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手淫，与自我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什么独自性行为中的医学论和器质病变论会丧失其中心地位？这一问题我们已经快要得出答案了。但旧的伦理问题却并未随之烟消云散，这又是为什么呢？非但没有烟消云散，反倒穿上了新外衣，获得了新生命。此处起关键作用的人物就是弗洛伊德。他的理论建立在与我们的讨论本质不同的观察之上。这造成了两个后果。其一，经历了多年的危机之后，心理分析革命使旧观点显示出某种“中世纪性”。他的新理论解释了下述事实：有些孩子得到了精心的防护，没有被心术不正的仆人照顾过，也没有跟坏孩子一起玩，而在这类孩子中，手淫依然非常普遍。他的新理论同样解释了手淫者向医生表述的罪咎、不适，乃至疾病。其二，弗洛伊德把手淫置于了更普遍的历史之中，其中涉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是如何演变为我们今天的样子的？文明是如何使我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的？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使我们用崭新的方式谈论这类问题，使这类问题变得比以往更为核心。然而，弗洛伊德却并未对深层次的伦理问题作出彻底改变——即独自的、个体的自我，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预示着手淫的现代概念的来临。换言之，20世纪早期并非1712年那样的分水岭。20世纪早期的性躯体，并未反射出新的社会秩序，新的问题自然也尚未随之而产生。

我不想以当时的社会与文化为背景，去解释弗洛伊德革命的根源。但是，我们却可以对当时的文化环境投以一瞥。1911年，维也纳画家埃根·席勒（Egon Schieler）画了一幅手淫中的自画像《披黑斗篷手淫的自画像》 ¹⁶ 。在此之后一年，维也纳的心理分析学家召开了第二次“手淫研讨会”。会后，弗洛伊德颇感绝望，因为他无法为此话题得出结论。于是，他仅仅总结道“手淫这一主题是无穷尽的”，便匆匆了事。席勒的画是在镜子前完成的，画中充满焦虑，且萦绕在自我监察之中：他的眼睛很大，似乎很狂热、很富激情，且又偷偷摸摸地看着我们。他的头所摆出的姿势，似乎置于自我陶醉、镜像和我们之间。他的胳膊作着几近特技的动作，尽管手指画得严重变形，却在强有力地抓住生殖器。从这幅自画像中，我们能够看出多少罪恶感呢？席勒在竭力塑造自己的男人特征，这样一幅画对此起了多大作用呢？这幅画又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作者本人手淫的羞耻感与罪恶感呢？这些问题均为研究这位画家个性的更加宽泛的问题。但从未有过哪幅关于手淫的画，在心理逻辑方面如此丰富、如此复杂。这幅画远远超出了创作时的文化环境，甚至有些不可思议。显然，他对自己的手淫充满幸福的幻想，这与他同年创作的另一幅自画像《手放在生殖器上的裸体自画像》 ¹⁷ 如出一辙：画面上纯洁的少年在自我探索着，四周充满了甜美、柔和的金色光线。 ^［417］

如果说性罪恶感的问题在弗洛伊德的世界中赫然耸现，那么性力量同样也是如此，尤其是非社会化的性行为的力量更是如此。看看席勒的另一幅画：《岔腿而蹲的女人》 ¹⁸ 。画中女子的短裙拽了上去，长过膝盖的长筒袜仍然穿着。手摆出姿势，食指深深地插入她自己那裸着的生殖器中。她或许应该感到罪恶，但我们从画中却找不出蛛丝马迹。她不是酒神的众女伴之一，不会杀死并吞噬其观赏者。同样，她也不是个梅杜莎式的形象——暴露生殖器的目的是阉割威胁男人她只是用注视的眼神看着我们，她的目光十分热切，使我们敢于前去挑战其性自主性与性乐趣。无论这幅画有多么复杂，这位女子都拥有着她自己的自体性行为力量。当然，她也是一位模特，其角色就是在画家的目光中展示自己的身体，此处没有镜子反射出她的自我行为。只是席勒捕获了她的这一既抵御又顺从的姿势，而她也只是应对着这一职业要求而已。相比之下，《躺在带图案的床罩上的裸体男孩》 ¹⁹ 这幅作品所显现的冲劲要弱得多，但这幅画同样表明，疲倦地玩弄自己的生殖器打发时间，不仅安全而且如抒情诗一般吸引人。自我陶醉已失去了其刺痛感。 ^［418］

