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歐洲的不對等

五年的總體戰所造成的毀滅程度，對任何了解一九一四年或甚至三九年的歐洲的人而言，都教人望而生畏。希特勒好大喜功，試圖征服歐陸，其摧枯拉朽之勢，就連在漫長歷史上烽火連天的歐洲，都不曾見過這等規模。從希臘群島到斯堪地那維亞北方，城市遭到轟炸，農田果園焚毀，人們被屠戮埋在亂葬崗。四千萬人死亡，難民和來自德國集中營的人數更多。六百萬猶太人遭到納粹種族屠殺，這是二戰最大的罪行，難以歸類至其他任何死因。猶太大屠殺也導致在猶太人口被清除的地區，大批人潮流離失所，混亂失序。在蘇聯、匈牙利、波蘭與德國部分地帶，路有餓殍，過半人口在終戰之際在飢餓中緩慢死去。

即便歐洲在一九四五年泰半陷入饑饉、疲勞與恐懼，在東歐的狀態仍最為慘不忍睹。從北極圈的挪威至巴爾幹半島南方的廣袤地帶，德蘇之間的戰爭導致城市盡成斷垣殘壁，人們若非已葬身兵燹，就是性命垂危。蘇聯逾一千七百座城鎮幾成廢墟。布達佩斯、明斯克（Minsk）、基輔等城逾八成地帶一片焦土。有一位來自美國幫忙紓困救濟的年輕人，試圖於家書中將他在華沙所目睹的慘況形諸文字：「走在路上，隨處可見成排少了屋頂或牆壁的建築物兀自挺立，裡面的住戶歷歷可見。在貧民窟則只是成堆的磚塊，變形的床、浴缸、沙發、相框、行李箱等各式各樣的東西散落在磚頭間。我無法理解這是怎麼造成的……慘烈到難以相信。」⁰¹歐洲人一九一四年前棲息生活的那個歐洲氣數已盡，取而代之的是死亡與毀滅，人們難以再信任舊式觀念。

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美蘇之間的冷戰對歐洲的災難來說是個恰如其分的結果。不僅是戰爭的結果導致在軍事上美、蘇掌握了歐陸，且歐洲人民如飢似渴地企求一個奇蹟——抑或只是對食物如飢似渴。他們將目光投向華府與莫斯科，尋求解方。這個片刻在歐洲現代史上獨一無二，整個歐洲大陸癱軟無力，只能放眼寄望自己所不能掌握的外在力量。歐洲人民希冀長治久安，想要快速重建，想要一個公平有效、經濟發達的未來。換言之，他們想要遠離三、四○年代的災難，而共產主義或美國資本主義各自提供了一條出路。

歐洲在一九四五年已經陷入停滯，亟需一條出路。物質的基礎建設容或可以重鑄，但總深感窒礙難行，情況在戰爭之後每況愈下。整個歐陸陷入人道主義的危機，規模是十七世紀以來僅見。以戰前德國的國境範圍來看，就已經有一千七百萬民眾流離失所，包括集中營倖存者、奴工、東德難民，或者家破人亡、不得已只能逃難的人。他們一個個都陷於饑饉，想去到一個無由企及之處。所有秩序蕩然無存，男女老少盡皆如此。有一名想要返家的波蘭女孩眼見毀滅的規模，震驚不已：「一九四五年的德國是一個巨大的螞蟻窩，所有人都在流竄。這是德國東境的樣貌，有逃離俄國人的德國人，有戰犯，有我們這些〔波蘭〕人——不是很多，但也有……充滿著人潮流動，很不可思議。」⁰²

即便在三個世紀以來都未曾遭受過饑荒的富國，情勢也近乎絕望。在尼德蘭，主要城市的人口人均每天能攝取的卡路里不到八百；戰前的平均值則是將近三千。一九四四至四五年間，荷蘭嚴冬的饑荒造成至少兩萬兩千人死亡，即便過了許久，還是能感受到其震盪。⁰³不論是在尼德蘭還是其他地方，讓挨餓的人們為生產做出貢獻無異於痴人說夢，所以只能仰賴外在救濟。但儘管聯合國新成立的救濟和復原署（Relief and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UNRRA）傾力相助，及至一九四七年，歐洲大半地帶仍然缺乏糧食。

降臨在歐洲的災難，更加凸顯了歐洲大陸上新的主人翁——美國人和蘇聯人，或者，歐洲人開始稱他們為強權（Superpowers）——的威望。他們的軍事實力毋庸置疑，而跟在一九四五年仍坐擁頗為龐大的軍事力量，但卻已日薄西山的日不落帝國相比，美蘇還可以提供未來發展的新模式。改變的希望仰賴來自外在的啟發。即便美國人可以在物質補給上提供更大的貢獻，蘇聯的優勢和史達林的個人地位奠基在紅軍擊敗納粹德國之上。許多歐洲人士相信，任何可以擊敗德國戰爭機器、進而征服柏林的國家，肯定是個更加先進的國家。

二戰讓國家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全盤潰滅。西班牙的佛朗哥大元帥與葡萄牙的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的右翼法西斯主義極權政府之所以能夠存活下來，也只是因為他們在戰爭期間維持中立。為了集體主義與反資本主義，僅存共產主義這個選項。不只有蘇聯在擊敗德國中扮演要角，其他地方的共產黨往往也站在力抗納粹統治的前線。在戰爭中，四年是很漫長的時間。許多人已經原諒或者忘記了史達林與希特勒的條約，而過去共產主義對抗「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口號，到了一九四一年以後，也已經被淹沒在紅軍與在地共產黨游擊隊員的英雄主義之下。

在西歐，正是對改變的渴求驅使人投向共產主義的訴求。幾乎沒有歐洲人希望復歸造成兩次世界大戰及嚴重經濟危機的體系。人們希望迎接更好的將來，而共產主義者——結合了反法西斯主義、社會正義以及蘇聯在戰事中的努力所帶來的光環——高舉了希望的大纛。他們是當前在法國（九十萬黨員）與義大利（一百八十萬黨員）最大的政黨組織。西歐在戰後的第一波選舉當中，共產黨員旗開得勝，在挪威取得了一二％的選票，在比利時有一三％，在義大利一九％，在芬蘭二三．五％，在法國將近二九％。他們的領導人堅持在政府當中取得代表的路線，也的確在戰後形成的民族團結內閣中取得席位。他們希望對未來的政治有決定性的影響，為符合工人階級需求的社會革命鋪路。但共產黨領袖並不相信在戰後的西歐能立即發動革命騷亂。這反應出從莫斯科發來的建議，他們並不打算即時對現存政府發動挑戰，因為美、英的軍隊仍然保持控制，隨時可以粉碎這樣的叛亂行動。

