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八宝箱”悬案

徐志摩生前有个存放文稿和日记的小提箱，人称“八宝箱”，也叫“文字因缘箱”，这个箱子与林徽因大有关联。徐志摩的突然作古，“八宝箱”惹出一场轩然大波，它又是一桩悬案。此箱落在何处，箱内究竟存放哪些叫人好奇的文字材料，至今学者们兴趣不减。卷入其中的卞之琳，说它是“一笔糊涂账”。

徐志摩的文稿本来已非同寻常，格外引人关注的是他那一摞日记。据说它还牵扯到了胡适、张歆海等名人的许多闲言碎语，又据凌叔华说，其中另有两册陆小曼的日记，写在与徐志摩热恋期间，其中有不少骂林徽因的话。写得更早的徐志摩日记，徐、陆相恋之前，那里面又有不宜小曼看的内容。（凌叔华：《致胡适信》）“文革”后沈从文对卞之琳说，“八宝箱”里的内容实际是些和武汉大学一位女教授相关的文字，并不涉及几位疑神疑鬼、提心吊胆的女士，她们是空闹一场。（卞之琳：《徐志摩的“八宝箱”：一笔糊涂账》）沈从文所说的“几位女士”指的是林徽因等人，他未点名的“武汉大学一位女教授”当是袁昌英，她在伦敦和徐志摩有过交往。凌叔华也在武大，并不是学校的教授。沈从文的话不大可信，似有小说家言之嫌。不排除徐志摩日记真有与袁昌英相关的文字，但不能因此排除相关的另外的“女士”。凌叔华看过日记，胡适也看过，没有理由怀疑凌叔华给胡适信中的话，她说：“他的箱内藏着什么我本来知道，这次他又告诉了我的。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入徽音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二本，牵涉是非不少（骂徽音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小曼看一样不妥。我想到就要来看，果然不差！”。（陈学勇编《凌叔华文存》）不知沈从文出于什么考虑，也许是为逝者讳。或者他早忘记了自己当年曾经向胡适建议过：对“八宝箱”里文字，“把一部分抽出，莫全交给徽音较好。因为好像有几种案件，不大适宜于送徽音看”（沈从文：《致胡适信》）。沈从文的话再明白不过，凌叔华也说得十分明白，徐志摩的日记确确实实牵涉到了林徽因，牵涉到陆小曼，凌叔华也并不在外。

箱子里日记有了几个人的嫌忌，无怪乎徐志摩总是随身携带。诗人十分珍视它们，认为是给自己写传的珍贵史料。他交代凌叔华，他若死了，就请凌用这些材料替他作传记小说。一九二五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情引起社会上沸沸扬扬的议论，诗人以为两人难成眷属，决定远游欧洲避避风头。启程之前他将“八宝箱”亲手托付凌叔华保管。待徐志摩欧游归来，他意外顺利地和陆小曼遂了良缘心愿。“八宝箱”里的日记不宜让新妇看的，不便留在身边，徐志摩继续存放凌叔华北平住处。一九二八年秋，新婚的凌叔华随夫婿陈西滢去了武汉大学，她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给胡适的信中说了“八宝箱”的处置：“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才物归原主。”卞之琳直到晚年才看到这信，他一口否认自己经手过“八宝箱”。（卞之琳：《徐志摩的“八宝箱”：一笔糊涂账》）卞之琳实在冤枉，确与箱子毫无干系，有史实可证。那一年卞还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没有进北京大学，无缘结识凌叔华与徐志摩。当然，凌叔华没有必要作此谎言，受信人胡适是知情的圈内人，不是她能够瞒骗得了的。可凌叔华不至于记错刚刚过去三年的事情。经人考辨，“之琳”应为“丽琳”，可能原信“丽”字漫漶，过录原信的人想当然地误成“之”字。金岳霖有个同居的外籍女友Lilian Tailor，认识她的朋友都写成丽琳。凌叔华离开北平时凌母依旧留守旧居，金岳霖和丽琳正借住在凌家空下来的一间偏屋。凌叔华回京时顺手托丽琳转交“八宝箱”给徐志摩，很合乎常情。徐志摩曾从凌叔华母亲处取回过“八宝箱”一次，发现箱子上的锁不翼而飞，回来告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当时便有丽琳在场。林徽因谈到过此事，丽琳名字写的是英文Lilian Tailor。（见陈学勇编《林徽因文存》）