这些画从两个方面将我们带回了弗洛伊德理论及其世界：一方面是神经官能症、焦虑、罪恶感及其来源，另一方面是性行为的驱动能量（性本能）与文明对其的利用之间的关系。手淫在弗洛伊德对这两个问题的论述中居于中心位置。如果某个孩子在诸多方面存在颠倒行为，且为了寻欢无所不做，则弗洛伊德的故事所关心的问题是，他该如何长大成人。 ^［419］ 一旦弗洛伊德能够解释这一问题了，手淫就不再是罪恶深渊的边缘了，而成了“性行为的原始形式”。后来有位分析家的确是这样解释的。更为特别的是，手淫新理论使弗洛伊德的理论产生了过渡，即由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勾引论发展为成熟的性本能论，后者为解释神经官能症、歇斯底里等病症提供了蹊径。承认性幻想在自体性行为中的作用，使弗洛伊德在其事业中的产生了突破。 ^［420］

19世纪80年代以及此后的弗洛伊德学派对手淫所致的病态效应仍持常规的看法。笔者怀疑，在弗洛伊德的内心深处，他终究未能克服自我。他曾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度过资产阶级式的青春期，也曾面临我们目前所讨论的这一问题。他认为手淫对身体有害，即便不是导致堕落的原因，最起码也可看做是走向堕落的一个信号。他同样认为，手淫者经常会感到乏力、疼痛、神经官能症。他还认为，总体说来，手淫是一种非常恶劣、非常卑贱的行为。但现在看来，这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早在19世纪90年代，弗洛伊德就已不再关心器质性的疾病了，他更关心的是神经官能症、歇斯底里症等。他还开始对另外一些问题产生了兴趣：如外部事件是如何进入心理世界的，之后又如何对肉体产生真实的后果。火车事故以及各类惊吓都会使人体产生反应，这就是著名的歇斯底里，而神经病学在这期间似乎不起作用，疾病与导致疾病的原因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媒介。我们已经看到，他把手淫视为衰弱的表现以及神经衰弱症的原因。手淫行为成为弗洛伊德所提出的病原学的基础。但此处已有一处纯心理学的障碍，使手淫行为变得具有破坏性：自我性行为所提供的满足感并不充分，因为促成这一行为的生理欲望与心理欲望之间的联系并不充分。 ^［421］

在其勾引论中，弗洛伊德设想，某些真正的损伤是导致日后歇斯底里式错乱的主要原因。例如，女孩受到其父的性攻击或其他的早期性唤醒。弗洛伊德称他已在很多病人身上观测到了这一点。这成为歇斯底里在真实世界中的境遇型开端。此后，心理能量以某种形式，由损伤出发，经由心理，抵达身体。手淫则很可能是早期性损伤的后果，是导致症状的间接原因。因为孩子的自体性行为一旦被过早唤醒，再对其进行压制，其性能量就会喷涌出来，从而以歇斯底里的症状表现出来。这一现象经历两个过程：一是早期性刺激带来的损伤，二是其后对手淫的压制。

手淫并非导致歇斯底里的惟一途径。弗洛伊德1895年称：“处于矛盾冲突概念中……的日常经历，具有致病效应。”弗洛伊德举了几个例子，其中一个说的是一位已婚女子突然意识到爱上了别的男人。另一个例子则与一位对道德极为敏感的手淫男孩有关。 ^［422］ 歇斯底里症状、困扰人情绪的行为、乃至幻觉，均由此类紧张而产生。例如，上面提到的那位女子因手淫而生产了一种罪恶感，称自己是在谋杀。在早期著作中，弗洛伊德提出了父母性虐待与手淫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了这种关系的病原学作用。但后来，弗洛伊德对此有些举棋不定。1899年起，他开始转而强调手淫的心智方面。这即肯定了错乱行为的境遇性原因，又肯定了手淫对心智的危险性。

