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冷戰與拉丁美洲

在古巴革命之後，拉丁美洲大概沒有比一九七三年智利的政變還要更「冷戰」的事件了。智利軍官以反共之名推翻民選政府，將發生在全球範圍的衝突帶回國內，其程度遠比國內同胞所能設想的還深遠。他們也將恐怖與違反人權的情形帶進此前在二十世紀鮮有這類犯行的國度。民選政府的支持者被關押在體育館和集會廳，然後未經合法審訊過程就被送進監獄。許多人遭到虐待。「每天都發生虐囚，」有一名女囚犯回述道，「我們眼睛被蒙住，被綁在床上，然後就開始了。我們全身都被電擊，然後被強暴。」⁰¹就算是承平了一個世紀之久後，智利人仍可以意識形態之名對彼此犯下可怕的犯行。

到了一九七三年，南美在冷戰的隊伍中早已非遲來後到者。從美國在南美大陸上已經建立起來的霸權應運而生，南美冷戰可回溯至十九世紀晚期，美國逐漸取代英國成為該區域的關鍵強權之時。但冷戰在拉丁美洲的起源並不全是美國至上（US supremacy）的效應，也是源於拉美共和國內部的階級和族群衝突，以及攸關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左翼的發軔。總體而言，也許拉美冷戰的根源是高度的不平等和社會壓迫。該區域最大的挑戰，來自於要克服長期不公平情況下所造成的收入極端不均以及政局不穩。

在宰制與抵抗你來我往之外，冷戰加諸在拉美之上的，還有美方自從四○年代後期以降對共產主義愈發不可收拾的偏執。連續幾屆美國政權都把拉美的激進主義與蘇聯式的共產主義視為天生的盟友，在古巴革命之後，這種執迷益加縈繞美方心頭，但是在此之前也已經斑斑可見，比方從一九五四年美國對瓜地馬拉的干預就能看得出來。這導致美國與整個大陸上的軍事政權都狼狽為奸，這些政權才是冷戰在拉美造成的最大悲劇。即便在某些案例中，他們統治的時期與經濟成長期有所重疊，這些政權還是讓南美大陸武功盡廢。這些軍事政權不讓人民參與政治，失去對國族的認同，阻卻了本可能催生更兼容並蓄的中產階級，促成社會進步。這些政權對各自所在的國家有百害而無一利，對於美國與各國的關係也同樣乏善可陳，形成一種共生的壓迫關係，最終各方都不能從中獲益。

美式霸權在拉美的興起過程遠比多數人以為的還要慢。到了一九三九年，儘管美國的投資在戰間期強勢增加，但比起美國，歐洲的主要國家對拉美總體貿易而言還是更為重要。二十世紀早期，在美國於一八九八年入侵古巴之後，美國的影響力逐漸從加勒比、墨西哥、中美洲擴散到南美。但是美國在二戰取得重大突破，美國至上的優越地位貫穿了整個美洲大陸。到了那時，不只是美國的經濟宰制了所有拉美貿易夥伴的經濟體（阿根廷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一九○○年是美國的三分之二，及至一九五○年已縮減到只剩一半），戰爭也再次切斷了美洲大陸與歐洲的貿易。華府試圖鞏固政治控制，以便使德國領導的軸心國勢力被拒於美洲的共和國外。因此，美國在美洲大陸霸權的開展與冷戰並肩同行，也必須從此一觀點來理解。

戰後的美國政權特別害怕共產主義蠱惑拉美遠離美式的發展模式。美國普遍視拉丁美洲人民如稚孩，在政治與經濟上必須道之以政，而北美人民必須負責引導拉美到正確的軌道上。如果美國式的宗旨失敗了，那麼蘇聯及其盟國就可以像德國、日本在二戰期間試圖做的那樣：引誘易於激動的拉美共和諸國，朝著對美國的經濟利益、戰略效益以及對拉美自身都是災難性的方向發展。就像在歐洲一樣，在美國的政策決策與大眾想像中，可以輕易地把納粹的亂局與共產主義的顛覆性勢力混為一談。及至一九四八年，國會與中情局都開始盯上共產主義在拉美的勢力，但就如同他們如實彙報給杜魯門總統的一樣，跡象其實並不多。

