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参与所带来的归属感

2007年，克里斯托弗·阿凡尼尔（Christopher Avenir）成了位于多伦多的瑞尔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工程系的新生。对于像阿凡尼尔一样出生在数字时代、注定会上大学的人来说，融入到媒体环境中只不过是生活在发达世界中的一个副产品罢了。在他5岁的时候，公众已经能够访问互联网了。到他15岁的时候，诸如Friendster、MySpace、facebook之类的社交网站都已经推出了。他还没满20岁时，就进了大学。

在瑞尔森大学的第一个学期，阿凡尼尔修了一门化学导论课程，和所有的学生一样，他发现这门课很难。认识到这点以后，和所有的学生一样，他加入了一个学习小组。到这时为止，他的故事仍平淡无奇，但是由于他的年龄和他所处的时代，世界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在线学习小组。阿凡尼尔加入了facebook上一个叫做“地牢/掌握化学答案”（Dungeons/Mastering Chemistry Solution）的小组（地牢是学生们对学校里他们一起学习的那间教室的昵称）。阿凡尼尔是小组的管理员，他负责处理同学们加入小组的请求。最终，他们班有146位同学都成了学习小组成员。

在学期末，化学老师安德鲁·麦克威廉姆斯（Andrew McWilliams）在facebook上发现了这个小组。尽管不能查看内容（因为他不是成员），麦克威廉姆斯还是将阿凡尼尔告到了学校。瑞尔森大学对阿凡尼尔提出学术指控，事实上共有147项指控——一项针对他作为facebook小组的管理员，剩下146项针对他分别允许了146个人加入。这个指控严重到足以将他开除出瑞尔森大学。

阿凡尼尔与学校的对峙关系显示出两种根深蒂固却完全对立的观点，这种冲突在任何一个大学里都存在。瑞尔森大学的立场很简单：使用facebook是错误的，因为个人的学业任务不应该被拿来分享。科技学院院长詹姆斯·诺里（James Norrie）说：“我们是瑞尔森大学的卢德分子^[2]吗？当然不是。但是学术不端准则里说过，如果本应该是个人完成的任务，而学生却在一起完成，就叫作弊，不管他们用的是facebook，还是传真机或油印机。”

阿凡尼尔的立场则截然不同。对于他来讲，facebook只不过是校园的延伸。如果学习小组真的在一个叫做地牢的房间做化学作业，那在学校里做作业和在网上做作业没有任何区别。阿凡尼尔说：“如果这都算是作弊的话，那么私人补习也是作弊，学校里导师带学生做项目也是作弊。”就算学生都被要求独立完成作业，他们也会互相学习怎么做。从同伴教学，到合作，再到毫不掩饰的作弊，它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范围。但是当学生们都聚集在地牢里时，校方就应该相信他们能理解并尊重这些范围的不同之处。从这个角度来看，facebook所承担的所有功能，是一个和地牢作用完全相同的传达思想的空间。

对facebook作用的不同解释如同最简单的两种信仰冲突——“facebook是另外一种媒介，就像油印机一样”与“facebook只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对此的解决方法是，选择其中一个被认为是正确的说法，然后执行瑞尔森大学现行的适用于媒介使用和学生对话的政策。然而，困难在于，从两者中选择任何一个都是错的。facebook并不像传真机或油印机，它与旧媒介没有很高的可比性，因为它比那些旧媒介都更具交互性，同时参与者可以展开群体交流，而一本油印的备忘录是没法让它的接收者们彼此交谈的。

当然，facebook也不仅是瑞尔森大学地牢的简单替代品。首先，facebook小组对全世界都是可见的。这种透明性使得这个小组成为一个关于瑞尔森生活的隐性广告。在facebook页面上，他们已经对请求作出了详细说明：“如果你申请加入，请使用以下格式讨论、发布化学作业的答案。如果你的答案尚未发布，请键入。”虽然麦克威廉姆斯没有检查小组对话的具体内容，但这些要求看起来已经是在赤裸裸地征集答案以供分享了，这与作业的本质是背道而驰的。（参加这个小组的学生都坚持说，分享答案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然而我们再也不能独立判断这种说法是否真实，因为这个小组已经被删除，找不到任何公开的记录。）

其后是不劳而获的问题。即便这个学习小组是在瑞尔森校园里一个真实的地牢里聚会，但没有哪个地方能容下146个人。如果有一个6人学习小组，这时来了一个潜在的新成员，并且说，“我不是来加入的，我只想瞟一眼你们的答案就走。”这种人很好辨认，而且会被赶走。正如戴夫·希基对在小俱乐部里演奏的音乐家们的观察一样，在一个亲密的场所中，谁真的愿意成为一分子很容易辨认。但是在一个较大的群体中，滥竽充数，光消费不贡献就容易得多了。

在线空间很特殊。不论facebook学习小组的价值有多大，可以确定地说，在一个有146人的小组里，有些人不劳而获、利用那些供大家分享的价值，而没有做出相应的回报。诚然，许多在线协作都容忍搭便车的人，无论是学习小组、开源软件，还是用户创造的媒介集合，它们都是由一小部分高度投入的成员来共同创造价值，再由一个相对更庞大的群体来使用这些价值的。这种对搭便车的人保持宽容的制度价值巨大，但是若用在教育上，往往结果很糟。

