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甘迺迪的偶發事件

艾森豪將軍在美國冷戰任職總統期間的紀錄相當毀譽參半。經過充足的國際經驗洗禮，艾森豪避免了前任總統恆常不斷的危機感和頻繁的焦慮。他將美國拉出韓戰的泥淖，而同樣重要的是讓美國避免直接涉入亞洲的新戰場。但冷戰的大幅軍事化也是在艾森豪的監督下完成，美國兵工廠的彈頭從一九五○年的三百七十顆增加到一九六○年的四萬顆。他透過在伊朗、瓜地馬拉發動祕密行動疏離中東與拉美。並且——主要是出於國內的意識形態的原因——他未能利用史達林過世帶來的契機，緩解與蘇方的衝突。

艾森豪最先進的那些想法似乎多半是他的突發奇想。他在總統任期屆滿之際嘗試與第三世界的領導人接上線。頗富象徵意味的是，由於蘇方把蘇聯領空的美國偵察機擊落，他與赫魯雪夫最後的會晤也被取消。統御美國史上最壯盛軍力的艾森豪在告別演說中，警告美國人民：

我們已被迫創建一個規模宏大的永久性軍事工業。此外，三百五十萬男女直接服務於國防機構。我們每年在軍事安全上的開支超過了美國所有公司的純收入。一支龐大的軍隊和一個大規模軍事工業相結合，在美國是史無前例的。它的全部影響——經濟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個城市、每座州議會大樓、每一聯邦政府機構內都能感覺到。我們承認這種發展絕對必要，但我們不應忽視其重大影響。它涉及我們的人力、資源、生活，乃至我們社會的結構。在政府各部門，我們必須警惕軍事─工業聯合體取得無法證明是正當的影響力——不論它這樣追求與否。極不適當的權力惡性增長的可能性目前已經存在，並將繼續存在。⁰¹

因此，艾森豪所遺留給繼任者的政治遺緒複雜難解。前朝政府所遺留下來的諸般不測加上世局瞬息萬變，對年輕的總統當選人甘迺迪而言，即便在他一九六一年元月就任以前，就已經是塊燙手山芋了。他戮力了解進而處理寮國危機，當地的叛亂分子對美國支持的政府造成威脅。他試圖接洽國會讓民主黨領導人支持美國多涉入海外事務，增加國防開支，援助發展中國家。這位年輕的民主黨天主教徒總統嘗試向懷疑他的軍情單位表現，不僅局勢在他的全盤掌握之中，而且比起身經百戰的前任總統，他更能夠贏得冷戰。就任的第一年可謂兵荒馬亂，願景與挫敗相繼而來。

甘迺迪是美國首位出生於二十世紀的總統，也是以最年輕的年紀當選的總統。四十三歲當選時，比起前任總統年輕近三十歲。身為第一位天主教徒的總統，甘迺迪的當選意味著美國政治精英的觸角漸漸伸進新的人口組成。出身愛爾蘭移民的波士頓富裕家庭，在一座崇尚家底殷實的城市，甘迺迪仍然知道瞄準他新貴身分的攻擊不在少數。但他透過颯爽的個人特質與戰鬥型的政治態度彌補過來。JFK（他如同有些美國總統一樣以姓名字首縮寫名世）生來就是要贏，在人生與政治的道路上皆然，而他的智識與魅力也往往讓他無往不利。

甘迺迪的選戰在舉國激起了一波熱潮，儘管與艾森豪的副總統尼克森互有拉鋸，最終以險勝作收，不過甘迺迪的青春活力，魅力無邊（加上賈桂琳〔Jacqueline〕隨侍在側也大大加分），讓人激昂的程度，範圍遠遠超過那些僅是在政治上支持他的人。他的辭藻華麗，機智橫生。甘迺迪高談改變的必要以及美國的勝利，兩相結合總是美國政壇的常勝軍（同時也與前任總統一板一眼的風格大相徑庭）。在他的就職演說中，新任總統對蘇聯發出警告，說他——

不願目睹也無法容許人權逐步被踐踏。對於這些人權，我國一向堅貞不移，當前在國內和全世界，我們也是對此力加維護……在世界的悠久歷史中，只有很少幾個世代的人負有這種在自由遭遇最大危機時保衛自由的任務。我絕不在這責任之前退縮；我歡迎它。我不相信我們之間會有人願意跟別人及別的世代交換地位。我們在這場努力中所獻出的精力、信念與虔誠，將照亮我們的國家以及所有為國家服務的人，而從這一火焰所聚出的光輝必能照明全世界。⁰²

甘迺迪在競選之時與勝選之後都曾言及美國輸給蘇聯的可能性。他宣稱穩定是不夠的，這是在對前任總統指桑罵槐。甘迺迪希望美國贏得冷戰，儘管他也並不清楚勝利的元素為何。競選過程中，他曾宣稱蘇聯增長的武力與美國的核武實力之間有「飛彈鴻溝」（missile gap），這項宣稱頗為失準。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甘迺迪可能也知之甚詳。但他用這個虛構的「鴻溝」來表明他願意在全球競爭中戰勝蘇聯。對甘迺迪而言，六○年代既是重大危機的年代，也是機遇橫生的年代。世界有待形塑，要靠美國將之模鑄成新的形狀。

隨著時間推移，甘迺迪的好戰之姿被接踵而來的事件所淬鍊。在這段因悲劇猝然收場的總統任職期間，最決定性的片刻就是古巴飛彈危機，這是冷戰期間蘇美最接近核戰的一次。在一九六二年十月的危機之後，他更認真地尋求妥協，維持長時段的和平。但他總是意識形態掛帥。相較於歷屆美國總統，甘迺迪更像是一名知識分子，他熱衷於激辯思想並試圖理解變革。他相信威爾遜式的信條，即唯有讓其他國家仿效美國，美國才能安全完成其歷史使命。對這位年輕的總統來說，比起其他年代，六○年代似乎提供了更多良機。

