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从一本《手淫》小册子至整个文明世界

    探讨手淫文化的第一本书——《手淫》诞生于18世纪的英国，那正是印刷技术飞速发展的年代。这本书之所以意义重大，在于它激起人们对一种令人恐惧的罪恶的关注和议论。然而，如果不是当时的图书和药品交易繁荣发展，如果不是出于盈利的动机，对手淫文化的讨论是不会出现的。

    当然，《手淫》这本书可不会这样写。作者在书中说，他的动机是纯洁的，主要是想告诫大众“自渎”这种“令人可鄙的行为”所产生的对精神和肉体的危害，并附上一些“著名医生”开的药方，以治疗手淫所导致的疾病。 ［6］ 但是，他的这种想法并不切合实际。作者提供的这些药方的成分往往贵得惊人（作者也在书中对此表示同情），而且药方的配法十分复杂，非一般病人可以掌握。更没有人会拿着药方去药房，请求药剂师为这种见不得人的疾病配药。因此，作者在书中说道，他已经配好了一大批这种药，并将其转让给一个“具有专门技术的人”——此人是他的一个医生朋友，而这位朋友则自己掏钱印刷2000册的《手淫》作为回报。想必这位医生在一开始是免费提供这些药品的，但此举后来证明代价太高。当时，每本书都配有治疗这种性疾病的药剂，而且价格不菲：整个药方要价12先令。在当时，这个价钱可以在咖啡店里买到290杯咖啡（外加点心），并且相当于一个男仆两周的薪水。（18世纪末期时，《手淫》一书不再被捆绑进入药品买卖市场，只是作为隐晦色情文学的一个独立作品而存在。）后来，读者们被建议用自己的名字申请，在《手淫》的出版商和书商那里，都可以申请购买这种药剂。

    这个故事尽管在开头部分有些故作慈善之嫌，但整体看起来并非难以置信。在当时，书籍附带赠品和用廉价书籍（一些只有一个印张的小册子）推销药剂是十分普遍的做法。例如，治牙痛的“止痛项链”、起清火通便作用的小糖果，以及各种各样治疗痛风、风湿和性病的药方。这些东西在推动手淫文化的传播上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7］ 出版商和书商不仅出版、销售书籍，还顺带出售药剂。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某个文人负责创作书籍，另外一人负责制药，他们与从事书本贸易的人一起策划了这一运作。

    然而，在《手淫》的运作中，道德主义者——那位没有什么医疗背景的作家——和“强力大补药”、“多子多春粉”的制作者之间的区分被打破。读者们被告知，他们可以通过零售商约见并咨询书的作者，“当然是要付费的”。出版商、印刷商和书商都期望书卖得好， ［8］ 于是，在对书的需求之外，又形成了一个虽然独立，却与书的需求紧密相连的新的市场需求——对此书所附带的药剂的市场需求。

    1716年前后，有关这本书、这种药，以及该书的增订本的广告开始频繁出现于伦敦的周报上。从形式上看，这些广告与其他广告没有太大区别：都是豆腐块大小，与现代的招聘广告有些类似，印有《手淫》一书精美的封面，并不断地出现关于这本书再版和畅销的最新报道。有时还刊登诸如“该书新版附有女读者来信探讨闺中秘事”的新闻。在一个印刷技术飞速发展的年代里，这本书和其他流行产物一起，互相依存，而又彼此竞争。例如：在某一周里，《手淫》的广告被夹杂在两篇流行报道之间，一篇是有关一个哑巴绅士的报道，这位绅士能够记住所有他曾遇见过的人的名字；而另外一篇则是一部新书的发布公告，这本新书的内容是关于即将崩溃的教皇统治。《手淫》的商业成功在当时是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我十分渴望一睹为快，因为这本书不仅令整个世界为之动容，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再版了多次。”这是1724年一位评论家的言辞（出于嫉妒，他在当年对此书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在报纸——如《星期天邮报》——可以传播到的地方，对于该书的讨论和争议也如影随形（上面的例子来源于我随意找到的一份1718年10月28日出版的报纸）。《手淫》的声名也远播国内的各大城市。事实上，在英国印刷史的早期，这本第一部指出无论男女、无论老幼都会进行“不洁的手淫”的书是最先得到广泛宣传的书籍之一。 ［9］

    《手淫》一书的热卖令人津津乐道。一封被公开出版的信札（出版于1723年1月25日——对于这个日期的真实性，我们无从考证）的作者曾提到，他第一次见到这本书以及手淫一词，就是通过一个刊登在《伦敦杂志》（London Journal）上对于该书第六版的广告。当时，他正在一个公共场所阅读该杂志。“我问一个朋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随即告诉了我，令我感到十分震惊。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于是，像其他人一样，他买了一本书。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这本书的畅销以及现代手淫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欧洲早期大众传播的大肆宣传，和当时所营造的公众空间。据统计，伦敦在1700年时已拥有近2000家咖啡馆。在1739年，还出现了关于某个特定区域的更详尽的数字。在一个被称为“道德区域”的地方——这是几个教区的统称，它们自16世纪以来就开始统计本教区的死亡人数——就有551家咖啡馆。咖啡馆不仅是刊登《手淫》和其他流行文化书籍广告的报纸流通的地方，同时也出售《手淫》的读者们认为他们所需要的那种药。由于当时邮箱还并未出现，邮单的投递、包裹的领取都是在这样的信息和贸易集中的公共场所。很多大城市在1700年时就已经出现了很多咖啡馆。 ［10］ 咖啡馆的出现成为手淫文化得以传播的重要渠道。

    随着印刷业的蓬勃发展，《手淫》及其《补遗本》大为畅销。两个版本互相吹捧、互相得利。例如：一个没有具体日期的《补遗本》大肆推销《手淫》原书的最新版：“无论男女性别、年龄大小、学问高低、职业贵贱，不管是否有过这种受到攻击的性行为的体验，都应该一览此书。”简言之，所有人都需要购买这本书。当时的一个书商为了吸引读者，用极其夸张的手法将其描述为“前所未闻的由闺房秘事引发的奇异事件”。

    这种自卖自夸衍生出一种常见的套路。在这本书里，为吸引读者注意而被描述成“奇异事件”指的是书中两个修女的故事。这两个人被发现具有超出常人的巨大阴蒂。教皇于是命人进行调查，看她们是否改变了自己的性别，因为这种行为曾有过先例。调查人员随后呈上一份“报告”，报告的内容颇似当时流行于市井并带有些许淫秽意味的医学书籍——这种书籍也是《手淫》及其《补遗本》中大部分故事的来源——的内容。报告说，这并非是奇人异事，事情的真相并没有“超越自然界的范围”。这两个修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频繁地模仿性行为而对阴蒂造成异常的刺激，因此使阴蒂脱出并增大，如同阴茎一般”。这段内容中的“性模仿”一词暗示了手淫行为。这种被正统文学视为糟粕的内容，对《手淫》来说却是难得的素材。 ［11］ 为最大程度激起读者的好奇心，关于女性自淫的描述多采用比喻手法——这也是18世纪色情文学常见的描写手段。“离这些城堡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CLTRS的城市”，深受女子的喜欢——一本指导人们了解女人身体的手册如是说——“那儿的王宫是一个可以尽情享乐的地方”，一开始地方并不大，但“当女子们在那里感受到极乐之后，便使它越来越广阔了”。 ［12］ 这段比喻其实讲的就是修女的故事，类似这样的隐晦描写还有很多。

    流行文学的常规流通渠道是《手淫》得以广为传播的另一功臣。出版或出售该书的人都是18世纪早期出版业的重要人物，他们控制着整个印刷和宣传的命脉。例如托马斯·科罗奇（Thomas Crouch），他在出版《手淫》一书的同时，不仅为其配上了据说具有滋补作用的“挥发性的香气”，并在封底宣传了自己的新书《300年来关于公正与仁慈的奇闻怪事》。另外一位出版商保尔·瓦热内（Paul Varenne）曾出版若干法语及拉丁语作品，其中包括《公祷书》的译本。1718年，他与科罗奇共同出版了一部关于性病的书，虽然该书并未涉及手淫话题，但却在醒目位置为《手淫》的第四版做广告，因为他拥有这一版的利益分成。 ［13］

    合伙出版科罗奇和瓦热内书籍的两个出版社早在几年之前——确切地说是1708年——就曾共同出版过一位叫约翰·马尔顿（John Marten）医生有关性病的论文。在那篇论文里，“手淫”一词的现代叫法“masturbation”首次出现。虽然这次提及十分简短，但切中要害：导致夜遗、性无能和不育的因素，包括“未成年的学校男生过度用手进行自淫”，而且“女性的自淫”也会伤害她们的身体。一年以后，这对组合再度联手，出版了马尔顿的另一部作品，一部“令人脸红的作品”——《关于所有两性自然、非自然性疾病的综述》。这本书激起轩然大波，引起当局的高度重视，并被高等法院指控为淫秽书籍。然而，这次指控最终以失败告终。 ［14］

    这起事件并未对《手淫》的出版产生重大影响。相反，它激起了大众窥探他人隐私的猎奇心理，并使《手淫》的再版从中获利。在马尔顿的书中，他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女性的自淫，并写道“男人若看见这种行为，定会难以自抑，并且会渴望得到同样的享受”。他尤其提到“阴蒂”一词，无论作为名词或动词，“都会引发人们对于探求性事秘密的向往”。而且他认为手淫可以“减轻女性对于性的强烈渴望”。虽然从马尔顿的书中，我们可以隐隐看出他对于手淫的反对态度，然而他在书中对“两性短暂而贪得无厌的性享乐”的描写却过于细致，以致令人作呕。 ［15］ 从某种意义而言，是约翰·马尔顿将现代手淫文化和隐晦色情书籍联系在一起。他的作品经常与一些其他著名的色情书籍编在一起，如1703年被译成英文的法国人尼古拉斯·韦奈特（Nicolas Venette）的作品《揭秘婚姻之爱》，风靡意大利，并在1653年轰动英国的色情作品《难睹的真相》和《未上锁的性爱密室》。简而言之，《手淫》的出版商看准时机，将其引入了一个业已成熟的市场，这个市场不仅由他们一手营造出来，而且已经作好准备，接受并繁衍手淫文化这一新生事物。

    和许多同类书籍一样，《手淫》一直处在争议的漩涡当中。作为一部书信体小说，它不断地添加着一封又一封真伪难辨的书信，内容全都是关于青少年自淫行为，这些少年们无一例外地都承受着手淫所带来的恶果。面对非议，这本书竟然大为畅销。虽然作者许诺“不再为此书添加新的内容，只是有可能再版”，《补遗本》的第十五版和第十六版却仍然增添了新的内容。作者解释说是因为要驳斥对此书的“下流诽谤”。 ［16］ 那位至今我们仍不知其姓名的作者一再否认他是一个创作了有史以来“最下流文章”的“虚伪、满腹牢骚、伪善的传道士”，声称自己根本不是在说教。同样，对于那些关于他对手淫的讨论其实是为通奸和嫖妓进行辩护的指控，他也加以否认。有人说，他故意夸大手淫的危害性，将其形容为“最顶级的淫秽行为”，其真实目的是为推销那些治疗手淫所引起的疾病的药剂。面对这种指控，他谦和地表态说，也许他确实对通奸、鸡奸、兽欲、乱伦等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但这些问题已经被许多人所讨论，而手淫却“从未被任何作品提及”。作者还在书中说，如果手淫只是为了排除多余的精液，那么就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当有人对此说法提出异议时，作者解释说，这种恶行最大的害处在于它是“不纯洁的幻想”，而且没有人能够在“摆脱不洁幻想”的情况下作出这种行为，因此，完全有益健康的手淫活动是不存在的。（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议来源于当时一个近似荒诞的传闻：有一位新郎，由于岳父大人不允许他与只有13岁的新娘同房，只好用手淫来舒缓自己的欲望。这一传闻似乎恰好证实了他的批评者的观点。）直到18世纪20年代末，《手淫》一书一直难以登上文化研究的大雅之堂。

    在匿名300年之后，是那些关于这种恶行的文艺批评让我们最终发现，究竟是谁撰写了这本现代手淫文化的开山之作。1712年，一个笔名为马修·罗索斯（Mathew Rothos）的作者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为卖药而做的促销——论M先生所作的〈手淫补遗本〉》。 ［17］ 此书的出版商曾于1723年和1724年公开对《手淫》进行批判。这位出版商和《手淫》、《补遗本》的出版商一样，弥补了高雅的宗教说教作品和下流的半色情文学之间的空缺。 ［18］

    谈起该书的创作动机，罗索斯解释说，他是因为M先生没有对先前的批评作品——《审视〈手淫〉》做以回应。出于对这部批评作品的拥护，他决定加入到这场文艺争论中来。或许，这一文艺争论事件反映了当时的舆论争议。当然罗索斯也有其他动机。或许是对手淫是最恶劣的性行为的说法感到沮丧，因为这一说法将那些旧的论调撇在一旁；或许是因为《手淫》里对于这种私密的自渎行为的描写过于详细而令人反感；或许，作者同样也希望从《手淫》所激发的巨大市场利润中分得一杯羹。

    无论是何种原因，在这种互相争论中，文艺市场逐渐繁荣起来。罗索斯的语言华丽而充满感染力。他写道：从一部充满了“恶意的、颠倒黑白、不着边际的谎言和互相矛盾、淫秽下流语言”的作品中，从一个编造了“许许多多看起来似乎真实可信、但其实令人羞耻的来信”的作者那里，从一个“自吹自擂”的俗人那里，到底能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位M先生的作品毫无价值可言，他的观点缺乏有力支持”，而且“语言下流、粗俗不堪”，一味迎合那些品位低俗的读者的口味。

    M先生因此完全处在被批判的地位——当然并非毫无理由。他被批评为“用尽文字的力量来煽动青年人的放纵行为”，并借机推销一种神秘、昂贵的药剂，用以治疗这种放纵行为所引起的疾病，而这种放纵行为正是作者在书中极力想要煽动的。未婚私通会导致性疾病这一说法已是陈词滥调，而手淫会导致疾病却是令人惊异的新发现。更为恶劣的是，在某些人看来，M先生完全是一个伪君子，尽管他一再否认，但他一面在高呼手淫是“最顶级的淫秽行为（这一说法值得商榷）”的同时，自己不仅很可能也这样做，而且“从中获利颇丰”。对于手淫，他的厌恶是“假惺惺的、捏造的”。在他看来，所有人——无论男女、无论成年与否——都有过这种行为，因为其本人和家庭是这样的。

    M先生究竟何许人也？这个神秘人物终于在1727年逐渐浮出水面。他就是约翰·马尔顿，那个在1708年出版了《关于所有两性自然、非自然性疾病的综述》一书、并被指责为淫秽、下流的外科医生。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马尔顿的早期作品和《手淫》出自于同一出版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的语言以及行文风格几乎完全一样。一种新的文化现象的产生很少像这样令人感到如此不堪。但是，即便《手淫》一书并非马尔顿先生而作，那么，那个代表了某出版集团利益、自称“马修·罗索斯”的家伙，和代表了另一出版集团利益的《手淫》及《补遗本》之间的文艺战争，为当时的商业文化以及印刷业的发展注入了无穷活力，并为手淫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

