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淫致病论的持续与衰落

    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手淫视为导致重大疾病病因的观点逐渐衰落，其中的原因并不难解释。首先，具体明确的病原体取代了含糊不清的社会文化因素。19世纪80年代起，细菌理论兴起并取得辉煌成就。截至1900年，人们已十分清楚，结核病等消蚀性疾病是由细菌及器官机能障碍造成的。过去人们曾把这些疾病归咎于手淫行为，这显然是错误的。此外，某些年龄段的人群手淫率较高（或仅仅是被认为手淫率较高），而处于此年龄段的人死亡率却在下降。19世纪最后几十年间，幼儿死亡率急剧下降。《拉鲁斯大词典》曾把手淫列为导致幼儿死亡的原因，而在19世纪后期，5—7岁的儿童成千上万地死亡的景象已不复存在。人的预期寿命也在上升，由此反映出未成年人的夭折率在下降。不仅如此，按人口平均计算，任何年龄段的死亡率都在下降。20世纪初的青少年可以顺利地进入成年、老年。简而言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公众健康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出生率、死亡率等人口指数也因此产生了重大变化，使夭折问题变得不再像原先那样危急迫切。

    对于手淫问题，医学领域的重心也出现了变化，根据这些新变化，手淫导致精神分裂的说法已站不住脚。神经学正在迅速发展，神经学家已经能够对器官机能障碍进行确切的定位，器官病理学也变得更加具体。这时的人们若想找到导致精神分裂的原因，这些新理论显然要比诸如手淫之类的学说更具吸引力。将手淫视为病因的理论，其产生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由手淫导致的精神分裂”这一术语直至1868年才出现，其始作俑者是英国心理学家亨利·莫德斯里（Henry Maudsley）。他认为手淫会对大脑造成器官损伤，故使用“由手淫导致的精神分裂”这一术语来指这种损伤。还有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是莫德斯里所关注的，那就是由手淫导致的精神分裂是如何与精神变质相联系的。这一问题并没有确切的答案：到底是手淫导致了精神变质，还是精神变质导致了手淫？抑或是只对先天脆弱的青年人产生不良影响？这些问题在此理论框架下始终悬而未决。而有关精神变质的讨论，结果大都如此。莫德斯里将这一疾病的本质归结为“犯罪型自我中心主义”。然而，无论莫德斯里的理论有多么新颖，精神病学家并不买他的账。 ［392］

    20世纪早期的精神病学巨匠埃米尔·克莱普林（Emil Kraepelin）断言，只有对于那些已经有了器质性病变趋向的人，才存在手淫过度这一说法。如果过度的手淫与精神分裂巧合，那只能说精神疾病与自我刺激二者具有共同的精神变质原因。即使是那些古板一些的精神病医生也不得不承认，对于完全发病的精神分裂来说，手淫活动也并非其惟一的原因。赫尔曼·诺斯纳吉尔（Hermann Nothnagel）认为，虽然手淫与癫痫症之间存在某种神经学上的联系，然而手淫仅为导致该病的一个次要原因而已。爱得华·希齐格（Eduard Hitzig）是探索大脑电兴奋性的先驱，他的结论是手淫不会引起脑萎缩。而大阿尔伯特·欧伦伯格（Albert Eulenburg）也指出，手淫不会引起肌肉萎缩。手淫导致死亡、加速衰弱的论断之荒谬已不言自明，以至人们已懒得去证实其错误。总之，截至1900年左右，手淫者（至少是那些阅读了最先进的思想家们著作的手淫者）已不再惧怕手淫会把自己送上轮椅、送入坟墓。

    此外，几乎所有具有前瞻精神的性学家及正派的医生都曾指出，对手淫的恐惧被极大地夸张了，并被涂上了一层可怕的色泽。对此大事渲染的是一群毫无道德可言的江湖游医，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兜售假药、兜售些似是而非的点子。的确，自从《手淫》之后，这些江湖游医们便投身于手淫产业之中，然而到19世纪晚期，世界各地的医学界已积极地与那些见不得人的江湖游医划清界限，即便是在美国、英国等规范秩序产生较晚的国家也不例外。简言之，手淫已落魄。进入19世纪晚期时的医学界，已背弃了一个世纪以来由提索所倡导并捍卫的传统。