确切地说，弗洛伊德读了哈夫洛克·埃利斯的作品，并接受了其三个观点：第一，手淫与幻想联系紧密。第二，自体性行为产生于内部，因为这一行为带有自恋性质，故不存在（或至少可以说不需要）外部刺激，无论是异性恋者、同性恋者、还是恋物癖者都是如此。最后，歇斯底里发作，是因为自体性行为发生了冲突。弗洛伊德对这些观点进行了重新加工：幻想产生得较晚，对童年早期有所反映。童年早期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却存在过一种可导致性冲动的萌芽。这一萌芽即为性发展中的自体性行为阶段，后来的幻想即为这一阶段的反映。 ^［423］ 弗洛伊德用一个实例说明了上述含义，我们可从中看到，手淫是如何成为勾引理论与性本能理论中的过渡理论的。

弗洛伊德的这一实例被称为多拉实例，解释如下：吮吸手指是婴儿期性本能的一种形式。这个名叫多拉的女孩改掉了这一习惯，随后处于一种想念状态之中。三年后，她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性幻想。与此同时，她有了生殖器的感觉。弗洛伊德认为，这种生殖器感觉要么是由于真实的勾引引起的，要么是由手淫引起的。但无论是哪种，都加剧了其俄狄浦斯式的爱。这些幻想对她产生了刺激，促使其手淫。她抑制着自己的手淫幻想，并将性能量转化为歇斯底里症状。多拉并非由于其俄狄浦斯式的爱而痛苦，其损伤不是由勾引引起的，而是由手淫引起的。或者换句话说，损伤可能由于使她产生生殖器性行为的因素而引起，但促使其产生自体性行为梦幻的决定因素，则是幻想。自体性行为梦幻一旦中断，便成为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在弗洛伊德看来，其勾引幻想或许是个屏幕，反映着其真实生活中的手淫行为。但此处的主要观点是，发病机理越来越朝着“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心灵与躯体之间” ^［424］ 方向发展。在童年早期（弗洛伊德后来称之为自体性行为时期），性能量与性刺激均无焦点。此后出现了以俄狄浦斯式欲望为代表的幻想与某种内心渴望。使弗洛伊德在这两个阶段的两种状态间建立联系的，正是手淫。与手淫相关的幻想，在弗洛伊德日后的作品中渐渐显示出其巨大作用：他认为，虽然手淫是一种独自进行的、单调如一的活动，但却“完成着种类最多的性幻想过程”。 ^［425］ 尽管“真实环境中受到的损伤”这一提法尚有一定生存空间，但却已处于两种理论的复杂关系中间，一方面是心灵世界，另一方面是自我刺激生殖器时获得的纯生物乐趣。

人们不必相信弗洛伊德的任何一种分析：多拉（Dora）当然不相信。我们也不必认为他的手淫理论是其两大理论之间的中间站。但这一观念的确提供了一种途径，使我们明白他是如何得出性本能理论的。这一理论影响巨大，但却脱胎于一个不那么新颖的理论。对于弗洛伊德理论发展的这一解释，无论其细节正确与否，都使我们看到，我们目前正在研究的这种罪恶行为，时不时地出现在这位20世纪最具影响的内心世界研究者的心中，从其事业的开端之时便是如此。

