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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理清大事小情的头绪
一开始，我说我们无法解释，然后我又简单地谈了其他人的一些错误解释，最后我又讲了一些手淫所处的中心地位问题。但是这个问题需要放到一个更笼统的框架下来谈。（如果读者想要越过讲述别人观点的这部分，去阅读我的观点的话，请直接翻到后面“我的解释”部分。）
首先，历史上人们对手淫有各种解释。人们认为它是一种局部的偏执，是对性爱代替物的无休止的需要，是被压抑的意愿杀回马枪后的再次爆发。它是一种扭曲而且稍有些神秘色彩的社会现象。人们对手淫有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看似不理性，与手淫直接危害不相称。但这不是我们要谈论的内容。换句话说，现代手淫的出现不像农民因收成不好或者一项新的税收政策不合理而引发的反抗。实际上，农民反抗也并不是都没有理性或是缺乏深层原因。即使没有《手淫》这本书的话，人们还会依然存在对手淫的恐惧。当然，尽管这本书出版了，但是书中的观点是受到社会机制影响的。这种社会机制提供了人们信仰的生存空间。每一位医生都会提出很多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每一位相信医生的病人也会提供更多的证据，协助医生证明他们的观点。然后，没有更多的解释，整个过程就神秘的颠倒过来。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复杂的说法。这一说法认为对手淫问题关注的增长和下降是一种时尚。它“有可能是随着一股世俗的观点来了又走。对手淫的关注是在18世纪随着追求轰动效应的《手淫》这本书的出版而产生的，又在20世纪初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269］ 各种各样的事物都可能成为时尚。 ［270］ 但是除了新奇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重要事物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风尚取代了另一个风尚而成为时尚”。
比如，在18世纪早期，性病高发。人们为了避免性病，而转向采取手淫的办法，故而手淫频率有所增长。我们已经说过手淫的较高发生率并没有太多困扰当时的人们。但是尽管有这个可能性，我们还是没有证据说明当时手淫的发生频率确实提高了。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这种所谓的增长是因为对性病的担心而导致的结果。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在1700年，比起一个世纪前，性病的毒性要小了许多。即便是当时人们用手淫避免两性性行为所带来的麻烦，因此有了更高的手淫发生率，但是这样的增长幅度也无法说明个人的性满足已经上升为主要的道德问题。尽管我们知道人们不再把巫术当成是导致疯癫的原因，而把身体原因看得更重，但我们还是不能解释医学为什么对手淫重新关注起来。从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以后，西医经常寻找导致各种疾病，其中也包括精神疾病的自然原因。但是无论如何，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手淫代替了巫术或者魔法成为危害身体的重要因素。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手淫假设学说”破产了。那是因为人们认识到手淫太普遍了，因此不会致病。然而，即便是这个原因也仍然不能解释手淫发生率的增长。恰恰相反，手淫的普遍性是整个现象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等待有人来揭开神秘面纱，并掌控它。人们认为手淫是在1712成为普遍的现象的，在1900年，甚至是在3个世纪后的2002年，它仍然是个普遍现象。 ［271］
同样，正是因为缺少其他解释，有一种观点把手淫看成是某种所谓的致病病因。不久，这种观点就不攻自破了。因为与它相比，其他的解释似乎更合理。当然，因为缺少对乏力、肺结核、热病、痤疮、心律不齐、疯癫和其他疾病病源的更好解释，一种新型的手淫病源学发展起来。但是这些病症在手淫出现之前已经存在1000年了，因此也不是什么新疾病。在理性时代，没有什么事物可以突然成为问题。而在现代时期，一些疾病有了新的解释——比如，细菌是导致肺病的原因——于是，手淫不再是人们讨论的焦点。但是，有许多神秘的大众疾病人们无法作出具体的解释，甚至是现在也有大量的疾病人们无法作出具体的病源解释，比如，慢性疲劳综合症、头痛和肌肉痛、抑郁症和强迫症等病症。在恰当的文化条件下，不明的病菌、焦虑，或者是因为高压紧张所产生的反应也许能发生在手淫者身上，也可能发生在A型性格的人身上。在医药的发展史中，我们无法解释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在20世纪早期从把手淫当做某些无法解释的疾病的主要原因上转移开。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仍然把精神分裂症之类明显器官性疾病归于不健康的家庭行为模式或者不恰当的抚育方式。原则上，现在的人们有很大空间和余地去研究手淫所产生的疯癫病症。 ［272］
的确，医学使手淫成了似乎探讨不尽的话题。一旦相关的行为和态度被认定为邪恶的、有威胁的、反社会的；一旦这样的异常有了可识别的标志和症状，比如烦躁易怒、强迫症、不孕症、精液流失和嗜睡多梦，那么人们就很容易把这种可疑行为和道德沦丧与各种疾病联系起来。过去，病理生理学和政治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就是现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界线也很模糊：拼命逃跑的奴隶被认为得了“迟钝症”。这种“迟钝症”会导致“无赖”行径；19世纪后期工人阶级被认为有酗酒、吸毒和犯罪的倾向，因为他们身上具有用当时的标准衡量出来的所谓“堕落”特征。19世纪后期在美国变化无常的原始资本积累中，社会的瓦解或者破产给人们带来很多焦虑。这种焦虑被认为是危险的，它对身体构成了威胁。精液经济与商店和市场类似；精液经济中资源管理的重要性与商店和市场中资源管理的重要性没有什么差别。因此，浪费精液与浪费金钱似乎非常相似，在任何领域的损失都可能是一种灾难。 ［273］ 总之，把道德因素加到身体上无疑会产生一系列没完没了的互相关联的复杂解释。
