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 凌叔华

有足够理由把林徽因和凌叔华联系在一起。两人都是著名才女，出身与经历也十分近似。那一代女作家鲜有不来自宦门豪宅，林徽因、凌叔华两人尤为突出。她们的父亲均非一般官僚，都曾经跻身当政最高层。凌叔华父亲官至清朝直隶布政使，出入皇宫，近交权贵，本人也是权贵。凌的生母又和林徽因母亲一样，不是父亲的原配。父亲纳妾，妻妾勃谿，饱尝了宦门偏室的酸苦。林徽因和凌叔华本人青少年时代，先后都有过国外生活经历，大学阶段均受到西方文化熏陶。凌叔华幼年寄居日本两年；高等教育虽在国内，上的却是教会的燕京大学，读的是英语专业。她擅长丹青，而林徽因也属美术科班。林徽因能够自主终身，凌叔华与陈西滢也是自由恋爱结成的眷属。两人都出现过婚外情，却又均能与丈夫白头偕老。她们踏进社会之后，融入了一个以胡适为核心的欧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圈，皆是“新月聚餐会”的常客。两人的文学作品更常在同一份报刊亮相，蜚声文坛，同为新月和京派的中坚。

偏巧，她们两家又都堪称胡适的世交。林长民后期政治生涯里常出现胡适身影，凌叔华父亲在古籍文献方面与胡适时有过从。凌叔华本人与胡适的过从更密，持续更长，交情似也更深。她曾经租过胡家的住房，她的小说名篇《小哥儿俩》主人公即以胡适两个儿子为原型。凌叔华每有难处即求助老大哥，与胡适通信直呼其“适之”，这在同辈女性中实为鲜见。凌叔华之外，女作家能够如此称呼胡适的只有陈衡哲，而陈较凌叔华年长十岁，并且与胡适关系很不一般。林徽因不常劳动胡适大驾，万不得已时，只是以晚辈身份求助，写信必尊为“适之先生”。她对待胡适不如凌叔华随意，可是胡大哥对林徽因的认同实有过于凌叔华。

最显眼的是，凌、林与徐志摩的交往都亲密有加。林徽因偕梁思成留学出了国门，徐志摩醒悟到追求林徽因彻底无望，情绪至为沮丧。此时他满腹块垒急于宣泄，希望找个可人对象一吐为快。徐志摩说：“最满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那朋友可是真不易得。”（《致凌叔华信》，下同）而他所谓“不易得”之人，就是最能耐心听他絮叨的凌叔华。徐志摩在给凌叔华的信上乞求：“总之我是最感激不过，最欢喜不过你这样温的厚意，我只怕我自己没出息，消受不得你为我消费的时光与心力！”凌叔华十分慷慨，一面与陈西滢恋爱，一面温存地倾听徐志摩讲给她的“疯话”：“你真是个妙人。真傻，妙得傻，傻得妙——真淘气，你偏爱这怪字，傻，多难写，又像粽子的粽字，他（它）那一个钢叉四颗黑豆，真叫人写得手酸心烦。”徐志摩告诉凌叔华：“我给旁人写信也会写得顶长的，但总不自然，笔下不顺，心里也不自由，不是怕形容高词太粗，就提防那话引人多心，这一来说话或写信就不是纯粹的快乐。对你不同，我不怕你，因为你懂得，你懂得因为你目力能穿过字面，这一来我的舌头就享受了真的解放，我有着那一点点小机灵就从心坎里一直灌进血脉，从肺管输到指尖，从指尖笔尖，滴在白纸上就是黑字，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徐志摩自谓“疯话”其实不仅是“疯”，“疯”中藏情，有倾诉给红粉知己的一腔情愫。已经由凌叔华披露的徐志摩写给她的书信，封封够得上缱绻。那么，凌叔华未予公开的书信，公开了的被她删去的部分，又是怎样的情状大可想象了。

徐志摩曾经对陆小曼直言不讳：“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爱眉小扎》）传闻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后他父亲有过凌叔华取代陆小曼的想法。徐志摩罹难，徐父还托人请凌叔华书写了墓碑“冷月照诗魂”。（吴令华：《冷月照诗魂》。此碑毁坏，又改由张宗祥题写，也就是今天所见的“徐志摩之墓”。）不难想见凌叔华在徐氏父子心目中的分量。

创作方面，徐志摩和凌叔华的密切也不在徐与林徽因之下。凌叔华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镌》描画刊头，代徐志摩在他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扉页上，题签“献给爸爸”四个字。凌叔华第一本小说集《花之寺》出版，徐志摩用诗般的语言为之作序，赞扬“作者是有幽默的，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载《新月》杂志，但未见于《花之寺》，何故不详。）

