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经济思潮

关于当代西方经济思潮，今天讲四个问题：①关于最优化和次优化的讨论；②关于小企业和小城市的优越性的研究；③关于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④如何看待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后工业社会”的论述。

一、关于最优化和次优化的讨论

关于最优化和次优化的问题，既是西方福利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课题，也是西方管理科学研究的课题。福利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所讨论的最优化和次优化，涉及的范围较广，由于时间的限制，今天就不谈了。今天所要谈的，是西方管理科学中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按最优原则决策还是按次优原则决策？哪一种原则更有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在西方经济学中，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么长的时间内，在决策方面起着支配作用的，是最优化的理论。什么叫最优化？它是指任何决策都以最优的原则来考虑。比如说，在经济学中，企业考虑最低的成本、最大的利润、最大的市场份额等。以往所有的经济学讨论都建立在最优原则的基础上。最优化所根据的前提是：假定信息非常充分。这就是说，在决策者面前，摆着所有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有了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后，才能够做出最优的决定。比如说，一个人要从石家庄西郊到正定去，现在掌握了全部信息：一共有多少条路可走，然后可以选择一条最近的路。这就是最优化。所以最优化就是掌握了全部信息以后的一种决策。

但近些年来，经过西方经济学界的讨论，一些人发现最优原则实际上只是存在于理想之中，实际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为什么说实际生活中没有最优呢？这是因为：

第一，信息是不充分的。一个决策者不可能掌握全部的信息，从而不可能在掌握了全部信息以后再做出决定。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条件下，由于信息越来越多，情况更是如此。

第二，即使一个决策者能够掌握全部信息，并且有现代的科学手段来计算、分析它们，然而时间是不允许的。要把这么多信息掌握到手，再加工、处理、分析、判断，最后做出决定，需要一段时间，等到做出决定时，机会就过去了。失去机会，这就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说，即使能够掌握全部信息，并有可能做出最优决定，但时间不等人，只有白白错过机会。

第三，即使一个决策者能够掌握全部信息，并能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做出最优决定，而且从时间上说也来得及，但决策者为此花费的代价过大，决策成本太大，这很可能得不偿失。那就是说，这样的最优决策在现实生活中，是行不通的。

因此，近来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有一种趋势，就是不一定要求最优化，而只要求次优化。或者说，在最优化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下，次优化不失为一种可供替代的原则。

什么叫次优化？次优化就是说，只要能够过得去，能够使决策者满意，那就是可行的。次优不是最优，但实际上比最优适用。这样，就不要求有完全的信息，而只要求有足够的信息。从时间上说，这是来得及的，不会错过机会。从经济上来说，决策成本也比较小。可以举一个例子。美国经济学家H. 西蒙说过，缝衣服，需要一根针，假定根据最优化原则的话，缝衣服要选择一根最尖的针。但怎么知道哪一根针是最尖的呢？这就需要把所有的针拿来比较，用精密仪器测定，先判断哪一根针最尖，再选择这根针。这样做，当然是不必要的，而且付的代价过大。如果不用最优化原则，而用次优化原则，那就是说，只要针是尖的，尖得可以缝衣服，就行了。这样的话，找到的第一根针，尖得能够缝衣服就是有用的。选到这根针以后，就不必再去比较其他针了，因为这已经符合目标。再比如说，到一块田里去寻找一个老玉米。假定说，要找一个最大的老玉米，那就必须把这块田里所有的老玉米，都用尺子量过，放到天平上称过，然后才能选出一个最大的老玉米，现在要选一个能够一顿吃饱的老玉米，这样，所碰到的第一个老玉米，只要它够大了，已经熟了，能使人吃饱，那就行了。至于田里其余的老玉米，那就不要管它们了。所以次优化是以满意的原则来考虑的。以上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的观点。他专门研究决策理论。他认为，现实中可行的，不是最优化原则，他曾引用过这么一句话：“你要想找最好的，那是永远找不到的。你要找一个好的，也许能碰上一个最好的。”每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都会遇到这样的例子。所以，在实际生活中，可行的原则就是次优的原则。

此外，经过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研究，最优化原则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只能够符合单一目标。而现代的经济生活中，实际上不是单一目标，而是多目标。假定是多目标的话，那么最优化原则就不适用了。大家知道，到食堂里去买饭菜，现在定了三个目标：价钱是最便宜的，口味是最好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要三个目标同时达到最优，那是达不到的。只能够符合一个目标，最便宜的就不一定是最有营养的，最合口味的也不一定最便宜。这样一来，在多目标的经济和多目标的管理中，最优化是办不到的。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次优化决策原则告诉我们，对任何目标，都将制定上限和下限。然后在上、下限之间，想办法来同时符合三个目标。比如说，价钱最便宜这一条，可以把它改为1毛钱到3毛钱之间。口味如何，酸甜香辣的，各在一定的标准之内。营养呢，定在蛋白质含量、维生素含量、脂肪含量多少之内。这样，在三个目标的上、下限之间，就能够使你买到一个满意的菜。这就不是最优目标，它已经是次优目标了。

总之，最优化是以往西方经济学中所流行的原则，看来它今天不适用了。信息不够充分，决策时间有限，机会不可丧失，这就使最优化的实现遇到障碍。同时，又不能为决策而花费那么大的成本，去搜集那么多的信息，所以最优化也是不经济的。何况它还只适用于单一目标，而现代社会经济中要求达到多种目标，所以要用次优化来代替最优化。

