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製造西方

共產主義重塑了東歐，而資本主義則重塑了西歐。一九五○、六○年代，西歐城市在大規模社會經濟變遷中，變化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語。對許多人來說，改變的步調令人目眩神迷。歐洲作家和小說家如法國的阿貝爾．卡繆（Albert Camus）或是德國的海因里希．伯爾（Heinrich Böll）都描述到過去的生活如何被遠遠拋在後頭。有一位挪威詩人將之比作一條巨河，將所有事物連根拔起，沖刷到下游，進入更廣大的世界。對許多西歐人來說，這條河流是抵達更好生活的入口：更富裕、更健康的生活，比之前擁有更好的工作、教育和社會福利。即使是緬懷往日榮光的人，往往也享受新時代帶來的好處：罷工的碼頭工人喝著可口可樂，英國貴族享受著美式中央暖氣系統。美國與西歐的緊密接觸促發了這些變革，有些改變看似表淺，卻仍永遠改變了歐洲大陸。

新事物成功的原因部分源自舊事物的災難。在歐洲經歷了半世紀的劫難後，任何形式的安定都為人所歡迎，即便是冷戰期間那種由外力賦予的安定。雖然為過往錯誤承擔責任的歐洲人寥寥可數，但是大多數人仍明白已不可能繼續因襲陳規。即使幾乎所有人都企盼著福利國家，由政府占據經濟的制高點，但多數人也認為在未來的經濟中私有企業應當據有一席之地。甚至連左派對此問題都莫衷一是。當然共產主義者想要使政府統有生產工具，但社會主義者、社民黨人、工黨人士有時想要的卻是關鍵的民生服務與工業的國有化，鮮少有人希望連街角的商店都由國家接管。所有西歐國家都規定市場在他們的經濟體中的角色，但他們希望的是資本主義成功（而非如二、三○年代那樣失敗）以助長整體經濟。

因此，拯救西歐資本主義和其市場的整合擴張，相當大的程度仰賴某種混合的形式。歐洲政府想要透過自己所設定的明確法規來擴張市場，較之羅斯福新政時的美國更甚。儘管新政總是被看作緊急措施，在歐洲，國家控制的資本主義卻應成為國家、資本、勞力之間持續不斷的妥協。甚且，其部分權力正源於這種妥協的意念，這正是過去兩代的歐洲人所欠缺的。不論是基督教民主黨還是社民黨的政策都訴諸於國家的組織合作和團結，這是他們力量的核心。

在這一切的發展中，美國的角色固然至關重要，但其角色並不總是如批評美方的人士或支持美方的人士所想像的那樣。如我們所見，歐洲本身從世紀之初就開始經歷一連串社會道德觀、產品、消費等方面的重大變遷。一九一四至五三年從塞拉耶佛到首爾發生的困厄前所未見，災難似乎總是在不遠處（而且往往真的接踵而至），使得這些變革一度停滯。與蘇聯在東歐的角色相比，要在西歐辨別哪些是受美國影響、哪些是無論如何都會發生的變遷，並非易事。透過馬歇爾計畫，美國幫助歐洲精英重新站穩腳跟，並協助他們防衛歐、美視作顯然是來自蘇聯的威脅，在這些事情上，美國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除此之外，很難區分什麼影響來自內部，什麼影響是由外部所造成。

因此，戰後西歐的美國化重點與其說是其普及的程度，不如說是美國化發生得相對突然。戰間期時，美國和歐洲經濟的整合就已經開始了，但是三○年代的挑戰遏阻了這個進程。投資歐洲的美國私人企業極其有限（且直到六○年代都是如此）。即使美國的企業經營模式和產品在戰間期的歐洲激增，但是雙方對彼此的認識極為不足，尤其歐洲方面幾乎不了解美國歷史和政治。在歐洲的主要國家如法國、德國、英國尤其如此。斯堪地那維亞、希臘、義大利人較可能有親戚居住在美國，因此對美國較為了解。整體而言，歐美關係很重要，但並不緊密。

因此，「西方」的概念在一九五○年代以前毫無意義。的確存在眾所周知的共同傳統：希臘、羅馬、基督教和拙於掩飾的種族言論。但在戰後的軍事、經濟、政治和文化加速交流之前，並沒有加以整合的手段。透過音樂、電影、流行文化和政治理念，美國打入了西歐消費革命的核心。許多西歐人士透過對美國的想像來逃避階級、性別或宗教上的限制。因此美國在歐洲改革所扮演的角色，在許多方面都與蘇聯對歐洲大陸東半部的影響一樣深遠。

有三個主要原因加速了五○年代西歐的經濟變遷。其一不過是經過先前的停滯狀態後急起直追。一九一四年，歐洲是世界經濟的中心。歐洲既有意圖，也握有足以讓經濟與科技重回領先地位的知識。使他們裹足不前的是惡劣的政治，導致了歐洲大陸從十七世紀以來前所未見的大規模災難。因此住房、商品、民生服務和高質量且穩定的食物供給需求都居高不下。一旦取得足夠的信貸和能發揮作用的貨幣，生產就能夠繼續下去。透過馬歇爾計畫、國際金融機構和雙邊協議，美國的存在迅速穩固了這兩項條件。

