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书籍、阅读与手淫
我在上一部分开头处所提的观点在这里可适用于新的条件：证券市场崩盘、新信贷手段以及关于豪华奢侈的新看法都不会导致现代手淫的出现。同样，新的阅读行为（包括私下里的、不出声响的，以及富有吸引力的）、新的阅读对象（小说，尤其是黄色小说）、或是印刷经济的急速膨胀（包括印刷文字及图片的生产、购买、销售），也不会导致现代手淫的产生。但是，某些种类的读物与书籍，其文化能量即为独自性行为的文化能量。这种书籍是市场本身的产物，对欲望的产生极为关键，对伦理管理亦十分关键。这种书籍取决于孤寂、幻想、想像力的自由腾飞、以及保持自我的能力。与商业世界相比，小说更具威胁性，因而是手淫更为纯粹的衬托。在商业世界中，无论市场有多么芜杂、多么充满投机，终究有它的底线，不管这个底线隐藏得有多深。泡沫破裂，信用就崩溃了。而在小说世界中，可不存在这种令人心安的约束法则。
印刷文化是文明社会中极其重要的交际网络，是传授存在与感悟的最基本方式的老师，印刷文化依赖于那些使手淫貌似危险的因素，同时又鼓励着这类因素的发展。在文字与图像相交织的时代，独自性行为代表着新的思维方式、存在方式中危险、黑暗的一面。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文学不是文明的文学，就会指引人们通往独自恶行，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且文学又有其内容。文学作品是写出来的，写作目的则在于独自阅读，因此称之为实践。色情作品则是内容无控制的标志，也是过分的自我沉迷、想像、孤寂而导致的手淫的标志。换句话说，手淫成为了问题，因为印刷文化的某些方面也成为了问题。这一切的发生，正是由于那些被大肆吹捧的想像与幻想、贪得无厌的能力以及新近发展起来的隐私领域，均有其危险、黑暗的一面，这些阴暗面代表着唯我论、自私以及道德的全面崩溃。简言之，文明也依赖于文明所惧怕的那些东西。
手淫或许代表着媒体中更加广泛的文化发展，这一点对我们21世纪的现代人来说并不新鲜。就在我写下这几句话的那天，来自一位耶鲁法学院教授的一封信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该教授因自己沉溺于上网而备感哀叹，其情感十分强烈。他说，在自己意志不坚强的时候，他甚至连屏蔽装置都用过了，他还痛苦地抱怨到，学生在课堂上查发电子邮件、凝神于各类电子追求。这位教授的苦衷使我想起了提索的叙述：讨论课上，一些感到无聊的学生竟然在课堂上手淫。类似的沉迷于自我的故事，当代还有不少。
一面是文学的实践与内容，另一面是手淫。从表面上来看，二者之间的联系是我们与现代学者的共同观点，即独自性行为至少可以部分得到平反。其中有位学者的观点颇具启示性：“在研究生院学习时，我读了卢梭的《朱丽》，每次我哭的时候，都会在页边做些笔记。”从她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与那些担心自己哭得不够多的18世纪女读者之间并无太大差别。但与她们不同的是，这位学者打算写一篇论文来说明她什么时候哭、为什么哭。接着她说，这是个以幻想为对象的科研课题，与研究萨德（Sade）的文献很接近，会是“一篇促使我手淫的文章”。卢梭与“那危险的伴随效应”又一次不谋而合。这位评论家与许多18世纪的读者一样，被阅读中的纯生理快感所吸引，被这种快感对身体产生的效应所折服。为了保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她将研究重心放在“两种体液（即泪水和性兴奋时产生的体液）产生过程之间的联系”上。这两者的关系又相应地映射出“情感（女性的标志）与色情（男性的标志）”之间的联系。 ［339］
哪一性别更应当与色情出版物相关联？18世纪的评论界恐怕没有现代的研究者那样确定，但是从一开始，手淫与现代文学事业的联系就已经存在了。（一位著名的权威人士曾说，当今淫秽出版业的存在，即是为了生产性幻想，“从而激发或伴随男性的手淫”。而且倘若女性当中也存在类似的需求的话，就会有各个更多的淫秽作品为了她们而作。 ［340］ ）不过，把阅读当做耗费体力的行为，当做需要想像力的行为，当做需要某种快感的、秘密的、可能会上瘾的自我陶醉的行为（最后这一点被当代人视为独自罪恶的核心），也的确存在于女性当中。正如我在前面所说，隐私读物的兴起、小说的兴起，均不会致使独自性行为急剧升温。但独自性行为作为例证，却表明道德遭遇到了挑战。
这种事情可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我没有臆造，那位边读萨德边手淫、边看《朱丽》边哭泣的密尔沃基大学杰出教授简·加洛普（Jane Gallop）也没有臆造。18世纪时，约翰逊博士遵循的也是这条路子。他当年就曾注意到，那些最为遁世的人，并不一定是最为勤学的人，也并不一定是最能使自己的内心世界保持良好的道德秩序的人。许多人“放弃了自我，并且投身于幻想的奢华之中”。他们在头脑中摆弄着过去与未来，就像卢梭的《忏悔录》那样“将自己置于不同情形的幸福之中”。约翰逊称这种幻想为“头脑中看不见的暴动”，这些暴动“是存在中的秘密挥霍，安于察觉，恐于责备”。这种徘徊、飘摇、无拘无束的意识，可以自由地想像着任何它愿意想像的东西，可以自由地创造着它自己的世界，似乎于隐秘的性爱生活十分接近、与充满欲望的身体十分接近。约翰逊的这一“存在中的秘密挥霍”的论断，成了对独自性行为的威胁。 ［341］
我并不想宣称这一发现是我的原创，提索比我抢先了两个多世纪。在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作出上述论断后不到20年，提索就写道：“那位玷污了自我的人最终选择了放荡，他开始了肮脏猥亵的沉思。从这层意思上来说，他是有修养的人的典型，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点上。”接着，他补充道，“这类过度如果不产生致命后果，那是极其罕见的。”事实上，这类“发生在有文化的人、久坐的人身上的疾病”，或许就是手淫疾病的最纯粹的原型。而文化人高强度、自我高度集中的工作，则是独自罪恶的原始形式。提索之所以说“勤学的人”，是因为其情绪液从神经的不断运动中迸发出，并且永不停息地耗散，这一过程并不需要将手放在生殖器上。提索与他的同代人都将精液视为神经的能量、生命的动力，他认为精液是“最重要的液体，是精华之油”，精液流失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射精，而是思考力度过大。不是停不下手，而是停不下脑；不是手无法行动，而是脑无法行动，无论对文化人来说，还是对手淫者来说，皆是如此。无论从生理上看，还是从道德上看，独自罪恶都是独自脑力劳动（尤其是文学上的投入）的特例。提索对此问题的理解，恐怕永远也达不到我即将在本章中所阐释的那种广度，但那些创造了现代手淫的人十分明白，他们将面对的问题，比自我沉醉的兴奋要广泛得多。他们所理解的人与现代意义上的人有何异同？手淫问题直指这一问题的核心。 ［342］
文学行为与手淫之间的联系既深邃又广泛。手淫的罪恶即在于它那可疑的孤寂性。这种罪恶取决于其热烈而无拘束的想像、其似乎不可避免的上瘾与无度。在宁静而又意义深远的意识革命中，手淫的罪恶找到了相匹敌之物。私下里的阅读反映了这一意识革命，也协助了这一革命的产生。然而，私下里的阅读与私下里的罪行之间也存在区别。据我们所知，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手淫，然而却并未一直在阅读一种其乐趣在于虚构与吸引力、且能将新乐趣刻入灵魂的文学作品。私下里的罪行在道德方面变得十分急迫。从广义上说，这种罪行成为了更加广泛的现代隐私问题的一部分。从狭义上说，这种罪行与私下里的阅读等同。
这两个问题发展的轨迹有所不同：私下里的阅读，其历史长于手淫，且更具连续性。它并没有1712年那样明确的分水岭，并且早在《手淫》问世之前，就已十分盛行。独自性行为的正名，一直等到了20世纪晚期。而私下里的阅读却很快就摆脱了恶名。18世纪中期起，远离公众视线的种种行为已不再被视作野蛮行为了。尤其是私下里的阅读，尽管一向遭到怀疑，为某些人所不齿，却逐渐取得了人们的承认，哪怕算不上是什么值得称颂的行为。甚至连小说这一最具威胁性的文学形式、最需要在私下里进行阅读的文学形式，也于18世纪末得到了驯化，惟一的例外仅仅是一些最持怀疑态度的圈子（例如，美国的纯洁改革者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就从未与任何小说实现和解。他通常的台词就是：大多数人读的那种垃圾绝不会指引他们去读点更好的东西，就是类似薄伽丘那样被奉为经典的作品，也不比那些5分钱的小说强到哪去）。 ［343］ 然而，手淫却继续代表着隐私读物与想像小说所代表的罪恶。就算已不再明显具有威胁性了，其所带来的恐惧依然流传了下来：即自私欲望中的危险、长期的“初爱之罪”。
在这个故事中，关于阅读的那部分可一直追溯到古典时代。那时，手淫之类的问题并不会激起人们的兴趣。而那时的阅读通常是公开的、出声的。即使是个人的阅读，阅读者也要小声读出来。如果不把单词读出声来就能进行阅读，则被视为天才、奇迹。有个著名的例子：安布洛斯（Ambrose）会一种当今的小学生都会的本领——默读。而奥古斯丁（Augustine）对此表示惊讶。这位博学的大主教自己尝试时，一定感到了磕磕绊绊。实际上，在中世纪盛期的文献中，词与词之间并无空格，这使得默读极难达到我们现在的速度。这不过是因为，不把词读出声来就看懂那些连续不断的文字，在生理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与之相反，现代书写形式的兴起、词与词的分写规范以及拉丁语的新句法形式，使得默读变为了可能、变为了常规。截至13世纪，这一常规出现在了识字的人群之中，尤其是教士之中。接着便传入了世俗的贵族社会中。 ［344］ 与昔日相比，阅读变得私密得多了，变成了与自我进行思想、情感、幻想等交流的方式，也使思想、情感、幻想等变成了自我的一部分。
默读当然不一定是私下里的阅读。14世纪的历史学家、诗人让·弗卢瓦萨尔（Jean Froissart）曾将其诗集的手抄卷献给国王理查二世，国王通读了一番才将其拿进自己的房间，此后还在群臣面前朗读了其中的几个部分。并且即使是在他的私人房间里，也很可能有侍从与亲密智囊的陪同。默读成了一种奢侈，它首先需要政治上的可能性，其次需要一种逃遁。在寂静的卧室里默读甚至是躺在床上默读，最初仅对极个别的人来说才会成为可能。然而到了15世纪，默读在世俗世界的富人中、在教士的圈子里，都盛行了起来。私密的独自阅读终于变成了真正的可能、真正的乐趣。
从一开始，这场革命的在道德方面的潜台词就已经很清楚了。一方面，这场革命使人与神之间建立更直接、更私人的关系变为可能，这种亲密关系以对宗教文本的深思为途径。书可以在封闭的房间里读，这样有利于灵魂的升华。新教即得益于与神圣文献、虔诚文献私下沟通，而阅读则总是与改革相联系。（事实上，扫灭文盲的历程与新教发展的历程是紧密相连的，但这个题目太大，无法在这里展开。）另一方面，私下里的默读又明显具有危险。默读使人们更容易地就接触到了能够挑起性欲的材料，不必担心被人发现，也不必担心受到约束。默读支持私下里的幻想，激发私下里的欲望。圣经中一些潜在的黄色场景开始涌入某些手抄卷中，如大卫与拔示巴、苏珊娜与长老们等，而活字排版则更大规模地丰富了人们宗教的或是色情的内心世界。 ［345］