甘迺迪所必須處理的第一個偶發事件是美國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擔任參議員時，甘迺迪高聲支持美國加強涉入新興獨立國家的問題，反對例如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主義。但他這種立場不只是出於意識形態或者道德上的牽扯。他也憂心美國要是沒有與這些新興國家更加緊密地結盟，就會錯失良機，蘇聯將利用美國的不作為。他讀過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歷史學家羅斯托（Walt Rostow）的《經濟成長階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書中論證「傳統」社會在過渡到現代性的時刻尤其容易受到共產黨滲透。他也讀過赫魯雪夫在一九六一年元月的演說中聲明對非共產主義國家以及第三世界運動的支持，並大加批註。甘迺迪幾乎將這場演說視為對美的宣戰檄文，這也反應出他在對外政策上有多麼缺乏經驗。他指示顧問要「閱讀、註記、學習並且吸收」赫魯雪夫的訊息。「你們必須加以了解……」甘迺迪不斷重複，「這是我們所掌握的蘇聯線索。」⁰³

甘迺迪相信，為了贏得冷戰，美國必須防止後殖民國家落入蘇聯的圈套。新總統心想，艾森豪在這方面太過被動。他的政府設計出一項結合增加經援及訓練美國和當地軍隊對抗叛軍的政策。美國大幅增加發展援助的支出，雖然也只占國民生產毛額的○．六％而已。⁰⁴上任幾個月，甘迺迪就發起美國和平工作團（US Peace Corps），作為協助全球發展宏圖的一部分。該項計畫招募美國青年在亞非拉擔任志工，為當地人口提供技術訓練。一如甘迺迪所倡議的許多提案，和平工作團呼籲透過身體力行，讓事情步上正軌來贏得冷戰：「每一位參加和平工作團的美國青年都將知道，他正參與在偉大的共同任務當中，將正派體面的生活方式帶給全人類，這是自由的基礎，和平的要件。」⁰⁵到了一九六六年，已有一萬五千名美國人在智利、奈及利亞、伊朗、泰國等各色國家服務過。

就國安而言，甘迺迪起初的焦點是東南亞。自從一九五四年越南分裂以來，東南亞當地就有對美國支持的政權加以反抗的活動在醞釀當中。對甘迺迪來說，寮國危機就揭示了冷戰會在第三世界帶來何種挑戰。寮國共產黨及其盟友北越、中共、蘇聯在他看來是直接對他就任總統發起的挑釁，甘迺迪樂於接受挑戰。他對顧問表示「願意在寮國無所不用其極」，但也對使用地面美軍兵力小心翼翼，希望藉著威脅要發動美國干預，迫使共產黨在政治上解決。⁰⁶這項策略的一部分是白宮批准中情局一項對寮國的祕密行動項目，目標是針對中寮邊境地帶。甘迺迪也派遣美國第七艦隊到南海，並讓在沖繩的軍隊進入戒備狀態。隨後，他將美軍派至泰國。甘迺迪自認是在以戰爭的威脅換取和平，在他任職總統的期間，也會在其他更為嚴峻的爭端中使用邊緣政策（brinkermanship）。

在寮國，甘迺迪軟硬兼施的伎倆至少一時得逞。赫魯雪夫無意為了寮國開戰，他認為寮國不過是邊陲中的邊陲。中國在大躍進之後已元氣大損，在北京短暫掌權的劉少奇、周恩來意欲用寮國危機向蘇方輸誠，表明願意繼續在國際事務上合作。北越儘管亟欲馳援寮國的激進分子，卻沒有自行其是的本錢。結果，在日內瓦召開的會議尾聲，所有與會的強權——以及寮國自己——都同意寮國中立化，成立聯合政府。在華府和河內都鮮有人認為這會為故事畫下句點，在寮國更是沒人買帳。此次危機的結果，甘迺迪對南越更加投入。但至少在目前強權之間的角力中，已經有一顆棋子被踢出局。

甘迺迪對歐洲的展望比他對第三世界的展望還要狹隘得多。他無意嘗試改變歐洲當地的權力平衡，猜想赫魯雪夫至少對歐洲當下的安排還算滿意。主要尚未解決的問題是分裂的德國首都柏林的控制權歸屬，甘迺迪並未清楚了解到這個問題對蘇聯而言有多麼棘手。柏林是德國全境唯一人們仍然可以穿梭於東西之間的地方，赫魯雪夫將之視為二十五萬紅軍駐紮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傷口。問題在於東德人民——尤其是受過教育或特殊訓練的人——持續蜂擁前往西德。一九六○年，十九萬人到城市西部尋求更多的自由與更佳的待遇。

東德領導人與赫魯雪夫自己的領導團隊都在問他打算如何處置柏林。情況對東德共產黨而言站不住腳：不只是許多才華洋溢的人士離開，且他們抗命擅離不啻為打在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和東德政府臉上的一巴掌。但他們能做的不多，比方說，只要地鐵還是在全市暢行無阻，他們也莫可奈何。烏布利希於一九六○年十一月對赫魯雪夫解釋道：「柏林的情形變得複雜，對我們不利。西柏林在經濟上強化，從有約五萬工人自東柏林……去到西柏林就可以看得出來，因為那裡的薪資更高。為什麼我們無法加薪？……首先，我們沒辦法。其次，就算我們加薪，我們擁有的貨物也無法滿足他們的購買力，他們還是會用那筆錢去西柏林購物。」⁰⁷赫魯雪夫於一九六一年夏在維也納的峰會首次會晤甘迺迪，要求召開這次會議的是甘迺迪。他告知顧問他意欲向蘇方的領袖展示「我們可以表現得跟他們一樣強硬」。⁰⁸但是他們的會談不歡而散。赫魯雪夫的情緒高昂，也有傷神的跡象。他仍然對盧蒙巴的謀殺與蘇聯失去在剛果的地位心懷不滿。但蘇聯剛把第一個人送上太空，美國則在古巴失足，與歐洲的盟友之間也關係生變。赫魯雪夫頗為不智地試圖威嚇比他年輕得多的美國總統讓步。柏林問題如鯁在喉。

