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赋予我们行为发生的可能

我在纽约大学的互动电信项目（Interactive Telecommunications Program）中任教，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生项目。在我任教的那些年里，我的学生的平均年龄基本保持不变，而我的平均年龄却连年以惊人的速度递增。现在我的学生都要比我小上15岁20岁。由于我一直以来都在试图传递一种观念——媒体在不断地演变发展，因此我现在不得不把我年轻的时光当做历史一样教授给我的学生们。看起来在我的学生们还没到15岁之前，我成长中所经历的稳定的时代就已经结束了，这些孩子们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在以成人的眼光看待媒体的变革了。

尽管近半个世纪以来，媒体一直在收缩，但我的学生对媒体范围的了解还仅仅局限于信息量的不断丰富。他们从来都不知道曾经存在过这样的媒体世界：电视里只有三个频道，傍晚观众唯一的选择是观看白人用英语读报纸。他们可以理解这种从稀缺到过剩的转变，因为今天我们还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但还有一件更难对他们解释清楚的事就是：如果你身为一名生活在那样的世界里的公民，当你觉得自己有必要公开发表点意见的时候，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权利。就是这样，媒体内容不是由用户创造的。如果你有足够的资本可以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的话，那么从严格意义上讲，你就已经不再是一名用户了。影评出自影评人，公众舆论来自专栏作家，报道来源于记者。适于凡人谈话的空间仅仅局限于餐桌和饮水机旁，偶尔会以书信的方式（这个方式太麻烦也很少见，以致很多书信都是以“很抱歉这么长时间没有写信给你了”这样的话开头……）。

在那个时候，任何人都能拍照片、写文章、创作歌曲，但是他们无法令其创作出来的东西广泛流传。向公众传递信息是一件公众无法做到的事情，由于缺少彼此轻易就能发生联系的能力，我们创作的动机都被压制住了。对广播和印刷媒体的接触是如此受限，那些尝试制作点什么的业余人士要么被猜忌，要么受到怜悯。自费出版作品的作者不是被当做有钱人，就是被认做爱慕虚荣。发行小册子或是举着标语游行示威的人都被当做精神错乱。《纽约时报》已故专栏作家威廉·赛菲尔（William Safire）归纳出这种划分的界线：

数年来我屡次开车穿越马萨诸塞大道，途经副总统的家时，都注意到一个形单影只、意志坚决的男人穿越这条街，他举着条幅说他被牧师鸡奸了。我断定那人一定是个疯子，但也正因此我忽略掉了本世纪最大一桩宗教丑闻的线索。

当我告诉我的学生们普通群众的沉默都是装出来的时候，他们纷纷表示赞同。但即便他们能够从智力上明白那个世界，我仍旧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对那个世界缺乏切身感受。他们从来都没有生活在一个不能公开发表言论的世界里，他们很难想象那样的世界与如今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参与行为环境究竟有何不同。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尼克·高英（Nik Gowing），在关于媒体危机的《“漫天谎言”和黑天鹅》（“Skyful of Lies” and Black Swan）一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2005年7月，伦敦地铁和公交车发生爆炸后的几个小时里，政府坚持认为是某种功率骤增造成了此次巨大的损毁和伤亡。即便就在几年前，这种解释仍是公众得以知道的唯一信息，这也给足了政府时间，令其在编造好反映事实真相的故事之前做好充分的事件调查。但正如高英所说，“在公有领域（public domain）内，在前80分钟时间里，有1 300篇博文示意事件的起因是爆炸物。”

当谎言对所有人都显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政府实在无法坚持说事件是由功率骤增造成的。可拍照手机和照片分享网站的全球化，使得公众可以看见地铁的内部以及双层公共汽车的顶盖被炸得粉碎的影像——证据与官方的解释完全不符。爆炸发生后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伊恩·布莱尔爵士（Sir Ian Blair），伦敦市区警察局长官，公开承认此次爆炸是恐怖分子所为。尽管他尚未完全掌控局面，他的助手也不赞成他这样做，但他还是公开承认了，因为人们没等他开始说就已经试图去了解事件真相了。此前，警察的选择是“我们要不要告诉公众点什么”，到2005年，则变成了“我们要不要成为公众谈话中的一部分”。布莱尔决定一开始就告诉公众真相，因为旧有的假定公众内部不会产生讨论的策略已经失效了。

对我们的新举动感到惊讶的人们，认为行为是一个稳定型的东西，但事实并非如此。多年来人类少有动机上的变化，但是机会总是随着社会环境或多或少发生着变化。在机会变化小的世界里，行为的变化也就很小，但当机会有了大的变动，行为也会随之变化，只要这个机会诉诸了人类的真实动机。

对认知盈余的利用使人们得以用更慷慨、更公开、更加社会化的方式来表现自己，而不再保留自己原有的身份，比如用户和电视迷。这种变化的原材料是我们的空闲时间，这样的时间我们可以用来投入到各个事业中去，从娱乐到文化变革。然而，如果我们需要的只是空闲时间，那么现在的变革半个世纪前就该出现了。现在，我们还拥有任由我们支配的工具，以及这些工具所提供给我们的新机遇。

并不是我们的工具塑造了我们的行为，但是工具赋予了我们行为发生的可能。当今灵活变通、便宜便捷、万象包罗的媒体提供给我们各种前所未有的机会。在“媒体”的世界里，我们就像孩子一样，安静地在边上围坐成一圈，吸收着圆圈中央大人们为我们创造的一切。但现在，这个旧世界已经让位于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大多数形式的交流，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都以某种形式可为任何人所用。尽管我们接受这些新的正在发生的行为，而且新型媒体也为其存在提供了新的方式，但我们仍旧需要解释原因。只有能帮助人们做其想做的事情时，新的工具才得以被利用。那么，到底是什么激发了这些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开始参与到媒体活动中呢？

[1] 2005年10月，韩国政府发布和修改了《促进信息化基本法》《信息通信基本保护法》等法规。2006年底，韩国国会通过了《促进使用信息通信网络及信息保护关联法》，规定韩国各主要网站在网民留言之前，必须对其身份证号等信息进行记录。——译者注

[2] 口袋妖怪，日本任天堂公司于1996年推出的一款游戏。——译者注

[3] 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首府和最大城市，位于莱茵河左岸，正对美因河注入莱茵河的入口处。——译者注

[4] 马克辛·洪·金斯顿，又名汤亭亭，华裔美国女作家，《女勇士》是其代表作。——译者注

[5] 这一系列词都含有“publi-”这个前缀，与“public”同源。——译者注

[6] 马丁·路德，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新教路德宗创始人。——译者注

[7] 美国著名女权主义作家兼学者。——译者注

[8] 洪都拉斯首都。——译者注

[9] 美国作家，其著作主要涉及科技、商业以及文化方面，代表作有《IT不再重要》《浅薄》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