“facebook就像一台神奇的传真机”，“facebook就像一个在线教室”，这两种比喻的冲撞实际上夸大了某种新兴事物类似此前出现过的事物的程度，并且都低估了新旧事物之间的差别。facebook之所以是facebook，是因为它具有传真机和课桌所不具有的东西，阿凡尼尔和他的同学们将facebook使用得淋漓尽致。它能在一个已知的社会团体中廉价、迅速地散布信息，并且不要求参与者出现在同一时间和地点。

尽管这种能力具有如此杰出的特性，但是对教育来说，却并非积极的。瑞尔森大学管理者的不安是正当的，因为大学教育从来不仅仅是或者主要是效率问题，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比如，老师提出氢和氧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水是怎么来的，而是因为他想让学生学会自己去寻找答案。带着答案上讲台，简简单单提问题，不要求学生将思考过程内化，这样的老师是教不好学生的。事实上，仅提供答案的做法是与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的。

然而，对技术信息进行处理的群体始终都在分享他们的观察和技能。在同等条件下，与同伴分享所得与困难的学习者，要比孤军奋战的人群进步得更快、更多。一轮又一轮的争辩，都没有清楚地说明瑞尔森应该持何种立场。实际上，答案虽然不那么清晰，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个人与集体工作的再平衡正中大学教育的要害，而这种再平衡通常的结果是对不同利弊的权衡。实际上，争论的双方处在了两个极端——永远禁止任何两个人互相交流，以及要求每个人随时都与别人交流。从教育的角度来说，两者都不可取，因此有必要进行新的协商。

毫无疑问，看似基本的原则实施起来并不轻松，因为这些原则其实并不基本。瑞尔森大学的政策中包括很多学院和大学在学习小组方面约定俗成的规定，而它们的设立都依赖于一些不言自明的传统假设：18岁的孩子不可能成为全球出版商；学习小组需要在实实在在的教室里聚会；一张桌子不可能坐得下146个人；学校发生的事，外界不应该知道，等等。瑞尔森大学的反应一部分是由于这些假设在这个时代已不再适用，因此突然需要改变政策而造成的。

在阿凡尼尔的惩戒听证会上，公共讨论主要集中在他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他并不是facebook小组的创建者，只是恰好当了管理员，所以他的行为与其他学习小组成员并没有太大不同。此外，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企图隐瞒他们加入的决定——他们甚至以真实的地牢给小组取了名字，这让人很难相信他们认为自己在作弊（考虑到建立一个秘密邮件组是何等容易，如果他们真的是想作弊，那麦克威廉姆斯永远也发现不了他们）。校方接下来似乎也意识到他们最初对阿凡尼尔的指控有点小题大做了，他们把阿凡尼尔在参加学习小组期间取得的考试成绩降低了等级，但并没有开除他。

任何禁止使用社会化媒体的尝试都有可能让瑞尔森大学背上监视的罪名，这与把学生当做成年人看待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相反，对社会化媒体使用的限制，只能作为一种个人自我约束以及人们相互之间文化期待的一部分，主要靠学生自己来实行。瑞尔森大学（实际上，所有教育机构都一样）中的团体需要做的是制定新的规则，给学生们解释哪种分享方式被允许，哪种则被禁止。这个新规则应该积极地确保个人和团体要求之间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是在现实世界中曾经存在限制的领域。因为选择余地不多，学习小组才被限制在面对面的互动形式中。随着这种限制的消失，学生们必须在新的能力范围内建立起相应的新约束。

人类的才智和环境的不便性共同造就了社会，社会就是这样被那些它能做到和它不能做到的事情不断塑造着的。然而，这两个特征是极度失调的，因为围绕不便性兴起的文化假设似乎更现实主义一些：

学习小组之所以规模很小，是因为大型、活跃的小组不能在很短的期限内一起合作；一群朋友或者邻居拼车，是因为在更大规模层面上没有解决供求的办法；专家写参考工具书是因为义务劳动者之间无法充分协作，以至于无法创造任何价值。

诸如此类对不便性的解决，无论大小，常常会涉及一种特定工作类别的产生。大学教授、美食评论家、图书管理员和档案员，他们都为将这种不便性保持在人人可解决的水平上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然而，当此前不方便的事物突然变得方便了，那么传统的设置就需要重新商榷了，其中包括这些人的角色：当你能从去过某家餐馆的顾客发表的全部评论中获取建议时，食评家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在其他方面，比如阐释主厨的用意所在，或是某道菜的历史渊源方面，食评家仍然发挥着作用。不过，随着他所处世界的改变，食评家工作的总体价值也相应缩水了。