起初，赫魯雪夫給甘迺迪上了一堂意識形態的課。他說美國總統指控蘇聯提倡世界革命是「下錯了結論」：「他相信當人們起身抗暴，那都是莫斯科在背後運作的結果。然而實情並非如此。美國未能理解到這點將導致危險。蘇聯並未煽動革命，反而是當特定騷亂發生時，美國成天向外尋求武力。」⁰⁹話題轉到柏林，赫魯雪夫暗示願意協商，但到年末「蘇聯將單方面簽署和平協定，所有通往柏林的權利將會失效，因為戰爭狀態將會結束」。甘迺迪的回應也同樣直截了當：「美國無法接受別人下達最後通牒。我們一旦離開西柏林，就會讓美國陷於孤立。」「蘇聯會簽署和平協定，」赫魯雪夫說，「東德的主權將會維持。任何對該國主權的侵犯都會被蘇聯視為公開進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並將導致相應的結果……蘇方並不希望發生任何改變；只希望將二戰導致的情形正當化。事實就是西德位列西方國家，蘇聯對此表示認可。東德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盟國，而這也應該被認可為既定事實。」甘迺迪總統以「這將是一場嚴冬」的觀察，為這次對話作結。¹⁰

「我從未碰過這種人。」甘迺迪在與赫魯雪夫會晤後疲憊地感嘆道。¹¹他覺得蘇聯領導人妄自尊大，但同時也對重大事件明察秋毫，極力避免戰爭。返回美國後，甘迺迪向國會要求增加三十五億美元軍事支出，以在陸軍增設六個師，海軍增設兩個師。他也計畫增加三倍徵兵人數，讓後備軍備役。赫魯雪夫氣得跳腳。「我們去年幫甘迺迪勝選，」他一面表達要恢復自一九五八年兩國就懸擱的核武測試，一面對一群科學家自吹自擂道，「然後我們在維也納碰頭，這本可以是一個轉捩點。但他說了什麼？『不要向我要求太多。不要置我於險境。要是我讓步太多，我就會被趕出總統辦公室。』好個傢伙！他前來會談卻不能照章行事。我們為什麼需要這種人？何必跟他浪費唇舌？」¹²

赫魯雪夫低估了甘迺迪，這導致他對柏林採取的行動自食惡果，猶如史達林一九四八年發起的封鎖。到了一九六一年夏末，雙方領導人都說服自己對德國採取危機模式。雙方都不想要發生軍事衝突或對峙。但赫魯雪夫必須解決東德人口移出的問題，甘迺迪則必須對西德政府和北約同盟展現決心。赫魯雪夫先聲奪人。他重拾烏布利希先前建造一道圍牆將東西柏林區隔開來的提案。在簽署通過這項計畫之前，赫魯雪夫微服出巡德國首都，駕車進入西柏林訪查。「我沒下車，」他事後回憶道，「但我逛了個遍，整座城市盡收眼底。」¹³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鐵絲網開始在把柏林一分為二的分界線上圍起來。地下鐵的隧道很快地遭到封阻。東德警察開槍射殺那些膽敢越境的人。柏林這座城市再度淪為冷戰的魚肉。這一次似乎將永遠維持分隔之勢。

但築起柏林圍牆顯示出東方陣營的脆弱，而非其堅強的一面。柏林居民盡可能地反抗。「那裡本來有一條我們常去的街道，」其中一人回憶道，「現在被圍牆從中一分為二。街道在西邊，但房屋在東邊。士兵在前門堆砌磚頭，但人們從窗戶跳下。在西邊，我們有一群人成天在水泥乾掉前試圖把圍牆的頂端敲下來。我們就像一群暴民，會聚集在一起砸牆。」¹⁴西柏林市長社民黨人布蘭特稱圍牆「不公不義，令人髮指」。但在他對全柏林市民的廣播演說中，布蘭特也警告東德後果：

他們在柏林的中心畫下的不只是一條邊界，也是一道藩籬，就像在集中營裡一樣。在東方陣營的支持之下，烏布利希的政權加速惡化柏林的形勢，並再次違反了法律的協議及人道的義務。柏林的參議會向世人展示其控訴分裂德國、壓迫東柏林、威脅西柏林的非法、非人道的行徑……他們不會得逞。我們將來會把更多人從全世界帶到柏林來展示，一個曾向人承諾會把天國帶到世上的體制，其冰冷、赤裸、殘酷的現實。¹⁵

然而，赫魯雪夫認為他發現了不用直接與美國衝突就能解決柏林問題的方法。他告訴東德官員：「我們不該迫使西德達成和平協定，而是應該要持續前進……我們應該要持續施壓……我們應該對西方國家的權利採取漸進戰術（salami tactics）……我們必須分進合擊，利用各種可能分化他們。」¹⁶甘迺迪拒絕讓美國勢力離開柏林，堅持美國軍官要有通往東柏林的途徑。美國、蘇聯、東德三方在柏林貓捉老鼠長達數月。圍牆築起後，有十三人因為試圖離開東柏林遭到殺害。其中一人是二十五歲的布羅普斯特（Werner Probst），他試圖泳渡施普雷河（Spree River）。東德邊境守衛就在他正抓住西岸的梯子時將他射殺。布蘭特下令沿牆裝置擴音器，不斷重複說道：「任何射殺想從德國一地前往德國另一地的人都犯下了謀殺罪。沒有人可以以為自己哪天被傳喚時，能夠宣稱只是奉命行事。謀殺就是謀殺，就算是奉命行事也還是謀殺。」¹⁷東德以向西邊發射催淚瓦斯作為回應。