徐志摩遇难前几个月，他又请过沈从文为他作传记小说，并给沈从文看了“八宝箱”材料。为此猜想一下，很可能就在徐志摩带沈从文来凌宅看“八宝箱”的这一次，箱子便留在了凌家，再度回到凌叔华手里。可是有个难解的疑点，既然箱子已经归还徐志摩，徐又何须把沈从文带到凌家来看“八宝箱”？或许，丽琳并没有转交，只是替凌叔华口头转达了要它主人取回的意思。也可能凌叔华原就是请丽琳口头转达一声，并没有真正交出“八宝箱”，它始终都存放在北平凌宅。那么，林徽因致胡适信中说的“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的表述似乎有欠准确，实际徐志摩一直没有取回过。

不管怎么说，最后“八宝箱”是在凌叔华的手里。徐志摩死后再要凌叔华拿出“八宝箱”里的日记，着实费了一番周折，风波也正由此而起。似乎凌叔华不大愿意捧出这些秘籍，一九八三年她写信告诉陈从周：“我因想到箱内有小曼私人日记二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记二三本，他（徐志摩）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过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志摩的事，这些日记恐将滋是生非了。因为小曼日记内（二本）也常记一些是是非非，且对人名也不包含。”（《凌叔华文存》）当时胡适正在编辑“徐志摩遗著目录”，准备出版徐志摩的“书信集”。既然胡适亲自出面向凌叔华征集日记，她自然无理由继续封存“八宝箱”了。凌叔华的对策是，箱子应当交给陆小曼保存，这很名正言顺。但陆小曼人在上海，“八宝箱”就只得送给胡适转交。结果胡适并未如凌叔华要求的那样交给陆小曼，他把包括日记在内的徐志摩手稿看作“公器”，转给了林徽因。胡的意思未必是给林徽因保存，只是嘱她清理一下，编个目录。过了几日，林徽因从张奚若处听说，叶公超在凌叔华家看到凌处还有徐志摩的“康桥日记”，林徽因明白凌叔华留了一手。“康桥日记”中必定有徐志摩热恋林徽因的感情留痕，而且徐志摩生前许诺过，这一本日记将来归属林徽因。“康桥日记”当然是“八宝箱”里林徽因最想看的部分，有过徐志摩的许诺，她认为这部分理该归自己保存。现在偏偏不见踪影的正是这些日记，心里很不是滋味了。

十二月六日北平公祭徐志摩，林徽因和凌叔华那天见过面，当场氛围哀伤，林徽因不便谈及此事。第二天凌叔华登门向林徽因征集徐志摩致林的书信，凌说要编辑《志摩信札》。林徽因婉言谢绝了，推托说，旧信全在天津，百分之九十为英文，一时拿不出来。拿出来也不便印，是不便公开的意思。凌叔华既已上门，林徽因顺便让她看看从胡适家取回的徐志摩英文日记。林徽因告诉凌，胡适想将全部信件交孙大雨处理，林表示不赞成。她又顺势问及凌叔华扣下的日记，凌听后不大高兴，含含糊糊地承认有一两册。林徽因提出立即去凌家取来，凌叔华借口她下午不在家。她们约定，九日由林徽因差人去凌家代取日记。到了约定的这天，林徽因还是亲自登门了。她没有想到，凌叔华竟失约出门，留下了前一日写好的便条：

昨归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捡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捡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