印刷的书要比手抄卷便宜几百倍，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乌七八糟的东西：异端邪说、政治上或宗教上的危险思想、浪漫传奇、色情故事。这些东西无一例外都是对公众需求的反映，而公众需求的，则是从前所难以想像的一种奢侈，这种奢侈对我们今天来说，却习以为常：这就是独自阅读。这一行为对自由思考来说是一种打击，因为它带来了太多的恐惧、危险、与矛盾。大批量印刷的第一批书约有4000多种，其中既有路德的《圣经》，也有阿尔德斯·马努提厄斯（Aldus Manutius）对淫秽拉丁诗人卡图卢斯（Catullus）的评介。 ［346］ 裘里奥·罗玛诺（Giulio Romano）那组16种做爱姿势的图画（即所谓的《方式》）最初仅在收藏家中流传，而此时却付印了，使得越来越多饥渴的读者对淫秽作品的独自沉思变得空前普及。其便宜的版本直至18世纪晚期仍在伦敦的大众阶层中流传。最终，这些淫荡的姿势与皮埃德罗·阿莱蒂诺（Pietro Aretino）淫荡的十四行诗相结合，赞颂交媾、赞颂性器官，成为西方色情传统之第一书、最长命之书。这类书或许为情侣所共同研读，或许为独自沉思之用，但的确是可以独自打发时间的书，在寂静与孤寂的时刻，读书的人和看画的人都可以将注意力转向内心深处。色情印刷品给了读者、欣赏者沉思的机会，如最近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各类性经历都与自己相关”。 ［347］ 《方式》也直接挑战了教皇的权威、审查以及教会政治，同时也表明了个人的性刺激为何被视为对社会的重大威胁。当然，这类沉思并不一定要依赖于印刷的图像。比如，如果有人订购了提尚（Titian）或乔尔乔涅（Giorgione）的经典油画（如那幅维纳斯把手放在阴部的画，或许她是在手淫吧），用来装点自己的私人空间，这种人并没威胁到任何东西，然而却仍要卷入艺术与艺术所代表的东西之间复杂的新关系之中。印刷，这一复制作品的机械方式，使得这种关系传播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泛。 ［348］
与17世纪后期以及18世纪的“阅读革命”相比，这还仅仅是个史前阶段。到时候，阅读革命将对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会对数量庞大的识字人群的内心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对私下里的、不出动静的、秘密的阅读行为本身进行监控，对阅读的内容进行监控，对洁净的东西与淫秽的东西进行区分，成为了主要的文化工程。（整个文艺评论界成长起来了，都来对这项任务助一臂之力。）阅读那些使人浮想联翩的作品可以带来乐趣，对于《手淫》出版之后的这代人来说，自淫性乐是这种乐趣邪恶的双胞胎兄弟。这对难以招安的兄弟，是近现代化过程中最大的文化胜利之一。私下里的阅读，甚至包括私下里阅读浮想联翩的小说，已于18世纪后期、19世纪早期得到了平反。然而手淫以及与手淫联系显著的特殊小说——色情文学——则一直鲜有辩护者，直到20世纪后期才有所改观。这二者的昭雪有时是共同进行的，有时是分开进行的，这些内容我将在下一章中讨论。
现在，我要把私下里的阅读作为一个不涉及其内容的过程来考虑，与之类似，我们也会在不特定节目内容、网站内容的前提下，对电视或网络所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当然这种离析是十分困难的。一方面，像乔尔乔涅的《睡着的维纳斯》和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这样高雅艺术的伟大作品，是为男士房间而画的。画中模特左手的位置在暗示着什么（左手正抚摸自己的下身）。印刷技术导致了更多色情图画的出现，并使人们更易得到这种画并用作独自沉思。
进行某些种类的阅读，就像看某些电视节目、登陆某些网站一样，似乎完全不会导致问题。一个人无论是读体育教练手册还是铜匠手册、作家手册，无论是私下里默读还是在公开场合大声地读，在道德上都是中性的。因为从纸上的字到重构起来的图像，都基本上是公开的，与内心世界几乎毫无关系。同样，技术本身也绝不可以一概而论地加以谴责。人们很快就会从默读这项广为传播的革命性技术中得到益处，无论这一技术在政治、社会、道德方面有多么危险，都会倾向于其伦理上的益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意味着要控制阅读的内容与社会背景，正如其他行为也要受到监督一样。例如我们已经看到，17世纪时，隐秘进行的祷告是具有危险的，而社会阶层限制以及良好的成长环境，可以减轻其危险性。有些种类的阅读材料对部分人有害，对其他人则可能无害。阅读本身就可被招募过来，用以抵抗阅读造成的最坏效应，正如火可以用来灭火一样。正确的阅读具有教诲作用，且确实可以起很关键的作用，可以深深地、直接地触及人的良知。好书把好思想塞入读者的良知，把好的思考方式、感触方式塞入读者的良知。好书不仅起教化作用，而且会激发起同情心，会使人们产生对罪恶的恐惧与反感，会树立新的道德理智。这就反对手淫的文献数量激增的原因。这些文献并非都是在为反手淫产品做广告，而是在对私下的、隐秘的独自阅读行为动员起来，用来预防这一行为本身可能带来的最糟糕的危险：私下的、隐秘的罪行。
如第二章所述，手淫是如何变为首要的现代性行为的？印刷文化对此起了最关键的作用。书籍及小册子产业使商业中的新恶行得到了传播。但更具体地说来，私下的、隐秘的阅读是十分关键的。其实，很难想像会有其他途径，能够使手淫这种无法称其名号的秘密罪行如此出名。康德“认为这种行为太肮脏了，就是用正确的名称来称呼也不行。”《手淫》、提索以及所有的教育家、医生、道德家都曾通过书来触及内心世界，这样可以毫无窘迫、不失礼仪。这就像现代的研究者，如果提出有关手淫的问题感觉尴尬，则可以通过书面形式来提问。独自性行为是秘密的恶行，要宣传这一观念，私下里的阅读成了最佳途径。这种行为本身也强化了一条信息：任何坏事、窘事、可怕的事，任何不能用嘴大声地说的事，都是带有深深罪责的乐趣。偷偷去读关于秘密的书，定会使秘密显得更加危险，但同时也会使秘密变得更加甜美。这是一个充满秘密故事的时代，是一个无论在政治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充满幕后观点的时代。这也是书信体小说的时代，这种小说使读者产生幻觉，似乎自己在偷看别人的信件，从而偷窥了别人的内心世界、别人的性格。那些信件占了已出版的18世纪手淫记录的大部分，有声明，也有询问。这些记录描述了人们的所作所为，而这些所作所为又只能通过与医生的通信来揭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至于手淫与其他文学形式之间的联系，我们接下去还会谈很多。现在我们应当明白的道理是：私下里的阅读实际上对造就这种秘密的恶性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读书、警告会使人学会手淫。这是忏悔者们及道德书的作者们长期以来所惧怕的事情。但几乎从没有谁汇报过这样的事例。然而，从20世纪回溯到18世纪，书籍在使手淫变得不为道德所容的过程中，倒是起了较为关键的作用。书籍教导着人们：手淫是错误的、危险的，能否战胜手淫是对真实人品的检验。不手淫则被描绘为意志力的胜利，反之，持续手淫则是意志薄弱的标志、道德遭受挫败的标志。关于手淫的文献，其巨大的市场基于这样一个概念：教育人们意识到道德危险并不一定要通过劝诫或口头建议，很多罪恶感似乎都是通过印刷品建立起来的。
例子是大量存在的。20世纪20年代，有位俄国农民在回答研究者的提问时说，正因为他读到了手淫的危害，所以他才不这么做了。如果没有书，他很可能永远也意识不到，这种终身的行为竟是终身的罪恶。玛莉·斯多普斯（Marie Stopes）是位节育倡导者，曾著一部十分畅销的指南，教给人们如何使性生活达到彼此满意。许多人写信向她寻求建议，通信使他们得到了与读书相似的帮助。例如，L小姐单身，“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成了手淫的受害者，直至三年前”，她之所以醒悟了，是因为她读到了爱德华·卡蓬特（Edward Carpenter）的书《爱的如期而至》，并且“第一次有所感悟，在斗争了许久之后终于戒掉了。”（她不再手淫了，转而像对待宠物那样对男朋友进行爱抚，不过这样做她同样觉得有些不妥。斯多普斯建议她把这一行为也戒了，并且应该尽快和男朋友结婚。）另一位读者来信坦言，他年幼无知时学会了手淫，这一行为几乎毁了他的一生，不过通过阅读斯多普斯的《婚后爱情》一书，他及时地发现了“这一行为的真正本质与危害”。他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深感脸红，却不敢寻求建议，就只好写信，因为他相信斯多普斯一定会对此表示同情。署名C.H.G.的读者在上小学时学会了手淫这一手淫行为，并且年复一年地进行着。直到有一天，他偶然间读到了一本十分流行的性教育书《年轻男子应当具有的知识》，才认识到了错误。他把这本书买回去读，看看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危害有多大。（他还写到他父亲对性只字不谈，大人们都说这样对他有好处。）我们已经看到，19世纪早期德国曾出过一本反对手淫的小册子。这本书后来不断重印，戏剧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读过这本小册子后，明白了自己正在做着一件可怕的罪行，应当感到罪过。基赫特·卡尔·卡普弗主教（Bishop Sixt Karl Kapff）的这本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一连几年，奥古斯特都在备受良心的折磨。提索告诉我们，《手淫》的出版引发了潮水般的读者来信。他留下的档案资料证实了这一说法。来信者有的感觉疲倦，有的起了小脓包，有的出汗，有的患上了各类心血管疾病。在作者看来，这些全都是由童年时期养成了“声名狼藉的习惯”而造成的。读者们期待着从书中找到自我诊疗的线索，因为他们所受的苦皆来自手淫。《手淫》一书中重印了一些读者的来信，据他们说，他们最初是在报纸广告上得知手淫是一种罪恶的。接着，他们便决心（有时是三次四次痛下决心）买来这本书，从而了解更多。几个世纪以来，这始终是一种带有书卷气息的罪恶。 ［349］
不过这一切又有其另外一面。手淫所具有的危险标志，私下里的阅读也有：这种阅读是私人的、秘密的，这一点显而易见。不仅如此，这种阅读还需要专注于想像、自我吸引以及对社会约束的逃避。私下里读书的人即便尚未自给自足，也有相当的自主，至少在私下里读书时是这样。现代作家们对此十分明确。小说家约瑟夫·斯科沃莱奇（Joseph Skvorecky）曾描述过小时候躺在被窝里看书的情景。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孩子们是不允许躺在被窝里看书的。他躲在毯子下面，“身子蜷缩成一团……沉醉于读啊读啊读啊的快乐之中……最终在快乐中筋疲力尽，就睡着了”。科莱特（Colette）也曾滔滔不绝地谈起过小时候躺在床上偷偷地看小说时得到的真切快感。但是，私下阅读与私下快乐之间的联系，还可以追诉到更加久远的年代。乔叟《公爵夫人之书》中那位失眠的淑女就认为，私下里看看书比下棋有意思多了。1703年，天主教教育家、圣徒式人物让-巴蒂斯特·德·拉·萨勒（Jean-Baptiste de la Salle）曾经告诫人们，不要模仿那些在床上“忙着看书或是看别的什么的人”。 ［350］
