工人实际工资变动的比率，这不仅因为剩余价值论所要阐明的主要是资本家如何对雇佣工人进行剥削，如何进行资本积累，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究竟是什么，而不是对资本主义失业人口和实际工资变动率的具体测算，而且因为这种具体的测算本身并没有什么必要，它丝毫不能代替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趋势的科学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2页。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是一百多年前提出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进程与战前相比，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从1857年起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基本上是同期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同期性却不那么明显，危机在不同国家的爆发时间也有迟有早，有快有慢。又比如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一般都是通货膨胀和信用紧缩，物价下跌，而战后的许多次经济危机期间，在生产过剩的同时，无论是消费物价还是批发物价都有所上涨。我们在研究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是需要注意上述这些新情况的。但我们仍然必须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来分析这些新情况。危机周期性不明显的原因应当从各国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程度的不同、各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规模和程度的不同，以及各国军事工业发展速度的不同等方面去寻找，这一切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毫不抵触。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经济危机期间物价上涨的原因，则主要在于战后帝国主义国家一直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来刺激经济，从而使经济危机更加深刻化、复杂化了。这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这种刺激经济的做法“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 并且，生产过剩与通货膨胀的交织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这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怎么能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了呢？
萨缪尔森在攻击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时，实际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一方面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世界已经没有“大规模的萧条”了，西方经济学已经知道如何利用财政金融政策来避免“持续而长期的不景气”了，但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承认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是当前西方世界遇到的一个尚未找到解决办法的难题，这不正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其发展趋势是越来越严重。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萨缪尔森对马克思的危机学说的歪曲和攻击的目的无非是想借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掩盖当前仍然使垄断资产阶级深为不安的经济危机的真相，以便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垄断资产阶级统治辩护。萨缪尔森的这一意图，在下面我们即将剖析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这一命题中表露得更加明显。现在，让我们转入对萨缪尔森提出的这一更加露骨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命题的批判。
（八）在实践的检验下，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发生了危机还是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发生了危机？遭到破产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还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体系？
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第310页。
在《经济学》一书中，萨缪尔森在诋毁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时曾这样写道：“后人可能最终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他的经济学是最不持久的部分。” 他还特地采用一个醒目的小标题“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来表达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总的评价。其实，萨缪尔森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诽谤并不会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确凿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绝不是萨缪尔森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攻击所能动摇的。对于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诋毁，我们不能保持缄默。我们将从事实出发，揭露萨缪尔森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诽谤是毫无根据的。事实告诉我们，破产的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而恰恰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体系。
萨缪尔森之所以声称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危机，他的主要依据是“实际工资在西方世界正在绝对地上升而不是下降这一事实”。 萨缪尔森还转引了J. 罗宾逊的这样一段话：“‘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一幢近郊的住宅和一辆汽车’不会成为一个革命运动的适当的口号。”这就是说，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无产阶级贫困化学说作为核心的，那么在实际工资上升以及工人拥有近郊住宅和小汽车之后，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怎么能站住脚”？ 可见，问题实际上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贫困化学说方面，集中在当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状况方面。为了澄清萨缪尔森在这些方面所制造的理论混乱，我们有必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8页。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从资本家阶级占有生产资料，雇佣工人被迫依靠出卖劳动力才能生存这一事实出发，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决定了工人阶级状况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的论断。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剩余价值规律继续起着作用，那么无产阶级受剥削的地位就一直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也一直不会消失。这就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学说的中心思想。根据马克思的阐释，既然无产阶级贫困化是作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个客观经济规律来表述的，那么就应当把它理解为：“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从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内容也应当被理解为物质生活方面和精神生活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第678页。
当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尽管无产阶级受剥削的地位不变，但无产阶级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却会因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我们不能把无产阶级贫困化设想为无产阶级物质文化生活状况注定是一天比一天坏。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那就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意。应当承认，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阶段，在资本对劳动力需求增长的条件下，工资水平是有所提高的，这就为工人的物质生活的改善提供了可能性。还应当承认，战后以来，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队伍的组织程度的增强和工会领导下的工人争取改善生存条件的斗争的高涨，这也迫使资本家不得不改变剥削的方式，即由资本主义初期所习惯使用的延长工时和尽可能压低工资率的方式转变为主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从而也使工人的物质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改善。我们承认这些事实，但决不等于说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已不再发生作用了。这只是说明，我们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着的情况来理解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新的特点。马克思曾经说过。“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 马克思的这一论点，是完全适用于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工人实际工资的提高和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的。