美國也完善地提供經濟轉變所需要的國家安全。雖然國安與其說是實際上的需求，毋寧是心理上的需求——畢竟蘇聯並未計畫對西歐發動攻擊——但是要向前邁進，滿足這個條件仍是必要的。過去人們動輒被告知要建設，卻突然眼見建設的成果遭到摧毀。歐洲人需要的是對未來的信心，而美國的維安協助正提供了這樣的信心，至少在歐洲發展的基礎階段。

最後，過往涇渭分明的歐洲人，如今有了跨域合作的能力。其中有些純粹出於需要。當人們處於挨餓邊緣時，往往更難訴諸罷工，尤其政府已經透過社會妥協的形式盡力整合勞工和資本了，全盤不信任資本主義、非主流但為數不少的西歐人士中，幾乎沒有能成氣候的領導者。就連共產黨也請求其支持者參與民族重建，而他們的唯一途徑就是透過其政府所策劃的政經體系。逐漸地，歐洲跨國整合的理想和實踐開始進行，為歐洲從重建到重新嶄露頭角提供了關鍵要素。

儘管在與歐洲上一代的經驗對照下，很容易將此呈現為成功的故事，但是實情當然並非總是如此。遵循冷戰模式，意味著異議分子時而受到打壓。昨日種種往往被掃到檯面下，不僅在德國和義大利如此，在法國亦復如是，維琪政府的罪行被英雄式抵抗的統一敘事所遮蔽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仍在法西斯政府的統治下，過去還未成為過去。如同在歐洲其他地方，少數人面臨時而以維護國家安全名義執行的嚴酷同化政策。許多女人和青年感覺到，重建與經濟成長的需要使他們更難擁有發言權，這情況較戰時和大蕭條期間更甚。最重要的是，轉變僅發生在大陸的西半部，這也許較為容易達成，但也引發了其長期重要性的問題。

冷戰西歐主要仰賴兩個國際支柱。第一個是透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美國進行軍事合作。另一個則是西歐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整合協議。有些時候北大西洋與歐洲的連結是密不可分的。美國的軍力自從一九四四年開始就對西歐至關重要，且由於韓戰的緣故，北約組織更進一步整合了歐美的軍事聯盟，美國的領導地位被體制化。然而美歐雙方都成立審議單位來營造民主同盟的形象，在其中，所有成員都有平等的發言權。但是除了獨步天下的美軍所帶來的安定感之外，北約最重要的歐洲面向是使成員國有管道購買武器（多數往往透過向美國借貸），並在國際上訓練其軍隊。北約變成一間學校，在其中西歐諸國逐漸有了目標一致、並肩同行之感。

並非所有軍事合作都一帆風順。一個重大問題是要如何處置西德。韓戰爆發後，美國愈發堅持應當重新武裝西德，使其成為西方聯盟的一分子。但想當然耳，其他歐洲人對此頗有疑慮。一九五○年他們所構思的規劃歐洲防務共同體（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便是要克服此一問題，它能在歐洲共同指令下整合德國軍隊，但實際上卻因為過於複雜而難以實現。一九五四年共同體解散，原本提案的法國拒絕加以承認。翌年，西德加入了北約，成為正式會員國。

另一項重要的議題是如何控管西歐的核武。一九五○年代晚期，歐洲在北約想要有更多軍事策略的發言權，尤其是關於核武的計畫。一九五四年開始，借鑑韓國的經驗，北約決定將以下情況納入其政策中：若蘇聯以非核方式攻擊西歐，他們可以使用核武還擊。這一部分是出於威嚇，一部分是由於蘇聯在傳統武力上的優勢。一九五二年，英國變成了坐擁核武的國家，一九六○年，法國第一次實行核武測試。不論在西歐還是美國，有些政治領導者希望歐洲能有更多核武合作，一部分也因為他們擔心西德會想發展自己的核武。美國提議以海洋為根據地的多角核戰力（Multi-Lateral Force, MLF），由美國和西歐聯合指揮與運作，但是一九六四年此機構解體。英國和法國想要維持他們的核武自主權。有些擔心德國與核武發生任何關聯。如同美國的喜劇演員與歌手湯姆．雷勒（Tom Lehrer）在他所創作的〈MLF催眠曲〉中寫到的：

曾經所有德國人都好戰，不懷好意，但那不會再發生。

我們在一九一八年教了他們一課，他們從此不再打擾我們。⁰¹

該拿德國如何是好，也占有歐洲經濟復甦計畫的核心地位。及至一九五○年，西歐經濟在馬歇爾計畫的大力幫助下似乎漸漸回穩，但是所有的經濟體卻都離大幅度且穩定的成長目標還有一段路。有些歐美領導人認為要創造這種成長的唯一方法，是更緊密地整合歐洲經濟。多年戰爭和經濟蕭條的影響之一，是打亂了一開始讓歐洲致富的跨國市場。但是有鑑於四○年代晚期西歐國家的經濟狀況，這樣的市場要能在短時間內靠自己的力量復甦，似乎不太可能。因此，各國政府以類似於處理國家經濟的方式組織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能夠繁榮的架構。

