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製造世界

一九六○年代，在我還是孩提時，我所成長的世界被冷戰所劃分。它分裂了家庭、城鎮、區域、國家。它散播恐懼，以及不只是一丁點的困惑：你能確定明天不會發生核災嗎？什麼可以啟動核災？人們懷疑共產主義者——在我的家鄉只有一小撮人——抱持著不同的觀點，以及——經常被人說——效忠於不同的對象。不是效忠於我們的國家，而是效忠蘇聯。對於一個在二戰期間遭到納粹德國占領的地方，後者非同小可：這在一個憂心叛國的地方，無異於背叛。我的國家北邊與蘇聯接壤。國際事務上但凡有一丁點增溫，這片以大多數時候冰封的河流為界的地帶，就平添一分緊張感。即便在靜謐的挪威，世界仍然是分裂的，有時很難憶起爭端是多麼的緊繃。

冷戰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對壘，於一九四五至一九八九年之間臻於高峰，儘管其根源可以回溯到更久遠以前的時間，其回響則於今仍能聽見回聲。在臻於頂峰時，冷戰構成了一種國際體系，以至於世界強權的對外政策都奠基在與冷戰的某種關係之上。冷戰所蘊含彼此競逐的思想與理念，宰制了最關乎內政的話語。然而，即便在衝突鼎盛之際，冷戰固然居於主導地位，但卻也並非唯一的賽場；二十世紀晚期見證了許多既不由冷戰所創造，亦非由冷戰所決定的重大歷史發展。冷戰並未決定一切，但的確影響了大多數的事情，且通常是負面的：對峙鞏固了由強權（Superpowers）所宰制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力量與暴力——或者暴力帶來的威脅——是國際關係的準繩，且信念傾向於絕對化：唯有己方的體系才是良善的體系，其他體系都從本質上就是邪惡的。

冷戰的遺緒大都圍繞著這些絕對化的觀念。最糟的狀況可以在美國對伊拉克及阿富汗的戰爭看出：信奉至高無上的道德，迴避對談，相信能以武力解決問題。但此外也可從對自由市場的教條式信念看出，或者從由上而下對治社會沉痾、世代問題的取徑中，亦可見一斑。某些政權至今依然奉行的極權形式皆可溯及冷戰：中國當然是最主要的例子，北韓則是最駭人的例子，但從越南到古巴、從摩洛哥到馬來西亞，還有數十個國家有冷戰的因子深植於其政府體系當中。世上有許多地區仍然與環境威脅、社會分裂、族群衝突共處，而這些問題都是從最近這個宏大的國際體系而來。有些評論家稱永無止境的經濟成長這種概念——以其現代形式——就是冷戰競爭的產物，而這種概念終將威脅到人類的福祉，甚至威脅到人類的存續。

就這麼一次對國際體系持平而論吧，冷戰也有著無傷大雅的面向，或者說，至少衝突的結束並未造成損害。鮮少有西歐或者東南亞人士會傾向於居住在他們以東那塊土地上以共產主義立國的國家。即便美國對亞洲的干預時常招致一輪猛攻，大多數歐洲人仍相信美國勢力出現在他們的國境之內有助於維持和平、發展民主。強權之間的冷戰衝突最終和平落幕這件事當然至關重要：當現存的核武數量多到足以多次摧毀整個世界，我們所有人都仰賴節制與智慧來避免原子末日。冷戰也許不是某些史家所認為的那種長期和平，⁰¹但是在國際體系的上層——美國與蘇聯之間——未開戰的時間長到足以令改變發生。我們所有人的存亡都仰賴那長時段的延宕。

那麼，與歷史上其他國際體系相較，冷戰作為國際體系有何特別之處呢？儘管多數世界秩序都偏向於多極（multipolar）化——即有多個勢力相互抗衡——還是有某些差可比擬的體系。舉例而言，一五五○年代至十七世紀初，西班牙與英格蘭之間的雙極（bipolar）敵對就深刻影響了歐洲政治，其中某些特徵也可見於冷戰。西、英對抗的根源非常之意識形態。西班牙的君主相信他們代表天主教，英格蘭則相信他們代表新教。雙方各自所形成的盟國皆由意識形態的同夥所組成，戰事則遠離帝國的中心。外交與協商極其有限，雙方都視對手為理所當然的敵營。兩國的精英都堅信己方理念，往後幾世紀的道路發展則端看究竟是誰勝出。美洲大陸的發現以及克卜勒（Kepler）、布拉赫（Tycho Brahe）、布魯諾（Giodano Bruno）的世紀之科學進展讓風險更加升高；無論是哪方以勝者之姿出線，都不但能夠宰制未來，並且可以掌有未來，將之挪為己用。