每次成功揭示和解释这些疾病都会证实道德因素是诊断的基础。综合症使体征和症状相吻合。每一例患嗜睡多梦、抑郁、营养不良、肺痨病的年轻人，如果他们手淫，就更能明显体现出手淫这种孤独邪恶的危险之处。德国的教养院对因手淫而导致的疯癫的诊断与加拿大和菲律宾的各种机构所作出的诊断是一样的。这些诊断似乎合理。无论在哪里，嵌闭的精神错乱患者都有手淫史；年轻人向医生和家长承认他们手淫过；疲惫的男女们承认他们也曾手淫过。手淫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直到20世纪，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手淫能够产生疾病这种看法是不科学的，因此，反对这一看法的声音得不到大家重视的现象才得以改观。 ［274］
但是无论是心理学理论还是社会学理论或是诊断学都无法解释医学为什么一开始会研究这一荒谬的性满足形式。他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启蒙运动时期，人们会对手淫予以那么多哲学上甚至是文化上的关注，而且这种关注一直持续到现在。一旦有关手淫的理论被人们接受，那么就不难理解这么多为什么了。医生和普通人继续认为这种秘密恶习即使不能让人丧命，也会使人虚弱。真正难解释的是手淫如何成为人们忧虑的源泉。而正是这种忧虑使人们在几个世纪里一直对这个手淫这一话题持有很强的兴趣。
还有其他的历史解释。这些历史解释并不能解释上述问题，但它们却使我们远离了医学解释以及它的弱点，比如：新教改革运动以及它所引起的像清教主义和福音主义之类的运动，当然还有其他运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运动使人们对手淫越发忧虑，对性有更深的罪恶感。这种罪恶感在包括手淫在内的性行为中能够得以体现。此观点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指出了一个事实：对手淫的忧虑几乎完全是新教徒创造出来的：约翰·马尔顿和他的《手淫》，日内瓦人提索、卢梭、康德、坎普和一些德国改派革教育家，他们无一不是新教徒。同时，对手淫的忧虑也被认为是新教徒反抗恐怖的反应：或者它是攻击天主教及其所提倡的禁欲和贞节的一个手段。手淫和其他更坏的性行为是禁止健康性行为的宗教环境下的产物。这是伏尔泰的看法。正如劳伦斯·斯通所说的那样，手淫与新教主义的联系与性罪恶和福音主义观点没有什么关系。对手淫性快感的抵制与人们广泛接受的世俗两性性快感成为一种鲜明的对比。人们认为两性性快感不仅是对过分肉欲的一种抵御方式，而且是对家庭和谐和良好情感的一剂良药。不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它们当中的进步思想都支持改革派的性道德理念，而不是加强传统的性道德理念。无论如何，福音主义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太晚了，因而不能解释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对手淫的特别关注不是性罪恶感和忧虑的结果，而是性罪恶感和忧虑瓦解掉的结果。新教主义也许由于它那根深蒂固的并且有争议的个人主义和解放欲望的思想而同手淫问题联系到一起。但是这也使我们了解现代性的另一方面。新教主义不能解释人们对手淫的忧虑的起起落落。 ［275］
18世纪早期有一段比较精确的人们对同性恋的描述：“不能建立起正常的异性性关系。”这一描述可以借用到对手淫的描述上。在当时北欧新教国家中男性同性恋存在暴力虐待，甚至有时女性中偶尔也有这种现象。这些地区也是手淫出现的地方。比如在18世纪的荷兰，在1730—1732年，1764年，1776—1777年和1795—1798年间，因“性欲倒错（同性恋）”的起诉数量是前几个世纪的四倍。在这方面，英国虽然没有比较数字，但是在18世纪的英国，控告鸡奸的案子得到了胜诉，并且使人们更加确信：以“蓄意侵害”的名义起诉的鸡奸案件数量是以“暴力犯罪”名义起诉的鸡奸案件数量的两倍。把鸡奸作为暴力犯罪是很难证实的。 ［276］ （不必太多地了解这点；没有人系统的研究过以不受法律保护的“非自然的性行为”的名义起诉的案件的数量。比如在瑞典，在1630到1734年间，法庭只审判了20起同性恋案件。在同时期，法庭却审判了1500多起性暴力案件。在1630—1750年，一共判了470例死刑。在荷兰和英国，有些对同性恋的起诉与性暴力起诉有关，有的无关。瑞典在1734年从刑法中悄悄地拿掉了同性恋这一项，原因是许多人认为把同性恋包括在内反而会给人们很多遐想。沉默是最明智的策略。）总之，在一些地方，对鸡奸审判案数量上升的同时，人们对手淫的兴趣也在上升，这也可能是一种巧合。
把这两点放到一起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异性恋可以帮助避免鸡奸行为，同时也有助于避免手淫”。当苏格兰作家詹姆斯·鲍斯维尔因手淫而感到一阵阵罪恶感的时候，他发誓不再手淫，而且决定除非跟女人，否则永远也不会去寻找那样的性快感。在其他同时代的资料里，手淫被认为是人类的变态行为；它使男人和女人远离婚床这一正统的快乐伊甸园，或者至少远离异性性交的场所。对男人来说，当男性特征最活跃的时候，这种单人的性恶习，即手淫，就会出现。老式男人间的友谊往往表现为色情又亲密的身体接触，有时甚至是生活在一起。这样的友谊遭到怀疑甚至更糟糕，遭到批判。随着这一私密恶习而来的是人们对手淫的焦虑，它与因正确的两性性行为的瓦解而产生的焦虑一脉相承。更确切地说，手淫变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它使人们开始关注两性性行为中出现的雄性新标准。手淫是这场普遍革命的一个特殊战役。在这场革命中，人们要界定对男人来说什么样的性行为是正确恰当的，这种界定可能也会延伸到女性。 ［277］ 对新型的两性性行为的了解会帮助我们解释手淫存在的原因。
大量的证据把各个时期的手淫联系在一起，构成一部手淫史。首先，在18世纪，手淫和男性之间的性爱一样，都是不可公开的秘密。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悲剧《神秘的母亲》中一个和尚对另一个和尚说：“这个秘密是什么，这是个不可告人的故事吗？”这两句话指的是谋杀和性反常。但同时，扩大语境的话，也指作者心中秘密的爱恋。男人间的色情关系和手淫都具有性隐私的特点。这种性隐私成为现代意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20世纪晚期手淫和同性恋终于走出密室，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278］