對冷戰期間的美國總統來說，拉美位於一個特殊區域，美國必須在此風行草偃，才能保障美國基本的國安議題以及美國的全球目標。猶如對蘇聯的俄羅斯人來說，東歐的斯拉夫區域有著族裔與文化上的特殊關聯一樣，許多美國領導人設想母國與南方國家的特殊關係，只是關聯的基礎並非文化，而是政治。拉美諸國跟北方的老大哥一樣，是共和政體，已將自身從歐洲的勢力中解放出來，起初前景看好。但在華府眼裡，拉美所有共和主義的願景都被拉丁美洲民族的好吃懶做、反覆無常、道德淪喪給揮霍殆盡了。要避免拉美被蠱惑背離其宗旨，就有賴一劑美國的父權主義。

但是美國將拉美導向正軌的使命感受到北美的種族、帝國觀念所挑戰。自十九世紀伊始，美國白人就對拉美是否能複製美國現代性的模式持保留態度。北美的美洲人所建構出的拉美「種族」在種族階序上遠遠低於北美美洲人自身。就算往秩序與繁榮的標準引導，種族是否會阻止拉美人民達成目標？此外，在美國與拉美的關係中，國與國的正常界線是否適用？這些名為「共和」的政體在美國眼裡毫無有效治理的美德——個人自治、法律、財產權——作為基礎，這樣是否還能與獨一無二的美式共和等量齊觀？截至一八六四年，美國國務卿威廉．西華德（William Seward）都相信「五年、十年、二十年後，墨西哥會像現在的蒙大拿州、愛達荷州一樣敞開雙臂歡迎美國移民」。⁰²在二十世紀，即便拉丁美洲人士希望美國逐漸在國際事務上更加社會化，舉止更像一個正常國家，但許多北美人士仍然質疑其鄰國的民族願景是否有效。

拉美方面似乎也很在意美國對自己的藐視，因此自從十九世紀起，拉美的政治議程就由民族主義所宰制。與其他許多地方相仿，拉美民族主義與大眾政治的浮現密切相關，並且為想要自己把持權力的精英分子所操弄。格蘭德河（Rio Grande）以南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共同的關切是如何對抗外來壓力，尤其是來自美方的壓力，並且深信軍事實力的民族權威。尤其說西班牙語的美洲國家有強烈的文化整體感，某種強而有力的泛拉美主義，儘管同時也受到特定國族議程及其運動分子的地理位置所制約。二十世紀前半葉，拉美民族主義變得愈趨民粹，民粹的內容往往左右翼元素兼而有之，就和約當同期的歐洲一樣。當美國的經濟影響力激增之際，拉美國家的內部政爭也甚囂塵上。

若我們相信冷戰在拉美的重要組成是來自國內的影響，以及為意識形態所驅動，那麼二、三○年代肯定是開冷戰時期之先河。⁰³工人與佃農抗議特權與壓迫時，俄國革命樹立了榜樣。到了一九二九年，小規模的共產黨已經在此地區的十五個國家出現。於巴西、智利、墨西哥、瓜地馬拉等地，它們的影響力是數字無法估量的。⁰⁴

巴西成為南美洲階級戰爭的焦點。在當地，一九二四年控制主要城市聖保羅的年輕軍官受到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支持。在被逐出城市之後，革命分子在國境內長途跋涉，最終於一九二七年在玻利維亞落腳。率領軍隊的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Luís Carlos Prestes）後來成為巴西共產黨的頭子，也是共產國際的核心人物。但即便他們在當地受到一些支持，擁有國際共產主義的信徒，並建立起他們試圖建立的陣線，但他們在政治敵手的面前卻往往不堪一擊，時時遭受殘酷的鎮壓。此一時期新冒出頭、受到擁戴的拉美政治主要領導人並非共產主義者，而是激進的民粹主義者，他們受到歐洲激進左右派的啟發程度不相上下。巴西的瓦爾加斯（Vargas）、阿根廷的裴隆（Perón）、墨西哥的卡德納斯（Cárdenas）固然可能不時與共產主義者以及其他左派分子合作，但他們的目的是強化國家與他們自己的權力。