但除了十六世紀的歐洲、十一世紀的中國（宋、遼之間的衝突），以及相關探討文獻已汗牛充棟的古希臘雅典與斯巴達之爭之外，雙極的體系其實頗為罕見。隨著時間的遞嬗，多數地區都傾向朝多極發展，或者稍微少見的情況是單極發展。例如在歐洲，自從九世紀晚期的加洛林（Carolingian）王朝解體後，泰半時期都是多極體系占上風。在東亞，從十三世紀的元朝到十九世紀的清朝之間，中華帝國居於優勢。雙極體系的相對罕見，或許不難解釋。比起單極的帝國導向的體系或者多極的光譜體系，雙極體系需要某種形式的平衡，因而更加難以維繫。在多數情況下，雙極體系也仰賴未直接受控於強權，但仍以某種形式（通常是透過意識形態認同）接受了該體系的其他國家來維繫。除了冷戰以外，所有例子都以遍地烽火作收：三十年戰爭、遼國解體、伯羅奔尼撒戰爭等。

觀念衝突的煙硝無疑導致了冷戰的雙極架構。美國主要的意識形態是普世主義與線性的，強調市場、移動（mobility）、多變（mutability），其根深柢固的信念是相信所有從歐洲淬鍊出的社會都必然朝向與美國相同的方向前進。從一開始，共產主義——從蘇聯發展出的特殊社會主義形式——就以美國所代表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反面命題（antithesis）之姿被打造出來：也就是說，各地人民都可為自己獲致的替代性未來。如同多數美國人一樣，蘇聯的領導人相信建立在地方認同、社會的尊重、尊古之上的「舊」社會已死。競爭是為了未來的社會，而競爭只有兩種完整的現代版本：（既不完善亦不公義）的市場與（理性整合的）計畫。蘇聯意識形態把國家變成為了人類之福祉而運轉的機器，而多數美國人則憎惡中央化的國家權力，畏懼其結果。激烈競爭的舞臺至此已經搭建好，競爭的賭注就是這個世界的存亡。

本書試圖以百年來的觀點安放冷戰這個全球現象。冷戰於一八九○年代開始發端，隨著全球資本主義首度遭逢危機，歐洲工運激化，到美、俄擴張為跨洲的帝國。隨著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美國終於一躍而成為真正的全球霸權，冷戰於一九九○年告終。

採取百年觀點看待冷戰的目的，旨不在使其他重大事件——世界大戰、殖民體制的解體、經濟與科技變革、環境破壞等——都埋沒在單一縝密的框架之下，而是為了理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衝突如何大幅影響了全球發展，復又受到全球發展所影響。這也是為了理解為何一組衝突可以貫穿整個世紀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以及為何所有其他權力——不論是物質權力還是意識形態權力——的角逐者都必須與冷戰勾連在一起。從十九世紀尾聲開始，就在歐洲現代性似乎達到頂峰之際，冷戰也沿著衝突的斷層線蔓延滋生。

我的論點（要是說這本長篇大論有單一論點的話）是：冷戰應運十九世紀末的全球轉型而生，而一百年後在快速的巨變中被埋葬。冷戰既是意識形態的衝突，又是一種國際體系，因此可以從經濟、社會、政治變遷的角度來把握，這些變化又遠比冷戰本身所創造出的事件更加影響深遠。我在先前一部著作中曾論證，發生在後殖民的亞、非、拉那些寓意深遠且往往暴力的變革，是冷戰的主要結果。⁰²但衝突也有其他意義。可以將衝突視為美國全球霸權降臨的一種進程，可以視之為社會主義左翼——尤其是列寧所主張的形式——（緩慢）的潰敗，也可以將之描繪為國際對立的切中要害的階段，這些對立成長於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復又被七、八○年代新一輪的全球分歧所取代。