还有许多有关手淫的例子。18世纪时，对鸡奸行为的嘲笑和对手淫的讽刺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为男人歌唱和犯罪》拉开了对倒霉的伏特（Foote）先生讽刺的序幕。伏特先生因鸡奸他的仆人而被判刑。无论如何解释，手淫都背离了正常的两性性关系。在18世纪关于手淫的作品中，这一主题变得非常明确。人们认为作为一种追求快乐的方法，手淫是肮脏的、罪恶的。1745年，罗伯特·詹姆斯声称手淫是一种“令人憎恶，非人性行为”的恶习，在他的医学词典中他将手淫定义为“无法用得体的语言来描述”， ［279］ 这和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对同性恋的评价相似。在《议手淫》这本书的开头部分，作者认为这是“厌女产生的罪孽”。书的目录中有这样的描述：“厌女者组成的那些邪恶俱乐部和社团”，“人类的自我亵渎者”。但是作者在内容部分并没有深谈这个主题。《手淫之罪》解释道：“molls是一个肮脏的字眼”，在英文中它的意思是“娘娘腔的男人”。同时，这个词既有自我糟蹋的意思，又是一个嘲讽的方式。《手淫》这本小册子曾引用了一位手淫者的来信，他说当他最终把一个女孩带到他的房间后，他恐慌了，无法与女孩进行正常的性交。他什么也不能做，最终又回头去自渎，也就是手淫。一位父亲写道，他儿子沉浸在“自渎”（即手淫）中无法自拔，“结果最近他拒绝与一位有1.7万英镑嫁妆的女人结婚”。（这个疯狂的决定在许多方面来看真是怪异。不过，虽然这个男孩也有嫖娼的经历，但是在这个例子中，雄性特点丧失的主题显而易见。）
到19世纪为止，这些联系已经引起权威人士的注意。拉鲁斯的《大百科辞典》里对“手淫”一词作了如下解释：（1）为性爱而性爱，导致鸡奸、手淫或者卖淫；（2）手淫必然产生兽性。其实，这两点都来自于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普鲁东是位无政府主义者，他创造了“财产就是盗窃”这句话。他对现代法国工人阶级激进主义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厌女者。 ［280］ 当然，这些例子不仅仅涉及了同性恋问题，甚至也涉及两性恋中的不正常方面；普鲁东对于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正常行为描述的很少。但是他却标出了大致范围。如果我们把手淫这种秘密恶习看成是因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两性恋失败而导致的结果，那么，我们就能更进一步来解释手淫的现代含义。
女人不如男人那样容易卷入鸡奸的纷争。但是她们好像通过自我取乐也脱离了正统的通过与异性性交得到满足的道路。《手淫》这本书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位在11岁就开始手淫的女人说：自己手淫要比跟丈夫在一起性交好多了；一个女孩谈到她和她的仆人时说“我们羞愧地互相取乐”。提索认为这个问题对于女人来说要比男人更严重：“这一症状在两性当中都很普遍……在女性当中更为常见：性冷淡。这种可耻的行为使人们远离婚姻之门的合法快乐。”那也就是说男人学会手淫，结果男人开始不喜欢结婚。提索认为手淫导致的虚弱使男孩和女孩们失去了相互吸引的力量。他们眼睛凝滞，身体虚弱，失去青春娇态，身体肥胖，即使是美人在怀，他们也觉得不过是“冷艳”，激不起性欲。
这些人后来成了20世纪90年代Uriah Heeps摇滚乐队的创始人。他们都是些灰黄肤色虚弱的人，他们在正常的两性生活中是无用的家伙。“对这些不能控制自己感情的可怜家伙们来说，女人是没有魅力的”；是自渎的想像力破坏了一切。 ［281］ 相反，比起合法的令人销魂的两性性交，女人们开始喜欢上这种令人讨厌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不会带给人痛苦、懊悔、惩罚和危险。有一种看法认为年轻女人的这种时髦恶习所带来的结果要比异性性交带来怀孕和生孩子的结果更危险、更痛苦。对女性独身者，手淫导致的焦虑是很严重的。 ［282］ 我们转了许多弯，终于转到了20世纪前夕。克拉夫特-埃宾把手淫看做是导致同性恋的复杂情感的原因。 ［283］ 其他著名的医师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同性恋病例，用他们的术语来称呼便是男同性恋。同性恋与手淫有关联。一个玩弄自己生殖器的年轻人满是悔恨地向他的一位学长告白。这位学长能够启迪他，能使他安心，并且跟他有了关系，形成了相互手淫。另一位“天生的同性恋”说他从来对女孩子不感兴趣。他13岁时开始手淫，发现这种做法太恶心。最后当一个和尚首次引导他进行同性恋行为时，他才找到了真正的性自我。虽然手淫与同性恋的关联不太清楚，但是所有对同性恋的描述都包括手淫这一细节，就好像手淫是完善的同性恋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284］
在维多利亚后期的英国公立学校里，由于学校对手淫的监控过严，可能导致了那里上层阶级形成了奇怪的同性恋文化。性发育成熟的敏感男孩肯定会把手淫和同性恋联系起来。约翰·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写了一本关于希腊同性恋情况的书，后来他成为历史学家。他对19世纪40年代的哈罗公学的状况很震惊：“每一个长相帅气的男孩都是别人的性对象，或者众人的性对象……人们不可避免地会看见手淫、相互手淫等坏孩子干的勾当。” ［285］ 对同性恋文化的普遍担忧反映在教育和医学有关手淫的著作中。当时学生们在游泳池边、在寝室、在共同的卧室、在其他年轻男孩们经常聚集的任何地方进行手淫。一份资料称，要想对手淫产生的疾病进行治疗就必须逆转手淫的趋势：采取一种“英勇的措施”，即所谓潜在的婚姻。因为手淫者太虚弱了，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用妓女来重燃他们的欲望。妓女“目的明确”，又身体健康。“与女人睡觉就可以恢复自然欲望”，这样一段时间以后，“即使是最虚弱的人也会恢复活力”。“真正的性”虽然在道德上做不到完美无瑕，但总比手淫强，因为它对男人的健康有利。这个观点在很长时间里受到人们的认可。弗洛伊德把自己的一本关于神经官能症病源的著作草稿送给他的朋友怀赫姆·弗立斯。在草稿里，他谈到，他观察到手淫可以引起男人神经衰弱；手淫越多，神经衰弱就越严重，相反，“早年受到女人勾引的男人就不会神经衰弱”。弗洛伊德警告弗立斯不要让他那年轻的妻子看见这份草稿，这是男孩之间的话。 ［286］
对女孩子就很少有这样建议和警告。在寄宿学校，女孩子群体寻乐的机会很少，单独出去的机会更少。即使是这样，手淫还是存在的。玛丽·伍斯托拉夫（Mary Wollstonecraft）抱怨学校里同学们那肮脏的习惯——当然她不是第一个抱怨的人。一个世纪之后，一位美国医生、女性成长指导作家玛丽·伍德艾伦（Mary Wood-Allen），对手淫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她反对手淫，也反对女孩间建立过度亲密的情感关系，她的观点与伍斯托拉夫的观点类似。