如果把最优目标看成是不切实际的，那么，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就会形成一系列新的看法。比如说，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信息？以往的传统经济学观念是信息越多越好。这是和最优化决策相符的。要做到最优化决策，信息必定是越多越好。现在看来，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不需要那么多信息。现在所强调的是：适度的信息。就是说，信息要适度，适度的信息跟决策的需要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一方面信息过少，当然对决策是不利的。它妨碍决策。但另一方面，信息太多，就成为一种干扰，所以现代经济生活中，需要对信息有筛选。信息的筛选是为了去掉过多的信息所引起的干扰，为什么在工作中要配备秘书？秘书最主要的任务是帮助领导筛选信息。

从这里引申出的另一个含义是：在现代决策过程中，要区分两种决策，即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

程序化决策是指在经济中，包括日常生活中，大量的、重复出现的决策。它是有例可循的、有规章制度可依的决策。比如说，一个企业，日常的原材料消耗量是多少？日常的进货量是多少？这就是大量的重复出现的决策，它已经程序化了。

非程序化决策，就是偶然性、一次性的决策。它是没有前例的。比如说，在经济中，工厂日常进货多少是程序化决策。如果某一天，突然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如铁路中断，或某种原料价格飞涨，对工厂的进货量就需要非程序化决策。再举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大家每天早晨起来，先是漱口，接着洗脸，然后锻炼、吃早饭、上班。这一套已经成为程序化了，天天如此，用不着每天晚上制定个方案，决定明天早上怎么做。不需要这样办，因为过去都是这么做的，已经程序化了，这叫作程序化决策。假定今天早晨停水停电，这属于偶然的情况。比如说，你要漱口和洗脸，但没有水，这时你就要做出决策，你说：我今天不漱口，不洗脸了，先去锻炼再吃早饭，或者，我到别的楼去洗脸。停电，食堂都不开门了，到外面去吃，或者今天这一顿就不吃了。这就叫非程序化决策。现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非程序化决策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经济中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常规方式不一定能适用，并且还可以看出，在非程序化决策中可以发现一个人的创造力，而在程序化决策中往往是判断不出一个人的创造力的，因为有以往的规章可循。因此就产生了应当采取什么办法选拔人才的问题，以及在整个管理中采取什么样的处理方式的问题。在这里重要的是，要在非程序化决策中发现人的创造力。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在西方国家，有的大公司要提拔人，就成立一个鉴定中心。鉴定中心等于模拟的厂长办公室。据说，某个公司的某个工厂的厂长职位空缺了，要提拔一个人做厂长。提拔谁呢？选了几个人作为候补者，这几个候补者依次到鉴定中心来，也就是到模拟的厂长办公室来。当某个人进入办公室以后，就等于是厂长了。这时，电话铃就响起来，有人反映某个车间的工人闹奖金问题、工资问题、罢工问题，候选者要当机立断，告诉这个人应该怎么处理。一会儿，又有人来报告，说某个车间原料断了，该怎么办？或者说，某个地方的顾客认为本厂产品质量不好，退货了，该怎么办？又有人报告某个车间出事故了，等等。总之，要不断地回答问题，要当机立断，做出处置，这些都是非程序化决策。然后，把这一切全部录音、录像，公司领导再依次地把每个人的处置方式放一遍，进行评论，看谁的处置方式最符合本公司的利益，谁的办法最有创造性。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就是从现代决策理论中产生的。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选拔方式比单纯看文凭好。文凭不能反映一个人的创造能力的大小。有人可能有什么文凭，但不能当机立断地处理问题，不能发现问题，不能应付紧急情况，那么他是适应不了当前西方经济迅速变动的新情况的。

以上所说的关于最优化和次优化决策问题的讨论，不仅是西方经济管理中的一场革命，而且也对西方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用传统的方法来管理企业、部门甚至一个地区，已经不行了。整个指导思想需要改变。这就是说，要建立次优目标，而不要把现实理想化，不必要求十全十美。在实际工作中，要善于筛选信息。信息过多是干扰。假定不这样的话，今后信息愈来愈多，那就无从决策。要在非程序化决策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经济管理工作要着重从这方面考虑。这些就是在实际应用中所产生的问题。

同时，在西方经济理论中也正在酝酿着一场变革。要知道，到现在为止，西方经济学家们都说，宏观经济学的基础是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是厂商（企业）理论，厂商（企业）理论，也就是价格理论。因此，现代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是价格理论。现在，有人提出，价格的根据是什么？是什么决定着价格？价格理论的基础是什么？价格理论的基础是决策理论。没有决策理论就谈不上制定价格，也谈不到企业管理，谈不到微观经济效益，更谈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所以价格理论的基础在于决策理论。那么，决策理论的基础又是什么呢？决策理论的基础是信息理论。那就是说，西方经济学可能最终建立在信息理论的基础上。假定是这样的话，整个西方经济学将会有一场很大的变化，至于变化的程度，我们目前还不能充分地意识到。我们只能说，这一切必然会使情况发生变化。