無論要強調冷戰的哪一個面向，都必須認可經濟、社會、科技轉型之劇烈，衝突在這種種轉型當中發生。一八九○年代至一九九○年代之間的百年，全球市場樓起樓塌，其步調之快，令人目眩神迷，前代人只能夢想的科技日新月異，而有些科技被有心人士用來增加主宰、剝削他者的能力。百年來全球的生活形態變幻莫測，幾乎所有地方的機動性與都市化程度都扶搖直上。所有形式的政治思想，無分左右，都受到這些變革之瞬息萬變影響至深。

除了意識形態之重要程度，科技也是冷戰作為國際體系能夠經久不衰的一個主因。一九四五年以後的數十年，核武兵工廠四起。為了保全地球的未來，兩個強權都準備好要把地球摧毀——箇中諷刺之處，相信讀者不會錯過。如同蘇聯領導人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喜歡形容的那樣，核武是「新型武器」：不是戰場上的武器，而是一舉抹除整座城市的武器，一如美國一九四五年對日本的廣島、長崎所為。但只有美蘇兩大強權擁有足以一舉毀滅全球的核武數量。

二十世紀由許多或多或少平行發展的重要故事線所串起，歷史總是如此。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衝突影響了幾乎所有故事的進行，包括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到了世紀尾聲，這些發展中的某些部分使得冷戰的國際體系及意識形態衝突顯得過時。因此，很可能將來的史家會將冷戰的複雜性顯著消解。他們可能站在歷史的制高點，為亞洲經濟實力的蜂起、太空探索的開端、天花的根除賦予更大的重要性。歷史總是一個縝密的意義網絡，撰寫歷史的史家之觀點至高無上。我所著迷的重點是冷戰在創造當今世界所扮演的角色。但當然這不意味著貶抑支線，獨尊冷戰。這只是在說，長此以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衝突深刻影響了人類如何過活，以及影響他們思考在地與全球政治的方式。

總的來說，冷戰是在國際政治兩個深刻的變革過程中發生。其一是新興國家的出現，這些國家多少是依十九世紀歐洲國家的形式立國。一九○○年，全球的獨立國家尚不滿五十，其中約莫一半在拉丁美洲。現在則有將近兩百個獨立國家，其中大多數都分享著相當類似的治理與行政組織。另一項根本的變革是美國躍居宰制全球的力量。如果換算一九○○年的美國國防預算，約合二○一○年的一百億美元，這比起數年前激增不少，這是由於美西戰爭爆發以及在菲律賓、古巴綏靖叛亂的行動。今日國防支出已經擴編百倍，來到一兆美元。一八七○年，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是全球的九％，在冷戰臻至高峰的一九五五年是二八％左右。如今雖然美國已經下滑有年，但仍然在二二％左右。因此，冷戰形塑於國家數量滋生及美國權力上漲的年代，兩者都影響了衝突的方向。

這些國際上的變革也確保了冷戰會在民族主義當道的框架中運作。儘管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社經體系的信徒似乎總是不滿於此，但訴諸某種形式的民族認同時而擊潰最精心構造的、為求人類進步的意識形態計畫。宏大的現代化計畫、縱橫捭闔或跨國運動一再在面臨民族主義或者其他身分政治所設下的第一道關卡就碰壁。儘管作為全球框架的民族主義——想當然耳——也有其顯著的限制（試看超民族主義〔hypernationalistic〕的德國、義大利、日本在二戰的敗北），但民族主義總是對那些未來屬於普世主義的意識形態設想構成挑戰。

因此，即使在冷戰方殷的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八九年，雙極結構總是有其限制。儘管蘇、美的體系在全球範圍內都有其吸引力，兩者皆無法在其他地方全盤複製。或許就算在最為慷慨激昂的意識形態理論家心中亦認為難以複製。就社會發展而言，其結果是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經濟，都難逃強大的地方特色影響。在某些案例中，政治領袖憎惡這樣的混合形式，因為他們想要他們自己的政治理念以未遭玷汙的形式施行，不過卻必須妥協，可以說這對大多數人而言是件幸運的事。波蘭、越南雙雙支持蘇維埃的發展理念，但實際上又與蘇聯非常不同，一如日本、西德雖然深受美國影響，但仍與美國大相徑庭。印度以獨特的方式將議會民主制與詳盡的經濟計畫糅合在一起，更是與任何冷戰的理想型都大異其趣。在兩大強權的領導人眼裡，以及對其他地方的支持者來說，唯有美蘇強權是最純粹的，是其他地方仿效的模範。

