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尼克森在北京

如果說六○年代開始了讓歐洲轉型的變化，那麼七○年代則見證了讓亞洲——並進而擴展到全世界——的變化。儘管中國在文革期間自外於世，但其他的亞洲國家已經開始為了在美國所宰制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經濟起飛做足準備。日本首當其衝。在六○年代，日本經濟每年成長一一％，以已開發國家經濟體而言，其成長率之快速，歷來僅見。但自六○年代末起，其他亞洲國家亦加入日本的快速成長腳步，借鏡其出口導向的經濟原則。在十年之間，南韓、臺灣、新加坡都從資源匱乏的窮國搖身一變躍居經濟火車頭，這主要得力於它們工業企業的整合、政府的指導，以及勤奮、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

不意外地，快速成長中的東亞經濟「小龍」都是美國的政治盟友。像日本一樣，在冷戰中與華府結盟意味著能夠以優惠待遇進入美國與其他西方市場。這是國內的要素使然。有些人稱美國的越戰為亞洲其他地方成功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爭取時間，這樣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從執行面來說，以及從結果而論，這些都是彼此無涉的現象，即便在印度支那的戰爭所創造出對商品的需求，的確刺激了區域內其他的經濟體。但總體來說，冷戰的確讓出口導向的成長成為更確切加速經濟轉型的道路，從而創造出全球更大規模的經濟互動。

在七○年代，許多美國人憂心西歐復甦、亞洲雄起意味著美國的失業問題與收入減少。相對來說，美國的經濟變得不再那麼獨霸。一九四五年，單單美國就貢獻了全球經濟的三分之一。一九七○年，這個數字低於四分之一，並且還在下滑。這也不令人意外。二戰結束後，所有主要的競爭對手都灰飛煙滅。經過一個世代之後，他們已經完成重建，因此足以匹敵。真正使制定政策的美國人憂心的是國內成長率低，政府的支出（尤其是國防支出）又居高不下。一九七○年，日本經濟成長了一○．七％，西德成長二．六％，美國經濟則只成長○．五％。在整體生產力上，競爭對手也正在迎頭趕上。

一九七一年，美國政府為捍衛自己的經濟利益做出行動。突然停止了美金兌換黃金的固定匯率，這在實際上讓美元對其他幣別貶值，幫助到美國的出口商與國內商業。以此，美國刻意摧毀了布列敦森林制度。多數幣別在布列敦森林制度下與美元以固定的匯率掛鉤。自一九四五年以來，美國領導人首次對自己的底線重視的程度超過了保持、整合世界經濟體系。當然也可以說接下來的美國政府都支持這套體系，是因為該體系首先是服務於美國的經濟。但到了七○年代初，已經不再是如此。全球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動盪時期。

布列敦森林制度的崩塌對冷戰影響甚鉅。全球經濟自從四○年代末起，以結構而言就已維持穩定。當然在經濟體量與獲益上有上下起伏，但就資本主義經濟體逐漸透過共同依賴美元整合而言，尚稱穩定。這促進了西歐、日本的復甦，儘管過程緩慢。這也讓原物料的價格緊縮，給予已經工業化的國家優勢。因此，即便保護、擴張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是美國在冷戰中的核心目標，美國所追求的是霸權，而非特定的目的。資本主義的成功驅策的是美國的政策，而非意在美國公司的獲益或甚至美國在國外的開銷。

所有這一切到了「漫長的七○年代」——從一九六八到八二年——都改變了。在印度支那不成功的戰役使得美國在政治與軍事上顯得脆弱，單方面支撐自身經濟利益的行徑使得美國顯得不再那麼優越，而是顯得更為自私自利。整體而言，這些感知也許並不那麼符合事實，但卻是當時在美國國內外普遍的認定。而比感知更為重要的是經濟、科技變遷所創造出的新現實。布列敦森林協定的崩盤以及匯率的浮動並非全球改頭換面的原因，而是其徵候。在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中心、關稅為主、資本控制所宰制的戰後世界正在讓位給國際貿易。六○年代中期至八○年代之間，在貨暢其流、大批的貨幣（尤其是美元）在發行國之外流通的助益之下，世界貿易成長了三倍。海外投資也劇烈增長，部分是由於溝通方式有所進步，讓投資者能取得更多資訊，因而更加有信心。在七○年代，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鮮少有人能夠預見的結果。隨著時間的遞嬗，美國將成為這波所謂「全球化」的受益人。但在全球化的過程之初難以料想，尤其是對於感覺自己的國家正在下滑的美國人來說，更是難以預見。

一九六八年的美國選舉——如同同年在法國的選舉——在社會的動盪中迎來了保守的結果。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博士與民主黨總統提名領跑人、已故總統的胞弟羅伯特．甘迺迪都在接近選舉的時刻遭到暗殺。曾擔任艾森豪的副總統八年的共和黨候選人尼克森在一場三強鼎立的選戰中驚險勝出。尼克森的得票率是自一九一二年威爾遜以來最低的。在選戰中，他訴諸害怕改變、動亂、戰爭的「沉默的大多數」。「我們夜晚聽到警鈴，」他在黨內會議中說，「我們看到美國人死在海外遠方的戰場上。我們看到美國人在國內彼此憎恨、彼此對打、彼此殺戮。」尼克森承諾維持美國的穩定以及在越南取得「值得榮耀的和平」。他說他的支持者會是「被遺忘的美國人的大多數——不是那些大喊口號、上街示威的美國人。他們不是種族主義者，也不病態」，尼克森向他們保證，「他們並不用為這些讓這片土地備受煎熬的罪行感到歉疚」。⁰¹