私下里阅读令人浮想联翩的文学作品是危险的，对这种危险进行警告当然也具有悠久的历史。（或许可以把这种阅读更准确地描述为：在远离光天化日、远离公众监督的地方进行的危险阅读。）但丁的《神曲》第5篇中有这样的诗行：“我们为了消遣，共同阅读朗斯洛怎样被爱所俘虏的故事；只有我们俩在一起，全无一点疑惧。”（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译者注）弗兰奇斯卡用这些话回答了“爱通过什么迹象、什么方式使你们明白了彼此心里朦胧的欲望？”（同上）这一问题。
那次阅读使我们的目光屡屡相遇，
彼此相顾失色，
但是使我们无法抵抗的，
只是书中的一点。
当我们读到那渴望吻到的微笑的嘴
被这样一位情人亲吻时，
这个永远不会和我分离的人就全身颤抖着亲我的嘴。
这本书和写书的人就是我们的加勒奥托。 ［351］
（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译者注）
很明显，这两位所读的东西，作用非常重要。两人在私下里一同看书时的亲昵，促成了两人之间进一步的亲昵。换句话说，私下里的阅读是产生亲昵的途径，对自己或对别人都是如此。在个人与社会这个天平上，它总是偏向一端，字一行为自身就形成了一种威胁，这种威胁与阅读的内容无关。随着私下里阅读的不断普及，这一威胁也日益紧迫。
这类阅读行为与私下里的罪行之间的联系，展现在了同代人的面前。18世纪中期的一本关于如何治疗手淫病的小册子建议人们：“不要让病人单独待着，别让他们阅读，也别留出时间让他们思索，因为把他们拖入麻烦的正是这些行为。”提索在向一位同事征询了权威意见之后，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绝不能让病人完全一个人待着……不允许他们冥想、看书、或是做任何占用思维的事情。”原因如下：首先，阅读可形成导致手淫的环境。“懒散及与懒散相适应的活动，比任何事情都险恶，比任何事情都容易使人倾向于某种特定的思想”。“手淫是应当忘却的记忆”，而书却“可能通过想像唤起那些念头”，并促使读书人把这些念头付诸应用。再者，阅读使手淫病症状更加糟糕：本已虚弱的视力进一步疲劳，本已虚弱的神经进一步紧张。人们怀疑，私下阅读使人陷入私下罪行的危险之中。这一怀疑由来已久，并在私下阅读变得十分普及、变得广为接受时，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私下里的阅读一直被指责为不受监督的乐趣，或许直至这一恶名被电视这一更加拒绝社交的媒体所取代时，才完全得以平反。而今，电视与网络相比，也显得温顺得多。一个人可以待在自己的房间中，躺在床上，躲在被子里，贪婪地读着书，不被别人所看到。提索作品的意大利文版本有一个篇幅很长的脚注，转述了一个“在幻想中憔悴枯萎”的男孩的故事。这个男孩没有一天不做那自我玷污的事情。其实他完全明白，要想把病治好，就应该一醒来就下地，不能继续待在床上。他不应该再去运动自己的想像力了，而应当下床来，“使自己的身体机器焕发青春”。 ［352］ 维多利亚时代一些以“上瘾”为研究对象的严肃作者，都将阅读也列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他们还向人们提供建议，告诉人们如何才能让阅读变得对社会有所裨益。赫伯特·麦克斯维尔（Herbert Maxwell）在“为小说而狂热”一文中写道，阅读是件没用的事。除非是出于严肃的目的，边读边写，从而创作出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否则便是在“浪费人生有限的时间资本”。也就是说，如果私下里的阅读不是为了消遣，而是带有某种功利主义目的，那就不算是“上瘾”。在麦克斯维尔的年代，wanker已经成为广为使用的俚语词，意思是“手淫者”，此外，这个词的外延含义还在扩大，任何花费精力专注于没用事情的人，都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另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阿尔弗雷德·奥斯汀（Alfred Austin）则在探讨上瘾问题时指出，“阅读带来的罪恶”是为了阅读而阅读造成的后果。奥斯汀认为，阅读可以锻炼想像力，可以使人头脑清醒，这是好事，因为这可以带来社会变革。但总的问题在于，阅读任何东西都与手淫存在潜在的相似性：漫无目的，仅为乐趣而为之。 ［353］
也有人称，不是阅读导致了手淫，也不是阅读上瘾等同于手淫（如麦克斯维尔和奥斯汀所述），而是“阅读病”与手淫病或多或少是同一回事，拥有共同的成因。例如，19世纪美国雄辩的精神病医生埃萨克·雷（Isaac Ray）似乎就说过，其实阅读任何虚构作品差不多都会激起指想像，哪怕所读之书并未充斥明显的性题材也依然如此。读者会像手淫者一样中病，想像力对二者都会产生感染。接着，二者联合产生病状，使彼此的情形更加糟糕。雷写道：年轻人的头脑“由于不断充斥着青少年读物而变得衰弱”，因而“意识不到任何成年男子应当具有的想法”。书籍“以幻想勾引男孩的感触”，通过引诱使男孩“在身体上和灵魂上都放荡起来”。“猛烈的思想情绪震颤着传遍全身”，身体与头脑共同作用，很快他就觉得想手淫了，在这种引领下，他事实上是会这么做的。手淫似乎是更坏的文学的侍女，这些更坏的文学作品具有“降低人格的效应”，这种效应“时不时地伴有自我放纵的习惯”。 ［354］
雷并不是持此观点的惟一人士。一些重要的美国教育专家认为，无所不包的阅读具有使男人女性化的倾向。具体地说，如果阅读这一具有潜在功效的行为得不到细致的规范，就很容易转而导致手淫。20世纪初的优生学运动拾起了这些题目。一位作者在论及如何延续种族的力量时，小心翼翼地指出，有的男孩或女孩“厌恶正常的青少年所需要、所喜爱的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他（她）们喜欢待在家里，躺在沙发上看书或空想，“这种倾向是手淫与心理手淫的标志”。 ［355］ 弗洛伊德在美国最重要的阐释者之一曾经注意到，有些男孩和女孩是在阅读时开始手淫的，而他（她）们所读的书并不一定与色情有关：《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野蛮场面会促使男孩手淫，而女孩在读过一些施虐、受虐的情节后，也明显会诉诸手淫。nerd（蠢货）一词即指那些把自己关在自己意识中生活的人，这些人十分有可能变成手淫者。 ［356］ 阅读革命从未完全摆脱阅读导致的罪恶。这场革命将隐私、秘密、独自行乐摆上了这个时代的道德日程。即使是在阅读得到了驯化之后，它那罪恶的孪生兄弟仍继续着自己那无约束的生活。
想像力是独自罪恶中首当其冲的坏蛋，也是18世纪第一项取得重要地位的能力，想像力不仅在18世纪的哲学、伦理学及艺术中取得了重要地位，也在除最穷的人之外的一切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中取得了重要地位。“想像力的乐趣”代表着民主。与独自性行为不同，这次革命没有明确的起点。但我们可以从阿狄森那篇极富影响力的“想像力或幻想之乐趣”中寻求出点事实。这篇文章发表于1712年，阿狄森在文中说，乐趣产生于对现实中的可视物体的思索，也可以产生于对代表物体的符号（包括图片、雕像、词语）的回忆过程。（“想像力”与“幻想”这两个术语，阿狄森基本上交替着使用的，这两个词都至少可追溯到奥古斯丁的作品中。奥古斯丁使用“想像力”和“幻想”来表示对同一事物的两种描述。前者指在头脑中重现已不在面前的事物的能力。后者按照历史学家的解释，是指“头脑在自由状态中的轻浮、轻快的打趣式行为”。） ［357］ 想像力是手淫的罪恶精灵，无论想像对象在与不在，都可为自我所唤。这就使其成为该世纪最受赞颂、最富内涵的能力。
想像力在18世纪的思想中随处可见：从经济与信贷，到理智与道德，再到认识论与美学，在各类讨论中均可见到。很明显，想像力已经成为现代人文的核心，成为与革新、变化与自由密切联系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绝对必要的，毫无疑问地具有吸引力：
我们的想像力喜欢用物体来填充。……人的头脑天生会憎恶那些试图约束它的东西。当视野被禁锢在狭小的空间里时，头脑就极易于在幽禁中展开幻想。……每件新鲜的事物、不同寻常的事物，都会在想像中激发快乐。 ［358］
阿狄森所考虑的当然不是《手淫》所警告的那种“屈从于肮脏想像的”快乐。尽管他的这篇文章与约翰·马尔顿那本教育性不太强的书几乎同时问世，但阿狄森在这样一篇高雅的文章中，恐怕想也没曾想过那种问题。不过对想像力的这类理解传播得很快，这使独自性行为的问题在道德上变得十分急迫。在这篇文章中，以及在经济学的文献中，这一新生的秘密罪行逐渐被拿来解释个体主义与自由的局限。这种局限极为关键，并且很危险。
想像力曾经是千真万确的二流能力。往好处说，至多可调节感受与理性，尚有一定用处；往坏处说，最糟可使人分不清表象与现实，十分危险。至于18世纪、19世纪想像力是如何由这样的二流能力变为一种荣耀的，其他书中早已大书特书。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明这一过程，其结果都是相同的。至浪漫主义时代，旧有的等级地位已完全颠倒过来：1821年，雪莱（Shelley）在《诗辩》中写道：“理性与想像力之间的关系，就好比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影子与实体之间的关系。”此时的大多数人都已把想像力看做是人类的特殊之处、天才之处。50年后，达尔文亦对其备感欣喜：“它是人类的最高特权之一……是创造灿烂而新潮的成果的能力。” ［359］
从次要角色到明星地位，这一演变历程起始于诠释良知、友善，以及由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发起的认识论革命对美学的反映。此后，洛克的继承者们还将想像力提升到了与同时代的理性与理解力相当的地位，并回答了相应的一系列问题。想像力在休谟的著作中或许本可以占据很长一章的，但休谟对此问题的观点，前后不尽一致。他已摒弃了想像力作用微乎其微的说法，却认定想像力“是最危险的，且会带来最致命的后果。”将幻想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并不容易，因为很多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其实都是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可以停下来考虑一下，想像力在休谟、斯密及其他有类似主张的哲学家的道德哲学中的重要性如何。对这些哲学家来说，一种行为会对将来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须以想像力进行设想；通过一套复杂的情形，想像力使道德行为变为可能。想像力与生理学一道，成为同情心的基础，又被卢梭等反对手淫的人看做道德的基础。在康德的著述中，想像力的份额更大，应为康德对此的看法与以往的人们颇为不同，他认为想像力并非与理性对立，而是理性的感官形式。我们的这一提纲略去了很多相关的话题。 ［360］