對甘迺迪和赫魯雪夫來說，僵局維持數月。十月二十七日，美蘇的坦克就在柏林市中心腓特烈大街（Friedrichstrasse）上的查理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 對峙二十四小時。白宮漸漸了解到，即便蘇方加緊對城市的控制，也並不會將美方趕出柏林。甘迺迪立即看出了圍牆的政治宣傳價值，但認為美方也愛莫能助，只能向布蘭特、西德政府及北約盟友確保假使東方陣營發動攻勢，美國將會防衛西柏林。私底下，總統思索道：「雖然這不是很好的解決方案，但圍牆總比戰爭好得多。」¹⁸布蘭特認為美國總統怯懦，對此心生反感，並憂心他自己那一半的城市。其他的西歐領導人，尤其是法國的戴高樂，也認為甘迺迪示弱。戴高樂說德國人民「會覺得自己遭到背叛」。他「不樂見這樣的安排。日後德國人會覺得他們在西方至少被一位朋友拋開」。¹⁹

儘管批評未有止歇，但甘迺迪除了威脅開戰之外，其實也很難想見他還能對柏林議題做什麼。甘迺迪不想被赫魯雪夫唬得團團轉。在甘迺迪的觀點看來，他已經比歷任總統還要更能以宏觀的視野，盱衡冷戰當中孰輕孰重。他對維也納峰會的解讀是，赫魯雪夫對柏林施壓，是為了解決東德的問題，而不是因為他打算要全面攪亂歐洲的穩定局面。威望對甘迺迪甚為關鍵，對他來說就跟讓戴高樂把西德留在北約中一樣重要，以免年邁的德國總理艾德諾禁不住誘惑，要為了換取德國在冷戰中的中立地位，完成統一，不惜直接與蘇方妥協。但甘迺迪的結論是，無論把西柏林圍起來在人權來說是多麼驚世駭俗，這畢竟沒有攪亂歐洲的平衡。

從他就任總統時的思維就可以預期，甘迺迪對歐洲事務臨危不亂，但對第三世界卻未必。迄今他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古巴革命。艾森豪雖亟欲處理此一區域問題，卻未曾當成是他的當務之急。古巴逐漸成為冷戰當中的重要一員，是主要的第三世界國家、蘇聯的盟友。但當甘迺迪入主白宮，白宮的問題在於如何應對古巴革命，因為古巴革命已在佛羅里達海岸九十英里外全加勒比人口最多的國家打造出一個激進尚武的政權。

古巴革命是民粹主義總統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手段日漸獨裁，官逼民反，積年累月下來的結果，也反映出普遍農村貧困、社會不公的問題，雖然跟拉丁美洲其他國家比起來，問題也未必更加惡劣。從最初開始，反對美國控制的民族主義就在革命中扮演要角。古巴歷史上屢次遭到美國占領，且美國企業宰制了一些古巴的產業例如糖業。巴蒂斯塔在任職後半段與美方更加親近，部分也是為了抵銷他在國內的弱勢。到了五○年代末，古巴似乎已為了政治變革一切就緒。

填補這個權力空缺的是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與一票從古巴及其他拉美國家流亡而來的革命家。卡斯楚於一九二六年出生於一個西班牙裔移民的家庭，後來在古巴務農發家致富。卡斯楚自從年少起便是激進的學生領袖，反對政府，為社會正義與拉美團結發聲，反對美國對古巴的宰制。與其說他是共產主義者，毋寧說他更是一位叛亂分子，年少輕狂時，他曾對一位友人說過，唯有在「可以當史達林」的情況下，他才會成為共產主義者。²⁰卡斯楚進行的活動迫使他一九五五年流亡到墨西哥。翌年，他與一票革命分子試圖暗中從墨西哥回到古巴。他們駕著一艘購自一名在維拉克斯（Veracruz）的美國人、名為「格蘭瑪號」（Granma）的漏水輕舟，於一九五六年十二月靠岸，只有十九名革命分子順利登陸，倖存下來的人以古巴東南方的馬埃斯特臘（Sierra Maestra）山脈為基地。卡斯楚和胞弟勞爾（Raúl）、阿根廷共產黨人恩內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證明了自己領導游擊隊的本領，運籌帷幄，組織反抗巴蒂斯塔政權的活動，從當地農民、蔗園工人、從城市風塵僕僕前來加入的青年中招募徒眾。一九五八年，當巴蒂斯塔政權開始因為經濟失能、內部分裂以及與艾森豪政權的衝突而深陷泥淖時，卡斯楚的軍隊開始在古巴東部興風作浪。在政府分崩離析之際，巴蒂斯塔捲款逃之夭夭。一九五九年元月二日，革命分子凱旋進入首都哈瓦那。

倏忽贏得勝利，對卡斯楚自己和其他所有人而言都是意料之外。在對執政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革命家試圖仰賴自由派及反巴蒂斯塔的職業人士幫助掌政。卡斯楚自己曾受馬克思主義所吸引，在胞弟勞爾的影響之下，他自己也開始與古巴共產黨員合作。有游擊隊武略而無經濟學文韜的切．格瓦拉出任中央銀行首長。但是究竟由誰掌舵、由誰為新政府所開啟的社會變革定調，則殆無疑義。卡斯楚意欲清除古巴的賭博、娼妓以及其他被他認為是美國人帶進來的沉痾。他下令發動激進的土地改革、租稅減免以及最低基本工資。他也讓新政府大展鴻圖，擴張教育和醫療照護的方案。前政府高層遭到清算，數百人在短暫的「革命」公審後槍決。卡斯楚政府集權，有時甚且暴虐。數名過去的友人而今與他決裂，遠走他鄉。卡斯楚兄弟及其追隨徒眾宣稱革命必須自我防衛，抵禦外侮。