由于以下原因，我们有理由把两性性交和手淫的危险性联系起来：鸡奸与手淫之间传统的宗教联系，两性性爱的新标准，对隐私或者各种各样错误社交方式的顾虑。甚至想像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波德莱尔（Baudelaire）为女同性恋唱颂歌，就是因为她们反抗了自然，“蔑视了现实”。她们之间的性爱不以传宗接代为目的，是由想像力支配的行为。手淫附带出更广泛的历史问题：同性恋是如何开始被认为是新的威胁呢？ ［287］
有很多问题都像这个问题一样与历史有关。首先，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鸡奸和手淫是有联系的。在对鸡奸问题猛烈攻击的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对手淫的关注，只有在像吸了大麻一样模模糊糊的时候才对手淫问题稍有提及。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反鸡奸的斗争中，也并没有提到手淫。 ［288］ 因此我们还得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场新一轮对鸡奸的攻击带来了对另一个秘密恶习——手淫的史无前例的兴趣。
其次，还有性别的问题。鸡奸被一些学者称为同性恋。人们往往认为鸡奸和异性恋的新标准几乎完全是男人的事。公众对男性特点的认识和对男同性恋的焦虑与对女性特点的认识和女同性恋的焦虑并不平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后期。另一方面，手淫的危险从一开始就对两性来说都是尖锐的。因此，女孩和女人的手淫问题也亟待解释。
最后，还有具体性的问题。的确，手淫是伴随着在同性恋出现的，但是它常常体现为性欲过度的异性恋的结果。对男人、女人、男孩、女孩来说，手淫根本是无性的。它只是一种性懒散，它是各种性过度和性欲减弱的源头。手淫在人们心目中所扮演的角色从原来和尚们看似单纯的鸡奸生活转变为一切邪恶之源。到19世纪为止，人们对手淫的这种认识使女性手淫者的形象遭到更加过分的扭曲。人们认为手淫的男人经常是因为过度疲惫而失去了性欲，或更糟糕的情况，他们因为是同性恋才进行手淫的。而屈服于自渎的女人，往往被认为是性欲极强的，因为人们在考虑女人的性欲时往往尺度过严，即使是超出一般正常性欲一点点也是性欲过度。总体来说，对于两性，手淫似乎既可以导致，又标志着对异性的过度欲望。
约翰·马尔顿在那本臭名昭著的小册子《关于所有两性自然、非自然性疾病的综述》中，提到年轻人的“爱的快乐是稍纵即逝的和过度的”。但是对于经常有男人陪伴的生活比较好的青春期女孩来说，手淫不但是有益的而且对于健康也是必要的。他不主张早婚，因为要“缓解性欲用其他办法是更好的”。早些时候，读者们读到了一些关于阴蒂受刺激后的细节描述。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性饥渴的女孩在手淫时，暂时生活在自我满足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是建立在幻觉上的。无论怎么说，以上观点都是从坚定的异性恋者的角度出发的。 ［289］
《手淫》这本书里充满着关于手淫的描述，也充满了对异性的好奇和对异性性爱所带来危险的描述。有一个人说到他对手淫有一种罪恶感。他还询问有没有药物治疗他的女伴的慢性淋病性尿道炎。他们在她月经期间性交，因而导致此病。还有一个人说他的岳父让他等了两年才允许他与他那13岁的新娘同房。他心里在想“自然的女仆”是否能够帮助他渡过难关。他也要求为他的一个朋友帮忙，他的这个朋友的妻子最近跟人私奔了。（甚至作者也对这些故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是这并不能影响问题的实质）。书中大部分都是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青年人直白的表述。一个男孩与女人们性交，几个小时之后，他说道：“很难不感到一种罪恶感，至少是一种无结果的愚蠢幻想。”《审视手淫》一书中没完没了强调的就是手淫不过是通奸的一种形式，不管是在道德上还是在医学上，它不应该单立门户。《手淫》把大量的注意力集中在手淫上，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是《手淫》辩解得很清楚。它说在所有邪恶中，自渎是滑向另一个陡峭斜坡的第一步：成千上万的人犯了通奸罪，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被调情激起欲望，如果他们不曾通过自渎形成了不洁的习惯，那他们就不会屈服于战胜他们的诱惑。没有什么能像手淫一样，比鸡奸或者是“同性恋”更能诱惑人们犯下糟糕的罪行。
提索引用了很多例子来说明手淫与异性性欲过度有关：有个男人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他喜欢站着与妓女性交，尽管这样做会更费力。这个男人死于他的这种癖好。那么这个男人的例子证明是某种因素而不是射精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危害。提索认为与异性纵欲和手淫是一个统一体。手淫比与异性纵欲更折磨人，因为正如我们所了解的，手淫的本性就是过度。一位读者曾写信给提索，感谢提索给他提供建议。这些建议使他懂得父母和年轻人应该怎样“保护自己不受到使他们走向过度边缘的自身欲望的影响”。（当然不是通过手淫来避免，而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和在新鲜的空气下做大量的运动。）提索草稿中遗留下来的信件都是些病人的自白书。这些病人认为与女人过度的性交会加重手淫的破坏后果。其他人则认为手淫是他们生活迈向放荡的第一步。 ［290］
关于女同性恋，说法有些不太一样。因为手淫对女人来说尤其危险，所以这里记载了女人们怎么拒绝婚床而独自或成群地取乐的片断。但是，简洁地说，人们更加普遍地认为手淫会导致性过度。当然，从文化角度，女人比男人拥有更多看似无法控制的过渡性欲望。因此，医生把它作为一种病理进行研究，并把它冠名为“慕男狂”。在边维尔（Bienville）于1768年创造出这个词之前，提索已经把他所称为“手淫或者手动污染”与“可能称为阴蒂的东西”区分开来。提索认为慕男狂指“当代著名的搞同性恋的女子。老天爷给了这些人半似于男人生殖器的东西，然而她们却滥用这一特权。她们利用这个类似于男人性特征的东西，认为这是自然赐予的礼物，她们就此可以消除自己与男人与生俱来的差异”。在这部分结束的时候，提索声称爱女人的女人跟爱男人的女人一样有感情、有妒忌心。但是他没有把这些令人震惊的细节包括在内。难怪卢梭觉得提索对女性手淫的警告非常骇人听闻。 ［291］