但歐洲全境都一貧如洗，一落千丈，即便是西歐最強大的共產黨領袖——法國的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義大利的陶里亞蒂（Palmiro Togliatti）——也無法阻擋社會動盪的浪潮。在義大利，工人占領廠房，農民竊據良田。在義法兩地都發生了針對建制派精英、與納粹和法西斯主義協力者，以及雖然未與之合作但擁有廠房或貴族頭銜的政治暴力事件。有些人從自家被拖出來毆打致死。各地都把精英分子看成是造成國家失靈的罪魁禍首。

共產政府的官員為了謀求社會穩定，忙於呼籲眾人回到工作崗位。一九四五年十月，多列士在一場演講中說道，重振法國「仰賴我們自己的努力，工人階級的聯合促成所有共和國民的聯合」。⁰⁴這位共產黨領袖認為重建第一，透過重建，左派便能稱霸政壇。但有些在地的共產黨人見解有異。「〔政府〕還有其他人都死不足惜。我只有一個頭頭，那就是史達林」，南法的一名共產黨員和他的黨羽抓獲一名當地貴族時，一面圍毆他一面嘶喊道。⁰⁵

但和多列士、陶里亞蒂一樣，史達林起初認為在西歐發起革命行動將會招致共產黨毀滅，並為蘇聯和美英之間已經岌岌可危的盟友關係敲響喪鐘。史達林固然預期有朝一日要與資本主義國家正面衝突，並且最終在歐洲發動共產主義革命，但在終戰之後，蘇聯自己先成廢墟一片。史達林無法冒險在蘇聯孱弱之際與盟友發生衝突。他心想，不如先表達日後合作的意願，等美、英帝國主義者彼此之間先開始爭奪戰利品。史達林認為蘇聯的最大威脅是帝國主義勢力聯手對付他。起初，蘇聯戰後在西歐的政策是設計來避免讓敵方聯合起來。

對於蘇方和歐洲的共產黨人而言，在希臘持續不斷的內戰無疑是項警訊，告誡他們如果太急功近利會發生什麼事。軸心國於一九四一年占領希臘時，希臘的左派成立民族解放陣線（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並逐漸由希臘共產黨所控制，其武裝旁支希臘人民解放軍（Greek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LAS）與德國人和其他希臘黨派作戰。一九四四年末德軍撤退時，英國安排一個聯合政府讓希臘人民解放軍逐漸融入希臘正規軍。但共產黨單位拒絕解散，因此聯合政府告吹。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警察朝雅典的左翼集會開火，造成二十八名市民死亡後，希臘人民解放軍回擊。英國再以空炸共產黨在雅典的堡壘回應。在首都武力不足的情況下，經蘇方建議妥協，希臘的共產黨領導人於一九四五年春同意解散希臘人民解放軍。某些地區仍持續有打鬥，多數是右翼試圖把農民驅離他們於戰爭期間占領的土地所致，或是為了懲罰曾經與右翼作戰的希臘人民解放軍。六萬名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的運動人士往北穿過邊境，逃到共產黨把持的南斯拉夫。

希臘的災變讓史達林要求東起中國、西迄義大利的共產黨員不得魯莽躁進。儘管蘇聯相信二戰會帶來革命，如同列寧對一戰的指示，他們預期革命會發生在紅軍保護網內的歐洲其他地方，也就是東歐。史達林的觀點是：其他共產黨對掌權既沒有經驗，也沒有足夠的理論了解。唯有在蘇聯的引導和紅軍的保護下，他們才有可能持續退敵。史達林仍然記得一九一八年以後從芬蘭、匈牙利到巴伐利亞在歐洲遍地開花的「蘇維埃共和國」，並且常常解釋道：在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下，他們很快就被武裝、組織力量更佳的右翼給撲滅了。史達林相信，四○年代的不同之處在於蘇聯此際已成政治、軍事上的強權。

相較於俄羅斯在一九一八年或者拿破崙戰爭結束之後的任何時間點，一九四五年的蘇聯在歐洲的戰略位置確實不容小覷。在一九四四年春之後，一年多的時間內，紅軍就從俄羅斯大草原深處打向呂貝克和丹麥的博恩霍姆島（Bornholm），一路到中德和奧地利到亞得里亞海，所向披靡。蘇聯如今在中歐。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一夕之間潰敗，在紅軍隊伍之後方，對蘇聯的掌控幾乎毫無招架之力。一些國家如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普遍歡迎解放者蘇聯，其他國家如匈牙利、波蘭、波羅的海小國則視蘇聯為征服者，這些都是根據當地在跟蘇俄之間的歷史淵源而定，當然也是根據在地高層與人民跟德國人之間協力的程度。但隨著希特勒的帝國瓦解，蘇聯在東歐的軍事霸權在握。在一九四五年，即便是有理由痛恨蘇聯或者持保留態度的人，在對蘇聯下戰帖之前，也必須三思而後行。

不過，史達林對於如何處置現在歸他所管的廣袤地帶，尚未下定決心。儘管他的政治判斷告訴他，這些國家當中沒有任何一個成熟到足以發動蘇聯式的革命，但他希望紅軍的存在和蘇聯的民間顧問能強化左翼，讓共產黨員增加影響力。領導人在克里姆林宮中盤算，蘇聯的案例也許可以把這些國家導向社會主義。但與此同時，東歐是抵擋英美可能對蘇聯發起帝國主義攻擊的重要緩衝區。史達林相信蘇聯必須在當地維持影響力，儘管他希望在不與英美決裂的狀態下維持此影響力。蘇聯必須重建，在百廢俱興之前，史達林希望能避免與二戰期間的盟軍發生衝突。