歐洲經濟整合的道路是從許多不同路徑而來。一個出發點是馬歇爾計畫本身的機構，尤其是歐洲經濟合作機構（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OEEC）。歐洲經濟合作機構於一九四八年創立，以助於管理跨國美援，該機構也幫忙取消私營貿易配額，使貨幣轉換流通。它也協助降低關稅，使關稅同盟的構想得以付諸實行，而這可進一步促成歐洲乃至大西洋地區成為自由貿易區。後者對於五○年代初大多數的歐洲政治領袖而言有些遙不可及，因為他們擔憂著貿易平衡與貨幣限制。但在韓戰的國安緊急狀況與北約的成長（一九五二年開始，希臘和土耳其也成為了會員國）下，歐洲經濟合作機構成為了歐洲大規模整合的起始點。

更重要的是一九五一年，由法國、西德、義大利和低地國家所組成的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這個計畫是前任法國總理羅貝爾．舒曼（Robert Schuman）的構想。舒曼於一九四八至五三年曾任外交部長。他和其合作對象構思了這個超國家的機關，以控制所有會員國煤礦和鋼鐵生產的共同市場，而會員國在此指的主要是法國和德國。歐洲煤鋼共同體本意在成為法國長期占領德國某些地方的替代方案，以持續控制其工業產能。但取而代之的是，舒曼認為，所有西歐都能從德法合作中獲利，不論是就冷戰而言（透過增加且控制策略性的生產），還是就經濟成長而言皆然。法國人讓．莫內（Jean Monnet）是第一位歐洲煤鋼共同體首長，他也確保歐洲煤鋼共同體能透過給予礦工和工人補助兼顧社會福利，並且放眼更廣泛的、其他領域的歐洲整合。

西歐的整合起初約有三分之一是出於理想主義，三分之二基於實際需要。打從一開始，這就是個冷戰計畫，尋求在面對來自東方的威脅時，促進西歐的戰略生產和團結。由於莫內曾經旅居美國數年，許多整合模式也都仿效自美國。歐洲的經濟復甦是此計畫的核心考量，因為擘劃這項計畫的人相信若沒有高度整合，歐洲經濟就不可能恢復。但是這也是相當理想主義的計畫，將一八七○年至今的德法對立擱置一邊。冷戰的壓力使得在歐洲制定政策的人眾志成城，使合作變得益發必要。對親自在德法邊界區域歡呼的舒曼和自二○年代起便是歐洲聯邦主義者的莫內而言，合作的形式取決於他們的泛歐願景。「若沒有付出與危及和平勢力相當的創新努力，我們便難以守護世界和平，」舒曼在一九五○年宣言開頭便說道，「煤礦與鋼鐵合營即刻便能提供經濟成長所需的共同基礎……在此所建立的生產團結直白地昭示了德法之間的任何戰爭不僅無法想像，而且在物質條件上也完全不可能……這個提議會實現歐洲聯邦的第一個具體基礎，而這是維持和平必不可少的。」⁰²

雖然多數西歐領導人都對全面歐洲聯邦化持保留態度，但是他們之中的一大部分（尤其是基督教民主派）都一致肯定歐洲煤鋼共同體打造了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甚至連一九五○年勝選後再度成為總理的邱吉爾都稱之為「歐洲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雖然他懷疑大英國協會是其中之一。一九五六年，以比利時外交部長保羅－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為首的委員會擬定了一份提案，隔年這份提案變成了創立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的《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歐洲經濟共同體以歐洲煤鋼共同體為基礎，兩個組織有著同樣的會員國，也使用相同的超國家權威方式整合經濟。但它觸及的面向更為廣泛，而且在下個世代將西歐重整為更團結的經濟區域。

在西歐內部最大的冷戰問題是如何處置德國。從一九四九年創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之後，各方對於西德領導人會背棄西方陣營、與蘇聯達成統一協議的疑慮未曾稍減。這個疑慮其來有自。與蘇聯達成冷戰協議是實現（其他歐洲人士認為）德國人最重視的目的之方法。但是這個德國親蘇的推測被西德總理艾德諾打碎了。艾德諾來自德國西部的萊茵蘭（Rhineland），是一位保守的基督教民主派，艾德諾想要統一，但又更希望他的德國整合入西方強權。統一的鐘聲（即便是以共產主義為先決條件）對其同胞來說有多麼誘人，艾德諾知之甚詳。因此不論何時，他都優先與法國和美國合作。「對我們來說，我們的文化遺產和稟性無疑都屬於西歐世界。」他在擔任德國總理的首次聲明中已經如此說道。⁰³艾德諾變成了西德政治中的長青樹，直到一九六三年他以八十七歲高齡從大法官職位退下為止。