下面，不妨再举一个例子来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是消费者。消费者到外面去买东西，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信息太多，市场是一个信息太多的市场。信息太多的市场，实际上并不能使消费者得到最大满足。比如说，妇女去买衬衣，她能得到最大满足吗？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这是因为她无法掌握全部信息。她能知道市场上有多少种衬衣吗？各个地方生产的，各个工厂出的究竟有多少种？有多少种价格？每一种的质量的好坏如何？它们各有什么特点？不能完全知道。消费者只能根据有限的消费信息来做出决策。这样的话，只能要求购买以后有较小的遗憾，而无法要求最大的满足。所以人们现在到市场上买东西，主要是根据避免遗憾的原则来买的。只要买回来以后，后悔比较小就成了。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想法，这并不奇怪，因为信息太多了，消费者的决策越来越困难了，还是现实一点好。

总之，西方经济理论会由于信息问题和决策问题而发生变化，这是可以预料的。

二、关于小企业和小城市的优越性的研究

在西方经济学中，传统的观点认为，一个企业、一个经营单位，只要规模大，就能够取得规模方面的利益。这是因为，规模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将降低。可是现在发现这种观点不全面，规模大也有它的不利性。这主要与市场的难以预测有关。市场变得不像过去那样容易预测了。为什么市场不像以前那样容易预测呢？基本上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方面的原因是，现在处在技术进步加快的阶段，各种产品的生产必须跟上技术革命的步伐，不然，在竞争中就是落后的，企业就难以生存。这一点是较易于理解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战后西方出现了新一代的消费者。就是说，这一代消费者跟以往不一样，他们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生的。大战时期的艰难的岁月，他们几乎是没有印象的，大战时期的残酷的轰炸、住房条件的恶化、食品的短缺，他们都没有体验。这些消费者生活在战后的经济比较稳定地发展的和平环境中，也是产品越来越多的环境。这些人的平均年龄比较小，家庭规模比较小，知识水平比较高，他们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他们和传统的消费者不一样，他们不像传统的消费者那样，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去消费。对他们来说，消费总是带有较大程度的盲目性。他们常常不按常规进行购买，还会购买许多并不十分需要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就不像以前那样容易预测了。加之消费者的兴趣变化是很大的，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比如说，他本来不需要购买某一种帽子，但一看别人都戴这种帽子，他就买这种帽子了。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费信贷很流行，消费不完全以个人现期收入为准，人们可以预支未来若干年的消费。消费变得这样，市场当然很难预料。还需要补充一点，这就是：影响消费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偏偏不雇用人来粉刷墙壁，修整花园，他都自己动手。他不买现成的家具，他偏买家具部件，自己组装。他不坐小汽车上班，他偏骑自行车上班。这说明，他不一定考虑钱的问题，而考虑他的兴趣，考虑他的健康，考虑他的时间，考虑其他各种因素。

总之，由于技术在不断发展，竞争在加剧，产品在更新，消费者心理在变化，因此，过去那种传统的观念，企业办得越大越好，现在看来不行了。现在提出的是企业小型化的问题。为什么企业要小型化呢？小企业灵活，容易根据市场的需要，改变自己的经营方式。市场天天变化，企业太大，就无法适应市场的变化。小企业能够适应这个需要，能够和别人去竞争。另外，企业小型化还有一个好处，很多新技术、新产品的采用，最早都开始于小企业。小企业成为大企业的有力的竞争对手，小企业发展很快。这种情况并不像一百年前有些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样，即将来的企业越变越大。现在企业趋向小型化。大企业甚至还分解为若干小企业，虽然仍由一个公司来管，但每个企业则是独立的。这样做可以兼具集中与分散经营两方面的好处。当然，小企业之间是不断竞争的，不少小企业会在竞争中垮台。但垮台不要紧，因为企业小，垮台以后，可以又搞一个。所以小企业仍在不断地产生。

不仅企业有小型化的趋势，城市也将会走向小型化。要知道，城市的发展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作向心阶段。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这是工业化初期的情况。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使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形成很多大城市。第二个阶段叫作外延阶段。在外延阶段，既包括人口继续向大城市集中，但更要紧的是大城市的人向郊区延伸。举个例子，像摊鸡蛋饼一样，向四周扩展。这两个阶段都跟工业化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关于城市生活，有一个生活质量问题。城市虽然大，但生活质量比较低。为什么？大城市带来许多生活的不便。最大的不便是空气污染、噪声、交通阻塞、人口拥挤。所以工业化以后，将会出现一个离心阶段、分散化的阶段，这是第三个阶段。这时会出现许许多多小城镇。这些小城镇将星罗棋布，分散在全国许多地区，大城市的人口将逐步向小城镇疏散。这种疏散既要靠小城镇的吸引力，也有赖于大城市向外推的力量。它是小城市的拉力和大城市的推力相结合的后果。为什么到第二个阶段，大城市的人口还不能够被小城市吸引去呢？这也同样是个生活质量的问题。生活质量分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然方面，一个是社会方面。论自然方面，农村最好，小城市也比大城市好，因为农村空气清新，生活安静，没有噪声等。小城市也是一样。虽然自然方面的生活质量好，但小城市在社会方面的生活质量还不如大城市，至少在一定的时间内不如大城市。为什么呢？社会方面生活质量包括这些内容：看病、文化娱乐、学术环境、生活服务等。小城市的医疗条件不如大城市好，文化娱乐条件不如大城市，学术中心在大城市。买东西，大城市中品种多。因此，尽管在自然方面，小城市的吸引力比较大，但在社会生活方面，大城市的吸引力比较大。这样，在第二个阶段，人口分散化不会有很快的进展。那么到什么时候才会改变呢？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随着新的技术革命的发展，情况就会发生变化。通过新的技术革命，当人们发现，有了新的通信设备，家庭需要什么样的信息，都能够得到，这样，在信息提供方面，小城镇和大城市就没有区别了。假定医疗服务、交通运输都非常方便，生活服务非常周到，大城市在社会生产方面的特殊吸引力也就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出现大城市人口绝对量的减少和许许多多小城镇的兴起。小城镇介于大城市与农村之间，兼有二者的长处，甚至可以说，农村与小城市之间将会没有什么区分。这也是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