    《手淫》一书的发行量一发不可收拾，即使在它的两位出版商过世之后，该书也一直大为畅销。但此书对手淫文化的垄断却很快不复存在，大量其他的作品以及人物纷纷参与进来，使这一现象越来越引人关注，而且越来越有利可图。18世纪20年代中期，一位家族史上经营咖啡馆生意的盖洛威夫人（Mrs.Garroway）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并由此创建了伦敦当时最成功的药品生意。盖洛威夫人的公司以制造、销售“张伯伦医生的儿童牙痛止痛剂”为主，同时还经营各种其他药品，如：痛风药、有通便作用的糖果、疟疾药膏、藏红花含片，以及可以治疗眼病的烟草。自盖洛威夫人进入手淫这一领域之后，她的事业飞速发展起来。她所制造的可以治疗手淫及其他性疾病的药品，可以在伦敦及各大城市买到——不仅零售还可以批发，甚至还可以邮购。无数的书刊、杂志、报纸不但将这种药品的名声广为传播，还同时宣传了手淫文化。简言之，在《手淫》开创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之后，追随者纷至沓来。 ［20］

    尽管牙痛止痛药仍然是盖洛威夫人的主要生意，但手淫无疑提供了巨大的赚钱机会。盖洛威夫人于是与另外一位刚踏入此行业的亨利·帕克尔（Henry Parker）联手，一起着手经营这一广阔市场。1724年左右，一些三四十页厚的小册子相继出版，如：《自淫》、《论〈圣经〉中珥和俄南对婚姻之爱的滥用，以及俄南和珥的罪行》和《自渎的恶行》。在这些小册子的封页或封底，我们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推销治疗手淫药品的广告。与《手淫》一样，这些小册子的目的是为让大众了解，手淫行为不但是一种恶行，而且对身体极其有害。当读者认识到这一点，并需要提供帮助时，这些商人们会不失时机地介绍治疗这种行为的药品，当然价格不菲。在当时，由于饮食不当、饮酒过度、低度感染，或生活压力等原因，很多人都觉得疲惫不堪、萎靡不振，而且经常有头痛或各种身体紊乱的病症出现，因此，人们很容易就相信，他们的病很有可能是因手淫而起，如果想要恢复健康、振作起来，这些药是十分必要的。 ［21］

    在这些小册子的内容中，并没有具体提到《手淫》一书，虽然有些章节有明显的抄袭成分。例如，关于这一恶行的定义，小册子中写道：“用自我模仿的方式来到达肉体欲望”——这与《手淫》几乎一字不差。 ［22］ 同《手淫》一样，这些小册子都将手淫看做是一种新近才被发现的恶习，而非那些常见的、被人们视为大敌的性行为。有很多文章都探讨了“不洁行为的各种形式及其罪恶，但对于这种最常见的恶习的讨论，却寥寥无几”。而且，这种新的性恶习“比任何一种行为对于人的诱惑都更大”。它之所以令人格外担忧，是因为从事这种行为的人会认为他们可以不受到任何惩罚——“手淫尤其”不容易为人所察觉。比起其他性恶习，所有人——这些小册子的作者们尤其指出，不论男女——都更容易屈服于自淫这种行为，因为“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手淫总能给人带来无法抵御的欢娱”（这其实是《手淫》中原话的再加工）。这些小册子的另外一个与《手淫》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的用词都强调“自身内在”，如：“秘而不宣”、“自我行为”、“暗自玩弄自己的身体”等等。最后一个与《手淫》的共同点是，这些小册子在宣扬道义的同时，穿插了很多关于疾病、死亡以及救赎的小故事。

    但是，与《手淫》相比，《自淫》和《论〈圣经〉中珥和俄南的罪行》此类的书显得更为拙劣、低俗。书里充满了大段的抄袭，文章的内容也经常前言不搭后语。虽然这些书都是免费发放，书里推销的药品却不是。一剂灌肠药的价格是7先令6便士，贵得令人咋舌；如果与“特效专门药”搭配使用，则需21先令。除此之外，这些小册子的内容充分迎合了读者的偷窥心理，从中他们可以窥探到“那些邪恶的怨妇们在一起自渎”的最活色生香的故事，还有“牧师、神父、旅行者，以及那些妻子不在身边的人进行自我性享乐”的最隐秘细节。从来没有任何书籍能够如此满足这些人的邪念。这些小册子来源于贫民聚集的区域，那里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

    《手淫》却并非如此。1724年，它的第十版——“前九版共销售了近1.5万册”——由一位德高望重的出版社在北美殖民地出版发行。在此一年前，清教神父考顿·马瑟（Cotton Mather）在关注手淫问题许久以后，终于对这种恶习发起抨击。然而，有关他为何会对这一问题感兴趣，我们却无从得知。 ［23］

    1728年，《手淫》终于开始登上大雅之堂。在以简陋的小册子的形式出现的20年之后，手淫这种行为以及“手淫”一词，终于进入了18世纪百科全书之中。在钱伯斯《百科全书》这样一部学术巨著中，“手淫”（Onania，Onanism）一词得以出现。（从《手淫》的后来版本得知，Onanism一词来源于一部失落已久的小册子的书名，这本小册子对第三版的《手淫》进行了批判。因此，Onanism一词的出现和《手淫》的出现是处于同一时代的。后来，Onanism一词的法语译义成为18世纪一部畅销小说的书名。）《手淫》和“手淫”一词，都是新生词汇。在钱伯斯《百科全书》中，是这样定义的：“被后来的经验主义者定义为自渎行为的专用名词。《圣经》中曾提及，俄南因从事此行为而受到死亡的惩罚。”但是，这个词条的作者对手淫和《圣经》中俄南故事之间的联系心存怀疑。在另一词条“自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俄南，以及（一些评论家认为还有）珥，他们因将自己的精液洒在大地上而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行为被后来的经验主义者称作‘手淫’。见‘手淫’一词。”在一部现代巨著中，手淫文化的先驱被认为是那位匿名江湖医生，并认为他的作品值得关注。 ［24］

    “自渎”这种说法被认为是完全崭新的。当时的评论家以英国新教在讨论其他宗教时所持有的冷静、客观态度告诉我们，“猥亵”或“玷污”如果单独使用，意为“亵渎神圣”。它的隐含意义在印第安文化、犹太文化、或古罗马文化中也有提及。如，犹太人认为，女性的月经和触摸尸体会使人受到玷污；古罗马人认为，如果“被血或精液玷污”，就需要去教堂重新拜祭。“自渎”一词似乎从这些古老的迷信中吸取了部分含义，并衍生出新的意义。百科全书中写道：“‘猥亵’或‘自渎’也被用来特指用摩擦或刺激等方式，并通过艺术幻想从而产生射精的自淫行为。参见‘射精’。”在这一定义中，“通过艺术幻想”这一说法尤其值得重视。这是第一次让人们意识到，手淫行为是手的反复摩擦——更是幻想——的结果，这一发现令人们开始关注手淫，并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传统地位。从1728年英国第一部《百科全书》的出版开始，“手淫”及其讨论不断出现在18世纪后来近20个《百科全书》的版本中，更不用说国外的译本了。手淫文化自此进入学术讨论的高级殿堂。 ［25］

    1743年，《手淫》穿越英吉利海峡，出现在约翰·海因里希·泽德勒（Johann Heinrich Zedler）编著的《德国百科全书》之中——这本书在18世纪三大百科全书中排名第二。在这部共64卷、包含了所有新旧科学常识的巨著中，“手淫”这一词条出现在第36卷，和英国《百科全书》的词条几乎完全照应。手淫这一严肃的社会问题，在首次博得关注之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就进入到欧洲当时的文化中心——德语文化。早在1736年，卡尔·大阿尔伯特·卡鲁斯（Carl Albert Carus）就翻译了《手淫》英文版的第九版，而德文版在1800年之前又再版了至少5次，因此泽德勒对于“手淫”的某些注解有可能来源于卡鲁斯的译本。我们无从得知卡鲁斯究竟出于何种原因将《手淫》一书译为德语，也没有人对《手淫》、卡鲁斯的译本，以及后来出现的一部用德语原创的、关于手淫话题的书籍之间的联系进行文献学上的研究。这部后来出现的德语作品叫做《对所有不洁淫秽行为的告诫和警示》，作者是一位哈雷虔信运动的忠实追随者——齐奥格·萨格耐克（Georg Sarganeck）。这部作品一经出版，立即在德国几个大城市的报纸报道中成为引人注目的热点。这本书和《手淫》有很多相似之处，两本书的总体框架也基本相同——都是以医生朋友帮助宣传道德风尚的故事陈述者的形式，并且都随书提供药品，来治疗手淫导致的疾病。然而，无论以何种形式，无可置疑的是，《手淫》一书随着德国印刷业的蓬勃发展也变得十分活跃。到1740年，《手淫》的译本一版再版，以萨格耐克为代表的同类的书籍也一拥而上，表面上虽表现出一种卫道士的姿态，但实际仍然瞄准了利益丰厚的药品销售市场。几年之后，“手淫”讨论终于出现在当时的百科全书中。和英国的情形相同，手淫文化似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成为令人注目的讨论话题。无论是流行的商业文化，还是高雅的学术领域；无论是宗教伦理，还是世俗道德，手淫文化总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26］

    手淫文化的下一站是法国。《手淫》一书何时、通过何种方式来到法国，真相无人知晓。18世纪时，在法国似乎还没有出现此书的全译本。1775年，当《手淫》在德国莱比锡引起轰动时，法国才出版了第一部法语原创的关于手淫话题的作品。 ［27］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萨缪尔·奥古斯都·大卫·提索（Samuel Auguste David Tissot）——启蒙运动中著名的医学家——位于洛桑的私人图书馆里，珍藏着钱伯斯《百科全书》的第一版和1752年发行的第17版，此外还有《手淫》一书。 ［28］ 1757年，正是这位著名人物对手淫文化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手淫文化之所以会引起这位著名人物的兴趣，或许是因为由著名哲学家和学者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所翻译的罗伯特·詹姆斯（Robert James）在其著作《医学词典》的第二卷中提到了“手淫”一词；或许狄德罗在翻译的过程中受到启发，将“手淫”的文章编入了他所编纂的百科全书中；或许狄德罗被詹姆斯书中的一个小故事所吸引——一个男孩陷入手淫这种“反常的自娱性行为”、“不正常的性行为”而不能自拔，于是写字越来越小，以至于最后几乎完全失明。医生诊断为：非眼部明显损伤的失明状况。 ［29］

    但这一切只是推测。我们知道，在狄德罗编著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百科全书》中，曾出版《论手淫》等长篇文章的著名内科医生让·雅克·门纽特（Jean Jacques Menuret de Chambaud）说道，尽管《手淫》一书内容杂乱无章、乱七八糟，但正是它的出现使手淫文化得到了应有的关注。1765年，在一个匿名庸医第一次著书警告世人手淫这种隐秘的、不为人所知的行为50年之后，正是他的书使手淫文化得以登入18世纪最著名的百科全书。《手淫》终于从贫民窟登上启蒙运动文化研究的最高殿堂。 ［30］

    然而，狄德罗《百科全书》中对手淫文化进行讨论的文章，其来源并非那本内容低俗的《手淫》，而是一本学术性更强、更受尊敬的作品——由18世纪最著名内科医生大卫·提索所著的《论手淫》。这本著作的法语版出版于1760年，比1759年的拉丁语版篇幅长出三分之一。虽然提索这部著作的标题和主线与之前的《手淫》如出一辙，但他对《手淫》的评价却并不高，说它是“一部乱七八糟、内容毫无关联的庸俗之作”。提索坚持认为，自己的作品和《手淫》一书全然不同，告诫人们千万不要仅仅因为两部作品“书名相同”而将两本书混为一谈。只要读一读这两本书，就会马上发现他们的不同点。但是，无论他如何抗辩，《手淫》的影响毋庸置疑。 ［31］

    提索在书中解释了那位英国庸医的作品是如何渗透进学术领域的。自他的作品出版之后（提索在这里指的是拉丁版出版之后，法语版之前），一位学术权威告诉他，《手淫》一书里有些内容并不真实，而且那本书曾被斥之为下流淫秽作品——虽然这种指控是错误的，而且，它的德译本曾因无法获取特权而被禁止发行。 ［32］ 因为这些原因，提索曾考虑过删除有关《手淫》评论的部分。因为，虽然有“假象的成分”，但总的看来，《手淫》的内容“过于真实”。另外，提索还对当时的一些德语版本提出批评。然而，最终提索还是在书中提到《手淫》，对提索的这一行为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封来自当时著名学者约翰·鲁道夫·斯特林（Johann Rudolph Stehelin）的来信。这封信里讲述了德国哈雷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希·霍夫曼（Friedrich Hoffman）所经历的一个病例。（霍夫曼教授以“精气”学说而著名，他认为，人体中存在着如“精气”一般的液体，从各神经传送到肌肉组织中，并且保持在一种挛缩的状态中。这一观点广为流传，并认为，手淫由于过度损耗“精气”，所以会导致下颌松弛，四肢无力等症状。）信中说，霍夫曼的一个病人因过度手淫而患上疾病，在采取了《手淫》作者推荐的药品和疗法之后，病情大有好转。简言之，《手淫》不但在手淫患者之间广为流传，也引起了医学界的关注。据我们所知，当时瑞士有一个手淫患者，曾经特地赶到法兰克福来购买此书。 ［33］

    但是，提索的《论手淫》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成功，它的出现在欧洲学术界立即引起巨大的轰动。与《手淫》不同，这本书根本不推销药品，与卖药毫无关联。而且除了告诫人们不要从事这种行为（如果已经开始，则应马上放弃）之外，并无其他建议。这本书所开出的“药方”也无非是：健康生活、保持良好的性伴侣、适当进补。在此意义上，《论手淫》完全独立于《手淫》所引起的药品推销风潮。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具体原因将在后面章节中作以探讨，《论手淫》一书一经出版，立即吸引了大众的视线。

    关于提索《论手淫》的具体版本，迄今并未有完全而系统的文献资料统计。但就我们所知，仅18世纪就有数十版之多：在伦敦、布里斯托尔、巴斯、都柏林；在提索的故乡洛桑；在伯尔尼、日内瓦；在法兰克福、莱比锡、奥格斯堡、汉堡，以及埃森纳赫；在乌得勒支、阿姆斯特丹、鲁汶；在马德里、费城、维也纳、威尼斯……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版本（意大利语和希腊语至少各自有一个版本）。 ［34］ 这一长串名单中还不包括节选本以及抄袭之作。仅从数量上而言，《论手淫》可以算得上是18世纪的畅销书。光法语版就有35版之多，各种语言的译本共61种，此外还有其拉丁版的6个版本和4个译本。这个数字可以和卢梭的畅销小说《新爱洛伊丝》相提并论——《新爱洛伊丝》仅在18世纪就有137个版本。简言之，这本关于手淫话题的第一部“严肃之作”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而且在19世纪仍然为人们所关注，不断再版，并被翻译成更多语言（例如，1855年时，该作品已拥有5个俄语版本 ［35］ ）。