但是對於德國人乃至其他歐洲人士而言，真正使得艾德諾的融入西方（Westbindung）值得信賴的因素，是西德經濟從一九五○年開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復甦。德國的經濟奇蹟（Wirtschaftswunder）有許多原因。馬歇爾計畫的支援和德國馬克跟美元的掛鉤是其中一個原因。而西德經濟逐漸整合入西歐框架中則是另一個原因。也許最為重要的是美國決定減免德國的戰爭債務和戰後賠償。德國需要負擔一部分戰爭賠償，且到一九五○年代初之前，一些德國工業還持續遭到解體，專利和科技也遭到接收以作為戰爭補償。但是龐大債務的沉重負擔從未真正兌現。因此在經濟開始成長後，西德甚至比某些新的西歐國家更有餘裕擴張市場。

德國經濟奇蹟所導致的社會變遷是戰後歐洲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故事之一。一九四五年，德國全境都因大規模轟炸而滿目瘡痍。十年後，多數人都有了工作，而且收入足以支撐家庭消費與儲蓄。工業革命和基礎建設漸漸達到戰前的水平，房子重建的速度令人眼睛一亮。西德銀行有可運用的信貸額度，國家貨幣和利率也相當穩定。一九五○、六○年代，西德經濟每年以五％的速度成長，這成長速度是所有主要歐洲經濟體中最高的，比方說是英國的兩倍。

雖然結構性的因素能解釋西德在冷戰時的經濟擴張基礎，但經濟奇蹟能夠達到最大效益且長時間維持下來，卻是導因於心理因素。距離德國人相信靠著勤奮的工作就可換來家庭的財富、幸福、穩定，已經是一個世代以前的事。一九五○年代，他們終於再度感覺到這是可能的，於是他們報復性地將自己投入生產中。西德人民的工時比多數歐洲人都長，生產力快速擴張。結果是，從一九五○年到六○年，他們的購買力也幾乎翻倍，這快速成長持續到六○年代。

但是德國並非一九五○、六○年代西歐唯一經歷高度成長的國家。儘管第四共和政治現況並不穩定，法國仍然維持實質成長，荷比盧和斯堪地那維亞國家亦同。義大利的經濟擴張勢頭強勁，儘管各地和社會各階層獲益都分布不均。整體來說，西歐經濟變遷的效應並不僅是拯救了四○年代成為眾矢之的的資本主義，也在於使資本主義戲劇性地擴張，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隨著持續的工業化和都市化，愈來愈多人以工人和消費者的身分參加經濟交易。一九五○年，法國有三分之一人口從事農耕。二十年後，農耕人口減少了一○％。但是不同於十九世紀晚期的工業化浪潮，這次鮮少有政治激進化的狀況。法國共產黨在戰後二十年間失去了三分之一的選民。

共產主義在西歐失去作為政治替代方案的地位，原因眾多。冷戰加劇之時，共產黨黨員不論在職場上還是在社會上都遭受迫害。當史達林和其同儕的罪行被昭告天下後，特別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爆發後，共產黨開始流失黨員。除了義大利由於國內不平等的程度超出國外動亂的程度之外，共產主義不再是民主國家內部具有吸引力的選項。但是歐洲共產主義發生危機的主要原因與其說是政治性的，不如說是社會性的。由於許多西歐國家開始為其市民急遽擴大社會福利範圍，多數勞動階級對革命便顯得更加意興闌珊。

如我們所見，歐洲福利國家的起源可以回溯至十九世紀晚期和二十世紀初期的意識形態衝突。但其主要擴張發生在五、六○年代。對某些人（包含歐洲和蘇聯的共產黨員）而言，有鑑於美國在西歐的主導地位，這發展無疑令人訝異。他們過往認為馬歇爾計畫意圖為了美國企業的利益，也為了推動自由市場經濟使歐洲經濟美國化。相反地，在美國的庇蔭下，西歐卻發展出以國家為中心的解決方式，在其中國家經濟的形式由政府規範來決定。西歐戰後數十年間快速的經濟成長皆導因於國家控制的環境。

這之所以可能，主要原因是冷戰緊急狀況和過去所帶來的教訓。不論是在西歐內部的冷戰，還是東西陣營的對壘，都使得各國必須行中央集權，方能為了保護既有的政治秩序而快速做出決定。但是它同時也需要強大的歐洲工人階級能在社會進步的保證下，遠離工業動亂和獨立政治運動。基督教民主黨人和社會民主人士一致認同，過去一整個世紀歐洲大陸之所以陷於困頓，部分是由於無法將工人階級整合到政治主體中。現在政權穩固了，他們認為要改善此一缺憾的唯一方式，就是透過社會福利政策讓工人在國家中占據一席之地。雖然基督教民主黨派與國家精英（而非社民黨人）更親近，但至少他們最終達成了共識，實現大規模的社會安全政策，並透過政府委任的地方支部協調工業從業人士的工資和工作條件。工作天數、給薪假、法定退休金給付等等規定都由政府出面制定，後來的全民健保和身障保險亦同。

