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学

知识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具兼容性的东西，但是要想利用它，就需要具备一些特殊条件。在《知识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Knowledge）一书中，作者多米尼克·弗瑞（Dominique Foray），这位来自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cole Polytechnique Fédérale）的法国经济学家指出，这些条件分别是：社区规模的大小，共享知识的成本，被共享知识的明晰性，以及接收者们的文化规范。

第一个条件是社区规模的大小，这非常直观。知识不同于信息，它具有人性特征。世上存在不为人知的信息，但是不存在不为人知的知识。知识只会存在于那些能够理解它的大脑之中。能够理解“生日快乐”歌词的社区显然要比能理解梵文诗歌的社区大得多（识字率很重要，因为它可以扩大能使用任何知识的社区的规模）。一个社区里能理解某种特殊事实、方法或是故事的人越多，该社区的人们合作运用这些知识的可能性就越大。

影响兼容性的第二个条件是共享知识的成本。任何降低传播知识成本的工具都会增加其参与者。当印刷降低了制作和保有书籍的成本时，能够阅读小说的人数就会大大增加，一个能读会写的老百姓一生中的阅读总量也会大大增加。电报的普及将国际新闻带进了地方性报纸，常常引起人们抱怨的是——密歇根（Michigan）的一家地方报纸取消了它的电报服务，因为国际新闻实在是太多了，关于马斯基根县（Muskegon）^[1]大火的新闻却一条也没有。全球资讯传播的低成本不仅影响了人们对外界的认知，还影响了他们的行为。电报导致的信息分享低成本，成为了引发当代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部分原因。如今，互联网正在降低的不仅是文字，也包括图像、视频、音频、原始数据及其他任何可以被数字化的东西的传输成本，这是一种与电报和印刷的发明不相上下的变革。

弗瑞所指出的第三个条件是被共享知识的明晰性。我们会以配方的形式交流烹饪技巧，是因为它能将所需食材和操作步骤全部罗列出来，配方表比单纯用陈述语句来描述一道菜是如何做成的要清晰明了得多。一段不着边际的描述也许和配方包含了同样的信息量，但是配方的格式显然更一目了然。因此，任何一群人一旦得到了一系列配方形式的行动指示，抛开行动本身不说，至少这条指示会在能够理解它们的人群中进行有效的传播。

简明的配方形式可以在面对相同困难的团体中加速知识的分享，这样其他人也更容易从这种形式产生的知识中获益。同样，相比只有特殊人群才能理解的表达方式，简单明了的表达，可以让观点更容易传播到其他人、其他群体中去（这个原则与博伊尔对炼金术书籍里的“含糊不清”的批评不谋而合）。

之前在第4章提到过，用户驱动创新领域的学者埃里克·冯·希佩尔，对一个叫做“零声誉”（Zeroprestige）的风筝冲浪团体进行了研究，他们用3D绘图软件设计风筝。当他们将几个作品放在网上后，一家中国的厂家联系到了“零声誉”的成员，表示愿意采用这些设计生产能够使用的冲浪风筝。当“工作找你”代替了“你找工作”后，外包的逻辑就被完全颠覆了。这一切成为可能，仅仅是因为对这些风筝的描述完全是以标准的3D软件格式来完成的，像个十足的配方表，这使得厂商能在网上找到它们，并在不借助任何帮助的情况下读懂它们。

社区规模的增大，共享成本的下降，清晰度的增加，都使得知识更加兼容。在适于这些特征生长的团体里，兼容性也在增加。如今，通过全球性的、廉价的媒介，无限量的完美信息拷贝得以随意四处流传，三个条件都被放大了，即便是在庞大而分散的团体中也是如此。业余爱好者使用这类科技工具，让信息全球可及，并且边际成本为零，这代表了对知识兼容性的一个巨大而又积极的冲击。

然而，从“无形学院”的例子中我们学到，仅有社区、成本、清晰性这三个条件是不够的。弗瑞提出的第四个条件是文化，即一个社区关于事物如何运行、人与人之间关系如何协调的一套共享假设。也就是说，要想真正利用兼容性，一个团体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了解它的成员在想什么。要想分享或者合作融洽，成员之间必须互相了解。艾蒂安妮·温格（Etienne Wenger），一位独立社会学家，提出了“实践社区”（communities of practice）这一概念，用来专门形容那些聚在一起分享知识，从而让自己得到提高的人。温格说，实践社区互相交流和阐释信息，帮助其成员在他们共同的工作中保持和增加竞争力。更为重要的是，实践社区为这些人提供了身份认同。也就是说，一个实践社区的存在，与其说是为了维护社区中某些特殊的知识，不如说是为了维护将社区团结在一起的文化。这类社区中的知识时常会改变，但是对工作的文化承诺却历久弥新。

新工具为我们创造新的分享型文化提供了机会，而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分享的能力才能真正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创造出Apache网络服务器（见第4章）的实践社区几乎是在一种全透明的方式下运行的。这个社区不仅共享计算机代码，也共享关于如何改进代码的探讨与争论。因此，自由软件工程不仅是富有价值的软件的发源地，更是一种珍贵文化的发源地。参与者对彼此之间关系的处理，与对于改进哪些代码的决策，共同构成了实实在在的进步。计算机代码很难读懂，就连专家程序员都会有解读的困难，光看这些代码，无法得知一个软件是否能良好运行。但是在Apache文化里，项目的进步可以从代码创造者之间的沟通方式看出来。能在程序员中引起持续、热烈争论的项目一般都很健康，而那些只能产生出一些小争论和缺乏沟通的项目，则会逐渐衰败。正如一段开源代码格言所说：“好的社区加上糟糕的代码，等于一个好的项目。”如果一个开源项目的社区成员都以使软件不断完善为己任，那么他们会努力去鉴别和推动进步。此外，一个有很大简单调整空间的项目，会对社区有更大的吸引力，至少在社区建立初期是这样，而一个错误百出的项目则会缺乏吸引力，让团体避之唯恐不及。不过如果一个团体在形成之初就能看到许多将来可以大展身手的地方，人们也会很愿意加入。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从未有过依靠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志愿者创建的可以运行的代码而形成的软件。1991年，Linux创始人莱纳斯·托沃兹（Linus Torvalds）在一个叫做Usenet的全球性论坛上，公开为Linux项目召集合作者。此后，莱纳斯·托沃兹因为这项发明而广受赞扬。从那个公开邀请开始，Linux的发展史更多地成为了一段关于保持团结、不偏离初始理念的史诗，而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话题。自由软件成功的途径，正是弗瑞在关于文化与兼容性的论述中所阐明的：参与者的规范是预测未来成功与否的关键，而这些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群体成员是如何理解彼此之间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