渐渐地，他开始讲述着自淫的历险记。他讲述了一个忧郁的故事，讲述我们是如何以一种自由为代价来换取另一种自由的（这是对卢梭观点的转述）。他还讲了一个暴力的故事，讲述我们是如何压制自己的本能从而实现对兽性的超越（这是在转述尼采的观点）。随之而来的自我克制，是对文明的绝佳表述。人，尤其是女人，倘若对这种自我克制采取抵制态度，那他（她）就成了法外人（或许也可称为英雄），成了拒绝在创造文明中承担责任的人。性本能的巨大威力本应得到升华，却被这种人“抛入了文明活动的废物堆”。这一变化进程不存在物质衰减，但却不可对其视而不见。其发展方向的变化可能导致痛苦的结果，如焦虑、神经官能症、歇斯底里、神经衰弱等。因此，人们必须迈出首要的一步：升华婴幼儿时期的自体性行为，使这种原始行为朝高尚的方向发展。 ^［426］

弗洛伊德的基本故事线索已十分明晰：即从纯粹为乐趣而玩弄，到为了特定的目标而玩弄。自体性行为若不加以限制，就会“使性本能日后变得无法控制、无法给人带来益处”。简言之，文明取决于对手淫的掌控：“从很大程度上说，通过抑制性兴奋中的反常因素，我们可以获取对文明活动有用的力量。”自体性行为即为最初的反常因素之一。而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如若不能抑制自体性行为，就会导致其他更为具体的后果，这些后果与理想中的文明性道德大相径庭。反常的因素驱使年轻人与他们所受的教育产生冲突。要想避免冲突，就只好简单地对性行为采取回避态度。弗洛伊德对自体性行为与文明产生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时，还有另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人们一旦否定婚前性行为，就会投入另一种更不道德的怀抱。接着，就会被罪恶感所折磨，或是因戒除某种性发泄的途径而倍感煎熬，还可能会因屡戒屡败而泄气。相比之下，手淫似乎不需付出代价，这暗示着人们可通过手淫达到某一目的，同时毋须产生麻烦。有些期待是不可能的，在文化上亦是危险的，而手淫却可以通过幻想使人得到满足。弗洛伊德在此引述了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讽刺幽默杂志《火炬》中的话：“性交是手淫的替代品，且性交不如手淫令人满足。”当然还可从中引申出更多：手淫对取代现实中的幻想有积极意义，手淫其实可以在心灵中建立起那些幻想中的目标。上述观点放到一起，形成了一幅美妙的图景。 ^［427］

这些话直接来源于启蒙运动作家。但弗洛伊德的关键作用在于明确提出，我们为什么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去强调我们是如何被引入歧途的。《性学三论》中展现出的弗洛伊德，与《爱弥尔》中展现出的卢梭有很大不同。即便是那些不相信弗洛伊德这一观点的人，也会从中明白我们有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弗洛伊德认为，手淫的升华作用十分关键，这一过程使性行为更改方向，使之产生文明以及“开化的”性角色。倘若如此，这一过程对手淫重塑自我的理论同样十分关键。如果手淫不需加以抑制，则不会导致歇斯底里；如果手淫在道德上是健康的，则不会产生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因此，弗洛伊德提供了两种图景。其一，医学界对手淫长达两个世纪的攻击得以转向，转而提出缓慢而坚决地抑制自体性行为中的性能量。这种能量不再是致命的罪恶，而是成为异性恋的培养基础。手淫成了发育中的一个阶段，人必然要经历这一阶段，且要在这一阶段有所发展。其二，这个世界始终无法摆脱手淫所代表的那些因素。这一观点不甚明确，也不甚乐观。对此进行剖析的力度很大，但却很难有所收效。这一阐释表明，性秩序比弗洛伊德想像得还要脆弱、还要有韧性，也正是这一阐释成为一种突破口，造就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手淫的新用途。

弗洛伊德所发现的无拘束的性本能式能量，模糊了上述两幅图景之间的区别。同时，通过这两幅图景之间的区别，又预示着对文明的规范需求。弗洛伊德的这两种各居一端的观点之间严重冲突。而冲突最为明显的地方，则是对成年女子性行为形成过程的叙述。有可能因肉体而使文明付出代价的不是别人，正是女性。因此，最该戒除手淫的，也正是女性。