也許是由於杜魯門政府了解到四○年代的歐洲情勢有多麼慘不忍睹，所以美國支持這樣的政府集權發展計畫。儘管這與美國的意識形態偏好有所不同，但若只有政局混亂讓蘇聯趁虛而入和政府強力維持秩序兩個選項，那麼做出這樣的選擇也不難理解，無論是杜魯門的對歐政策還是後來歷屆美國政府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政策，皆是如此。許多戰後駐歐洲（和日本）的美方代表都經歷過新政時期美國本土由國家領導各項方針的實驗。當然，西歐的方針大幅朝向國家計畫發展，其規模遠比任何美國實行的長期計畫為大。即便如此，美國人卻並非完全不習慣國家規範經濟活動的措施。當時在西歐，這些控制的手段是合理的：限制私人獲利有助於穩住必要的再投資。提供福利可防止政治激化。而北約盟國中的經濟多樣性則意味著美國的主導地位變得更加不明顯，也可能因此更為有效。

隨著西歐經濟成長而來的消費者革命中，美國的支配地位變得愈加鮮明。這並非由於歐洲人想要的產品總是美國製造的。那些產品往往在他們母國即有生產，或者愈來愈常由日本生產。但是賣給他們的商品和市場往往都是美國商標。對許多歐洲人而言，美國似乎是相當有吸引力，富饒豐足，而且往往比傳統又守舊的歐洲領先一步。對美國的正面看法似乎讓更多歐洲人想要了解這個國家。以此而言，跨大西洋旅行的拓展以及美國情報單位、學術著作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都體現上述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美式音樂、電影、時尚對歐洲所帶來的影響。不若蘇聯取得文化影響力的努力，美式的影響鮮少由中央計畫實行。美國國務院和中情局確保「健康」的美國影片、文學能傳播到國外，但其效益卻相當有限。反而是私營市場和消費者的回應帶動風潮。在歐洲各式商品普遍短缺的情況下，美國片廠和唱片製造商能持續提供低廉且充足的商品，便成為進口的優勢。例如，一九四七年，法國只有四十部電影問世，卻進口了三百四十部美國電影。貓王艾維斯．普里斯萊（Elvis Presley）的音樂，或者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詹姆斯．狄恩（James Dean）的電影雖然並未以宣傳美式生活為目的，但是歐洲青年喜歡他們，一部分也因為他們的叛逆。身著T恤和藍色牛仔褲變成一種認同美國電影、反抗傳統的方式。五○年代中，與其說美國和歐洲青少年是因北約而團結，不如說是白蘭度把他們凝聚在一起。

美國官方有較大影響力的是支持歐洲組織機構。在政府的鼓勵之下，美國慈善事業如福特或洛克斐勒基金會，為許多西歐大學和研究中心提供修繕重建的費用。中情局提供經費給某些機構，例如為了抵抗共產主義影響而設立的文化自由協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有官方支持的美國勞工聯盟，乃至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協助說服某些歐洲社會民主派，讓他們相信美國社會並非如他們想像的那麼右派和反勞工。即便如此，在冷戰時期的西歐，非官方的文化連結卻比任何政府作為更能推進美國軟實力。

冷戰期間，歐洲世界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除了歐陸意識形態割據與愈來愈受美國影響之外，逐漸流失海外殖民地這點也深深改變了西歐。一九四五年，英國、法國、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時、荷蘭都領有實質的海外領地。歐洲殖民地的人口是西歐本土人口的三倍。及至一九六五年，除了葡萄牙之外，殖民地已經所剩無幾。在歐洲內部，這改變所需的適應與調整，不論是經濟上還是概念上的，都不可小覷。其中一個議題是如何容納旅居前殖民地的歐洲人士回到歐陸本土或者選擇留在歐洲本土的殖民地人民。另一個挑戰是各國要適應自身大幅銳減的全球地位和影響力。對英國和法國而言，這點尤其困難。但是這些國家卻無力負擔死命撐持其霸權表象所需付出的代價。「我們絕不可能採取不抵抗的道路，讓法國成為明日黃花。」戴高樂將軍於一九六三年如此告知國人。⁰⁴然而對於冷戰時期的前帝國來說，明日黃花確實是很精確的描述。

除了歐陸自己的情況之外，二十世紀中葉全球的經濟變遷也讓歐洲退居第二順位。一九五○年，美國是全世界的資本主義霸權，生產量高居全球經濟輸出的三分之一。美金是大型國際交易可用的唯一貨幣。流向國際銀行的資金往往都來自美國。美國企業的科技與生產力都遙遙領先歐洲諸國。儘管歐洲戰後復甦，但是美國人均壽命仍較歐洲人長，生活品質也較高。

