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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医学和手淫道德观
我们不妨从医学入手，探讨手淫如何突然坏了名声。从某种程度上说，启蒙运动时期的医生好像也举起了牧师的大棒，认为邪恶的东西具有杀伤力，其后果不仅对来世，而且对现世也极其不利。不过，那时候的医生们虽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但换了说法；他们彻底地重新解读手淫，使其成为了新鲜事物。他们普遍认为，是自然，而非上帝恩准包容了它的邪恶。因手淫而得的疾病并非神意。有人认为上帝是为了惩罚手淫这样一种罪恶而使手淫的人得病。提索则不辞辛苦地与那些人划清界限。他说，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身体的机械规律和把身体与灵魂统一起来的世间规律”来解释。 ［185］ 他接受了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的看法，或者更宽泛一些说，他在寻求自然事物的因果关系时遵从了唯物主义医学的传统。而且，我们没有证据表明提索和其他的18世纪医学权威人士曾经认为手淫的坏处主要在于它不能导致生育或在形式上污秽。手淫当然不能传宗接代，遗出的精液当然污秽不洁，但这些都不足以破坏手淫的名声。于是，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问题就是探求从唯物的新方法角度来看，手淫究竟在哪些方面“不正常”。
当今的医学资料、新的发现和假说都不能解释当时到底是什么让人觉得手淫如此危险，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手淫会置人于死地。实际上，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有关性交和性高潮的讨论反而使手淫著作突然大量涌现的原因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比如，古典医学理念认为，癫痫症发作与手淫有关。性高潮时会产生战栗，即整个身体颤抖，这让人看起来有些像或者会真的导致痉挛。提索对此理念深信不疑，他引用同时期其他医生研究的典型病例，认为性高潮会导致可怕的疾病发作。他说，他的一个同行“认识一位法国南部城市蒙彼利埃的一个商人。这位商人每次享受完性爱都会立即癫痫症发作”；还有一位同行认识的一个妇女在“性交后通常会痉挛”；第三个同行讲述的是最惊人的病例，说有一个男人，他“在做爱过程中突然抽搐，从此12年都没有停止过”。 ［186］ 最后，提索还引用古希腊医师盖仑的说法，给这些病例以理论上的支持。
关于以上提到的病例有两点需要说明：一、它们看似滑稽，但是事实；二、虽然如此，这些病例仍不能解释为什么手淫性高潮虽然原来的名声也不算太好，但突然在18世纪变得如此危险吓人。剧烈的性高潮对某些人来说有可能像是癫痫或其他疾病的发作，而且现代医学发现，性高潮时会产生一些“大脑活动现象”，这也为以前的医学发现提高了可信度。对大多数人来说，在正常的手淫时不会产生阵发的疾患，但对个别人来说，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一位颇受尊敬的20世纪晚期的神经科医生报道了这样的病例：一位被诊断有癫痫病但没有性问题的41岁的男人，在癫痫病发病时伴有不可控制的手淫和眼球快速运动。还有病例称，在某教学医院有些小孩子来就诊，因为他们曾出现类似癫痫或其他阵发的疾患。主治的小儿科医师认为，在进行更昂贵的检查之前，应先考虑鉴别诊断的其他可能性，即，他们剧烈的甚至有时候疼痛的战栗是由良性手淫性高潮引起的。有些人在手淫时会伴有背部剧痛或其他形式的高潮。 ［187］
如果说“性高潮—癫痫或战栗抽搐”这样一个说法已经过时、而且不太让人信服，那么“手淫—性高潮—癫痫或战栗抽搐”这样一个说法就比较新颖。18世纪以前，没有人把这种抽搐明确地称做神经病症状（我们现在倒是常用这个说法）。当时就连提索也没有提供手淫会引起抽搐的病例。这个论点是通过推理间接得到的：如果说无节制的两性生活是有害的，有可能导致癫痫或抽搐，那么无节制的手淫这种自体性行为就更加有害，会导致更严重的癫痫或抽搐。20世纪初期，对手淫的抨击主要来自道德方面，已经大大地脱离了医学范畴。手淫会导致癫痫或抽搐的说法也不攻自破。1901年一本主流英美参考资料上记载，手淫现象在“道德水准低的癫痫或抽搐患者中”当然更普遍，但这并不能说明手淫就是导致癫痫或抽搐的原因。（当然，欧洲的其他资料并非如出一辙。） ［188］ 所以，问题仍然是“手淫性高潮”（即手淫产生的激动颤抖）的“毛病”出在哪里，才使它被认为是危险的，而且是需要仔细监督研究的。