最后，在那场“八宝箱”纠纷中，林徽因、凌叔华共同扮演了主角。

外人自然会想，林徽因和凌叔华应该有很多往来。确实两人一度接触频频，可是极其短暂，只限新月社那一小段日子。过后先林徽因出国，后是凌叔华南下武汉。抗战时期，一在乐山，一在李庄。算下来，两人交往少得很的。泰戈尔访问中国，凌叔华在家里设茶点招待泰氏一行，几乎全程陪同诗翁访问的林徽因应该在座，她俩最早相识大概就在此时。英语演出泰戈尔的《齐特拉》是圈内盛事，大家都踊跃出力，连袁昌英也凑趣登台饰演跑龙套的农妇，陆小曼甘愿站剧场门口卖说明书。要说，喜欢戏剧又念英文专业的凌叔华不会袖手旁观，可一长串演职名单里找不到她名字。不会是碍于在校的大学生身份，不便到校外舞台亮相，林徽因还是个中学生哩。此后不久凌叔华就积极参与过一次在六国饭店公演活动。较为近乎情理的猜测，凌叔华临近大学毕业，繁忙的正事、杂事太多。

凌叔华走出燕京大学，恰值林徽因赴美刚跨入大学门槛。这其间倒是林徽因父亲为家事求助过凌叔华，林长民一帮年幼子女需请家庭教师。凌叔华毕业一时没有谋到理想职业，正赋闲在家，答应了徐志摩推荐，接受林长民之请。林长民专程带了一个孩子登门拜望凌叔华，约她去林府看看其余孩子。此时凌叔华听了旁人闲言，说教家塾的女先生等同外国的管家妇，社会上备受歧视。凌叔华放不下闺秀身份，第二天即写信给胡适，请他帮忙辞谢此事。最终凌叔华是否成了林府西席，不见史料记载，似乎没有。但林长民死后，新婚的凌叔华、陈西滢夫妇安家，临时借居了林家旧居景山雪池。凌叔华母亲起居的院子正是林徽因幼年随母亲合住的林宅后院，那里有林徽因儿时无数酸甜的记忆。留美的林徽因致信胡适，托他转请凌叔华拍几张旧居照片寄去，以慰乡思。林徽因在信里说：“我和那房子的感情实是深长。旅居的梦魂常常绕着琼塔雪池。”林徽因留学归来，凌叔华与丈夫已去了武汉大学，京汉两地往来终究不很方便，她们失去本会经常你来我往的机会。林徽因一九三一年定居北平，虽说凌叔华年年从武汉回故都几次，有时与朋友同行探望过香山疗养的林徽因，山上距城内数十里，终究太不方便。没想到徐志摩骤然离去，陡然起了一场“八宝箱”风波，两位才女的芥蒂成了解不开的死疙瘩，交情从此断绝。

林徽因与凌叔华所以往来很少，除时间、空间的错过，更其深层的原因在她俩生活态度、处事原则、性格特征差异皆大。差异最初已显露于徐志摩与陆小曼恋爱绯闻的仁见智见，林徽因、凌叔华、陆小曼，一同出入“新月聚餐会”的三个美丽才女，林徽因与陆小曼始终交情泛泛，凌叔华却在一片非议陆小曼的舆论中成了陆的知音，那时林徽因与凌叔华尚未生出芥蒂。徐志摩恋上并娶了陆小曼，林徽因是出国以后听说的，她心里会想，徐君将遇人不淑。淑不淑是人家私事，她的书信和旁人关于她的回忆里找不到她对陆小曼的微词。陆小曼却在日记里多次记下对林徽因不满，好在这些手稿没有传到林徽因手里。陆小曼视林徽因为情敌，林徽因毫无此观念。

凌叔华与陆小曼真的很近。最初听说徐、陆绯闻，凌叔华不信真有此，她替他们声辩，决不会有女人背夫、男人背友的行径。徐志摩与凌叔华频繁通信不也引起过外界谣传。她想，陆与徐，就像她与徐，“两人为感遇而成知己”罢了。（《凌叔华文存》）凌叔华以己度陆，觉得彼此都受流言蜚语伤害，因而同病相怜。事实非如凌叔华所想，她不知徐志摩与陆小曼已经爱得轰轰烈烈。明白真情后凌叔华又转而支持他们，并写信给胡适称：“我对伊（陆小曼）现在名义上的伴侣，十分不满，觉得以后没快乐，所以敢大胆的说出（支持的）真意见。以前我因为‘新月’，很为社会众人表同情，觉得这事是不宜有的。现在知道以前也是一半为旧道德驱使。”（同前）

