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通牒游戏

20世纪后半叶的主流经济学（也称为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将人的情感影响排除在金融交易活动的过程之外，认为情感要么发生在金融交易之前，要么发生在金融交易之后。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情感是发生交易的动机（“因为想穿得更体面，所以他买新鞋”），或是交易引起的结果（“因为买了新鞋，所以他这会儿更高兴了”）。交易本身被认为是冷酷无情的。这一简化了的概念与许多现实情况不一致，也与社会科学中庞大并且日趋重要的理论不一致。

作为一门涉猎广泛并且仍在持续发展中的认知科学，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表明人类行为并非始终是自私自利的，并且交易本身便包含了情绪因素。行为经济学家经常将被试放进游戏里来检测一些想法。通过建立一些简单的游戏规则，实验者可以在相对控制的条件下观察人们的行为。实验的关键之处在于通过设计让研究者清楚地观察到他们感兴趣的那部分人类行为。社会科学中最著名和经典的实验游戏之一叫做“最后通牒游戏”（Ultimatum Game）。该实验最早由沃纳·古斯（Werner Güth）、罗尔夫·施米特伯格（Rolf Schmittberger）和贝恩德·施瓦策（Bernd Schwarze）于1982年在科隆大学（University of Cologne）进行，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被重复了无数次。研究者们之所以热衷于这个实验，是因为其实验结果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预言大相径庭。

最后通牒游戏是双人互动游戏。设想一下，你和一个陌生人是这个游戏的两个玩家，你们分别有各自的角色：素未谋面的合作者是提议人，你是响应人。游戏开始后，研究者给提议人10美元，并告诉他有权决定如何在两人之间分配这些钱。一旦对方提出分配方案，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或者拒绝对方的提议（这也正是最后通牒游戏名字的来源）。如果接受，你们将按提议中的比例分配金钱并将钱带回家；如果拒绝，那么双方都将空手而归。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这个游戏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提议者会拿走其中的9美元，剩下1美元给你，并且你肯定会接受。毕竟，有1美元总比两人什么都没有好。1美元，尽管与提议者得到的数量相比微不足道，但始终聊胜于无。

理论依然代代相传，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游戏规则却并非如此。相反，提议者通常建议四六分或者五五分，响应者也都接受这种分配。如果提议者开出的价码很低，响应者会拒绝，因此双方一分钱都拿不到。分给响应者的钱越少，被拒绝的概率越大。假设你自己是吃亏的那方，本能地就会拒绝。但这种结果对新古典经济理论是一种打击。（理智的行动者怎么会为了情感上的满足，而平白无故地放弃从天而降的金钱呢？）随着最后通牒游戏结果的广泛流传，对其结论的挑战也随之而来。

游戏版本不断变化，有分几百块钱的版本，有对参与双方匿名性控制更严以减少其对报复担忧的版本，也有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的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叫做“独裁者博弈”，提议者有权制定分配规则，响应者对此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提议者做出的分配都比我们想象的要慷慨。实验上演了无数种变量的修改，但是这些试图揭开人类神秘理性核心的尝试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参加最后通牒游戏经典版的提议者们，没有一组表现得如古典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自私，没有一组响应者曾动摇接受过分背离公平的分配提议，不论选择接受在当时是多么理智的行为。

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尽管游戏双方此前都被告知两人间的关系并不重要，尽管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尽管他们与对面陌生搭档的互动仅限此一次，但是人们还是表现得仿佛两人的关系很重要一般。对于最后通牒游戏的批评认为，只有在当参与者确信他们做出的行为不会在游戏结束后引起社会后果的情况下，这个游戏才会正常进行。这种批评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我们对于想象一个完全匿名的交易环境都有困难的话，毫无疑问是因为我们已经深深地社会化了。人们并不擅长假装自己完全孤立，因为这种孤立本身就是罕见和不自然的。（即使是以最贪心的提议者而出名的经济系学生，也几乎不会提出9∶1的分配方式。）作为一个心理学实验而非经济学实验，最后通牒游戏和它的各种翻版显示，人们无法摆脱自己作为一名社会成员的身份而做出行动，也无法避免在脑子里考虑这些行为会对社会成员带来的影响。