    但是，将自我性行为与身体虚弱联系起来的观念的消亡过程却很缓慢，其原因有二：第一，对于某一问题，如果人们已经有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看法，那么在产生另一种理论来提供完全不同的解释之前，人们是不会放弃原有观念的。而在当时，仍然有很多病症轻易无法得到解释，仍然可以被归结为手淫的恶果。弗洛伊德心理学及其衍生出的各个心理学学派虽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式。然而，这些理论若要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有一席之地，若要使人们自孩提以来形成的观念得以转变，尚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第二个原因是，认为手淫存在潜在的伦理问题的观念曾于18世纪初迅速兴起，而这一观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有很强的约束力。几十年来，手淫一直在器质性病变的根源与心理疾病的根源之间盘旋不定，但却始终未被看得无关紧要。原先人们相信，手淫行为可以导致结核病、虚损及精神分裂，而现在虽已无人相信这些谬论，但手淫却又成了罪孽、神经质及个人失败的根源，被解析得更加可怕。20世纪初的一位革新派作家曾专门论述过基督教伦理学，他对病理学几乎毫无兴趣，对托马斯主义中的“自然需求论”同样毫无兴趣。他十分赞同地援引了哈夫洛克·埃利斯及其他一些世俗专家的话，对手淫进行了万分雄辩的猛烈抨击。他痛斥手淫为“见不得人的不检点行为”，是“童年与青春最可怕的大敌”。如果父母没能对此加以阻止，则“比远古时代莫洛克的信徒还要不负责任”，不亚于莫洛克的信徒将自己的孩子投入烈焰中焚烧。不检点的习惯一旦养成，就会扎根并积蓄力量，“人的意志力以及灵魂的高尚成长”将悉数毁灭。 ［393］

    截至1900年，知情人已经不再会煞有介事地称手淫会导致器质性病变。然而，由于手淫会对精神造成影响，其所代表的道德崩溃似乎仍会对身体造成可怕的后果。因此，尽管手淫致病论已遭否定，但却阴魂不散。就连弗洛伊德也不愿意放弃这样的观点：任何类似独自性行为的行为都势必会给人们带来害处，就算没有人们以前想像的那么糟糕，害处终究是有的。弗洛伊德学说在美国的主要倡导者A.A.布里尔（A.A.Brill）写道，手淫“一直是性问题中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没有哪个话题受到过如此广泛的关注，也没有哪个话题如此“混乱地被加以或正或误、反复无常的阐释”。这个问题“宛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几乎每一位文明人的头顶”。尽管当时有很多显赫的性学家对此作出了新的著述，有关手淫的“古老的中世纪观点”不仅仍在外行之中盛传，而且还在大多数医生中盛传。对此，布里尔希望更正人们的观念。 ［394］

    他所要谴责的观点并非“中世纪”的，这一点与我们的想像的不大相同。布里尔曾经引用过某些赫赫有名的专家的观点，并对这些观点持支持态度。然而，那些有关手淫的旧观点之所以会顽固地留存下来，就是由于这些赫赫有名的专家们。他们当然会把自己看做是与黑暗作斗争的战士。过去，手淫是堕落，是罪孽，应当受到诅咒。而这些专家们使之进入了令人欣慰的轨道：手淫是医学问题，是自然问题。 ［395］ 他们还对与手淫相联系的疾病加以论述。但这些人（包括弗洛伊德在内）都是从这样一个时代过来的：他们在青春期时都被告知，手淫是伤及生命的自虐行为。比如，他们都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步入成年。那些年，丹尼尔·戈特里普·施莱伯（Daniel Gottlieb Schreber）医生曾被遵奉为受人尊敬的教育家。此人即弗洛伊德那位著名的病人的父亲，他设计了诸多工具及训练法，以阻止儿童进行“隐秘而危险的违规行为”。同样是在那些年，重要的心理学教科书都在信誓旦旦地宣称：26%患有神经疾病的手淫男孩，会以精神彻底分裂而告终。 ［396］ （施莱伯对待他的儿子极为残酷，可谓丧心病狂，然而他却是中产阶级教育学领域的主要人物。）

    直到1944年，一位知名的教育学家、畅销书作家在论及种族、性以及生物学等问题时还声称，他在编写教科书时，参照了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的《人及其性关系》一书，并在该书中发现了一堆年代久远的有关手淫危害健康东西，如干燥脆弱的骨骼、毫无生机的心跳以及不断萎缩的肌体等。 ［397］