    在《论手淫》一书出版之时，提索就已经是一位名人了。他不仅在18世纪的医学领域做出了独到的研究，而且还翻译了当时赫赫有名的生物学家阿尔布莱克·冯·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的作品。1754年，提索撰写了一部有关天花的医书，被世界广泛认可，并被《百科全书》誉为“奠定了预防接种学的基础”。《论手淫》出版的当年，提索被提名进入皇家科学院，并于次年出版了著名的《对健康生活的忠告》。这本书的出版令提索这个名字家喻户晓。他所提倡的医学哲学——手淫也包含其中——风靡了整个欧洲。约翰逊医生有一位朋友瑟莱尔夫人，她家中的仆人生病，这位夫人对儿子说：“给我拿布肯的《居家医学指南》来……算了……还是拿提索的书吧，他的书更好。”“好的。”她儿子回答道，于是把《对健康生活的忠告》拿了过来。这个小故事绝好地说明了提索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本书在18世纪共出版了130个版本，被翻译成至少14种语言，其中包括两个印度泰卢固语的版本。卫理公会派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对此书作以删节之后，在“乡村和城市的卫理工会教堂里”出售，并赞誉道，提索是一个“博学多才、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学者。此外，依地语（德语、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语，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译者注）第一部医学丛书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此书的德语和希伯来语译本。 ［36］ 这本书和提索其他的著作一起，使提索成为了整个欧洲的明星。苏格兰作家詹姆士·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曾提到，在1768年7月25日——那天是一个星期天，他躺在床上，花了大半天时间阅读提索的这本《对健康生活的忠告》。这本书“给予他一些从未有过的思考”。当然会这样，因为这本书以严谨的态度描绘了一些疾病产生的缘由，这些疾病都是因一些长期的心理问题以及手淫（此行为令鲍斯威尔感到极为内疚和反感）而引起的。 ［37］

    提索毫无瑕疵的行为、崇高的声望，再加上与提索经常保持书信往来的人群中，有很大部分人是知名学者或欧洲的王亲贵族这一事实，使手淫文化逐渐进入欧洲的主流文化中。提索曾经说，他对手淫的讨论是有限的，他对手淫问题的兴趣并非是将其视作一种“罪行”、一种道德上的混乱行为或是一种“罪恶”——这些词汇虽然在过去的宗教讨论中经常出现，却都是他或他的同行们尽力避开的。手淫在他看来，首先并不是一个伦理问题。提索的研究方向是人体病理学，即关注手淫以及手淫行为所导致的疾病对人体造成的伤害。

    但是，提索的话存在着虚伪的成分。提索声称，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医学角度。“医生所关注的只限于医学范围”，他引用贺瑞斯（Horace）的话说。但由于宗教一直是事实意义上的权威，科学也是为宗教而服务，因此，提索也无法摆脱这一局限。启蒙时期的医学认为，当人的社会行为与自然规律相违背的时候，疾病就会产生。医学是一种——甚至是惟一的一种（尽管有所争议）——道德科学，因为对于人的行为是否违反了自然规律这一问题，医学具有专业的鉴定。如果对于道德准则的制定不是以宗教圣经作为依据，而是出于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如果对于是否违反了这种行为准则的界定由医学或病理学来完成，那么，对于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什么是错误的行为，医生就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权威。德国著名医学家约翰·乔格·齐莫尔曼（Johann Georg Zimmermann）是提索的一位好朋友，对于这种医学伦理学有着精辟的描述。在他的书中，这位学者警告少男少女们，手淫行为危害无穷，并且宣称“没有人能像医生那样填补道德家因知识的局限所造成的缺失”。与此同时，他还就“孤独”这一话题撰写了一部著作，论证自我反省在这个文明日益加深的社会的重要性，并因此书而蜚声欧洲及美国文学界。对于像齐莫尔曼这样发掘“人类心灵深处秘密”（此引用出自提索的传记）的人来说，在孤独的表面下，往往隐藏着孤独的性行为。 ［38］ 医学，从某种意义而言，是道德伦理的代言人。

    于是，对手淫的讨论很快便不再仅限于医学伦理学，它开始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章里。对于启蒙运动中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来说，手淫代表了社会心理的一种扭曲，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而且即便没有伤害，这种行为也是十分可怕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每当谈起这个话题也是兴致勃勃。与提索一样，伏尔泰认为，由英国医生所著的《手淫》一书意义重大，因为它开创了一个时代。他同时指出，《圣经》中并没有说，俄南体外排精的行为是为了避免怀孕。他还承认，《手淫》一书虽大获成功，“发行80多版”（不知伏尔泰从哪里得到的数字），但是“这一惊人数字”也只是“书商用来吸引读者的常见手段”。对于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部分历史，伏尔泰在其著作中也有所描述。他对于那位来自于洛桑的学者——提索——给予了极高的赞誉，称赞他将手淫文化从杂乱的贫民窟文化中提取出来，并赋予了清晰而系统的研究。伏尔泰之所以对提索的观点产生兴趣，并不是因为他被手淫所导致的医学疾病而吸引，而在于这一观点可以成为他反对教权主义的有力武器。基督教所提倡的独身、违反自然的禁欲都会导致扭曲的性享乐行为——前者催生了后者的存在。因此，在修道士、牧师和修女之间，手淫现象屡见不鲜。此外，伏尔泰以他攻击基督教的一贯语调讽刺说，那种宣称上帝出生于一个充满妓女和小偷的部落、俄南为标榜自己的不同，而将精液遗在地上的说法实属荒诞可笑，但基督教学者长期以来企图强加给教徒的解释则更为荒诞不经。然而，当要求伏尔泰对俄南的这一罪行——即手淫——进行评论时，他只是简单地说这种行为出于“扭曲的自我爱恋”——英国哲学家和性科学家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和弗洛伊德曾将这种“自我爱恋”定义为“自恋”。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和大多数现代手淫文化的开创者一样，对这种自体性行为表示出焦虑和担心，因为它是与正常的社会道德背道而驰的。 ［39］

    让·雅克·卢梭对这一点理解得非常透彻。1762年7月8日，提索将自己的《论手淫》一书寄给卢梭。在两个月之前，《爱弥儿》——这部被公认为启蒙运动时期关于教育理论最著名的作品——得以问世发行。提索必定马上阅读了此书，并意识到自己和作者的观点有很多共识。于是，他写信推荐自己的作品，并很快得到回音。提索后来曾说“我与您（卢梭）的交往是我这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之一”。他将自己寄给卢梭的《论手淫》与《爱弥儿》划归一类，并写道，“在《论手淫》中，您将会看到，对于您在书中猛烈抨击并勇敢地将其公诸于世的这种恶行，一位医生则揭露了这种恶行将会给人体造成的所有危害”。这番话其实指的是手淫所引起的道德问题。卢梭这部著作的主角——爱弥儿，就时常受到这种性行为的困扰。不仅是爱弥儿，从广义上讲，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存在着这种困惑。卢梭在自己的作品中直白地说道，“只要有一次，他（一个教育家的学生）用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危险愉悦”来满足自己的性快感，“他就会迷失自我。”他不仅“至死都无法摆脱这种会给少年带来无穷危害的恶习”，而且这种行为令他无可救药。药物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但身体和心灵必然将受到侵害。更严重的是，通过手淫这种行为，爱弥儿无可救药地变成自己身体的奴隶。也许有人认为，少年手淫总强于与不良妇女发生肉体关系。但卢梭认为，如果与不良妇女发生肉体关系，少年还有得到挽救的可能。但如果他把自己的身体当做情欲和满足感的来源，要想从中解脱出来可谓难上加难。尽管卢梭对于社会在决定个人身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怀着复杂的态度，社会仍然提供了救赎的余地。纯粹的自我是很难、或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而用自体性行为来挑起无尽情欲，并通过这种方式来追求纯粹自我的行为，则完全走上了极端。 ［40］

    卢梭作品的主题是手淫和自我塑造，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继续探讨。现在我们的话题是，手淫文化是如何传播至世界范围的。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对手淫这一道德问题的探讨已经超出了大众医学和学术医学的范围，对它的提及也不再仅限于教育学文章、反教权主义言论和百科全书中，它醒目地出现在《爱弥儿》这样一部文学的畅销书籍里。1762年末，《爱弥儿》的法文原版就已经印刷了3万多册，到18世纪末近20万册。这其中还不包括无数的译本。18世纪德国两位著名教育学者曾评价卢梭的《爱弥儿》“教会了思想家如何思考”。 ［41］ 由于这本书的影响，手淫这种在1700年还不敢公开谈论其名字的行为，在不到100年以后，已经为无数读者所熟知。人们被告诫，这种行为将会给个人道德带来前所未有的恶劣影响。

    1762年7月22日，卢梭回信对提索表示感谢，感谢他寄来《论手淫》一书。在收到此书之后，想必卢梭一定很快地阅读了该书，因为该书的主题正合他心中所想。在他的感谢信中，卢梭写道，虽然那时他已经不再大量阅读书籍——尤其是医学书籍，但自从他拿起《论手淫》这本书，便深深为它所吸引。他很遗憾没有早点看到此书，不然，他将引用书中的内容以深化他在自己作品中对手淫的讨论。 ［42］

    是什么使卢梭开始关注手淫问题，我们无从得知——尽管他在《忏悔录》中记载了自己的手淫行为，并描绘了这种行为如何影响了自己的性生活。这段著名的描述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成年人对自己少年时代的反思。 ［43］ 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18世纪60年代，一位启蒙运动时期最伟大、最知名的医生和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一起，使一个50年前被普遍认为是淫秽下流的话题成为当时的文化讨论热点。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里，提索——那位著名医生——的作品仍然被无数知名学者所引用。而卢梭以自传的形式对于手淫话题的思考则成为手淫文化讨论的定式，至少在教育领域是这样。

    “我不是经常跟你说我是另一个卢梭吗？”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名人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在给他的朋友考珀夫人的信中这样写道。罗斯金恳请考珀夫人作他的说客，劝说罗斯陶奇家族将他们的女儿许配给他。他请考珀夫人向陶奇家族解释，他与前妻之所以解除婚约，并非因为他不能享受床笫之欢，而是因为他只是不能同那个女人进行正常的性生活。他以自己的手淫行为来证明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可以进行正常的性生活——而当时普遍流行的观点恰好与之相反。罗斯金力图说明的是，他手淫的那段生活已经结束，他已经完全从这种行为中解脱出来。他告诉考珀夫人，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像黑夜一样消失了”。 ［44］ 然而，在特定的情况下，这段生活却成为证明他正常性能力的有利证据。

    提索和卢梭各自代表了手淫文化的一种研究方向——一种从医学的角度，另一种从道德哲学和教育学的角度，两种不同的研究互相交错，共同发展。每一种研究方向都还拥有自己的分支，这些分支虽然有些俗鄙，但也值得尊敬。这些不同的分支在各自的领域内同样交错发展。首先，让我们来了解，在大众医学领域内，手淫这个不再新鲜的话题是如何继续发展的。

    约翰·马尔顿是第一个将手淫定义为一种疾病，并为这种疾病提供治疗方法的人。他的观点和思想延续了近200年。18世纪末期名噪一时的基列藿香膏（Balm of Gilead）就成功地利用了《手淫》和当时止痛项链所开创的医学道德市场。发明基列藿香膏的所罗门“医生”（Dr.Solomon）原本只是纽卡斯尔当地的一个鞋油推销员，后来他从阿伯丁大学——并非现在的阿伯丁大学，这里指的是当时一个贩卖文凭的学校——买来一个医学博士的文凭。起初，他只是将此药当做一般补品推销给顾客，然而到19世纪初期，这一药物变得更有针对性。他的公司出版的《健康指南》印刷了10万多份，为手淫患者带来治愈的希望（在当时，这种疾病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和《手淫》一样，所罗门的《健康指南》一版再版，十分畅销。它的第52版共283页，然而到1814年出版的第64版时，就已经增长至312页，其中有9页专门列出在英国和美国的所有代理机构的名称，顾客可以在这些机构购买到此书和基列藿香膏。在鼎盛时期，公司每年仅广告推销费用就惊人地高达5000英镑，相当于一个工匠一年工资的100倍。该公司的广告宣称，手淫这种“具有欺骗意义的恶习”是“所有行为中对人体伤害最大的恶行”。和从前一样，公众对手淫的了解以及对这种行为的焦虑几乎完全来自于出版业和药品制造业的市场宣传。这一市场不仅本身十分庞大，而且还在不断地寻求新的客源。

    另一位名叫高斯（Goss）的人撰写了一部《论健康》（至1830年至少再版十多次）。在书中，他引用了提索的观点，并声称女孩同样也会受到手淫行为的伤害，其伤害程度甚至超过男孩。因此，女孩也应得到帮助，而他的公司就可以提供专门的药品。19世纪末另一个著名的江湖庸医——詹姆斯·霍德森（James Hodson）在其无耻的自我推销中，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拥有“这个国家其他医生们所不具备的高超医术”，各种“所谓的医生”都曾经试图窃取他的作品和成果，而且宣称他所研制的“波斯大补丸”对那些“被某种秘不可言的恶习所困扰”的人来说，是一剂灵丹妙药。霍德森还借鉴了早期止痛项链的做法——在繁忙的咖啡馆里进行销售活动——他提供固定的场所进行销售，并使其成为一个书信交流的中心——寻医问药的信件、提供病例的信函，以及定购药品或书籍的邮单都可以在那里获取。繁荣的市场助长了手淫文化的传播。市场上不断涌现出一版又一版与《手淫》类似的丛书，一边提供健康建议，一边以高价推销药品。 ［45］ 直到20世纪，提索的《论手淫》在欧洲一直行销不断，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这本书的大获成功无疑也为报纸广告中各种药品的销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世纪中期时，治疗手淫的药品市场中不再仅限于药剂和药丸，各种医疗手段都介入进来。出于对手淫问题的焦虑和罪恶感，只要能够阻止手淫对身体造成伤害，不管是什么东西，对于它的需求总是源源不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创新也使治疗手淫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各种花样层出不穷。例如：阴茎勃起报警器、可以把阴茎锁起来的小盒子、睡觉时用的手铐、可以使被子不覆盖生殖器部位的摇床、防止女孩子将两腿叉开而将两脚捆在一起的脚绊……仅在美国就有至少20个这样的专利。 ［46］ 许多健康丛书则督促家长要时时提高警惕。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种1712年被发现的疾病给广大的医疗市场带来极其丰厚的利润。