我们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得出问题的答案，那就是通过回顾18世纪及19世纪早期众多思想家对想像力的阐述，来达到这一目的：有人说想像力是人的连续体中的中心指导原则，使我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建立关联；也有人说想像力是理性与情感之间的桥梁、身体与意识之间的桥梁；想像力还可定义为艺术欲望与经济欲望之基础；也是哲学美学中新分支所关注的核心内容；是联想主义（抑或是任何经验主义心理学）中理解概念间关联方式的钥匙。凡此种种，举不胜举。这一时期，如果说理性尚未从能力层级的巅峰上完全跌落，那么它最起码也碰到了强劲的竞争对手。 ［361］ 想像力也构成了独自性乐的核心危险，尽管我们很难将这方面的各式各样复杂的定义也一一挑出来，但是在各种文化现象中的中心地位却是显而易见的。想像力被医生和道德学家们视为手淫的最大问题，而与此同时，却也成为有教养人群的一项基本素质。
要解释这奇怪的一对，我们并不需要拘泥于高知识层的历史。想像力带来的乐趣无处不在，与阅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小说就是一种激发想像力的虚构作品。人们期望男男女女们通过读小说，学会如何驾驭其同病相怜之感、如何满怀同情地去分享他人的痛苦、如何去感受共同的人性，再笼统点说，就是如何在由爱心和商业共同构成的新世界里航行。小说、想像力以及现代的独自性行为，一起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时代伟大的文学体裁，其吸引力恰恰就是诱骗人们手淫的那种吸引力：即诡计与欺骗的乐趣。或者更确切地说，小说的乐趣就是虚构行为自身的乐趣，因为小说“并非任何真人的故事”：读者被明知是虚构的现实所吸引，在虚构的现实中激动得颤栗着。小说那头绪繁杂而又矫揉造作的世界，比普通的手淫幻想要复杂得多、详细得多。但这“并非任何真人的故事”的诱惑力，却并未比“并非与任何真人发生的性行为”高出很多。 ［362］
我们现在已准备就绪，可以更多地考虑阅读的内容与体裁的问题了，这些内容与体裁的问题加剧了独自阅读时天然的危险。在围绕如何使想像力文明化的广义讨论中，没有哪个题目比小说和独自阅读小说更加重要，尤其是女人独自阅读小说的问题，显得最为重要。（朗读小说或在图书馆里看小说尽管不能说是完全安全的，但却从未被视为威胁。因为在公共场所，现实尚有一立锥之地可容身。）如果说“虚构”是一种表现自我的方式，是一种自我喘息的方式，是一种逃避的方式、超越限度的方式、创建边界的方式，那么阅读小说这种特定的虚构形式时的危险就很大了：阅读小说可以建立一种新的自我道德表现方式，这种方式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
一方面，人们认为小说不仅应该有趣，而且应该有教育意义。小说中应当品德获胜、罪恶得到应有的报应。例如，帕梅拉在抵御诱惑中取胜，因而得到的善报优于她所拒绝的东西。敏感而有德行的女主人公，和现实生活中有类似品行的女人一样，通过阅读正确的书而表现出高尚的人格。进一步说，就是道德小麦要与谷壳区分开来。评论与期刊开始对小说进行分类，将好的与坏的区分开来、将合理思考与怀疑哲学区分开来。这一体裁成为了实用道德的传播途径，成为了传授感情、爱情与同情的学校，因而总是拥有辩护者，其中就包括既是手淫想像力的鞭挞者、又是手淫想像力的受害者的卢梭。简言之，小说对文明社会的形成绝对关键，这一时代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狂热、情感（或上瘾）以及阅读病在当时随处可见，因为没有哪个女人的房间里缺了印刷品，也很少有哪个工作者的住处没有印刷品。于是乎，无论刮起什么样的邪风，小说文学都会帮助人们在邪风中恪守道德。 ［363］
不过，依然有一片乌云笼罩在小说头上。这片乌云也同样笼罩着独自性行为。人们很可能会放弃现实，投身于浪费之中、虚幻之中。提索将这一危险置于手淫的核心。同样，“小说主义”的批评者们也十分关注这一危险。《批判评论》是一份旨在筛选好坏小说的期刊，该刊物称：“农夫的女儿若是坐下来读小说，就是在浪费时间。”她应当干些“现实中的活”才对。（有必要再次提醒大家，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将手淫描述为“自我时间的最高象征”。）小说和手淫一样，为女人创造了另类的“枕边伴侣”；小说和手淫一样，煽动了年轻人的激情，促使妓女的数量有所增加。18世纪多产的城市文学作家乔治·科尔曼（George Colman）说：“最能诱骗女人心的，莫过于小说。女人看小说，接着便融化了，变得唉声叹气。”简言之，小说就像流里流气的口哨、脏话满篇的交谈一样，使女人性欲大开、忘掉尊严，教唆她们进行各种各样不正常的性行为。而小说创作，尤其是专门面向女性的小说创作，总是围绕着一个卖淫荡妇而展开：文学中的公共女人，与真正的公共女人是何其的像。 ［364］
阅读小说与手淫在道德病理生理方面同样十分相似。许多疾病的起因正是由于想像力得到了不正当的锻炼。想像力具有逼真的、直接的、纯粹的吸引力，可将浩劫发泄至神经及其所能触及的各处。18世纪，想像力造就了领域宽广、数量庞大的作品，其中包括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等方面，威力巨大。如孔狄亚克（Condillac）所言，想像力“可唤醒知觉本身”，而记忆却只能“使符号重现”。想像力具有创造力，但却与事实相悖，可以“任随乐趣而进行重新组合”。想像力可以搞各式各样的诡计来布置我们的思维，使之“与事实相抵触”，这条路的终点即为发疯。因此，想像力是思维中的一种可怕的能力，是虚弱的一环。孔狄亚克认为，“渐渐地，我们会把各种妄想都当做现实”，阅读小说的危险即在于此。特别是对那些没受过多少教育、辨不清现实与虚构的女孩子来说，尤其危险。 ［365］
小说的问题所在以及手淫的问题所在，其实并非是由于那些关注于读虚构故事的人、关注于自我色情刺激的人不懂得（或不能正确认识）幻想的本体论地位。尽管有的人会时不时有所表现，似乎小说中的人物、幻想中的欲望对象确实存在一般，但谁也不会一口咬定这些人物、对象确实存在。孔狄亚克的意思是说，小说中的人物、手淫幻想中的人物，其本质都是虚构的，但却显得比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现实生活中的性伴侣更真实、更刺激、更煽情。其他道德学家也有类似的忧虑。总之，想像力使上述问题更易发生、更易失控。危险就在于小说中、虚幻中的表现过度，渐渐排挤了正常思维自身的内在约束结构。
现在，手淫在阅读领域已取得了坚固的地位。亚历山大·克里奇顿（Alexander Crichton）是第一位研究酗酒的理论家。1799年他曾指出，精神错乱的产生是由于“引发想像力的原因”导致“象征能力进行了比例失调的活动”。也就是说，虚构能力活动过于频繁，导致了“强烈的情感”。这种错乱不仅包括宗教狂想，还包括手淫疯狂。提索曾援引摩拉维亚一位精神病患者的例子来说明前者，而后者则是指小说读者中的精神疾病以及由神经刺激过度而引起的其他疾病。
如果阅读会导致肉体上的后果，那么手淫所带来的更明显的精神兴奋就不会被肉体所忽略。1802年，托马斯·贝多斯（Thomas Beddoes）严厉批评了“与宪法精神想悖的书……以及使理智更加病入膏肓的小说”。他是位激进的医生、化学家，是启蒙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浪漫主义诗人贝多斯的父亲。他认为流动图书馆导致了多种病症，因为“某些观念力量巨大，无需解释就可以激起器官的欲望”。戏剧作家理查德·谢立丹（Richard Sheridan）也将流动图书馆视为“魔鬼知识的常青树”。《新爱洛丝》的读者给作者卢梭写信，讲述自己“叹息与折磨”的经历，讲述他们的心“跳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讲述他们扑到床上几乎发疯，讲述他们由于小说中的痛苦而哭泣、抽搐以至于不得不把书放下。手淫和小说因此有着共同的运作机制。柯尔律治认为阅读小说会“引起思维力量的彻底崩溃”。一位18世纪的评论家则认为，小说以一种“病态的理智”毒害人们的头脑，即小说会使头脑在情绪、情感、与刺激的面前变得敏锐而脆弱。小说与头脑的关系，“就好比少量的酒与身体的关系那样”。小说“对人体器官产生影响”，“使神经状况变得松懈”。小说与音乐一道，“已经给受过教育的女性带来了病弱的面容、神经质的生活习惯”。这已经十分接近手淫疾病了。我们还可以把《卫理会杂志》中的术语“小说主义”加进去。所谓的“小说主义”造就了空虚的面容、不断厌倦的想像力。我们可以再次使用前面曾用过的评价：小说成了另类的“枕边伴侣”，与另外一些事情一道“挑逗着女人的想像力”，使她们难以满足，从而毁掉了其人生。这样看来，小说主义已经与同时代的手淫十分相近了。小说主义与俄南主义一样，之所以危险，就是因为其主人公并不存在，却似真的存在一般令人兴奋。二者都给人们带来欲望。尽管二者有那么多的相同点，其不同之处在于，小说毕竟有其优点，而手淫则没有任何优点可言。 ［366］
那些沉溺于手淫的人，“受伤良知在遭受着烦恼与痛苦”，与这一新现象同时诞生的还有促使人们手淫的想像文学、手淫产生的罪孽感以及使人安全幻想的补救措施等。《手淫》开始在道德方面夸夸其谈，但很快就改用了书信体模式。一版又一版的《手淫》因信件而出现，其《补遗本》亦是如此。这些新版本寻觅着充满17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杂志的有关爱情、婚姻、忏悔等问题的来信。例如，“一位出身贫寒年轻的女子”在致《淑女墨丘利》的来信中写到：“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我被人勾引了。我已经失去了我美丽的灵魂，失去了我的荣耀，我把灵魂与荣耀献给了利弗勒这个淫荡、无耻的家伙。我和他一起偷偷地干那邪恶、见不得人的勾当，已经有12个月了。”她还说，这段丑事过去之后，她嫁给了一个“最为热情的男人”。那个男人很值得爱，很可敬，很有钱，也很有德行。但是，她却每天都会上百次地被“悔恨的记忆”所折磨。如若不是这一罪恶的困扰，她会生活得十分幸福的。这不仅仅是个“欺瞒与玷污”的问题，她带上婚姻之床的是更加严重的欺骗行为：“我做了最肮脏卑鄙的事。与他在一起的夜里，本来应当充满纯真的快乐。而我，却在这最可贵的场景里塞满了最虚假的东西。”也就是说，她在冒充处女。怎么办呢？ ［367］ 其实，这篇文字出自自称为妇女事业而献身的男人们之笔，实可算作充满艺术气息的文学创作：带有窥淫色彩，严肃而又淫秽，却又不失其教化论调，十分逼真却又明显为虚构。里面的论调与《手淫》以及早期小说如出一辙。这类文字的主旨在于教化，至于乐趣，里面仅有一丁点而已。