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略以下这些情况，即与战前相比，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受的剥削加重了，剥削程度提高了，以及工人所负担的税收增加了，工人的平均负债额也增大了。剥削程度的加重是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工人收入与剥削阶级收入之间的差距的扩大。而工人所负担的税收的增加又是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扩大军费和行政费支出以及利用国家财政来调节经济的产物，它使工人不得不把自己所得到的收入的一部分转交给资本家的总代表——资产阶级政府。至于工人的平均负债额的增大，则表明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是利用预支的未来收入来维持高于战前的物质生活水平的。这些情况连资产阶级官方统计部门也无法否认。再说，即使在战后经济增长阶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仍然存在着大量收入和消费水平远远低于资产阶级官方机构所公布的最低生活标准的贫民，存在着处境尤其艰难的女工、童工、少数民族工人和移民工人，他们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底层。萨缪尔森在谈到“富裕中的贫困”时，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些事实。难道这不属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内容吗？
假定我们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贫困化作为一个客观经济规律来看待，把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作为一个长期的、历史的过程来看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相对稳定阶段的实际工资上升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现象，它不足以代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全过程。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失业率的较高水平和通货膨胀的日益严重，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显然地恶化了。这种趋势在今天依然十分明显。难道我们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贫困化学说已经过时了吗？如果我们再从工人阶级精神生活的角度来进行考察，那么可以同样清楚地看到，在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严重的条件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对社会的前途和个人的前途日益失去信心，精神空虚、颓丧，工人的思想受到资产阶级越来越严重的腐蚀、毒害。这些也是我们在分析当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状况时不能予以忽视的。
总之，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贫困化学说，关键在于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作用进行分析，在于把无产阶级贫困化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处的受剥削地位联系在一起考察，也在于把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看成是一个一端是资本和财富积累，另一端是贫困积累的长期的、必然的过程。无产阶级贫困化学说的革命意义，正在于它告诉资本主义世界的广大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劳动人民只有打碎资本的枷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真正改善自己的状况。萨缪尔森和当代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显然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于是他们提出了所谓实际工资上升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否还站得住脚之类的命题，甚至提出了由于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一幢近郊的住宅和一辆汽车，他们是否还会起来革命之类的命题。关于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工资变动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从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条件的角度做了说明。我们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工资上升的历史趋势，实际工资的一度上升也不表现为客观的经济规律性，因此，萨缪尔森所说的“实际工资在西方世界正在绝对地上升而不是下降”这一点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也同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所承认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通货膨胀问题的严重性的说法相抵触。这就是说，如果像萨缪尔森那样企图用“实际工资上升”作为依据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贫困化学说，那是徒劳的。
接着，让我们再考察所谓“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一幢近郊的住宅和一辆汽车”，从而他们是否还会起来革命这个命题。我们认为，在这里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包括近郊的住宅和小汽车在内的耐用消费品的私人占有能否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难道是要改变耐用消费品的私人占有吗？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必须懂得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之间关系的学说。我们知道，消费的性质是由生产和分配的性质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着社会的消费的性质。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取得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从属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需要，从属于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需要。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变，那么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就不会改变，工人的消费的性质也同样不会改变。工人占有一定数量的耐用消费品，这一事实并不会改变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受剥削的地位，不会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发生变化。这是因为，耐用消费品毕竟是消费品，它们是供工人生活需要的，它们不是生产资料，不是资本。耐用消费品的私人占有既然不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占有一定数量耐用消费品的雇佣劳动者既然仍旧遭到资本家阶级的剥削，那么从逻辑上就得不出雇佣劳动者因有了耐用消费品而改变了阶级地位，于是不再接受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挣脱资本枷锁的“革命运动的口号”的论断。至于革命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是否成熟，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多数成员是否觉悟到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才能使自己摆脱受剥削的地位，那是另一个问题，它同工人是否占有一定数量的耐用消费品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工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了革命的觉悟，并且客观条件也已经成熟，那么觉醒了的雇佣劳动者不管是否占有一定数量的耐用消费品，他们都将要求以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一副锁链，这是千真万确的。无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是否占有一定数量的耐用消费品，他们都将由于革命而不再遭受剥削。革命所要消灭的只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而绝不是劳动者个人对消费品的占有。不仅如此，一旦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关系将适应于生产力的性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会大大加速。作为社会主人的劳动者在摆脱剥削之后，生活将会大大改善，连那些至今还未能享受到“技术进步果实”的工人也将通过自己的劳动收入而得到相应的消费品。所谓“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一幢近郊的住宅和一辆汽车”的说法，不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糊涂认识，就是别有用心地挑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对革命的反感，使他们甘愿忍受如今的这种受剥削的地位。