这里遇到一个新的理论问题，就是城乡差别问题。这个问题被认为将在大城市人口分散化、城市小型化以后，得到解决。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现在看来，城乡之间是在接近的，差别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如果实际情况确实如此的话，那么这与传统的说法，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乡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加剧的观点，是不是矛盾呢？能不能认为，一方面城乡差别在缩小，另一方面城乡之间所代表的阶级对立却在扩大呢？这是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关于垄断与竞争的关系问题，也需要深入研究。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竞争趋势加强了，那么垄断趋势是不是削弱了呢？不能这么说。仍然按列宁所讲的：垄断与竞争并存，垄断凌驾于竞争之上。列宁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我们对竞争的作用的确需要进一步认识。在列宁的时代，技术革命的进展，远远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程度。科学技术越发展，小企业越不容易消失，大企业也越难以控制一个行业。这是因为，产品更新换代加速了，代用品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微电子技术的采用，很可能使大企业在生产成本上的优势减少，优势反而落到了小企业一边。小企业灵活，适应性强，转产快。不仅如此，小企业中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简单得多。据西方经济学家研究，大企业中人和人之间是隔阂的。从董事会成员，到经理，到职员，再到工人，是垂直领导关系。这样，各种不同职务的人之间是疏远的，下级不容易和企业目标适应，容易形成对抗。在小企业中，厂部人员跟工人在生活上较接近，容易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共事关系。比如说，有些小企业，主人以家长自居，把工人看成是家庭成员。这有麻痹工人的一面，但也缓和着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有些小企业还实行终身雇佣制，就是企业给职工一个铁饭碗。这个铁饭碗不是国家给的，而是企业给的，要职工和企业共命运。只要本企业存在，职工就有饭吃。另外，小企业容易招收工人入股。如果企业很大，工人即使入了股，但入股后工人的感受不明显。企业小，工人入了股，就明显觉得这里有我一份。所以资产阶级也总结经验，认为小企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处得好一些。小企业遇到困难时，工人有时自动加班加点，与企业共渡难关。因为他们体会到，企业垮台了，自己的饭碗也就砸破了，企业赚了钱，自己不但有碗饭吃，而且工资收入会增加，还会分到红利。从管理角度看，小企业分工不太细，不像大企业中工作单调，使人感到枯燥。小企业还容易培养和发现人才，使人们在企业中发挥较大的作用。这些都是小企业的好处，也是西方经济学家所承认的。

三、关于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

在考察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谈一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来经济政策的演变趋势。在资本主义历史上，从19世纪开始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为止，西方国家实际上采取的是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国家不直接干预经济生活。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国防和治安，即对外有国防任务，对内有治安任务。政府税，主要是出于国防和维护国内正常秩序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空前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从这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不少西方经济学家主张国家有必要也有责任干预经济。国家干预经济，几乎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所有国家都奉行的政策，即凯恩斯主义政策。50年代末，新西兰经济学家W. 菲利普斯（当时他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任教），根据近一百年来英国失业率变化同货币工资增长率变化的资料，用一条曲线来说明失业和货币工资增长率（或物价上涨率）、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在平面坐标图上，横轴表示失业率，纵轴表示通货膨胀率。这条曲线向右下方倾斜。曲线说明：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就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就高。因此，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交替的关系。怎样应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呢？根据曲线表明的失业与通货膨胀此起彼落的交替关系，资产阶级政府用通货膨胀应付失业，用失业来应付通货膨胀。假定4%的失业率被政府认为是“安全的”，在这个范围内，社会可以“容忍”，政府可以不用去管它。过了这个限度，政府就要想办法把失业率压下去。假定说4%的通货膨胀率也被认为是“安全的”，群众不会有意见，是可以接受的，超过4%的通货膨胀率，政府就要想办法把它压下去。总之，政府的目标是使通货膨胀率或失业率保持在“临界点”之内。由此看来，用凯恩斯主义办法来对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进行“管理”，被认为是很方便的。通货膨胀率高了，就扩大一点失业率；失业率高了，就搞高点通货膨胀，失业率就下来了。这一套本来是资产阶级政府的如意算盘，以为这样就能够应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事实上，这一套办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是用人为的办法，即用赤字财政等办法来消灭失业，结果经济变得更不好办了。凯恩斯主义虽然暂时能够起到缓解失业的作用，但是，照这个药方吃药，结果就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发生了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并发症，就是所谓“停滞膨胀”。