从精液的道德生理学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也许会让我们更接近答案，但是必须得对这种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体液进行重新认识。如果，像一位18世纪观察家及现代历史学家说的那样，手淫如此骇人，其“毛病”出在流失珍贵的体液，那么我们的后两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精液流失有其比喻象征意义，它与其他方式的流失相类似。如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大体了解现代时期的手淫问题。这个论点大体如下：精液、金钱和精力都是短缺的，但还是被人们挥霍，因此人们要承担风险。这就好比在经济贸易中，人们必须有条不紊地计划使用自己有限的资源一样。在精液释放过程中，男人也需要节俭地使用他们珍贵的体液。如果身体内部的体液不会有任何形式的外泄，人们因缺乏时间、金钱和安全感而产生的恐慌感就会缓和；如果体液无度的消耗、外泄，人们的恐慌感就会加剧。 ［189］
在18世纪之前的几千年里，人们一直认为精液携带着“生命的火种”，赋予胎儿以生气和活力。用一位专治性病的江湖庸医詹姆斯·格兰汉姆（James Graham）的话说，精液就是“生命的火炬承传者”、“宜人的活力香精”、“光辉的本源”。他的疗床能为男性点燃“火种”。有关神奇精液的证据比比皆是，源远流长：17世纪塞维利亚的百科全书编纂人伊西多尔（Isidore）说，精液就是血液的泡沫，有了它“人才被赋予生命，才能生存”；血液循环的发现人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认为，精液就是普罗米修斯那“精灵般跳跃的”火种，点燃新的生命。显然精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190］
在古希腊盖仑医学时期和在18世纪，尽管受到生物机制、化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影响，精液仍然被看做是人体中最矜贵、最具能量的体液，是整个消化过程中产生的提纯精华。身体花费很大力气从食物中吸收提炼最重要的物质；男性精液的提取过程要比女性阴精提取过程更加费力，精液的提取过程要比母乳费力，母乳要比血液费力。提索从他收集到的证据中得出结论，说，“简而言之，精液是最重要的体液，可以把它称为动物体液中的精油，经过提馏的精灵”；“浓缩的生命力量”；“生命的源泉和支撑”。《百科全书》把精液解释为最珍贵的体液，其形成过程要比其他体液的形成过程更需要能量和关照。德国著名医生弗雷德里希·霍夫曼（Friedrich Hoffmann）写道：精液“就如同血液和决定神经系统的体液一样”，如果流失会导致严重的身体虚弱，因此应该认真节制；无节制的排泄精液会“伤害身体”。 ［191］
在这样的背景下，提索提出了一个看似很合理的说法：一份精液相当于40份血液。该“名言”虽是完全虚假量说法，具有欺骗性，但却风靡了很长时间，被不断引用。在150年之后，甚至还有人把这个观点当做最新的科学成果大谈特谈：一位在莱比锡学习过的医学博士在20世纪早期一本权威的生理书中这样写道：毋庸置疑，“手淫性高潮时所流失的精液比同等量的血液流失的损害要大得多”。 ［192］ 在提索借鉴前人总结手淫的坏处以前，这种说法已经至少有700年了。17世纪早期，托马斯·高根在写给学生的健康手册中说：“如果我们通过非自然的方式把精种排泄掉，那对我们身体的伤害要比流掉40倍的血液还大。”至少，高根还援引了出处：出自于11世纪早期的阿拉伯医学王子艾维塞纳（Avicenna）。提索要是知道自己的观点实际上是来自于被自己的老师阿尔布莱希特·冯·哈勒批判为“组织空洞浅薄”的作品，他一定会觉得窘迫不堪。当然，人们每天的日常活动也似乎给这样的观点提供了依据，使其看起来有几分道理：哺乳的妇女可以喂一品托的奶，但却毫无疲乏之感，可是如果一个男人射出一点精液，他就会觉得疲劳。男人在性高潮后会觉得比做其他任何同等时间的运动都要疲劳。如果没有了睾丸，男人就会变成毫无男子气概、身体变了形的太监；正常身体里的精液意味着青春和活力。 ［193］
很明显，如果入不敷出地挥霍这宝贵的液体，就会给身体经济状况带来严重的影响。相反，如果一切都有条不紊，那么精液和血液一样，就会循环并首先滋养身体里最重要的部分，特别是与其密切相关的神经和脊髓内液体。因此，提索写道：失去精液会对大脑产生最有害的影响，大脑会因为缺乏生殖活力而萎缩。他解释道，睾丸与整个身体是保持一致的。比如，有人曾听到过一个性生活过度的男人大脑里“头骨膜咯咯作响”；再就是遗精——即精液无意识地流出。从病理生理学方面来看，遗精既是手淫疾病的结果，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人们认为遗精非常危险，它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小的医学领域。19世纪早期的法国医生拉勒曼被同辈认为是这方面的王者权威；1869年，一位来自德国的拉勒曼医生追随者曾经这样说道：能回到拉勒曼的水平就是进步。 ［194］
