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群体与自由

如今，人们在共同努力和公开行动方面拥有了更多新的自由。就个人满足感方面来说，这种自由所带来的好处很容易理解——对我们创造能力的利用，即使是最普通的利用（例如在YouTube上发布猫咪在跑步机上的视频，或者是写长篇大论的博客），都比单纯观看电视的行为更具创造性和丰富度。我们并不真正关注个人是如何进行创造和分享活动的，我们只要知道他们能够行使这一自由便已足够了。

然而，最关键的并不只是个人满足感的增加。与个人价值相比，在社会层面上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我们的认知盈余是如何得到利用的。参与目击者平台Ushahidi比参与“大笑猫”能创造更大的价值，制作和分享开源软件比创作哈利·波特同人小说能给更多人带来价值。Ushahidi或是开源软件带来的价值超越了参与者个人满足感的总和，甚至连未参与者也能从中获益。我们可以预见这种价值从个人扩大到社区、公众和社会后的规模。

个人价值是我们主动行动，作为创造者而非消费者所获得的价值。例如你拍一张照片，编一个篮子，做一个模型火车套件时，你个人可以从这些活动中获得一些东西。这种动机是业余爱好者们活动的驱动机。然而，正如凯瑟琳·斯通（第3章中曾提到的医学倡导者）所指出的，让自己感到并不孤独也是有巨大价值的。将社会成员感和慷慨的社会动机因素添加到个人的自主动机和能力因素中可以显著增加此类活动的数量。人们现在可以在YouTube上自由分享视频，比起分享视频还很困难且受众较少的时代，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拍摄各种视频。由于人类从根本上来说同时拥有社会动机和个人动机（正如比昂所说，不可救药地同时属于两者），社会动机可以比单独的个人动机产生更大的参与率。

社会化媒体的广泛传播使公开表达意见变得更加便捷，这引起了“分享”这个词语意义的微妙变化。一般来说，分享活动需要分享双方有较深的联系，分享照片这一想法暗示你了解和认识你的受众。这种类型的分享倾向于发生在彼此认识的人之间，是一种互惠的相互协调的行为。而现如今，社会化媒体显著增强了分享的广度和生命力，使分享结构开始具有多种形式。

分享形式按规模不同可以划分为复杂的光谱，但我们可以大概识别出其中最主要的4种形式：

个人分享（Personal Sharing），在原本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们之间进行，比如“大笑猫”。

公用分享（Communal Sharing），其参与性更强，在一个协作的群体之间进行，例如Meetup.com上面的应对产后抑郁症小组。

公共分享（Public Sharing），协作群体积极尝试创造公共资源，如Apache软件计划。

公民分享（Civic Sharing），表现为一个群体积极尝试改变社会，如“粉色内衣”行动。

这些横跨个人、群体、公共领域和公民的分享形式体现了参与者与非参与者相比所能创造的不同价值。个人分享所创造的大多数价值都仅仅使参与者本身获益，而在光谱的另一端，公民分享努力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让参与者所处的社会产生实际的变化。

个人分享是最简单的分享形式，参与者和受益者都以个人身份参与分享活动，从彼此的分享中获益。各种数码工具延长了分享活动所包含的潜在价值的存在时间，而不会给分享双方带来任何多余的要求。即使当前没有人浏览，向网络上传照片的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分享。

这些“冻结”的分享创造了极大的潜在价值。大量图片、文本、视频等材料囊括了许多此前从未受到关注的数据，而这些资料的存储基本是免费的，在未来它们可能会对某人有价值。那点价值看起来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在拥有20亿潜在提供者和同样数量潜在用户的环境下，任何微小价值的广度都是巨大的，许多原本个人化的创造性拥有了公共的属性，即使它们只是以冻结的形式存在。

创造公用价值则更加复杂，未加协调的众多贡献集合起来可以创造个人的价值，而一个互相交流合作的群体则可以创造公用的价值。应对产后抑郁症小组为自己的成员们创造了价值，尽管其中绝大多数仅仅只让Meetup的成员自身受益。相比个人价值，公共价值的创造要求成员间有更多的交流，但这一价值仍然只局限于参与者圈子内部。

公共价值与公用价值一样需要广泛的交流，但要求参与者更为开放，并与新人和非参与者分享创造出来的价值。与公用分享相反，公共分享允许人们随意的加入，创造的成果也对非参与者开放，Apache计划就是一个典型的通过分享创造公共价值的例子。因为一般来说，发起Apache计划的程序员们不仅自己使用合作的成果，还希望（并受益于）外界的使用。许多开源项目参与者的动机也的确源于对这些计划所能创造的公共价值的积极预期。

公民价值在开放性方面类似公共价值，但是对于致力于创造公民价值的团体来说，改良社会是他们显著的目标。娜莎·苏珊组织的创立目的并非只为了自己的成员，而是为了改善所有印度女性的自由。如果该组织像公用分享的方式那样，仅仅只为自己的成员创造价值，那它早就失败了。社会参与者的行动目的不只是改善成员的生活，他们还想要改善那些未参与者的生活（尽管从另一个角度讲，改善妇女的自由行为本身，却在某种程度上恶化了帕穆德·穆沙里那样的从原则上反对追求自由的人的生活）。

这些不同的参与方式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该有地区性的兴趣爱好者团体，任何个人和集体形式的参与活动都不会存在消失或被边缘化的风险。很难去想象在未来，一个人会问自己，我该在哪里分享我可爱小猫的照片呢？根据定义，对于个人的价值，只要人们想要，它们就必然会存在。而对于公共价值，特别是公民价值来说，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正如记者加里·神谷（Gary Kamiya）对当今网络作出的评论：“你总是可以获得你想要的一切，但是你不能获得你需要的一切。”我们需要的那种价值是由那些追求公共价值的团体创造出来的。

我们之所以应该更加关注公共价值和公民价值，不仅因为社会从中受益更多，同时也因为公共价值和公民价值更难以创造。我们能从大众的认知盈余中获得多少公共价值和公民价值还有待商榷，因其深刻地受到进行分享的团体的文化，以及这些团体所在社会的文化的影响。发明家和企业家狄恩·卡门（Dean Kamen）这样说道，“在一个自由的文化中，你获得你所欣赏的东西”。我们可以从公共价值和公民价值中获得什么，取决于我们在彼此身上欣赏什么，正如我们在维基百科、开源软件以及“负责任的市民”的案例中看到的，我们也可以欣赏创造了公民价值的人们，因为他们的努力使得这些价值成为所有用户的深层次体验。

对我们所赞赏的价值的获取，集中体现了最大化个人自由和最大化社会价值之间的矛盾。社会化媒体在原本不存在社会困境的环境中引入了社会困境，在现在这个历史性的时代之前，鼓励行动者为促进社会的美好而做事情只是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它们自身是制度性行动者）的任务，而如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处理其中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在社会尺度方面想做得越多，我们就越要互相紧密合作以实现（和赞赏）共同的目标。完全的个人自由和完全的社会控制都不是最优选择，管理个人自由和社会价值之间的矛盾成为我们的责任。这是一种妥协，应该遵循一种熟悉的模式来进行：没有一个完全的解决方案，只有用不同的优化方法来创造不同的价值，并管理不同类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