手淫的雏形文本可上溯到新闻印刷品，小说也是从这类新闻印刷品发展而来的。此雏形文本同样也预示着18世纪小说中勾引及潜在勾引场景的出现，这类小说普遍带有道德教化的色彩，即使是约翰·克里兰（John Cleland）的小说《范妮·希尔》中的女主人公范妮这样的人，在故事结局时也找到了真爱，实现了一夫一妻。她在《手淫》中的祖先恐怕并未发展得这么完善。马尔顿把《手淫》中这个女人的邪恶刻画得像小说一般详尽，而这个女人也以自己的方式认识到了错误。写信者在一封长信中坦言，11岁时就有人告诉过她“手淫行为的愚蠢”。（准确地讲，她其实应该说是有人教会了她手淫行为。至于其危害，她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的。）与范妮类似，她也曾经与女人同床，那个女人调起了她的性乐。与范妮类似，这种行为不仅仅发生在一两个晚上，而是整整七年！不过与范妮不同的是，她后来并未转向男人的怀抱，而是和她的女仆实践了“我们所能够采用的一切方式，来使这种挑逗达到高潮，使罪孽的欲望得到满足”。我们的这位女主人公受的是古典式的教育。她自称倘若多读些圣经，少读些尤维纳利、奥维德、或是马提雅尔的书，她就不会做这样的事了。而她的女仆则是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蛊惑，觉得她们可以用“手指或其他工具”使自己得到“一点小小的交媾快乐”。的确就是这么回事！（写这封信的人所指的不仅仅是现实中的亚里士多德这个人，还包括一本名为《亚里士多德的杰作》的书的作者。从17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这本书一直是或对或错的性信息的主要来源。）多年之后她招认，她的阴蒂已粗如拇指。她问医生：“怎么办啊？”马尔顿医生的回答是不用急，去读一读卡尔医生关于两个修女的记述吧。在这份不断重印的记述中，两个修女据说是阴阳人，但其实是由于手淫及同性恋摩擦过多而导致了阴蒂肿大。 ［368］
我们暂且回过头来看看马尔顿的故事中淫秽的一面。这些小说式的片断的目的是教育人们恪守品德，至少表面上如此。后来的作者们秉承了这一精神。一版又一版的《手淫》犹如一部书信体小说，成了最为文学化的产品，通过信的形式揭示着隐秘，充满了对秘密的细致刻画，也不乏无关紧要的华丽辞藻。而这一切都被认为是为品德的树立而服务。这些信的作者都是些被公认为畸形的人，塑造此类人物的目的则是使人们对这种罪行产生恐惧，而在当时也很有可能达到了这一目的。各类作家也都在讲类似的故事，都在制造恐惧。他们制造的恐怖氛围比起马尔顿要大得多。马尔顿的话题有着悠久的历史，近现代的日记文学、医疗文献，都记载了一种恐惧：是否有过手淫，可以从生殖器上看出。是否有过手淫逃不过医生的感觉，因此，手淫者自以为这种罪行是秘密的，而实际上却可以清楚地在其身体上体现出来。
提索对这一切十分清楚，于是便犹如文学评论家一般对《手淫》进行了评析。这本书充满了“十足的混乱”，他称摘要中略去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最能代表手淫受害者“生动、可怜的痛苦之言与忏悔之言”。但他同时提醒读者，这些言语都是无比真实的，会“给人留下深刻无比的印象”。后人评论提索时也相应地拾起了这些主题。有个叫M.德·里尼亚克（M.de Lignac）的人写了一部十分成功的书，从婚姻的角度谈男人和女人的生理差别。他赞扬了提索，因为提索使读者“因恐惧而颤栗”，实为描绘了“可怕图景”的“大师”，从而“有效地接近了读者”。提索《论时尚者的错乱》的译者在导言中说，这本书“简直可以称为医学小说。规诫写得十分让人接受，描述进行得既自然又深刻，例子举得十分切题。每个有情感的人都会悟出其中的幻想驰骋”。休谟博士在翻译与该配套的《论手淫》时，本来也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评论。 ［369］
至于以火攻火——即用最具想像力的医学书籍来消灭想像力的危险——谁的想法也不如德·边维尔（D.T.de Bienville）深入。他是位医生，正是由于他的天才，我们得知什么叫“慕男狂”，如果说他不是位伟大的医生，他却的确是位巧妙的词语锤炼者，又知晓受虐的快乐。他声称他的书对年轻人的想像力充满吸引力，而事实也的确如此。然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却是吓唬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他坚持认为，小说无疑是诱发病态想像力并导致手淫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小说同样也是一种治疗手段。他写到，“熟读小说”以及“欣赏淫秽图画、色情歌曲，与勾引少女的男人谈话、接受其抚摸”均可激起年轻姑娘的欲望。但主要问题是，小说的内容以及小说传播的社会环境，激起了小说所要引导的欲望。（边维尔不需要米歇尔·福柯来告诉他，可以创造欲望用以控制欲望。）他所塑造的女主人公生活在充满过多刺激的现代社会中，阅读着无回报的爱情、饱受阻挠的婚姻、踌躇满志的父母，以及邪恶的仆人。读着读着，最终走向堕落。败坏之菌随着阅读而强大起来，阅读引诱着这类女主人公“一有机会就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屈从于欲望的本性。 ［370］
这一方子也是一服毒药。小说这种“温柔而色情的”作品“可真是个好方子”！小说“犹如凸透镜，将太阳光收集起来，其目的是把光线聚拢到一点放火”。面对这些剖析细致的论述，我们毫不惊讶女仆伯顿（Berton）竟然教她看护的孩子手淫。（两个世纪以来关于手淫的记录显示，使男孩、女孩学会手淫的人当中，仆人位居第二，仅次于同学。居于第三位的是自我发现。）
这一切看似色情，但我们却得良性地解释这一故事。这其实是个道德故事，我们这位反面女主人公的结局很糟糕。朱丽的情感因色情的想像力而变得更加激动，这种想像力已扭曲变形、失去控制，已不需要他人肉体的作用，已不需要真实爱人的生理存在。她变得空前病弱；请来的医生告诉她父母，他们惟一的希望就是允许朱丽和她的所谓的男友圣阿尔班见面。他们拒绝了。又一位医生被请来了；而朱丽病得更重了；父母吓坏了，因为他们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女儿竟然手淫。她在假想中为自己塑造了理想的恋人，固然无法得到爱，因此发了高烧。他们将她驱逐出门。这种被称为慕男狂的奇怪疾病萦绕在18世纪的小说中，十分流行，故事中的女主人公病入膏肓、无法医治，却又死不了。书也好，手也罢，激起的是同一部位的欲望。这部小说首创了手淫与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爱情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最终导致了纵欲成疾。这部小说也提供了治愈这种疾病的方法。边维尔的书终究是医学想像之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我意识的小说，讲的是警告式的故事，也展示了治疗疾病的方法。
简单地说，启蒙运动时期的人们写反对手淫的书，是希望这些书能像小说那样创建起新时代的新道德。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文学化了的医学作品，这种题材使规矩变成了小说的形式，而小说的形式最能清楚地展现它所竭力反对的手淫的危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类反对手淫的小册子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小说可以加以驯化，用来为社会所认可的爱而服务。
但是，在更公开的场合，手淫却明显与未经驯化的小说联系在一起，基本上与艺术、宗教及政治中的幻象问题相联系。在18世纪，这一切又有其独体的历史。手淫文化史与8世纪的历史并肩发展，因为二者具有相同的核心问题——不受约束的想像力以及非社会化的欲望。我们可以把问题指向有关如何使艺术创作文明化的辩论：例如，如何使艺术创作更接近理性工作，而非充满激情的想像。边维尔的作品中有些慕男狂式的手淫女人，通过想像力可以皮格马利翁似的把她的恋人变成阿多尼斯（确切地说是把武尔坎［Vulcan］式的男人变成阿多尼斯）。作品中这类女人应该少一些才好。男性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建立在与此不同的秩序上，作品应当多一些这样热情才对。 ［371］ 狂想（Schw?rmerei）代表的是一种错乱，是最令18世纪的德国思想家们担忧的问题。狂想使人们把“小说”误当做真实的事情，使人们受到自身的迷惑，坠入形形色色的虚假预言中。无论这些虚假预言是世俗的还是渎神的，都已十分接近手淫。（这个德语词的英语同义词应当是“热情”［enthusiasm］，可追溯至17世纪的革命共鸣。）据认为，狂想与手淫一样，由衰弱的神经以及受压抑的性驱动力而引起，与其他一些现象有着共同的文化环境。对狂想持敌对态度的人把阅读小说带来的狂躁使为情绪过剩者的标志。这种情绪过剩的主观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是新教的痛疾。人们通常认为启蒙运动时代是个世俗的时代，而就是在这样一个世俗的时代里，这一痛疾仍未消亡。一个领域的内省很轻易地污损了其他的领域。 ［372］
这些问题当然不是新出现的。人们将小说视为对现实的挑战、对道德的挑战。到1712年为止，这一观念已有很长的历史了：几千年来，始终有人在雄辩地反对着戏剧性，也有人因受到艺术的诱惑而痛苦地忏悔着。这种审美惟我论的问题即为在幻想中自我专注的危险，这一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年代。这种迷惑在西方文学中的著名例子一直层出不穷。例如，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哀叹道，他为小说中为爱而自杀的迪多深深地悲痛，却未能为现实世界中自己精神的死亡而哭泣。还有更切题的例子：他谴责自己不该因悲痛、怜悯、和快乐（即有害的快乐、肮脏的乐趣）而激动，谴责自己不该分享台上人物的快乐与忧愁。这是一种自我沉湎的情绪，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目的。“看戏的人并不会被唤醒，以帮助他人”，而是绝望地滚入了自己那漫无目的的情绪之中：“对于舞台上那些不真实的东西，又有什么怜悯可表示呢？” ［373］
1712年前后的新事物是：在广袤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想像力的驰骋已失去了其旧时的约束。（事实上，这种生活就是现代生活的实质。）手淫这一不可救药的行为成了对这一变革的道德威胁。有些种类的阅读具有教育意义，有些种类的阅读有更为广泛的益处。既非空虚，也非无度。而摩擦生殖器则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只会招致疾病。私下里的罪恶为了其可敬的邻居，成了替罪的羔羊。想像、无度，以及这二者实现所需的隐秘，全部为手淫所承担。手淫被人们所谴责，被逐往文明之外的沙漠中。