但这个解释仍然不能清楚地说明手淫的问题如何在18世纪成为焦点问题，成为一种旧疾病的新变体。在1712年的时候，那种认为精液流失是过度性生活在病理生理方面的一个重要过程的说法已经不再是什么新观点。事实上，从古希腊罗马时期一直到提索，在相当长时间里的临床医学传统都给提索提供了大量的病例，用以证明失去精液会对身体损伤很大。但引人注意的是，提索所引用的所有18世纪以前的和大部分当时的导致重疾甚至死亡的病例都并非手淫的结果，而是老问题——过度异性性交的结果。
可以说，从17世纪后期到19世纪，有关精液的新发现对手淫以及精液损失的讨论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一些我们现在叫做“哲学医学家”的学者曾经假定，精液是由基本的、产生生命火花的电流组成的。（哲学医学对解释自然主义的世俗伦理道德至关重要。）这个观点很新颖，但是它与射出来的精液没有太大的关联，与体液的传统生理机能也没有什么关系，尽管提索从他那些显赫的同行那里收集的恐怖病例充满了这种生理机能。这些病例中提到的病人没有一位曾经有过手淫的经历：霍夫曼的一些病人因为享受“危险的情爱”而受了伤，还有一些病人出现了发烧的症状，但他们都没有手淫；德国西顿的法布里丘斯（Fabricius）医生的一位病人在患胸膜炎的第10天与一位女子有染，发起高烧，身体剧烈震颤，在第13天撒手人寰，但他也没有手淫；丹麦解剖学家巴多林（Bartholin）的病人是一位年轻的新郎，因新婚性交过度发起高烧，但他没有手淫；谢斯诺（Chesneau）医生的病人是一对新婚夫妇，他们结婚后第一周就发热，双颊涨红，几天后死去，但他们都没有手淫；提索的病人是两个“强壮、健康、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们中的一位于1761年新婚的早晨发病，另一个于1762年其婚后的第二天发病，但他们都没有手淫。事实上，提索也曾经提到一位得了天花的病人，他认为是手淫导致“致命的身体机能紊乱”。所有这些人都是死于其他疾病，而各种各样的性交导致的身体精疲力竭只不过是使病情恶化而已。 ［195］
从把死亡和疾病都归罪于“性欲过盛”，到认为手淫是独一无二、特别危险的习惯做法，这一观点上的变化不能不说是一大飞跃，尤其是在当时对“过度”的标准界定看来更是这样。尼古拉斯·维奈特（Nicolas Venette）是当时提索很崇敬的一位专家，他也在很长的时间里受到广大欧洲大众的推崇。维奈特认为，生活在巴贝里（Barbary）平原上25岁的年轻人可以在夏天一夜做爱5次而毫发不损，而瑞典深冬中40岁的中年人可以一夜做一两次。想必，多数男性可以通过这些典型的例子估计出他们做爱次数的上限。维奈特认为，女人无论多么频繁地性交都“真的不会觉得累”。如果这些例子中提到的做爱频率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那就很难理解每天一次的手淫如何能对健康的年轻男性产生威胁；年轻的女性一个人可以沉湎于性爱而不受损。或者，相反地，就像早先攻击《手淫》的玩笑里讲的那样，如果真的如其书中所述，一个男人可以1小时7次手淫，这种事如果传到好色荡妇的耳朵里，她们就会要求自己的丈夫也表现出同样的水准。任何男人如果不是受疾病困扰的话，都应该让他的女人满意，而《手淫》兜售的药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总之，人们当时认为，大量性能量的消耗直接体现在身体的健康状况上。 ［196］
当然，关键是要把手淫性高潮与其他种类的性高潮区分开来。但是，这样一来就掩盖了精液损失本身的问题。而实际上，能否找到一个貌似有理、能让人信服的二者间的界限是一个一直困扰那些敌视手淫的人的医学问题；这正是严肃的文化工作之所在。1904年，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史丹利·霍尔教授写道：“在研究手淫影响的时候，突出的、首要的问题是要确定，手淫是否比过度的自然性交更有害，并且，在哪些方面有害。”他接下来说，有些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曾认为二者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即20世纪初期，“有影响的权威都承认，手淫在很多方面都比过度的性交有害得多。” ［197］