某方面來說，這並不出人意表。美、蘇的現代性觀念共同源自十九世紀末，在整個冷戰期間也仍維持許多共通點。兩者皆源於歐洲（以及歐洲的思考模式）在過去三個世紀以來全球性的擴張。人類史上第一次只有一個中心——歐洲及其分支——宰制了全世界。歐洲人過去打造漸次掌握全球的帝國，並且讓歐洲人移居三大洲。這種絕無僅有的發展讓有些歐洲人（以及祖先來自歐洲的人）相信他們可以透過他們所發展出的觀念與科技，把全球的未來控制在手中。

儘管這種思考模式有更深的歷史淵源，卻是在十九世紀臻至高峰。這也並不出人意表：十九世紀無疑是歐洲人之於其他所有人之優勢臻至高峰的時代，不論是科技、生產還是軍力。對於一些史家所稱的「啟蒙價值」——理性、科學、進步、發展以及作為一套體系的文明等——抱持信心，致力奉獻，這顯然源自歐洲在權力上的優勢，也來自在非洲與東南亞的殖民，以及征服中國和泰半阿拉伯世界。及至十九世紀末，儘管歐洲及其分支（包括俄、美）內部容或有分裂，但他們的統治至高無上，他們所投射出的觀念亦然。

在歐洲制霸的年代，其觀念逐漸在其他地方孳生。儘管現代性在世上不同的地區形態各異，但從中國、日本到伊朗、巴西，各地精英都渴望創造自己的工業文明。他們渴望模仿的現代轉型之鑰，在於首重人類的意志力超越自然，透過新型能源機械化生產，以及打造公眾參與的民族國家。諷刺的是，這些源於歐洲的觀念之擴散，也預告了歐洲制霸的終結；其他地方的人也想要屬於他們自己的現代性，以便更有效地抵禦居高臨下治理他們的帝國。

即便在歐洲現代性的心臟地帶，在十九世紀已經發展的意識形態之爭，終將摧毀單一現代性的人為觀念。隨著工業社會生根，也有一些批判的聲浪發展出來，不僅質疑現代性自身，也置疑其終點。有些人稱生產之卓越、社會之轉型除了讓少數人富裕發家，讓少數歐洲帝國擴張到非、亞之外，應該還要達成更多才是。至少從歷史來看，應當要有某種目標來補償工業化過程所造成人類的悲慘生活。這些評論家當中，有些人異口同聲全盤痛陳工業化之不是，時而將前工業社會給理想化。異議者要求為那些被捲入資本主義的尋常男女提供支持，以此為基礎要求新式的政治經濟體系。

在這些批判聲浪中，至為根本的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一詞於一八三○年代開始流行起來，但可追本溯源至法國大革命。其核心理念是公有（而非私有）財產、資源以及擴張大眾民主。首先，為數頗眾的社會主義者既瞻前也顧後。他們揄揚農民共同體的平均主義，或者時而讚揚宗教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這往往與基督的山上寶訓（Sermon on the Mount）聯繫在一起：「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

但到了一八六○年代，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想受到來自馬克思（Karl Marx）及其追隨者的壓力。馬克思是一名意欲將社會主義原則組織為對資本主義之根本批判的德國人。他對於未來的執念更甚於對往昔的執著。他主張社會主義會從十九世紀中的經濟、社會變革的混亂中自然成長。馬克思認為，舊的封建秩序與當下的資本主義秩序兩者俱無法應付現代社會的挑戰，必須得由基於科學原則運作經濟的社會主義的秩序所取代，這種秩序可以透過無產階級——沒有自己財產的工人——發動革命產生。「無產階級，」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⁰³