林徽因随即也留一字条，请凌叔华务必找出来借她看看。林徽因思忖，可能凌叔华借故回避，很是生气。又一想，也可能凌叔华怕她有借去无还，事先抄一复本留底。这就需要时间，所以才又约在几天之后。事后凌叔华知道了日记落到林徽因手里，同样非常不快，就有了十二月十日她写给胡适的长信。信中欲言又止，典型的凌叔华文字风格，而她委屈、埋怨情绪显而易见。行文也有些絮叨，且语无伦次：

现在木已成舟，也不必说了。只是我没有早想到说出，有点对志摩不住。现在从文信上又提到“志摩说过叔华是最适宜料理‘案件’的人”，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了，因为说也是白说，东西已经看了。杀风景的事是志摩所恨的。我只恨我没有早想到。我说这事也没有什么意思，我并不想在我手中保管（因此时风景已杀，不必我保管，且我亦是漂泊的人），请你不必对徽音说，多事反觉不好。

沈从文也掺和了进来，十二日，他远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急着写信给胡适，表达了他和凌叔华完全一致的意见：“若事情还来得及，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志摩留存的案件，把一部分抽出莫全交给徽音较好。因为好像有几种案件，不大适宜于送徽音看。八月间我离开北平以前，在你楼上我同他谈到他的故事很久，他当时说到最适宜于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说话的叔华⋯⋯其中我似乎听到说过有小曼日记，更不宜于给徽音看。”这封信，是否是凌叔华请了沈从文当说客，不得而知了。

下个星期一（十二月十四日）清早，凌叔华如期给林徽因送来了日记，它正是叶公超看到的那本。可是凌叔华补送的这本日记仍旧不全，它起自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后面恰巧断在徐志摩结识林徽因的前一两日。林徽因怀疑凌叔华蓄意裁截了日记，愈加生气。张奚若再传言，说凌叔华在沈性仁家表示，不愿将志摩日记交给林徽因。林徽因听了更是火冒三丈，她与凌叔华的结怨由此越来越深。

胡适得知凌叔华还是扣留了一部分徐志摩日记，不仅生气，而且出面干预。他专为此事写信给凌叔华，敦促她交出截留的部分，下面是胡适留底的信稿全文（《胡适来往书信集》）：

昨始知你送在徽音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

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宝，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宝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第四，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和孟和夫妇皆知道，徽音是你亲自告诉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昨天有人问我，我就说，“叔华送来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记都在那里，我还没有打开看。”所以我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材料。

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

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

我知道你能谅解我的直言的用意，所以不会怪我。祝

你好。

廿，十二，廿八

此信颇费苦心，话说得十分婉转，而绵里藏针，堵死了不交借口。日记应该交出来——你不得不交出来——最好尽快交出来。胡适虚晃一枪的“有人问”，和他含含糊糊的答问，聪明的凌叔华自然能领会其中的意思，老大哥软硬兼施，还递给她台阶下来。

凌叔华再无退路，只得捧出最后半册日记，附信说：“外本璧还，包纸及绳仍旧样，望查收。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则怎样对得住那个爱和谐的长眠人。”她的语气相当谨慎，希望能够平息胡适的不快。然而她自己的内心并不真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甚至在信的末尾就已落下了阴影：“算了，只当我今年流年不利罢了。我永远未想到北京风是这样刺脸，土是这样迷眼，你不留神，就许害一场病。这样也好，省得总依恋北京。”（《凌叔华文存》）她哪里说的是北京的风和土呢，胡适又怎会听不出弦外之音。凌叔华聪明过人，却糊涂一时。本来她是冲着林徽因的，结果得罪的不止林徽因一人，胡适明白这话已把他迁怒在内了。当天胡适在日记里对此就有反映：“这位小姐到今天还不认错！”又记载：“我查此半册的后幅仍有截去的四页。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下去，写信去讨这些脱页，不知有效否。”（《胡适日记全编》）那四页要到没有，好像不再有下文了。到此为止，“八宝箱”的纠纷大体上偃旗息鼓。