提索如果在世，也许会同意他的观点。他曾指出，手淫“比与女人进行性交更加有害。”提索的追随者也随声附和——一位19世纪早期的美国医生写道：淫欲过度是导致严重疾病的可怕而又普遍的原因，但是手淫的“破坏性是其十倍”。一位地位显赫的英国法医专家也曾经写道：“手淫之所以比两性交合更邪恶，是因为手淫更加极端和强烈”。 ［198］ 因此，在没有相对较新的有关精液的理论提出之前，有关手淫性高潮的问题突然成了在整个启蒙运动时期都让人望而生畏的事情。
不管这个关于手淫性高潮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它都与新体液学——即研究体液平衡的生理学——特别是精液经济学关系甚微。它既没有显示出对身体内精液自给自足的理想的渴望，也没有显示出在物资短缺的社会里精液损失的危险。手淫的问题出现在一个充裕代替匮乏、人们不再鼓吹自给自足的时候，它是作为医学和道德问题出现的。说得更准确一些，精液的流失对于那些把手淫提到日程上来讨论的人来说题目范围太小，不足以完全解释他们的困惑。
首先，是幼童从婴儿期到青春期的过渡时期。古典医学几乎从未提到过这个年龄段人们的性生活：他们不会纵欲过度；他们的身体不产生精子；没错，所以他们还没有到青春期。后来被弗洛伊德称为婴儿手淫或潜伏期手淫的问题是首先在18世纪被提出的。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因为它表明精液流失充其量不过是问题的一部分而已。提索和他的追随者认为手淫对儿童来说，其危险性不言自明。因为儿童没有精液可以流失，因此会对他们的生命构成威胁。一位德国重要的教育改革家记载道，在20名受过良好教育的6至10岁的儿童中，最多只有2名儿童没有陷入过手淫的深渊，因此没有受到手淫可怕后果的影响。更糟的是，手淫的传播呈自发燎原的特点。只有一半的儿童能自己意识到手淫的坏处。所以，家长和老师有责任在孩子8岁之前告诫他们，这样做会对身体和精神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而这些儿童完全是在众所周知的精液经济论范围以外的受害者。拉鲁斯（Larousse）在他1875年出版的《大百科辞典》中，回顾了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人类残杀，并对他的那些刚入门的读者们写道：“我们在医学记录中发现的大量病例说明，有很多5、6、8岁的儿童因手淫而致死。”是沉迷——即能量的全身消散，或说得更复杂一些，是道德的崩溃——而不是宝贵体液的流失摧残了这些孩童还没有成熟的神经系统和身体。当然这是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 ［199］
最后，并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女性手淫。随着手淫现代方式的出现，手淫这个古老的问题一下子关系到所有人；手淫打破了性别界限。古代时期几乎没有人提到女性自体性行为，偶尔提到的是在没有真正的性伴侣时替代用的阳具的小笑话。据我们了解，关于男人手淫的话题在古代时期提到的也不多，大部分是粗俗的笑话或下流的暗示。在新基督教伦理概念里，鸡奸行为和人兽交虽然也有可能发生在女人身上，但普遍被认为是男人犯的过错；所有与流出精液相联系的复杂后果都只对男人造成威胁，其中包括因色情梦境或非色情梦境快感引起的夜间梦遗、不自觉的触摸阴茎、出人意料的白天勃起、出于纯洁的原因而触摸阴茎等。遗精的每个细节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男性的问题，是修道士和独身牧师进行忏悔的主要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手淫是男女同等的；1712年以后，女人的手、外生殖器，甚至更重要的，女人的想像和意志变得与男人一样可能引起非议。《手淫》（1730）的第十五版也许鉴于前些版本缺乏说服力，于是在女孩身上诉诸更多的笔墨，以证明她们也手淫，而且也因其而受到伤害。《手淫补遗本》广告的主打亮点就是进行性自我探索或与朋友进行性试验而堕落的女孩的故事。当时最受到崇敬、并在皇家过问下而出版的《医学百科全书》清晰无误地对自愿自体性行为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当他们不适当地纵情于这些肉体之欢时，男人或女人都同样痛苦。”提索的作品也大量援引《手淫》一书中那些“读起来让人充满恐怖和同情的”女性手淫者的自白，并得出结论——“这种不适之举好像对女人的祸害比对男人更嚣张”。在另外一处医学文献里——提索在他的书里几乎没有提到任何确证的病例，提索说道，女性比男性“更加容易成为这种恶习的受害者”，“因手淫而引起的机能紊乱”似乎会“对女性造成更大的伤害”。提索的好友齐莫尔曼（Zimmerman）与其观点类似。25年的行医经验告诉他，尽管对于男孩子来说手淫是危险的，但是对于女孩子来说就更加危险。19世纪早期的很多法国医生引用了他们的同辈及一些德国专家的说法，更加确凿地证实女孩子也手淫，而且这种做法在道德上和身体上对她们的伤害比对男人更加严重。 ［200］