70年代以来，在西方又出现了另一种趋势，就是要求恢复以前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趋势。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国家少干预经济，最好别干预经济。可以说，这种经济自由主义趋势，主要是最近十来年兴起的，它与国家干预主义唱反调。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代表就是凯恩斯派。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大体是三个派别，即货币学派、供应学派、新自由主义派。为什么他们主张国家少干预呢？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有自我完善、自我适应外界的能力。一个人，如果生病了，比如说，感冒了，不必吃药，身体自然而然会康复的。吃药，副作用大，不如顺其自然，使身体恢复正常。经济自由主义者把国家干预比喻为给病人吃药。吃药后，这个病暂时消失了，但另外的病却出来了。当初，凯恩斯派曾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失业，国家干预的主要目的是消除失业。用什么办法消除失业呢？用大量的国家支出，开办公共工程，扩大政府订货，增加福利支出。结果，失业没有反掉，又产生了通货膨胀，造成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症。经济自由主义者说，这不正是国家干预造成的恶果吗？所以他们提出新的理论，反对国家干预。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陷入危机的反映，凯恩斯主义行不通了，所以经济自由主义者不得不搬出二百年前老的观点，所谓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自行调节的观点。他们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一切，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的供求关系，也就是说，价值规律起着支配作用。那么怎样对待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主要问题，即失业呢？按货币主义的观点，经济中存在着一种自然失业率。假定经济处在完全正常情况下，但仍然有一部分人不能就业，或者是由于这部分人没有本事，或者是由于社会不需要他们。如果设法使这些失业者统统就业，结果，经济效率会降低，国家财政负担会加重，经济反而会恶化，所以不如顺其自然。经济发展了，经济自然就能够多吸收一部分人就业。总之，让市场自己决定就业量，国家不必干预。那么，为什么会有通货膨胀呢？货币主义认为，原因在于政府开支过大，把财政开支减少，就没有通货膨胀了。所以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完全的市场竞争，它认为这就能够使资本主义经济趋于和谐。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要不要抛弃战后一贯实行的凯恩斯主义？实际上行不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认为，不让国家干预经济，就会发生危机，所以不能轻易放弃国家干预政策，何况，即使想放弃它，也很不容易。比如说，如果要削减政府的支出，包括福利支出，政府就会遇到麻烦。福利支出宜增不宜减，想减少福利支出，选民不答应。此外，消费水平也是不可逆的。人们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消费水平，政府想削减支出，使人们降低消费水平，选民也不干。这样就会由经济上的风波转化为政治上的风波。所以资产阶级政府是不会轻易地放弃凯恩斯主义的。但70年代以来，政府又感觉到经济自由主义提的观点也有道理，即认为政府的开支过大了，国家干预过多会带来各种毛病，所以要强调发挥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国家干预过多，被认为是妨碍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的。这表现在税收方面。根据供应学派的看法。如果税率是零，财政收入也是零；如果税率等于收入的100%，那么财政收入也是零，因为政府用税把收入全部收走了，下次谁都不生产了，所以政府收入同样是零。可见，税收有一定的限度，就是说，税率不能过高。要鼓励企业、个人发展生产，减税是有效的。减税的目的就是为了调动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不仅要减税，而且要注意累进税率的限度。累进税率过高，其结果也是不好的。比如说，所得税累进税率太高，结果造成多干和少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了。财产税、遗产税也是这样的，税率定得过高，财产就分散，因为分散以后，累进税率低一些。税率过高所造成的恶果，在英国最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工党执政。工党有个理论，认为阶级来自财产的世袭，所以它主张用累进税把财产拉平，以为这样一来，阶级差别也就不存在了，于是在英国形成了高税率的局面。结果，英国的科学家、名演员、名作家、足球明星中有不少入跑到税率比较低的国家去。高税率挫伤了这些人的积极性。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税率过高是国家干预的结果，所以他们主张减税、轻税。

经济自由主义者还反对战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固定福利制度。固定福利制度被认为是有害的。举一个例子，假定规定失业者一年可以得到三千美元失业补助金，那么，所有年收入在三千美元以下的人都不工作了。假定一个人年收入是四千美元，他也不会工作，他想：辛辛苦苦干一年，等于只拿一千美元。所以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福利补助费不应该是固定的，而应当有伸缩性，使国家负担与个人负担相结合。他们还说，医疗费应该是个人出一部分，国家出一部分，这样人们就不会在没有病时看病了。

经济自由主义者进而认为，政策应当有稳定性。以往包括凯恩斯主义者在内的不少西方经济学家把政府看成是主动的一方，把公众看作是被动的一方。现在看来，公众不再是被动的，因为公众可以根据自己和别人的信息做出判断，可以总结自己和别人的经验，知道政府下一步该怎么做。于是他们就打埋伏，留个保险系数，制定对策。在西方，公众有了对策，政策效力就会递减。政策渐渐失效，政府就变换政策。政策越是多变，公众越不信任政府，越要采取对策。因此，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有必要使政策保持稳定，取信于民，不要让公众造成一种政策多变、善变的感觉。归根到底，国家最好不要干预经济，这样公众就信任政府了。

以上是当前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目前虽然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不能完全放弃凯恩斯主义，但它们仍然吸收了经济自由主义的一部分内容，主要是在某些方面减少国家对私人企业经营活动的限制，让市场机制更好地起作用。