    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各种治疗手淫的专门产品和不以眼前利益为目标的公共健康政策的争论，使手淫一直成为关注的话题。虽然他们的言论往往出自于不同的缘由，但在一个观点上却形成了共识：手淫行为是对人类性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的全盘否定，它所引起的后果十分严重，是所有罪恶、道德败坏、离经叛道的根源。19世纪的一位颅骨相学家福勒（O.S.Fowler）撰写了一部关于所有性变态行为的书，这本书也发行了近50万册。书中说道，手淫是“罪中之罪，恶中之恶”，它将导致无数的“性败坏、性无能、各种疾病以及道德败坏，其总数甚至远远超过其他各种非正常性行为的总和”。虽然福勒并不否认这种行为会产生自我愉悦，其他的人却不以为然。美国著名的医疗改革运动发起人、麦片王国的创始人凯洛格医生（J.H.Kellogg）认为，手淫是人类所有性怪癖中最恶劣的一种。他毫不掩饰对手淫的反感，称之为“人类的大敌”，是比私下性交易的“丑恶行径”更加“令人憎恶的恶行”。著名的薄脆饼干的创始人希尔维斯特·格兰汉姆（Sylvester Graham）也曾表示过同样的观点。 ［47］

    将医学和道德教育相混合的18世纪学术传统依然在延续。由于手淫对身体的伤害往往发生在不知不觉中，对于这一行为的警告出现在各个领域。例如：20世纪初出版的《童子警探》就对少年精英以及那些先前没有读过关于手淫文化著作的人提出警告。童子军运动的创始人贝登堡勋爵（Baden Powell）说道，如果这种“淫猥”的行为成为习惯，那么它很快就会“摧残人的身体和精神”。被这种行为折磨的那些不幸的人们最终将注定“进入疯人院”。在另一部流传甚广的小册子的前言中，美国童子军的领袖警告说，他曾经“亲眼目睹一个只有十二岁左右的男孩，因过度手淫而不得不被送入疯人院。这种病几乎无药可救”。即便是大一点的男孩也无法幸免。一旦加入皇家海军，每个人都会被发给一本邱鲁比著的《健康童年》，书中告诫大家，不正确地玩弄私处会导致神经错乱，这种行为是任何一个正常男性都应该自觉抵制的。 ［48］

    女孩得到的警告则更为严重。曾为男孩著书警告的一位作者在专门为女孩编写的小册子中告诫说，如果她们手淫，将会精神完全崩溃，不仅像男孩一样要被送进疯人院，而且很有可能“早早离世”。这本小册子得到了美国妇女俱乐部联盟社会健康协会主席的大力推荐。美国劳工儿童部在一本小册子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它建议母亲们提高警惕，以免自己的孩子“一生不幸”。 ［49］ 总而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手淫》所产生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阔，越来越成为讨论的焦点话题，也被越来越多致力于社会福利和道德健康的组织所关注。

    手淫也出现在关于“体外排精”的医学道德讨论中。1000多年以来，对于几乎所有罗马天主教的学者来说，“俄南的罪恶”在于性行为中断。在19世纪更为专业的天主教医学道德讨论中，“体外排精”一词被定义为“当性交开始之后，在射精之前，将阴茎抽出，并排精于体外的一种避孕方式”。 ［50］ 而且在19世纪，体外排精的含义还包括几乎所有的避孕措施。然而现在，体外排精的含义由于同下流低下的“手淫”联系在一起，变得邪恶起来。有人于是在“体外排精”之前加上“夫妻”一词作以修饰，然而却使得这种行为看上去更加邪恶。

    但是，医生们对手淫行为所产生的罪恶并不感兴趣。把手淫是否有罪这个问题撇开不谈，医学界和公共政策的执行者感兴趣的是，什么是手淫不会产生的东西。例如，法国一直十分关注人口问题，因此有人要求专门成立一支警察队伍，在全国范围内检查“自渎”行为，即对学校的孩子们进行突击检查，以确定这些孩子们身体健康。 ［51］ 这种做法首先可以使孩子们远离手淫，因为他们害怕被查出这种会让他们丢尽颜面的行为。而且，最起码，这种检查可以阻止手淫更加泛滥。但是，安东尼·科姆斯多克（Anthony Comstock）在美国发起的反体外排精运动却是从完全不同的政治和伦理角度出发，这一运动来源于他对手淫行为的罪恶感和敌意，因为手淫带给人的性享乐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性交行为来获得。

    手淫对于那些体外排精的支持者来说，也不是一种可以被认可的行为。这些人支持体外排精也许出于不同的动机，如：认为少生孩子可以改变穷人的命运、担心人口过度增长、还有因为各种文化原因而导致的拒绝生育。但无论理由如何，这些对手淫言论的支持者却与那些认为所有拒绝生育的性行为都是错误的人惊人地一致。支持或反对“为性享乐而性交”的人，对于手淫这种自体性享乐行为，观点都是大致相同的。 ［52］ 手淫是“少生还是多生”这一争论的底线。一方面，有争议认为，体外排精是危险的，因为它将成为另一种形式上的“手淫”。19世纪晚期最著名的妇科医生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Elizabeth Blackwell）曾说过，一个经常手淫的女性，其内部器官的状况与一个采取体外排精措施的女性几乎完全一样。她早就对女性的自淫行为提出严重警告，并反对一切阻止受孕的方法。她认为，温柔的爱抚是一种生理上的需要，因为通过爱抚，大脑可以向身体提供进行性行为所需要的额外能量。手淫是在没有爱抚刺激的情况下索取这种能量，而体外排精虽然形式不同，其本质与手淫完全一样。 ［53］

    来自于另一方面的争议的观点全然不同。这种争议认为，生理学已经证明，人类的生殖欲望本能——即追求性交的欲望——“高于一切，无论是在正常的性交行为还是在强暴行为中”（这句话出自于18世纪德国解剖学家、人类学家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这一观点所引发的并非禁欲论，而是引发了对不受怀孕所困扰的安全性行为的追求。如果在传统的异性性交行为中不能找到一个对社会和个人都健康安全的出路，那么对性交本能的追求则会不可避免地沦落到用一种“有害的行为”来满足自我。因此，体外排精不仅可以避免怀孕，还可以避免手淫的发生。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在认识到性饥饿的严重性等同于食物饥饿之后”，我们已经不能依靠马尔萨斯所提倡的道德约束——独身和晚婚——来阻止性交行为。让缺乏性约束的严重后果蔓延开来，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与文明的发展极不相称（马尔萨斯曾认为，饥荒、死亡和极度贫困在某种意义上是正面有效的行为，因为它们可以使人口和食物提供保持平衡）。而那种“有害的行为”，即通过“手淫来获取满足感的非自然行为”，则绝非解决问题的方法。手淫是一种“背离社会道德的堕落行为”，它并不能给实施者带来“心灵上的解脱”，相反，它使实施这种行为的人“身心受损，甚至导致精神失常”。手淫所产生的后果是“罪大恶极的”，相反，体外排精则是一种有节制的、自然的满足“生殖欲望本能”的行为，不仅可以避免意外怀孕，而且“可以带来愉悦的享受”。简言之，体外排精可以防止手淫的发生。因此，无论是“体外排精”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认为手淫是人类的大敌，是万恶之源。 ［54］

    推销治疗手淫的药物以及对手淫问题进行讨论已经成为当时专业出版物、医生论文、百科全书，以及其他书籍的一个惯例。正是通过这种医学与道德相结合的形式，无数普通大众开始意识到手淫行为的危害性。数百篇在学术刊物上刊登的文章将新发现的这种或那种疾病归咎于手淫；所有的重要医学参考书都列有关于手淫话题的条目；泌尿学、妇科学、精神病学、神经病学和性医学的专业书籍为普通文学作者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关于手淫材料。在其他的参考书籍和其他地方，我们也可以发现诸多对手淫的讨论。生活在19世纪的人们发现这个话题几乎无处不在，无法回避。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位关注时事的居民，在某天拿起一份地方医院的报告时，会发现这样的告诫：“社会的每个公民都应该了解这种被广泛关注的罪恶”（即手淫），对此问题保持沉默、或对公众为驱除这种恶习所采取的措施表示反对，都应被视作违法行为。 ［55］ 对手淫问题保持沉默即是对社会道德的一种反抗，因此，有人甚至对制衣厂的女工表示担忧，因为从医学角度来观察，女工在操作缝纫机时会大腿摩擦，这完全可能是一种“自淫”行为。同样“令人担忧”的还有代表了现代工业和自由主义的自行车，因为骑自行车的行为和操作缝纫机十分相似。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的几乎任何一样东西都会引起人们对手淫的焦虑。 ［56］

    20世纪早期，“手淫致病论”的影响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更普遍意义上的医学—道德危害论，这一论调蔓延至新的领域。性健康成为优生学的一部分，而优生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保障国家安全，在当时世界流行的“人种竞争论”中，是保障人口质量的重要手段。优生学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手淫。例如，在日本，改革者和现代主义者将性教育和优生学引进了日本教育，手淫在其中得到充分的重视。日本第一家女子医学院的创立者曾经这样说，“手淫是所有性欲本能中最可怕的一种疾病”。性交的基本目的是繁衍健康的后代，因此手淫不仅会对个人的生殖能力产生致命的后果，而且还将危害社会。在那些发展科学以增强国力的国家里，手淫成为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 ［57］ 西方关于性健康的一本指南中曾经有这样的警告，人一旦“违反自然规律”，将永远失去生殖能力。对于那些实施此行为的轻率少年，手淫不仅会对肌肉和神经系统造成伤害，而且那些不洁的幻想也会使他们道德沦丧。因此，这本指南建议说，在这个信奉个人主义的年代里，母亲们要提高警惕，但更重要的是，“男孩子们必须认识到，只有自己才能获得自我救赎”。 ［58］

    然而，旧的手淫致病论的影响仍然存在。1900年，由于结核病菌的发现，人们已经不再把肺结核的病因归咎于手淫。但是，反射生理学和对新陈代谢的生化研究却为手淫致病论提供了新的依据——心脏杂音、眼球痉挛以及各种神经及心理疾病被认定与手淫行为有关。直到20世纪，现代生物学才不再坚持手淫致病论，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手淫仍然是研究的热点。堪称青少年心理研究开山鼻祖的克拉克大学（这所大学是美国第一所邀请弗洛伊德开设讲座的大学）校长史丹利·霍尔教授（G.Stanley Hall）曾经说过，“手淫是最罪大恶极的行为”，“是人性弱点中最令人悲哀的一面，而且是一系列神经及心脉血管疾病的罪魁祸首”。这一言论至今仍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在他看来，手淫这种堕落的行为是所有重大罪恶——无论是社会罪恶还是个人罪恶——的根源。霍尔教授的观点代表了19世纪文化评论的主流观点（第六章中将有详细的阐述），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由《手淫》一书开创的手淫致病论这一医学传统，经过提索的系统整理后，在18世纪末以及19世纪到达鼎盛，直至20世纪20年代才逐渐消亡。

    然而，医学——无论是专业医学还是大众医学，只是推动《手淫》遍布世界的两大原因之一。纯粹的商业理由、医学—道德论的公共讨论、或是对手淫致病的传统研究都不能作为惟一的原因来解释手淫文化得以传播的真正缘由。如所罗门医生、高斯以及霍德森之流的畅销书虽然不具任何学术意义，但他们表达了与卢梭《爱弥尔》一书相同的观点，即手淫对伦理道德危害深重，正是在道德危害的基础上才产生出医学的危害。那么，普通大众是如何理解并接受这些哲学家、学者，甚至如所罗门医生之类的庸医所提出的道德警告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关于手淫如何从伦敦传播至整个世界的讨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心急的读者可以跳至第四章和第五章寻求答案）。但是，有关手淫的道德讨论有着自己的传播渠道，这些渠道在手淫致病论的影响逐渐消亡之后，逐渐得以增加和扩张。

    无论是通俗文学或是高雅读物都一致认为，手淫的根本问题在于这种行为自我满足的特质。它使人们幻想得到的那种不受约束的性享乐成为可能，无需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因为所有必需的物品——欲望以及满足感——都存在于个体自身。“手淫者身上永远具有实施这种罪恶所必需的手段、工具以及动机”。“没有任何理由，只要有这种想法，就可以恣意妄为地任自己的身体受淫秽欲望的摆布；支配他们的是幻想，而非自然”（后面这句话翻译自四十年前出版的《百科全书》中关于手淫话题的文章，几乎一字不差）。阻止某种恶行发生的一贯性做法——避免受到诱惑——对于手淫这种完全起因于内在的行为几乎完全不起作用。与此相反，人们通常认为手淫行为十分猖獗，因为这种罪恶的吸引力无与伦比，而且没有任何制约的方法。此外，由于手淫总是由个体独自私下进行，也有些异端分子聚众手淫，因此对于某些人而言，它似乎是惟一可以逃脱社会谴责，并不受惩罚的恶习。人们通常认为，惩罚是制约恶行繁衍的有效手段。（《手淫》作者也曾宣称，他之所以著书将手淫这种恶行公布于众的原因之一，也是为揭露这种行为的私密性。）例如，有些女子由于惧怕丧失名誉而不敢偷情，但是她们却可以通过手淫来毫无顾虑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还有什么能够阻止这种令人憎恶的癖好频繁发生呢？” ［59］

    若想打破这种隐秘性质，就需要依靠一种新的教育手段。学校和教师们应该公开这种恶行，因为恶行一旦公开，就会引起重视——虽然，我们也许会对此提出质疑。首先，学校的数量，无论是男校还是女校，比起以往都大为增加。因此，处于成年人监控之外的青少年性问题就变得尤其尖锐起来。而且，在18世纪，青少年教育是追求自治、自我决策、道德自我的重要环节，也就是说，教育在启蒙运动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爱弥儿》的广泛传播以及对这本书的热烈讨论使手淫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而另外一种从教育意义上对此进行的讨论则进一步推动了手淫文化的发展。英国作家、坦布里奇学校的校长维塞斯莫·诺克斯（Vicesimus Knox）在1783年写道，学校的教师们在进行反手淫的教育中，无论怎样恐吓都不为过；他建议“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地大肆渲染手淫的严重后果”。诺克斯1793年因为公开宣扬反对反革命性质的法国战争而被保守分子从布赖顿驱逐，他支持天主教的解放学说。由此可见，在现代新思想中，手淫是罪恶深重的。