美國獨特的地位是發生在一個貿易、投資受到管理的世界。政府設定進出口配額和關稅，管制資金流向和貨幣價差，並且決定如何使用國家收益。繼任的美國政府推進自由化貿易和投資，但也小心避免過度施壓可能影響華府方面在冷戰情勢下拉攏的資本主義盟國。因此美國居於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中心，必須以服膺冷戰的目的來管理。重建此一經濟體系於美國有利，即使這代表在海外牟利的美國人必須擱置某些近在眼前的機會。美國的霸權時代受限於蔓延全球的冷戰情勢，與西歐的連結在這當中至關重要，但並非總是決定性的因素。

繼任的美國政府相信西歐的整合符合美方的利益。他們協助經濟重建並且加強歐洲對其他多邊機構的投入程度，尤其是北約。美國從未過度擔憂一個更為團結的歐洲會變成美國的競爭對手，那在五○年代一時還不太可能發生。至少短時間來看，歐洲經濟成長能促進共同安全，比起狹隘的美國自利重要多了。如果透過仿效美國模式建立更大的整合市場，西歐能變得更加富裕，那不啻為皆大歡喜。如同一九四八年即將上任的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宣稱的「健康的歐洲」不能「被切割成小碎塊」。它必須被組織成一個市場，這市場要「大到足以支持以現代化方式大量生產的廉價產品」。⁰⁵

如果說歐洲人對重建如飢似渴，那麼美國人渴望的就是穩定。超過二十年來，美國選民面對著此起彼落的緊急狀況：大蕭條、新政、在歐亞的戰爭，以及冷戰。一九五二年，他們將票投給了艾森豪將軍所代表的穩定與常態，他是一八七○年代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S. Grant）以來首位入主白宮的職業軍人，也是國家危機爆發以來第一位共和黨總統。艾森豪是一位國際主義者，也是冷戰戰將，他認為美國必須對抗蘇聯和全球共產主義。在他的競選造勢活動中，他主張必須要贏得韓戰，並「擊退」歐亞的共產主義。但他的主要辭令是為了向美國人保證，在其領導下，他們將平安無虞，只要透過全國團結，國人照顧好各自的家庭、財政紀律、堅強的國防軍力和清楚的國際戰略，美國會力退強敵。

由於艾森豪亟欲結束冷戰下的國家緊急狀態，他訴諸於政策和教條。在韓戰上，這位新上任的總統只不過是走運而已。史達林之死清除了停火協議的最後一道障礙。但艾森豪認為對美國軍力的推估能防止他所謂未來蘇聯的冒險主義。艾森豪肯定杜魯門的全面圍堵政策，並且希望透過增強美國的核武實力與備戰狀態來強化它。他也升級了中情局的機密行動，利用他們推翻他認為對美國冷戰利益有害的政府，例如一九五三年的伊朗，和翌年的瓜地馬拉。艾森豪將冷戰看作持久的全面競賽，美國的目的和備戰的程度扮演關鍵要角。

但是新總統也堅信美國可以在不過度犧牲本國利益的情況下贏得冷戰。艾森豪對財政極為保守，比起大費周章地組織龐大的軍隊和大量的傳統武器，他更鍾意成本較低的核武威嚇。如同杜勒斯於一九五四年一月解釋道：「為了我們自己與他人，我們想要在可負擔的成本上達到最大的威嚇作用。」「本土的防禦永遠都是重要的，但沒有任何本土防禦可以憑藉一己之力阻擋共產世界聲勢浩大的地面勢力。本土防禦必須更進一步透過核武反制的力量來強化自身……自由的共同體必須有意願且有能力在自己所選擇的地點和方式回擊，才能威嚇牽制住侵略行為。」⁰⁶

趨向大規模核武制裁的政策意味著準備用至此難以想像的規模進行戰略部署。艾森豪開始在其所謂的新面貌戰略（New Look policy）中，迅速增進原子軍備能力。在他主政下，美國發展了洲際彈道飛彈（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ICBMs）和潛射彈道導彈（submarine-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s, SLBMs）。五角大廈也展開大規模情報蒐集計畫，包含祕密飛越蘇聯領空，以蒐集敵方軍力與目標資訊。除此之外，在歐亞的美軍基地部署戰略性的中程核子飛彈。當被批評美國戰略立場過於強硬時，艾森豪回答，美國已經有效遏止了蘇聯對美國本土或美國盟友的攻擊。艾森豪堅信美國對蘇發動核戰的能力大大超出敵方對美國發動攻擊的能力。他的新面貌戰略使他能在成本較低且不需大規模武裝美國社會的情況下威嚇住敵方。

艾森豪的整個總統任期都害怕著讓他的國家進入軍備狀態的政治後果，其預算有許多花在增加軍備之上，其政治由外國威脅所左右。參議員麥卡錫原本在選戰中支持艾森豪，但就在一九五四年麥卡錫把砲火對準美軍對共產主義的屈從時，艾森豪開始與之針鋒相對。總統「異常震怒且受夠了——這是他的軍隊，而且他一點都不喜歡麥卡錫的戰略」。⁰⁷到了年底，麥卡錫已經被參議院噤聲，並且在美國政壇中銷聲匿跡。