艾森豪政府對新政權的激進威權面向憂心忡忡，並擔心共產黨在其中發揮的影響力。但他們起初也希望這股浪潮有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失勢。卡斯楚在革命成功後馬上作客美國收視率最高的電視脫口秀節目，用英語高談其天主教成長背景與他對棒球的興趣。一九五九年四月他訪美時受到媒體如流行明星般地追捧，無論到哪都受到大批群眾擁戴。他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時表示，歡迎美國投資古巴工業，並承諾對美國企業減免租稅。「他堅稱，」一位記者如是說，「他是我國的朋友。他宣稱實際上他只不過是指出美國過去對古巴政策的『錯誤』。」²¹但當遭到卡斯楚流放的政敵開始從佛羅里達機場起飛，滲入他的國家進行軍事行動，加上美國對其經濟政策的批評與日俱增時，這位古巴的領導人耐心盡失。一九五九年十月，他在哈瓦那的一場群眾集會中說：

世界各地都有移民到美國……儘管如此，卻只有古巴受到移民飛機攻擊。為什麼是古巴？如果說美國應當小心哪個國家，那就非古巴莫屬。古巴才剛遭受兩年的戰爭侵擾，在戰爭過程中，美國製造的炸彈、飛機、燒夷彈轟炸我們的城市與農田。數以千計的人民被來自美國的武器殺害。在我們摧毀了傭兵，將我們的人民從暴政下解放出來之後，至少可以期望我們的人民不用再受到從美國境內基地發射出來的炸彈轟炸。²²

到了一九六○年，古巴和美國的關係急遽惡化。艾森豪對卡斯楚想要除之而後快，並下令中情局的特工抑制卡斯楚在古巴的勢力。當古巴把美國擁有的蔗糖公司的土地收歸國有時，美國以縮減古巴糖的進口配額作為回應。卡斯楚轉而靠攏蘇聯。也許他對正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喜好本來就會將他導向蘇聯，但與華府之間的緊張關係更加促使他走上這一步。一九六○年二月，蘇聯第一副主席阿納斯塔斯．米高揚（Anastas Mikoyan）出訪古巴時，應允提供貸款，並簽署協議，以廉價原油向古巴換取蔗糖。米高揚送回莫斯科的彙報欣喜若狂。「這是一場真正的革命，」他告訴隨行的國安特工，「就像我們的革命一樣。我彷彿又年輕了起來！」²³當美國在古巴持有的煉油廠拒絕處理蘇聯的原油時，卡斯楚將之收歸國有。艾森豪於一九六○年十月對古巴施行貿易禁令。然後卡斯楚將美國在島上剩下的所有財產都收歸國有。一九六一年元月，在離職前夕，艾森豪與古巴斷交。

當甘迺迪就任時，他發現從一九六○年三月起，就在米高揚訪古之後，艾森豪已展開對古巴的祕密行動計畫。中情局為古巴流亡分子提供軍事訓練，並出動特工破壞武器輸送和島上的工業。他們也計畫假手那些在島上行動遭到革命擊沉、心懷不滿的古巴人或者美國黑幫的協助，來暗殺卡斯楚。艾森豪尚未決定發動全面行動來推翻卡斯楚，儘管他顯然對於採取類似一九五三年推翻瓜地馬拉總統哈科沃．阿本斯（Jacobo Arbenz）的計策頗為心動。相關人士向甘迺迪獻策入侵，彷彿這是前朝政府留下的既成定局似的，讓新任總統即便想採取不同方案也礙難出手。

事實上，幾乎沒有證據能證明甘迺迪想要對古巴採取與前任總統不同的策略。在競選過程中，甘迺迪攻擊尼克森（也是指桑罵槐批評艾森豪）支持巴蒂斯塔政權，在對抗共產黨未能「取得成果」，才讓古巴淪陷。「我們從未站在自由的這邊；我們在可以有效使用我們的影響力時未曾加以使用——如今古巴失去了自由。」甘迺迪候選人如是說。²⁴軍事單位與中情局都建議入侵，但當甘迺迪總統下達指示，說他希望美方的介入不要太張揚時，軍情與情報單位都展現出修正計畫的意願。甘迺迪頗為欣賞情報機構內部人才多才多藝，智識精準，並留下了艾森豪的中央情報總監杜勒斯在新政府繼續擔綱。「如果我需要快速掌握一些資料或想法，就應該去中情局。國務院會花上四、五天回答一個簡單的是非題。」甘迺迪說。²⁵

該項計畫從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實行起就是一場失敗。甘迺迪亟欲剷除卡斯楚，卻又得否認美方直接參與，左右為難的情況下，從瓜地馬拉派遣了一千四百名美國訓練的古巴反革命戰士到島上。但除了古巴流亡分子駕駛的美國軍機所發動的空襲之外，總統並未授權美國空軍支援。在古巴，沒有政治組織負責掌控行動。中情局預期要是登陸不順利，甘迺迪會批准美方直接涉入。但甘迺迪並未授權。結果，距哈瓦那一百五十英里的豬玀灣（Bay of Pigs）入侵人員遭到古巴軍隊圍剿，在電視上示眾，並送到監獄。卡斯楚告訴階下囚：「人們希望所有的入侵者都遭到處決……要處決你們很容易，但這只會消減我們的勝利。最無罪的人反而要為最有罪的人付出代價。」²⁶

對革命分子而言，豬玀灣入侵的失敗開啟了新的契機。切．格瓦拉當年夏天會晤美方代表時，說他「想要感謝我們〔美方〕入侵，這對他們來說是重大的政治勝利，讓他們可以鞏固勢力，並讓他們從一個忿忿不平的蕞爾小國，一躍與強國平起平坐」。²⁷卡斯楚知道威脅並未消散，也知道如今他可以更加高唱自己的政治傾向以及他的國際歸屬。「這次入侵失敗後，直接侵略的危險有可能捲土重來，」他在收音機講話中對古巴人民說道，「我們曾說帝國主義會消失。我們不希望它自殺；我們希望它壽終正寢……但他們的體系需要製造戰爭，而非和平。與蘇聯是多麼不同……」²⁸