至18世纪后期，这些主题在某些圈子反对变革的言辞中渐渐合流。1795年，瑞士保守派狂热人士约翰·格奥尔格·海因茨曼（Johann Georg Heinzmann）写道，那些“秘密阅读”的小说造成的不幸，与法国大革命在公众中酿成的不幸相同。这些不幸培育出了人生中的各类幻象，不仅在政治上危险，而且使男女读者在肉体上、精神上都变得病弱。小说阅读的受害者那些投身于独自罪行的人一样，“因幻想而疯癫”。他们的神经被置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他们那“不经事的心”在暴风骤雨般的焦虑中被撕碎，他们已不再居住在现实世界之中了。男女读者都在冒险故事中屈从于更加自由的想像、更加不净的文学，这一切将他们本已脆弱的灵魂推向了毁灭的边缘。 ［374］
海因茨曼是个例外。到19世纪初，小说早已被驯化了。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作品是否算作分水岭并不怎么重要，但小说已得到了成功的监督，并且已融入文明社会，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如我们所见到的，人们依然可以发现，有人反对小说，反对独自阅读。但小说也好，独自阅读也罢，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控制。然而，手淫仍然可以表明对小说及性行为的控制不利之处，发挥同样作用的还有手淫在文学方面的孪生兄弟——色情作品。
“反对色情作品也就意味着反对手淫。”某位现代的打诨者这样说道。把这话反过来说就是，色情作品基本上是手淫时用的，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这当然不是色情作品的惟一用途，也并非普遍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性别的人、任何性行为。但只要去一下附近的性用品店，甚至书店，就可十分清楚地看到当今二者间的联系。至于手淫网站，就算没有数十万个也数万个，更能说明二者的联系。（用Google搜索手淫一词，可得到157万个结果。少量是关于手淫的，更多的则提供手淫的素材。）手淫意味着男人、女人、男孩、女孩的道德出现了严重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对手淫的这一观念的出现，与西方色情作品蔚为壮观的兴起有着共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哲学及心理学背景：即城市、商业、文学等方面基本上都出现了反传统的趋势，放弃以神学权威为基础的传统，而改用自然（其实就是物质世界）作为基础。故事的叙述比纯粹的描写更加吸引人，因此早在《手淫》的前一代时，商业化的色情作品就已经诞生了。
色情作品和手淫在各个层面上都有联系。例如，狄德罗的《阿朗贝尔之梦》中那个做梦的人就曾打断物质主义的演说，转而手淫。这在该书中是种受到推崇的行为，且是当着女主人的面进行的。这个人物似乎是在代表着作者说话，就算我们不确定他究竟是不是真的在手淫，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参加讨论另外一个人物。这个人就是波尔多医生（Dr.Bordeu）。他向雷斯比纳斯小姐表示，他坚决反对“狂热者对贞节、自律等的大肆赞扬”，因为在某些时候，这类赞扬在收场时竟确定无疑地认可了秘密罪恶。他解释道，快乐而有用的行为都是高尚的；而既带不来快乐、又没有用处的行为则是低下的。至于快乐本身到底是好还是坏，则毫无意义。她许诺“无论（谈话内容变得）多糟”，她都不会退却，于是他立即问“谈谈秘密快乐如何？”她不由大吃一惊，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惊呼道：“医生！”他却继续说，秘密乐趣其实很高尚、很有趣，能够给人们带来一定好处。接着，他又抛出了我们久已熟悉的那个论据：“如果老加图今天还活着”，即一个有理智的人会去手淫，而不会去和妓女发生性关系使自己得病，同样也不会去糟蹋别人那贞节的妻子或姐妹。既然无法得到一个人来和自己发生性关系，既然无法得到更大的快乐，那么又何苦拒绝一种必要而甜美的快乐方式呢？她断言：“我们的这一教条可千万不能教给孩子们。”医生则答道：“就是对成年人也千万别说。” ［375］
这已经相当过分，狄德罗对此也十分清楚。即使是他，也不愿意草草地为手淫弄来一个正面的例子。浪荡子们同样也不愿意这样，他们更倾向于跟实实在在的人或物享受无拘束的性爱。手淫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被视为极端反社会的行为，甚至比色情作品还要坏。有些人认为坏书也时常会带来点好处。启蒙运动时代的许多反教会思想、极端哲学等，都是通过“风流社会”的印刷文化传播的，使高尚的论争与性冒险的故事与图片组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手淫至多也就是贫乏的替代品，用以取代更加社会化的东西。如果反对启蒙思想家的人援引狄德罗写的这件事（或是其他任何可用作引证的事）作为证据，来证明性堕落是启蒙运动事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就连最赞同堕落的人也难以对手淫产生热情。
色情作品并非与西方历史的某一阶段有特定联系，也并非一定要成为与独自性行为相联系的可怕的秘密罪恶。另类的现代造就另类的性伦理。我们知道，有些社会欣赏坏书、坏印刷品，其目的就是为了手淫。还有的社会欣赏不需字画、不需笼罩在道德之云的行为就可获得的刺激。例如，18世纪日本的商业化、城市化、思想活跃的地区，生产了成千上万的“春画”。这种春画的目的就在于帮助手淫。人们通常认为，男人比女人更易于放纵。但是从日本的浮士绘画中我们不仅仅可以看到年轻男子一边读书一边手淫、一边看书卷里的画一边手淫。表现这些事情的画同样也不少，一般均无重要的政治含义。虽然成年男子读黄书手淫会被认为是在现实中缺点什么，但也仅此而已。因此，色情作品与手淫在商业文化中共生。控制这种商业文化的，更多是古代调控手淫的性限制法则，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危险罪行这一说。
西方世界可并非如此。在西方，色情作品是危险的。我们知道，在18世纪的伦敦街头，随处都可以买到肮脏的图片、淫秽的歌曲，更不用说那些较为隐晦的医学读物。但是，即使色情作品的销售不是秘密的，其消化吸收也得是秘密的、私下的，不能为官方或宗教监视所触及。色情作品与手淫一样，是反正统的。当然，也并非完全如此。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曾长期而坚决地反对邪书、反对邪书所带来的危害。据他讲，他曾下定决心要杜绝“一切题目暗示其有可能提供堕落品位食粮的书籍”。那天晚上，他走进一家书店找一本书，但很快便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浏览。他发现了一本可疑的书，便翻开看了看。一种“模糊的、充满危险的好奇”驱使他更加偏离了航向。在散漫地翻了几页之后，他翻开了罗切斯特（Rochester）的诗集，他的决心已经垮塌了下来。他怀着“污秽的同情”读了两首。起初他还竭力劝说自己，这么做无非是了解男人的本性及做事的方式。但是他却很快意识到，这不过是种“邪恶的迷惑”。为了此事，他是手淫了还是鞭挞了自己（此后他在经历诱惑之后都这么做），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毫无疑问，色情作品的确吸引了他，也吸引了他同一阶层的人们。 ［376］ 色情作品依然是反社会的，因为它受到那些威胁良好秩序的可疑社会团体的公开支持。这些团体包括青少年、未受监督的学生、不受尊敬的穷人、浪荡公子、启蒙思想家，还有反对教会的那些素质不太高的人，以及形形色色的极端分子，还包括一些令人生厌的黑社会类型的人。至19世纪末，革命者也包含了进来。色情作品和手淫都存在于启蒙运动以及更广义的近现代化的阴影之中。二者一起代表着意志的薄弱、隐私的危险、想像力、过度超越文化的边缘或过度超越教会的领域。启蒙思想家们总是习惯将这一切描绘为充满颠倒的爱和私下的乐。（例如，狄德罗曾为连祷文写了一篇色情的滑稽仿作，讲述一位年轻的修女被带到一位女同性恋母亲面前，向她忏悔自己的独自乐趣。有人认为这部作品写得异常优秀。） ［377］
危险书籍，或者用卢梭的著名论断来说，就是只用一只手来看的书，其明确的目的就是激起性幻想、支持手淫。但我所说的色情作品并不只包括这类危险书籍，还包括数量相当的现代想像式小说：即“病态的书……爱情故事、色情对话，以及其他能够激起性欲与淫荡的东西（原文如此）。”《手淫》以及此后两个世纪里反对手淫的作品，均把这些东西视为导致所谓的独自性行为新流行病的一项主要原因。（色情作品在政治方面同样发挥着作用，这一点与我们此处的话题类似，惟一不同在于，政治作用表明手淫总是与颠覆相联系，如果颠覆的不是与人体相关的政治，那也是与人体相关的社会问题、隐私问题。）色情作品是不是真的导致了更多的手淫，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此类作品在小说盛行的时代发展极为迅速，这无疑使独自性行为问题在文化上变得更为迫切。
有些坏书几乎不需要想像力，就可以转化为兴奋与手淫。（我这里说的是那些似乎是写给男人看的书；18世纪有些书显然把男女读者都考虑了进去，但是对于女人是如何使用“坏书”的，我们知之甚少。）《女子学校》是第一部带有色情的教育小说，也是第一个充分表现自我性发现的故事。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曾经带着这本书上床睡觉，不过后来又把它烧了，因为他不想让这种垃圾留在他的书房里。这本书中就有这样的描述：一个女孩告诉另一个女孩她是如何被激起性欲的，性欲又是如何刺激着她去寻找各种性乐的。佩皮斯躺在船上沿泰晤士河而下，他曾竭力想像过去的快乐梦想来得到刺激。而有了这第一部色情“小说”，就不再需要这么费劲了。人们只要紧紧跟随着淫秽的作者，和他一起飘飘然即可。这种小说的取材并不算上乘，却要把它写得既淫秽又刺激，作者需要的正是想像力，而这种想像力也正是这项新的独自罪行的敌人们所痛斥的。创作色情作品，在于发现、在于利用。