    但是，即使暂且不谈此类返祖现象，此话题的激烈争论依然持续到了20世纪20年代。即使是革新主义者也会时不时地回到一些历史久远的陈词滥调中来。一方面强调手淫是幻想，是个人隐私，只有过度的手淫才有害处，另一方面却又强调手淫是个性不完美的表现，是一种错误，缺乏社交能力的表现。或许手淫在他们的眼中不像保守派描述的那样可怕，但却依然带有强烈的威胁意味。简而言之，几十年来，手淫始终被卡在两种范式之间。弗洛伊德始终无法正视自己作品的引申含义，他仍坚持宣称，手淫的确导致了神经官能症之外的病症。1912年，他与他的维也纳同事们召开了一次颇具争议的会议，专门讨论手淫问题。他在会后的报告中指出，他希望能够回避手淫所导致的伤害这一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并不是其小组所关注的中心。然而，回避这一问题并不可能。他感到不得不对此问题有所言论，因为“除了手淫问题之外，整个世界似乎并无其他兴趣”。

    这或许有些自相矛盾，弗洛伊德当时一定是想强调其小组内部的分歧，因为他本人就是持相对守旧观点的人之一。1895年，他曾经指出过一种体细胞的存在，这种体细胞因手淫而衰竭，从而导致神经衰弱。他还指出，这一神经官能症与焦虑型神经官能症不同，因为焦虑型神经官能症是由其他不充分的性行为引起的，如禁欲，或是为防止受精而在射精之前有意中断性交。 ［398］ 他提醒其同事们，有关此话题，早在1908年的那次会议上，大家的分歧就很大。当时他担任会议书记员，由于与会者分歧巨大，连一份粗线条的会议摘要都无法形成。在那次会议上，与会的一位知名的儿科学家希望得到小组对此问题的明确答案：“手淫究竟会造成多大的损伤？为什么手淫会对一部分人造成损伤，而对另一部分人不会造成损伤？”或许弗洛伊德会再次回避这一问题。

    总之，在1912年的会议上，弗洛伊德显然已决定要从小组的谈话中拯救出点什么。这次会议并未达成一致，从而“否定受手淫影响的体细胞因素的存在”。此处，弗洛伊德的观点显然仅代表他个人：手淫的“致病效应”是由于这一行为的自身特征，而不能和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相提并论。“器质性损害是由某种未知的机制造成的……只有放弃心理学模式，才能解释损伤的发生。”这一观点显然无法得以证实。事实上，弗洛伊德对此得出的结论是，此话题不可能得出一般结论，需要对个案进行逐一研究。弗洛伊德不经意间打了个极具讽刺性的比方：对手淫进行个案研究的方式恰似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小说中描写的一位苏格兰国王。这位国王称，要想判断出一个女人是否为女巫，仅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这个女人煮了，随后品尝一下其肉汤，并得出结论：“没错，这是个女巫。” ［399］

    专家们不会放过旧的模式。当然，他们会融合各种新理论，然而却远未达到盖棺定论。早在弗洛伊德尚为医学院学生的年代，法国就曾有位医生，在其著作的开篇之处写道：手淫是一种相对良性的行为。他是通过列举数百种女性易患的疾病后而得出这一结论的。 ［400］ 世纪之交，这一争论依然未变。美国的一位妇科学家称：“如果手淫适度，就不会致病。”事实上他还指出，手淫行为是普遍的，是无处不在的。西南非的霍屯督人这样做，骑自行车的人这样做，缝纫工这样做，卡菲尔人也这样做，更不必说低等的灵长类动物也都这样做了。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平常的行为，这位妇科学家还是联想到了体质衰弱、心理衰弱：“女性手淫者会变得极其假正经，她们鄙视并厌恶异性……手淫经常导致痛经、卵巢神经阻塞、下肢无力、性狂躁等病症。”对于大多数手淫的女人来说，手淫不会导致失明。然而，波兰布雷斯劳的一位著名眼科医生曾记载，过度的手淫的确会对视神经产生影响。当时有位名叫伊万·布洛赫（Iwan Bloch）的性学家，其著作影响力很大。他声称，手淫是良性的，而过度手淫却不是。但不幸的是“二者之间很难界定”。的确，自1712年的探讨之后的200年间，普普通通的手淫一直被恶名缠绕着，一直被公众视为不当行为，这一切使手淫成为文化危机的象征。 ［401］