提索对这些问题的主要观点来自尤维纳利的《讽刺6》。这本书叙述了酒神女祭司如何利用阴茎进行纵欲的事。 ［292］ 更确切地说，这些女人在男人到来之前，互相狂欢作乐。尽管在女同性恋王国，手淫只是序幕，但是在根本上只有一部分人手淫。也许这样的景象构成了一部系列史，一个对现在仍有意义的系列史。比如，最近的一次研究显示，在描述文艺复兴时期性异常和社会处于边缘的女人尤其是女巫和妓女形象时，这些资料中的描述都美化地把阴蒂刺激放在中心地位。这些女人并没有进行“独自性行为”，但是她们却在自己身上或别的女人身上得到了快乐。她们所代表的威胁不是女同性恋主义，而是对社会标准的摒弃。这种摒弃是通过卖淫或者通过其他异常行为实现的。 ［293］
边维尔曾著书《女色情狂》。他自称本书的目的是把提索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更普通的女性性生活。这本书高举著名的异性性爱大旗。它声称，女色情狂的狂野是一种“身体机体紊乱运动”而产生的疾病，是手淫的近亲。这种说法对那些总是想要自己得不到的东西的人们展开了攻击。例如，渴望得到情人的爱而又受挫的女人们；曾过着性感放荡的生活但现在却失去快感的堕落女孩们；失去了已磨合得很好的性伴侣的寡妇们，“读消遣小说”的女人们。总之，任何在自然欲望上受挫的女人，或者不能抑制自己狂热的感情而任其发展到狂野地步的女人都会转向手淫。那么，手淫既是神经衰弱的症状也是神经衰弱的一个致病原因。手淫是没有满足机体真正的需要而使机体紊乱的主要原因。确切地说，19世纪的医生认为一些女色情狂正在走上同性恋的道路。比如，有些女人同其他女人摩擦外阴，这就是同性恋的征兆。但是当时大部分这样的女性都被认为是顽固的手淫者。她们无法满足自己对男人的欲望。一位医生在查房的时候半开玩笑地说“在妓院里待上两周就能治愈一名这里不幸的病人”。 ［294］
对男人来说也是一样。尽管手淫并不是迈向男色情狂的第一步，但它却既体现了对异性的过渡性欲望，同时，又是过渡性欲望的致病原因。不过，手淫者并不见得就是同性恋，也不一定都沉默寡言，手淫也不是同性恋或沉默寡言的诱因。20世纪早期的性学专家奥古斯特·福勒尔（Auguste Forel）说：手淫者不是传统上人们所认为的“苍白可怕的动物”，他们是“想要成为厚颜无耻的唐璜的一群淫秽之人”。这种假说给约翰·马尔顿提供了依据，使他得出结论，认为手淫是迈向通奸的第一步。也正是在这种假说的基础上，19世纪后期掀起了贞节运动。只有男人们发誓尊敬所有的女人，并保持自身的贞洁，社会的纯净才能得以保证。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他们得弃绝一种恶习——自渎。
凯瑟林·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在她的先锋著作中说道：不洁的思想和幻想能产生不洁的行为。淫秽的伙伴，不恰当的或者是令人兴奋的书籍都会引起那种淫秽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早年生活中通过秘密的恶习”（即手淫）解决，后来又“通过违法的手段获得满足”。这位作家在书中写道：世界上之所以有很多人卖淫，还有很多人有无法抑制的性欲，主要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他们手淫“首次堕落”，从此他们的欲望更加膨胀。另一位作者也是位与公立学校有威望的人物有来往的人士。他认为手淫是“学校里最主要的不道德行为”。这里不道德行为指的是同性恋行为。同时手淫还滋生了成年人体内无法控制的各种形式的欲望。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是美国第一位女医生和“基督教生理学家”。她认为所有非自然的恶习均来自于“手淫”和“通奸”这两个“根本恶习”，并且两者相辅相成。 ［295］
如果说在18世纪还没有完全形成，那么到19世纪，手淫已经与所有性异常有关联。玛丽·卡夫（Mary Cove）认为手淫既可以导致性欲冷淡或者不正当的暴力，也可以使成千上万的人早逝。克拉夫特-埃宾认为手淫能够导致同性恋。但是他也认为手淫需要一定的想像力，而两性性交则不需要，这是两者的重要差别。想像能导其他疾病。对克拉夫特—埃宾来说，“心理上的手淫”与任何条件下的性幻想是相同的。因为性幻想进一步延伸了手淫的空间。过度手淫、性早熟和性放荡同遗传、疯癫、堕落和妄想症有关。其中妄想症多发生在女人身上。当然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其他更多的病症。当人们在19世纪早期讨论女同性恋、女色情狂和手淫时，人们轻易地就把它们互相融合在一起。女性胀大的阴蒂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女人因不能得到性满足就会成为妓女吗？那是先天行为还是手淫或同性恋导致的呢？当异性性交不再能满足女性或者她们得不到异性性交的时候，同性恋和手淫就在女人中相继发生了吗？抑或卖淫与这些都无关，而是贫穷导致的呢？这些我们都不清楚。但是手淫却是问题的关键。每一种对性和社会的担忧都是相融的：在俄国革命之前，一位著名的俄国医生认为“文明人”的性行为堕落导致了所有可怕的疾病。这种“文明人”的性行为堕落的表现是手淫、卖淫，和婚姻性交中使用避孕措施。因为它们体现了一个共同的观点：所有的性都是为了快感。争论还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手淫的后果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手淫可能导致同性恋，但是同性伴侣间强制禁欲也可以使同性恋行为转变成手淫。克拉夫特-埃宾认为这样的转化是不健康的，不是为病人解决问题的良方。一些人认为如果他们是同性恋，那他们就可以远离手淫这一危险行径。另一些人认为手淫和过度的同性恋欲望一起共同导致神经衰弱。（有位病人如此确信这点，以致他认为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阉割，当埃宾反对阉割的时候，他就在别的地方进行了阉割手术。）一位评论家认为在女人上床睡觉后，要特别当心。倒不是因为有人可能会看她们的身体，而是因为她们好像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有最智慧的人才能发现恶习的最微小暗示。他警告说“她刚一上床就睡熟了”，但不要被她愚弄了。对大部分人来说，这看上去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对一个有经验的观察者”来说，这总是“值得怀疑的”，虽然它可以瞒过父母，让父母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她“明显夸张地”假装进入了睡眠。可以通过“叫醒”她而戳穿她的伪装。她会出汗，而被子并不热，不至于会出汗。她伪装的一切不过是为了掩盖她手淫的真相。 ［296］ 在18世纪，各种异常的性行为都很含蓄地跟手淫联系在一起的。到19世纪后期，这种联系才变得直白起来。