启蒙运动时期这种对性行为的认识传统一直延续到弗洛伊德时期以后。和提索一样，弗洛伊德也认为，总体上说，女人不像男人那样能够“忍受”手淫：她们对手淫的态度要更敌对一些；她们不如男人那么容易找到进行手淫的环境；最重要的是，手淫在女性中更不自然。虽然也有一些例外，但是在弗洛伊德看来，“手淫更符合男人的本性……对阴蒂部分进行手淫是更男性化的行为，而要想发展女性气质，先行条件就是要消除对阴蒂的手淫”。换句话说，女性的性事要背负更多的文化内容，以使其朝着正常的方向发展。女性要有更多的负罪感，因此，即使不在身体上，至少在心理上，女人要比男人背负更重的伤痛。弗洛伊德或提索以及其同行的观点究竟正确与否，这其实无关紧要。尽管大家已经承认女人不分泌精液，因此她们没有什么好损失的，但大家仍然认为，手淫的危害是真实存在的。 ［201］
很明显，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即使在人们认为女人也有阴精之后很久，那个因素仍然在起作用，从心理和身体上对人造成伤害或折磨。福勒是享有盛誉的骨相学大师（骨相学即19世纪版本的唯物主义心理学），他曾引用一些绝对医学权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即，尽管女孩子们也许不像男孩子那样受手淫影响那么深，但是仍有数以千计的女孩子因手淫导致的肺痨而死亡。另一位19世纪中期的美国作家曾引述“最高的医学权威”（他是指考普兰［Copland］的《实用医学词典》），大意说，手淫现象，作为“对于色情的个人沉迷”“在男女中同样常见——也许在女孩子中比在男孩子中更为常见”。至于那些手淫的人是否更易患有疾病则很难确定。女性好像与男性一样，甚至比男性更易患有虚损性疾病；而被诊断为手淫性疯癫的男性数量则较之女性多。最近的研究表明，在19世纪早期德国的一家精神病院里，自我性刺激一直是男性住院者中最常见的发病方式，而在女性住院者中却根本不曾出现。19世纪晚期，德国性心理学家克拉夫特-艾宾曾诊断出12例男性手淫疯癫症，而只有3例女性病例。另一方面，19世纪40年代一位资深美国健康问题专家认为手淫导致疯癫，且其威力仅次于酗酒。她认为“有足够证据表明，在因手淫原因导致精神错乱而被送进精神病院的人当中，女性的比例几乎与男性相差无几”。 ［202］ 不管具体的比例到底是多少，从一开始人们对手淫带来的危害忧心忡忡到最后手淫作为一种医学问题受到人们关注，尽管女性一直以来可以不因精液的问题受到手淫的困扰，但是始终不能脱离手淫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干系。
对于女性来说，手淫之恶是神秘中的神秘。齐莫尔曼认为自己很难理解人们只是因为对女性的手淫不太了解就对其采取如此“难以置信的冷漠”态度。因此，他警告说，这样的态度对女性有害，尤其是对年轻女性有害。因为人们大多认为手淫与她们最不相干。国际知名教育家克里斯汀·沙尔斯曼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他认为落入手淫“魔爪”的女孩的数量“甚至多于男孩”。实际上，他和参与这一话题的所有其他评论家一样，声称当他自己发现手淫比比皆是时，甚是吃惊。但他拒绝对有关女孩手淫的问题发表更多的评论，因为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很明显，女孩是不会像男孩子那样给他写信自我剖露、自我忏悔的。从事青春期女生教育的女性教育工作者们好像也不会写文章向大众表白她们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感受。而且，在校女生的数量比男生数量少得多。简言之，对女孩如何进行手淫，又是如何学会手淫，我们无从得知。但大家认为女孩和男孩一样都会手淫。《百科全书》中提到，两性都竞相“用手作为罪恶的工具”——其结果都同样令人忧虑。 ［203］ 这一点在过去几百年的经验中已经被证实。
19、20世纪之交时期的俄国小说家、臭名昭著的女性解放运动倡导者，安娜斯塔莎·维布斯卡娅（Anastasia Verbitskaia）曾在文中提到她自己在寄宿学校的亲身经历。她的回忆证明了青春期女孩对性爱渴望的痛苦，这种痛苦只能用手淫来承受和缓解。对性爱的渴望折磨着她和她的同窗们；老师让她们在睡觉时把手放在被子外面，有些无法抑制自己欲望的女孩只能在地上走来走去，直至精疲力竭。至于是因为手淫而疲劳，还是因过度压抑自己不去手淫而疲劳，我们则无从得知。 ［204］