下面，再谈一谈资本主义国有化问题。在英国和西欧大陆，战后都搞了一些部门的国有化，这种国有化不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性质，因为国家政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英国原来想通过国有化达到两个目标：一是政治目标，一是经济目标。政治目标是想减少工人和政府的矛盾，经济目标是想国有化之后，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但是都没有达到。英国政府发现，国有化企业的工人没有主人翁感，好多次大罢工是从国有化企业开始的。所以政治目标没有达到。从经济目标看，庞大的国有化部门官僚主义严重，效率是最低的。国有化部门普遍赔钱。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国有化已经走到了尽头。撒切尔夫人上台要实行非国有化，即把已经国有化的一些企业交给私人经营。但是有些企业，私人不愿意接过来经营，他们认为这是个烂摊子，政府都没法对付，私人更没法对付，首先是对付不了工会。还有人认为，国有化部门应该赔钱，只有赔钱，才能提供低成本的能源和运输，产品才能和国外竞争。还有人认为，既然国有化不能再搞了，就搞公私联营，这是个较好的办法。其中最典型的是英国的北海油田，它主要是英国政府资本、英国私人资本和外国私人资本合起来搞的。这样既保留了私人企业的管理方法，又能吸引外国先进技术。这种组织形式对英国有好处。在一些英国经济学家看来，公私联营要比国有化好。

四、如何看待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后工业社会”的论述

“后工业社会”是当代西方经济学著作中常见的概念，它是指资本主义工业化以后的社会，也就是资本主义工业高度发展的社会。“后工业社会”的病症是指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高度发展后所遇到的不能解决的难题。

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看来，除了失业、通货膨胀、生态平衡被破坏等外，“后工业社会”病症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社会危机。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不安全感或无保障感。为什么工业化了反而有不安全或无保障的感觉呢？这是因为：通货膨胀不能制止，物价终日在波动之中，生活无法保障，劳动者对未来生活前景感到渺茫。他们的就业也无法保障，因为失业人数在不断增加，比如说，一个工人终日勤勤恳恳工作，积蓄了一些钱，准备养老，但物价波动，货币贬值，他就会感到生活没有保障。或者他工作很努力，企业并不想解雇他，但在竞争中，他所在的企业赔本了，垮台了，他仍然会失业。所以，“后工业社会”中没有安全感或无保障感是普遍的。有人会说，失业是有失业救济金的。怎么叫无保障呢？应当看到失业救济金是有形的收入，而通货膨胀是无形的损失。失业救济金是工人长期斗争的结果，工人即使有些救济金，但由于通货膨胀，他们的生活也会恶化，所以仍有不安全感。

社会危机也反映于人们感到精神空虚。由于精神空虚，不少人转而追求各种日新月异的消费方式，这就出现了“消费主义”。“消费主义”是指社会上存在的追求消费品的风气。因为在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条件下，劳动者感到在工作岗位上，自己是受支配的，他唯一能够找到寄托的或能够表现自己的，是追求消费品。他把消费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人们追求日新月异的消费品的社会风气的结果是，拥有的消费品倒是很多，但人们往往陷入一种新的苦闷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感到人生的价值就是在追求消费，一个欲望被满足了，另一个欲望又产生了，新的欲望不断地出现，人们总会感到不满足。特别是，物质产品虽然多了，可是人们感到人生还是没有意义，所以“人生的疲倦”感就出现了。人们反问自己：除了追求消费品之外，人生又是为了什么呢？可见“后工业社会”中物质生活是丰富了，人的精神却是空虚的。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再加上人们看到大气被污染了，水源也被污染了，资源枯竭了，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世界的“末日”就会来临。所以思想颓废、悲观心理等都由此而来。社会上的多种弊端，如吸毒、犯罪，还有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也与此有关。

此外，由于离婚率增高，家庭解体增多，独身主义流行，老年人有孤独感，城市秩序混乱等，人们也会感到生活没有乐趣。认为工业社会和以前的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还不如农业社会，所以主张回到工业化以前的农业社会中去，过“宁静的生活”。

这一切从一个侧面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感到怀疑和不满，但是他们又找不出解决的办法，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反增长”的情绪。

我们从“后工业社会”的病症中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所走过的路，现在连资产阶级中也有不少人认为是不理想的。

我们认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后工业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论述，对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应当成为一个物质产品虽然丰富，但精神空虚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消费品丰富的社会。如果没有高度精神文明，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会感到另一种苦闷。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是我们的失败。但这并不是说，任何一种经济增长都会带来“后工业社会”那些病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生产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是关心人和培养人。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宏观生产目的和微观生产目的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宏观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微观生产目的就是为了利润。这种说法不对，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论述。社会主义生产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实现利润只是用来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需要的一种手段。如果只是由社会去关心人，而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不惜抬高物价，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对群众利益毫不关心，这就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所以，在端正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基础上，在制定了正确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前提下，生产者受生产资料支配和排挤，以及只见物不见人，不关心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现象，是不可以再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也是可以建立的。人们的“安全感”和“保障感”肯定会不断加强。因此，关键在于我们以什么作为我们的生产目的。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目的来进行生产。要知道，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亿人口，八亿是农民，来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国，如果实现了四个现代化，而且能实现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不曾实现的、用新的评价标准来衡量的现代化社会，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我们将建设成一个消灭了剥削的，既有高度物质文明，又有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这对世界上一切民族有无比的吸引力。

再从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投资和消费问题的论述来看，我们也可以从中汲取一些可供我们参考的内容。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后工业社会”中的通货膨胀是一个难以应付的问题。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任何脱离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论述，都没有科学意义。