    这种摇摆不定的观念在G.斯坦利·霍尔（G.Stanley Hall）的著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霍尔是克拉克大学的校长，将弗洛伊德请到美国讲学的正是此人，而弗洛伊德也同样将自己在克拉克大学所作的心理分析五讲献给了霍尔。霍尔本人也被认为是美国20世纪初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然而，无论霍尔在我们这一话题上的姿态有多么开明，他依然无法动摇旧时代成年的男孩心中的罪孽感。他们在那个糟糕的年代走向成年——那时提索依旧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术权威。霍尔在内战前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他在自传中承认，那时候他哪怕是有一点点的性兴奋或“夜间行为”，都会吓得发呆。因为他清楚地记得父亲给他讲过的故事。故事中的青年“不仅手淫，而且还与多个下流的女人做过坏事”，这个青年最终尝到了苦果。他得了一种病，鼻子渐渐变没了，最后只剩下了两个洞。最后，这种病使他完全变成了傻子。（在这里，他将第三期梅毒与手淫混合到了一起。）此事使霍尔生活在恐惧当中，他总是仔细地检查自己的鼻子，已确保鼻子没有变扁。他还找来带子将自己的阴茎扎住，使之始终向下，以避免不经意间的勃起。后来，他进了第三修道会的寄宿学校，在那里目睹了很多真正的淫荡性行为。他像很多同代人一样，在后来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将这些事情与手淫联系在一起，与一系列性行为错乱联系在一起：在那所学校里，你可以找到各种各样令人恶心的性行为，跟克拉夫特—埃宾、塔尔诺夫斯基（Tarnovski）、哈夫罗克·埃里斯描写得一模一样。 ［402］

    霍尔关于青春期的两卷本巨著，被奉为教科书中的经典。其读者对霍尔的这些早期经历却全然不知。（他的自传是在其职业生涯的末期面世的，即教程出版之后的20年——1924年。）起初，霍尔本人对现代观点显得十分坚定：

    人们常常相信一些直接而感性的效应，又常常因为迂腐的原因而夸大这些效应。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效应远不及早期文献中或流行说法中那么直接、那么可怕。

    接着他又指出，大脑“其实不会干瘪掉；痴呆、智障、麻痹、猝死也不会逼近。”同样，在男孩或女孩的身上也找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能表明其有过手淫史。

    然而读者从上述论断中却难以得到安慰。手淫引起的苦难仍可列成一张单子，而有关“性错乱”的说法最为流行，这一切使人颇感束手无策。首先，从优生学的角度说，手淫是有害的。“投身于纯感官的乐趣会缩短人的生长周期”，削弱一个民族，代表着一种现代社会的悲怆。“颓废的儿子咒骂着父亲，二人之间充满了怨恨，而事实上二者之间本不存在冤仇。这种模式始终困扰着我们的文化，并成为我们文化的一种特征，自从古希腊阿特柔斯时代的诅咒以来，一直如此。”（阿特柔斯的妻子与人通奸；阿特柔斯杀死了奸夫家的孩子，却未曾料想那孩子竟是自己的。他将别人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养大，并将象征王权的金羊传给了妻子的情人。）与之类似，手淫也萦绕在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头上。

    其次，手淫对个人也有害处。霍尔极其欣慰地宣称，无论人们过去是怎么认为的，现今已无人依旧相信手淫不过是“过度的自然行为”而已。独自的过度行为，其危险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这一行为极具兽性，在种系发展史的梯级上处于底端位置”；由于这一“不自然行为”，幻想也病态地变得紧张、激烈。霍尔实质上是在重复《百科全书》中的悲叹，这种传统的悲叹认定，幻想使手淫者“过度紧张以达到所渴望的高潮”，危险由此产生。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幻想不仅包括性错乱，而且包括幻觉症。整套感觉器官会出现严重错误。无论性交会产生多么令人不快的后果，手淫必定产生更糟的后果。常言道，性交使人忧愁悲伤。但手淫会使人更加忧愁悲伤，还会使人更加孱弱。追根溯源，“众多疾病的疼痛及迹象”都可以“直接追溯到人类的这一灾难行为中”。这些疾病包括：“梅毒、心悸、恐光症……神经衰弱症、脑神经衰弱症、脊柱神经衰弱症、心理性阳痿……主观光感、视觉痉挛，或许还包括巴西多氏病（卡尔·阿道夫·巴西多［Carl Adolph Basedow］在1840年的著名论文中描述了突眼性甲状腺肿，因此这种病以他的名字命名）、膝跳反射紧张、皮肤变紫变粗、手部湿粘……贫血肤色、干咳以及多种消化紊乱症。”霍尔还研究出了“手淫者心脏”理论。这是个具有权威性的结论，19世纪90年代，德国的一家重要医学学报刊登了六例“有趣的个案分析”。此外，霍尔还研究了许多与“青年人的禁乐”相关的病理学问题。 ［403］