在認識他的人眼裡，尼克森往往顯得心胸狹隘、疑神疑鬼，但到了一九六九年，他擁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對國家的絕望感使他在制定外交政策上願意打破藩籬、發揮創意。尼克森想要打這場冷戰並且獲勝。但他認為美國只是國際體系中許多國家當中的一個，這在最近幾任的美國總統當中是個異數。美國至少當下是最強盛的國家，但尼克森並不相信美國人民（尤其是年輕人）會願意付出作為一個強國在往後所需要付出的代價。他憂心將來內有不和加上外有勁敵，挑戰者來勢洶洶，將會摧毀美國的宰制地位。他的緩和政策是為了延後那一天的到來，讓充滿未知數的將來變得稍加可以預期，對美國來說也可以不那麼危險。

尼克森以身為保守的冷戰鬥士聞名。他的選戰念茲在茲的是要重振美國雄風，當然對國內少數族裔和外國人的種族偏見也同樣不勝枚舉，認為他們想要來壓榨美國。但他知道若要治理，就必須把選戰時定調的言論拋諸腦後。在國內，這位新任總統保留了詹森時期多數的社會改革，甚至擴充了其中一些。在國際上，從總統任期的一開始，他就想要重塑全球框架，俾使美國可以較為低廉的支出維持其優勢。尼克森知道，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與蘇聯領導人坐下來談，協商出某種暫時的冷戰停戰協議。

在他第一次對國家安全顧問、哈佛教授季辛吉的指示中，尼克森強調所有外交政策都是彼此關聯的。新任總統的當務之急是讓美國從印度支那的戰爭脫鉤。但他認為通往停戰的道路主要不是經由與河內和談，而是透過莫斯科與北京。在他成為總統之前，尼克森就已經開始思考探索某種與中方緩和緊張關係的形式。在一篇寄稿於影響力龐大的《外交政策》（Foreign Affairs）的文章中，他論證，除了印度支那以外，從美方的觀點來看，亞洲誠然是一個成功的故事，有快速現代化的國家與強勁的經濟成長。中國遲早也會加入其他國家的行列。「我們無法負擔讓中國永遠被屏除在國際大家庭之外的代價……不可能讓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十億最有能力的人生活在憤怒的隔絕當中。」尼克森說道。⁰²要是中國想要對談，尼克森已經準備好傾聽。

尼克森對於亞洲其他地方——至少對東亞一些國家——的判斷相當準確。那裡花了比歐洲更長的時間來克服戰爭造成的後果。但到了尼克森當選之際，在南韓、臺灣、香港、新加坡由國內所驅動的市場經濟開始改變民生。在當時還難以看出這件事情的重要性。越戰大幅掩蓋了其他地方的發展。且有些更大的國家幾乎沒有受到這些變化所影響，至少在一開始是如此：中國是自己的選擇，其他國家則是因為貧困。但亞洲四小龍進入資本主義經濟改變了全局，尤其是就東亞在全球經濟的重要性而言。要是沒有冷戰的此消彼長，這些都不可能發生。

在這種發展態勢上，日本是領頭羊，提供了一個模式，儘管其他市場經濟體也並非只是複製日本經驗。當美國於一九五一年結束對日本的占領，亞洲及其他地方鮮少有人會預料到這個島國在經濟上會有如此輝煌的未來。當時年度成長正在緩下腳步，而左右翼之間的政治僵局讓國家難以治理。但正在發生的兩件事改變了未來。日本右翼開始擱置內鬥，意味著支持戰爭的保守派與視戰爭為災難的少數人攜手入黨。名不副實的自由民主黨力退左翼，打造出持續三十五年的政治霸權。新任政府的工業政策強調增加生產力（部分透過抑制貿易工會的力量），以及國家要在指揮投資、生產、外銷方面扮演強而有力的角色。

同時，隨著日本擁有強調長期經濟成長的穩定政府，一些私部門的擴張基礎也開始聚攏。美國在韓戰期間的需求使得日本工業的一些部門變得非常有利可圖。在政府的指導之下，財閥運用他們的獲利來投資理性化與新科技。同時，懼於日本左翼影響力的艾森豪政府不只為日本外銷到美國，也為外銷到西歐、東南亞的道路剷除障礙。這些接收端的國家多半不樂於對來自過去敵人的便宜進口貨敞開市場，但美方堅稱策略性的利益必須優於短期的貿易差額議題。根據一則一九六○年的國家安全會議指示，美國對日政策鼓勵「一個強大、健康、自持與擴張的經濟體，能讓日本的生活水準進步，為較為開發的國家提供更多資本，為自由世界的力量創造更多貢獻」。⁰³

一九六○年是一個決定日本未來的年分。在美日安保條約是否重新簽訂尚在未定之天時，日本左翼動員他們已在衰退的勢力，企圖在國會力退該項條約。國會內就條約的衝突觸發了貿易工會、學生、政府職員的抗議，他們覺得自民黨不顧他們的利益一意孤行。這場危機導致街頭暴力，讓艾森豪總統取消了訪日計畫。儘管最終沒有推翻政府，也未能阻擋安保條約，但六○年的危機讓自民黨的高層意識到，他們必須讓日本的再工業化更為兼容並蓄。自民黨與戰爭期間擔任商工大臣的首相岸信介分道揚鑣，因為岸信介太過執著於與左翼秋後算帳。新的自民黨政府堅稱其經濟政策的目的是讓所有人享有福利，並承諾所有人的個人收入都會在十年之內翻倍。

結果隨著日本經濟每年成長達兩位數，只花了七年就實現了收入翻倍的計畫。六、七○年代，日本從一個工業化世界中的東亞病夫，一躍成為首屈一指的經濟強國。受到自由化貿易體制、政府信用與出口指導，以及強而有力的公司之助，進軍國際市場促使日本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到了一九七○年，日本在科技、產能方面成為全球第二。一九六○年，戴高樂曾蔑稱來訪的日本首相（譯按：池田勇人）為「電晶體推銷員」（transistor salesman）。二十年後，日本的經濟規模是法國的兩倍，生產力則是高出令人咋舌的二五％。⁰⁴