蘇聯戰後在東歐的計畫尚有許多不足之處。克里姆林宮忙於戰事，使得他們鮮有機會思考戰後的光景。蘇聯在前進東歐時，如同美國和英國一樣，擘劃了一些避免當地陷於饑饉、人民四下逃竄的應急計畫——只不過其計畫程度遠不如英美巨細靡遺。然而，戰爭的軌跡使得當地情況比西歐更加難以評估，即令最翔實的計畫也徒呼負負。及至一九四五年中，紅軍在歐洲控制的領地範圍之大，連身在莫斯科的高層都未能預料。紅軍指揮官找出能夠稍加建立秩序、協助提供補給（包括提供紅軍補給）的當地高層。在某些戰事稍微不那麼慘酷的地區，或者是當地人民歡迎蘇聯，認為他們是將斯拉夫人從德國暴政下解放出來的地帶，這些策略頗見成效。但紅軍在戰區的暴行，使得在反蘇的非斯拉夫國家（如匈牙利、羅馬尼亞以及德國）當地，即便有人想要與蘇聯合作，也礙難從命。

紅軍士兵對平民百姓的姦淫擄掠使得蘇聯在東歐難以風行草偃。在德國，蘇聯士兵強暴了數十萬（甚至可能多達兩百萬）名婦女。這些暴行駭人聽聞已極，更何況還加上對手無寸鐵的平民恣意殺人越貨。到了一九四五年中，蘇占德區（以及其他蘇方進駐的地區）中，鮮少有家庭完全沒有遭受到紅軍的魔爪。有一名來自東普魯士的年輕德國女孩，就身處遭到侵害的一群難民之間：

接下來的時間度秒如年，尤其是對婦女而言。官兵時不時進來把女孩、少婦帶走。任憑她們怎樣尖叫求饒都沒用。他們一手拿著槍，一手拽著女人的手腕把她們拖走。有想要保護女兒的父親被帶到院子裡射殺。這名女孩成了這些野獸的獵物。將近清晨時，她回來了，恐懼布滿她童稚的雙眼。一夕之間，她蒼老了好幾歲。⁰⁶

蘇聯領導人試圖以德國人和德軍盟友戰爭期間在蘇聯內部犯下的體制性暴行，來為己方軍人的行徑開脫。有些蘇聯的政治宣傳家和軍官鼓勵軍人的野蠻行徑。對他們來說，這是復仇的問題。當史達林發現下屬的行為無助於他達成目標時，他可以輕易地針對下屬發難，但其實對他來說，蘇聯的戰爭罪行根本不成問題。當一些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向他抱怨紅軍的行徑時，史達林說：「你們必須了解一名從史達林格勒一路跋涉三千公里來到布達佩斯的軍人心理。他們自認是個英雄，一切都可以被允許，他可以為所欲為。他今天活著，明天可能便從容就義，他做什麼都會被原諒。軍人們累了，他們在漫長艱辛的戰事中疲憊不堪。不應該用什麼『知書達禮的知識分子』觀點來看待他們。」⁰⁷美軍、英軍、法軍到了歐戰的尾聲都犯下過戰爭罪行，但跟蘇軍比起來，簡直小巫見大巫。蘇方的行徑影響了數以百萬計的家庭，並且接下來世世代代都懷恨在心。

因此，東歐共產黨人在戰後要煽動的時候，面臨的處境艱難。除了在戰前選舉能吸引到約一○％選票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以外，共產主義在東歐各地從不占優勢。⁰⁸在其他地方，對共產黨的支持少之又少，在東歐專政的是右翼、民族主義、反共的威權。雖然蘇聯領導人在話語中對己方軍隊行徑的效應輕描淡寫，但他們很清楚共產主義在東歐的弱勢。他們相信社會和經濟條件尚不足以支撐發達資本主義。在某些國家，就算有蘇聯的奧援和指揮，也很難達到發達資本主義。一九四五年第一波發自東歐的報告，對當地的政治條件並不樂觀，在波蘭、匈牙利更是如此，合乎預期。史達林自己用了頗接地氣的隱喻，來說明土生土長自發性革命之不可行：「共產主義適合波蘭的程度，就像把馬鞍裝在牛身上。」他在一九四四年對羅斯福的使節霍普金斯如是說。⁰⁹

那麼蘇聯在東歐所企求的政府形式究竟為何？蘇聯內部沒有多元主義的經驗，又視「布爾喬亞民主」為冒牌貨，他們自然而然要排除蘇聯在戰爭期間以及戰前的敵手，尋求聽命於史達林以及包含當地共產黨的極權政權。有鑑於當地過往對史達林並不傾慕，共產黨又勢單力薄，意味著統治的基礎薄弱。到了一九四五年秋季，蘇方已經意識到在紅軍撤離後，他們並沒有合宜的工具可以確保日後在東歐維持影響力。

可舉保加利亞為例說明這在實踐上的意義。在擁德派的舊政權垮臺後，倉卒成軍的祖國陣線聯盟政府日漸受到保加利亞共產黨人所掌控。儘管人數不多，但他們利用與紅軍的特殊關係來指揮內政部以及警察單位。數以千計與共產黨人為敵的右翼人士，遭到新政府或當地共產黨人所組織的人民法庭審判，許多人鋃鐺入獄或者遭到處決。但即便共產黨的影響力與奧援日漸壯大，多數的保加利亞人仍然偏好加入了祖國陣線的左翼農民改革團體農民黨（Peasants’ Party）。在一個八成人口是農民的國家裡，很難想像有其他方案可行。

因此，保加利亞的共產黨面對一道難題。蘇方告知他們，以此刻的發展階段而言，保加利亞正確的政府形式是「民主」的聯合政府，也就是可有效統治且聽命於莫斯科的左派政府。前共產國際頭子季米特洛夫此刻已返鄉執掌保加利亞共產黨。他被告知共產黨須在不與農民黨以及其他「進步」勢力切斷「連結」的情況下發展影響力。但同時，農民領袖對共產黨及其計畫——包括保加利亞快速工業化——愈來愈批判。一九四五年五月，共產黨人策動農民黨內部分裂，讓其中親共的派系脫離。由威震天下的佩特科夫（Nikola Petkov）所領導的多數從政府辭去職位，並且在一九四五年十月的選舉中獨立參選。在許多選民受到威脅以及赤裸裸的舞弊影響下，共產黨人主導的祖國陣線勝選，從此季米特洛夫掌權。他把國家變成人民共和國，也就是由共產黨控制的共和國，並迫使社民黨人併入共產黨，以及拘捕反對共產黨勢力的主要領導人。同時，佩特科夫遭到逮捕，判處死刑，並於一九四七年處以絞刑。