实际上，正是因为手淫的女性在她们的性幻想中产生欲望，而且是只产生欲望，她们才成为手淫问题的最典型佐证。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耗失身体的什么部分无关紧要。是无形的东西，而不是物质的东西构成了手淫的危险和乐趣。18世纪的色情文学大爆炸，既给人们提供了性刺激以引起手淫，又把手淫当做主要文学主题。女性手淫是一种特别的性刺激形象：一项有关色情小说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书中75%有对手淫的描述，73%的手淫者为女性。（在当今社会的一些流行文化区，这个比例颠倒过来了。一家网站在其一份有学术价值的有关电影中手淫镜头的报告中说，有172部电影有男性手淫的镜头，而只有96部有女性手淫的镜头。） ［205］ 在18世纪，估计有很多手淫的女性，她们完全脱离于精液问题。这庞大的女性手淫群体告诉我们，手淫的危害并非在于其缺乏性——使人们少了某些东西，而是在于它给人们带来了过量的欲望。手淫立于性欲系统的中心，因其能量超强，往往有旋转失控之嫌。在这样的一个性欲系统中，正常世界和大自然的约束显得苍白无力。
18世纪派生出手淫概念的医学界当然就精液问题谈论了许多，然而医学界终究没有成为道德的传声筒，去忠于那些关于精贵的体液及其对精力影响的老说法。医学更是声势浩大，宣扬正常的人类活动总会有自然极限这样的专业观点。再珍贵的体液也与道德关系不大。提索与其他同样杰出的医生和哲学家一起——他们大部分是新教徒——阐述了一种建立在自然和理性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神或超脱尘俗的形而上学的权威基础上的新道德标准。手淫与被称为“人性之母”的情感同宗。情感把身体与精神、自然与灵魂通过不同的人类活动联系起来。 ［206］ 在这样的世界观中，神经或神经液要比血液或精液重要得多。不管灵魂是否由神经或神经液精制而成，产生神经的理智提供了外部世界进入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途径。兴奋、快乐、悲伤、欲望、恐惧——所有的人类感情，无论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或使我们的身体得到安抚，或使我们的身体经受折磨。人这种生物，总是要受到无穷无尽的刺激，无论这些刺激是物质上的、还是心理上的。
在18世纪，人们会直接把别人受的痛苦和折磨转换成同情。由文字产生的同情和共鸣会对读者的身体立即产生影响。例如，有读者写信给卢梭的出版商，说在读了《新爱洛伊丝》之后，泪水涟涟、心悸震颤，甚至心脏病发作，伴有痉挛的剧痛。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阅读。在一本关于文人疾患的书中，提索写道：“所有的事情最终都会让我们疲劳，而最让我们疲劳的就是快乐。”据说哲学家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在读笛卡儿的作品时出现了情况很糟的心悸；巴黎的一位修辞学教授——据说此人如今仍健在——在“追寻荷马崇高的篇章”时，晕厥了过去。 ［207］
在18世纪，经验主义心理学和联想主义心理学大行其道。外界事务会彻底影响人的思维。刚出生的人，思维好似一张白纸，慢慢地白纸被不同的感觉画满。即使是思维所具有的最重要的能力——比如想像力和记忆力——也会因环境扭曲而改变。医生和道德家一样，如果不求助于神学或天意，就很容易把一系列由错误或不恰当的方式生成的刺激理解为疯癫、耗损和死亡。
最后，在18世纪，奢华和物质过剩更加普及，于是也就更具潜在的腐蚀作用。无论男女、无论老幼都会切身感受到我们现在所说的“商业革命”。现代文明给人们带来震动和刺激，但也给人们带来危险。更重要的是，现代文明引发了早熟的、非自然的欲望——自我性刺激。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的篇章里再详谈。
提索的心理生理学观点认为手淫性疾病确实存在。这一观点来自他的瑞士同胞哈勒。哈勒是个新教徒，是18世纪最受欢迎、最有影响力的医生和道德家。提索年轻时的工作就是负责把学长哈勒的作品印刷出来。他还为从拉丁原文翻译过来的哈勒的多部著作写序，语句之间充满热忱。提索写道，哈勒有关应激性的发现是“了解自然的关键”。他认为培根是伟大的试验和理性哲学的倡议者，是人类在该发展阶段苍穹中的巨星。这一发展阶段还见证了血液循环、空气的性质及其他很多重要发现。而哈勒就是培根这样伟大人物的继承者。总而言之，提索对哈勒推崇备至。 ［208］