馬克思的追隨者謹遵《宣言》自命為共產主義者，雖然在十九世紀從未超出小團體的格局，但其影響力卻遠遠超出數量所能顯示。他們的特色是信念之激越，以及奉行根本的國際主義。當其他的工人階級運動尋求漸進式的進展、強調他們所代表的弱勢在經濟上的需求，馬克思的追隨者強調的則是不懈的階級鬥爭，以及透過革命攻克政治權力。他們認為工人無祖國，沒有國王。他們認為為了新世界的鬥爭沒有邊界，而他們的敵手則是民族主義者以及（有時候是）帝國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者所持的國際主義與反民主教條主義，是他們在十九世紀末往往輸給其他工人階級運動的主因。例如，在馬克思所處的德國，一八七○年代，於俾斯麥（Bismarck）的統治之下建立了新的統一國家，廣受工人歡迎。比起階級鬥爭，工人們更傾向建國。但馬克思本人在悠哉地流放倫敦，於哈弗斯托克丘（Haverstock Hill）接受訪問時，譴責新的德意志為「軍事專制的建立和對勞動群眾的無情壓迫」。⁰⁴當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於一八九一年的計畫中強調為民主鬥爭是其主要政治目標時，也遭到馬克思主義者大加撻伐。他們要求「普遍、平等及直接的選舉權，所有的市民在所有的選舉中可以祕密投票」。⁰⁵馬克思的協作者和繼承者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視此為「把這個帝國國會稱作專制制度的遮羞布」。「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運動的未來，這種做法可能也是出於『真誠的』動機，」恩格斯說，「但這是機會主義，始終是機會主義，而且『真誠的』機會主義也許比其他一切機會主義更危險。」⁰⁶

及至一八九○年代，社會民主黨的成立遍布歐美。儘管有時它們對資本主義體系的批判是受到馬克思主義所啟發，但大都強調改革，而非革命，並且倡議擴張民主、工人權利以及所有人都能取得的社會服務。有些已經發展為大眾政黨，在其所屬的國家與工會運動連結。在一八九○年德意志的選舉中，社會民主黨獲得一百五十萬票，是為總票數的二○％（雖然由於選舉法的不公，只得到少許國會席次）。在北歐國家數字也差不多。在法國，到了一八八○年代，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已經開始掌有市府。儘管恩格斯與其他人發出批判，多數的社會民主政黨都提倡民主，並且開始從中獲益。

一八九○年代的全球經濟危機改變了一切。一如二○○七至二○○八年的危機一樣，這次危機肇始於一八九○年一間大銀行之無力償付——這次是霸菱銀行（Baring’s），起因是在海外市場冒險無度。倫敦過去曾經歷過更糟糕的危機，但此次不同的是，由於經濟相互依存的程度提升，舉世經濟皆受池魚之殃。因此，一八九○年代之初經歷了第一次全球經濟危機，失業率節節攀升（在美國一度逼近二○％），勞工騷動不斷。許多工人乃至年輕的從業人員首次面對失業率居高不下，自問資本主義是否走到了盡頭。隨著騷亂的擴大，甚至許多建制派成員也問起了相同的問題。部分極左派人士——主要是無政府主義者——開始對國家發動恐怖攻擊行動。一八九二至九四年間，法國發生十一起大規模的爆炸案，其中一起發生在國民議會。橫跨歐美都有政治領袖遭到暗殺：一八九四年的法國總統、一八九七年的西班牙總理、一八九八年的奧地利皇后、一九○○年的義大利國王，翌年，美國總統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在紐約水牛城的泛美博覽會遇刺。全球的領導人又是憤怒，又是驚恐。

隨著來自雇主與政府前所未有的攻擊，一八九○年代，騷亂使得社會民主黨運動分裂。罷工屢屢遭到暴力鎮壓，社會主義者與工會運動分子淪為階下囚，第一次全球經濟危機的苦果重挫了過去數十年來的民主發展，也使得社會主義者當中的極左勢力復甦。他們認為民主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的障眼法。後來，一位自稱列寧（Lenin）的年輕人烏里揚諾夫（Vladimir Illich Ulianov）亦有此背景，如同許多二十世紀上半葉其他將歐洲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推向極左的人一樣。

工人組織當中的各方人馬從危機中生聚的教訓也不盡相同。預期一八九○年代初的金融創傷產生的亂局將導致資本主義崩盤者，為數頗眾。當資本主義終究並未解體，且到了一八九○年代後期——至少在某些地區——止跌回升時，主流的社會民主黨被推向組織工會運動以及集體協商。他們可借鑑工人自危機中學到的教訓：當經濟下跌時，唯有有效組織的工會足堪抵擋惡性解雇以及每況愈下的工作環境。在德國、法國、義大利、英國，工會成員數量均大幅成長。在丹麥，一八九九年，工會的中央委員會同意了一項每年度與資方的工會協商薪資與工作條件的制度。這項長期的協定是舉世首見，後來成為該模式的濫觴，逐漸散布到他處，也使得丹麥幸免於冷戰期間的嚴重分歧。