事实上，在医生和大众眼里，所有的异常和堕落似乎都集中在手淫上。我们可以画出两条曲线，一条是个人曲线，另一条是社会曲线。18世纪后期的一位德国医生写道，手淫者最终会失去了他的道德，然后降到“兽性的程度”，成为“只拥有影子”的人。彼得·弗兰克是“卫生警察”之父，是早期公共健康的官员。他认为手淫不仅对自身有危害，对社会也有危害，因此国家应该找出一个方法来监控这种行为。简·康内勒·戴伯雷纳（Pierre Jean Corneille Debreyne）是一位神学和医学方面的国际权威。在19世纪早期，他编写的书记载了手淫最可怕的道德后果。这些后果包括：丧失所有道德、智慧、记忆力、活力，健康，社交能力，丧失使我们成为人的一切东西。对于这一观点，他已经说得很透彻，所以，就连19世纪后期伟大的研究堕落问题的理论学家也没有什么可再说的。当瓦格纳给尼采的医生写信，分析他的这位老朋友身体垮掉的原因时，为了防止医生漏掉这些线索，他建议在对这位疯了的哲学家进行治疗时，要考虑到他的手淫病史。瓦格纳对艾泽医生说他认识的一位有天赋的年轻诗人因手淫而瞎了眼；另一位则除了患有严重的眼疾，还有神经崩溃症。哲学家尼采也是这样的。他还需要再多说吗？像尼采一样，那两个年轻人与瓦格纳的关系破裂了。一个骑车时出了车祸，另一个成了同性恋。 ［297］
最初的说法认为对手淫的关注是由对同性恋的关注引起的：既然异性恋有了新的界定范围，那么，任何非与异性在一起而得到的性快感都是不正常的，应受谴责的，因为那样的性快感超越了异性恋新的脆弱界限。于是，手淫顺理成章，成了问题。我们已经沿着这个理论讲了很多。结果，在医生，教育者，道德学家和普通老百姓头脑里，手淫不但同鸡奸有关，而且跟其他各种性异常和道德异常有关。这也就是说同性恋的历史跟手淫的历史有关。两者都是存在于隐私，过度和想像的阴影中。在原有的对性活动的限制消失瓦解以后，两者又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当国家和教堂失去对性行为进行规定限制的权力，当性成为个人隐私问题，取而代之的是规定其他道德行为的方式。因此，政治历史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潜在的、富有成果的空间去解释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们先从自治开始。在18世纪早期，自治对人们理解手淫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自治是思想和道德统治的对立面。换句话来说，随着自然束缚和由上帝和上天创造的看似自然的政治等级秩序衰退，个人的理性、约束、情感、想像力和教育兴盛起来。在18和19世纪哲学和政治理论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个人如何成为新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答案，很难说哪个答案是最终答案，但无论如何，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早晚要回答。康德说：“启迪是指人从不成熟中走出来。”这句话的实质就是“勇敢地去了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手淫就是对这句话的否定：手淫是惟我地摒弃公共生活，摒弃控制。在公共生活中自由的运用理性和达成道德上自治都不是容易的事。康德知道，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把自我兴趣产生的行为与绝对命令产生的行为区别开来是很难的。但是不仅对康德，对其他任何一个讨论这个问题的人来说，孤独的性快乐代表了最糟糕的情况。 ［298］
然而，人们对手淫问题忧虑的爆发只是教育中关系重大的一个方面。教育的目的是塑造道德上能够自治的人。这样的人能够住在民主社会的新型公共环境中。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手淫代表了整个政治框架的危险。手淫问题成为一个情绪上炽热的、令人忧虑的缩影，它映射着由于后专制主义出现而产生的焦虑。在德国，正如一名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自渎”展现的是一张清单。在这张清单上列着一些启蒙时期社会原则的优缺点，并把这些优缺点与专制主义社会原则的优缺点作了对比。手淫是民主社会的弱点，是它的原罪。手淫兴盛的条件，比如想像、对奢侈的欲望、隐私等，都是新的政治社会秩序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这些条件也可能造成道德的沦丧。因此通过教育和医疗上的恐吓对手淫展开的战争也就成了捍卫自由和欲望的战争。而新的秩序在道德上的基本限定范围内，在这种自由和欲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当个人的自由发展到一定程度，最终导致社会混乱的时候，这样的战争就会打个没完没了。上述18世纪德国的情况与19世纪美国的情况很类似。法国人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对于美国民主社会能如此遏制过度潜在自由表示震惊。
这是个道德平衡的问题。比如坎普（Joachim Heinrich Campe），他一个人创造了一种新型的道德和政治秩序，然而他却对的创造感到恐惧。坎普是法国革命的支持者，但他害怕动荡。更糟糕的是，他害怕推翻专制主义。他喜欢的是一种经过改良的旧秩序。他说比起生活在法国那样骚动的共和国，生活在秩序良好的君主制国家的人们会过得更幸福、更安全。这个君主制国家应该是由一个公正英明的君主依循法律而不是独裁统治的国家。他很高兴自己生活在由这样的君主所统治的地区——德国布朗斯维克。但是坎普可能比18世纪其他任何一位作者，做得最多的人。他燃起了年轻一代的幻想，由此创造出一批沉浸在小说中的孤独读者。这些读者处在自渎的道德危险中。18世纪和19世纪许多道德家认为小说为手淫做好了铺垫。坎普所译的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的影响力遍及世界文学出版涉及的每个角落，使几百万人走上邪路。本书有几百个用其他所有欧洲语言和许多亚洲语言翻译过来的版本。这本广泛流传的小说产生的影响之一是用幻想替代孤独。年轻读者从小说中得到的启示是非常复杂而且意义含糊的。鲁宾逊·克鲁索被认为是现代经济人的原型。他独立奋斗，远离社会和其他任何外部的道德限制。这个角色所处世界的危险道德环境就是手淫者的危险道德环境。坎普深入探究了这个他曾帮助一手创造出来的危险道德世界，并发表了多卷文集，这些书大部分是指导怎样抚养孩子的。另外还有6本书，讲的是如何在新社会秩序条件下控制自渎大爆发的产生。道德自治的主要表现是放弃从自身寻找快乐的能力。如果一个人的工作能够产生一种新的文化秩序，而这种文化秩序又能产生现代手淫的话，那么这个人就要注意道德上的自治。坎普反对手淫，但他的观点可能有些相对保守。他也表示了对手淫的担忧。这种担忧是对那些得到了道德自由而进行手淫的人们的担忧，而不是杞人忧天，对手淫对自由造成影响担忧。 ［299］