    独自性行为因此站在了道德问题与病理问题之间，期间的关系比以往更加微妙。更确切地说，器质性疾病的研究基础既然是细菌理论及细胞病理学，想把手淫的恶果插入医学模式中变得十分困难。因而，手淫以它长期以来惯有的姿态再次出现了：这一罪行具有道德上的严肃性，由此可带来相应的症状；从事物的秩序来看，手淫则是一种严重的离经叛道。医生们一边对手淫行为带来的实际疾病越来越表示怀疑，一边又更加明确地表示，手淫是一种罪行，是对文明进程的侵犯，也是对使文明成为可能的各项机制的侵犯。关于手淫的理论日渐混乱，普通人对此倍感折磨。

    要想把问题弄清楚颇需花费一番工夫，其过程势必将独自性行为不断推向心理方面。约翰·米格尔（John Meagher）的手淫心理学研究有过多种版本、历经多次修订，该项研究概括了手淫的道德方面、社会方面的影响。此时的世界似乎早已超越了约翰·马尔顿以及提索的年代，然而这些问题其实仍然为人们所关注。过去，手淫在生理方面的危险性被夸大了，这些危险性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智障症和结核病并不是由手淫引起的。与之类似，手淫造成的心理后果也不像人们过去想像的那么严重。但米格尔的观点至多到这一步，浅尝辄止而已。

    威廉·施特克尔（Wilhelm Stekel）曾指出，手淫完全无害，甚至还有一定益处。（弗洛伊德曾于1912年竭力批驳这一观点。）米格尔把施特克尔的这一观点视为“走了另一极端”。他坚持认为，手淫的确会带来某些不良后果。这些后果大多是道德方面的，但也有一些是属于生理方面的。在进入青春期之后，手淫是一种有罪的行为，不应将其视为儿戏。据称，10%的青少年犯罪是由手淫引起的，因为在这部分人中间，手淫使他们“突破了道德底线”。米格尔的观点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不断发展的世俗观念，也影响了我们这一时代对手淫的昭雪。他的核心观点即：生理行为“与在内心中造成的极大损害相比，相对次要得多”。《手淫》一书也好，提索也罢，还有那些以医学观点为基础的种种传统观念，都已无法立足。而1712年前后首次出现的“严重道德危机说”，却变得日益明确。米格尔及其同代人对独自性行为的谴责，尽管使用了弗洛伊德式的术语，但其理念无疑来源于18世纪。

    手淫依旧是性交的极端对立面。手淫“绝对无法满足社会化的成年人的精神责任价值”；手淫会引起病症与不安，而合法的性交则可以带来舒适与轻松。米格尔的观点好似新瓶装旧酒，他认为手淫是有关怪诞幻想的行为：“怪诞幻想取代了现实，这类怪诞幻想是极其幼稚的。”（拉普朗什及庞塔里斯（Pontalis）曾指出，怪诞幻想是“欲望的舞台”，手淫则是欲望的登台表演，代表着一种退化。）尽管米格尔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其同事们还是对此进行了发挥：手淫过度的危险源自其所带来的安逸感，这一观点与《手淫》中的观点如出一辙。20世纪的医生们一次又一次地争辩道，手淫并不比性交更可怕：“手淫与性交具有可比性，其危险在于其频率。”正如《百科全书》200多年前所指出，如果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做做，应该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米格尔也和提索一样，认为女人的手淫要比男人恶劣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手淫会对身体产生严重后果，而且因为该行为是对正常社会责任感的破坏：结过婚的女人如果手淫，则表明她的色欲超过了感情，表明她对丈夫不满。这种女人惧怕生孩子，且不希望在性交时使用避孕器具。她们错误地认为，手淫不会带来避孕时的罪恶感，因此不会造成神经质。这样的女人还认为性“纯粹是男人的特征”，而自己则是性的“受害者”。因此她们养成了这种“不通过性交就可以得到抚慰”的习惯。简而言之，手淫这一行为是个信号，女人手淫表明其对正常的性秩序的拒绝。 ［404］