對西方許多人來說，日本仍是一個例外，只是更加證明了亞洲低度發展的通則。到了六○年代中期，當詹森總統做出下場註定慘烈、派遣美軍地面部隊到越南的決定時，一般認為亞洲其他地方會被北美、西歐甩得更遠，甚至追不上資源豐沛的中東與非洲。美國專家認為亞洲國家人口過剩，資源不足，又治理不彰。某方面來說，這也是它們成為共產主義進犯的主要目標的原因，必須受到美國保衛。亞洲之所以是冷戰擴張的區域並非因為它很重要，而是因為它很孱弱。

看看南韓、臺灣或者香港、新加坡城邦，持這種觀點的人顯然沒有做足功課。一九五四年，南韓是東亞最窮的國家，舉國上下都受到災難影響，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迦納、肯亞還低，也絲毫沒有進步的跡象。但六○年代風雲變色，為七、八○年代經濟擴張打下厚實的基礎。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由中國大陸難民所統治的偏安中國政權——臺灣。他們的故事有些部分與日本雷同：由國家領導的發展、出口導向成長、國內儲蓄率高。但其他部分則迥異：強調打造教育，有時幾乎是從零開始；「發展獨裁政府」的統治，由他們各自的軍頭以鐵腕治理。

南韓與臺灣都是冷戰前線國家，美國對兩者都斥資提供援助。一九四六至七八年間，南韓接受的美援幾乎與整個非洲加起來一樣多。⁰⁵但能夠藉此取得通往美、日市場這點，重要的程度也不亞於美援。一九七○年，南韓的出口有四分之三外銷到美、日。⁰⁶冷戰中期的形勢顯然為兩者帶來它們在其他情況下不會有的經濟良機，但也帶來挑戰。獨裁政權仍穩坐泰山，部分就是因為他們能取得美援，其中也包括顯著的軍事協助。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南韓與臺灣都把握良機，並且善加運用他們未曾預見的優勢。

新加坡與香港更是如此。兩座爹不疼、娘不愛（甚至有些人會說地位卑下）的城市隨著大英帝國的沒落，失去了各自在戰略上的重要性，如今因冷戰再度復甦。香港成為針對中國的情報站，一直到冷戰之終都由英國統治，部分是為了與美方分享情報。新加坡首先心不甘情不願地成為馬來亞聯合邦的成員，然後從一九六四年被馬來亞逐出之後，就成為獨立的城邦。從新加坡成為主權國家開始，領導人李光耀就相信隨著英國人的離去，唯有美方的在場可以拯救他的新國家。「任何不是共產黨員卻想看到美國離開東南亞的人都是傻子」，李光耀對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如是說。⁰⁷儘管他自己也是華人血統，但李光耀相當畏懼中方宰制他的管區。

但新加坡在冷戰中真正的重要性（至少象徵性來說），是前勞工組織者李光耀與第三世界團結理念決裂的程度之深。在李光耀的青年時期，第三世界的理念曾經相當吸引他，而今他轉向市場導向的國內發展。獨立的新加坡一貧如洗，除了人口之外別無資源。美方在此地為李光耀提供了安全與經濟上的契機。到了七○年代初期，他無暇再理會第三世界要求更高的原物料價格以及政治上的不結盟運動。李光耀決定唯有擁抱全球市場才能讓新加坡富裕起來，也讓自己獨攬大權。

當其他東亞國家在美國領導的世界體系中享受增長時，毛澤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在探索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確信念的深度。文化大革命雖不是像近十年以前的大躍進那般的經濟災難，卻也進一步使中國與世界隔絕。在國內也很快地遇到麻煩。隨著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的學生執行毛澤東「砲打司令部」的命令，把資深共產黨員拖行遊街，當作罪犯一般懲罰，全國變得愈來愈難以治理。隨著鐵路、電話等服務因為員工被拖出去政治再教育而變得愈來愈失靈，毛主席開始擔心中國是否能準備好抵擋外敵入侵。到了一九六九年，文革最瘋狂的許多面向——公開刑訊、全天候的政治會議、呼喊口號——都遭到中止，部分是透過軍隊來針對紅衛兵。勞改營和再教育營仍然維持運作，裡面許多人一度是文革開始時毛主席最忠實的擁護者。即使毛主義的恐怖仍然在施行，中國的政治景觀已逐漸改變。

毛澤東改變心意的原因之一是他對冷戰改觀。一九六五年，毛澤東對國外主要的執迷是美國對越南的干預。但儘管他預期到美國會進一步涉入，但還是為其涉入的規模大感震驚。毛澤東相信北越在沒有中方的支持下毫無勝算，就像當年的韓國一樣。且在文革方興未艾之際，他不願意捲入與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戰爭。但就像史達林之於韓戰一樣，毛主席也樂見美方在印度支那被拖垮。新春攻勢失敗之後，當河內於一九六八年同意與詹森政府短暫展開談話時，中國總理周恩來痛斥他們妥協了，讓自己陷於危殆。「在他們的脊骨被打斷前，或者五、六根指頭被打斷前，〔美國人〕是不會接受失敗的，也不會離開。」他對北越主要的談判家春水如是說。他甚至控訴河內方面的讓步造成了馬丁．路德．金恩遇刺，乃至美國的股票上漲（在中方的眼裡看來非常糟糕）。⁰⁸無怪乎相信北京方面希望在越戰上把越南人戰至最後一兵一卒的黎筍，如今逐漸向他們的另一座靠山——蘇聯——求援。

就如同在其他許多事項上一樣，毛澤東自己的行為導致了他最恐懼的後果。到了一九六八年末，他把注意力幾乎完全放在蘇聯對中國的威脅上。他相信蘇聯是雄起的強權，而美國則江河日下。兩者攜手完成對中方的包圍之勢，而中國必須突圍。毛澤東決意要向莫斯科展示中國並不害怕其軍事力量，下令軍隊巡守中蘇邊境的爭議地帶。蘇方的反制行動造成了北京方面一九六九年對戰爭的恐慌。