「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的概念是蘇聯一九二四年的發明，用在紅軍掌控的外蒙上，莫斯科無法在不與已統治外蒙長達數世紀的中國發生嚴重衝突的情況下將外蒙併為完整的蘇維埃共和國。但人民共和國的概念也適用於東歐。史達林並不想將東歐國家併入蘇聯，因為這會造成蘇聯境內大批民眾怏怏不樂、心生抗拒。人民共和國成為某種中途之家：他們可以全面走向共產主義，卻不是走進蘇聯。甚至到了一九四七年初，史達林對於今後東歐政府組成的模式，都還沒有下定決心。他偏好由強而有力的共產黨領導的聯合政府。馬列政治理論告訴他，東歐的「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情況許可時，也就是說當共產黨全盤收編工人階級時，自然會發生全面的共產主義統治。

羅馬尼亞對蘇聯的政策造成了特殊的挑戰。羅馬尼亞也曾經是德國盟友，曾模仿納粹殺害數以十萬計的猶太人與吉普賽人，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戰局對希特勒非常不妙時才換邊站。當地的共產黨積弱不振，派系林立，並沒有像保加利亞的季米特洛夫那樣的領導人。更糟的是，在史達林看來，羅馬尼亞的黨是由「非羅馬尼亞人」——基本上也就是猶太人和匈牙利人——所主導，他們無法被認可為「民族」領袖。到了戰爭終了前，蘇聯有百萬軍人駐紮在羅馬尼亞，紅軍在軍事上擁有完整的掌握。但要靠誰樹立當地的領導班子？蘇聯決定像在保加利亞那樣安插一個聯合政府，由共產黨掌握司法部，進而掌握警方。年輕的羅馬尼亞國王麥可（Michael）抗議。麥可在免職親德領導人後被視為民族英雄，但蘇聯使節維斯辛基（Andrei Vyshinskii）沒有給他任何選擇。「你有兩小時五分鐘向大眾宣布〔政府〕已經解散，」蘇聯副外長對國王大吼，「八點之前你必須告知大眾由誰繼任。」¹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共產黨領導的聯合政府透過大規模的恫嚇與造假贏得選戰。兩年後，該政府迫使國王遜位，並宣布新的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成立。

對蘇聯來說，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可能有點弔詭，但跟波蘭這個真的試煉比起來，還是小巫見大巫。在由蘇方軍事掌控的歐洲國家中，波蘭領土最大，對蘇聯普遍仇視。十八世紀起，就已有部分波蘭領土在帝俄轄下。蘇共曾於二○年代初敗於波蘭之手。史達林與希特勒曾於三九年發動侵略並瓜分波蘭。在恭賀德軍攻克華沙後，外長莫洛托夫向幕僚解釋道，蘇聯「意圖利用德軍進犯的契機，宣布波蘭瓦解，因此蘇聯有必要援助烏克蘭與白俄羅斯」。¹¹在「援助」的過程中，蘇方在他們占領的地帶對波蘭實施恐怖統治，直到一九四一年遭到德國人背叛為止。一九四四年，當德軍屠殺波蘭苟延殘喘的抵抗勢力時，紅軍袖手旁觀。有這樣的不良紀錄，如何能夠與鄰國締結友好的關係？

但史達林仍相信他的政權可以打造一個新波蘭，讓波蘭共產黨（Polish Communist Party）扮演重要角色，無論其根基如何脆弱。其中一項要務涉及組成一支微妙的雜牌軍。希特勒侵略蘇聯後，紅軍開始招募波蘭軍人對抗納粹，當中多數從一九三九年開始就在蘇聯的監牢服刑。毫無意外，史達林很快地意識到在蘇聯的土地上保留這樣一支軍隊是個壞主意。他悄悄讓英國人把這些波蘭人多數送往地中海，在波蘭流亡政府的指揮下作戰。但有些人留了下來，在蘇聯內部組成波蘭軍，在紅軍的指揮下作戰，由共產黨、左派、東波蘭人以及那些想要就近抗德、而非遠赴北非或義大利與德軍作戰的人所組成。

一九四五年元月，在雅爾達會議之前，蘇聯成立了波蘭共和國臨時政府，罔顧與之交惡的流亡政府。這也情有可原。在雅爾達，列強協議要兩個政府盡速合併並舉行自由選舉。此舉意在達成妥協，卻沒人買帳，卻是根據當地軍事現況——紅軍完全掌控了波蘭——做出的決議。羅斯福的首席參謀長李海（William Leahy）私下對總統指出，史達林的承諾「太過彈性，讓俄羅斯人可以把範圍從雅爾達一路延伸到華盛頓，都沒有間斷」。¹²華沙的新「聯合」政府是共產黨表裡不一、口是心非的集大成者：就事實而言，多數是非共產黨員，包括一些從倫敦歸來的部長，但實際上是由聽命於蘇聯的波蘭共產黨所把持。

戰爭結束後，對波蘭共產黨來說，如何取信於大眾是一大問題。歷史形勢對他們不利，紅軍的暴行對他們當然更是毫無幫助，就連蘇方欽定的波共領導人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Władysław Gomułka）都指出：「蘇聯的機關對波蘭人所犯下的錯誤（流放）對民情影響很大……民情如此，我們可能有被指為蘇聯特工之虞，因而遭到孤立。」¹³不過共產黨員也有顯著優勢。倘若遭遇困難，他們有紅軍和蘇聯境內的波蘭軍坐鎮。他們的政府在國際上受到認可。儘管共黨或許體質不佳，但反正其他政黨也好不到哪去。他們的優勢在於，在聯合政府執政前，在前德國領土併入波蘭以及雅爾達會議上列強將波蘭東邊土地割讓給蘇聯之前，就已經先與蘇聯簽訂條約了。因此波共與其側翼可以宣稱，他們已是在危急存亡之秋做出對波蘭最有利的決定：他們宣稱自己不僅讓一個被戰火蹂躪的國家快速現代化轉型，也代表穩定與獨立。