    《手淫》在德国掀起的热度是任何国家不能比拟的。致力于发展公民文化的德国教育学者们对手淫这种私密的恶习给予了充分关注。齐莫尔曼教授与提索、歌德，以及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术精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在当时最具进步意义的期刊上（在这份期刊上，哲学家康德曾发表过“何为启蒙”的著名文章）刊登了一篇论文，在文章中，他郑重告诫说，女孩同男孩一样，也存在手淫行为；而且手淫对女孩所造成的伤害毫不亚于对男孩的摧残。以教育文章著称、并将“偏执行为”一词引入医学实践的萨缪尔·高蒂·凡戈尔博士将手淫对男女两性的危害分别列出来，并指出手淫对女性的危害要远远超过男性。 ［60］ 在全世界都赫赫有名的德国教育家沙尔斯曼（C.G.Salzmann）曾就手淫这一话题撰写了一部300多页的著作，书中讲述了一个又一个误入歧途的年轻人的故事，每个故事都令人震惊不已。这本书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女权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玛丽·伍斯托拉夫（Mary Wollstonecraft）就曾经翻译过——更准确地说，是修改过——沙尔斯曼的主要作品。她也曾在别处发表文章，阐述了与她的德国同行相同的观点。她认为，人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会产生真实的社会后果。尤其是，“男性世界对贞节的不重视……是许多给人类造成磨难的身心罪恶的根源”。男孩子在学校里学到的这种“肮脏而不体面的小把戏”不仅“使身体日益虚弱，而且令大脑越来越迟钝”。她在文章最后总结说，“这种自我满足的行为使人的大脑很早就受到污染。”“手淫这种个体性恶习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公害。” ［61］ 无论这位英国女权运动者的观点是否受到沙尔斯曼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沙尔斯曼在教育界声名赫赫，他撰写的长达314页的《论青少年的隐秘恶行》在西方有着重要的影响。 ［62］

    沙尔斯曼在书中说，在手淫现象刚刚出现萌芽之时，他就已经开始撰写这部作品，那时“手淫”这个词汇还未被大家所熟知。在开头的一个故事里（这本书以很多封书信组成，大多数信件来自于受手淫行为困扰的年轻人，每封信之后还附有作者的评论），一个男孩说，他不断地听到“手淫”这个词，但并不清楚它的含义，他曾经以为这个词指的是“兽性”。但令他迷惑的是，为什么人们放着现存的词汇不用，而用这个“含义生涩”的词呢？的确，沙尔斯曼也承认，“手淫”在德语中是一个崭新的词汇，德语中更常用、并更具有描述性质的词汇是“自渎”。此外，就像这封信以及其他信件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老师和家长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手淫是万恶之源，或者说，他们也许并不清楚这一点。因此，沙尔斯曼认为，自己有理由将这种新的恶行公布于众。对于恶行，尤其是亟待解决的恶行，决不可轻描淡写，等闲视之。 ［63］

    另外还有一种观念认为，在德国，以及在世界各地，手淫现象一直存在，并等待被发掘。对于手淫行为，需要不断地批评、谴责并提出警告，不能只依靠通过外在的约束力量——外在的约束对这种恶行丝毫不起任何作用，而是应该通过自己的廉耻心和罪恶感来自我约束。这种廉耻心和罪恶感是由不断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从本质上来说，手淫恶习一旦染上，就会上瘾。因此，对这种行为需要不断地进行批评和谴责。手淫经常被比作吸烟，为满足无穷无尽的自我欲望，沉溺于这两种恶习的人都会越陷越深。但是，与吸烟不同的是，手淫行为中不存在交换，也不存在经济上的控制。沙尔斯曼认为，在所有恶行当中，手淫第一眼看上去是最不严重、最不普遍、也最不具危害性的行为，这也揭示了为什么1000多年来它几乎完全不受关注的原因。自《手淫》一书开始，每一种有关此书的质问都集中在这本书如何地引人误入歧途，以及因此而导致手淫泛滥猖獗。一位校长在给沙尔斯曼的信中写道，“我问了94个学生”，49个承认有手淫行为。这位校长继续写道，“没有任何理由能让我相信，其他的45个学生没有那种行为”。 ［64］

    校长认为所有的学生都实施了这种行为，是因为再没有任何一种恶习比手淫更具有诱惑力，而且更容易进行。它可以在不借助任何外力的情况下悄然实施，而且，“进行手淫的机会永远存在”。它完全不受公众的监控，因为“若想不为人知，实在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现实世界中通常用来阻止恶行的方法对手淫丝毫不起任何作用，阻碍定律和惰性定律也并不适用。“至少”——沙尔斯曼在这里表达了与卢梭在《忏悔录》中相同的观点，《忏悔录》在德国面世要比沙尔斯曼的著作出版早两年 ［65］ ——“在异性性交中存在种种约束，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在其中阻碍着。……必须确定时间和地点……必须做好安排，以免被人发现而名誉扫地；总之，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由于手淫往往是独自私下进行，因此这种无法摆脱的恶行完全有可能禁锢人的灵魂，等手淫者意识到这种恶习的危害性时，已为时晚矣。沙尔斯曼的书里充满了忏悔者的故事，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告诉大家，他们想尽办法试图摆脱这种恶习，却总是无奈地又一次陷入其中。手淫像毒品一样，令手淫者一再上瘾，无法自拔。和海洛因以及其他具有致命诱惑力的毒品一样，只要沾染上一次，手淫就会令无数无辜的人一步一步地变成瘾君子。

    18世纪的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社会腐败因素——学校、交友不慎，以及心怀不轨的保姆或仆人——令年轻人走向不归之路。但沙尔斯曼却同弗洛伊德一样，对此观点不以为然。他清楚地阐明，手淫行为完全起因于人的内在欲望，只有羞耻心和罪恶感才能挽救这些迷途羔羊，并将这种轻率的自我性行为转化成需要更多责任感的社会性行为。换言之，手淫这一恶行的内在结构——无尽的欲望、不为人知的私密性——需要尽可能多的社会批判和谴责。正因为手淫是一种偷偷摸摸、暗地进行的龌龊行为，教师们应该以异常激烈的态度对它进行批判。

    “我并不是由别人引导而沉溺于这种行为的，”一位年仅13岁的男孩这样写道，他完全是自己学会的。在给沙尔斯曼的信中，这个男孩继续写道，“我从未听说过手淫这个词，我甚至并不知道它和异性性交有任何区别。”他说，“许多年来，我完全不知道这种行为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在他看来，手淫行为毫无害处，就如同和同伴互相呵痒、嬉笑打闹一般简单。他说，他只是觉得这样做很舒服——每两周一次，或者更频繁些，并且觉得这种行为完全无辜，如果父母问起，他也会如实相告的。这个孩子的想法看起来如此幼稚，但却是自体性行为危害的绝佳体现。在弗洛伊德创立性个体发生的模式之前这种模式认为，手淫无处不在，只要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并不会造成危害和灾难，批判手淫的言辞激烈地就像一场战争，似乎永无尽头。 ［66］ 手淫，如同生物学上的单性生殖一样，似乎完全是由人的身体所激发，甚至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如此。

    卢梭在《爱弥儿》中对世人发出的警告越来越令人担忧，每一次警告都使手淫这种恶习为更多人所知，令更多人恐惧。19世纪初法国的一部医学百科丛书写道，“从这种行为诞生之日起”，它的破坏性就极大，而且发展速度极快。出版这部医学百科的是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一家出版社，他们还曾经出版了著名的狄德罗《百科全书》。“如果出于某种偶然”，或是因为“外在的接触令孩子们（通常指男孩，但并非总是这样）发现生殖器官那里隐藏着令人兴奋的力量”，那里“汇聚着生命的所有能量”，那么一切就无可挽回了。“他将会被愉悦的假象所欺骗，沉溺于某种恶习之中，这一恶习将迅速把他引向一条不归路，或是带给他比死亡更痛苦的折磨。”“最终一切将无可挽回”，医学百科中这样描述道，同样的话也曾出现在《爱弥儿》中。“外在的接触”在这里指的是长久以来误导人们的一种传统做法，一直以来，护士们通常采取拨弄婴儿小鸡鸡的做法让婴儿安静下来。

    在对手淫文化的发掘中，我想，好像从未有人对这一做法表示过担忧。早在17世纪初期，路易十三的医生就曾经毫不在意地向世人介绍，路易十三小的时候总是哭闹，每当这时，奶妈就会拨弄他的小阴茎使他安静下来。对于这种公然的手淫行为，这位医生并没有进行任何谴责，尽管他对于当时宫廷里的淫乱之风颇为痛恨。在比这更早的16世纪，意大利著名解剖学家法罗皮欧（Fallopius）曾经鼓励当时的父母们要不断地摩擦小孩的阴茎，令其一次又一次地勃起。据说，这样做可以使阴茎变大，令他未来的妻子易于受孕。 ［67］ 然而，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在18世纪的后30年里，由于提索和卢梭的影响，《手淫》所揭露的这种“道德受伤所带来的痛苦和困扰”得到广泛认同。手淫此时所附带的道德影响力范围之大，在一个世纪之前几乎无法想像。手淫文化也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的文化讨论中不断向前发展。对什么是道德自治主体有着最深刻研究的著名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出于复杂的原因，也曾就此话题展开评论。对于康德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在我们探讨他的观点之前，不妨先来了解一下康德常用的几个术语。在康德的词汇中，“道德自我意识”、“自尊”和“道德自我认知”同属一类，“自我放纵”与它们不同，和“自我糟蹋”同属一类，其含义为“暴饮暴食而导致的自我麻木行为”。手淫是一种对自我的放纵，而康德一直试图创立的正是自我的道德基础。手淫的罪恶并不在于它是世俗性欲贪念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在于它对新秩序形成了巨大的威胁，这种新秩序正是以道德作为立足点的。

    基督教道德理论关注的焦点——婚姻内的性——在康德看来，并不存在很大问题。这一观点似乎有些令人惊异。康德的观点认为，性爱是一种空洞的“爱”，更确切地说，只是“对某一物体最强烈的感官享受”。所谓的性爱与道德之爱或仁爱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相反，它只是“欲望的最高层次——激情”的一种体现。而且最重要的是，性享乐是一种无耻的、“利用他人使自己得到享受”的行为。这种对他人的利用是自我满足的一种手段，而非最终目的。这一观点也可以用现代的理性伦理观来解释。从根本上说，理性的男女双方——他们是平等的契约行为者——对利用彼此的做法以谋求回报的做法可以互相认同。他们可以订立婚姻契约，通过这一契约，他们不仅“互相赋予对方一定的义务”，并且可以将性享乐“与道德之爱在现实理智的有限条件下结合起来”。

    换言之，激情是由公民社会所掌控的。人在社会中承担的各种义务和责任会阻止为享乐目的而利用他人——或自己——的自私行为。对于早期性讨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性欲”、“淫秽”或“贞操”等话题，康德并未发表任何议论。不以繁衍后代为目的的性交行为——出于生殖目的之外的性享乐——虽然是个棘手的问题，但并非难以处理，因为它只是在表面上看来违反了自然规律。但手淫——道德神学一直对此保持沉默——却全然不同。康德认为，手淫是道德的错乱，严重地“背离自然规律”，而且，是对道德主体的彻底毁灭。用手淫来亵渎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纯粹的兽性。 ［68］

    康德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可以通过婚姻和另一人达成协议，利用他（她）满足自己的性享乐，但是，他可以和自己订立这样一个协议吗？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人是否应该有责任不让自己成为一个被利用的物体，尤其是，不让自己成为一个为满足自己的感官欲望而被利用的物体？康德的答案显而易见。再没有任何行为可以比手淫更能触动道德存在体的核心。它被称作“亵渎”，“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人自我人性的堕落”。追求自我享乐的本能叫做“肉欲”，这种恶行叫做“秽行”，而“与这种感官本能相联系的”品质被称作“贞操”。换言之，“贞操”已经不再是一种与他人有关的操守，“从今以后，应被视为一个人对自己应尽的职责”。

    在手淫这一问题上，没有似是而非，一切都纯净透明。很明显，“对于每一个人”，这种对自己身体的自渎行为是“对道德最严重的违背”。只要一想到这种行为，就令人作呕，以至于“连提到它的名字都会觉得有失体面”。康德指出，在这一点上，“自我糟蹋”行为则完全不同，因为我们并不惧怕他们“展现在世人面前的那些丑态”。当然，在谈论性享乐——即便是婚姻之爱——的时候，我们必须用词谨慎，“为这种行为蒙上一层薄纱”。但是，手淫是一种甚至连名字都不敢提及的巨大罪恶。虽然中世纪神学家也曾猛烈批判过鸡奸（手淫曾被认为是鸡奸的一种），但用这样的激烈言辞批判手淫行为的人，除神学家外，康德是第一个。

    在康德看来，手淫比自杀性质更加严重，因为它违背了理性准则：自杀只是对个人生存规律的违背，而手淫是对更高层意义上的种族生存规律的嘲弄。更重要的是，引起这种行为的冲动本身就违背了自然法则，因为淫欲是自然规律所不允许的。康德进一步解释说：

    一个人的手淫欲望，并非由真实的对象所引起，而是由这个对象挑起的幻想所激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欲望的真实目的相违背的，因为这一对象是由他自身所创造。幻想所带来的欲望完全不同于以繁衍生息为目的的性行为……或者说，与婚姻所订立的共同享乐的契约也是相违背的。

    弗洛伊德也许会说这是一种对自身的迷恋，这种自恋的性行为属于变态行为。

    最后，和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Aquinas）一样，康德还回答了有关不以自然繁衍为目的的纯粹肉体欢娱行为的问题。他的回答虽然不很直接，但也意义深刻。康德认为，尽管这种行为是对性欲望的误用，但并非十分严重的问题。因为正常的性欲望可以在婚姻范围内得到控制，然而，手淫却是对理性和社会的双重背弃。这种行为并非如医生所说，是一种精神错乱的表现，更准确地说，它应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错乱。

    我之所以如此重视康德的观点，是因为他对道德自治的现代本体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是康德定义了什么是“启蒙”？“启蒙”就是抛弃一切童年的道德枷锁和桎梏，从而变成能够自主决策并且用理性控制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从这一框架来理解，手淫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那个时代，与康德怀有相同见解的人还有很多。1786年，Berliner Monatsschrift杂志在刊登了康德的“什么是启蒙”文章两年之后，进行了一次有奖征文活动。征文的主题为“青少年如何能够身心安然地不受淫秽恶行，尤其是手淫恶习的侵扰？又或，如若已经受此恶习困扰，青少年将如何应对？”一位“具有高贵品格的友人”为这次活动设立的奖金高达60德国银币——相当于一个雇佣劳工一整年的收入。当时最著名的教育改革者坎帕（Joachim Heinrich Campe）受邀担任评判。坎帕阅读了大量征文，最后选出4篇，全文或部分地刊登出来，并收编进他正在进行的一个有关德国教育的研究项目中，这个项目的研究目的是重新编定教育纲目，以适应新的公民社会的要求。这类以征文形式出现的获奖征文不断被刊登出来，并在杂志、周刊和报纸上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论。这样一来，对手淫这种恶习所造成的极大危害，几乎人人皆知。 ［69］