同年夏天，害怕蘇聯發動核武攻擊的毛澤東把四名在文革期間被下放到牛棚的軍事元帥召回，並下令他們就中國在國際上有什麼選項撰寫祕密報告。在這份題為〈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的報告中，開頭就戒之慎之，肯定毛澤東的世界觀：強權痛恨中國，是因為中國共產主義之成功，以及在文革期間的收穫。此時的蘇聯對中國來說比美國更加危險。跟蘇聯開戰也是箭在弦上，儘管未必馬上交鋒。美方樂見鷸蚌相爭，「自己坐山觀虎鬥，使中、蘇互相削弱」。

四名老帥強調當前形勢的迫切，將之比擬為中國在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前夕之勢。他們稱中國必須加強其防禦態勢。儘管蘇、美分享某些利益，雙方的衝突仍「真實而具體」。心繫越戰的尼克森認為中國是「『潛在的威脅』，而不是現實的威脅」。⁰⁹陳毅、聶榮臻與其他元帥（譯按：葉劍英、徐向前）知所進退地讓毛澤東自行下結論，不過他們暗示中國應該會想要減少與美國之間的衝突，以便對付蘇聯這點，仍清晰可見。

在華府，尼克森馬不停蹄地讓新的中國方針齊備。一九六九年春中蘇邊境衝突，尼克森害怕這會導致核戰的同時，他也從中看出美國的契機。到夏天時，他已經指示美國外交人員示意美方願意與北京談話，也減少對中共的貿易、旅行限制。眼見從印度支那撤軍有望，與中方的關係也有所進展，尼克森告知南越總統阮文紹美國將來會持續支持亞洲的反共政府，但不會出動自己的軍隊干預支援。隨後他旋風式出訪全球，會晤巴基斯坦與共產主義的羅馬尼亞領導人，成為第一位與羅馬尼亞領導人會晤的美國總統。在兩個場合，尼克森都以非常直白的語言告知東道主，他有意願與北京談話，並且請他們協助向毛澤東、周恩來傳達訊息。

隨著秋季新一波的中蘇衝突到達新高，在中方尚未回應前，尼克森開始思考，要是主動向中方接洽，長此以往會代表著什麼？多半著眼於國內政治的尼克森總統如今理解到，蘇聯對中國的威脅會讓修改美中政策更能為美國大眾接受。但他也對國安會表示，長期來看，唯一能威脅到美國的國家是蘇聯。因此，尼克森問他的團隊：「我們必須思考：中國垮臺的世界會更安全？還是我們應該力圖讓中國維持強盛？」¹⁰以一介美國總統而言，這些儼然是革命性的思考，其計畫的內容也唯有在此之前抱持保守派國內方針的尼克森才有希望達成。

在一九六九年的戰爭恐慌煙消雲散後，中方領導人並未太過熱烈歡迎尼克森的主動提議。毛澤東把重心重新放在國內的事務和文革的騷亂。北京方面憂心尼克森是在請君入甕，他的中國政策真正目標只是為了讓美國更容易贏得越戰。一九七○年尼克森為了切斷北越對南方的補給線，而對柬埔寨、寮國發動進攻，似乎確認了這種觀點。毛澤東譴責尼克森的「法西斯主義侵略」，並且同意在北京接待柬埔寨流亡的國王西哈努克（Sihanouk）。因此中美關係最初少有實際的進展，儘管顯然已經為日後打下了新的基礎。

某些方面來說，尼克森總統的中國方針有時間自行出爐，實屬幸運。畢竟他所設想要緩解全球緊張關係的主要目標是蘇聯而非中國。而蘇聯相當直白地告訴他，蘇方對美國與蘇聯過去的扈從中國眉來眼去這點相當憂慮。蘇聯老牌駐美大使多勃雷寧給美國總統捎來來自莫斯科的訊息中，表達嚴正的警告：「要是美國有人受到蠱惑，要從中蘇關係中獲利，犧牲了蘇方的利益，並且有此跡象，那我們事先嚴正警告，要是採取這種行徑，將會導致非常嚴重的失算，且與改善美、蘇關係的目標並不一致。」¹¹尼克森希望蘇方與中方會嘗試在尋求迎合美國下彼此試圖贏過對方。但同時他也得小心打他的中國牌，以避免攪亂了更重要的牌局，就是與蘇聯的這場牌局。

尼克森想要至少就短期而言找到一個與蘇聯關係的穩定平衡。他的目標是減少戰爭的風險，以及長期來說讓莫斯科也加入美國創造出的國際體系。尼克森相信蘇聯是一個後革命國家，其國家利益比意識形態還重要。只要蘇聯沒有挑戰美國在全球的勢力，尼克森總統就樂意承認它是另一個強權，讓它保持在東歐的霸權。尼克森總結道，畢竟蘇聯內部的俄羅斯領導班子也是歐洲同胞，比起第三世界（包括越南）的激進分子，跟他們還是比較容易對談。

但尼克森對蘇聯的緩和政策也花了一些時間才就位。儘管布里茲涅夫亟欲與美國發展穩定關係，但有許多要素礙事。布里茲涅夫堅持蘇聯不會為了換取和平屈從於美方，而會繼續在全球政治當中設定自己的位置，在國際上保衛包括古巴、中東等社會主義國家。就連布里茲涅夫自己過去曾呼籲的限制戰略核武器數量協定，蘇聯也不願被催促。在莫斯科，領導人相信局勢是站在他們這邊。「我們有時間，」布里茲涅夫告訴他的同僚，「美國人……想要催促我方。現在我們不會放棄談話，但我們也不會推動談話。」¹²到了一九七一年，隨著他的連任競選活動開始，尼克森開始失去耐心，尤其是就核武談話這點。「就他媽隨便做出任何協議就好，」他對季辛吉說，「你也知道都沒差，我們反正會答應讓事情塵埃落定。」¹³