“我买亚里士多德的名篇花了一个先令。”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的约翰·坎农（John Cannon）在写他17世纪90年代时的童年生活时告诉我们，“我从中窥探到了自然的秘密，尤其是女性的秘密。”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未将精巧做爱作为和谐婚姻的基础，尽管亚里士多德只是在大谈如何成功繁衍后代，坎农还是有点像20世纪的青少年，到玛丽·斯多普斯的《婚后的爱》（Married Love）或是到西奥多·凡·德·费尔德（Theodoor van de Velde）的《理想婚姻》中寻求刺激。亚里士多德的这本书也和20世纪的许多书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可称得上黄色的东西，倒是谈了很多道德规劝方面的话。——“急切地追求感官上的满足，会损害高尚力量的锻炼。”但所有这些书确实都谈了那些应当私下里探索秘密事情。坎农说，“淫荡的想法”紧随阅读而来。这种阅读驱使他在厕所与毗邻房间之间的墙上钻了个孔，用来偷看女仆“做那事”，可以“平静地看着那些激起我淫欲的部位”。阅读了紧张激动的东西、又偷窥了紧张激动的东西，要满足已唤起的欲望，有时就得“毫无羞愧、不假思索地实践前面提到过的那种蠢事。我的同学们都这么干”。也就是说，坎农手淫了。5年前他11岁时，从游泳池边一个比他大些的男孩那里学会了如何手淫。 ［378］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己并没有因手淫梦幻而去跟仆人或是跟任何其他女人搞什么“肉体亲密”，但他的确找来了更多坏书。大众读物、健康指南等都是当时爆炸式增长的出版物，自印刷技术出现以来，此类出版物的数量仅次于宗教出版物。这些书似乎提供了无尽的廉价幻想素材。这次，他选择了草药医生尼古拉斯·卡尔佩珀（Nicholas Culpepper）的《助产术之书》。（卡尔佩珀是17世纪中期的革命者，是皇家内科医生学院的对头，毕生致力于使更多的人学到知识。）坎农承认，这本书“打开了更深一层的缺口，提供了禁止年轻人知道的自然奥秘”；也就是说，该书成了唤起更多性幻想的材料。但是，他当时有点“过于莽撞”，竟然没有意识到母亲已离他很近。母亲没收了那本书，从此他“再也没能碰上一下”。性欲与好奇在阅读中被放大，在阅读中深深印入脑海；手淫与文本息息相关，其罪恶的地位取决于更加重大的问题：光天化日下的色情作品势如潮水，必须对其加以规范。还有更加重大的问题：有些书和图片有潜在的刺激性，其势犹如海啸一般。
《手淫》、马尔顿的早期作品、提索的《手淫》，以及全体反对手淫的印刷商，全都与过去的忏悔文学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想压制哪种罪恶，就会把这种罪恶论述得既十分详尽，又十分动人。这类新体裁与忏悔录类似，米歇尔·福柯称之为“对话语的邀请”。这种体裁描述了心理的某一方面，目的是对其进行监控，使其成为新罪恶与新道德的核心。（与忏悔录或忏悔文学不同的是，这些反手淫的东西既非一年一度的应景，也非神父手中的参考指南，而是广泛发行、可随时得到的作品。）但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新罪行的紧迫性，并不只是经广义文化现象中的道德紧迫性而出现，而应当说是因广义文化现象中的道德紧迫性而出现：在想像力的新危险中，最无法挽救的部分就是色情作品与独自性行为。
马尔顿在其早期作品《关于所有两性自然、非自然性疾病的综述》中告诉男性读者，他已意识到“女人做那事（指交媾与性乐）的部位十分奇妙”，公众想知道其中的细节。他提供了下列信息：女人知道她们可以通过阴蒂得到快感（阴蒂这个词是他用来“好色地探索隐私话题的词”）；女孩如果找不到男人，则会自我行乐；类似的信息还有很多。因此，这本书遭到了起诉也就毫不奇怪了。而《手淫》则是一本羞羞答答的书，以许多世纪以来的道德建议、忏悔文学的形式出现。虔诚的英国国教教士杰洛米·泰勒（Jeremy Taylor）曾著《神圣的生活》，此前还有过几百部类似的作品。《手淫》似乎是在对这些作品进行肯定的回应。批评家们恐怕会说，手淫“既不该被谈论，也不该被暗示。因为仅提一下它的名字就会对有些人造成危险。如果不提，他们根本连想都想不到手淫”。但是，正因如此，又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手淫用不洁的东西装点着蠢人的幻想……我恳求读者就此打住吧，除非他有前列的欲望要做个贞节的人，或者至少要会考虑应不应该手淫。
这段文字究竟是不是在给书中的较为隐晦的性故事做广告呢？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书中的女校长泪眼汪汪地告诉当地一位绅士的妻子，“她看到学校里有些学者‘用手指’手淫，她感到震惊，并制止过这种行为。”书中那些被罪孽感折磨着的男孩子们写道：他们已无法戒除手淫，只得祈祷，希望得到治愈痤疮和羞怯的药。书中的一位教士还描述了一男一女两位青年手淫致死的情景（女青年死于子宫狂，此病系发展中尚未定型的慕男狂）。作者其实承认，有些牵强的有可能是假的。因此他出版了其他那些信。有的信指责他鼓励了他曾强烈谴责的那一罪行。他的敌人在小册子中对他的淫秽进行了直截了当的谴责，而他在书中却对这些小册子进行了大篇幅的引用。这些均说明，马尔顿在《手淫》中已经表态：“《手淫》是一本关于道德的书。”后来提索的那些更严肃的作品也说明了这一点。 ［379］
提索满怀歉意地用了三四页的篇幅翻来覆去谈论了同一个问题：他的书与所有谈论道德问题的书处境相同，即很容易被人谴责为“展示了危险，却助长了罪行”。他说，这的确是个问题，不过《圣经》也有类似的问题。他还承认，他所期望做的事情用现代语言很难说清楚，但是如果用了拉丁语，读者群就太窄了。《手淫》最初就是用拉丁语出版的。他之所以把这本书写得十分小说化，只是想吓唬读者，使他们恪守品德。简言之，整个这项工程就是在例证知识与启蒙所带来的危险。提索及其同事们早已放弃了神的权威，因而必须依赖于“让年轻人惊得瞪圆眼睛”、让他们看清“危险以及罪恶”，从而避免其人性进一步蜕变，否则会使我们回到“祖先的力量”中。提索的《论文化人、从事久坐职业者偶然患上的疾病》中的那位农民，似乎是提索眼中的理想人物：“他避免了危险的谈话、远离具有诱惑性的东西……因而他的欲望就不那么猛烈。猛烈的欲望常常是多余的幻想造成的结果。” ［380］ 难怪卢梭会在乡下人中找到类似的同感，也难怪创造新罪恶的人会与其敌人有这么多的共同之处。“病态的书……爱情故事、色情对话，以及其他能够激起性欲与淫荡的东西（原文如此）”，其作者均如此，此外还有那些从事色情作品生产的人。
这是一种被文学环境缠住的文学作品。边维尔显得很传统，他谴责了小说在性方面（尤其是手淫方面）的危险：女孩有可能因自然激情而痛苦，但无论自然激情有多么强烈，“当她们读了那种奢侈的小说之后”，激情都会无限增加。“小说最初使其心灵为种种细微情感而作好准备，直至最后，使心灵能够获取各种更为恶劣的激情，使心灵因每一次的色情感触而发光。”应当有点东西来平息这种火焰，这一点不足为奇。但边维尔自己的作品也不乏小说式的细节。他承认，任何站在他的立场上的人都必须贯彻“关乎体面的真正界限”，且不可越轨。但又必须做到清晰而生动：“愿我的笔具有足够的表达力，愿我的色彩足以自然地激起所有恐惧，愿这些恐惧能引起人们对可憎罪行的注意。”他承诺，“极具震撼的图片”以及“惊人的、难以置信的痛苦”足以致富女孩子们。这听上去像是打斗式电影的预告片。边维尔翻来覆去地谈论着读者群问题。一方面，《慕男狂》似乎是写给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看的，但却不排除该书会流入年轻女孩的手中——有时是由于父母看管不力，有时甚至是由于“浪荡公子的勾引”。“浪荡公子从不对任何阴谋诡计感到困惑，总能从中获取立足之地。”他几乎相当于承认了自己的作品是色情作品。不过，如果哪个年轻女孩弄到了一本，最可能发生的事是：这本书中得来的不甚成熟的知识会让她觉察到“自己本性的脆弱”。她还会觉得，如果自己步了书中受害者的后尘，就会“必然受到损害”。没错，边维尔还承认，“这本书（指《慕男狂》）会使年轻男子比另一种性别的人（女人）更加兴奋”，但是他们不应该陷进去。除非他们觉得只有女人才会因手淫而受苦，否则就应当再读读提索先生的书作为解毒剂。提索“吓人的印象……加上强有力的表达”，足以把他们拉回正道上。 ［381］ 显然，18世纪的反手淫杰作十分接近小说，尤其十分接近色情作品，而他们却将手淫流行病的主要嫌疑归为色情作品。
但是，此处有点麻烦。如果手淫是想像力的罪恶精灵，那么色情作品就是想像式小说的道德深渊，就是整个家族潜在的坏种子。18世纪，色情作品这类小说其实代表了文学力量中最纯粹的方式，它唤醒了想像力，并使这一文学体裁触及了身体。后来，色情作品从小说家族的族谱上无声无息地被人忽略掉了。我们知道，如果说卢梭的小说使人的身体深深地颤抖，那么18世纪后期以来我们称之为色情作品的书则会产生更加震撼的效果。对于美术作品，我们或许可以下相同的结论。自从古典时期起，人们就已知道艺术表现具有激发情欲的作用，如男人们在冰冷的大理石雕像上手淫。而公开激发情欲本身甚至就可以成为高雅艺术作品的内容，这一点同样十分明确。欣赏明显带有色情的图片仅仅是这类欣赏活动的底线：那就是艺术所需要的激情，不会自动变为审美冷漠。或许这一切都仅在男人视角下才算正确：男人们积极地凝视着女人的画像，使女人成为自己的。许多文学性质的色情蜜饯都以男性施加在女性身体上的力量为主题。男人欣赏着画中读着浪漫传奇、为性所吸引的女人，在画外为自己创造淫秽的空间。而女人呢，只是被动地与看画者打成一片而已。 ［382］
其实，对于18世纪及18世纪以后女人与图画的关系、女人与色情作品之间的关系，我们知之甚少。（边维尔暗示，女人们也同样色迷迷地对他那本可能会变成黄书的医学书显现出兴趣。）好奇女孩的形象，在直白的淫秽文学中、在广为谈论的反手淫小册子中，其地位都十分重要。不妨得出这样一个观点：这种形象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客体方面（即男人的视角），二是认识方面（即女人的视角）。很难确定不同的欣赏者会如何审视一幅图片，很难确定他们为自己创造了什么样的欣赏位置，同样很难知道他们从有利条件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性乐。我们确知的是，看图的能力、从图中得出淫秽或非淫秽的含义的能力，均为想像力的行为，均已为18世纪的人们理解。看的力量之中蕴涵着想像的力量。我们还知道，当今的女人声称他们也在创造色情作品、欣赏色情作品，并且这种创造与欣赏是对更广泛的性自治、个人自治的一部分，也是女权主义政治中受争议问题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里会更为详细地探讨。 ［383］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男人（以及部分女人）认为女人是典型的专注型读者。这种读者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了小说中想像力的驰骋中去。并且我们知道，较为极端的情形是：女人读着特别刺激的什么东西，这东西使她们手淫。女人到底是不是小说的主要读者？我们不太清楚。但基本可以肯定，她们不是。她们手淫像男人一样多还是像男人一样少？这一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同样我们也不知道她们读小说时的手淫比男人多、比男人少、还是和男人一样。但我们的确知道，女性手淫者就是海报上进行着独自性行为的女孩，除了欲望和里比多式的乐趣之外，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女性读者也和她们一样，是小说中潜藏着的道德污染的黄金标准。她是受了误导的读者，卓越而超群。她又是被深深吸引的读者，是想像力过剩的典型牺牲品。她还代表着“文学市场而非文学大众”，是完美的手淫者。 ［384］ 在女性抚摸自己身体的淫秽色情图片中，这些威胁被合并到了一处。
孟德维尔再次表现出了先见之明。他设想出了一位在生理上投入的读者。与那些看完小说就写信向卢梭倾吐自己的泪水与心跳的人相比，她处于一种不那么纯洁的环境中。小说具有勾引性，在缺乏情人之时，女人会被迫做些她们所能做的事情。在一处对话中，安东尼娅正在阅读剧本和传奇，她任自己的幻想游荡着。吕辛达建议，既然她已经“热烈地”堕落了，就莫不如将双腿相互夹紧，再用尽全部力量将大腿夹紧，反复进行15分钟。这一技巧，孟德维尔似乎是从他的同代人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所著的《爱情学校》中学来的。男人在幻想着女人的阅读、自我专注、性欲望以及手淫，而不是在关心自己的那些东西。这一倾向大体可以追溯到《手淫》的那个年代。 ［385］