这“旧道德驱使”一说，无意中给凌叔华十多年后自己红杏出墙埋下伏笔，当然她不可能预见多年后自己的情事。才女移情别恋本不是稀罕事，林徽因也并非没有过，值得又说，林徽因和凌叔华对待婚外情的态度、方式不同，见出两人性情隔如云泥。英国年轻诗人朱利安·贝尔来武汉大学任教，很快恋上文学院长夫人凌叔华。贝尔来自伦敦著名的布鲁姆斯勃里文化圈，母亲是画家，姨妈是中国读者熟悉的小说家伍尔芙。朱利安和凌叔华的各自身份特殊，一个外籍教员，一个著名作家，注定这恋情是校园最为刺激的桃色新闻。凌叔华清楚可能到来的风险，追求爱情还是维持婚姻，需要她果敢决断。她果敢不了，情欲诱惑她不能自拔，名誉、家庭却实难割舍，所以她不能像林徽因那般坦然，一边向丈夫悔过，一边继续“偷情”。恋爱是光明正大的，即使婚外恋，至少自己要有道德上的自信。凌叔华屈服了没有爱情的婚姻，落入老套故事的窠臼。女性很重感情，女作家更加重感情。可不意味着，所有的女作家一律地处理感情，她们的感情背后还有着不同的生活准则。凌叔华的悲欢在一般女性里屡见不鲜，而林徽因的故事百万人难觅其一。相比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圣洁的情爱境界，凌叔华黯然失色多了。

说到性格，两人也大有差异，凌叔华斯文随和，有如她笔下女性的温婉。她能接受徐志摩那么多（半年内几十封）絮叨不尽的长信，耐心地回复，急躁的林徽因未必做得到。然而凌叔华也就缺乏林徽因的胸怀和坚毅。林徽因遇事从大局着眼，审时度势；放眼窗外，不惜忘我，这气度为凌叔华所不及的。徐志摩告诉叶公超：“陆小曼有句话我不敢说，这个女人是很奇怪的女人，实际上是和凌叔华同样的人，不过彼此不承认是同样的女人。”他几次讲过这话。（叶公超：《新月旧拾》）究竟什么样的女人，没有说破，或无需说破。奇怪两字分明见出褒贬。徐志摩对凌叔华说“疯话”时结识不到一年，“疯话”过后，了解日益加深，于是有此感慨。

对于文学创作，林徽因做“票友”，凌叔华做事业。凌叔华是二十年代为数不多的优秀女作家，文学成就高于林徽因，史家有了定评。以另一视点来看，凌叔华小说数量差不多十倍于林徽因，其题材略显狭窄，尤其是代表作所写，大致都在女人和儿童，基本囿于“窗子”以内。林徽因小说虽寥寥六篇，所涉内容倒比凌叔华宽广。凌氏小说以豪门弱女折射出了时代的变幻，如《绣枕》如《吃茶》，作者的敏锐、聪慧，作者的细腻、委婉，又使作品别具魅力，确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别具一格的。与凌叔华尽情而巧妙地发挥性别优势不同，林徽因文风不甘柔弱，笔墨不囿于客厅窗内，她思考得更多更深，胸怀不让须眉的浑厚气势。叶公超对此有一番解读：“凌叔华可说是一个出身于传统社会旧家庭中的新女性写实作家。她写的人物多半是生活于传统旧式家庭中，也是她自己认识最深刻的人。她的文字有点像英国十九世纪的女小说家珍妮·奥斯丁，书中人物也和《傲慢与偏见》中的相仿佛。提到凌叔华，就不能不提林徽音。林徽音小说中的人物就完全不同，这些人物不像是主动的在计算别人，是没有心机的，其性格与行为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叶公超：《〈新月小说选〉序》）作如此辨析，叶公超近乎高山流水之美。

“八宝箱”风波中，林徽因告诉胡适：“我从前不认得她（凌叔华），对她无感情，无理由的，没有看得起她过。”此话不过是当事人气头上的激愤言语，过后她就缄口不提，直到去世。抗战时期两人不在一地，胜利不久凌叔华远居欧洲。陈西滢供职台湾在外交机构，林徽因服务于大陆政权，政治把两位才女永远地隔开了。八十七岁的凌叔华对来访者谈起已逝世多年的林徽因，依旧不能放下前嫌：“至于林徽音，以外国语法写小说，倒是别出心裁，可惜因为人长得漂亮，又能说话，被男朋友们给宠得很难再进步。”（郑丽园：《如梦如歌》）这一对才女，读者看她们靠得很近，她们自己清楚，隔得很远的。

1920年代初，林徽因在北京景山后街雪池胡同家中

1924年，林徽因同泰戈尔、梁启超在北海松坡图书馆前

1924年，林徽因同泰戈尔、梁启超在北海松坡图书馆前

1966年的凌叔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