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产：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免费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如果你本周上网不少于两次，那么你应该给布莱恩·贝伦多夫（Brian Behlendorf）写封感谢信。布莱恩·贝伦多夫是Apache的元老级程序员，用于将网页传输到电脑上的软件Apache是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Web服务器。毫无疑问，Web服务器是软件开发史上最重要的软件之一。如今20亿网民，每年高达数百万亿次的网页请求中，大部分都是来自Apache服务器的。

Web服务器有很多种，但是Apache绝对是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人们使用Apache已经近10年，并且在这10年间的大多数时间里，Apache的市场份额都高于60%。这对于在Apache公司工作的人来说显然是好事，但是那又怎样呢？宝洁公司也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但是没人会觉得亏欠该公司主管一封感谢信，他们有市场作为回报。不过Apache却截然不同，正如自由软件拥护者们常说的那样，因为它既如言论般自由，又如啤酒般免费。

Apache的计算机代码就像哈利·波特同人小说一样唾手可得。但是相对而言Apache更具价值，并且其价值由Apache许可证保护。该许可证以一种版权的形式规定，任何人，包括其创建者在内，都不能阻止Apache的各种版本继续以免费的形式流通。你可以用这些代码创建、售卖属于你自己的Apache，但你不能阻止别人做出一个竞争性版本供大家免费使用。这个许可证的实际效果（这也是贝伦多夫和他的同事们不仅开发了软件，还设立了这一许可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任何对Apache有改进的人都可以轻易将其免费分享，而不用担心自己在日后的工作中会被疏远。这一功德无量的证书，既保证了程序员的使用权利，对广大使用者来说更是一个恩赐。

Apache项目吸引了一群不可思议的人才。有的参与者希望能有新的突破，有的试图让当前的版本运行得更快，还有的仅仅是想要修补程序的小缺陷。没有任何一个人具备单独完成所有这些工作的能力，不过团队中每个个体愿望之间的冲突，也会让团队不稳定。对于Apache来说，法律上保证的平等接近权和无限使用的自由，意味着虽然有部分人能够（并且也确实）利用这些代码开发出了商业版本，但大部分人还是会继续致力于免费版本的开发。此外，由于任何人都可以出于私人用途改进一个Apache版本，许可证又鼓励人们进行大量实验，最终这些实验的结果都被再次整合进主流的版本中去。参与的低门槛使得该软件的研发和成果的整合都比商业化开发的产品要容易得多。

Apache（以及所有大型开放软件项目）的不断进步得益于协作群体的存在。吸引这类群体并整合其工作成果的能力支撑着Apache长达10年的统治地位。Apache的非商业化并非偶然。要想从尽可能多的参与者那里得到尽可能低廉的贡献，它就必须是非商业性质的。若只对雇用员工开放使用权，或者只对付费用户提供服务，就会设立起很多障碍，Apache也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茁壮、灵活和受欢迎。确实有人可以通过改进Apache拿到钱。IBM雇用上千名工程师来开发各种像Apache那样的开源项目，最终得到了一个更有价值的产品，这就如同IBM花钱请这些工程师来开发一个IBM所有的软件一样。尽管如此，在Apache的例子中，就算他们对部分软件人员支付了薪水，他们却不能管理和控制整个项目。给工程师的报酬创造了价值，不过这个价值并非由管理或者产权而产生。

自由软件项目的成立依赖的反而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那一套机制：对公共访问资源的共同治理，外加成员之间的频繁交流和互动，以及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协议（比如Apache许可证）。共同体和许可证对于Apache的成功都很关键。共同体执行许可证中的条款，许可证给团体提供衡量可接受行为的标准，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Apache组织团队的方法既传统又新颖。和其他的协作圈一样，该团队由旧金山的6名程序员组成的核心团队开始，在贝伦多夫身边工作，但却不受他控制。该团队的目标是一心致力于改进他们使用的软件。随着软件的有效性不断提高，加入团队的人也越来越多。参与者越来越多，软件的功能就越来越强。团队成员增长到数十名、数百名，如今已有数千名之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进入了核心团队。相反，他们成为了边缘成员，他们的个人成就往往不及那些创建者那么重大，但是他们所有贡献的集合对于Apache的进步来说是举足轻重的。数百万次补充和修补成就了Apache的持续积极转变，并将它传播得更广更远。对于Apache团队的献策献力者们来说，Apache提供了同干涸的游泳池和巴黎画室一样的协作价值。

和传统的协作圈模式不同，Apache的成就是全球性的。这个项目吸收了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程序员所做出的增补和改进。他们的参与途径也是虚拟的，在偶尔面对面交谈和大量的在线工作和聊天中保持平衡。此外，保证其参与者可以始终拥有接近权的机制，即Apache许可证，就是专门为了支持这种全球性和虚拟性的合作而制定的法律保护。Apache项目表明，如今，不用花费大规模团队通常所需要的成本，就可以创造出同样规模的集体成果。

当我们想促成某件事发生，而这件事却复杂到无法单人完成时，我们便需要一个团队。让团队承担大型和复杂的任务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对于大规模、长时间的任务来说，其初级机制有两层。

第一层是私人部分，只有在能够组织起执行这项任务的团队，并且其所获报酬不低于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它才可能被完成。（这就是公司的世界，大多数汽车就是这样被生产出来的。）

第二层是公共部分，在这里，即使不会得到经济上的补偿，雇员仍能胸怀责任感共同为具有高认知价值的事情工作（这是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世界，大多数公路都是这么修起来的）。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人类最激烈的政治争论之一就是如何有效地平衡这两种模式的竞争价值。后来，最极端和纯粹的公共选择尝试没有取得成功，福利国家的崛起缓和了纯市场的观点，争论的结果融合为一个宽泛的中间地带, 在不同的地方，公共的和私人的创造产生了不同的混合。

然而，在有管理的组织和市场之外，团队生产还存在第三层机制。社会生产依靠团队成员完成其对价值的创造，以及相互间的工作协调，使用的既不是价格信号也不是监管（这是朋友和家庭的世界，大多数野餐就是这么产生的）。社会生产并不包括在20世纪最争论不休的政治辩论中。因为那时人们既可以利用自由时间，又可以不受市场和管理限制而创造出来的东西极其有限。

后来，两件事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共识。首先，行为经济学颠覆了人类总会理性判断价值的观念。实际上，我们并不理智，套用丹·艾瑞里（Dan Ariely）2008年出版的关于行为经济学的书中的话，是“可预见的不理智”。同时，市场是一个特殊例子，只有在严格控制的情况下才有效。拿最后通牒游戏来说，即使人们可以获得报酬，但他们默认的行为仍然依赖于对其他参与者的相互尊重。其次，一种令团体协作变得廉价和广泛分布的媒介的出现，使得许多对社会生产的旧有限制消失了。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尤海·本克勒把这种生产机制称为“基于公地的对等生产”。在这种生产机制中，所有参与者共同拥有和参与工作，地位相同的人共同创造，没有管理阶层的压迫。我们的媒介环境中新增加了上百万名参与者，迅速扩大了这种对等生产的规模和范围。如今，我们在以往市场和管理享有机制优势的大规模生产领域，也可以把这类社会生产作为一种解决办法增加进去，将我们的自由时间集合起来，使用提供这种社会生产机会的媒介，去解决那些有趣的、重要的或是紧急的任务。将我们的自由时间和特殊才能汇聚在一起，共同创造，做有益之事的能力的增强，构成了这个年代巨大的新机遇之一。谁能充分利用这一机遇，谁就能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