布里茲涅夫的躊躇不決，把尼克森推向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場豪賭。一九七一年四月，毛澤東終於決定回應尼克森的提議，透過巴基斯坦邀請美國總統訪問北京，與中方領導人直接談話。尼克森立即決定接受。他認為與北京接洽可以對蘇聯與北越施壓。「〔中國人〕與俄國人的不同，」季辛吉解釋道，「在於要是你掉了一些零錢，在你伸手去撿的時候，俄羅斯人會踩你的手指，中國人不會……俄羅斯人在每一步上都擠壓我們，這簡直太蠢了。」¹⁴

儘管尼克森對他的國安顧問的談判技巧存疑，但還是決定把季辛吉送往北京作為前導。這項準備任務必須祕密執行，尼克森知道派出季辛吉是暗渡陳倉的最佳選項。一九七一年七月八日，季辛吉飛往巴基斯坦與當地領導人會晤，這項活動舉世皆知。在第一晚的接風洗塵後，季辛吉佯裝生病，發言人告訴記者，他需要在伊斯蘭馬巴德外休息一兩天。但其實季辛吉當晚就偷偷搭乘巴基斯坦飛機直達北京，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款待。身為美國領導團隊人員當中首名出訪共產主義中國的人，季辛吉肅然起敬，正當開始要閱讀準備好的稿件時，周恩來打斷了他，說道：中國希望「共存、平等和友誼」。但要如此，美國「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就像我們承認美國是唯一合法政府，不認為最後一個加入美國的州——夏威夷或者（面積）更小的長島不屬於美國主權範圍內。」換言之，美國必須斬斷與臺灣的關係。

七月十五日，季辛吉旅途歸來後，尼克森在電視直播中宣布他將出訪中華人民共和國，震驚全球。他說他的目的是進一步促成世界和平。在北京方面，這項公開宣布對那些以反美為基本信念成長的一代人來說，也同樣駭人聽聞。但在文革導致中國的政權陷入激烈的內鬥當中，這件事確乎強化了周恩來的地位。周恩來一如既往成功執行了毛澤東的心願。由於與美國和談的結果，毛澤東的指定接班人林彪懷疑自己失勢，出逃中蘇邊境，結果在蒙古飛機失事死亡。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叛逃延誤了尼克森的出訪行程，也讓毛澤東更加痛恨蘇聯。就如同劉少奇案件一樣，毛澤東把林彪的背叛與蘇聯的社會帝國主義（social imperialism）聯繫起來。毛澤東宣稱林彪「想要與蘇修妥協，違背黨揭露批判蘇修的路線」。¹⁵曾協助聯繫美方的羅馬尼亞希奧塞古問道，中國假以時日是否也能夠與莫斯科重修舊好時，毛主席義正辭嚴：「我們不會改變任何東西，而且會繼續我們的教條主義；甚至是一萬年。」¹⁶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尼克森飛抵北京，成為首位訪華的美國總統。與蘇方的武器限制談判尚在進行，越戰又未嘗止歇，美國總統急需一場外交政策的成功。他銳意決定，勢在必行，就是這一場了。毛澤東病懨懨地，正從嚴重的肺臟感染中復原，只短暫露面，就喋喋不休抱怨自己體弱多病。當尼克森總統吹捧道：「毛主席的著作感動了全國，改變了世界」，毛澤東說：「沒有改變世界，只改變了北京附近幾個地方。」（譯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六卷）》 香港第一版。香港：中和出版，二○一一）看著尼克森，毛澤東宣稱自己喜歡他。「我喜歡右派，」毛主席說道，「比較高興這些右派當政……從杜魯門到詹森，我們也都不那麼高興。」¹⁷毛澤東把協商交給周恩來，但仍密切緊盯事態的發展。

尼克森把周恩來當作總統必須拉攏的國會議員那樣對他講話，強調中國必須直接與他——總統本人——對話。尼克森稱其他美國政治人物會反對了解中國，只有他能夠使命必達。但為了做到這點，他甚至必須讓他自己的一些閣員都被蒙在鼓裡，包括國務卿威廉．羅傑斯（William Rogers）。尼克森懷疑羅傑斯的部門為了破壞總統名聲，把文件洩漏給媒體。周恩來始料未及地聽著尼克森這番逢迎討好的表現，默不作聲。

然後美國總統直接單刀直入美、中為何應當合作的話題。蘇聯正在威脅世界和平。「我相信，」尼克森對周恩來說道，「中方利益與美方利益迫切要求美國的軍事維持在差不多目前的規模，並〔……〕在歐洲、日本，以及當然在太平洋也維持我們的海軍勢力。我相信就這點來說，中國的利益與美國不相上下。」總統解釋道，對他來說，這不是關於臺灣、東亞或甚至越戰，而是關於全球穩定。¹⁸

由於毛澤東緊盯事態發展，即便是像周恩來這樣身經百戰的外交人員，除了攻擊蘇聯以外，也還是難以提出美方想要聽到的內容。周恩來對尼克森說，美國應該從印度支那撤軍，但中國會持續支援北越、民族解放陣線（FNL）、柬共與寮共。周總理說日本應該變得「和平、獨立、中立」。韓國是由韓國人自行決定的內部事務。臺灣在美方打破與蔣介石政權的軍事聯繫後會被中共「解放」，周恩來希望這在尼克森的第二任任期發生。

但周恩來其實也毋須多做承諾。尼克森為了己方的因素，也需要與中方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他希望美國國內媒體對他的出訪會做出正向報導，能讓他連任成功。但他也希望蘇聯、北越會由於憂心中美接觸，以至於與華府尋求解決方案。訪問行程的最後一份聲明——也就是《上海公報》——開頭先分開陳述中、美政府的觀點，但在結尾處聲明兩國將持續為雙邊關係的正常化努力 ，並就貿易與科技方面合作。在重要的臺灣議題上，《上海公報》明確指出雙方都不希望這座島嶼的將來成為中美互動上的障礙：

