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一场革命的三种方式
一项新技术来临,必然要以某种方式融入这个社会。有些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如廉价的长途电话费和更快速的传真机),而有些则是重大的(如印刷机和电话)。因为一项新的沟通技术的出现和旧有制约的终止会改变我们的结缔组织,所以重大的新机遇总是会造成对社会的重构。新机遇与旧事物的差异越大,过时的行为执意不变的可能性就越小。依赖非竞争的方式进入公共舆论和协同工作领域的组织不会消失,但是来自一些业余的和无管理的组织的竞争将会改变它们的相对竞争力。对社会而言,尚未形成结论的一个问题变为,怎样去应对社会变化,甚至是伴随新机遇而来的社会变革。
当电话出现时,有些人担心,妇女们与没有经过适当互相介绍的男性交谈,会导致异性之间礼节的弱化。这种对社会混乱的担心是正确的。电话确实明显地让异性之间正式的交往减少了(后来出现的“流动化妆间”汽车扩大了这个变化)。很难想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会如何理解如今两性关系的本质。
想想在有着印刷机、电报、移动电话的通信革命时代中,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禁要问:什么应该发生?什么是一个新的技术融入社会的理想方式?
让我们将这个问题拆成几种不同的假设:
第一种假设是“我们尽可能承受的混乱无序”。我们让想要成为革命者的人通过新技术去尝试任何他们想干的事,并且不用去考虑现存的文化和社会准则以及对现有社会制度的潜在破坏。
第二种假设是“传统主义者的认可”。任何一种新技术的命运都是掌握在对当前行事方式负责的人手上的。这就像让修道士们决定怎样去使用印刷机,或是可以让邮局去决定用电子邮件做什么。
第三种假设被我们称为“协议转让”。设想一场改革派同传统主义者的平等谈话:改革派们提议使用新的技术,然后与传统主义者协商如何在利用新事物的同时保留旧事物中最好的东西。
严格地展开论述后,第三种假设看起来似乎是最理想的。然而我现在试图说服你的是,其实正确答案是第一种假设,“我们尽可能承受的混乱无序”。
而第二种假设“传统主义者的认可”,对社会明显是一个灾难。如果传统技术的受益者拥有否决权,他们将会有力地破坏创新,即使这种破坏并不总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一些在邮局工作的人也许由衷地认为,手写信件的方式优于电子邮件的方式。这样的人,出于深刻而坚定的信念,为了想要保留传统的价值形式而限制对电子邮件的使用,正如100年以前的马车制造商反对亨利·福特的非马拖款式,理由是汽车比马要危险得多。
对现有体制的偏袒有它的好处,至少在技术稳定期是这样的。当某些人经营一家书店、一份报纸,或是一家电视台时,让那些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正是这个社会的关键是有益的,即使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承诺有益于鼓舞士气并带领人们捍卫有益的和有价值的制度。
然而,到了革命时期,这些智力资产就变成了一种负担,准确地说,这是因为那些根深蒂固执著于旧方式的人看不到,社会是怎样从一个与传统模式不相容的方式中获益的。有些自相矛盾的是,正如我们所见,为了保持解决方案的可行性,那些致力于解决某个特殊问题的人也致力于维持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要求人们用传统的机制去评估一项新技术的根本性好处,作为一个群体,致力于保护现有体制的人往往无法在破坏性中看到价值。
与此同时,甚至是在“我们尽可能承受的混乱无序”的假设中,改革派们也无法创造出比社会成员所能想象出的更多的改变。我们已经拥有互联网40年了,但Twitter和YouTube还不满5岁呢,这不是因为之前的技术没有到位,而是因为这个社会还没有做好去运用那些新机遇的准备。因此,“我们尽可能承受的混乱无序”的上限就是社会扩散所需的时间和精力。新的观念趋于沿着社会方向缓慢地传播,社会扩散不只关于时间的消逝,也关于文化如何影响新思路的应用。社会性工具的被接受过程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喜:目击平台Ushahidi.com的创造初衷是用于追踪暴力,但后来却被用来监测选举;维基百科的设计初衷是作为一本百科全书,但是现在已成为全球性爆炸新闻报道中的关键角色。文化和语境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所有技术的扩散,而对于通信技术来说尤其如此,因为结缔组织随着这种连接着的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这种连接着的社会也随着它的结缔组织的变化而变化。
激进分子们将无法正确地预测最终的结果,因为他们具有夸大想象中的新体制价值的动机,同时他们也缺乏想象这些工具将运用于其他用途的能力,这也同样会使“协议转让”的假设流产。
在讨论关于这个变革的话题时,新的支持者和旧的捍卫者双方都持有系统化偏见,而这使得整个前景变得不可信赖。激进分子们和传统主义者从不同的假设出发,但往往终止于只谈对方的过去。只有让激进分子们去尝试过每一种东西以后,实实在在的“协议转让”才可能发生,因为鉴于缺乏预知未来的能力以及社会扩散的自然制动功能,大多数的转变会失败。最重要的协商不是激进者和传统者之间的协商,而是关乎社会中的市民,在全新的可能性之下,他们是唯一能够合理决定自己想过什么样生活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