前面已经谈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按照凯恩斯的理论，要经济增长，就要刺激投资和消费，投资和消费增加了，经济才能发展。怎样刺激投资和消费？主要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就要减少税收，或要扩大政府支出，这就造成财政赤字的扩大。在货币政策方面，要使资本家愿意投资，就要降低利息率，这就必然引起信贷膨胀。由此可见，通过财政政策，财政赤字扩大了；通过货币政策，造成了信用膨胀。这两种政策虽然刺激了投资和消费，引起了经济增长，同时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通货膨胀。加之，在垄断资本统治下，垄断资本操纵物价，它采取“按本加价”的方式，使物价不断上升。即使在经济危机时，它也宁肯减少产量，维持垄断价格。所以垄断资本“按本加价”的做法，对物价上涨起了一定的作用。可见，所谓通货膨胀不可避免的论断，是以资本主义制度和垄断资本统治的存在，以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措施为前提的。但不能由此断言一切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无法应付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不能把西方“后工业社会”中的通货膨胀看成是一切国家只要发展经济都无法避免的病症。

我们承认，在经济发展中，有时的确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一国为了发展经济，政府增加投资，国家支出过大，造成财政赤字，引起通货膨胀，其结果就是物价上涨。不但发达国家出现这种情况，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发生这样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暂不讨论由于某些产品的供求不适应而引起的物价上涨，只谈谈由于投资不当，财政赤字过大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并且再进一步分析一下：假定客观上已经出现国家支出过多而引起了通货膨胀，那么应该怎么办？

从投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中之所以发生通货膨胀，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因为有急于求成的想法，不顾客观可能性，大量增加投资，而这些投资却未能迅速形成生产能力；第二，由于技术管理和经济管理工作被忽视，只顾投资，不注意经营，结果大量亏损，投资回收遥遥无期；第三，目光短浅，投资只顾单一目标，放弃其他目标。然而，经济中的目标是多样的，各种目标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只有兼顾各种目标，才能使经济稳定地发展，否则，投资额虽大，经济却不能稳定，比例关系也会失调。由于以上三个原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多的投资就引起了通货膨胀。

但投资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投资也可能抑制通货膨胀。这是因为，通货膨胀，简单地说就是社会总产品增长得比较慢，货币流通量增加得比较快。假定投资是有效的，能够迅速形成生产能力，能够使社会总产品增长率超过货币流通量增长率，这样的投资就能够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

投资有各种不同方式。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投资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的财政拨款，另一类是财政拨款以外的投资，如银行信贷、企业自筹资金等。苏联在工业化时期的投资依靠财政拨款，我们过去也同样依靠财政拨款。现在看来，财政拨款不是唯一的来源。从投资的经济效益来考虑，依靠财政拨款方式进行投资时，往往容易忽视经济效益。比较注意经济效益的投资方式是依靠银行信贷和企业自筹资金，因为生产单位向银行贷款是需要付利息的，而且银行在贷款前还要对建设项目进行审查，这样就促使生产单位比较合理地使用资金，注意经济效益。企业自筹资金是指企业自己通过各种途径筹集资金来发展生产，这种投资方式能够同企业经营的积极性联系在一起，企业会更加注意投资的经济效益。现在，在考察投资问题时，应该进行多种方式的投资，要根据不同的建设项目，采取适当的投资方式。总的说来，应当使财政拨款、银行信贷、企业自筹资金三者相结合。这样才能使投资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只要保证投资能迅速形成生产能力，能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那就可以避免因投资不当而引起的通货膨胀。

假定由于投资过多而引起了通货膨胀，该怎么办？可以采取这样两种方式来应付。第一种方式是：认为投资是必要的，通货膨胀又难以避免，不必专门采取措施去应付它。不仅如此，而且认为应付通货膨胀的各种办法都很难收效，所以不打算采取反通货膨胀的措施。唯一的办法是“学会同通货膨胀共处”。怎么“共处”呢？就是根据生活费指数采取水涨船高的办法，使工资收入随生活费指数而调整。第二种方式是：认为只有紧缩投资才能缓和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所以就迫使在建的工程项目停止下来。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办法，也就是说，只要投资大大削减了，经济就会稳定下来。

现在看来，这两种方式都是有弊端的。生活费指数不能真实反映物价上涨和实际工资水平下降的情况，所以即使按生活费指数来调整工资收入，靠工资为生的人仍旧很难“同通货膨胀共处”。何况，通货膨胀对经济的破坏作用是多方面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如果单纯紧缩投资，不但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必定涉及就业等一系列问题，这将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看来，可行的办法将是这样一种方式：一方面，尽可能削减那些迟迟未能形成生产能力的投资、经济效益不大的投资，而保留能迅速形成生产能力并有较大经济效益的投资；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总产品的实际增长情况，有比例地调整工资收入。这样，我们是可以避免发生西方“后工业社会”中的持续通货膨胀的“病症”的。

下面，再考察一下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后工业社会”中的消费问题的论述。应当承认，他们的有关论述还是值得注意的。的确，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可能出现消费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消费问题？第一，在经济发展以前，居民的消费往往是受到压抑的，居民的各方面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所以经济发展以后，消费问题马上就出现。第二，要注意到消费有“国际示范作用”，这就是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本国的居民必然会接触到国外的消费品。要知道，一个国家向外国学习生产技术是比较困难的，而学习消费方式则很容易，甚至不用学习，自然就会模仿。这就叫作消费的国际示范作用。在这种示范作用的影响下，人们会感到消费总是得不到满足。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消费的评价也会发生变化。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一些居民来说，消费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消费，人们对消费的看法改变了。比如说，家庭观念发生了变化，大家庭、几代同堂的家庭生活方式不再存在了，这就会引起对消费的看法的变化。