歐洲的激進左派痛恨丹麥社會民主黨九月協議（September Agreement）所示的「階級背叛」（class-treason）。在危機下得以苟延殘喘的激進分子，比以往更加確信資本主義很快就要如馬克思所預測的那般終結，許多人相信工人自己透過他們的政治組織，可以將歷史推向其邏輯性的目的：罷工、杯葛以及其他形式的集體抗議，不僅有助於工人階級扭轉命運，還有助於推翻資產階級國家。因此，一八九○年代見證了主流改良派的社會民主黨人與（旋即自稱共產主義者的）革命派社會主義者之間的終極分裂，這將一路持續到冷戰告終方休。兩造的衝突行將成為二十世紀歷史的重要組成要素。

對於十九世紀末業已建制的國家體系而言，政治性組織化工人運動的出現駭人聽聞。然而，當時還有兩組可觀的動員力量正在醞釀當中，但政治建制派及其社會主義勁敵最初都並未嚴陣以待。其一是婦女在政治與社會正義上的動員，其成長有一部分是相應於早期工人階級爭取投票權的激盪。有人質疑，如果連不識字的男性工人尚且能獲得政治權利，那麼為何連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婦女都遭拒於投票亭之外？其他有些人認為婦女的要求——包括完整的經濟權以及在家庭內的權利——與工人階級的要求之間，應有某種形式的裡應外合，但這種主張在第一波女性主義當中可能是少數。然而，女性主義運動激越的程度甚是引人注目，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國，婦女參政運動者（suffragettes）全面政治解放的訴求屢遭否定。她們遭到警察施暴，在獄中進行絕食，在一次尤其聳人聽聞的事件中，有一名婦女參政運動者（譯按：艾蜜莉．戴維森〔Emily Davison〕）在賽馬時縱身一躍，跳到國王的座騎底下，當場慘遭活活踩死。最終，婦女參政運動者的姊妹在各地告捷，但並不是以社會主義左派一分子之姿斬獲成果。

與婦女運動同步成長的是反殖民運動。到了一八九○年代，第一波被殖民占領的衝擊已經在亞、非的部分地區開始疲軟。受過教育的精英受到源於帝國中心思想武裝，融合在地色彩，在從殖民體系獲益與為謀求自治而反抗之間擺盪。農民運動也加入了反抗西方影響的行列：朝鮮的東學黨、中國的義和團拳民、北非的聖戰士（jihadis）所設想的世界，也許與他們受過教育的同胞殊異，但他們也為反殖民抵抗散播了種子。當美國於一八九九年進入菲律賓，首開其亞洲殖民歷程時，當地的反抗運動多由貴族與農民共同組成。及至二十世紀初期，首批反殖民組織，包括印度國民大會黨、南非的非洲民族議會，以及印度尼西亞民族黨的前身都已經出現。

在反對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父權體制的異見者挺身對抗建制力量之際，國與國之間的國際體系也正在發生全球變革。德國與日本分別在歐洲與東亞鞏固自身地位，不過最顯著的改變則發生在歐洲的外圍。自十七世紀伊始，歐洲——或者更精確地說是西歐的某些部分——的軍事力量就已稱霸全球。十八世紀起，就創新發展而言，西歐少部分地帶，尤其是英、法與低地諸國（Low Countries），也已在經濟上占得至高無上的地位。然而到了十九世紀尾聲，歐洲外圍的大型大陸國家——某種形式特殊的帝國——開始追上腳步，某些地區甚至超越了歐洲的主要國家。就政治、經濟組織而言，俄、美大相徑庭，但兩者皆從其邊境地帶蠶食鯨吞了幅員廣袤的領土。美國比起一七八○年代原先的國土面積增加了十倍，從三十七萬五千平方英里增加到三百八十萬平方英里。俄羅斯也從一六一三年的羅曼諾夫王朝快速擴張，規模甚至更加宏偉，從約兩百萬平方英里增加到八百六十萬平方英里。英、法當然也握有大量的殖民領土，但這些領地並非連綿不絕，且居住其上的多為當地住民，就長期而言，較難以取得經濟利益，也難以維持掌控。

