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寻找鼠标，世界是“闲”的

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在看DVD，突然她猛地从沙发上跳起来，围着屏幕背后的电线绕来绕去。爸爸问：“你在做什么？”小女孩从屏幕后方探出头来认真地说，“我在找鼠标。”“我们在寻找鼠标”，小女孩的答案成了我的座右铭。我们四处寻找读者、观众、患者或者市民，他们有的被锁在创造和分享之外，有的享受着消极的或被禁锢的经验，我们发出叩问：如果能开凿出一点点认知盈余，加以利用，我们能让好事发生吗？我敢打赌，答案是肯定的。

方式、动机和机会三者的融合，从累积的自由时间这个原材料中，生产出了认知盈余。真正的变化来自于我们认识到这种盈余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会，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让我们为彼此创造机会的机会。

以群体的形式尝试新事物，是迄今为止也是将来对社会化媒体最为意义深远的利用。

新工具所提供的机会越多，任何人可以从之前社会形态推断未来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在本书中，我讲述了一种新的资源以及社会能够利用这种资源的途径。自由时间是一种资源，它随着每周40小时工作制度的兴起，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激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增加，人民身体素质提高，教育机会增多，社会繁荣昌盛，这样的环境又使得自由时间继续增长。而我们要讲的资源，所指的不仅仅是我们累积起来的自由时间，它们还不足以构成认知盈余，因为我们缺少使用它的手段。实际上，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人们累积的自由时间也在增加，但是，无论是野餐会和邻里协会，还是保龄球社团和商业步行街，许多原先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传统社会结构已经瓦解了。可供参与的选择的缩减，将规划自由时间变成了一个个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怎样耗完这些时间，而不是去有效利用它。

如今，自由时间转变为认知盈余所关乎的也不仅是新的社会工具。虽然支持公众参与、分享与讨论的媒体很新鲜，但是只有分享的方法而缺少分享的动机也没有多大意义。任何志愿行为都需要提供能够开发某些人类真正动机的机会。

如果我告诉你，我发明了一种能让你的母校校友可以更便捷地找到你的工具，你可能会不屑一顾；而如果我说，我发明了一种能让校友录（也就是你的老同学们）主动找上你的工具，你可能会对这个提议另眼相看。正如facebook、西班牙的Twenty、中国的QQ等社交网络服务的崛起所昭示的，这样的连接是全世界社会化媒体最流行的用途之一。

方式、动机和机会三者的融合，从累积的自由时间这个原材料中，生产出了认知盈余。真正的变化来自于我们认识到这种盈余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会，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让我们为彼此创造机会的机会。低成本实验和巨大的潜在用户基数意味着如果某人萌发出一个需要数十人或上千人的参与才能实现的点子，那么现在他就能以非常低的成本进行尝试，并且无须事先得到任何人的允许。

所有这一切都已然发生。这些变化既新奇又让人惊讶，但是最基本的改变已经完成。尚未发生的、尚未解决的，是当我们将世界的认知盈余作为一个共享和累积的资源来看待时，何种利益最终会从中凸显出来。鉴于创造性和慷慨行为的爆炸性增长，我们可以假设，对这个盈余的良好利用指日可待。这话不假，但是只是针对某些潜在应用而言。

体现了个人和公用价值的资源正逐渐将这个世界充满，这些价值主要是由参与者创造和捕获的。处在光谱这一端的“大笑猫”实验目前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然而，在光谱的公民分享那一端，我们不能指望各种能为社会带来益处的新活动自动发生。创造一种能给社会带来更广泛利益的参与性文化，可比分享几张搞笑照片要难得多。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住这种社会变化呢？

我们见到最早的对认知盈余的成功利用，是在技术团体中进行的计算机编程工作，在那里，人们充分理解协作行为，参与的文化障碍少之又少。致力于类似Apache、Linux这样的开源项目的程序员，通常被定义为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参与的人。伯克利的一位政治学家史蒂夫·韦伯（Steve Weber），也是开源代码运动最伟大的历史记录者之一，在他的著作《开源的成功》（The Success of Open Source）中提到，不论是协作成本的减少，还是最终结果技术质量的提高，都不足以解释为何人们会选择参与开源代码项目。相反，大量的核心程序员必须“对整个过程持有积极的规范或道德效价（normative and ethical valence）”，也就是说，必须做出一个深刻的判断，认为社会性生产是发明软件的正确途径（这正是第5章中提到的多米尼克·弗瑞的观察的实际版本，程序员每天在实践的重新整合的价值受到文化的强烈影响）。

像开源模式这样的共同创造，已经散布到了其他非技术领域，比如拼车和病人互助小组，但公民意识、并非是自动从公民文化中产生出来的。在愤世嫉俗者眼中，任何业余者的参与非天真即愚蠢。（我年轻的时候，每当想到别人的兴趣爱好时，就会陷入这种对他人的轻蔑中。）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应该用这些可能性和参与的美德做些什么呢？这是一个庞杂的话题，光是想想，就让人觉得充满诱惑。

但这样的话题永远都不会被真正讨论。如果你在网上搜索“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只会得到一连串无法打开的链接，因为社会不像群体可以有对话，可以作出决定，开展行动。公民价值不会因为社会的突然转型而凸显出来，也不会从个体行为中冒出来，公民价值反而是从群体的工作中衍生出来的，这些群体起初很小，但随着其规模和重要性的不断增加，协作圈、社区和实践的方式以及其他方面的群体方式都将得以不断优化。如果我们想创造新形式的公民价值，就需要去增强小团体尝试激发事物进步的能力，帮助下一个“同病相怜”这样的网站或是下一组“负责任的公民”的发起者们继续前进。以群体的形式尝试新事物，是迄今为止也是将来对社会化媒体最为意义深远的利用。

眼下价值的重要来源与其说是总体战略，不如说是广泛的实验。因为，对于下一个好点子会是怎样的，没有谁能有完全的把握。多达20亿的新参与者加入到媒体格局中，而这些领域之前是被一小撮专业人士所经营的，这给我们带来了迷失与困惑。当发生了这么多改变的时候，寻找绝佳点子的机会，就是让尽可能多的群体去尝试尽可能多的事物。未来并没有展现出任何上天注定的轨迹，事情之所以变得不同，是因为有人发现了如今有些事情能够成为现实，并且助力将它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