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 西南行

九月五日，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告别了北总布胡同，当天到了天津，与先已等在天津的梁再冰、梁从诫姐弟会合。等了十多天，全家和清华、北大的教授们登上停泊在塘沽的“圣经号”海轮，登船的朋友有金岳霖和朱自清。二十八日他们在青岛转乘火车，三十日到济南。随即再转车，夜半到徐州。经郑州，最后到达武汉。梁、林夫妇扶老携幼，上船下车，颠沛了整整九天。然而，武汉并非安全的后方，十二天后大家再转徙到了长沙。一路上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对于日后无穷尽的一次次上船下船、上车下车，这仅仅是个开头，算是个演练。

林徽因一家栖息长沙，借住在韭菜园教厂坪一百三十四号刘姓民宅的楼上。地点紧靠火车站，窗下列车不时呼啸而过。身处战时的知识分子缺少应有的战事常识，车站绝对是军事攻击目标，住在这里无疑是绝大的错误，或许他们当时别无选择。

似乎安顿稳当了，大家便旧习难改，又开始到处串门，他们更需要串门了。单身的先生们特别喜欢去有妻室的小屋，寻求家庭般的温暖，梁家当然成最佳的去处。大家围着小炭炉，品尝着林徽因烧菜手艺。事实上，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烧的佳肴，连作料都难备齐。林徽因说：“我是女人，当然立刻变成纯净的‘糟糠’的典型，租到两间屋子，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过去。”（《致沈从文信》）简陋的小屋里，有笑声，有叹息，总的说来情绪不是太坏，爱国情怀足以支持一段时期。拿北总布胡同说，当然今非昔比，但氛围林徽因仍有如置身太太客厅的感觉。略为新鲜的，是小屋里常回响起《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

北平解散的营造学社，梁思成着手在长沙重整旗鼓，办事处设在他住处的圣经学校。原来长沙也不是安全处所，林徽因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的险情。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日寇的飞机突袭长沙。过去敌机没有来过长沙，这次空袭之前就没有发布警报。梁思成听到轰鸣的声音还以为是期盼的苏联援军的战机，他跑上阳台仰头张望。刚看到机翼上可怕的血红圆块，炸弹随即落了下来。林徽因给费慰梅的信中详细记述了这惊险一幕：

在日机对长沙的第一次空袭中，我们的住房就几乎被直接击中。炸弹就落在距我们的临时住房大门十五码的地方，在这所房子里我们住了三间。当时我们——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两个孩子都在生病。没人知道我们怎么没有被炸成碎片。听到地狱般的断裂声和头两响稍远一点的爆炸，我们便往楼下奔，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可还没来得及，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它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开始轧轧乱响，那些到处都是玻璃的门窗、隔扇、屋顶、天花板，全都坍了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我们。我们冲出旁门，来到黑烟滚滚的街上。

当我们往联合大学的防空壕跑的时候，又一架轰炸机开始俯冲。我们停了下来，心想这一回是躲不掉了，我们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去承受那悲剧。这颗炸弹没有炸，落在我们正在跑去的街道那头。我们所有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都是从玻璃渣中捡回来的。眼下我们在朋友那里到处借住。

当晚张奚若接纳了梁氏无家可归的五口，从仅有的两间住房匀出一间，梁思成和夫人和岳母和儿女，三代挤在一起，屋里还堆着劫余中捡回的家什。多年以后，箱底仍残存着玻璃碎屑。

遭过这一场劫难，他们的经济开始非常拮据。长沙的秋天多雨潮湿，屋内阴冷难耐，住久北方的人很不适应。林徽因感冒了，躺在床上发冷发热。梁思成决定再往昆明迁徙。想到拖着病躯还要继续长途跋涉，林徽因情绪相当低落，认为自己是个“战争累赘”。她无奈地发问：

如果有天，天又有意旨，我真想他明白点告诉我一点事，好比说我这种人需要不需要活着，不需要的话，这种悬着（的）日子也不（不也）都是侈奢？好比说一个非常有精神喜欢挣扎着生存的人，为什么需要肺病，如果是需要，许多希望着健康的想念在她也就很侈奢，是不是最好没有？死在长沙雨里，死得虽未免太冷点，往昆明跑，跑后的结果如果是一样，那又怎样？