    罪孽感导致了众多后果，如神经质、疲劳、焦虑、歇斯底里、各种身体不适、无法达到预定的生活目标、道德崩溃、失魂落魄等等。这一切取代了死亡、智障等，成为独自性行为的首要后果。近代早期以来手淫所背负的伦理包袱，此时依旧未见轻松，旧日的重负以新的面孔继续存在着，并且变得十分离奇。

    这一缓慢的再思考过程在一个令人想不到的地方可见一斑，那就是20世纪早期某些最进步的女权主义期刊的版面中。在此类期刊中，女权运动者谈到了双重标准的问题、控制卖淫活动的问题、手淫的本质与后果问题。妇女自由团是个好斗的非暴力女权组织，拥有60多个分支机构、4000多名会员。该组织成员E.W.（即依迪斯·沃森［Edith Watson］）认为，完全的性自由既不可能，也绝非众望所归。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禁欲要么有害，要么根本就做不到。E.W.此处遵循的是依丽莎白·布莱克威尔（Elizabeth Blackwell）的观点。布莱克威尔是英国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医生，曾论述道德纯洁问题，并因此而备受关注。沃森认为，禁欲是“痛苦的、易在生理方面造成伤害的”，禁欲“对女人产生了危害，并且极易滋生卖淫行为。”（布莱克威尔在诊疗中发现，许多青年男子嫖娼得到了其长辈的许可。嫖娼一方面可防止精液在体内积存过多造成可怕后果，另一方面则可防止手淫。） ［405］

    一位“新订户”回应了沃森的观点，也回应了那些写信对沃森表示支持的人，从而加入了这场论战。后来证实，这位“新订户”就是斯黛拉·布朗（Stella Brown）。布朗是位社会主义者，在性问题上的观点颇为激进，她还是一位自由思想者。她后来称，自己“一辈子没碰到过一个正常的女人”。布朗将沃森等人的观点谴责为“性麻醉”，因为沃森一族的结论来源于对男人的恐惧，这种男人粗野、无知且性欲望极强。在婚内性生活中虐待妻子，在婚外的嫖娼及偷情中虐待妓女及情妇。以此为出发点得出的结论显然过于简单化。因此，布朗认为，女人手淫是纵欲与禁欲之间的中庸路线。布朗并没有宣称男人和女人同样有可能禁欲，而是称男人和女人都有可能沉湎于“自我色情活动”及“手淫”中。由此，布朗已完全颠覆了沃森的双重标准理论。布朗没有对“自我色情活动”和“手淫”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但她的确显示了她的前卫，因为“自我色情活动”这一术语是哈夫洛克·埃利斯所造，其使用不过十来年的时间。她对埃利斯以及奥古斯特·弗莱尔（Auguste Forel）的观点加以整理，认定手淫仅仅是一种服务于自我的活动，因此她支持了这种中间路线的观点。最后，她对那些鼓吹独身有利于健康的妇女进行了批驳，称她们是虚伪的，因为她们所谴责的，无疑正是她们的生活方式。

    这样，事情变得越发复杂。有的女性撰文称自己从不手淫，因而在道德上超乎其诱惑。“智慧与理性”统治着其“低层次的本能与欲望”。这一本领使她们得以精神上的升华，超越了包括男人在内的“低等动物”。沃森对布朗观点并未作过多回应，然而却对“男人需要性安慰”这一提法反应强烈。对这一泛泛的结论，沃森置疑道：就算男人当真需要性安慰，也无法推论出国家应当实行卖淫嫖娼业合法化。（这一推论是此行业国家规范的重要依据。男人因其本性而需要性宣泄，而许多男人要么未婚，要么其妻无法满足其性需求，因此，他们必须获得安全的途径来发泄其性欲。故此，国家应当确保妓女不会传播疾病。）沃森建议这类男人通过手淫解决此问题。她对手淫有其独到的看法。首先，手淫与嫖娼不同，手淫不会造成伤害。退一万步说，就算造成伤害也只伤害手淫者自身，而不会伤害他人。而男人手淫时，有关男人性欲的实质就会明显地暴露出来：“这使男人显得有失体面”，同时也使“性需求”的丑恶面暴露无遗。读者显然难以接受沃森的观点，且很可能会反驳，称“无数人曾因手淫而变得精神失常”，或是称“需要找出医学上的依据来证明手淫不会造成身体或精神上的损害”。对此，沃森早已进一步扩充了自己的观点，且这一观点已具有极强的现代色彩：手淫是十分安全的，那些关于其致病的传言不过是“有人竖起的稻草人而已”。这一古老的传言毫无事实依据。但这一看法并未贬低其主要的伦理观点。布朗是在向人们推介手淫，而沃森及其同事们却并未这么做，因为在沃森看来，具有伦理观念的人类并不需要屈从于性欲望。“男人的最高自由，包括其对自我的控制。”而手淫恰恰与之不符。可见，20世纪早期，即使是在前卫的圈子里，18世纪的遗风尚存，尽管其仅仅限于纯道德领域而已。 ［406］