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在臺美軍設施和武裝力量。¹⁹

就如同所有的外交突破性進展一樣，雙方都沒有完全達到他們所想要的。但就張開雙臂讓中國加入賽局以服務於美方利益的這點，尼克森是正確的。毛澤東這方面則增加了抵禦蘇聯方面的安全，以及至少維持了不久後收復臺灣的希望。然而，毛主席對於美方終極的目的為何仍然滿腹狐疑。他無法理解尼克森為何會支持「真正的」共產主義革命——亦即他的革命——反對在莫斯科的偽共產主義分子。毛澤東於一九七○年對北越代表說：「季辛吉是臭知識分子……大學教授根本不懂外交。」²⁰五年後，毛澤東又指季辛吉「從我們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²¹在這份關係當中或許有有限度的合作，但幾乎完全沒有信賴，就連在美方開始與中方分享極為敏感的情報之後，仍是如此。

對世界上其他地方來說，尤其是對亞洲其他地方而言，中美關係的突破讓各國戰略地動山搖。逾二十年來，華府都在告訴日本、南韓、東南亞人民，美國人是來亞洲保護他們免受中共擴張計畫之苦的。在歐洲與其他地方，每逢美國的盟友或者中立國家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時，美國就會發出抗議。如今美國總統面帶微笑出現在北京，舉手敬禮，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相談甚歡。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直到一九七一年尼克森電視談話的前幾分鐘才被通知，淚流滿面。「我做了一切他們〔美國人〕所要求的，」佐藤說，「他們讓我失望了。」²²

一九七一年的「尼克森衝擊」（Nixon Shocks）導致日本國內對本國未來議論紛紛，就連在自民黨內部亦復如此。這是日本的冷戰轉捩點。尼克森之所以與布列敦森林體系分道揚鑣，很大程度上是直接針對日本的商業利益。從華府的角度來看，日本在美國的庇蔭之下已經春風得意。而尼克森的中國歷險在外交上使得日本孤立無援。同時，日本國內的冷戰——自民黨與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貿易工會的對壘——也已式微（儘管兩造之間仍有嫌隙）。倒楣的佐藤於一九七二年被田中角榮取代。田中即刻動身前往北京來彌補失落的時間。中、日同意締結完整的外交關係，承認臺灣為中共的一部分，並共同力抗區域「霸權」（即蘇聯）。

亞洲其他地方也緊追在後。現在，在北京的鼓勵之下，北越人民相信尼克森是認真考慮撤出，而同意與美方於一九七三年元月在巴黎締結一項和平協約。華府與河內各自從己方的立場出發插入要點，混合起來的奇異產物就成了《巴黎協定》（Paris Accords），同時認可越南的統合，又承認南越的主權。協定稱「位於十七度線上的兩個地區之間的軍事分界線只是臨時性的，而不是一條政治或領土的邊界」。但也稱「越南南方人民的自決權是神聖的，不可侵犯，並應受到所有國家的尊重」。可想而知，尼克森為了讓南越領導人在這麼草率的協定上簽名耗盡心力。在北京，毛澤東告訴北越代表他們應該至少休兵六個月，然後再繼續征服全國。但中越關係已急轉直下。當越南幾乎在共產黨人下重新強制統一時，北京懷疑他們長期的盟軍此刻已與蘇聯結盟，以便控制印度支那。

尼克森對中國敞開心胸，就對他最重要的事項而言是得償所願。布里茲涅夫忽然害怕會失去與強敵之間達成緩和政策的機會，遂推動與美方之間就限武對談達成協議。尼克森在訪華三個月後，於一九七二年五月抵達莫斯科時，《戰略武器限制條約》（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reaty, SALTI）已經備妥等待簽署了。對布里茲涅夫而言，這場高峰會是他作為政治人物生涯的亮點。戰略武器限制談判的協定不僅預設蘇聯在戰略核武上已與美國並駕齊驅，因此在軍力上可以相提並論，且美國總統也大致願意接受該文案，其中包含某些蘇聯在過去二十年在國際關係上已經拋出的主要概念。「在核武的年代，」於莫斯科簽署的基本原則（Basic Principles）稱：

除了在和平共存的基礎上之外，沒有其他進行〔美蘇〕雙方關係的方法。意識形態與美蘇社會體系的相異，並不阻礙奠基在主權、平等、互不干預內政與雙贏的雙邊正常關係發展……〔兩國〕將會在相互關係上有所節制，並且將會準備好協商並透過和平手段解決差異。就尚未解決的議題進行的討論與協商將會以相互融洽、彼此遷就和互惠的精神來進行。雙邊都認可要是單方在直接或間接犧牲另一方的情形下取得好處，是與這些目標有所出入。維持、強化美蘇之間和平關係的先決條件，是認可基於平等原則、放棄動武的雙方國安利益。²³

這是冷戰休戰與美國承認蘇聯的實力並駕齊驅的一次重要宣言。對於一個終其二十世紀歷史都把外交政策奠基在自身無與倫比勢力之上的國家而言，這無疑是跨出了一大步，而隨著時間的遞嬗，這項政策將在國內受到嚴峻的挑戰。但在國際上，這開啟了冷戰的一個時刻，世界各地的人此時首度覺得可以透過協商與相互融合來解決衝突。在這個特殊的節點上，也許這比尼克森與季辛吉所以為的還要不重要。他們的世界仍然聚焦在冷戰之上。而在其他地方，他們的行為讓有些人開始跳出框架來思考。

七○年代的一項進展在於強調人與人以及政府與政府之間跨越冷戰陣營的互相依存。有些知識分子與政治人物認為人類所面對的挑戰橫跨東西皆然。治理國家漸趨困難，因為國家愈來愈複雜。資訊流動愈發難以駕馭，因為資訊量愈來愈大。教育、醫療、社福、都市計畫、交通在所有的工業化社會都大同小異。難道過一段時間東西方不會變得愈來愈相似，而意識形態會愈來愈不重要嗎？曾在甘迺迪政府任職的美國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早於一九六六年在英國廣播公司的里斯講座（Reith Lectures）中就已預見：