（《致沈从文信》）

林徽因仰问苍天，问归问，她和梁思成还是踏上了继续西迁长途，赶往漫漫茫茫的昆明，不会想到那里四季如春。昆明陆续聚集了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夫妇是到达最早的一户。十二月八日清晨出发时，张奚若、金岳霖来车站送行。这回出发没有一个熟人同行，昆明也没有相知的朋友等候，艰辛之外林徽因更添一层孤独感。他们背着大包大包的行李，里面塞满了被褥、枕头、衣服，还带着帆布床。出发的是一队实实在在的老弱病残：跛脚的男人、患肺结核的女子、六十来岁的老奶奶、八岁的姐姐、五岁的弟弟。

第二天到了湘西沅陵，天气晴朗，沿路层峦叠嶂，郁郁葱葱。看腻了北方光秃秃的山岩，盘桓在碧绿丛中，全家老小欣喜若狂，一时忘却了身处何时。林徽因浮想联翩，《边城》里的翠翠仿佛就蹲在身旁小溪流对面。

沈从文的大哥家在县城，事先已得信，二弟至交路过沅陵。他大哥以湘人的好客、义气，准备很细，一定让梁家老少休息好。碰巧沈从文三弟也从前线回家养伤，沈家兄弟十分张罗不停，备足了家作卤鸡、猪肉熏条、溆浦橘子、安江柚子、保靖皮蛋、龙山大头菜，客人垂涎欲滴。沈家坐落在城郊山坡，是幢精致的小楼。客人坐在廊下俯视城郭，闲谈了好半天。林徽因说，沅陵的风景，沅陵的城市，同沅陵的人物，在他们心里是一片完整的记忆，无论何时都愿意再来一次。她心情挺好，对战事似乎也乐观起来：

说到打仗你别过于悲观，我们还许要吃苦，可是我们不能不争到一种翻身的地步。我们这种人太无用了，也许会死，会消灭，可是总有别的法子我们中国国家进步了，弄得好一点，争出一种新的局面，不再是低着头的被压迫着，我们根据事实时（是）有时很难乐观，但是往大处看，抓紧信心，我相信我们大家根本还是乐观的。

（《致沈从文信》）

昆明之行的开头路程过于顺利，顺利也就戛然而止于这一点点的开头。走到湖南和贵州交界的晃县，林徽因患上急性肺炎，病势凶猛，高烧发到四十度。幸好同车旅客有位女医生，在日本行医回国的，她开个方子救了急。往昆明进发行程不得不暂时停止，梁思成全家宿在晃县县城一家小旅馆。旅馆嘈杂不堪，赌棍骂骂咧咧，妓女浪声浪气，操山东话的军官，各地来的汽车司机，鬼混的、喝酒的、打牌的、跟女老板吵架的，一片乌烟瘴气。林徽因高烧不退，在这般恶劣环境下躺了难熬的两个星期。不说名门千金，但道学者精英，被混杂于一塌糊涂的三教九流，真乃战乱时期的赐予，也是她人生的一种洗礼。

林徽因稍一退烧，全家便急急离开了龌龊的旅馆，等待他们的后面旅程更为艰难。凌晨一点全家守候在漆黑的车站，朝前方开的大汽车全被征用了，说运送航空学校的学员和机器。梁家好不容易挤上一辆卡车，二十七名旅客和大包大包行李，全塞进一辆四面透风的破车，拖延到十点多才滚动轮子。林徽因形容她乘的汽车：“这是个没有窗子、没有点火器、样样都没有的玩意儿，喘着粗气，摇摇晃晃，连一段平路都爬不动，更不必说又陡又险的山路了。”（致费慰梅信）果然，夜半车子爬上土匪出没的“七十二盘”山顶抛了锚。前无村后无店，荒山野岭中寒风凛冽，林徽因搀着再冰、从诫，不停地来回走动，依然暖不了孩子冻僵的小身子。绝望的旅客下意识地推车借以取暖，轮子慢慢前滚。推了一阵神话般出现了奇迹，路边闪出零星亮点，冒出一个村落。绝处逢生了，他们又躲过一劫。后面的行程，汽车一再抛锚或者峭壁挡路，又是落宿臭烘烘的客栈。一路大劫小劫连连不断。山野的景色却依旧秀丽。远处树叶殷红，近处茅草泛白，脚下淌过潺潺涧水，迎面不时地一道索桥一条渡船，然而此时林徽因已不再有路过沅陵时的心境。

林徽因病后初愈需要恢复体力，全家到贵阳找了家设施略好的“中国旅行社”。又休息了十二天，一月中旬，他们终于抵达昆明，原以为只需十天的路程，足足走了三十九天！这一路，林徽因所经历的艰辛是世人极少知晓的。

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林徽因在北平

1935年秋，林徽因在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