首先，我们来谈谈不分性别的性乐。弗洛伊德指出，肛门阶段的手淫是很普遍的。其实，就是在这一阶段，婴幼儿首次发现了与本能性乐相左的环境。这时的身体只是松散地与生殖器性行为联系着，且需要经过诱导才可实现。尽管在这个最初阶段已经显示出性行为的迹象，但性行为却不是自动的。弗洛伊德称，此时对龟头或阴蒂的玩弄，宣告了其“注定要在将来发挥重大作用”，“此后所谓的正常性生活，即以此为开端。”这种早期性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尚无定论。笔者认为，在弗洛伊德看来，生殖器之所以渐渐获取生殖器的含义，在于对生殖器手淫的禁止。生殖器之所以成为生殖器，就是因为这一部位为禁区。弗洛伊德认为“这一性感区域日后在性行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这一主导地位是通过婴幼儿时代的手淫而建立起来的”。无论这一主导地位是否为天然，弗洛伊德的这一看法是明确而不含糊的。 ^［428］

男孩也好，女孩也罢，婴幼儿时期的手淫如果得以继续进行，就“构成了开化的人所确立的发育进程中的第一个重大离规行为”。性别差异的关键时刻在青春期时到来。此时，女孩会抑制其性行为中曾经有过的男性形式，即放弃阴蒂手淫及阴蒂性行为，并像弗洛伊德在《新心理分析入门讲座》中所说的那样：“将性触觉及其重要性转移到了阴道。”女童的手淫导致其生殖器性行为“完全男性化”，“而随着阴蒂式手淫被摒弃，许多与之相关的行为随之被抛弃。此时，被动性占了上风”。由此，手淫不仅仅对解释生殖器阶段的发育有重大意义。对女孩来说，手淫对生殖器阶段的重塑意义同样重大。经过重塑，阴茎夹入阴道的交媾变为了更为推崇的性表达。这一进程使女孩变为了女人，如果这一过渡失败，则会造成十分可怕的后果。戒除手淫是精神升华的首选，性能量的转向意味着文明与社会秩序的兴趣所在。因此，无论男孩还是女孩，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手淫的罪恶感都不仅仅只是习俗而已。这种罪恶感来源于这一行为“与社会原则的冲突”。但此原则对女性的要求要远远超过对男性的要求。 ^［429］

20世纪30年代的一本书写道：“正常情况下，最强烈反应的核心，随着阴蒂向阴道的转变而成熟。”作者此处论述的是女性的情绪问题，显然是在沿袭弗洛伊德的传统。无论是童年的手淫还是成年的手淫，都会阻碍这一转变。不过，这一阻碍也并非不可挽回，因此“对那些尚不发达的地区进行教育，还是有可能的”，阴道还是可以得到挽救的。无论如何，阴蒂在女性阴道性乐中毕竟有一定作用。也就是说，即使手淫已经毁坏了正常的发育，女性生殖器仍可进行重新锻炼。但手淫显然是一种重大错误，对女人来说意味着退化，意味着向早期自体性行为的退化，向童年性感区域的退化。而对于男人来说，阴茎仍然是生殖器性乐的不变源泉。如果哪位女子必须通过手淫来缓解紧张，并因此向医生咨询，那么医生很可能会告诉她，仅仅在“有确定的生理需要时”才可以这么做，不要有幻想，并且“做完之后应立即忘掉这一切”。 ^［430］