波共想傳達的訊息聽來也許不合理，卻仍然有人買單。如同在東歐其他地方一樣，人們厭倦了戰亂饑饉。也許他們不屬意新的政府，但它代表權威與穩定。到了一九四五年年末，史達林告知波共他們對自己達成的成就不夠居功。「你們居然害怕別人指控你們反獨立，這很荒謬……你們才是打造獨立的人。要是沒有波蘭人民共和國，就沒有獨立。你們整軍經武，乃是立國中樞，穩固財政、經濟、國家……你們非但沒對他們曉以大義，反而只說自己支持獨立。波蘭人民共和國把蘇聯變成波蘭的盟友。這麼好用的論點就擺在你們眼前，你們卻不知善加運用。」¹⁴不過，並不只有史達林認為波共的處境大幅改善，就連許多憎惡蘇聯的波蘭人和當地共產黨員也都調適自己適應了新政權。後來寫出對東歐知識分子遭到收編的現象最入木三分的波裔立陶宛作家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時年三十五歲，他同意在新政府的外交部述職。「我很高興，」米沃什寫道，「看到波蘭的半封建結構終於被粉碎，大學向年輕的工人、農民敞開，農業改革得以發展，國家終於步上工業化的軌道。」¹⁵

同時，共產黨員持續嘗試確保對波蘭國家社會的掌控。一九四六年中，他們無所不用其極成功地在一場公投中得到多數支持土地改革以及基礎工業國有化。同年，在蘇聯的協助下，共產黨員逐漸智取其左翼合作夥伴並將他們邊緣化。少數勇敢的政治家如中間派的波蘭人民黨（Polish People’s Party）黨魁米科瓦伊奇克（Stanisław Mikołajczyk）試圖箝制他們。波蘭天主教會則抱怨國家受到無神論的共產黨員統治。但波蘭境內沒有人有辦法避免共產黨的宰制，英美也束手無策。英國外交大臣貝文和美國國務卿伯恩斯（James F. Byrnes）持續提醒蘇聯，他們有義務安排在波蘭舉行自由選舉，但兩人都認為就算史達林有意舉辦選舉，他也不會知道如何舉行。且史達林也無意讓波蘭人自由投票，因為他知道就算共產黨有所進展，他們的黨羽也絕無勝算。當史達林終於在一九四七年元月同意舉辦選舉時——諷刺的是，此舉主要是為了安撫其他強國，雖有點為時已晚——蘇聯和波蘭的共產黨員確保沒有任何一張不該被計入的選票被計入。靠著欺詐、威嚇，藉不實指控來排除反對黨的候選人，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黨團宣稱贏得了超過八成的選票，反對黨的領導人則要不是遭到監禁，就是遭到流放。但蘇聯仍然缺乏安全感。一名在波蘭負責文化的蘇聯官員向莫斯科匯報，儘管他持續努力「向波蘭人灌輸以下觀念：唯有與蘇聯友好，才能達成和平與經濟繁榮，其他任何道路都荊棘遍布……要提升蘇聯的經濟、軍事實力；要戳破中傷蘇聯文化科技落後的不實言論」。但進展牛步。¹⁶

一九四四年後紅軍所占領的國家中，捷克斯洛伐克與匈牙利是發展程度最高的。一九一八年以前，匈牙利是主宰中歐的奧匈帝國之重要組成。二戰時，右翼的極權政府與納粹德國結盟，在戰爭結束時帶來了慘烈結果。蘇聯穿過匈牙利東部一路長驅直入，首都布達佩斯遭到嚴峻的包圍。當匈牙利政府試圖安排停火時，當地的法西斯主義者起義與德軍並肩作戰，直到德國於一九四五年五月投降。比起鄰國來說，匈牙利更如強弩之末：不僅國家受戰火摧殘，精英階層也未能即時站對邊。結果，匈牙利不只被紅軍占領，也被有許多領土糾紛的羅馬尼亞人占領。

受到一九一九年匈牙利短命的蘇維埃共和國影響，史達林對匈牙利的看法戴上了有色眼鏡，並受到政治右翼的力量所左右。他指示從莫斯科回去重組黨的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要小心，「不要節省唇舌，但也別嚇著任何人，」領袖告誡道，「一旦你發展了羽翼，就可以再向前一步。」¹⁷德國投降後，接手治國的聯合政府所施行的土地改革政策的確頗受歡迎，共產黨人認為他們可以居功，於是向史達林矜誇自己的影響力。然而，儘管史達林有多麼不信任匈牙利共產黨領導階層的猶太背景，還是於一九四五年秋允許匈牙利舉行選舉，因為他相信共產黨大有可為。也可能是由於史達林希望在對匈國的未來還拿不定主意前，先藉著對匈牙利人表示寬大為懷，減緩與盟軍間的緊張關係。

一九四五年的匈牙利大選，對共產黨員來說是一場災難。以常理來說，幾個月前匈牙利還沒有共產黨存在，如今他們已取得一六％的選票，成績頗為可觀，但斬獲仍不如蘇方預期。且最糟的是，右翼的小農黨（Smallholders’ Party）得到超過五○％的選票。史達林對於可能失去對匈國的控制憂心忡忡，而匈牙利位處他勢力範圍所能及的邊陲。他指示駐匈代表老同志伏羅希洛夫（Marshal Kliment Voroshilov），堅持「共產黨須拿下內政部；建議新增兩名副首相的職位分別由共產黨員與社民黨員出任；注意確保從小農黨和社民黨進入政府的人，必須也是蘇維埃政府所接受的人選」。¹⁸

透過這則通牒，蘇聯在新政府內部維持了顯著的共產黨影響力。儘管小農黨獲取了多數的選票，但在蘇聯的操弄之下，仍然被共產黨的政策所裹脅，因為他們認為與共產黨員正面衝突，會讓莫斯科不對匈牙利領土動手的善意陷入危殆。匈牙利的經濟狀況堪憂。由於莫斯科阻擋布達佩斯向美國申請貸款，外援只能來自蘇聯。到了一九四七年中，由死忠的史達林主義者拉科西（Rákosi Mátyás，譯者按：匈牙利人名順序為先姓後名）所領導的匈共自認透過逮捕、流放、威嚇等手段，已大幅削弱聯合政府的夥伴，可以再舉行一次普選。一九四七年八月，在大規模作票之下，匈共及其左翼側翼贏得了六○％的選票。就在與過去的盟軍之間的關係逐漸蒙上陰影之際，史達林為新政權致上賀電，儘管他對於匈共是否能夠掌握局勢，仍然未有十足把握。