    与之类似，许多男男女女都写信向玛丽·斯托普斯求助。这些人都是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最初几年里成长起来的一代。那时，手淫依旧被看做是导致体弱多病的原因，而与此同时，手淫还逐渐被看做是内心病态的标志。死亡、精神失常已不再萦绕在手淫者的心头，取而代之的是道德的沦丧。有位40岁的男性，出生于1890年，他在信中写到：过去的两年里，他共计手淫约12次，而在他十八九岁的时候，他曾嗜手淫成瘾。而今，新婚的前夜，他感到神经衰弱、性欲过剩，并充满了“紧张、愧疚与悔恨”。另一位男子则称，他即将结婚，然而却对自己所感染的“疾病”忧心忡忡。就连小孩子也会从身体和道德两方面来对此表示反对，因此他认为自己不可能得到正常的生活。他始终在考虑，是不是要去“静心”？还有一个人问到，自己会不会得到不健康的孩子。他曾向妻子坦白，自己一直手淫，直到最近才停下，这险些毁了他的婚姻。他始终对妻子敬而远之，因为早在度蜜月时他就已经发现自己阳痿，他认为自己的男子汉风范已丧失殆尽，对此他深表羞耻。

    但也有一部分人来信认为，应当允许手淫。当然，前提是在担心性生活是否正常这一前提下。有位写信者说，她和丈夫每星期进行一次约一个半小时的性生活。每次她都会得到10—12次的“满足感”，但由于丈夫总是出于避孕目的而中断交媾，她很快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想再次自我满足一下。是否可以动用一下自己的手指呢？斯托普斯对此的答复是肯定的，只要感觉好，就可以这样做。斯托普斯还告诉这位读者，必须让丈夫知道中断交媾对身体有害，应当用避孕套才对。还有一位男子在信中说，由于自己早泄，他不得不去“摩擦妻子的阴蒂，而两人都知道这么做不好”。他从不手淫，因此这个问题并不严重。 ［407］

    如果上述资料是有关此问题的惟一资料来源，那么就不难下结论，对于手淫，男人比女人更容易产生焦虑，更容易产生潜在的罪恶感，也更容易相信手淫这一青年时代的恶习会毁掉一切幸福生活。或许斯托普斯的通信中所展现的那些问题有些极端，因为前来咨询的人大多数不是咨询神经衰弱、紧张、歇斯底里、焦虑、抑郁等，而是咨询器质性的病变，如阳痿、早泄、性欲丧失等。而斯托普斯本人则是医生，以研究节育问题为主，同时也研究性机能障碍。在她看来，性机能障碍常常是由对怀孕的恐惧造成的。若要避孕，就不得不选择手淫，这正是女人们所担心的。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弗洛伊德及其同事们临床案例中，女人似乎更易成为独自性行为的受害者。对女人来说，手淫代表着更加为社会所不齿的异常行为，代表着极端的痛苦与危险。但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其成年期以及青春后期的手淫行为都是罪孽的，本应当被摒弃，或是根本就不应该养成。这种感觉带有原始的罪孽，正是这种感觉影响了包括弗洛伊德在内的整整一代性学家、神经学家、精神病医生，使他们竭力寻找解决此问题的理论视角。人们尚未完全使用心理学视角来审视手淫，而在这一新视角逐渐被接受之前，医学视角是不会消失的。在我们开始这一部分之前，有必要暂停一会，来看看新兴的弗洛伊德派理论是如何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