弗洛伊德的论点是：婴幼儿时期的手淫是普遍的、不可避免的，在道德上是纯洁的，是发育中的特征。这一观点对1920年以后的性教育学影响重大。手淫变成了本体论的一部分，而不再简单地被认为罪恶、危险。我们经历了手淫，在手淫的基础上发展，与此同时，我们成长为有性能力的成年人。只有当手淫存在于这之后的发育阶段时，才表示一种过错。就好像某些原始人赤裸着，在欧洲的资产阶级眼里犹如野人一般。这种过错不在于身体，而在于内心。罪恶感、神经官能症、歇斯底里，取代了肉体上的玷污，但其产生的根源并非这一行为本身，而是由于这一行为与道德、文明的冲突。（对有些心理分析理论家来说，手淫实际上可用来区别自恋式的羞耻感与客观存在的罪恶感：“与手淫相比，罪恶感与阉割恐惧联系紧密；而羞耻感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主要的、绝对的。 ^［431］ ”）

这些观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观点成了医学教科书所参照的专业标准，从而用来警告人们提防现代庸医与宗教情节较深的教师。这两类人均在19世纪搭乘上了反手淫的乐队彩车。而一旦上车，便会非常冷酷。他们仍然会告诫人们，手淫会引发可怕的生理及精神损伤。弗洛伊德等人的观点非常明确：手淫不会带来那些损害，“损害其实来自伴随着手淫行为的罪恶感”。这已经成为该学派对此类问题的标准答复。我们前面曾讨论过的心理分析学家A.A.布里尔对此作出了权威的解答。他劝人们放心，“将恐惧从手淫中强行剥离出去”并不会引发手淫行为泛滥成灾。相反，那些惧怕手淫后果的青少年，是知晓手淫行为事实真相的青少年的两倍。这一问题是个心理学问题，如果戒除手淫行为，就必须考虑罪恶感问题。而青少年手淫“被认定与童年的自体性行为不同”，因此是必须要戒除的。 ^［432］

心理学的新理论甚至逐渐影响到了罗马天主教神学，尽管这一过程非常缓慢而平稳。20世纪早期，罗马天主教会的学说仍严格遵循着托马斯·阿奎纳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手淫代表着色欲（拉丁文为luxuria），是原罪的一种，且是最严重原罪之一，是违背自然的罪过。一切违反贞操的罪均是不可饶恕的。有些罪行还会造成自我污染，同时人们又积极希望去做，这样的罪尤其应受到惩处。直至20世纪20年代，这一立场仍然受到拥护。50年后，情况变了。一位天主教作家在回顾1970年的大好形势时注意到，20世纪，教会已经注意到了心理学。“在旧时的说教中，手淫这一行为被包裹在罪孽与庄严中。”这种庄严源于对性的片面理解。旧时的说教仅仅强调性的物化方面及性与生殖之间的联系。而“当代理论”对手淫的表达则更为精妙：并非总那么重要，在多数情况下可轻易克制；并不那么庄严，只有在其“殃及性生活的协调时”，才会成为问题。如果说手淫行为是错误的，“是因为手淫无法使性与爱结合”。（婚内手淫是另一回事，并未获得正式平反。虽然天主教文献远未忽视性问题的心理学方面，但在教会的田园诗式说教中，关于手淫的说教同心理的联系并不大。）另外一种道德神学的教科书采纳了弗洛伊德的另一学说。弗洛伊德曾暗示，手淫之核心为一种瘾，是病态冲动催促出的结果。手淫者恰似走进嗜酒者互诫协会没错，他可以在某些场合戒瘾，但其瘾是难以抵抗的，其根源很深，因此从道德上说，他并非有罪。相反，如果这个人有意识地作出手淫的决定，那么他定是在心理上、生理上得了幼稚症，但仍不能称之为“故意犯下罪过”。此外还有一种权威声音，认为手淫基本上是个“道德教育学”问题，应当建立一套有力的体制，使人们弄懂手淫。换句话说，手淫已不再是违背自然的罪过，不再是医学威胁，而是自我心理的问题。事实上，到了20世纪中期，弗洛伊德的论述已传遍世界各地。即使是在那些尚未受到弗洛伊德理论影响的地区，也有人在积极地引入其思想。当代一位持新教立场的作者在论及我们这一话题时担忧地说，在宽恕手淫这一问题上，新教已经比天主教迟缓了许多。新教教会仍然认为任何与性相关的事情都是十分严重的，如“个性发育的问题……尊重人的生命之源的问题”。 ^［433］

