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悖论

约翰尼斯·古登堡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他印刷的《四十二行圣经》，这套令人惊叹的精美书籍成为了早期印刷品的典范。不过，这并不是他印刷的第一部作品，也不是他印刷过的数量最多的作品（他只印刷了不到200套《四十二行圣经》），因为后面这两项荣誉要归功于他印刷了赎罪券。

在天主教教义中，赎罪券可以被用来豁免已经被宽恕了的罪过所带来的炼狱之苦。天主教相信，罪过会增加人死后进入天堂前的等待时间。赎罪券是减少等待时间的一个途径，而得到赎罪券的方法是给教堂捐款。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很可疑，这种价值交换正在危险地向购买行为靠近，但只要以捐款的方式来换取赎罪的行为依然被允许，发放与接受赎罪券的欲望就会继续存在。

在古登堡的那个年代，赎罪券就是对该事务的书面记录，作为一种信物来确认持有人将来等待的时间可以被减少。教堂可以将权力下放给普通民众，让他们代表教会来发放赎罪券和收集钱财，发放者从这些收益中得到一部分作为自己工作的酬劳（乔叟在其作品《宽恕者的传说》［The Pardoners Tale］中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赎罪券发放者的故事）。然而，赎罪券带来的收入被发放者的手写速度所限制了，结果造成了供求上的不平衡：世俗中需要的赎罪券数量大大超过教会能提供的数量。

到了古登堡这里，他申请了一笔贷款，进入了赎罪券印刷行业。通过将赎罪券的内容排版，古登堡能够大幅增加赎罪券的供应量，既扩大了市场，也增加了自己的酬劳。他在印刷第一本《圣经》之前，可能已经印刷了上千张赎罪券（有极少张还保存至今）。（有种说法称他为了保住贷款，以用于利润更加丰厚的赎罪券印刷，起初不得不秘密印刷《圣经》。）

如果你见过古登堡在15世纪50年代时外面摆满了赎罪券和《圣经》的店铺，你可能会认为印刷机是为了加强教会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而定制的。不过有趣的是，事实恰好相反。

古登堡的印刷赎罪券席卷市场。16世纪初期，德国地区的赎罪券倒爷约翰·太泽尔（John Tetzel），带着一摞摞已经印好的赎罪券想要横扫城镇，他的叫卖常被翻译成这样一句话：“金库里钱币响一声，天堂里的灵魂就回春。”赎罪券赤裸裸的商业用意，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激怒了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于1517年发起了对天主教会的批评，也就是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这个论纲起初被他钉在维滕贝格（Wittenberg）一家教堂的门上，接着被大量印刷并散布开来。马丁·路德的批评，伴随着被翻译成当地语言的《圣经》的传播，掀起了新教改革运动，同时也让教会（以及整个欧洲）陷入危机。

看似能巩固那个年代社会结构的工具反而起了颠覆的作用。从1450年的积极角度来看，新科技仅仅是给现存社会提供了解决正在解决的事情的快速而廉价的手段。到1550年，赎罪券数量的增加已经明显导致了它的贬值，甚至出现了“赎罪券通货膨胀”——进一步证明了对一个社会来说，充足是比稀缺更难解决的问题。同样地，《圣经》的普及和赎罪券的情况类似，但也体现了更多的不同之处。《圣经》生产数量的增加同时催生了《圣经》种类的增加，廉价的被翻译成本地语言的《圣经》削弱了神职人员的阐释垄断。教徒们可以用本地语言听懂《圣经》在说什么，有文化的市民可以在没有牧师在场的情况下，自己阅读《圣经》。在16世纪中期，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运动已经掌握大权，教会对整个欧洲经济、文化、知识和宗教的外力作用结束了。

这就是革命的悖论。新工具所提供的机会越多，任何人可以从之前社会形态推断未来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情况同样如此。仅仅在10年前，还被看做是对20世纪媒介格局的一次推进的传播工具，如今却已经成了对媒介格局的侵蚀和削弱。一个人人可以接近公共空间的社会，与市民仅仅作为消费者来接触媒介的社会，是完全不同的。