一九四四年至四七年間，蘇聯在東歐的政策造成美蘇與英蘇之間許多衝突。但美、英的政策——一部分是為了回應莫斯科在東歐的行為——也讓史達林更加確信，唯有透過共產黨的政權才能確保蘇方對東歐的控制。蘇聯的軍事掌控已經就位，不論其他地方的政策如何，東歐很有可能在某個時刻蘇維埃化。在蘇歐邊境有一些非常孱弱的國家，大都是一九一八年瓦解的奧匈帝國之殘餘。在一九四五年德國垮臺後，蘇聯似乎有可能取得掌控權。但對莫斯科來說，美蘇冷戰的降臨無疑使得共產黨更加迫切需要完整接收東歐。及至一九四七年，史達林仍然相信鄰國尚未準備好接受社會主義，但他的結論仍然是唯有共產主義的統治可以提供蘇聯想要的那種保障。

在波茨坦會議之後，英美屢次抗議蘇方在終戰之時占領的國家內的行徑。盟軍外長之間常規的會議中衝突愈發頻繁，儘管杜魯門政權明白他們沒有權力改變蘇聯在紅軍控制的地帶實行的政策。杜魯門希望戰後開始撤軍，把美軍撤出歐洲。但英美之間合作日漸緊密，與蘇方就從德、義撤軍，就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的和平協議內容，以及就南斯拉夫共產黨終戰時占領的義大利的里雅斯特問題發生口頭衝突。一九四六年夏天，在一場巴黎的會議上，英國外務大臣貝文性格暴烈，對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大發雷霆。貝文覺得「這場會議的程序什麼都決定不了」。莫氏冷淡地反駁道：「結果如此，貝文自己也厥功甚偉。」¹⁹在華府，杜魯門總統寫道，他已經「厭倦了總要對蘇聯連哄帶騙」。²⁰

到了一九四七年春季，許多歐洲人和美國多數政策家已經注意到蘇聯在東歐似乎永無止境地擴張。就莫斯科來看或者從東歐國家自己的角度看來的實情如何，似乎並不重要。在這些地方的發展瞬息萬變，且往往混沌不明。然而在西方，許多經歷過三○年代的人都注意到了現狀與納粹擴張有所雷同之處，並且其規模也令人側目：蘇聯的控制似乎席捲了歐洲大半。儘管史達林只有在紅軍掌握之處有所行動，但在歐美人士的心目中，「東歐」似乎沒有一個明確的界線。芬蘭、挪威與捷克斯洛伐克有根本上的區別嗎？希臘、土耳其與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是否有所不同？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看，似乎確實不同，因此蘇聯的目標顯得較為局限。但對於那些成長於一個更為多元的歐洲的人來說，東西的界線並不存在，上述的分野也更難以識別。

自他上任以來，杜魯門總統即認定蘇聯本質上就持擴張主義，但也認定他們不會干冒與美英決裂的風險。但接下來的兩年，杜魯門開始懷疑自己原先的判斷。他對蘇聯在東歐的行徑感到震怒，認為史達林違背了他對小羅斯福做出的承諾——在當地建立民主制度。他也認為蘇聯不僅在歐洲，在亞洲的衝突態勢也逐漸升高。許多杜魯門敬重的領導人也助長他的疑心。一九四六年三月，前英國首相邱吉爾在密蘇里州富爾頓鎮（Fulton）的西敏學院（Westminster College）發表演說，由杜魯門本人親自開場。邱吉爾暢談危險當前，其中的母題——「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在一年前寫給杜魯門的信上已經演練過了，但這次是公開演講。邱吉爾如同一頭耄耋的雄獅嘶吼道：

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Stettin）到亞得里亞海邊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在這條線後面坐落著中歐和東歐古國的都城。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貝爾格勒、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亞——所有這些名城及其居民無一不處在蘇聯的勢力範圍，不僅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屈服於蘇聯的勢力影響，而且還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強的高壓控制……在橫跨歐洲的鐵幕前面，還有其他令人焦慮的因素……義大利還是前途未卜……不過在遠離俄國邊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許多國家裡，共產黨第五縱隊已經建立。它絕對服從來自共產主義中心的指令，完全協調地工作著……上一次我目睹大戰來臨時曾對自己本國同胞和全世界大聲疾呼，但是人們都聽不進去……我們絕不能讓這種事重演。²¹

邱吉爾的忠告在一位美國青年才俊外交官凱南（George F. Kennan）那邊得到了回響。戰爭期間，凱南曾在莫斯科服役。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凱南從莫斯科發出的長電報（Long Telegram）成為杜魯門政權內部極具影響力的文件，廣為傳播。在長電報中，凱南形容莫斯科的政策由於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本質上就好勇鬥狠，鯨吞蠶食。儘管俄羅斯人民愛好和平，但黨利用傳統上俄羅斯對歐洲更先進的地帶之忌憚裹脅人民。歷史的教訓告訴俄羅斯人，唯有摧毀敵人才能保障安全。而眼下蘇聯的目標是透過分裂與顛覆來削弱外國勢力，直至莫斯科雄霸天下：

我們所面對的是這樣一個政治力量，它堅信與美國的妥協根本不可能，堅信為了蘇聯權利的安全必須破壞我們社會的內部和諧，必須消滅我們賴以生存的傳統生活方式，必須摧毀我們國家在國際上的權威。這個政治力量孕育並成長於極其深厚、極其強烈的俄羅斯民族主義思潮之中，完全控制了世界上最偉大之一的民族和人民的能量，以及世界上資源最為富饒的國土。此外，這個政治對手還擁有一架能夠在其他國家發揮影響力、經過精心製作的龐大組織機器，這部機器具有驚人的靈活性和持久性，操縱這部機器的人，他們採用地下方式的技巧和經驗是史無前例的。²²

但如同他在華府的上級長官，凱南相信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史達林並不想冒不必要的風險。蘇聯仍遠比美國脆弱，且內部問題嚴重。然而，圍堵蘇聯的威脅意味著杜魯門政權在外交政策上須更加積極進取：