在卡斯楚利用豬玀灣事件來在工業與國安上親近蘇聯之際，甘迺迪也生聚教訓。「行動開始失敗五分鐘後，我們面面相覷，自問：『我們怎麼可以這麼愚蠢？』」總統對一位親信說，「當我們看到兵敗如山倒時，我們自問：為什麼我們沒有從一開始就了然於胸？我猜，當你太想要讓某件事情成功時，你就與現實脫節了。」²⁹總統的胞弟、銜命擔任司法部長的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Kennedy）鼓吹應當推翻卡斯楚的進一步行動。「必須即刻嚴正注意這項問題，而不是等到美國已經被打得落花流水，抱頭鼠竄時，才來期待古巴回到承平之日，」羅伯特．甘迺迪對他的兄長大聲疾呼，「攤牌的時刻已經到了，不然再過一兩年，情況只會更加惡化。要是我們不想要俄羅斯在古巴設立飛彈基地，我們最好現在就決定為了阻止這件事情發生，我們願意做到什麼程度。」³⁰

除了逐漸陷入越戰泥淖之外，豬玀灣入侵是甘迺迪任職總統期間所犯下的最大錯誤，讓卡斯楚政權鞏固的程度甚至超越了卡斯楚自己的能力範圍所及，並且把甘迺迪導向與蘇聯最危險的一次衝突。甘迺迪的問題有一部分在於優先順序。他認為前朝政府遺留下許多挑戰，他新官上任三把火，必須處理許多事項。

縈繞在這位年輕總統心頭的一項關鍵議題是，核武武器庫在兩大超級強權都已日新月異。不只是美國的核彈頭在十年間成長了十倍，及至一九六二年，蘇聯已有自己的洲際彈道飛彈（ICBMs），雖然數量遠比甘迺迪在競選活動時所稱蘇聯擁有的數量少。赫魯雪夫坐擁約百枚可以飛抵美國大陸的飛彈，其中大約三十枚是裝置在蘇聯的潛艇上。由於美國在洲際導彈武力方面優勢卓著，加上從格陵蘭、德國、土耳其到南韓一路在蘇聯周邊部署短程核彈，且共計約有一百四十四艘核潛艇，因此甘迺迪可能不須過於擔憂。但他逐漸憂心美國的戰略計畫。美方預設任何與蘇聯之間的戰爭終將升級為全面的核武衝突。

艾森豪仰賴大型核報復（nuclear retaliation）來威嚇蘇聯，甘迺迪想要擺脫這種模式，以更靈活的回應方式取而代之。一旦開戰，他（至少在歐洲）將採取國防部長羅伯特．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所策劃的綱領，分為三個部分。首先以傳統（非核武）的手段試圖擊退華沙公約國的軍力。麥納馬拉預期有可能失敗，因為傳統上來說蘇聯在歐洲占得先機。要是失敗了，美國將動用較小的策略性核武。美方唯有在最後關頭才會以全面進攻蘇聯城市、軍事基地作為回擊。甘迺迪政府發展出單一統合行動計畫（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 SIOP），計畫的假設是戰爭的結果未必非要同歸於盡。

赫魯雪夫對美國在核武方面的優勢了然於胸。他的回應方式是將虛張聲勢與心理戰結合。蘇聯持續宣稱擁有比實際持有量還要更多的核武能力，並且試圖透過發展更大型的核武來彌補準確性和彈道學專業的不足。蘇聯於一九六一年十月測試的 AN602 氫彈——也就是所謂的「沙皇炸彈」（Tsar Bomba 或Emperor of Bombs）——是史上生產出最大型的核武，其爆炸的威力是摧毀廣島、長崎的武器加起來的一千五百倍，也是二戰時所有其他武器加總起來爆炸力的十倍。赫魯雪夫並不在意沙皇炸彈幾乎不能供任何軍事目的使用。「我認為神經最大條的人就會是贏家，」他說，「那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權力鬥爭最重要的考量。神經衰弱的人會未戰先敗。」³¹

一九六二年四月，赫魯雪夫靈機一動，意欲對古巴革命果斷發起馳援，因為他對德國的事件感到挫敗，受夠了中國人嘲笑他謹小慎微，且他相信雖然甘迺迪還在猶疑不決，卻對共產主義的反對與日俱增。他對米高揚建議，要是蘇聯「飛快地」將核飛彈部署在古巴會如何？³²美國已經將核武放置在接近蘇聯邊界的土耳其，為何他不能把自己的武器送到島上來確保卡斯楚的生存？赫魯雪夫認為哈瓦那太靠近美國，一旦發生入侵，蘇聯沒有辦法以傳統手段保衛哈瓦那。

取得莫斯科領導班子的批准後，雖然卡斯楚也有被徵詢意見，但也只是流於形式，只不過是為了讓赫魯雪夫的計畫得以付諸執行。卡斯楚起先懷疑進一步觸怒美國的做法是否明智，憂心其他拉美國家的反應。但他也對蘇聯如此重視古巴的地位感到欣慰，準備好要與新結交的莫斯科同志「團結一致」。計畫逕行開始。第一批蘇聯的軍事人員在強大的戒護下於一九六二年七月抵達古巴。飛彈於九月初開始運抵。最多曾有超過四萬名蘇方人員在建造飛彈基地，既是為了防禦，也是為了進攻。一九六二年十月，在古巴可以使用的最大核彈其最大半徑長達一千二百英里，足以飛抵從休士頓到巴爾的摩的美南、美東城市。

早在一九六二年夏天以前，美軍和中情局就都開始懷疑蘇聯考慮把飛彈放在古巴，但蘇聯外交人員被指示要是遭到質疑要說謊以對。十月中，一架美國的間諜機U－2飛過古巴並呈報飛彈基地正在建造的顯著證據。總統受到警示後需要時間來考慮美國要如何回應。從危機的開頭，甘迺迪就確定他必須把所有的蘇聯飛彈都弄出古巴。問題在於如何在避免美蘇全面核戰的前提下做到這一點。十月十八日，甘迺迪在事先安排好的白宮會晤上，蘇聯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再度隱瞞蘇聯的軍事部署。蘇聯「僅尋求幫助古巴防禦」，葛羅米柯說。³³