当然，对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些工人已经拥有私人住宅和小汽车这一事实本身，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问题，即如何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来进行新问题的研究，如何制定适合本国条件的新的斗争策略，以及如何针对着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疑虑，进行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但总的说来，尽管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但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遭到破产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而恰恰是既不能解释当前资本主义经济所发生的种种问题，又找不到使资本主义国家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的萨缪尔森经济学体系，恰恰是既想从理论上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但却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的萨缪尔森经济学体系。事实不正是如此吗？
（九）萨缪尔森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凡俗化”和“马克思主义是麻醉马克思主义者的鸦片”等词句中，难道有一点点经济学研究的气味吗？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萨缪尔森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毒攻击，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第329页。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第四十二章的最后一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凡俗化》的标题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把马克思主义比喻是宗教，是一种能给人们带来安慰的鸦片。但他又说，马克思主义能安慰的不是别人而只是马克思主义者自己。萨缪尔森毫不掩饰地写道：“在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是麻醉马克思主义者的鸦片’的事例实在太多了。” “马克思的不可避免的革命将很快到来这一黑格尔式的观点，也对马克思主义者起着安慰的作用，起着使长期推迟希望所带来的痛苦比较易于忍受的作用。”试问，采用这样的语言来诋毁马克思主义和攻击马克思主义者，难道还有什么经济学研究的气味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作为一部大学教科书而撰写的，向那些刚接触经济学的青年学生们灌输这样一些东西，难道真的是向他们评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吗？显然，这些词句只能表明萨缪尔森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终于抛弃了经济学问题争论的形式，而求助于直接的、公开的污蔑手段。其实，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宗教，并非始于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只不过重新拣起了资产阶级政客们早就用过的手法而已。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威力。这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如此珍视马克思主义，并致力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原因。萨缪尔森把马克思主义污蔑为宗教，这充分反映了他作为剥削阶级代言人的顽固的立场。但我们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究竟是根据什么而建立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尚未成熟时，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如果把这两个问题阐明了，萨缪尔森所谓马克思主义者靠马克思主义来“安慰”自己之类的论调也将不攻自破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页。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 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在生产的社会化水平越来越高，而生产资料及其成果却日益集中在少数垄断资产阶级手中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首先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达到空前尖锐的地步，这就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终究将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信念，正是建立在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的。正是这种信念，使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无产阶级力量还相对地较小，在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尚未成熟的条件下，仍然能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实现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满怀信心。萨缪尔森站在资产阶级辩护者的立场上，根本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信念的巨大力量。
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在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后，得出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列宁指出，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也就是它的最高阶段。这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但垂死不等于已经死亡，资本主义进入了垂死阶段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随时随刻就能实现。正如历史上任何一个旧制度都不会自动崩溃一样，资本主义即使已经进入了它的垂死的阶段，它也不会自动崩溃、灭亡。代表着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竭力维护着这一垂死的制度。它们不但利用一切手段来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同时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内采取某些调整的措施，以缓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延缓资本主义的灭亡。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代言人多包括萨缪尔森这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内，则在意识形态内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尽力。他们通过书籍、报刊、电视、广播、讲坛，等等，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散布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已经改变，从而革命不再成为必要的谬论。他们诋毁马克思主义，丑化马克思主义，企图把广大劳动人民长期置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奴役之下。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之所以使用了如此恶毒的语言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诽谤（应当说，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所写的大学经济学教科书中是不多见的），无非是想使青年学生不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以达到维护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目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艰难性、曲折性，认识到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内斗争的复杂性。
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第330页。