我們必須對其他國家展現和描繪出一個我們所希望看到的，但要比以前更加積極、更加富有建設性的世界之前景。只是希望別人按我們的政治模式發展是遠遠不夠的。不少的國家與人民，起碼在歐洲，由於過去的經歷已經疲憊不堪，而且（對歷史的重演）懼怕萬分，因此，他們對自身安全的興趣遠比對抽象的自由要大得多。他們需要的是領導，並非只是責任。我們必須比蘇聯提供更多他們所需的領導。如果我們不這樣去做，俄羅斯人是一定會責無旁貸的。²³

與其說凱南的信息是要創新的政策，不如說是總結了許多美國決策已經在走的道路。這套說法說來也矛盾：蘇聯生性好戰，卻又能夠讓步。但聽在亟需方法來解釋世局的官員耳裡，還是頗能獲得共鳴。儘管在巴黎的會議上，外長之間達成了某些讓步，但烽煙四起的希臘內戰、蘇聯對土耳其的要求……等等新的憂慮，使得一九四六年的年末籠罩在陰影之下。杜魯門日漸擔憂蘇聯計畫要掌握黑海海峽，並幫助共產黨在希臘取得勝利，這樣的突破會讓蘇聯得以掌控地中海東部，也會對在當地的傳統勢力英國造成嚴重打擊，而英國國內經濟已每況愈下。在經過充分計算後，為了謀求美國在言行上支持倫敦，英國工黨政府正式向杜魯門求援。

美國總統如今面對一些困難的選擇。儘管避開了許多人所預測的經濟低谷，杜魯門的民主黨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的中期選舉仍差強人意，共和黨則是自一九三二年以來首度取得參眾兩院多數。在選戰中，對手陣營斥責杜魯門太過執迷於幫助他國，對史達林和共產黨則又太軟弱。民意四分五裂，杜魯門認為時勢造英雄。儘管杜魯門不諳外交，其稟性與政治直覺提供了一條出路。杜魯門尋求正面迎擊蘇聯，並且在希臘、土耳其事務上找到了契機。一九四七年三月，他對美國國會聯席會議發表講話，要求撥款四億（相當於今天的四百三十億）美元對兩國提供經援與軍援。「在恐怖活動的威脅下，數千名武裝分子由反叛政府的共產黨領銜，今日的希臘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杜魯門說道：

除非我們願意幫助各自由民族維護他們的自由制度和國家完整，對抗把極權政制強加於他們的那些侵略行動，否則我們將無從實現我們的各項目標。通過直接或間接的侵略強加在自由民族頭上的極權政制，破壞了國際和平的基礎，因而也破壞了美國的安全，這是顯而易見的……我相信，美國的政策必須是支持各自由民族，他們抵抗著企圖征服他們的掌握武裝的少數人或外來壓力。²⁴

被杜魯門譽為全美最受愛戴的一號人物、新任國務卿喬治．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在一場與國會領袖的閉門會議中更是慷慨陳辭。「我們已屆自古以來所未有之局，」馬歇爾與溫和而自信的副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根據會議的總結告訴他們，「世界由兩大強權宰制。這種權力的二極化是自從雅典與斯巴達、羅馬與迦太基之後僅見。所以這不是要否替英國涉險的問題；這是保衛美國的問題。是要不要讓全世界三分之二……落入共產黨控制的問題。」²⁵杜魯門政府是在遵循共和黨國際主義參議員亞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給杜魯門的建議：唯有「把美國人民嚇到屁滾尿流」，白宮方面才能夙願得償。而杜魯門的演說內容——後來被稱為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讓國會大受震動，准予了總統的要求。

當蘇聯正忙著綏靖東歐，美國人正論辯在海外應扮演何種角色時，西歐的經濟則持續惡化。與華府和倫敦的期望大相徑庭的是，在法國和低地國家的大半地帶，供輸的情況並未隨著軍事與政治的情勢穩定下來而有所進展，更遑論德國與義大利了。事與願違，一九四六至四七年間的冬天是歐洲史上僅見的絕境，糧食匱缺，貨幣欠穩，工業輸出銳減。經濟事務助理國務卿克萊頓（William Clayton）在彙報國務卿馬歇爾的便箋中，陳述了一九四七年五月的現實之嚴峻：

事已至此，我們明顯低估了戰爭對歐洲經濟的摧殘。我們明白實質上的摧殘，但未能評估經濟上解體對生產影響甚鉅……歐洲正每況愈下……城市中數以百萬計的人口正在挨餓……若美國不伸出援手，經濟、社會、政治解體之兆將會席捲歐洲。這除了會對世界未來的和平與安全有負面的啟示之外，對我國國內經濟也會有立即的災難效應：我們多餘的生產將會沒有市場，以及失業、經濟蕭條的問題。²⁶

為了緩解情況，以及拯救西歐與美國的經濟，杜魯門決定放手一搏，向國會要求前所未見的金額來重建歐洲。一九四七年六月，國務卿馬歇爾發表了後來所稱的「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該計畫將分四年提供有意願接受的歐洲國家逾一百二十億（相當於二○一六年的一千三百二十億）美元，條件十分優渥，不加限制：接收的國家要彼此合作，敞開經濟大門讓外界彙報，並接受美國使節一同決定如何分配經援。華府方面知道，透過歐洲人用收到的款項購買美國的產品，最能確保美國的控制（與獲益）。西歐主要的國家紛紛把握良機。同月，法、英邀請其他國家於巴黎集結，商討歐洲要如何回應美國的提案。蘇聯和東歐諸國也在受邀之列。有鑑於既存的緊張關係，杜魯門預期蘇聯會拒絕提案，但他願意冒此風險，因為要是不這麼做，就會讓馬歇爾計畫看起來太明顯是對莫斯科發動冷戰的工具。

史達林踟躕不前。一方面，比起西歐諸國，蘇聯與東歐更需要經費重建。另一方面，他意識到這是一個陷阱。史達林先是派遣外長莫洛托夫率領龐大的代表團到巴黎，旋即又在數日之後命令他們離開。莫洛托夫在巴黎宣稱，要是接受計畫，就會讓美國制霸歐洲，分裂歐洲。當捷克斯洛伐克似乎對美國的提案興致勃勃，史達林譴責他們的親蘇首相哥特瓦爾德（Klement Gottwald），教對方不寒而慄：「他痛斥我接受參加巴黎會議的邀請。他不明白我們怎可如此行事。他說我們的行徑似乎像是準備要背叛蘇聯了。」²⁷莫斯科向東歐各國政府傳達明確的立場：接受美援會被視為反蘇行為。

