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们”为“我们”创造机会

20世纪70年代，一群自称“西风少年”的滑板玩家，创造了现代滑板文化；19世纪70年代，印象派画家团体聚在一起，通过互动产生出新洞见；音乐分享软件Napster的发明，既不是因为青年们比老一辈更有犯罪倾向，也不仅是因为他们胸怀分享的伟大精神。将我们的自由时间和特殊才能汇聚在一起，共同创造，做有益之事，构成了这个时代巨大的新机遇之一。谁能充分利用这一机遇，谁就能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

20亿人通过互联网相互连接，自由时间总计高达数万亿小时，但认知盈余并不等同于这些散落在全世界的自由时间的简单相加。相反，它是所有人共有的。

方式和动机并不足以解释我们的认知盈余正在衍生出什么新用途。我们仍需要考虑机遇，即能将我们的能力实际运用到协同参与中的机会。

新的工具赋予我们新的能力，继而又使我们能为彼此创造新机会，20世纪存在的意外从而因新机会的到来而瓦解。

人人都怀有内在动机，希望能有所作为，因为做事情既有收获，又有乐趣。如今，新的交流和分享工具的诞生，让我们更加沉迷在这些动机里。然而，方式和动机并不足以解释我们的认知盈余正在衍生出什么新用途。我们仍需要考虑机遇，即能将我们的能力实际运用到协同参与中的机会。此前，这些机会都被我们白白消耗掉了。20亿人通过互联网相互连接，自由时间总计高达数万亿小时，但认知盈余并不等同于这些散落在全世界的自由时间的简单相加。相反，它是所有人共有的。要想让这些盈余的自由时间变得有用，就必须把所有人的时间都结合起来。同时，只有在适当的机遇来临时，这一切才可能被付诸实践。

我们给彼此创造机会，否则人人都不会有机会。待人友好（若不能做到始终友善，则至少要公平相待），营造良好的氛围，让团队的力量大于个人。葛洛班之友若缺少汇聚资源的工具，或是没有把集体性的感恩作为对辛勤工作的回报，便不可能筹集到上百万美元。热爱社交和慷慨是人类的天性，即便是和科技互动时也是如此。因此，在解释人类上述行为时，将重点放在科技上的说法未免本末倒置：科技使这些行为成为可能，但并非引发行为的原因。

21世纪伊始，大量关于老年人开始使用社交工具的报道涌现，标题诸如“老年人爱上互联网”，“怪老头寻刺激：老年人都上网了，世界将会怎样？”，“老人网上寻找爱情成风”，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惊讶的语气。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便有不少人断言50岁以上的人不会接受电脑和网络。在那时，如果有人问：长辈们会接纳这些让他们晕头转向的新技术吗？答案只能是否定的。但一个错误的答案是因为一个错误的问题造成的。正确的问法应该是：长辈们会采用新的方式与朋友和家人交流吗？

电子邮件本身毫无用处，就像没有人会因为电流本身而用电一样。我们需要让电流产生作用，让电子邮件发挥价值——聊聊家乡近况，分享孩子的照片，讨论、争执、恭维、八卦，传播交流各种凡人杂事。诸如《老年人竟然上网聊天！》这类文章，其背后流露出的惊讶来自于以技术手段为中心的观点，却忽略了这类交流所隐含的社会机遇。

每当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时，人们总希望能得到合理解释，并且我们通常愿意相信那些强调新颖性的解释。如果人们正以慷慨、公开的态度来利用空余时间和才能，那么我们就会假定新的工具——网络、移动电话、新软件等一切之前不存在的事物是引起这一态度变化的原因。技术中心论往往对于新工具的出现感到惊讶不已。不过，事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当新事物出现时，我们不是问“为什么会有这些新玩意”而是问“为什么这些新玩意让人们感到惊讶”。

人们之所以对传播工具的许多出乎意料的用途感到惊讶，是因为我们旧有的关于人性的观念过于差劲。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ehneman）是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非经济学家，他主要研究人在何种情况下会做出不理智的经济行为，并将这一现象称做“理论导致的盲目”（theroy-induced blindness）：对世界已有的信念和看法会阻碍人们看清现实。（这也是第1章里“奶昔错误”的原理。）

如我们所见，“为什么这些人愿意免费工作”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建立在人类行为主要是出于个人或经济目的这种理论前提之上的。这种理论认为：为钱办事才是合理的，因此免费劳动就需要特别的解释。禁锢于这样的理论框架中，便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人愿意上传视频到YouTube或是编辑维基百科的条目。这里的问题其实出在对这类行为的解释上，而不是行为本身。一旦跳出问为什么人们会“免费”做这些事的思维，转而探究人们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整个内在的（和非经济的）激励便会成为答案的一部分显现出来。

年长者使用社交工具引起的集体性惊讶，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思维定式造成的，而与科技并没有多大关系。惊讶不仅是接收新信息那么简单，况且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消化世界上的大小新鲜事。昨日下雨，今朝晴朗，这就是新信息，但绝不会让人感到惊讶。惊讶意味着带有违背此前观念的新信息。换句话说，惊讶是旧信念被打破的感觉。在这里，让我们惊讶的是我们的假设：那些令人不悦的新兴通信技术最终将被证明一文不值。

许多有关人类使用的工具的故事，实际上讲的是人类动机。我们过分高估了电子邮件的遥不可及和难以使用，又过分低估了年长者的技术才能，甚至忽视了一个关于技术的基本事实：如果一个工具是有用的，人们就会使用它。（意外吧！）就算这个新工具和已有的存在天壤之别，但只要能帮助人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它就一定会为人所用。长辈们为什么开始使用电子邮件并不难理解，令人费解的是，我们怎么会认为使用电子邮件只关乎科技创新，而与社会延续无关呢？

只要时机合适，人类便会有新的行为方式，过去人们一直容忍的恼人的旧行为会相继停止。

在2006年的火人节^[1]上，一群精力旺盛的技术发烧友建了一个可以通过卫星打电话的电话亭。他们非常热情地邀请身边的“火人”们来免费打电话，但是只有很少的人这样做，因为大多数人不记得任何电话号码，他们没带手机，所以也无法从手机里查找号码（内华达州沙漠的部分地区没有信号，无法使用手机）。

本世纪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想要给朋友打电话，就需要记住一长串的电话号码。我们这样照做了，但是背电话号码似乎成了一个冷冰冰的意外事件。我们总是逼不得已才去背电话号码，我们从来就不想记那些数字，也从不擅长此道。我们之所以乖乖就范，是因为那是让我们去做真正喜欢的事情——例如和好友通话的前提。一旦快速拨号和地址簿出现，这样的意外事件便会立即解冻，融化一空。

我们类似记忆电话号码的诸多行为都是出于不便，而并非出自本意，一旦拥有更方便的选择，这些行为便会消失。从报纸上获取消息，在指定时间守在电视机前收看某节目，把假期的照片像一个天大的秘密一样保存起来——这些行为没有一丁点儿意义。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但是这些行为犹如诱发它们的那些意外因素一样不稳定。一旦意外因素消失，这些行为便会随之消失。

这里所描述的每一点令人惊讶的新行为都有两个共同要素：一，人们有机会在鼓励内在动机的方式下行动；二，这些机会在科技的支持下变得可行，但机会本身是人造就的。然而，这些点滴的新举动，是人类作为社会动物，对更加古老生活方式做出的延伸，而非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