林徽因也给胡适写了更长的信，洋洋洒洒数千言，狠狠告了凌叔华一状，详细叙述了纠纷的来龙去脉。写好信仍觉得意犹未尽，当夜再给胡适续写一封长信，又是千余言，倾泻愤懑，文字有点失控：“我从前不认得她，对她无感情，无理由的，没有看得起她过。后来因她嫁通伯，又有《送车》等作品，觉得也许我狗眼看低了人，始大大谦让真诚的招呼她，万料不到她是这样一个人！真令人寒心。”（《林徽因文存》）林徽因聪明不亚凌叔华，这一次糊涂也不亚于她。语气这么激烈，多少有失淑女风度。

林徽因个性率直，从不敷衍人际关系。她对凌叔华产生了如此恶劣的印象，终止与凌叔华往来是情理中事，两位才女从此分道扬镳。几年后林徽因编选《大公报》优秀小说时，纵然选了凌叔华一篇《无聊》，无非是秉办公事，非关一点儿私人情谊回归。这秉公也表明，时过境迁，冷静时的林徽因，气度和正派还在。

凌叔华迁怒胡适袒护林徽因，可没有忘却，以后还有事情要仰仗这位老大哥，离不开他继续关照。纵然内心勉强，和胡适相处，表面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八宝箱”纠纷遗留给凌叔华的情感伤害，一直跟随到她晚年，八十三岁高龄的凌叔华谈到这件往事依然耿耿于怀。她说：“日来我平心静气地回忆当年的情况，觉得胡适为何要如此卖力气死向我要志摩日记的原因，多半是为那时他热衷政治。志摩失事时，凡清华北大教授，时下名女人，都向胡家跑。他平日也没机会接近这些人，因志摩之死，忽然胡家热闹起来，他想结交这些人物，所以得制造一些事故，以便这些人物常来。”（凌叔华：《致陈从周信》）凌所说与事实相去甚远，稍了解胡适那时境况的人都不会轻信此话。讥讽名女人往胡家跑，跑胡家的女人中，不也有她自己么？胡适何至于靠此伎俩吸引她们。优雅的凌叔华，此回纠葛上不免沾了寻常妇人气味。

“八宝箱”里日记，陆小曼的两册日记物归原主了，已整理出版，编入《陆小曼文存》（三晋出版社付梓）。徐志摩的几册英文日记当是林徽因保存的，八十年代卞之琳为写《徐志摩选集》序言，曾向金岳霖探问它的下落。金岳霖告诉他，它们都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消失，其原因倒不是红卫兵的打、砸、抢所致。（卞之琳：《徐志摩的“八宝箱”：一笔糊涂账》）这些文献到底毁于什么外力？是金岳霖没有明说，还是卞之琳有意避讳，答案已经被他俩带离了这个世界。总之，“八宝箱”中徐志摩的英文日记已经不存于世，这点大概没有什么疑问了，除非出现奇迹。

今日仍然有学者推测，“以胡适平日对资料的重视，断不会全部给了林徽音，很可能是将有关林的给了林，与林无关的，自己留下了。他若要销毁，也只会销毁那些与自己不利的东西，而不会是全部。”（韩石山：《此中果有文章》）《徐志摩新传》著者梁锡华透露，胡适私藏的许多文献至今锁在他保险箱里。于是这位学者乐观地期待胡适保险箱打开的那一天：“这里说的，虽不是八宝箱中的文件，但我想，总该有一部分是八宝箱中的。倘若真是这样，或许有一天，八宝箱之谜还是能揭开一部分。”但愿如此，不过，日记不比文稿，它是连续的，很难像卖肉那样随意分解截取，所以，这点希望怕还是渺茫得很。

1931年，林徽因（右二）、梁思成（右一）与梁再冰（右三）等在家中

1932年，林徽因与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在一起

1932年，梁思庄（右一）、陈意（左一，陈叔通侄女）、林徽因、雷洁琼（左三）、梁再冰（前排小孩）等在燕京大学南阁前

1933年3月21日，梁思成、林徽因、胡适与朱启钤等人在李诫诞辰八百二十三周年纪念会上

1936年，林徽因在北平北总布胡同院中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