有种观点认为现代手淫是政治转型的产物。对于这种观点，我有许多话要说。回顾我们已经提到的18世纪的作品，几乎所有的都是由新教教徒或者是反对教权人士写的或者出版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专制主义和国王神圣的权力已经丧失，或者正在受到威胁。公共社会对性的控制也已经丧失。《手淫》与行为重整运动几乎处在同时代。行为重整运动是一次邪恶的运动，它拼命地想要取代教堂的位置，发挥原来教堂的作用，但是没有成功。直到17世纪晚期，教堂一直对一些后来成为私人道德的事拥有管辖权。因此，从内部控制各种性活动是对原有方式的补充，而原有方式则是通过社会、宗教、司法、和政治等手段对性活动进行外部控制。手淫则是性欲望的变体形式，是内部性活动的表现。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发生的变化作了更加概括的评论。这些变化包括权利在西方世界的转变和这种转变在现代主体性形成的过程中的作用。上面所谈到的对手淫增长的政治解释与福柯的评论也有一些关联。福柯的评论是这样的：西方世界目睹了权利的大转移。这次权利转移是从对主体事物至高无上的权力转移到福柯称之为“生命权利”上来。“生命权利”是指人类体内某些专门器官的控制力，这些专门器官帮助人们创造出行使控制力的能力。“生命权利”不只限于性问题，它也存在于现代社会中更广泛的领域里。比如，葬礼原来只是教堂主管的事务。后来，葬礼可以由医生和其他非宗教权力机构记载和分析。洗礼也走出了教堂，可以由医生和其他非宗教权力机构记载。由非宗教人士主持的葬礼和洗礼成了“重要的统计资料”，是人口统计的原始材料，是记录这一新型的细致机制所引起的变化的原始材料。同性恋就像卖淫一样成为医学问题。 ［300］
最后，医生们“创造”了手淫和手淫者。通过这场新的道德和医学的纷争，教育家、道德家及各种专家成了坐享其成的人，他们与医生一起把他们的观点逐渐扎根于人们的心里。于是，许可和支持这些专家观点的国家不再焚烧或者鞭打这些性异常者，而是把他们困在“生命权利”的网子里。换个方式来解释，那就是，在道德退步的情况下，手淫成了令人担忧的主要问题。它是对个人和社会的威胁。它是个绊脚石，妨碍所有正义想法和良好秩序的卫护者充分地行使权利。
某种程度上，在18和19世纪针对手淫进行的医疗战役最能说明上述观点。证据比比皆是。只要读一读《手淫》，一本在造就手淫者方面比其他任何文章的贡献都要大的书，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目睹见证了一个社会的诞生。正如福柯所说的，这个社会是致力于“谈论性”的社会，是“煽动人们进行多形式性交”的社会，是一个“性生产”的社会，是一个为了把性欲望纳入到有约束的体制下而对它进行细致叙述的社会。正如告白文学和道德指导文学的作家们长期所看到的那样，一个人问得越多，罪恶对他来说就越真实，越有吸引力。杰洛米·泰勒是17世纪畅销作家。他专门写宗教指导书籍。他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来自于天主教告白文学的例子更加的丰富多彩，但是泰勒的例子更直接的影响到了半个世纪之后的《手淫》这本书。）泰勒警告读者说：“如果你是个有贞节精神的人，或者你想要成为一个贞节的人，又或者至少你已经开始考虑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了，那么你可以读下面这部分。否则，请读者止步，不要读下面的部分。”这实际上是在诱惑读者。但是，对于那些实际上不能抵御住诱惑的读者们，如果他们继续读下去的话，会发现作品比较枯燥乏味。也许，有的读者对罪恶会有新的认识，但是他们得下些工夫仔细研读才会有收获。 ［301］
《手淫》这本书却不是那样诱惑读者。当读者刚开始阅读的时候，书中就直接说出同样警告的话语，而且在读者阅读中，该书也不断提醒。作者担心这本书有可能“激起那些有不洁又愚蠢的人的幻想……我请求读者停在这里，不要继续读下去，除非他想当贞洁的人，或者至少，他有这方面的倾向，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约翰·马尔顿却不可能装着不知道这样的事实：除了最早的版本之外，所有版本的内容表里都列出了17世纪的经典色情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罗马的两个尼姑，她们互相手淫，因此阴蒂胀大。人们把她们的阴蒂误认为是真正的男性器官。《手淫》这部书收录了很多或真或杜撰的信件，一版一版不断扩充。书的作者号召男女老少讲述出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他们是如何养成手淫这一恶习的，他们又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手淫的。当时的咖啡屋里留下了大量这样的信函。医生尤其欢迎女人们的讲述。因为早期的版本留下了这样错误的印象，那就是女人不会沉浸在手淫里面，或者对女人来说，手淫对她们的危害要比对男人小。
用福柯的话来说，头100年的反手淫作品是一场广泛的、国际性的谈话运动。秘密恶习从来没有这么公开过。提索对他1766年的版本进行增添，比原来版本长了三分之一。他解释道：“用理性来解释这个问题没有举出令人恐惧的例子的震慑力强，效果也就没有后者好。积累再多的例子也不嫌多。”庸医詹姆斯·霍德森曾声称，18世纪的英国经历了一场最大的性问题运动。他接受私人拜访或信函。有些信函需要交费，他才会回信并发表。一位19世纪早期的作家告诉福柯他的做法：他要求与他通信的人“尽可能详细地叙述他们的经历”。 ［302］
从男女老少身上发现手淫，描述手淫和收集手淫材料，这种活动持续了几个世纪。在有些情况下，手淫这一罪行揭示了肮脏隐蔽的自我，又提供了这样的自我继续肮脏下去的条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实例。乔治·艾略特说，“我们日常所熟悉的生活不过是把我们隐藏在工作和行为的屏幕背后。”真正的自我只能在性本性中纯真地表现出来。因此真正的自我等待着被发现。正如福柯所说，真正的自我等待着被纳入到权利的范围。 ［303］
