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pster的成功，新机遇与旧动机

在人类动机这个问题上，理论先行造成的盲目阻碍了我们对人类为何如此行事的反思。你可以从一款名叫Napster的音乐分享软件的出现与快速成长的过程中，看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普通的信念是如何阻碍人们去认识新的行为方式的。

早在1999年，美国波士顿一位名叫肖恩·范宁（Shawn Fanning）的19岁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发明了Napster。这款可以让用户互相分享音乐的软件原

理很简单：Napster的用户可以将自己电脑上的歌曲目录与别人分享（只要保证这些歌曲都是MP3格式的就行）。所有Napster用户的目录被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主目录，供使用者下载全世界Napster用户拥有的歌曲。如果你想下载一首香草冰（Vanilla Ice）^[4]的《冰宝贝》（Ice Ice Baby），Napster会告诉你哪些用户有这首歌。得到这一信息后，你就可以直接从那些用户的电脑上把这首歌拷贝过来。

Napster就像是一个音乐黄页。正如你翻开电话本找到水管工的电话，然后直接打过去和他约好时间一样，人们可以在Napster主目录中找到音乐在谁手里，然后直接从其他用户那里把音乐复制过来。Napster的用户不用花费分文，因为复制一份一模一样的音乐文件（或者电脑中保存的其他任何东西）就是拥有电脑本身的附加效用。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Napster就以数千万的用户量，成为了当时成长最为迅速的软件。其惊人的成功绝对与文化脱不了干系，于是在21世纪初，人们针对该软件的崛起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年轻人道德败坏，无视对知识产权的神圣约定。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年轻人正是由于太满怀分享精神了，才会如此乐于参与到Napster所提供的公共机遇中去。第一种观点意在说明年轻人为何如此愿意索取，第二种则偏重于解释他们为何如此愿意付出。两种解释都不可能全对。但事实上，两个都不对。

在整个流行文化经典中最没有说服力的概念之一就是：天生代际差异（innate generational difference）。相信此概念的人们认为，三十多岁的那代人被称做X一代，二十多岁的那代人则被称做Y一代，这两代人生而不同，和婴儿潮一代也完全不同。这些标签在概念上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但是它们的解释价值几乎为零，犹如一种预言未来数十载而不是接下来几个月的占星术。

代与代之间确实有别，但机遇造成的不同远大于人之间的不同。人性改变是非常缓慢的，这些改变中包含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为了适应环境而产生的机制。在婴儿潮结束后出生的年轻人被贴上X一代的标签，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们才正式进入工作领域。X一代往往被认为懒散，没有继承前辈们勇往直前的工作精神，在当时被叫做“懒鬼一族”（slackers）（作为出生在婴儿潮末期的人，我喜欢这种推断）。我们中的那些懒鬼让评论家们感到坐立不安，他们认为这是预示着社会正在迅速走向灭亡的进一步证据——还记得那些关于杜松子酒的法律吗？

20世纪90年代，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X一代开始办公司，加盟创业企业，夜以继日，不断追求新的机遇。人们这才发现X一代根本就不是懒鬼，他们是企业家！问题是我们的判断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偏差？

很简单，我们没有考虑到那些当时只有20多岁的X一代身处的环境。1987年市场崩溃之后，美国经济表现一直起伏不定，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陷入全面衰退。在大萧条时代，做着一份没有前途的工作，靠与朋友出去闲逛、喝廉价啤酒来节约成本是完全合理的反应。也许即使深陷萧条，X一代还是胸怀大志的，只不过他们缺乏相应的表现机会。萧条一旦结束，机遇与前景立即大变样：高薪工作、自立门户、联合创业都变得容易起来，所有的一切都让那些懒鬼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X一代刚成年的那个年代里，经济环境并不鼓励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他们也因此变得懒惰。但突然间，经济环境变得鼓励壮志雄心了，人们所想象的年轻人理应有的核心心理特征就这样消失不见，反倒是被相反的心理特征所取代。你可能以为这种转变会破坏人们对于这代人的观念，但是将人们的行为归因于本性而不是当时情景的观念植根太深。实际上，这种观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心理学家对其有个命名：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当我们从限制因素方面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基本归因错误就开始起作用了（我没有去帮助那个汽车抛锚的司机，因为我上班已经迟到了）。但我们会将同样的行为归因于别人的性格（他没有停下来去帮助那个汽车抛锚的司机，因为他是个自私的人）。同样的，当我们认为X一代工作不够勤奋是因为他们的懒惰时，也掉进了基本归因错误。