    由于康德、坎帕以及其他关注此现象的学者的共同努力，手淫文化成为当时道德讨论的中心。但在此之前，这一文化就已经在西方世界稳稳立足了。在18世纪末期，它是引起争议最多的一种性行为。对于手淫现象的讨论和现代主义的发展一起，几乎遍及每一个角落。当然，教会除外——尽管人们希望这样，这座道德说教的堡垒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加入进来。它生怕自己的提醒会使那些本来并不感兴趣的年轻人心生好奇，而且，从传统上来说，这也并不是一个令神学感兴趣的问题。直到1844年，一位牧师——他同时也是一位医生——才公开斥责教会没有给予手淫现象足够的重视。然而，他的观点也是建立在他作为医生的职责之上，而非神学职责。也就是说，他的观点来自于他从医学和生理学书籍上搜集到的那些因手淫而致死的恐怖故事。这位牧师说道，这些故事可以让道德神学了解手淫这种被忽视已久的恶习所产生的危害。 ［70］

    虽然手淫文化并未如有些人所期望的那样广泛出现在道德神学和宗教领域，它却已经在19世纪时遍布整个文化范畴，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艺著作中。它的提及更多地是被用作比喻，将18世纪对自我本性的质疑——不受外在世界约束的心灵生活——用疯癫和掩饰伪装起来。这令我想起拜伦（Byron）对济慈（Keats）诗歌的评价：“精神错乱的想像”，“毫无任何意义”，“是一种对心灵的手淫——对想像力的手淫”，“对人类智慧的亵渎”。简言之，就是“诗歌的手淫行为”。济慈的诗歌充满了幻想，他给浪漫主义的幻想赋予了无尽的欲望，并将想像力发挥到极致。华兹华斯（Wordsworth）就曾经批判他的诗歌“充斥着令人无法容忍的刺激”。这指的是济慈诗歌中常见的想像手法。惠特曼（Walt Whitman）曾经在自己创作的诗歌《自我赞歌》中歌颂手淫，从而被现代一位著名的评论家称之为惠特曼诗歌的“真正丑恶之作”。 ［71］

    当然，这其中存在着某种讽刺。无论是广义的文学，还是浪漫主义作品中的情感宣泄，似乎都会引起手淫。这样认为的人大有人在。然而，伦理学家所宣扬的这种观点并非凭空捏造。俄国现实主义创始人、也是当时最负盛名的评论家之一别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曾经向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Mikhail Bakunin）承认，他在19岁第一次阅读拜伦和席勒（Schiller）的作品时，就曾经因此而手淫。 ［72］

    不管文学或某种生活方式是否会导致手淫，“手淫”这一词汇却从此被赋予比喻意义，直到19、20甚至21世纪也是如此。它总是被当做贬义词使用，或是指想像力过度，或是指不够严肃认真，甚至还可以用来比喻缺乏理性、合理及教养的行为。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对于这一词语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他巧妙地将这一词汇的本义和比喻意义结合起来。瓦格纳不仅对于手淫所引起的道德败坏、身心伤害进行批判，还特别指出，犹太艺术存在着“手淫”的性质，即自娱自乐。他以拜伦攻击济慈的同样手法说道：“（犹太艺术）完全与生活脱节，纯粹是一种自娱自乐的艺术。”瓦格纳并非是这种观点的惟一持有者。最早将犹太文化与“手淫”联系在一起的是阿比·格里高利（Abbé Grégoire），法国革命文化政治的推动者，也是犹太解放论的倡导者。在一本小册子中，格里高利将所有拒绝同化的犹太人称为“手淫者”，声称这些人只有被世俗同化之后，才能成为公民——才能拥有体面的性生活。19世纪末期的文化反犹太运动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犹太人（以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为代表）的艺术总是只指向艺术本身，缺乏民族基础。犹太人之所以堕落，是因为他们自娱自乐（与“手淫”近义）；而犹太人自娱自乐，是因为他们堕落。而且，尽管瓦格纳十分清楚犹太诗人西尔多·阿佩尔（Theodor Apel）双目失明的原因是因一次意外坠马事件，他却仍将这位诗人失明的原因归咎于“手淫”。 ［73］

    手淫文化在18世纪末已经完全成熟，并被引喻至各个文化领域。不仅如此，在政治领域，它也成为对大小政治事件的攻击手段之一。1793年，革命激进分子在对玛丽·安托万内特女王（Marie-Antoinette）罪行的指控中，就曾攻击她教唆她的儿子、年仅9岁的皇太子进行手淫。法国法学家阿贝尔（Hébert）对法庭说，皇太子年幼多病，而这种自渎行为无疑“对他的病况造成致命的影响”。当皇太子被问到他是从哪里学到这种“罪恶行径”时，男孩回答道，“是母亲和阿姨教会了他这种行为”。 ［74］ 玛丽女王或许因叛国而有罪；当时的贵族阶层淫乱之风盛行，玛丽女王与她的密友玻丽歌公爵夫人（Duchess de Polignac）或许也有私情；但就手淫来说，玛丽女王是无辜的。革命者将叛国罪名与手淫罪名并列在一起，其用意显而易见。在玛丽女王的政敌看来，手淫行为隐秘、肮脏、极具欺骗性质，再没有比手淫更适合的性淫乱行为可以和女王的政治罪行、古老政权的腐朽堕落，以及这位异国王后所带来的腐化罪恶相匹配的了。玛丽女王正是想用这种肮脏行为使她的儿子堕入深渊。

    一个世纪之后，在20世纪早期的加利福尼亚，“手淫”又成为神智学会两个不同派别互相攻击的武器之一。据说学会中某一派别的一位教师利德比特（C.W.Leadbeater）——该派别的创始人安妮·贝桑（Annie Besant）后来曾为他的行为辩护——教导男孩们手淫，以此作为预防更恶劣的性行为的一种方式。神智学会的美国分会于是对利德比特的变态行为提起控诉，以表示本派别的清白。 ［75］ （1991年，以塑造皮威·赫曼［Pee-Wee Herman］这一喜剧形象而家喻户晓的演员保罗·雷宾斯Paul Reubens，因在成年人电影院手淫而被逮捕，他的电影生涯也因此受到重创。看来，似乎没有比手淫更令人耻辱的行为了。）

    这样一种不可告人的行为很容易——至少在想像中看来——被当做敲诈勒索的依据。19世纪一家英国报纸也曾经报道，向这些受到惊吓的手淫者兜售药品的公司不断地胁迫手淫者购买更多的药品，如若不从，就会把手淫者的资料公布于众。 ［76］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所塑造的那个贼眉鼠眼、脸上长满疙瘩、面色灰黄、不可信赖的龌龊人物尤来亚（Uriah Heep），也许是维多利亚时代最著名、也最有代表性的手淫者形象。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形象，如在狄更斯作品中也出现了其他关于手淫的有趣描述。如在《雾都孤儿》中，他引用了斯威夫特那句经典的玩笑：“查理·贝茨，查理·贝茨大人，贝茨大人”（原文为Master Bates，读音和masturbates相同——译者注）。在《远大前程》中，有大篇幅关于匹普如何试图掩藏他的“邪恶秘密”，“隐藏在裤管之下的秘密”的描写。 ［77］ 狄更斯由此开创了一个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传统观念，即认为手淫者从外表上就能判断出来。“面无血色，四肢无力，胸部凹陷，全身发软，耷拉着脑袋……脸色如死灰一般……眼神暗淡无光，眼睑低垂”。许多广泛流行的医学书籍如此描绘手淫者的形象，并配有插图 1 。而这些描述似乎还不完全足以刻画手淫者的猥琐形象。剧作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曾经看见并且在给他未婚妻的书信中所提到的那个18岁的英俊少年，也被这一“违背自然的恶习”折磨得奄奄一息。“他的一生已经全然被毁，只落得形单影只，终生残疾的下场”。最近，有人对18、19以及20世纪德国文学中所涉及到的手淫现象展开了一次广泛调查，却仍然难以完全统计清楚。在一些论文专著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有关手淫的讨论。手淫者已经成为公众嘲笑或愚弄的对象。人们对他们感到惋惜或恐惧。因此，沾染了这种行为的年轻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掩盖自己的恶习。 ［78］

    在如上对手淫者的描绘中，医学与道德伦理互相吻合。但是，那些对以自然为基础的伦理道德感兴趣的医生们，即使他们对于“手淫致病论”并不认同，对手淫也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例如，美国第一位女性医生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Elizabeth Blackwell）就充分运用了现代医学理论来阐述自己的主张。她认为，手淫是导致“所有其他违背自然的恶行”的两大罪恶根源之一，另外一个是家庭暴力。这一论点是“贞节运动”的主要观点——布莱克威尔曾著书支持这一运动，但是却与“手淫致病论”无关。事实上，布莱克威尔把手淫看做是推动一次政治提议的武器：在一次大的立法运动中，手淫成为女权主义抨击双重标准的核心问题。布莱克威尔认为，男女双方对性的欲望是相同的，因此，那种认为男性需要用嫖妓服务来宣泄欲望的观点毫无根据。“用嫖妓的方法来宣泄男性欲望”是《传染病法案》的支持者所倡导的。这一观点的反对者则认为，这一举措将会使19世纪的英国采取像法国那样由国家颁发嫖妓许可令的荒唐制度。布莱克威尔还认为，对于男女双方来说，手淫危害无穷，不仅因为这种行为会使性本能欲望变得更加强烈——因为手淫过早地开发了人的性本能，而且因为手淫会削弱人的自制力。而人的自制力正是人类文明的基础。由于手淫很容易令人沉溺其中，因此在所有性行为中，它是最不容易受理性控制的一种。不仅如此，手淫还提供了一种不受约束的性生活模式，是最严重的淫秽行为 ［79］ ——这就是它的危害所在，与肺结核或精神失常并无必然联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已不再相信“手淫致病论”了，它只停留在无知者的迷信观念和民间说法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的完全覆灭，因为这一理论给现代手淫文化留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一个始终位于西方性文化研究中心地位的话题——手淫。在与医学疾病完全脱离干系之后，手淫文化以三种互相独立却彼此相连的方式，进入到20世纪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思潮当中。

    首先，在人类学、动物行为学、性医学、精神病学，动物学，以及其他领域的读物和学术著作中，人们发现，手淫行为在青少年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是长期以来十分明显的事实，并引起无数人的担忧。不仅如此，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中，在各种不同的文化里，这一行为也十分普遍。甚至是在我们所熟悉的动物中也存在自淫行为，如：马、威尔士矮脚马、熊、雪貂、狗、猫、猿猴、臭鼬和鹿。不仅是欧洲人，巴厘人、埃及人、非洲霍屯督人、印度人、泰米尔人、巴苏托人、中国人、日本人都有手淫的历史；不仅学生，无论男男女女，无论精英学校的学生，还是教养院的少年，都普遍存在手淫行为。当然，因为性别或种族的差异，也许方式会有所不同。此外，在每种文化中，都存在女性自淫现象，但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对于性用品的使用是有限制的，尤其是对那些“沉溺于某种性愉悦方式”的人来说。然而，这些细微的差别并不妨碍我们承认这样一个强大的事实：每个人都会手淫。对于如此纷杂的研究材料，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从中提炼了“堕落学说”——一种风行于19世纪的观点，认为手淫和嫖妓是人类退步的表现。还有人提出一种假说，即在生殖能力形成之前，性意识的过早启蒙会使人们需要找到一个宣泄性欲的出口。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十分必要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德国人梅契尼科夫（Elie Metchnikoff）就持有这一观点。德国性医学家布罗赫（Iwan Bloch）则和弗洛伊德一样，赞同尼采（Nietzsche）的观点：一个文明人需要为自己的本能找到合适的出口。有一些研究借用了动物界自淫的资料，而另外一些则没有。但总的说来，这些在欧洲和美洲可以广泛阅读的新资料极大地推动了手淫文化的发展。那种认为手淫只是青少年的道德败坏行为，只要有正确的教育、只要不结交心怀不轨的朋友、只要避开恶仆的影响就可以预防这一恶习的观点，已经被证明完全是个谎言。从更深层意义上来说，手淫不仅是一种自然的行为，而且是普遍存在的。 ［80］

    手淫文化进入20世纪的第二个主要渠道主要建立在上面所述的那些新资料的基础之上，大量的新资料为手淫增添了重要的心理学上的意义。1899年，英国性心理学家哈维洛克·艾利斯（Henry Havelock Ellis）发明了“自体性行为”这一术语，指的是“在没有外在刺激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因另外一个人（或物体）而发生的”所有性欲望。“自体性行为”的含义是广阔的，不仅可以用来描述“那些因性行为受到压抑而产生的异样行为”——这些行为往往会导致各种病态行为，还可以指代所有我们认为是高级文明产品的艺术成果，即赋予生活丰富色彩的艺术和诗歌行为。简言之，所有关于性的幻想——自古以来，思想家们就认为人的头脑中存在着大量性幻想——都可以用这一术语来概括。事实上，所有试图从身体内在获得性满足的企图，无论有意无意，都可被概括为“自体性行为”。 ［81］

    当然，在“自体性行为”的广泛含义中，手淫仅仅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艾利斯指出，人们只有将这种行为视作“自然界众多事实行为中的一种”，才能够真正领会它的文化重要性。在这种事实行为的一端，是动物的自淫行为。虽然艾利斯引用很多文献来证明动物中也存在自淫行为，但这并非本书讨论的重点。他对动物的自淫行为进行研究是想证明，人从自身寻找性愉悦的癖好其实来源于自然界，因为野兽也有这种行为。但这种癖好也是文明作用的结果。正是那些令我们成为“人”的特质令“自体性行为”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因此，在“自然界普遍事实行为”的另一端，是一种融合了想像力、性欲和艺术的人类行为。在艾利斯的定义中，手淫是精神性行为的体现，如意大利作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所言，是一种能对文化造成影响的性行为，因为它完全来自于人的幻想。 ［82］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手淫的危害性在于它的不可告人性以及缺乏社会及道德的约束。然而，这种行为现在却被定义为众多正常行为的一种，完全不必受到时间、地点、社会和责任义务的限制，并且可以通过任何一种精神活动而获得，对它的道德评判现在也取决于个人如何看待这种行为。曾经将手淫比喻为“中产阶级的脑力性行为”——这也是查太莱夫人情人的魅力所在——的D.H.劳伦斯（D.H.Lawrence）认为，手淫只是真实的两性性交行为的虚假代替品，那些抱怨少男少女们过早进行性行为的人们其实是在哀叹“他们本该被分开，用手淫来代替真实的性交”。性的欲望必须找到合适的宣泄口，在“我们这一灿烂的文明里，出路就是手淫”，换言之，就是精神的性行为。劳伦斯指出，现代的流行文学和流行娱乐似乎都在暗中推动这种隐秘的行为，而在这种行为的进行过程中，人的身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具行尸走肉”。 ［83］ 这里需要额外说明的是，令劳伦斯对手淫产生反感的并非是手淫所具备的精神幻想特质，和18世纪的评论家一样，让劳伦斯厌恶的是这种行为的隐秘性令人感到羞耻，“比身体的排泄物更加不可告人”。