史達林對馬歇爾計畫的一個主要焦慮來源是德國的未來。戰爭結束以後，德國及其首都柏林被分為四塊占領區，蘇聯控制東德。史達林認為蘇聯對歐洲影響力的一大關鍵在於一個中立的——當然，最好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德國。儘管他常對外人表示憂心德國的復仇主義（revanchism），但其實他並不擔心；他知道德國短期內不會成為需要嚴陣以待的軍事力量。但他憂心西方列強——尤其是美國——會將他們轄下的德國領土變成日後對付蘇聯的兵工廠。其他人統領著德國較為富裕的地區。如果他們將之整合進馬歇爾計畫，他們將會永遠地控制它。史達林希望避免這樣的結局，即便這意味著要剝奪蘇聯自己以及東歐諸國人民所亟需的援助。

圍繞在馬歇爾計畫上的爭議，提醒了史達林須得讓捷克斯洛伐克徹底臣服。就算他不這麼做，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黨員也會提醒他。捷共是東歐至此最有勢力的共產黨，一九四六年在普選中獲得三八％的選票，使其成為捷克（包括在首府布拉格）最大的政黨。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獲得熱烈的支持，是由於一九三八至四五年間德國占領時，英法未能支援該國所致。當地咸認西方列強不足為信，而蘇聯則是不可或缺、乃至值得景仰的夥伴，這種感覺不徒為共產黨人所有。自從一九四五年起，黨領導人就意欲推動捷克斯洛伐克革命——由黨及其側翼全面奪權——但直至一九四七年秋天，史達林都拒絕開綠燈而偏好聯合政府。隨著蘇聯主張更為強硬的政策，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黨員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於一九四八年二月發動奇襲，以內戰和蘇聯的干預要脅現任總統貝奈斯（Edvard Beneš）指派全由共產黨掌控的政府。已落入共產黨手中的警察及國安單位開始圍剿「人民公敵」。

西歐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政變大感震驚，不只有對反共的右翼來說如此，在其他歐洲人士看來，捷克斯洛伐克被劃歸蘇聯的勢力範圍並非理所當然。許多人——尤其是在英法——認為有必要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挺身而出，因為他們在一九三八年遭到無情的背叛。至關重要的是，對西歐的非共產主義左派內部——社會主義者與社民黨人——而言，此刻的蘇聯擴張和共產黨的武裝已非只是針對舊式精英，對他們也是近在眼前的威脅。例如，挪威的執政黨工黨傳統上是歐洲最左傾的社民黨派，但首相基哈德森（Einar Gerhardsen）發言斥責蘇聯與當地的共產黨員：「發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不只是激發挪威人群情悲憤，也造成恐懼與警戒。挪威的問題在我看來主要是國內的問題。足以威脅挪威人民自由民主的是挪威共產黨隨時代表的危險。對挪威的獨立、民主、法治來說，最重要的鬥爭任務是盡可能減少共產黨與共產黨員的影響力。」²⁸

挪威共產黨員人數不多，在政治上已經頗遭疏離，全無可能抵禦組織嚴明的社民黨運動。在捷克斯洛伐克政變之後，這種模式遍及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低地國家以及奧地利。

許多西歐共產黨的弱點部分源於史達林新下達的指示。對史達林來說，顯然戰後主要的衝突不會是資本主義殘存勢力之間的衝突，而是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之間的衝突。在此新局之下，舊瓶須裝新酒。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mintern）於戰爭期間出於善意解散，畢竟戰事正酣之際，在盟軍之間煽動革命毫無道理可言。但共產國際於一九四七年九月借屍還魂，改組為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 Cominform）。於波蘭、捷克斯洛伐克邊境的什克拉爾斯卡－波倫巴（Szklarska Poręba）召開的首次會議上，史達林在意識形態議題上的代表日丹諾夫（Andrei Zhdanov）明確表明領袖現下的思路：

在資本主義的壟斷集團撐持之下，由美國統治圈所宣稱對抗共產主義發動的十字軍東征，在邏輯上只能導致對美國勞動人民基本權利與利益的侵犯……以沙文主義和軍事主義的病毒，荼毒政治上蒙昧無知、民智未開的美國群眾，以形形色色的反蘇、反共宣傳如電影、廣播、教會及媒體使美國一般民眾停滯不前……美國的計策乃是在承平之日，在幅員遼闊的美洲大陸上以及新的民主國家內建設多個基地和制高點來與蘇聯抗衡。美國已經或正於阿拉斯加、日本、義大利、南韓、中國、埃及、伊朗、土耳其、希臘、奧地利及西德建造空軍和海軍基地……經濟擴張乃是為了實現美國計策的一項重大輔助。美帝國主義企圖……利用歐洲諸國，尤其是受戰火摧殘的同盟國戰後的艱困條件，原物料、燃料、糧食稀缺等，以援助來敲詐勒索它們。²⁹

史達林懷疑西歐諸共產黨受到美國人與當地精英階級所蠱惑。法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害怕要是沒有美國的信貸，法國就會瓦解」，史達林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在達恰（dacha）的宴會上酒酣耳熱之際對親信說道。隔月在什克拉爾斯卡－波倫巴的會議上，言詞交鋒未有止歇。蘇聯委任南斯拉夫朝西歐同志開砲：「戰爭結束之後，有些共產黨人認為階級鬥爭的和平、議會綏靖階段就在眼前——在法共、義共以及其他黨內，有一股導向機會主義與議會主義的歪風。」³⁰

到了一九四八年初，冷戰的國家體系已在歐洲逐漸確立。許多事項固然猶在雲裡霧裡，其主要特徵則已可見一斑。終戰之際由蘇聯占領的國家將落入共產黨的政治控管。美國將持續涉入歐洲事務。英國的輝煌一去不復返。西歐左派泰半站在自己的政府這邊對抗共產主義者與蘇聯。縱然美蘇雙方都不想在歐洲內部開戰，軍事上的緊張關係卻有可能升級。美國政府逐漸以圍堵蘇聯與共產主義的方式在思索歐洲與世界政局。蘇聯領導人——主要是史達林本人——選擇國安與意識形態的正統，勝過於任何與美英之間有限度的合作。歐洲的政局詭譎多變，經濟與社會結構的重建則比任何人所預期的都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