如同本書後面所將揭示的，在俄、美的擴張中，天命的概念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兩國的精英分子咸信其擴張師出有名，其特質就註定了各自在區域內——以及最終在全球範圍內——的霸權地位。在全球制霸的過程中，兩國的精英分子都認為他們正在遂行歐洲的使命。系出歐洲的他們在某方面來說，是在執行讓歐洲走向全球的大業，把歐洲一路帶往太平洋。某些知識分子領袖相信在此過程中，他們是在讓自己的人民更加歐化，更著重歐洲價值，並且願意在帝國的年代肩負起帝國的重擔。但同時，在兩國境內也都有人認為自己的擴張從根本上就與歐洲帝國有所不同。若說英、法是在探勘資源、尋求商機，那麼俄羅斯人和美國人的擴張則有著更為崇高的動機：推廣企業與社會組織的理念，以及在政治與宗教上救贖靈魂。

宗教在美、俄兩端同樣位居要角。⁰⁷儘管到了十九世紀末，組織化的信仰在歐洲（以及其他多處）已漸趨沉寂，但俄羅斯人與美國人仍然把宗教看作是他們生命的中心。某方面來說，美國的福音新教主義與俄羅斯的東正教頗有相似之處。兩者都強調目的論以及信仰之篤實重於其他基督教派的共通之處。兩者都對原罪觀不以為意，相信社會可以臻於完善（perfectibility）。最為重要的是，福音教派與東正教徒都相信宗教觀直接啟發政治觀。他們要獨當一面，完成上帝對人類的旨意。

美、俄涉入全球事務的過程，各因他們分頭與十九世紀末的世界主宰強權——大不列顛——的競爭染上不同的色彩。美國憎惡英國在海外掌有之貿易特權，認為英方宣稱自由貿易原則以及投資的自由，實則自私自利，道貌岸然。儘管許多美國精英對英式途徑感到激賞，到了一八九○年代，兩國逐漸開始爭奪影響力，尤其是在美國全球勢力上揚首當其衝的南美洲。俄羅斯也將英式世界體系視為其崛起的主要屏障。在一八五○年代的克里米亞戰爭中，英國率領的聯軍遏止了俄羅斯對黑海地區的控制，自此，許多俄羅斯人都視英國為反俄霸權，意圖阻卻俄國勢力的增長。英、俄的利益在中亞、巴爾幹半島相互衝突。俄羅斯認定英國的支持是讓日本在一九○五年的日俄戰爭中勝出的關鍵。與美國不同的是，俄羅斯並未認為經濟發展可以讓自己取英國而代之，成為全球資本主義霸權。但領土擴張與經濟落後的兩相結合，正是俄羅斯——以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形式——一躍成為全球反體制勢力之道。

儘管冷戰代表美國在國際上崛起，成為大不列顛的繼承者，但要是認為這種承繼的過程和平順利，那就大錯特錯了。在二十世紀的大半時間，美國對全球政治與他國社會都有著革命性的影響力，於歐洲（包括英國）如是，於亞、非、拉亦如是。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於一八七○年代將他的美國英雄視為「偉大的西方野蠻人，以其天真和孔武踏步向前，端詳這個弱不禁風的可憐舊世界一陣子後，俯衝下來攫住它」，這麼形容倒也離實情相去不遠。⁰⁸美國在國際上是麻煩製造者，起先拒絕按照英國霸權在十九世紀樹立起的規矩行事。美式觀念銳意革新，其公序敗壞良俗，其教條主義則置人於險境。唯有在冷戰行將結束之際，美國霸權才開始能在全球範圍內穩坐泰山。

因此，冷戰攸關美國勢力的崛起及鞏固，但又不僅止於此。冷戰也是關於蘇式共產主義的潰敗，以及在歐洲的民主共識的形式透過歐盟建制化的過程。在中國，冷戰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在拉丁美洲，冷戰意味著沿著冷戰的意識形態分界線益趨兩極化的發展。本書試圖揭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冷戰在全球範圍內之重要之處，儘管其形態各異，有時並不全然一致，教人困惑。以一部單冊的歷史書而言，本書力有未逮，只是在複雜紛呈的各種發展隔靴搔癢，但若是能夠邀請讀者一同繼續探索冷戰如何讓世界成為今日之世界，那麼，本書便可功成身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