    另一方面的观点则对艾利斯的理论表示出更多的支持。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和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是这一派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在手淫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幻想，维达尔额外还注明，会产生与他人性交的幻想。从他们的理论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到《手淫》一书遗留下来的影响。维达尔评论说，“很少有人会承认，为了获取或维持性快感，人们在性交过程中会制造一些想像的情欲画面来作为肉体的补充”。卢梭所声称的“危险的补充”在手淫中已经变成家常便饭的事情，而且似乎颇有益处。当然，维达尔的理论也并非完全正确。他认为，青少年——为什么不是所有人呢？——为使手淫行为更加意味深长，在“行为初期，他的脑海中会呈现出类似酒神节狂欢的场景”。这种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如果幻想得太美妙，那么与异性的性交就会显得索然无趣。18世纪时，这种担忧非常普遍。但是，如果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种幻想行为，无疑将会成为培养丰富想像力的温床。 ［84］

    在纪德自传的第一页，他描写的关于自己的第一件事就是“手淫”。据纪德的描述，在他小的时候，曾经和一个仆人的儿子躲在餐桌底下偷偷手淫。虽然纪德觉得十分享受，但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这一段回忆注定成为纪德发现自我以及塑造自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在“手淫”成为“幻想力”的代名词之后，这段回忆得到了详尽的描述。“这一行为的惟一原因，是性心理的发展”，纪德这样向文学家罗歇·马丁·杜·伽尔（Roger Martin du Gard）解释道。同时，纪德将这一行为描绘为“一种虽然特别，但是完全自然的性情”，意思是说，他的需求和性能量需要通过各种各样、接连不断的情欲亢奋将其释放出来。这些情欲亢奋在他的生活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主宰一切欲望、得失、成果、享受，甚至包括他的爱好——文学和雪茄。他认为，如果没有完全到达高潮，罪恶就不会过于深重。一波又一波的热浪袭来，“经常是一整夜，却从未令他犯下最高程度的恶行”。将手淫视作探索自我过程中必经阶段之一的观点最早出现于卢梭的《忏悔录》中，200年后，又重新以直白的语言形式再次出现。

    令手淫文化成为20世纪热点话题的第三个渠道——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渠道，就是弗洛伊德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中，手淫成为人类心理发生的一个重要领域。当然，令手淫地位如此突出的人并非只有弗洛伊德一人，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艾利斯的理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学者的研究。例如，性学研究的创始人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虽然对于手淫对身体的危害毫不在意，但却认为，“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比手淫更加污染人的心灵”，换言之，手淫在所有性行为中，最有可能导致“对异性的扭曲心态”、以及对欲望的变态心理。这种扭曲的心态和同性恋也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如果不能从婴儿期的手淫心理中解脱出来，将会径直走向人性的扭曲。 ［85］ 美国心理学家史丹利·霍尔（G.Stanley Hall）也认为，青少年时代的几乎所有逆行，从对电影的过度迷恋到吸毒等，其根源都可以归咎于手淫。但是，是弗洛伊德清晰而明确地告诉世人，手淫是性的秘密。

    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学术飞跃，是因为弗洛伊德洞察到，人类的性欲望并非“顺其自然”地被引导到繁衍生息、或是所谓的异性性交行为上。若想使肉体和肉体欲望转变成有用的、能够繁衍后代以维持种族生存的男女两性关系，文明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从广义上说，将婴儿期形成的、无序的性能量转化为成年时期有组织、有条理的性生活的过程，也是欲望本身受到约束和引导的过程。人类如果想要达到更高的目标——不仅仅是生儿育女、繁衍后代，而是追求艺术、音乐、文学，以及所有类型的文化，就必须完成这一蜕变。转变婴儿时期所产生的自体性行为就是蜕变的开始。通过弗洛伊德的这一理论以及对该理论的无数诠释，手淫文化终于从18世纪评论家所制造的梦魇中解脱出来。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手淫可谓是被讨论最广泛的话题，也是与他的基本观点联系最紧密的一个。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曾经认为，精神病症的根源在于实际存在的精神创伤，也就是所谓的“诱引说”。后来，他改变了看法，认为精神病症的产生是个人性欲望受到压抑并产生罪恶感的结果。弗洛伊德对手淫的研究则可被看做是架通这两种理论的桥梁。1905年，在他经典的“少女多拉的分析”中，他将多拉不断受到幻象困扰的原因解释为未能成功摆脱婴儿时期的自体性行为。 ［86］ 在多拉性意识成长的过程中，她和手淫行为的不断斗争是给她造成心理创伤的根本原因。

    弗洛伊德理论的演变诞生出这样一种观点：手淫是性欲表现的基本形式。它在性心理发展的初级阶段是一种完全自然而且合乎常理的行为，但是必须在迈向成熟的过程中将这种行为摒弃。正是在和手淫的不断斗争中，文明将性欲望引向正确的途径。相反，如果不能很好地引导这一欲望，注定将会是完全的毁灭。1897年末，在《梦的解析》出版之前，弗洛伊德在给朋友怀赫姆·弗立斯（Wilhelm Fliess）的信中写道，“我逐渐领悟到，手淫是一种重要的行为”，“是人最基本的一种嗜好”。而且，就与对香烟、酒精或吗啡的吸嗜成瘾一样，这一行为直接或间接地“是性满足的一种替代品”。弗洛伊德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作品时写道，手淫的作用和赌桌上的赌博行为类似。他指出，赌桌上常用的词“play”（赌，玩一把）和幼儿园中常用的“play”（玩弄生殖器）是同一词。 ［87］ 事实上，几乎没有一部著作不涉及“自体性行为”的。而且，弗洛伊德不时地将焦虑症、强迫症、自恋症、神经性呕吐、婴儿期性欲压抑、甚至罪恶感（尽管对此有争议）都归结于性满足感的基本途径与心理因素互相斗争的结果。但是，与其说手淫是成年性成熟的劲敌，不如说它是性成熟的预兆。婴儿期的手淫行为其实是在宣告，生殖器——如弗洛伊德所言——“注定会在将来成为伟大的物件”。人作为性个体的整个组织构造是由自体性行为协调完成的：“由这一性感应区域所引起的未来性交行为的满足感，正是建立在婴儿期手淫行为基础之上。” ［88］

    手淫这种曾在道德上受到质疑而且被医学认定为极其有害的行为，在弗洛伊德的学说里，成为心理发展模式的必经阶段之一。它是一个人必须要经历、并要以正确、有序的方法实现超越的一个阶段。同时，手淫也是真正性交行为的重要演练，“是为成年性行为而进行的预先准备”，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心理学家玛丽·波拿巴特（Marie Bonaparte）这样说道。 ［89］ 但是，对女性而言，这一说法却并不成立，因为她们早期的手淫行为和成年之后的性行为性质完全不同。为了走向成熟，女孩子们所要摒弃的不仅仅只是手淫这种行为，还有婴儿期所感受到的性高潮体验。也就是说，要摒弃刺激阴蒂的性行为，而学会体验阴道性行为；要抛弃主动性行为的幻想，而接受女性在性交行为中被动的现实。在20世纪最重要的心理学理论中，手淫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而且，几千年以来被忽略的女性手淫研究在此也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200多年来，手淫一直遭受着文化的批判。如今，历史终于被改写，这种自体性行为被定义为塑造自我的重要因素。在旧的历史和新的发现之间，是弗洛伊德和他的同行们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对他们而言，手淫文化是一个没有边界的研究领域。1910年，维也纳心理学研究界的学者们曾聚集在一起，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对《手淫》一书进行讨论，最终因为分歧太多而无法刊登关于这次座谈的任何成果。两年后，他们又相继召开了9次座谈会，但依旧很难找到共识。弗洛伊德在会谈报告的结尾处只好写道：“关于手淫的讨论的确永无止境。”200年前，当手淫文化从贫民窟产生出来时，它曾被形容为“令道德受伤的困扰和痛苦行为”；200年后，手淫却成为“欲望本能和现实压抑的斗争表现”，用弗洛伊德的同行、德国精神病学家威赫姆·斯特科（Wilhelm Stekel）的话来说，是带有现代印记的性行为，是塑造自我的巨大潜在力量。 ［90］

    在第一代的心理分析学之后，无论承认与否，手淫在心理学领域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自体性行为是人类性学研究的典范”，著名分析家乔伊斯·麦克杜格尔（Joyce McDougall）戏谑道，“这是个一再被提起、却屡次被忽略的事实”。无论是对相对正统的理论分析学者，还是对后来的女权主义作家而言，弗洛伊德对手淫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女权主义者露丝·伊利格拉芙（Luce Irigarav）就曾经对弗洛伊德用以男性为中心的理论对女性自体性行为进行诠释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她认为，小女孩“并不会对自己手淫，对她进行手淫的其实是阴茎的等同物”，并以此作为依据来重新定义“女性”群体，使其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事实上，也正是女性与自体性愉悦之间的独特联系定义了什么是女性，或者说，它至少是女性发掘自我、发掘自身感触的一种直接、不受干扰而且持续不断的渠道。“对女性而言，不需要任何调节，她就可以接触到自己的内在”，她“可以不断地抚摸自己……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她，因为女性的性器官是由不断接触的两片阴唇构成的”。 ［91］ 伊利格拉芙认为，虽然手淫仍然可以算是成年性行为的雏形，但并非如弗洛伊德所想像，是成年女性性交行为的雏形。

    心理分析学的影响迅速蔓延，远远超出这一领域的学科范围。从幼儿科学的教科书到道德神学的讲义，在解释到“性”的问题时，都深受弗洛伊德对于性心理发展观点的影响。在这种对手淫崭新的诠释中，手淫行为不再像启蒙运动时期和18、19世纪的评论那样，是全民公敌。它在个人成长和迈向成熟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德国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一个小册子中说道，它“既非疾病，也非罪恶”，但值得人们广泛关注。 ［92］ 对手淫致病的担忧一旦烟消云散，这种行为所引发的道德和心理问题也就变得更为清晰。既然“已经十分清楚手淫对健康无甚伤害”，美国一位著名的分析家评论道，就应该对手淫展开广阔而全新的心理研究。弗洛伊德的启蒙观点认为，手淫应被视为青少年的一种自然行为，是性行为发展的必经阶段，正常人在成年之后就会抛弃这种行为。然而，如果“成年人还继续手淫”，则可被视为性心理发展受到压抑的标志之一。手淫不是罪恶深重的恶习，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它只是失败和落魄的象征，是内疚感和不满足心理发出的讯号。没有幻想的手淫行为，只是为减轻“身体里爱恋欲望的紧张感”；而带有丰富幻想的手淫，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不完全的情欲发泄，并不能提供任何“精神意义”（人们一般认为，性行为的精神意义在于，它可以使人成为“具有社会性的成熟公民”）。因此，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一生中一个至关重要、含义丰富的时期。它的一端是“自然的”婴儿期自体性行为，另一端则是迈向成熟所要经历的痛苦挣扎。在这一时期，手淫从“性启蒙”的一个符号转变为另一种象征，象征着手淫的实施者未能获得正确的欲望目标，更广义地说，象征着手淫者不能与社会的需求形成妥协。 ［93］ 一个人与手淫的斗争历程，其实就是携手文明、共同发展的进程。

    这些广泛意义上的弗洛伊德式的诠释推动了性别斗争的发展。在20世纪上半期，成年之后依然手淫的做法被看做是一种正面的行为，是对社会规范和社会期望的一种反抗。这种理论的新动向可以追溯到四、五十年代轰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金赛性学报告》（Kinsey Reports）。这一报告在更广泛意义上令人们对存在已久的一个事实更加印象深刻——手淫这种所谓的“变态”行为实际上非常普遍。并非像某个19世纪的观察家所预言的那样，手淫仅仅广泛存在于文化层次低下的人群当中。事实恰恰相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尤其是女性，越存在着手淫倾向，或曾经有过手淫的经历，至少《金赛性学报告》是这样说的。并且，大多数的手淫行为并未削弱婚姻内正常性行为所带来的性愉悦感，虽然18世纪的批评家曾经这样担忧过。手淫给人们带来的愉悦和性交行为产生的满足感似乎是相当的。

    《金赛性学报告》并未就自体性行为发表很多议论，但是，正如同报告中争议颇大的有关同性恋的调查数据一样，这些数据向我们展示，被我们原本质疑为变态的性行为其实只是从正常行为到反常行为的性活动曲线的一部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性学研究学院举行的联合调查以更为人所接受的方式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关注，其受关注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性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显示，手淫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行为。

    弗洛伊德之后的手淫文化研究始于1966年。威廉·马斯特（William Masters）和维吉尼亚·琼森（Virginia Johnson）合作出版《人类性反应》。这部著作后来不断再版，并被译作多国文字得以广泛流传。虽然这本书以及之后的那些观点并非是为手淫行为正名，但却给女性手淫者留下了这一印象。首先，它认为，弗洛伊德所持有的女性成年后不再会有阴蒂性行为——即手淫——的观点是错误的。马斯特和琼森进行了许多访谈和调查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大多数女性在经历性高潮体验时，仍然有刺激阴蒂区域的行为。”这就意味着，在异性性交过程中，纯粹的阴道性行为并不能带来完全的快感。马斯特和琼森认为，至少从生理学角度来说，手淫体现出女性性行为的真相所在。他们在书中写道，女性“并不仅仅满足于在阴蒂自我刺激行为中所体验到的快感”，如果可以摆脱“社会心理因素的干扰”，完全把精神集中于“自身的性欲要求，忘记所谓的‘阴蒂伴侣’的存在”，就可以体验到极致的快感。马斯特和琼森并不是在提倡这种没有任何“干扰”存在的性体验，他们的目的是帮助女性在性交过程中，通过在做爱时加入手淫行为来获得完全的性满足感。很明显，在这一观点中，自我刺激是享受愉悦的金科玉律。马斯特和琼森的理论影响了很多人，激进女权主义的倡导人、《女同性恋者的国度》的作者吉尔·约翰逊（Jill Johnson）就曾经引用他们的理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她认为，阴道的外三分之一处是一个能给女性带来极大快感的地方。弗洛伊德所持有的“阴道快感是更成熟的快感”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能带来这一快感的并非只有阴茎，自慰棒，甚至是一根香蕉，无论是自己使用还是他人操纵，都会达到与阴茎相同的效果。 ［94］

    由于这些理论的出现，手淫文化首先受到女权主义者的青睐，继而又被男同性恋运动所吸纳，作为一种体现自由、自主意志以及反抗现实传统的行为。它在性别政治斗争中所产生的影响也更加巨大。手淫不再是堕落的象征，它首次被认可为虽与正常做法不同，但仍然具有正面意义的行为。它象征着自主意志、甚至自给自足。它不再受人非议，引起恐慌，而是宣扬解放自我、有益于健康，而且魅力非凡的行为。

    在手淫文化走出市井，成为现代西方、乃至全世界文化讨论热点的最后一段历史进程中，不可忽视的是这样一本书的出现——《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这本书出版于1971年，其前身是由波士顿女性健康编写组（Boston Women's Health Book Collective）编写的一本油印小册子“女性和她们的身体”。这本书一经出版，大受欢迎，总计销售约400万册，直到2002年仍然还在出版发行。这本书先后被翻译成至少16种语言，意大利语译本出版于1974年，日本及丹麦语译本出现于1975年，西班牙语译本出现于1977年，德语译本1980年，荷兰语译本1981年。1973年，这本书甚至还出版了一部英语盲文版。 ［95］