兩個顯著不同的工業體系——一個標榜為社會主義、另一個資本主義——之間的匯流已是事實。而我們也必須假設這是一件好事。過去我們認為衝突無可避免，這種觀念是奠基在雙方差異無可化解的假設上，但遲早——也許比我們所想像的都還快——我們就會捐棄成見……在美國，要不是意識形態上的分野如此受到注目，那麼所謂軍武購買、太空探索、原子能源的公共和所謂私人組織之間的界線，早就已經稀微到幾乎無法察覺。²⁴

加爾布雷斯和其他人認為，共同把科學與科技放在中心地位的認知，是把不同立場的國家彼此拉近的關鍵。但軍備競賽擋在了科學合作的道路上。彼此的不信任排除了共同獲益的機會。即便尼克森與布里茲涅夫已經往限武的方向邁進，還是有許多專家覺得這樣的努力還不夠快。在帕格沃什會議（Pugwash Conferences）上，來自東西方的科學家在沒有（至少沒有顯著的）政府介入的情況下會面，負責傳播科學精英肩負世界和平的觀念。一九六九年的會議報告認定「急遽降低核武的庫存，就能有效地嚇阻……一般大眾仍然不理解以目前的核武庫存，要是開啟全面核戰，會造成巨大的毀滅。科學家肩負著教育大眾的責任」。²⁵

及至七○年代，美、蘇的核武庫存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就這點而言，帕格沃什的科學家無疑是正確的。儘管戰略武器限制條約的協商就打造雙方信任基礎上至關重要，但在降低這些層級上卻並無作為。他們所渴望的只是降低未來的軍武增長。核彈頭數量在六○年代急遽增加，其中多數是在蘇聯和美國。其他的核武強權——英國、法國、中國——的武器庫規模則小得多。蘇聯試圖追上美國的腳步。一九六四年，美國的戰略核彈頭數量是蘇聯的十倍，精準度和輸送能力更是遠勝。但兩者相加起來令人咋舌，在六○年代，核武總數成長逾兩倍。到了一九七五年，有將近五萬座核武器，其中有些有六到十個可以獨立鎖定目標的彈頭。其加總起來的爆炸力比足以摧毀地球上所有大陸加起來的面積還多。

但軍備競賽這種病態的邏輯並沒有止步於地球。在一九五七年蘇聯把第一顆衛星放上軌道後，冷戰也有擴散到外太空之虞。讓衛星就位的火箭就與驅動超級強權發射的洲際核彈幾乎一模一樣。雙方都知道把衛星作為軍事之用，可以讓他們在軍備競賽中的地位顯著提升。很快地它們就不只是作為溝通和導彈體系之用，也被拿來監控。雙方有些專家認為應當把進攻型武器放上外太空，所幸政治領導人及時喊停。進入緩和政策時代最初的跡象之一，是聯合國於一九六七年首肯的條約，禁止把大規模毀滅的武器部署在外太空。

在美國人於一九六九年登月後，尼克森與布里茲涅夫理解到在外太空的某些合作也許對雙方的國家都有所助益，對強權之間關係的新時代來說是強而有力的象徵。經由雙方的科學家推動，尼克森在一九七二年訪問莫斯科時，兩位領袖簽署了一項關於外太空研究的合作協定。「那是很有想像力的」，季辛吉對他的上司矜誇道。「甘迺迪，」尼克森以他一貫的態度說，「甘迺迪根本不可能做到那個，那個太空的玩意。」三年後，在外太空的合作產生了緩和政策最驚人的意象：美國的阿波羅號（Apollo）太空梭與蘇聯的聯盟號（Soiuz）對接，雙方的太空人穿過開啟的門閂握手。

儘管有些懷疑冷戰的論者致力於提倡社會彼此接觸、科學交流或者裁軍，但也有其他人抗議冷戰是國家對個人控制的延伸。六○年代的青年抗議活動到了七○年代，至少對其中一些主要人物而言已歷經了轉型。至少以西方世界來說，對托派與毛主義的信念已逝，取而代之的是對國家監控與國家罪行的疑慮。一九六八年在街頭呼喊毛主義口號的法國哲學家安德烈．格魯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在六年之後，寫下一本書比較史達林與希特勒的罪行。《火爐與食人：論國家、馬克思主義與集中營》（The Stove and the Cannibal: An Essay o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tate, Marxism, and the Concentration Camps）論證任何形式的馬克思主義都會導向極權主義。在美國亦然，過往的社會主義者——如喬治城大學教授珍妮．柯克派屈克（Jeane Kirkpatrick），和激進分子如為詹森「向貧窮宣戰」（War on Poverty）擘劃政策的丹尼爾．派屈克．莫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都開始強調個人權利以及福利補貼。

對西方個人自由念茲在茲，與蘇聯和東歐對史達林主義的社會批判若合符節。蘇聯的諾貝爾獎得主索忍尼辛以其勇於探討政府的罪行獨樹一格。他的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揭開蘇聯勞改營內慘絕人寰的境況。數以百萬計的人在勞改營內惶惶不可終日。對索忍尼辛而言，勞改營守衛的呼叫成為蘇聯本身的象徵：「囚犯們，注意。必須嚴格遵守行進命令。維持在你的隊伍中。不要快步，保持穩定的步伐。不要交談。眼光集中在前方，手背在背後。往右或往左多一步都會被視為試圖逃脫，護衛隊受命射擊，毋需事先警告。」²⁶