哈勒认为，神经是身体的重要基石。这一点与另一位卡尔文主义者、临床医师和理论家赫曼·柏罕夫（Herman Boerhaave）以及我们以后要提到的其他著名医生的观点如出一辙。但哈勒对荷兰人赫曼顽固不化的唯物主义持审慎态度。哈勒把纯粹肌肉的特性和神经以致大脑的特性区分开来，称前者（如肠的蠕动和青蛙的腓肠肌的收缩）为“应激性”，称后者为“易感性”。灵魂则位于心灵之梯的顶端。生物体所具有的两种特性——纯粹的生理性和最终产生意识、道德和其他人性等更高级特性的生理性——是紧密相连的。对前者有影响的势必也会对后者产生影响，从而或减缓、或加剧后者对刺激的反应。这一点对我们所探讨的话题有些启示：身体所感受到的痛苦和兴奋会直接进入灵魂——或者叫做“内在的自我”——会破坏身体内的管道、组织和神经。简而言之，哈勒提出了道德生理学的框架，而他的学生提索则使之丰满充实。例如，在介绍哈勒时，提索指出，人们任何一点点的特别感受，如小小的惊恐或震惊，都有其异常的症状——忧虑、歇斯底里及各种神经不适。“身体各部分的应激性”，即肌肉的紧张收缩，与“易感性一起”，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各种各样的机体紊乱甚至会使机体因负载过重而死亡。 ［209］
简单地说，手淫邪恶的根本与神经有密切联系。在性兴奋和性高潮爆发时，高级的心理思维与低级的外生殖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在身体运转过程中的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危险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性高潮时，身体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兴奋；身体在想像与情感的充分作用下得到前所未有的调节。性高潮的表象与生理特征都无可争辩：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在性高潮时都会表现得斗志昂扬。这样的状态对发送这种狂热信号的身体各部分都具有潜在的破坏性。“抽搐”会破坏身体本来结实部分的力气和灵活性，从而使体质渐渐垮掉。因为在交媾过程中——说得更远一些，在手淫过程中——机体的纤维被“剧烈地拉长”；一位研究激情方面的专家写道，“劳累过度引起的中风会压迫大脑”，这是“心理思维各方面能力都依靠神经系统”的主要例证。一位18世纪的医生声称，“身体”是由“柔韧的管道和流动的液体”组成的。但这位医生对神经到底是用来传输“流动液态”纤维还是用来传输机械震动的故态物质这一细节持不可知态度。 ［210］
这种说法好像机械味道太重了，没有给探讨心理因素留下余地。有人认为手淫的危险在于它有太多、太猛烈的摩擦。这就是约翰·马尔顿在他的《手淫》一书中最简练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在很早就提出，过度的摩擦也许是有害的。不过即便是用最宽泛的唯物主义生理学观点来看，手淫也仅仅只是对神经的刺激和对某些身体部位的刺激。例如，桑克托里斯（Sanctorius）的《静态医学》一书中尽管极为清晰地阐述了人的机械运动方面的特质，但也用了大量笔墨描述心理状态，特别是人的性心理状态。书中认为，由“自然刺激”激起的性交要比人刺激自己而引起的自体性交健康得多。在桑克托里斯看来，“非自然的性交”的问题并非出在它违背了繁衍的终极目的，而是出在人们对它的作用力始料不及：人们是受到了“心理刺激”才产生性交的欲望。这种理念与古希腊罗马时期提出的观点一样，都是从男性心理的角度出发的。但在18世纪，女性已经得到关注。问题的关键是，当一些无形的、非物质的东西引起了兴奋，那它会比那些有形的且一直存在的真实的东西更加危险。
“心理状态”好像并非被理解为心灵的状态和精神本质，而是被理解为身体承受性痛苦能力的标志。当一个人的性行为超出所需范畴的时候，自然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就如同化学物质拒绝参与反应以达到平衡一样。也就是说，在性高潮的代数学里，手淫会使方程式不平衡。
“与自己心仪的人交媾”既是健康的标志，也限制了不适当的肉欲，是以防其造成伤害的保证，因为性爱的愉悦“令心动加速，让人充满活力”，而且“交媾中失去的体液很快会得到补充”。尽管提索总体上对这种过于机械物质的观点不太赞同，但他也借用了该观点的一些语言。他引用了书中的一些例证。例如，有很多医生建议羸弱的病人与他们的护士睡觉，这样这些年轻女性身体散发出的健康活力就会“传”给这些病人。在另外一个病例中，医生禁止一位年轻男子继续与其护士睡觉，因为很明显，这位男子每当获得新的能量时，就立即想再次进行性交；在处女怀抱中获得重生的大卫王也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例证。在交媾过程中，人们的分泌要比其他时候更多，因此也就会感觉身体虚弱。但是，交媾过程中，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反之亦然：“一方呼出，另一方吸入。”可是手淫过程中，人们“什么也得不到”。 ［211］