    在《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中，作者一开始就对流行了两个世纪以来的对手淫大为谴责的观点进行反思和批评，并认为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发展理论其实是对手淫的新的批判，而且是一种反女权主义运动的观点。书中讲述了一位女性的故事：在她小的时候，她迷恋上了这种令人有罪恶感，但却十分愉悦的行为。她认为，父亲的炎症和可能造成截肢的后果肯定是她享受这种罪恶的快感所造成的，如果她不及时停止这种行为，父亲就会死去。对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摒弃手淫行为（尤其是阴蒂手淫）及其带来的快感是迈向成熟的必经阶段，《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也进行了广泛批判，并为自体性行为作以正面的辩护：手淫并不是性交行为的替代品，“它只是不同于两性性交行为，但绝不比性交行为更为低下”。 ［96］ 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的传统理论遭到有史以来最猛烈的攻击。然而，在一本有关单身女性情感问题的书籍里，作者劳拉·赫顿（Laura Hutton）——一位来自塔维斯托克诊所的临床医师却相当坦率地表达了截然相反的观点：手淫其实和去妓院嫖妓本质上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在手淫行为中，“没有利用其他人来满足自己自私的目的”。在这种“多少有些无意识的自恋行为中”，总是缺少点什么——即便这种行为的低劣性并不被广泛认同——那就是，“（手淫其实是）向婴儿期自体性行为的倒退”。 ［97］

    赫顿医生斥责的“从自身获取感官享乐”的手淫行为在《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一书中却表现出全然不同的观点。书中说，自爱是女性自我认知的起点，是今后所有其他行为的根源。手淫是“接触自己身体首要的、最容易的，也是最方便易行的手段”。它是一种纯粹的愉悦享受，是意志行为没有受到干扰的体现。换言之，手淫可以使人从现实的条律约束中暂时解脱出来。这本书随后还介绍了如何进行手淫，并且对性幻想的意义所在进行了讨论。此外，此书对18世纪有关手淫文化的探讨和弗洛伊德的研究进行了“改头换面”式的重新诠释。从书中我们看到，手淫不再是脱离现实的行为（卢梭认为这正是手淫的危险所在），也不再是心理倒退行为的体现，它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所处世界的一些真相”，让我们知道如何“接受自己的感觉，并试图去理解它们”。 ［98］

    70年代时，在女权运动领域涌现出一种全新的文化评论，对被视为现代权威的弗洛伊德学说作出了全新的诠释。1970年，安妮·科德特（Anne Koedt）的论著《阴道高潮的神话》首次将手淫和女性解放运动之间的联系公布于众，为医学领域的这种自助性质的行为烙上了政治的印记。她的观点很快影响到众多更大众化、批判意味不太明显的各种评论。 ［99］ 例如，贝蒂·道森（Betty Dodson）在《解放手淫：对自恋的反思》中就直白地阐述道，自体性行为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解放行为，也是个人意义上的解放自我。道森的著作自出版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先后六次再版，最后一次为1996年。（她的其他作品，如《自恋和高潮》、《一个人的性：自恋的喜悦》也是关于同一主题。当然还有很多关于手淫讨论的录音或录像带。）道森的观点超越了波士顿妇女健康编写组。她不再仅仅将手淫看成是对阴道性行为的批判，是为更大程度获取异性性交快感而采取的行为，而是认为手淫是自我意志的一种体现。《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依据的是社会基础，是一个我们需要其他人才能实现性愉悦的基础。而道森则不同，她认为“手淫是我们首要的性生活，是一切性行为的基础。我们除此之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我们适应性生活要求的选择方式”。不仅如此，她的观点也超越了马斯特和琼森的理论——他们认为，阴蒂刺激并非是为行为本身，而是为两性性交过程中体验完全的性高潮而服务。

    70年代末期，关于手淫文化的讨论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其中既有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批判，又夹杂着将手淫看做是实现自我认知和自我意志手段的观点。手淫这种曾经令卢梭万分担忧的性幻想行为在此时已经变成一种美德：追求自我愉悦是实现自我认识、自我探索、塑造精神自我的必经之路。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手淫文化的广泛传播。提供各种性用具和性刺激——性玩偶、振颤器以及其他相关产品——的性用品店广为出现。各种性用品和众多的性生活指南可以邮购或直接购买。当然，这些性用品并非全部用于手淫，但绝大部分都是，而且市场需求非常之大。著名的快乐振荡器性用品公司始于1977年，其第一家店位于西海岸，在随后的10余年里，营业额节节上升，从而到处广设分店。在最初的几年里，这家性用品店还没有开设分店，每年的年销售额仅为1.5万美元。但到1995年，其年销售额已增长到547.2166万美元，截至2000年，已超过800万美元。仅2000年一年，这家公司销售的振颤器总数就达到13.4万个，估计约占市场总量的10%。从这一数据中，我们可以推断出，美国境内振颤器的总销量可达百万之多。世界上另一大性用品制造商约翰逊医生也有相当不错的业绩。1990年至2000年间，它的销售额从每年800万美元上升到每年4500万美元。而且，据该公司称，在1999年至2001年仅3年的时间里，它们的销售额就翻了一番。（这些数据仅为批发销售的数据。通常来说，性用品产业的零售加价率为150%—200%，因此我们可以推算出，其零售销售额大概在每年10亿美元左右。在美国，拥有如此规模——雇员超过100人——的性用品公司就有三家；在欧洲，这样的公司至少有数十个。）除此之外，对于口味挑剔的顾客，还存在着一个专业市场。例如，一家花哨的网站就提供100%全硅材质的性玩偶，其外形模仿众多著名宗教人物，如：耶稣、圣母玛丽亚、甚至还有释迦牟尼。这样的玩偶恐怕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无法接受。当然，除美国之外，世界上其他地方也都存在着巨大的市场。例如，欧洲最大的情趣用品经销商——碧雅特优稀——在1998年时的年营业额为10亿美元，至2000年时，这家公司的营业额已经增长至10.5亿美元，拥有近300家分店，并提供商品邮购服务。虽然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数据中究竟有哪些是和手淫产品——情色书刊、振颤器、自慰棒（自慰玩偶）——有关，但这些手淫产品都被陈列在店中的显要位置。（这家公司的创立者罗特蒙德是一个战争寡妇，起初以骑车沿街销售避孕方法维生，后来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情趣用品经销商。） ［100］ 换言之，这种独自一人的恶行已经成为追求自我愉悦经济大幅增长的基础。而且，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还没有包括蓬勃发展的色情产业——也许是互联网上惟一盈利的行业，它的存在是为了产生更美妙、更丰富的性幻想，也就是说，是为手淫而服务的。 ［101］

    由于道森和巴尔巴赫（Lonnie Barbach，心理学家，著有《为了你自己》和《女性发现性高潮》，其观点与其他女权运动倡导者基本相似）的书大都通过特殊渠道来销售，因此，让那些甚少光顾性用品店的人们了解到手淫行为的本质——手淫是为探索自我和纯粹的自我愉悦而服务，其功劳应归功于畅销书作家，如南希·弗莱迪（Nancy Friday）。由于他（她）们的努力，自恋得以正名，惟我论失去了锋芒，一种全新的、古希腊似的自我关爱由此诞生。泡一个热水澡，在浴缸四周缀满蜡烛或镜子，放松自己，任幻想信马由缰……巴尔巴赫甚至还建议女性对自己说“我爱你”， ［102］ 用完全发自内心的声音。

    比起前人来，弗莱迪的作品虽然观点不够尖锐清晰，但却赢得了更广泛的关注。她在书中描写了大量女性的性幻想，这些性幻想被包装成一个个讲述女性如何走向性成熟的故事，或者描写女性如何探索自我、发现自我的经历，或者对女性解放大颂赞歌。弗莱迪将这些性幻想贩卖给那些想要无穷尽获取的人们。随着手淫道德价值的完全转换，手淫成为商业文化的主流之一。弗莱迪在1973年出版了著名的《我的秘密园地：女性的性幻想》。书中认为，曾一度令手淫备受质疑的隐秘性幻想其实正是骄傲所在。这本书大获成功，到1998年再度出版时，已经是第25版了。两年后，弗莱迪又出版了《被禁止开放的花朵》，以及其他同类型的作品。在观点上，弗莱迪对弗洛伊德以及新弗洛伊德模式进行了批判；在形式上，她借用了18世纪流行一时的书信体，但重新赋予它全新的意义。弗莱迪的信中没有死亡、没有病痛、也没有愧疚或耻辱，取而代之的是从自我愉悦行为中获得的生命、健康和自豪感。确切地说，弗莱迪作品中那些信件的作者虽然也时常说自己会感到内疚或耻辱，但感官上的愉悦是如此震撼，因此他们认为，为这样一种无害的行为感到羞耻完全没有必要。人们应该从这些书信中学会如何转变自己的观念——“从耻辱到骄傲”。因为弗莱迪的作品十分畅销，她的小说被先后译成法语、波兰语、汉语、德语、荷兰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流传世界各地。受她的影响，手淫已经不再是200多年来被斥责为有辱身心健康的“丑恶行径”，也不再是弗洛伊德及其门徒100多年来所认为的正常心理的偏差行为，它被视作是发现自我、实现自我的最安全而且最令人愉悦的行为方式。 ［103］

    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次文化上的反击，这支队伍主要由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真正的或虚假的妇女解放言论者们所组成。由凯瑟林·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和安德丽·德沃金（Andrea Dworkin）发起的反色情运动和反性行为运动就是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她们认为，男性手淫的主要目的是为真正的性侵略提供演练，手淫并非性能量的宣泄方式，20年代的威廉姆·斯特科认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渠道释放性能量，将后患无穷，并且是更危险行为的预兆。正是这样的观点指导了反色情运动和反性行为运动。麦金农就曾经断言，“色情刊物是手淫者的刊物，因为它为手淫服务，所以它就是性行为”。（手淫行为究竟是宣泄的方式，还是恶行的预兆，我们无从得知。但最近南非政府的做法显然受到斯特科观点的影响。南非政府提出这样一个口号：“让我们加入到这场武装斗争的队伍中来［这里所玩的文字游戏是用于反种族隔离的词句“拿起武器去战斗”］，不要再凌辱我们的母亲、妻子、姐妹和孩子”。这一口号拉开了一场正式战役的序幕——“要手淫，不要强奸”。） ［104］

    令人遗憾的是，20多年以来，这些女权主义思想并未给男性带来任何触动。弗洛伊德学说中对于如何成为一个成熟男人的理论显然只要求成年男性放弃手淫行为，却并未让他们放弃先前所体验到的生殖器快感，因此，他们无须像女性那样放弃阴蒂高潮。但是，对男性而言，是他们背负着2000多年来对手淫者的嘲笑，和200多年来的手淫道德罪恶说。他们被不断告诫，男性手淫是愚蠢的行为，真正地能找到女性做性伴侣的男人根本无须手淫。人们甚至还创造出了一些意为手淫的其他词汇，如“wanker”、“jerk-off”等，来嘲笑那些手淫的男性或男孩。男性的手淫行为也被更广泛地理解为“性无能”。

    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曾接受《现实主义者》杂志编辑、政治讽刺家保罗·柯拉斯纳（Paul Krassner）的采访（该杂志在70年代初被屡次再版），谈及手淫问题，并因此声名狼藉。他说：“手淫是一种罪恶行为，关系几乎所有问题——性高潮、两性性交，关系作风、关系立场、关系展开一场正义之战。”简单地说，它与男性的本质极不相容。“一个在少年时期手淫过的人，在迈向成熟的青年阶段时，也没有成熟的男性意识”。对于梅勒这种似乎连强奸都胜过手淫的论断，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作出了强有力的回击（更多内容详见第六章）。由此可见，虽然手淫文化已经深入60年代末的女权主义性政治运动中，但对男性而言，对手淫的看法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改变。 ［105］

    在艾滋病发现前夕，曾经有一些观念改变的迹象。60年代时，亚兰·杜根（Alan Dugan）的诗作“为手淫而歌”就宣扬了一种独立的主张（亚兰·杜根在2001年曾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诗歌奖）：

    我为自己找到了

    这个角落，我是自己的主宰……

    可以任意妄为。

    但是，发生的两件事情扭转了这一趋势：艾滋病的传播和公共浴室的倒闭。由于这两种原因，手淫成为男同性恋者的新选择，而且曾一度被认为是次最佳的选择。然而，90年代末，手淫又附带了一层新的自我意识，被视作两性正常性行为中的一种选择。遍布世界的同性恋手淫者俱乐部不仅仅是公共浴室的第二种选择，也是男性可以共同手淫的场所。就像旧时绅士聚会一样，这种带有自我意识的行为逐渐形成了团体。至少在同性恋者中间，手淫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如同18世纪批评家们私底下所承认的那样，这种广泛的认同实际上就是承认曾被认为是个人私密行为的手淫其实并不那样私密。它是“以错误方式进行”的社会行为。 ［106］

    然而，一个人的错误往往是另一个人的幸运。由于与同性恋运动的联系——或者出于妇女运动的影响，手淫公开成为性生活方式的一种，而且在更广泛意义上，成为自我性表现的一种行为方式。如今，教导人们如何进行自慰的诊所已经出现，就如同多年前曾经流行一时的女性情欲场所一般。虽然如一位记者所言，各种不同的手淫方式区别很大，密宗手淫也许和广义上的手淫完全不同，但在每一种精神现象中，我们似乎都可以找到手淫的影子。手淫文化玄妙不可言，评论家伊夫·塞奇威克（Eve Sedgwick）这样写道：“让这样强大的一种性行为穿越我们自以为已经完全了解的性意识的堡垒，只是手淫的缪斯向我们揭示的关于手淫的神秘之一。” ［107］

    到目前为止，我对于手淫文化的历史回顾并未涉及通俗文化领域，如：电视（如臭名昭著的电视连续剧《宋飞传》）、电影（2000年，在《美国派》和《情迷索玛丽》中，出现了青少年因被发现手淫而感到羞愧的片断）、录像带、流行音乐、网络上数以万计的色情网站，以及各类性用品商店（快乐振荡器性用品店举办全国手淫月活动，海报张贴在街头巷尾）。在过去的300年中，再没有其他性行为像手淫这样具有如此深刻的文化意义，遍布如此广泛的地域、涉及如此众多的人口。也没有任何一种性行为像手淫这样如此大众化。性伦理中长期被忽视的女性和孩童，在现代手淫文化的探索中，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性主体，他们的性心理发展也许受到阻碍，从而堕落；也许正常深入，从而得到净化和升华。1712年宣告诞生的这种“令道德受伤的困扰和痛苦”如今已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或者说，已广为谈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手淫并不存在。我们下一章将要讨论的内容，就是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