葛羅米柯厚顏扯謊令甘迺迪覺得他必須訴諸公眾。十月二十二日在對全美大眾發表的收音機與電視講話中，甘迺迪就古巴帶來的立即危害發表聲明。「在過去一週內，」總統說道，「有無懈可擊的證據足以證明，一系列進攻型的飛彈基地正在那座受到禁錮的島上籌備中。這些基地可能的目的就只有提供核武攻擊西半球的能力……三○年代為我們帶來的顯著教訓是：要是允許侵略性的行為不受控制，不受挑戰，就終將導致戰爭。」他「堅定不移的目的」，甘迺迪說道，就是要「避免這些飛彈被用來對付我國，或其他任何國家，並且確保它們從西半球撤離」。在這場危機公開之際，甘迺迪賭上了自己的信用：「我呼籲赫魯雪夫主席廢止這項對世界和平、對兩國穩定關係暗中進行、魯莽行事的挑釁威脅。我進一步呼籲他放棄以這種手段制霸世界的道路，並且加入足以名垂千古的努力，力圖終結這場危險的軍備競賽，改寫人類的歷史。他現在有機會把全世界拉拔出毀滅的深淵。」³⁴

在閉門會議中，人們的態度則趨於強硬。甘迺迪在演說中宣布對武器輸送到古巴進行「隔離」（quarantine）。他也宣布升級對這座島嶼的監視，指任何企圖阻止美國進犯古巴領空的行徑都會被視為戰爭行為。在他設立用來處理危機、由最高顧問組成的所謂行動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 ExComm）當中，甘迺迪及其他任何人都未明白蘇聯對保衛古巴革命的決心，或者了解古巴對防衛自己主權的需求。總統和華府所有人都將蘇聯的行為視為要攻擊美國的準備，以及阻撓美國對西半球的（合法）控制。在危機之初，他們甘冒戰爭的風險，也不願意接受妥協。

在一九六二年整起古巴飛彈危機當中，甘迺迪主要的強項在於儘管他整體而言採取強硬態度，但他仍然會給外交一絲機會。十月二十三日，美國海軍攔截蘇聯駛往古巴的船艦，當全世界都屏息以待會發生什麼事時，甘迺迪私下則在探索可以如何解除危機，避免核戰。一方面，他也需要避免己方的好戰分子躁進，想立即發動空襲來解除蘇聯在古巴的飛彈；另一方面，他需要找到移除飛彈讓美國成為贏家的解決方案。赫魯雪夫自己也承受著必須避免衝突的壓力，當他讓蘇聯的船艦掉頭時，甘迺迪認為形勢有所進展。

然而赫魯雪夫也沒有退讓之意。他和甘迺迪一樣需要可以喘息的空間，但他也傳達訊息給美國總統，表示拒絕所有要求，並譴責美國違法封鎖古巴。蘇聯和美國在全球的軍力都枕戈待旦。在聯合國，美國的大使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槓上蘇聯代表瓦萊里．佐林（Valerii Zorin）：

史蒂文森：好吧，先生，讓我問你一個簡單問題：佐林大使您是否否認蘇聯有在古巴放置中長程飛彈並設立基地？有還是沒有？不要等翻譯：有還是沒有？

佐林：先生，我不是在美國的法庭上，所以我不打算回答一個像是檢察官傳喚我一樣的方式提問的問題。時間到了你就會得到答覆。³⁵

到了危機的第二週尾聲，美軍持續在佛羅里達以及墨西哥灣沿岸地區加強入侵古巴的軍力。美國軍機頻繁飛越古巴領空。恐懼開始蔓延在美國各大城以及世界各地，就連在蘇聯也是，當局試圖避免大眾接觸到有關危機的新聞。負責實時播報危機發展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主播華特．克朗凱（Walter Cronkite）開始尋思，當核戰爆發時，他在攝影棚內應該怎麼反應：「我們有個放置鍋爐的雜物間，我們在想是否可以把那做成某種防空洞。這是我們生平首次學習爆炸之後，在煙霧……和熱浪襲來之前，我們會發生什麼事。」³⁶

十月二十七日，一架美國U－2飛越古巴領空，遭到蘇聯飛彈擊落。所有相關單位都認為戰爭箭在弦上。卡斯楚給赫魯雪夫寫了一封像是訣別的信，敦促赫氏在美國人入侵古巴後對美開啟核彈的第一擊。「我相信帝國主義者的好戰使得他們極為危險，要是他們能夠入侵古巴……那將會是以最合乎法統的自我防禦來一勞永逸根除危險的時刻。無論解決方案如何殘酷，都別無他法。」³⁷

但甘迺迪仍然在爭取時間。與先前所發出的命令相反，他拒絕授權美國空軍摧毀把U－2擊落的蘇聯飛彈基地。行動委員會的成員整整一週的時間都沒有離開過白宮。當天傍晚，甘迺迪讓他們回家。麥納馬拉事後回憶道：「當晚夜色優美，一如華府的秋夜。我走出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就在我步出門口之際，心想，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下一個週六的夜晚了。」³⁸同一天傍晚，羅伯特．甘迺迪密會蘇聯駐美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Anatolii Dobrynin），提議美方承諾不入侵古巴，並且最終將美國的飛彈撤出土耳其，以換取蘇聯撤回所有的飛彈。知道全球局勢已如箭在弦上的赫魯雪夫決定接受這個提案。他知道時間不多，因此讓莫斯科電臺公開宣讀他的接受發言，甚至讓廣播重複了兩次。十月二十八日早晨，即刻的危機告解除。