早期的印刷革命同时也提醒了我们，在某种新工具扩散初期，就试图弄明白它的使用会如何（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社会，尚为时过早：巨大的变化会滞后。在赎罪券最初的传播之后，印刷版赎罪券的大量增加导致其价值贬低。微小的变化也能蔓延。那张被钉在门上的《九十五条论纲》，被重印、翻译、又重印，传播到很远很广的地区。看似威胁到统一性的东西，实际上创造了多样性。正如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在《作为变革动机的印刷机》（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一书中所指出的，研究早期印刷文化的观察家们都认为书籍数量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人会读书，但是读的都是那几本相同的书。印刷业理应巩固（或是威胁，由你持哪种观点而定）单一文化，因为一小部分的书会成为整个大陆共同分享的文化遗产。但是事实却是，印刷削弱而并非巩固了之前的文化知识。因为每位读者都能接触到更多的书，因此最终形成了多样而非统一的文化。资源多样化的增加削弱了对旧有生活方式的信念。如果一位学者既可以阅读亚里士多德，同时又可以读盖伦^[1]的著作，这两位观点的冲突会削弱读者对先哲的相对信仰。如果连亚里士多德都不可信，那你还能信谁呢？

今天，我们面临着类似的变化。当普通大众开始使用数字化网络时，每个人都会对公共领域有所贡献的想法被看做是不符合人性的（人性在这里可以被解读为20世纪的偶然行为）。然而，事实证明,人们渴望彼此交流的愿望是普遍存在的。在10年之内，支持公共表达的工具的使用范围已从窄到宽。本来被认作传统媒体的新渠道的东西，实际上却在改变传统媒体；本来在威胁着文化的同一性的东西，实际上却在创造着多样性。

不论是通过电脑还是手机，当今世界中的大多数成年人都在使用数字化网络，而且他们大多是在八九年前才开始使用的。社会观察家们拥有一个前所未有的观察人们接受和使用数字化工具行为的机会，而他们观察的结果和我们对一个不熟悉的新媒体到来的期待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对预测我们未来的行为实在是太不在行了。

在20世纪90年代，一项又一项的研究开始涉足对潜在用户们进行这样的调查：如果有条件上网他们会用互联网做些什么？最普遍的答案都集中在：“我会用互联网来查信息”、“我会用互联网来帮我做功课”，等等。而一旦人们都已经上网了，这些调查的结果就会变得和以前大不相同：“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与别人分享照片”、“和兴趣相投的人聊天”诸如此类的喜好总是排在答案列表的榜首。

在真正尝试新的传播工具之前，我们对自己将会用它来做什么的预测是如此不准确，因此这场特别的革命，像印刷革命一样，正被相互重叠的实验所驱动，这些实验的分支在起初都不明确。因此，要从一个工具中创造出最大的价值，靠的并不是总体规划或者跨越式发展，而是连续不断的尝试与错误。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在这样一种转变中要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充分利用这个过程。

大规模分享的可能性——被从20亿人的潜力累积中抽取出的在不同群体中进行的大型、不间断的分享，已经在很多领域凸显出来，从慈善的全球化到高等教育的逻辑，再到医学研究的实践。然而，我们集体分享的机会，远远比一本书里所列举的例子要广阔得多，因为书里的这些例子，尤其是那些涉及重大文化崩塌的例子，只是特例。

就像此前源于科技驱动的革命一样（无论是随着印刷机而出现的读写能力的提高还是科学文化的产生，或是此后电报的发明而导致的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如今重要的不是我们拥有的新能力，而是我们如何在技术和社会的双重层面上，将这些能力转化为机会。对所有能接近新型分享模式的人而言，我们如今面对的问题，是我们能利用这些机会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依赖于我们为彼此创造什么样的机会，以及我们形成什么样的群体文化，而不是某项特殊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