索忍尼辛於一九七四年遭到蘇聯放逐。其他作家緊追其後。安德烈．阿馬利克（Andrei Amalrik）兩年後被迫出走。他的罪行是在一篇出版於西方的文章中問道，蘇聯能否存活到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名的一九八四年？阿馬利克指稱，一個如此依賴控制與壓抑的國家早晚要出問題。極權主義與國際孤立持續愈久，「當與現實的衝突變得無可避免時，垮臺就會愈迅速決絕」。與宣稱「現在的情況比十年前好，因此十年後會更好」的蘇聯內外人士針鋒相對，阿馬利克認為俄羅斯革命已經發展到了極致，沒有更多可提供予蘇聯人民的了。²⁷

其他冷戰批評家把論點帶到了全球的層級。他們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方均無法解決人類所共同面對的大問題，意識形態的競爭讓它們偏離了正軌。兩種工業發展形式造成的環境破壞、人口激增（許多專家臆測這造成了饑饉與騷亂）以及後殖民國家的貧困，讓許多在西方的人確信冷戰很快就會變成明日黃花。一九六七至六九年間由資源競爭、族群衝突（而非大國干預）所導致的奈及利亞內戰，似乎比歐洲任何冷戰分裂兩端的潛在衝突都還要真實。比起神祕的核武末世，在東西方都廣為散播的比亞法拉共和國（Biafra）飢童照片，對於人類共同的未來之威脅似乎更加真實。

有些人預估其他方面的威脅會變得更加重要，但即便如此，東西之間的緩和政策仍踏出了正向的一步。一九七三年美國近七○％的人口相信美、蘇可以為和平共同努力。支持戰略武器限制條約和其他領域（包括貿易和科技合作）增加接觸的比例更高。²⁸在西歐的輿情顯示，許多人認為從此揮別冷戰。只有不到一○％的西德人民認為蘇聯真的是個威脅。有趣的是，當西德人被問到五十年之後誰會是勢力最大的強權時，回答是蘇聯的人是回答美國的兩倍。²⁹但與五○年代不同的是，這樣的未來景象似乎不再讓他們畏懼。

至少最初，就連西方緩和政策的主角——尼克森總統與西德總理布蘭特——的差錯也未影響公眾對緩和政策的支持。尼克森於一九七二年連任後不久，法律問題就籠罩在他的總統職之上。這位總統被指涉入闖進他的民主黨敵手在華府水門大樓的案件調查。這起竊盜案是由白宮官員下令執行，而尼克森出庭作證的壓力俱增。就在他顯然要遭到彈劾離職之際，尼克森於一九七四年八月辭職，黯然下臺，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辭職的總統。

布蘭特的總理職也因為他自己不慎捲入風波。他和尼克森同樣於一九七二年秋季挾帶著厚實的民意基礎連任。但他似乎對自己的東方政策下一步走向何方不甚了了。他無意直接挑戰美方由強權領導緩和政策的觀念，且希望看到東歐（尤其是東德）更為正向的改變，然後再提出東西合作的計畫。同時，布蘭特的私生活愈發不可收拾。他酗酒與外遇的狀況讓幕僚擔憂，而這是發生在發現布蘭特辦公室內的一名重要官員為東德間諜之前。害怕遭到恐嚇的布蘭特於一九七四年五月請辭。繼任者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雖支持東方政策，但顯然對東歐和蘇聯是否願意因西方讓步就禮尚往來，心存懷疑。

尼克森在白宮的繼任者傑拉德．福特同樣大力支持進一步與蘇聯、中國交涉。季辛吉以國務卿身分繼續執外交政策牛耳，儘管他在新政府中的地位逐漸受限。隨著國會由民主黨掌握，甚至許多共和黨人在水門案後對尼克森試圖執行的強力政策強加批判，白宮在外交政策上的斡旋空間變得掣肘。儘管如此，福特政府還是能夠完成新一輪的戰略武器限制條約協定（SALT II），對雙方各自所能持有的戰略核武數量，甚至是個別分導式多彈頭（MIRVs）的數量，設下一致、清楚的限制。該協定也試圖避免將來新型戰略武器的部署。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福特總統前往蘇聯在太平洋岸的海參崴簽署戰略武器限制條約協定。在該次協商當中，兩位領導人都試圖盡速推進進度，有時候甚至對他們自己的軍事專家建言不予理會。布里茲涅夫指稱他的目標是解決軍備競賽，以此，蘇聯便可以把重心更放在國內的發展。「我們耗費數百億在這些東西上面，可以把這幾百億的錢拿來更妥善地運用在人民的福利上。」布里茲涅夫對福特如是說。³⁰但這位蘇聯領導人也希望在所有種類的戰略型武器上都要達到完全的平等，包括那些蘇聯事實上落後於美國的武器。因此，如果他的目標是要剩下更多的款項挪作平民百姓之用，那麼要想在戰力上完全並駕齊驅這一點，就讓布里茲涅夫作繭自縛。蘇聯必須斥資更多來追上他們謊稱紅軍已經持有（且美方也大抵相信）的武器量能。

到了七○年代中，緩和政策的支持者所達致的成就，是早十年所根本無法料想的程度。要說時機已經成熟到足以發展這些建立信心的舉措是很容易的，有些人也的確持這樣的論調。即便緩和政策的進程實屬偶然，且在某些議題上自相矛盾，但要讓這項政策在一九七五年時達到它所想要的高度，還是需要膽識。耄耋之年的布里茲涅夫把緩和政策視為畢生職志，相信這能長保和平，儘管他和他的幕僚就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而言，開始懷疑是因為全球資本主義已經進入結構性的危機，才讓蘇聯得以在國際事務上取得先機。中國的領導人願意與昨日之我決裂，也值得贊許，儘管他們意圖利用國家的安定在國內繼續多行不義。然而是尼克森讓這一切都變得可能。由於他從根本上就不信任自己的人民，因此尼克森迫使美國的外交政策進入正軌。美國在這條軌道上是在「美國的全球霸權不會亙久不變」這個基礎假設上與他國斡旋，這在冷戰當中實屬頭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