这种变化让人很容易失去方向，同时也导致了很多食评家对堆积如山的大众点评的猛烈抨击。美食评论家史蒂文·肖（Steven Shaw）在2000年的一篇叫做《Zagat效应》（The Zagat Effect）的文章就是对该现象的关键性控诉之一。Zagat是一本餐厅指南，集合了消费者的点评和评级。肖把它们批评得体无完肤，特别是这本指南把纽约市的联合广场咖啡馆评为第一名一事，让他感到忿忿不平：

（联合广场咖啡馆）是这样拿到第一名的：在调查中人们被问到：“你最喜欢纽约哪家餐馆？”……联合广场咖啡馆，确实是一家很好的餐馆，它因体贴的服务而受到广大纽约市民的喜爱——它可能是全纽约有档次的餐厅里最不会让人望而却步的，食物简单而又味道浓郁。不过，就算是出于对这家广受欢迎的餐馆应有的尊重，将它排在其他许多餐馆之前也是荒谬至极的，尤其是还排在了像Lespinasse，Jean Georges和Daniel这样的世界顶级餐厅前。

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明为什么喜欢联合广场咖啡馆就比喜欢Lespinasse荒谬可笑，更何况称Lespinasse为世界顶级餐厅本身就有问题。在一个信息开放的世界，评论家们的行动可得小心一点。肖并不愿意将联合广场咖啡馆贬低成一个糟糕的餐厅，它只是不对肖这类人的胃口罢了。也就是说，肖这类的专业美食家，喜欢从开胃菜开始就指手画脚。但若他抱怨得太过明显，就可能削弱他对读者的影响力。过去，当专业评论是读者能看到的对餐厅唯一的公开评价时，这个问题还不大（对读者的蔑视也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当我们可以找到大家对“你最喜欢哪家餐馆”这个问题的全部答案时，比起专业食评家的评论，我们或许会更喜欢这些集合起来的答案。

对共享知识传播的反对观点通常是我们需要专业技能，这一观点的拥护者们常常会说：你绝不会让一个从维基百科上学到手艺的人来为你做脑外科手术，那就让我们规定（正如律师们常用的口吻），上述说法是正确的。当需要进行脑外科手术时，让一位被认可的专业医生来做似乎是明智的选择。然而，这条规定的可笑之处在于，我们根本不需要任何规定，因为事情本身不言自明。类似于业余脑外科医生这种经常被拿来作比喻的人物，只有在并非关于脑手术的话题中才会出现。人们用它来说明，每当专业者和业余者出现分歧时，我们应该偏向专业者。

但反对者们的思路中存在两个缺陷。第一个是你不需要一个所学都来自《大英百科全书》的脑外科医生。脑外科手术的比喻适用范围并不广，因为它根本没有涉及需要在相互竞争的信息来源之间做决定的情况。与此相类似的可笑的论断是：任何没有经过专业食评家体验的餐馆，你都不该去尝试，毕竟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也许会发生，你发现那里食物简单、味道浓郁，而且还没有盛气凌人的服务员。这个例子和脑外科手术的例子一样荒唐可笑，而它走向的是另一个极端。但是这些例子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类比，现在我们可以发问，“一般情况下，我们遇到的情境是更像外科手术还是更像餐馆评论员？”脑外科医生了解大脑的构造，也了解如何使用手术刀，切除大脑的某部分是只有专业医生能做的事，但是知晓大脑每部分名称的权利是不是也该只被某些人拥有呢？

脑外科手术比喻的第二个缺陷在于，它让听者认为我们始终只能和专业人员，而不是业余爱好者打交道。不过奇怪的是，没有人会同意这个观点，甚至连那些对维基百科训练出来的脑外科医生感到担忧的人也不会同意。

事实上，要是对专业的偏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那我们都该去光顾妓女了——毕竟她们要比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验丰富，技术娴熟。相比之下，恋爱中的人都是业余者。但在恋爱中，亲密感胜过技巧。相同的道理，就算我唱歌很难听，我也会给我的孩子们唱“生日快乐”，不是因为我可以比普拉西多·多明戈（Placido Domingo）或是莱尔·洛维特（Lyle Lovett）唱得更动听，而是因为我比那些天才歌唱家们更爱我的孩子。

有时候，当我们与人合作或者为他人做某事的时候，虽然做砸了，但是效果却比请专业人员做并圆满完成任务更好。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在其作品《免费：商业的未来》（Free）中讲述了他的孩子们决定在大屏幕电视上看什么内容的故事。

他的孩子们是《星球大战》的粉丝，当时他们有两个选择，一是看一部高清的《星球大战》电影，二是在YouTube上看由乐高玩具再现的《星球大战》片段。猜猜孩子们选了哪个？他们已经对这部经典之作倒背如流了，因此对他们来说，看看自己的同龄人用这些共享知识玩出了什么新花样更有吸引力。

两股对抗力量，改变了对于纯粹专业化的偏见。第一个是Zagat指南的反例（普通人分享其所知的价值），第二个是唱“生日快乐”歌的反例（做某件事的价值在于让你拥有归属感或是慷慨感）。有时候专业工作的价值确实胜过业余分享或归属感的价值，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大规模长时间的分享会让人感觉更好。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期待业余参与成为一种开放的选择时，期待就会改变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