對麥卡錫的嚴厲批評清除了美國冷戰政治歇斯底里風格最主要的象徵，儘管對反共宗旨的損害有限。在美國的政治光譜中，麥卡錫已經變得令人難堪。他下臺後剩下的仍然是要在全球的規模代表民主、宗教、自由市場的使命感。對於多數美國人來說，與共產主義正面交鋒是五○年代美國的根本特質，也是不論在國內外都必須要贏的政治運動。由自稱自由派或保守派（顯著的少數）的人所組成的廣大共識是，贊成打冷戰是美國矢志推進全球事務的部分組成。許多人認為：根據自然法則與上帝的神諭，共產主義者試圖接管的世界應由美國人負責現代化它們，讓它們變得更好。因此，冷戰是一場前所未見的為了人類靈魂的鬥爭。

對許多美國人來說，在海外贏得冷戰的需要與在國內的成功感相互貫通。經濟狀況蒸蒸日上，薪水、住房改善，消費品也更容易取得。中產階級迅速擴張，愈來愈多人從城市遷出，搬到市郊的新房子。兩黨的政治領袖都將反共抗戰描繪為防禦美國所取得的一切，不論是物質上的、社會上的，還是政治上的。在冷戰辭令中，宗教扮演著重要角色。共產主義被描繪成無神激進主義，在東歐被迫害的神職人員和宗教運動人士往往受邀訪美，以指認證實鐵幕後所發生的事。有一大部分美國人認為他們的家庭和社區遭受共產主義顛覆的威脅，儘管很少人能想到確切發生過的例子。由於到了五○年代中期，美國共產黨已經縮小到僅存約五千位現役成員，遇上他們任何一人的機會都相當渺茫。

艾森豪的美國穩定可期，戒慎恐懼，卻並不適合所有美國人。有些人認為他們被排除在經濟和社會進步之外，而這想法其來有自。非裔美國人從廢奴之後就遭受歧視，不論是新政還是五○年代的繁榮都未改善他們的處境。民權運動蔓延開來後，愈來愈多人拿美國在世界各地所發動的自由政宣，與其國內顯而易見的對於非裔美國人和有色人種的壓迫做負面比較。民權運動的主要組織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領導者羅伊．威爾金斯（Roy Wilkins），正確但相當寬容地描述艾森豪：「一位好將軍，也是個好人，但如果他打二戰時用他面對民權運動的態度，那麼今天我們講的就都是德文了。」⁰⁸非洲新興國家的外交官在華府和美國各地都遭受種族騷擾和隔離，他們返國後的報告就沒有這麼寬厚了。

冷戰期間，另一個從艾森豪主政的美國獲益無多的群體是女性，想要擁有在家庭和家事之外打造自己生活的女性。戰爭期間，許多婦女在製造業和服務業找到滿意的工作，但是冷戰期間，強調家庭的價值和養育下一代，使得為數眾多的女性被迫離開職場，回到原本妻子和母親的性別角色中。對有些女性來說，五○年代美國社會的從眾氛圍令人感到窒息。直到五○年代末，女性就業率、公眾參與和參政率才逐漸提升。但是大幅度的突破是在一九六○年，當避孕藥可以廣泛取得後，女性得以自己決定生育與否一事，轉變了冷戰中的美國家庭生活，且漸漸為更多主動的社會參與敲開大門。但是社會保守主義者批評避孕藥所帶來的人口數與對青少年性行為的影響。基督教傳教士無分天主教還是福音派，都認為生育控制是惡魔的行為，與共產主義、「自由戀愛」和同性戀屬一丘之貉。

五○年代強調物質條件的豐足和社會服從導致人們蠢蠢欲動，不只是弱勢群體而已。許多年輕人看著父母這一代的人生在自己面前開展，想著是否有可能做到更多或者經驗到更多。這種不安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隨著時代變遷，對音樂、電影、文學、流行服飾的品味都比過往還要大膽。有些人在思考是否可能為自己的國家做更多事，包含更有效地打贏冷戰。許多自由派害怕美國會在國際競爭、贏得民心上落後蘇聯。畢竟冷戰不僅是保守派的政治計畫，也同樣是自由派的。一九五八年，一位來自麻州的年輕民主黨參議員約翰．F．甘迺迪（John F. Kennedy）主張相較於擊敗蘇聯，艾森豪總統對預算平衡更加執迷。結果蘇聯軍力正在趕超美國，導致的「危機較過往任何我們所知道的戰爭危機更為致命」。⁰⁹總統對此不屑一顧，認為甘迺迪參議員只是位稚嫩的政治機會主義者。