17世纪后期以前，美术作品中所表现的女人（男人也一样）的阅读，是项安全的活动。有时我们可以在画中看到专注于营生的男人，有时画中的书仅仅是个陪衬，用来表明虔诚或钻研。例如，医生或学者拿着一本书，或是女人在读弥撒书。有时书是寓言的一部分，如圣母与耶稣、《圣经》在一起，旁边还有构成肉体的字、书页上的字等等。如果说阅读还可以被描述成具有吸引力的东西、超乎自然的东西，那么就一定是在描绘精灵的世界：一个专心致志研读《圣经》的形象。我们很少会在这类美术作品中看到阅读世俗书籍的场面，但如果画中人物读的真是世俗是书，那么他们就不会埋头于书页中，而是会向画外凝望着我们。有时，如伦勃朗（Rembrandt）所画的母亲阅读图那样，画中的人物太老。按照常规标准，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为与性相关的角色。她所读的东西同样也很安全：地图、图表之类。这一切都在17世纪后期发生了变化。
17世纪的荷兰美术作品中开始向我们提供大量出神凝视着文本的资产阶级女性，这种文本常常是信件。这种艺术品自身就是一种新事物；在早先的艺术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大都是男人在读信。对女人来说，“这些以信为主题的画里，爱弥漫在空气中”。杰拉尔德·泰尔·波尔赫（Gerard Ter Borch）的《读信的淑女》 5 可作为例子：画中的淑女在读信的过程中，陷入了深深的沉思。类似的画中，部分暗示了危险的存在。使人觉得信中除了感伤之外还会有更多的东西流露出来。读信者的眼神柔和而专注，暗示着一种拘谨却又温柔的情感。这类描述忘我的阅读的画中，很少会刻画男人。尽管经常有人指责这类阅读不健康，但我们却可以推断，男人的确也会专注地读信，只不过读的是些与工作相关的、公开的、外向型的东西罢了。到18世纪为止，女人的形象即完全成了这个样子：懒洋洋地躺在奢侈、肉欲的环境里，沉溺于她们的小书世界之中，但是画中并不把性乐趣明确展示出来。弗拉戈纳尔（Fragonard）的《回忆》 6 是个很好的例证，他的《情书》同样也不错。布歇（Boucher）的《沙发上的淑女》、格勒兹（Greuze）的《熟睡的淑女》 7 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但相对来说向欣赏者展示的淫秽乐趣多了一些。女主人公的胳膊放在书上，大腿上坐着一只小狗，这是18世纪美术作品中表示性乐趣的通用标志。 ［386］
这种美术传统演变为了明显的色情作品：女人一边看书，一边狂喜地手淫。（对男人沉溺于自体性行为的刻画，仅见于一些反对教会生活的作品，描述那些缺乏性生活的教士或色鬼。“真正的”男人并不出现在这类美术记载中。）这类作品揭示了女人的挑逗，也解释了女人的危险。其作者为男性，这一点确定无疑。至于其欣赏者，尽管会有点不同意见，但也基本上为男性。画中的女人激情饱满地独自阅读着，在想像力中寻欢作乐。艾萨克·克雷克尚克（Isaac Cruikshank）的《奢华》（Luxury） 8 对这一主题揭示得绝佳：这间布置讲究的屋子里物品极为丰富，壁炉架上有丘比特的雕像，温暖的炉火烘烤着女主人公那裸露的后背。屋子的一侧是长沙发，桌子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书。另一本书是马修·格里高里·刘易斯（Matthew Gregory Lewis）的《教士》，这本书讲的是哥特式的悲怆与性虐待的故事。她的左手拇指压着的或许是一段生动的描写，左胳膊顺着那宽大的无袖内衣而垂着，尽可能袒露出她那饱满的胸部。她的右手在衣服下面手淫。一只很刁的宠物小狗四腿朝天地躺着（其实看不出它的性别），似乎试图从她的裙子往上看，它或许并不只是因为受到整个性兴奋场面的影响才这么做的。 ［387］ 版画《中午之热》、《独自一人的快乐》都取材于皮埃尔—安托万·博杜安（Pierre-Antoine Baudouin）的树胶水彩画，此处要表达的信息同样十分清楚。画中书从女人的手中掉了下来，光线照在手上。《中午之热》中手疲倦无力地垂到了身体一侧，《独自一人的快乐》中的手垂到了两腿之间。她独自入梦，只有一旁的两性青年的古典雕像在凝望着她。这两幅作品的主题无疑都是独自性行为。如果有人对此有疑义，那就一定要看未经删改的版本（《危险的小说》 9 中的那个女人超然入梦了，我们不清楚她是不是已经给了自己充分的乐趣，也不知道她若是看到了床边那个讨厌的男人会不会高兴。男女欣赏者都不会对这个可鄙的家伙感到认同。拉波尔德［Laborde］的《睡着的女人》（The Dormeuse） 10 中的那位情人更是胆大包天，他走近了他的情妇，欣喜得几乎要昏厥过去。书掉到了她的一边，独自性行为一定又给了他当头一棒。）。这一主题有许多变体，有时还有文字的帮助。例如，克劳德·约瑟夫·多拉（Claude Joseph Dorat）的诗“吻的颂歌”就配有插图 11 ，极好地解释了法文动词baiser的两重意思——一重意思是“吻”，另一重意思是“操”。这幅版画意在为文学中关键的引诱能量注入力量。这种东西对年轻处女有害，会使她们想像得更多，会使她们用手来解决问题。（“安全了，她母亲看不到/唱着歌儿学会什么是吻/她一个人躺在床上……脑子里再现这一切/快乐而趋近欣喜。”）这些东西对提索来说简直就是最糟糕的噩梦。 ［388］
至此，如果说缺少艺术矫饰的色情作品尚未准备就绪，那么至少可以说是迈出了一小步。在《浪荡的进程》 12 中，一位修女一边看书、一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边手淫。一方面，这仅仅是一幅攻击教士独身制的画，类似的画自从宗教改革起在新教圈子里就流传着，只是这幅画得过分些而已，并无太大新意。强行搞违背自然的独身制，后果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幅画同时也揭示了手淫所代表的启蒙之危险：阅读的能力不仅可以启智，还可以激起性欲；知识（尤其是关于自我的知识）不仅可以提升人的境界，同样也可以使人被玷污。对手持镜子照生殖器的自由叙述，后来在20世纪后期女权主义关于健康的文献中变得十分强大。这种叙述在浪荡、反教士制以及现代自我创造三者的交叉点上达到了至高。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1812年出版的色情漫画《孤独的乐趣》 13 中的主题也与之相同，只是没有反教士制度而已。画中一个女人有所准备地露出了生殖器，为的是独自满足一番；一个假阴茎扔在地上，似乎没什么用处，其实正好相反。她明显是这幅画中欣赏者注意的焦点。欣赏者中包括我们，或许还包括敞开的帘子后面那个好色的男人。
尽管他站在后面很远的地方，似乎看不见什么，也进不到这一场景之中，但仍然应当把他算进来。此外，还应当把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这一切的那两尊女性雕像也算进来。这幅色情画无论有多么淫秽，毕竟揭示了一位掌控自己性命运的女人的形象。她玩弄生殖器为的是她自己，这一姿态所获得的政治能量与朱迪·芝加哥的晚宴陈设完全不同。站在对独自性行为发起攻击的那些人的立场上来看，这幅画是个人意志自由的最糟后果。安德雷阿·德·奈尔西亚（Andréa de Nerciat）的《身体内的魔鬼》 14 是18世纪最畅销的色情画之一。这幅画中的裸女凝视着床头柜上一本翻开的书，一只胳膊支撑着头，作出十分快感的姿势，手指头尽管并未放在阴部，但却放在张开的大腿之间。另一只手抚摸着替她手淫的鬈毛狗。
手淫女人身旁翻开的书、掉落的书，象征着文学所带来的乐趣与危险。她读的或许是本充满哲理的色情作品，但也可能只是《项迪传》、《帕梅拉》或者是任何一部法国、德国或英国的小说。这些小说完全是值得尊敬的，可以激发爱神去传授品德。正如我们所见，在那个纯洁的年代，即使是阅读席勒的作品也有可能激起青春期男孩手淫的欲望。独自性行为与表现独自性行为的图画，均为消费革命、阅读革命以及个人道德自由之广泛文化基础的不可同化的残余，是18世纪以及19世纪早期巨大储备的表现，也是更大供给的先兆。一旦照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使肮脏图片变得十分便宜，这种更大的供给就可实现。（直至今日，反映阅读和手淫的旧图片还有足够的能量，可以使之在全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下运作。例如，1991年在悉尼大学妇女学系挂着这样一幅海报：一个女人把手放在阴部，眼睛被书所深深吸引，图中的文字框告诉男人们，她即不需要男人，也不需要男人的购买力。）
人们对手淫产生恐惧，其基础已在第四章中被展示了出来，又在本章中得以解释。然而，指代此行为的最为描述式的术语“独自一人所犯下的罪行”却不够清晰。没错，等待手淫者的确实是一种遁世的、秘密的、无助的、悲惨的孤独。然而真正的大问题却是：手淫彻底颠倒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正确关系，却创建了一套可怕的秩序来取而代之。大群大群自由、不合作、又在某种程度上串通一气的个人出现了，因为他们知道相互之间谁也不需要谁。最可怕的是，手淫者扩展了萨德所难以启齿的“罪恶朋友所构成的群体”，这些人因共同目的而相互支持，而这个共同的目的竟然是漠视他人的感情与需求。
18世纪，孤寂的最有力的两位支持者，又都属于独自性行为的最有力反对者。德国人齐莫尔曼关于此话题的著作在全欧洲乃至新大陆都十分风行，而卢梭的“自然状态说”同样也代表着一种人类堕落前幸福的自由状态。卢梭的观点不如齐默尔曼那么直白，卢梭认为，孤寂中我们向往着已逝去了的纯洁与独立；孤寂中我们意识到那个年代已一去不返，我们前方是社会化的交流、与他人的交换以及对未来的期望。孤寂中我们还意识到对我们来说最好的东西是什么，通过为共同利益而奋斗，我们可以得到这些最好的东西；最后，孤寂中我们真正懂得了珍惜我们的劳动成果、享用我们的劳动成果。在社会化的世界中，我们实践了我们在孤寂中所学到的东西。但是对于手淫者，情况恰恰相反。手淫者在社会化的世界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是意志自由的人，有自给自足的潜能。孤寂本来应当是纯洁的，他们却将肮脏的秘密带回了孤寂之中，玷污了孤寂。他们的孤寂是个颠倒了的世界。
在同代人看来，小说读者群就是这种颠倒世界的写照：数十万人拿起社会化世界中的垃圾，将其带入内心世界的孤寂密室。 ［389］ 在启蒙运动前夕，手淫者成了现代自我的挚友、讨厌的坏兄弟、坏姐妹。自此之后一直如此。
但是，随着20世纪初疾病和精神失常的威胁开始减弱，人们对这个总是十分尖锐的伦理问题有了新的清晰认识。这位不走正道的兄弟演变成了可贵的自立的模范、道德自由的模范、摆脱过分的男权、异性恋的模范。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就是下一章所要讲述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