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三种类型的消费：第一种是“同步型”的消费，主要是在西欧和美国。什么是同步型的消费？就是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费与生产同步发展，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消费也变化到什么程度。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与生产水平的提高是基本一致的。19世纪以来的西欧和美国都是这样的。消费和生产的同步发展并不是政府的有意识安排，政府当时并没有采取经济政策或行政手段来干预私人的消费，而是让消费自发地发展。但由于西欧各国和美国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消费和生产的同步性是自发地形成的。第二种是“滞后型”的消费。滞后，就是指消费长时期内落在生产后面。苏联的经济发展中出现过这种情况：生产走在前面，消费长期维持在过去较低的水平上。为什么会这样？这与政府的政策有关，因为它长期强调增加积累，强调意识形态上的纯洁性，所以消费远远落后于生产的发展。第三种是“早熟型”消费。早熟，是指消费水平超过了生产水平。现在不少发展中国家是这种情况，就是说，生产还没有发展到这种地步，消费已经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看齐了。

三种类型的消费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对我们来说，把这几种消费方式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很有必要。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究竟出现什么样的消费方式？还很难说。很可能出现第二种或第三种消费方式，而不可能出现第一种消费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从时间上说，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晚了很久。我们确实希望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有必要增加积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很自然地会实行滞后型的消费。的确，滞后型的消费有它的好处，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问题不在于消费滞后，而在于消费滞后的程度和期限。消费滞后的时间太长了，行不行？这样是会发生问题的，消费不能老是滞后下去。消费适当地滞后，消费与生产相比，增长得稍为慢一点，则是必要的，看来这不会有什么影响，对经济发展只会有好处。既要吃饭，又要建设，消费水平的提高要量力而行，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我们也会像某些发展中国家一样发生早熟型的消费。就是说，生产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却过早地追求某些消费，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并且还会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不健康的东西。所以说，消费是牵涉千家万户的事情，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分析我们的消费方式。

我们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般说来，消费品不足，但也有一些消费品是积压的，原因是质量不好，式样过时，或价格太高。假定消费品很充足，生产者之间又有竞争，那么，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以消费者为主，生产者必然为消费者服务，因为这时消费者可以有选择的余地，他可以挑质量最好的，或价格最便宜的，或服务态度最好的。如果消费品不足，或者生产者是独家卖，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消费者要听从生产者的安排，生产者给你什么就是什么。同时，生产者对降低卖价，改进消费品的质量和改善服务态度没有什么动力，因为质量次的还供不应求，不必怕产品卖不出去，这样也就容易加剧消费长期落后的状况。这种情况当然是需要改变的。一切生产单位都必须考虑消费者的利益。那种以生产者为主，一切由生产者说了算，要消费者听从生产者安排的做法，是不正常的。另外，在消费品不足条件下，供不应求的事实将会造成消费品价格上升。所以在消费品不足条件下，让消费滞后一些，是有好处的。但滞后不能太久，消费品生产应当跟上来。不能够老是用消费品不足作为借口，否则经济发展速度从长期来看是上不去的。在消费品不足条件下，要区别生活必需品和非生活必需品，制定不同的对策。对生活必需品，在一定时间内可以采取定量供应的办法，实行配给制，这既能防止价格进一步上升，又能满足居民的普遍的一定标准的消费。当然，这仍然应当被看成是过渡性的措施。对非生活必需品不能采取配给制，否则会使这些消费品更加不足。某些非生活必需品可以采取价格浮动的办法，但这种浮动主要表现在集市贸易上。物资丰富了，集市贸易的价格也会下降和平稳。对某些非生活必需品采取高价是指经过批准的高价，而绝不是指任意加价。这种高价之所以必要，主要不应从财政上考虑，而应当是从满足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的不同需要着眼。因为如果不是高价，又不采取凭票供应的办法，那么必定会形成套购和黑市，结果真正需要它们的人反而购买不到，甚至要花费更多的钱才能从投机者那里买到。

那么，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消费政策呢？应该是指导性的消费政策。如何理解指导性的消费？它的内容有这样几点：第一，对各种消费方式进行评价，指出什么样的消费是健康的，什么样的消费是不健康的。这主要不是采用行政干预手段，而是采用教育、宣传的方式。比如对于广告，就应当加以指导。广告应该登什么，画面如何，这里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对消费方式的评价。第二，对消费者的行为进行指导。这里也包括对消费者的储蓄行为进行指导。因为储蓄是未来的消费，就是说，为了经济发展，增加积累，同时又要保证人民的消费。应当指导消费者如何对目前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做合理的安排，使消费者正确理解今天消费和未来消费的关系，理解个人的储蓄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三，推广消费知识，传播市场信息。消费需要有知识，不需要知识的消费的时代已经过去，每一种消费都需要有一定的消费知识。以上三点就是指导性消费政策的主要内容。总之，我们的消费应该是有指导的消费，这样才能将我们的消费纳入一个健康的轨道，从而也可以不让西方“后工业社会”中那种病态地追求消费品的现象在我国出现。

当然，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消费方式，我们还需进一步探索。研究消费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学中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不仅消费问题是一个新的课题，今天我在谈到当代西方经济思潮时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如次优决策问题、小企业和小城市的优越性问题、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等等，不都是需要我们大家深入探讨的新课题吗？

（引自《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探索》，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