“真正的性”所产生的性爱结果和“手淫”所产生的性爱结果之间差别是比较大的。在此，“真正的性”和“手淫”应归类为医学上所称的病理学上的性，更广泛点，可以归类为教育学上的“科学的性”。其中“科学的性”是福柯所使用的术语。19世纪早期一本医药字典强调道：“不管手淫行为多么秘密，它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因此它不会逃过人们的眼睛。因为通过医学术语我们就会把它分辨出来。 ［304］
政治和文化转型包括专制主义的衰落、民主社会的兴盛、超出法律触及范围的个人空间、道德的非宗教化及其普及。一般地说，人们对手淫的深深忧虑很明显是政治和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同时这种忧虑也体现了反对奢侈观念的瓦解。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奢侈是自然本性迷失，道德堕落的表现。神职牧师所管辖的等级秩序和限制个人活动的法治国家制度都不能抵御住现有最大的奢侈风气的侵蚀。可以说性是通向现代社会思维的道路，也可以说现代社会思维是通向性的道路，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们共有一条发展轨迹。道德上的自治是更广阔意义上的统治的基础。
从政治角度的解释只能解释部分问题，不能让一切迎刃而解。尽管政治角度的解释可以使我们了解：手淫这三个威胁，即想像、隐私和过度痴迷是道德自治的最重要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还应考虑时间顺序的问题。此外，还有两个更深入的原因使我转到别的话题上。福柯在他的《性史》的第一卷明确地论述了这种观点：现代主观被欲望刺激创造出来，然后通过权力的新手段占据掌控地位。我不赞同这种观点。那是因为政治原因只不过是另一个更令人信服的原因的一部分而已，那个更令人信服的原因就是商业文化和民主社会联手的结果。
我先从时间顺序问题开始说起。是的，在德国，自渎好像是启蒙运动的邪恶产物。在当时的德国，一种新形式的法律统治正在转变政治权力和性欲个体之间的关系。但是，在瑞士、荷兰、英国、美洲殖民地、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政治形势完全不同的国度，自渎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而且，在德国，当法治国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以后，人们对手淫的热情并没有消失。两个世纪以来，手淫扰乱了许多人的心绪，其中包括手淫者自己和那些想要通过政治上的大大小小变化来限制自己放纵行为的人。
是的，所谓身体的真相已经被编造清楚了，我们也能够在权力的策略范畴内给手淫定位。但是，这个领域的发展远非一帆风顺。对手淫的忧虑跟对性欲个体约束的忧虑是完全不同的。女人身体的“歇斯底里症”等、生育行为的社会化、不正当娱乐所导致的“精神病”（同性恋病理学的形成）、卖淫有可能作为独立的个体归属于性欲个体的问题，所有的这一切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逐渐形成了专业人士所认识的知识体系。在18世纪，手淫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它远比性生活所有其他方面更早（几乎要早两个世纪）成为主要问题。与其他恶习不同，手淫并没有受到法律的约束。我们可以说出同性恋、避孕、堕胎和卖淫是何时被定为合法或非法、受到法律约束或不受法律约束，但我们说不清手淫是何时在何种情况下被定为合法、非法，或是否受法律约束。但是，这一秘密罪行比任何一种新型的性恶习更加秘密、更加普遍。它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这样运行了几个世纪。它不仅威胁到社会中某些组织，也威胁到每个人。它威胁到的不仅仅是社会秩序或者性秩序，还威胁到了关乎所有男女老少的整体欲望体系。 ［305］
如果说政治变化是我们寻找现代手淫原因的主要领域，如果在权力利益带动下，手淫被认为是巨大转变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们在讨论手淫问题时，就应该把时间顺序考虑在内。福柯从手淫与现代自我形成的关系方面入手研究手淫的作用。在这方面，他要比其他任何人都研究得深入。他的研究集中在18世纪末。当时，用他的话说，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性认识”，其中包括对手淫的负面认识。这一认识反过来又是权力本质大转移的一部分。有人也可能说这一认识是由权力本质大转移所引起的。“死亡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旧权力，它被身体的管理机能和生活中有计划的管理体制所代替”。因此，按照福柯的理论，性跟新形式的权力有关联。通过分析多方面变化的权力关系来替代“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事情却不是按着这样的方式发展的。在18世纪之前，“性”这个字眼还没有出现，手淫问题在欧洲文化领域中起伏不定地艰难前行。 ［306］
另外，政治方面的解释还不能解释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因此也不能解释事情为什么发生。在一个真正的自治和自由的世界里，会产生一种真正需要创造出自治的内部机制。这种内部机制能够允许个人考虑他们所面对的各种各样广泛的选择。教育者、医生和道德家们不经意地煽动了人们内心的欲望，然后再用手中的权力压制这些欲望。约翰·马尔顿的对人们是怎样学会手淫的鲜活的描述也有可能会激起人们产生手淫这种恶习的欲望。而要治愈这种恶习是要向他付费的。他是权威人物，但他的权威是为个人利益，而不是为“生命权利”服务的。很明显，教育者通过无休止地谈论性和手淫者应受的惩罚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威地位。但是这并不能证明那个更普遍的观点：现代社会是受支配的主官创造的产物。换句话说，专业人士漫不经心地创造了欲望学说，然后他们就成了这方面的权威。
福柯在他所著的性史的后两卷中很少提到手淫。出于善意，这两卷书没有提到19世纪的情况，而只是提到了古代情况。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看到的那样，在医生或者哲学家考虑如何关心自我并创造道德上自治的人这两个方面，手淫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然而，在现代世界，自我和孤独的性却变得关系紧密起来。用福柯的话来说，这种新型的性基本上与知识和权力无关，而是与自我与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