古巴飛彈危機是冷戰期間美蘇之間最嚴峻的核衝突（雖然並非唯一一次）。歷史學家長期論戰孰勝孰負。真正的答案當然是所有人都贏了，因為避免了核戰。但要以這麼公開透明的方式被迫將飛彈撤出古巴，顯然赫魯雪夫受到的損失最大。他為何退卻？他知道一旦核戰開打，蘇聯會折損更多，因為蘇聯能傷敵的程度遠遠不及自損的程度。他也害怕戰爭之下政權危如累卵。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他的馬克思主義信念。赫魯雪夫相信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後勢看漲，而他的歷史任務就是讓蘇聯度過這個時段，透過歷史的定律本身，全球勢力的平衡將會傾向他這方。核戰將會摧毀這項歷史成就。赫魯雪夫希望慶祝共產主義的勝利，而非在共產主義的葬禮上高唱悲歌。

在危機的過程中，甘迺迪總統證明了自己是一名幹練的領袖和外交長才。他鋌而走險，要是赫魯雪夫並未退讓，他也很有可能把國家帶向核戰。但是他所冒的風險是多數美國人為了維繫全球霸權似乎都願意承擔的。甘迺迪善用飛彈危機，因為他的態度大致與他的選民一致，並且還加上了公開與祕密的外交手段。正是透過這些手段，最終才找到了一個變幻無常、殘缺不全、站不住腳的「解決之道」。

卡斯楚自己的證詞顯示他氣急敗壞。「我們氣壞了。我們是怎麼知道的？是二十八日早晨聽收音機才知道的。廣播說美蘇之間已經達成協議，甘迺迪向赫魯雪夫提出保證。這真的是一項不光彩的協議。我從來沒想到他們會這麼做。」³⁹對古巴領導人來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他與蘇方之間的關係自此無法回頭，儘管在冷戰接下來的時間裡兩國還是維持緊密的盟友關係。⁴⁰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甘迺迪遇刺，得年僅四十六歲。要是他活下來並於一九六四年連任，是否能成為將冷戰終結的總統呢？很少有證據可以佐證，儘管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以後，甘迺迪沉著謹慎地回到對外政策的議程。然而他的目標還是要贏得冷戰，雖然他必須得在避免危機導致全面衝突的情況下贏得勝利。甘迺迪持續相信蘇聯對美國在全球的利益造成挑戰，而美國在面臨挑戰時必須予以還擊。一年之後，在一場公眾演說中回顧飛彈危機時，總統說他「希望與蘇聯的關係穩定進展朝向較不那麼危機四伏的走向，但對共產主義的方法或目標則不抱任何幻想」。⁴¹

古巴飛彈危機所披露的一個關鍵轉變是，雙方都透過間諜行動與公開的資訊來源知己知彼。間諜在冷戰中總是至關重要，但到了六、七○年代又更加別具意義。緊接在一九四五年後，蘇方在此方面成效卓著。克勞斯．富赫斯和其他的原子間諜提供史達林所需的美國核能項目相關資訊。當英國外交部美國部門的唐納德．麥克林（Donald Maclean）於一九五一年被發現是蘇聯間諜時，英國的外交部徹底受到影響。麥克林與劍橋間諜五人組（Cambridge Five spy）的其他人潛逃至莫斯科，五人組包括英國情報單位對美主要窗口的金．費爾比（Kim Philby）。很難想像比這更慘的情報災難了。

在六○年代，間諜的權力平衡開始改變。一個重要的理由是蘇聯在匈牙利事件之後對西方受過教育的人士失去了一定的吸引力，使其難以招募到服膺其意識形態的人才。同時，西歐與美國似乎都能比過往更好地處置社會不平等的議題：像是富赫斯、麥克林這樣的人三○年代被招募為蘇方效力，部分是由於他們對剝削式的資本主義作嘔。然而，六○年代最重要的間諜是對自己的社會無法忍受的蘇聯人士。阿納托利．戈利岑（Anatolii Golitsyn）、奧列格．潘科夫斯基（Oleg Penkovskii）、狄米崔．波里亞各夫（Dmitrii Poliakov）及其他對西方提供重要線報的蘇聯情治人員都希望西方贏得冷戰。潘科夫斯基解釋說，他自視為「為真理、為真正自由的世界、為民主奮鬥的勇士……我希望為我們共同的宗旨貢獻一己之力，或許是微薄的貢獻，但在我看來是重要的貢獻」。⁴²根據與最終成為格魯烏少將的波里亞各夫接頭的美方人員，波里亞各夫是「我們王冠上的珠寶……至少就我所知，是美國情報單位所擁有過最好的情報來源，甚至是……任何情報機構所擁有過的最好的情報來源。」⁴³

儘管他在對手身上取得了優勢，甘迺迪在位的最後一年為了回應國內的政治危機分身乏術，例如風起雲湧的非裔美國人的民權運動、在越南擴大的戰線，以及尋找與蘇聯之間維持穩定的形式。他與赫魯雪夫達成禁止核武測試的協定；誠然這是一小步進展，而中方則認為此舉是針對他們，因為他們才開始要測試自己的第一批武器。即便如此，這顯示了美蘇之間還是能就某些事項達成一致。和艾森豪一樣，甘迺迪認為中國共產黨比他們的蘇聯同志更不講理。一九六三年元月，他向國家安全會議闡釋道，中國將會是「我方六○年代之後的勁敵」。⁴⁴

柏林與古巴的危機是冷戰的分水嶺嗎？有人說是：前者是因為歐洲冷戰至此明顯趨於穩定，而後者則因為美蘇雙方都認為某種緩和政策（detente）有其必要，或者至少必須避免日後極端的核戰危機。但在六○年代之初看似並非如此：冷戰仍在持續，新的危機隨時可能降臨，儘管危機看起來會降臨在第三世界而非歐洲。甘迺迪在任的時候，冷戰變得在全球無遠弗屆，而冷戰為主要參與其中的各方在物質上、心理上帶來的負荷也不斷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