拒绝吝啬的提议，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开诚布公的社交行为，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认知错误。在一个加强这一假说的游戏版本中，提议者变成了一台电脑，更重要的是，响应者知道对方是一台电脑。这个版本里，响应者通常都接受了对方的提议，面对机器，响应者缺少了鲜活的惩罚对象，也没必要向机器表达自己的不满，因为机器无法体会自己在拒绝时想表达的愤怒。在另一个版本的游戏过程中，参与者全程接受脑电波扫描。拒绝了吝啬建议的响应者，脑电波起伏剧烈，它让我们陷入一种满足感中，使我们发现让背离者循规蹈矩是能得到回报的，并且我们愿意为了满足这种感觉而放弃其他回报（在该案例中指金钱）。

只有当几个响应者同时竞争一个提议者分出的钱，并且响应者之间并不沟通时，才会有为数不多的实验结果与古典经济学的预测相符的游戏版本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提议者可以拿走九成的钱，因为响应者如果不接受，他自己就连一分钱也拿不到。这正是在市场里发生的游戏，在这里，提议者掌握着整个竞争的优势（当有众多提议者，只有一个响应者时，分配就会转变成一九分成）。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市场可以像广告里说的那么美好，前提是它的设计和实施是与社会协作相对的。

与此前人们认为市场是人类生活中一个普通现象的观念不同，如今我们发现市场是一个受限更多的概念。实际上，在一个社会中，人类道德标准的最大保障之一就是惩罚的意愿，即是否愿意去惩罚偏离公平准则、偏离道德规范的行为，即使这种惩罚会让自己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正是游戏中响应者在得到过低回报时所做的。这种个人承担成本却给社会带来利益的行为，叫做利他惩罚。人们从惩罚他人的错误中得到满足，即便这些惩罚行为会花费他们的时间、精力或者钱财。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响应者用拒绝来惩罚那些葛朗台般的提议者，虽然没得到钱，但是得知提议者因为他自己提出的不公平建议同样空手而归时，响应者得到感情上的满足。

“市场定价”天生就与“共同分享”这一组织人类事务的方式不相容。因此不难想象，假定某种人类文化中以市场为导向的意识越淡薄，这种文化中的人就应该越慷慨和开放。作为测试这种假设的一种方法，最后通牒游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都做了实验，正如人们所料想的，自私程度和市场力量确实相互关联。但让人诧异的是，两者实际的关系与人们的设想恰恰相反，市场对素不相识的人之间进行的慷慨互动持支持态度，而并非打压。也就是说，在某种社会中，一体化市场交易越少，其成员之间匿名互动的慷慨程度也就越小。

市场并非与集体分享格格不入，市场逻辑实际上增加了人们慷慨地与陌生人进行交易的意愿，部分是因为这就是市场运作的规律。当我售卖某种东西时，交易的经济属性实际上侵蚀了我怎样（或是否应该）去了解顾客的兴趣。市场使人们熟悉了和陌生人开展交易的实用性，同时，市场向我们暗示了，交易的确是一种合适的同陌生人进行互动的方式。

然而，社会生产中的规范早已存在于市场文化中，并不代表着两种模式能轻易杂交。实际上，要从付钱让专家来做某事转化到让社区出于情感来做这件事，在技术上也许不难，但从社会层面上考虑，却会是一大难题。献血和器官捐献究竟应该被当做公共利益还是当做市场商品来对待，人们一直对此争论不休。两种办法在不同的地方都被尝试过，各有利弊。但是这些争论的核心并不在于人们是应该在红十字会献血（依照集体贡献逻辑），还是刻意去卖血（在市场里有组织地进行）。这些争论真正关心的是，市场作为让人们供应血液和器官的场所是否道德（从代孕母亲到倒卖门票，你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