至此，我们已经接近故事的尾声。手淫在近现代的历史中多数时候，都是以自我道德界限为标志的，包括欲望的临界、内省、想像、秘密，以及社会性。手淫是一种消极的能力，是对公众与个人正确关系的反叛。接着，弗洛伊德与其后继者们将崇高与文明的开始过程作为其理论的高潮。

新的阶段，即第三个阶段是何时开始的？确切的时间很难得出。与此同时，弗洛伊德理论的修正者们已进入全盛时期。创建了超现实主义的那群人，尽情地引述着他们大师的话语，试图将他们的性行为与创造力从心理的监狱中解放出来。有的人在调查自己的性行为，显得颇具青春期的冲动，也显得有些绝望而愚蠢。在这个主观意识不断攀升的团体里，充满了惊人的纯真与坦然。还有些观点，显示出对同性恋的恐惧，在我们听来似乎有些刺耳。雷蒙·魁诺（Raymond Queneau）提出，手淫与“悲观、补偿”等都毫无关系，而“完全是正常的同性恋行为”。据说，此观点一出，即遭到安德烈·布雷东、皮埃尔·优尼克（Pierre Unik）、本杰明·佩雷（Benjamin Péret）的强烈围攻。三人一致认为：“这些现象之间没有共性可言！”佩雷坚持认为，没有女人的意象，就没有手淫。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超现实主义者是第一个将手淫作为谈话内容的性极端团体。18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对这一话题几乎不感兴趣，19世纪的改革派怒斥这一话题。只有超现实主义者对这一话题有着极其深厚的兴趣。他们谈论各自手淫多少次，谈论是否以此替代与女人的性行为，谈论手淫在其性记忆中的存在状况等等。布雷东的性行为是这样被唤醒的：“小学生在其作业夹下偷偷地手淫”，很多人都是以这种方式开始手淫的。佩雷则是因为看到一个男孩往阴茎上涂满墨水并手淫，而开始了自己的手淫的。他们还谈论自己在手淫时都想像了些什么，以及在手淫时是感觉到羞耻、窘迫，还是满足。（布雷东认为，想像着自己心爱的女人时，根本就没法手淫。）此外，他们也谈及了对女人手淫的看法。不过这仅仅是一群友人间的谈话而已，至多谈到有那些结果可应用于自己的艺术与写作，而没有上升为手淫的新理论。（倒是超现实主义圈子的外围人物马尔塞勒·杜尚，使用“缓慢的生活——不利的环境——手淫”这一公式来描述受挫的性爱，这一结论算是关于欲望的更为严肃的论断。但是如果揭示其更深层的意义，尤其是在他的作品《被单身汉们剥光的新娘》、《甚至》等作品中显现的那种意境，则会将我们引入其他方向。）毫无疑问，超现实主义者的戏谑，以及他们那位更伟大的同伴的艺术创作，都预示着独自性行为将在20世纪后期发挥新的作用。 ^［434］

20世纪60年代以及70年代初，先是爆发了妇女运动，后又爆发了同性恋运动。至此，1712年就已经开始的那个故事被全面抛弃了，接着这个故事又有了较为极端的新用途。手淫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拥戴为自由的风尚、自主的象征，手淫是一种乐趣，这种乐趣仅代表着乐趣本身，手淫是一种逃遁，逃离社会所规定的正常成年之路。手淫曾经是种离规的性行为，代表着错误的社会秩序；而现在却成为了基础的性行为。代表着理想中的新型群体，成为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新契约，哪怕这种契约根本就没有内容。与自由爱情不同，自由手淫带有一种新精神，是“身体与乐趣”的另类荟萃。 ^［435］ 当然，这些观点也表明了其另一面：手淫是自私的、无目的的、无意义的，它损毁了人际关系，是商业行为过剩的产物……凡此种种还有很多。故事在继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