但當拉丁美洲在民粹主義厚植實力時，美國在此區域的經濟勢力也與日俱增。在二、三○年代——往往被視為美國外交事務孤立主義的時期——受到一九一四年開通的巴拿馬運河之新貿易裨益，美國對南方諸共和國的經濟干預程度陡增。美國在此地的投資增加幅度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還高。政治上的聯繫也是，但並非所有與美方的政治牽扯都受到新興的拉美激進民族主義者所激賞。在像智利這麼天高皇帝遠的國家，北美人士試圖用經濟的遮羞布來控制原物料的價格或者干預選舉。在中美洲以及加勒比海，美國在世紀的頭三十年就發動了不下十三次的軍事干預行動。在國內的政治壓力之下，墨西哥、阿根廷及其他拉美國家在一九二八年於哈瓦那召開的泛美會議（Pan-American Conference）上抗議美國的干預主義。在會議之前，阿根廷報紙《新聞報》（La Prensa）寫道，美國的「帝國主義摘下了面具，自由的人民將會加以拒斥……一個政府發出的命令〔現在〕彷彿舉世通行」。美國試圖充當「全球正義的分配者」以及「經濟控制的無上主宰……以泱泱大國所不應有的傲慢態度羞辱他國主權」。⁰⁵

一九三三年以後，小羅斯福政權試圖透過「睦鄰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來平息南方共和諸國的怒氣。就與拉美諸國的關係而言，成效頗豐。南方共和諸國察覺到在白宮的政權更願意合作，或者說好歹更加和藹可親，也更願意加入二戰，孤立敵國。在珍珠港事變後，九個拉美國家對日、德宣戰。到戰爭結束之前，另有十一個國家加入美國陣營，儘管阿根廷遲至在歐戰已經結束的一九四五年三月才加入，而智利則是隔月加入。

美國國安體系在戰爭期間的主要考量是墨西哥。墨西哥與美國接壤處綿延兩千英里，移民人口龐大，歷史上反對美國對外政策所在多有，凡此種種，都使得墨西哥成為敵軍特工可以暗渡陳倉的國度。墨西哥於一九四二年五月對軸心國宣戰，但美國政府仍然對這個南方鄰國的政治取向持懷疑態度。要是墨西哥顯得可疑，那阿根廷就教人戒備：阿根廷起初拒絕參加同盟國，阿根廷被實施禁運，華府方面於一九四四年與阿根廷斷交。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政治亂局也驚動了美方，尤其是在裴隆於戰爭尾聲就任副總統之後。在美方的心目中，裴隆上校就是典型的群眾煽動家。他曾涉入多場軍事政變，大肆打造效忠他個人的各色組織，且曾大力讚揚歐洲的法西斯主義與納粹。裴隆於一九四六年當選阿根廷總統時，大開阿根廷門戶，讓逃離納粹歐洲的人有棲身之所，導致與華府之間又一場外交危機。

美國對付裴隆統治下的阿根廷所採取的政策，為冷戰期間對拉美國家的政策奠定了基石。美國對南方諸共和國的顛覆勢力的焦點於四○年代末從法西斯主義轉移到了共產主義，但大部分的取徑則大同小異。美方無法信任拉美人民能夠自己當家作主——即便是透過選舉。國內外的顛覆分子在側翼虎視眈眈，以激進的民粹主義者作為前菜，準備接收政治舞臺。美國因此必須戒備在美洲共和國中任何有可能使共產主義者接近權力中心的變革。為美國圍堵政策運籌帷幄的凱南，於一九五○年觀察道：「這些共產主義活動潛在可能使得拉美在我方全球政策中……關係陷入危殆……與其說危機在於〔共產黨〕擄獲群眾的支持，不如說是關鍵的職位被滲透，不管是否為政府的職位，然後再從那破壞美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關係。」⁰⁶