用这种冠冕堂皇的热力学理论解释手淫性疾病，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与妓女性交要比自己手淫一次要健康10倍，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与护士通奸要比独自手淫更加健康。不过这种说法并非人人赞同。例如，1805年在法国举行的医学奇事展览上，除了展出其他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外，还全方位地展示了手淫者的面容和他们的驼背，把传统方式交媾的相对危险性和手淫这种“邪恶举动”的危险性相比较。在自然性交中，体液和精力虽然会流失，但由于性交对象具体真实地就在眼前而引起的性狂热可以缓解这种流失，那种从爱人毛孔中大量散发出来的“看不见的红晕”也会补偿这种流失。可是对于那些独自享受性高潮的人们来说，他们的流失就是“纯流失”，“因其在完全脱离现实的想像中进行，所以就越发淫奢”。 ［212］ 在这里，我们有些讲过了头。
到目前为止，关于医生们认为手淫的不当之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清楚了。首先，医生们认为，手淫不当是因为精液流失，可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把这种性高潮与两性性高潮区分开来，也不得不把妇女和儿童引入手淫这个范畴中来。神经和生理机能这个新的切入点使手淫与体液的关系不再那么密切；问题与其说是出在手淫对体液的消耗上，不如说是出在手淫对神经系统的消耗上。性满足总是危险的，而手淫这种一个人就能达到的性满足的做法更是打破了平衡，因此也就越发危险。其次，是桑克托里斯以及其弟子们提出的机械物质理论。他们认为只有在原生态状态下的性爱才是健康的，性交过程中一方失去的能量会由另一方获得，反之亦然。不过，在18世纪初期，手淫之所以变得骇人听闻，其主要原因肯定不是众人已经详细阐述的体液的流失，也不是未获补偿的气息流泻，也不是对神经的刺激，尽管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以上这些新颖的说法都是在阐述更深层的原因：心理、灵魂、人类感觉与自然的关系。
没有一种医学哲学能对手淫的不当之处作出具体的解释。事实上，即使是那些坚持认为应该把手淫性疾病按照引起手淫的神经类型严格区分的人也就到底如何分类而争论不休。 ［213］ 医生们与道德家们只好折中地引用权威人士的话。不过，所有的人，即使是在易感性生理解释已经过时之后，仍然同意这样的观点：手淫夹带着一种反常的欲望。
为什么说手淫不正常？
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位伟大的医生认为，手淫远要比天花“可怕得多”。他应该知道，曾对二者进行过比较的提索在这两方面都颇有建树。自体性交是那么的不正常，到了让人恐惧的地步，以至于在18世纪医学已经崩溃多年后的20世纪初期，在其他方面充满理性的人们仍然认为手淫是“所有危险中最无法逃避，最致命的一种”。（弗雷德里克·亚瑟·希伯利就持有这样的观点。他在威克利夫从事迫使学生承认手淫的工作多年。一次他抚摸一位长相俊俏的男孩的阴茎，声称要让这孩子射精，以避免其手淫。后来这个男孩控告了他，希伯利因此丢掉了工作。） ［214］
手淫之所以不正常原因有三。首先，它是由幻影而非真实的欲望对象而促成；它对心理思维中最变化无常，最具创造潜力的能力——想像力产生威胁，危及其存在，甚至要踢它出局。其次，其他性事的性交是男女共同进行的，而手淫是一个人单独完成的，即便手淫不是独自进行时，那也是因为在一起的人出了问题，比如：邪恶的仆人们教孩子；学坏了的大男孩儿教天真无邪的小男孩儿；学校中的男孩女孩在没有成人在场的情况下互相“切磋”。三、与其他欲望不同，人们对手淫的欲望既不会厌烦也不会节制。手淫是一种只由想像力驱动的违规行为，隐秘、原始、不可救药，诱人、上瘾、方便易行。男女老少好像一下子都能得到只有当年罗马皇帝才能享有的特权，体验到无限的满足感。
于是，在一个防御各种欲望的堡垒已经坍塌下去的世界里，手淫成了个性泛滥的恶果；它指向唯我主义、社会反常以及自由的深渊。这种自由对社会毫无意义，而且掩盖了道德自治的理念。手淫产生于一个重视欲望、快感和隐私的时代。它是现代版的自我性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