如果是被表述为关于环境差异的理论，而不是关于心理差异的理论，代际差异理论还是有些意义的。实验表明，人，尤其是年轻人，对激励会做出反应，因为他们能从尝试中得到很多，又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要想搞明白为什么人们花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开拓新联系形式上，就需要克服掉基本归因错误，然后将你用来阐述自己行为的那一套用在别人身上：你对新机会做出反应，别人也一样，这些变化互相依赖，它们在放大某种行为的同时，也抑制了另外一些行为。我这一代或者更老一辈的人们常常看不惯现在年轻人在诸如facebook之类的社交网络上暴露太多私生活。我们会将年轻人的这种行为与我们在这方面的美德做比较：“你们这些暴露狂！我们像你们那么大的时候，绝对不会这么做！”这样的比较显然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之所以没那么做是因为那时没有机会。（从我对自己20岁时的记忆来说，如果那时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会很乐意也那么做的。）

用代际差异来解释Napster的成功是不成立的，因为无疑犯了基本归因错误。唱片业认定年轻人是因为道德败坏才愿意分享时，也犯了基本归因错误（一种明显的符合老年人观念的抱怨）。这个论题从来就讲不通。如果年轻人都变得无法无天了，那我们看到的不应该仅仅是音乐分享行为的增多，还应该有入店行窃等其他形式的盗窃行为的增多。相反，在唱片业抱怨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同时，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犯罪率却正在下降。甚至连侵犯财产的犯罪也在减少。看起来这些前所未有遵纪守法的年轻人开创了另一种特殊形式的犯罪，因为其独特的性质，这是一种只对数字产品适用的犯罪。

在文件分享（file sharing）兴起之前，你可以把CD给你的朋友，但是一旦他拥有了，你就失去了它。对唱片形式的音乐来说是如此，实际上对所有物理实体都一样。

与人分享一本书、一本杂志或是一双鞋，被经济学家称为“竞争”分享（“rival”sharing）。如果一张香草冰的《至极限》（To the Extreme）专辑在我这儿，你就听不了，反之亦然。不过对于一首在你电脑上的歌曲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对于数字音乐来说，我在拷贝一份给你的同时，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文件。如果我也想听香草冰的歌，那我可以名正言顺地拒绝把CD借给你。但是拒绝从我的电脑上给你拷贝一份他们的歌曲，就是另外一码事了。因为拷贝既不花费任何成本，也不会带来不便。

正如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名言：“点燃蜡烛照亮他人者，不会给自己带来黑暗；同样，传播思想，无损于思想的传播者。”Napster和其他供分享的数据一样，恰好拥有音乐可以像观点而不是物品一样被分享这一优势。

那些欢呼Napster证明社群主义一代来临的人们，也犯了基本归因错误。他们将一种新的行为方式误认为是人性的改变，而不是机遇的改变。年轻人使用Napster并不代表他们生而有更强的社区意识，他们仅仅是想要免费的音乐罢了。没有这种渴望，Napster一样不会成功。

即使在完全不耗费成本，或成本极小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打算帮别人一把的行为可以被叫做“恶意”。音乐产业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曾经（如今也同样）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自觉地对朋友保持恶意。范宁设计了一套系统，形成了用户趋于分享、远离恶意的累积行为。同时，和所有依赖用户累积参与的应用程序一样，Napster提供了分享的手段，但是只有它的用户能为彼此创造实际价值。正如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一篇名为 《默认的胜利》（Triumph of the Default）的文章中所预见的，设计者可以影响用户行为：

因此，设立什么样的默认值，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权力和影响力的特权。默认值不仅成为了驯服单个使用者选择的工具，它们更使得系统的设计者——预置程序的人，成为了操纵程序的人。架构的选择可以深刻地塑造系统使用的文化。

凯文·凯利关于默认值允许设计者操控程序的结论非常尖锐。默认值并不驱动系统，因为默认值不能创造使用系统的动机。它们所能做的只是在用户感兴趣的前提下，将这些动机转化成一定的成果。范宁设计了Napster，其默认行为就是共享。要实现共享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能使分享便宜得近乎免费的媒介；第二，鼓励分享的默认程序。

Napster得以在年轻人中流行，既不是因为年轻人比老一辈更加具有犯罪倾向，也不是因为他们胸怀分享的伟大精神。Napster的流行基于三个再平凡不过的原因：

首先，数字化资源无需花费任何边际成本就可无限复制；其次，如果分享足够容易，人们会很乐意分享，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一般不愿表现出恶意；最后，肖恩·范宁利用正确的激励方式，设计出一个程序，很好的将前两个原因连接起来。

就这么简单，搅得唱片业天翻地覆的就是这么个东西。同样，当唱片业通过法律途径将分享的成本提高到足以在相当多的人群中打破前两个原因之间的联接时，Napster的初始模型也就被破坏了。

也许这一解释听起来很枯燥，好吧，它其实就是很枯燥，尤其是和那些讲述社会如何急转直下或是迈进高阶意识的故事（随你二选一）比起来。音乐分享的崛起，不是人们无视法纪造成的社会灾难，也不是一个美丽新时代到来的曙光。它只是通过正确的激励方式，将新的机遇与旧有动机结合起来的产物。只要你做到了这样的结合，你就可以从最基本的方面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从简单到如音乐分享，到复杂到如公民参与这样的人类行为无一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