在冷戰的脈絡下，美國對拉美的關切第一個考驗來自一九五四年的瓜地馬拉，艾森豪政權該年干預人民選出的激進改革派政權，該政權受到微不足道的瓜地馬拉共產黨支持。民選政府由出身富裕的阿本斯領導，試圖在這個恐怕是全拉美最不公平的國家引入勢在必行的社會改革與土地改革。在瓜地馬拉，二．五％的人口握有超過七○％的可耕地，大多數人口則是不擁有土地的農民。自十九世紀晚期起，由於瓜地馬拉盛產熱帶水果，工資低廉，美國的公司——包括強大的聯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靠著瓜地馬拉的產品發家致富。一九五二年，阿本斯總統以地主認為價格過低的補償費用強徵包括一些屬於美國公司的未耕地。瓜地馬拉政府將強徵來的地分給十萬無地可耕的農民家庭。華府方面抗議未果。

然而，美國政府之所以決定出面干預，並非是由於聯合果品公司的抱怨或者其公關部門在北美報紙植入的報導，而是出於對共產主義的恐懼。「赤匪控制了瓜地馬拉，」艾森豪總統告訴國會代表團，「他們試著要把影響力擴大到聖薩爾瓦多（譯按：薩爾瓦多首都），當作突破進入……到其他南美國家的第一步。」⁰⁷到了一九五四年春，艾森豪對推翻阿本斯開了綠燈。中情局策劃一項行動，把瓜地馬拉總統的政敵以及部分民間的反對力量吸收進來。美國組織訓練叛軍，設立宣傳廣播站，並在瓜地馬拉政府試圖透過向蘇聯集團的成員捷克斯洛伐克購買軍武以擴充其軍事實力後，宣布封鎖瓜國。

一九五四年六月，美國訓練的叛軍帶著被中情局打上「消滅」字樣的左翼成員清單進入瓜地馬拉。美軍駕駛的戰鬥機砲轟首都。戰鬥進行數週之後，阿本斯請辭，認為這是唯一避免美國全面入侵的方法。接替他的是一個又一個由美國庇蔭的軍事頭子。軍隊撤銷了阿本斯多數的社會變革項目。從六○至九○年代，瓜地馬拉的社會不平等狀況觸發了讓全國烽火連天的內戰。由美國所策劃推翻阿本斯的計畫，造成美方與瓜地馬拉右翼皆無法掌控的衝突。遜位的前總統在古巴流亡時曾總結道，促成美方干預的是反共主義，而不是為了保護美國的投資。「就算我們沒有種香蕉，他們還是會推翻我們。」阿本斯的心腹何塞．曼努埃．富杜尼（José Manuel Fortuny）如是說。⁰⁸

誠然，阿本斯對美方干預的動機判斷正確。國務卿杜勒斯歡慶推翻阿本斯，稱之為「過去五年對抗共產主義的最大成功」。⁰⁹但美國為自己對瓜地馬拉的武力行徑付出了重大的外交代價。即便是在進口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為人所知之後，華府仍然難以讓盟國歸隊。烏拉圭外長胡斯蒂諾．希門尼斯．德．阿雷查加（Justino Jiménez de Aréchaga）盛讚「不干預原則」「無形之中見偉大」，並痛斥那些沉溺於「歇斯底里的恐懼」或「太過寬泛使用『冷戰』一詞」的人。¹⁰阿本斯的外長吉列爾莫．托里耶洛（Guillermo Toriello）「說了許多如果我們有膽量也想說的話」，某位拉美外交人員對《紐約時報》如是說。¹¹就連邱吉爾的英國政府也反對：「美國人搞得烏雲罩頂。他們的所作所為很可能會讓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無法同理。」¹²艾森豪總統惱羞成怒，對部屬說他們「對英國佬太好了」，並下令國會「讓英國佬知道他們無權過問這個半球的事……讓我們給他們一點教訓」。¹³

蘇聯對瓜地馬拉的事件不置可否；距離太遙遠，而且瓜地馬拉當地的共產黨對莫斯科方面而言又太弱了，不值一哂。是美方的干預讓蘇方開始感到一點興趣。但即便在瓜地馬拉事件之後，莫斯科的直覺是除了對當地的共產黨稍加援助外，對拉美的革命分子愛莫能助。在歐洲以外，蘇聯的重心放在亞洲。在中共的革命之後，蘇方預料將來的重大事件會發生在亞洲。在全局如此之下，拉美共產黨人只得孤軍奮戰。他們幫忙組織國內的勞工運動，有時影響固然甚巨，但離掌握政治實權或者指點江山，仍差得遠。