萨缪尔森在小结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时，这样写道：“总之，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很大，我们不能听任它受马克思主义者的支配。它是一面可以用于分析批判的棱镜。通过这面镜子，主流经济学——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毫不留情地检验其理论。” 意思是十分清楚的，即萨缪尔森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且不容许马克思主义者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维护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萨缪尔森想把经过他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手而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告诉读者，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然后对此进行攻击。这种手法是极不光彩的。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为了使国际上那些受了萨缪尔森的蒙蔽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这种或那种错误想法的读者辨明是非，我们必须对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体系进行认真的剖析，既要批判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本身的理论和方法的谬误，更要揭穿萨缪尔森曲解和诽谤马克思主义的手法，用事实来驳斥萨缪尔森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
四、正确指导我国读者阅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十版的中译本已公开出版。中译本的前面载有长达一万余字的译者序言。译者序言分析了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源流，指出了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目前的困境及其理论上的破产。译者序言还就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破产谈到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危机。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总的评价，译者序言写道：“尽管本书的个别概念和个别论点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从整个体系来看，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没有科学价值。”（上册，第XIV—XV页）译者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我同意这一总的评价。至于萨缪尔森《经济学》中究竟有哪些内容可供我们参考，译者序言中分为四个方面来加以概述，即第一，本书提供许多具体事例，使读者进一步理解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歧之所在；第二，本书作为一部入门教科书，使用通俗的语言和简单的数学公式，使读者能花费较少的力量来理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内容；第三，本书涉及的范围很广泛，除了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而外，还包括财政、银行、会计、统计、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方面的内容，所以能使读者在一本书中洞悉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全貌；第四，本书有大量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资料，可以使读者知道一些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情况，特别是美国的情况。我感到译者的上述概述是符合本书的实际状况的。我也同意译者的这些看法。
在这里，我准备着重在对我国青年读者阅读本书的指导方法上谈一点个人的意见。我认为：
一方面，应当向读者指出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所表述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庸俗性，萨缪尔森采取的宏观经济学同微观经济学的综合方法的反科学性，以及萨缪尔森所提出的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政策主张的阶级实质。这就是说，应当告诉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要懂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不是一部单纯知识性的经济学教科书，而是贯穿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统派”——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庸俗经济学说的一本有明显倾向性的经济学教科书。在这里，既有萨缪尔森从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承袭过来的东西，又有萨缪尔森本人提出的主要论点，更重要的是萨缪尔森通过他自己的“综合”，把这一切组成为一个为垄断资本主义辩护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体系。假定读者不了解萨缪尔森《经济学》一书的这种倾向性，以为萨缪尔森在该书一开始所声称的“公正”“客观”“不带感情和偏见”等真的是萨缪尔森的写作方法和态度，那就容易受到萨缪尔森的蒙蔽。尤其是书中有许多幅统计表，有不少表现这种关系或那种关系的曲线图，还有一些数学公式，往往会给读者一种貌似科学的印象，这就更容易使读者受骗。可见，正确地指导我国的青年读者阅读本书，是很有必要的。
另一方面，在涉及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某些对我们有一定参考意义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时，也应当向读者说明，本书仅仅是一本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它只能给读者以初步的、入门的知识，只能作为今后继续弄清楚这些方面的问题的准备。比如说，就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而言，像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的分析、投资风险的分析、长期成本和短期成本的分析、边际收益与产量之间关系的分析、规模经济的分析、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分析、生产要素替代与组合的分析、最优资源配置的分析等，我认为对社会主义经济中提高经济效益有可供借鉴之处，不能一概予以否定。但除了要向读者指出这些分析的理论基础是庸俗经济学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论、均衡价格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外，还应当告诉读者，要真正懂得这些基本概念和掌握这些分析方法，还必须阅读有关微观经济分析的专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仅仅提供了入门知识而已。理由很简单，它只是一部大学经济学教科书。当然，这里说到的专著，也包括萨缪尔森与他人合写的《线性规划和经济分析》在内。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因为萨缪尔森写了像《经济学》这样一部基本上并无科学价值的教科书，就把萨缪尔森在线性规划分析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一笔抹杀了。我并不是说《线性规划和经济分析》一书没有缺陷，更不是说它是以科学的经济理论为指导而写成的。我只是说，线性规划是一种有用的经济分析方法，而萨缪尔森和其他西方经济学家在这个领域内的某些研究成果应当得到恰当的肯定。再以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而言，像“增加价值”的计算、消费曲线和储蓄曲线的分析、政府支出效应的分析、银行存款和放款数量变动效应的分析等，也是可供参考的。我们同样需要向读者指出，这些分析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的国民核算体系和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我们应当了解它们在理论上的错误所在，而且，即使要从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角度来理解它们，掌握它们，还必须阅读有关宏观经济分析的专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也仅仅是入门的教科书。在我看来，萨缪尔森作为一个在宏观经济领域内进行了研究的西方经济学家，他的某些专门学术论文，如《乘数分析与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1939），既有理论上的错误，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应当完全予以否定。
这表明，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即使对于像萨缪尔森这样的经济学家的作品，也要区别对待。我们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体系是庸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萨缪尔森的一系列基本论点是错误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但我们也承认，萨缪尔森的另一些学术著作有可供参考、借鉴之处。即使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对一个想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和想进一步弄清楚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读者来说，仍是有一定用处的。不能因人废言。不能一听说萨缪尔森歪曲和攻击了马克思主义，就以为萨缪尔森所写的一切作品都不值一读了。错误的东西，一定要指出来；对反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要坚决批判；而对于可供参考的部分，也要向读者说明。我认为这就是在指导我国青年读者阅读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时应当持有的态度。
（引自《西方经济思想评论》，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