人們贊許艾森豪使美國脫離冷戰初期的政治歇斯底里狀態，這看法其來有自。可是即使總統不是一位對冷戰歇斯底里的人，他也無法想像一個不與蘇聯對抗的世界。艾森豪缺乏想像力和政治意圖去思考如何結束史達林死後的冷戰。當新的蘇聯領導人透過結束韓戰、減少在歐洲的駐軍，以及和平共處之說，企圖正常化他們與西方的關係時，艾森豪猶豫了。杜勒斯和他的胞弟、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認為赫魯雪夫口蜜腹劍：蘇聯企圖讓西方放鬆警戒，卻暗中施力顛覆世界。由於國內反共意識堅強，其政黨也不遑多讓，艾森豪不想冒險與蘇聯人進行無用的會晤——即使身經百戰的邱吉爾鼓勵總統對蘇方伸出善意之手。一九五三年四月，他問艾森豪：「在你我的決心屹立不搖之餘，也傳達出一些對於進入新時代的希望，加以平衡，這樣不是很好嗎？我覺得在這個不幸的瘋狂世界出現了一絲新希望。我們應該可以在堅決反共暴政與反侵略的同時，另外宣布我們有多麼高興知道有轉圜的可能，而非使人認為我們直接關上了大門。」¹⁰但是艾森豪不相信蘇聯領導人的意圖有什麼改變，他抗拒任何把他推上高峰會的壓力，直到一九五五年中。

一九五五年二戰同盟國領導人在日內瓦的磋商，是一九四五年以來首次有這樣的會議發生。艾森豪同意參與峰會，因為蘇聯願意支持尋求印尼的解決方案，以及讓二戰以來便被雙方勢力劃分的奧地利歸於統一。雖然對話過程都平和守禮，但是並沒有重大突破。美方下的結論是，史達林死後，蘇聯領導人之間的權力鬥爭仍在進行，而這觀察其來有自。與蘇聯總理布爾加寧會面時，艾森豪總統「提起了衛星國的問題」：「他解釋道，有數百萬美國人來自中歐。因此他非常關切現在的衛星國狀態。這不是我們可以保持緘默的問題。布爾加寧指出，在此次會議中不適合談論這個主題：這需要時間和氛圍的改善。」¹¹

在艾森豪的第二任任期之初發生的匈牙利革命對東西之間的關係造成重挫。直到總統任期的尾聲，艾森豪才開始設想蘇聯政策可能的改變。在一九五九年的國情咨文中，他高談強化和平體制。翌年，也就是其任期的最後一年，艾森豪同意了五月在巴黎與赫魯雪夫進行一場高峰會。會議的宗旨在於討論減緩歐洲的緊張關係，尤其是德國的議題。艾森豪也希望透過把高峰會安排在巴黎，可以將此際重返法國總統崗位、變幻莫測的戴高樂拉進北約，就歐洲安全問題對蘇聯一致槍口對外。艾森豪與其親近的國策顧問開始準備要對蘇聯禁止新型核武試射的提議給予正面回應。總統當時可能希望在巴黎的這些協商能有所突破。

即便如此，艾森豪從未得到機會試探蘇聯意圖。一九六○年五月一日，蘇聯空軍擊落一架從巴基斯坦的柏夏瓦（Peshawar）出發、正穿越蘇聯領空飛往挪威的博德（Bodø）的美國U－2偵察機。赫魯雪夫非常震怒。但蘇聯領導人也知道如何譁眾取寵。當美國人拙劣地謊稱這只是氣候觀測任務出意外時，蘇聯釋放被捕的飛行員，並在莫斯科讓他曝光於大眾之前。蓋瑞．包爾斯（Gary Powers）坦承他受雇於中情局，當時正在進行偵察敵情的飛行任務。赫魯雪夫藉機大肆宣傳。但他對於取消兩週後的巴黎高峰會猶豫不決。最後赫魯雪夫飛至巴黎，但是滿載著黨內強硬派的壓力，終於在最後一分鐘拒絕面見艾森豪。蘇聯領導人已經被中國人批評對帝國主義態度疲軟，在這種情況下，萬萬不能再冒險進行高峰會。

中國和亞洲對蘇聯和快結束任期的艾森豪都舉足輕重。美國總統覺得他必須團結西方，給予他們共同理由對抗蘇聯和其盟國。但他對於美國在亞洲的定位尚不確定。總統擔心中國勢力擴張，認為北京會試圖將共產主義擴散到東南亞。「如果共產主義者在寮國站穩腳跟，西方就輸了整個東南亞地區。」艾森豪在下臺前如此告訴其首席國策顧問。¹²他對中蘇徹底且持久分裂的報告並不採信。冷戰在亞洲「就如同以艱難的賭注打撲克牌一樣……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法」。總統於一九六一年一月在白宮告訴其繼任者甘迺迪。¹³艾森豪感嘆：「共產主義對中共軍隊的影響，指出他們比西方盟國更能夠成功激發底層人民的鬥志。」¹⁴鞏固了西方之後，美國如今似乎準備好要翻開冷戰的新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