古巴革命的果實鞏固改變了這一切。到了一九五九年，在拉美出現了一個與當地共產黨人合作的激進革命政府。即便古巴共產黨在內戰當中無足輕重——並且旋即被卡斯楚自己的革命組織給蓋過鋒芒，進而於一九六一年與卡斯楚的組織合併——但共產黨人自始即在新政權裡位居要津。蘇聯成為與古巴關係密切的盟友，儘管貫穿六○年代雙方在政策上的歧異若隱若現。受到多數主要拉美共產黨人支持的莫斯科方面，希望對拉美其他國家的革命採取漸進式手段，且對古巴所代表的那種游擊隊起義手段，態度遲疑。在南美的激進分子之間，也有一種態度認為對於南美大陸的主要發展而言，古巴無論在地理上還是歷史上都地處邊陲——顯然，阿根廷、智利、巴西許多左翼分子至少起初都對哈瓦那的新領袖嗤之以鼻。但這些爭端與懷疑跟大局比起來都無足輕重：社會主義革命在拉美取得前所未見的成功，且——在蘇聯的奧援之下——可以抵禦美國的進攻。

古巴革命啟發了其他各地的激進分子，但並不是所有人都隸屬共產黨。在委內瑞拉，一九五九年民選讓羅慕洛．貝坦科爾特（Rómulo Betancourt）總統領導的改革派同盟上臺，是總統所屬政黨當中的年輕側翼脫黨組建革命左翼運動（Movimiento de Izquierda Revolucionaria, MIR）。在古巴的支持下，革命左翼運動當中的年輕馬列分子指控貝坦科爾特與美方、軍方及右翼妥協，因此對他發動武裝起義。共產黨加入叛軍，但旋即遭到委內瑞拉的軍隊擊潰。兩黨轉而發動城市內的恐怖攻擊以及鄉間的游擊戰。他們的策略包括搶銀行、殺警、焚燒政府大樓、綁架富商等。儘管兩黨起初還有些民間的支持，但他們的計策使其在這場政治遊戲中敗下陣來。工會與農民組織要求對叛軍採取更嚴厲的措施。在反叛分子試圖攪局的一九六三年選舉中，九二％的選民投下選票。及至一九六七年，委內瑞拉極左派被擊敗，而往往與古巴經驗掛鉤的反叛運動似乎在拉美人民之間失去吸引力。

然而，美國憂心在其他地方複製出的古巴經驗無遠弗屆。共產黨勢力可能揮軍南進的想法在甘迺迪政權的考量中陰魂不散。但甘迺迪政府也比前幾任政府更清楚，是貧困與社會不義為激進政治運動的成功運作提供了土壤。一九六一年四月，就在入侵古巴豬玀灣的幾週前，這位年輕的美國總統啟動了美國與拉美之間的爭取進步聯盟（Alliance for Progress）。甘迺迪的計畫著重在發展與經濟援助，包含十點項目，同時也承諾防禦任何「獨立受到威脅」的國家，目標是在十年間根除拉美的貧窮問題。

要是我們成功了，要是我們所做的努力夠有膽識，堅忍不拔，那麼十年之後將會揭開美式經驗的全新序幕。美洲每個家庭的生活標準都會有所提升，全民都能享有基礎教育，人們將會忘了饑荒，不再需要龐大的外來幫助，所有的國家都能夠自給自足、持續增長。儘管還是會有許多需要完成的事，每個美洲的共和國都會是自己革命的領頭羊，掌握自己的希望與進步。¹⁴

儘管總統說得天花亂墜，但爭取進步聯盟的目標過於寬泛，以至於難以落實。在地智士憂心甘迺迪的「革命」對自己的既得利益會造成什麼影響。左右翼的激進分子視此聯盟為美帝國主義以其他途徑施加影響。天主教教會憂心美國和平工作團志願者與其他北美專家紛至沓來之後，會造成道德淪喪、宗教式微。但即便如此，爭取進步聯盟的某些項目的確造成了影響，相當重要的原因是，這些項目協助說服了正在興起的拉美中產階級，由冷戰所啟發的美方政策也可以為他們帶來好處。這些項目當中最好的部分——教育、衛生、交通、住房——也顯示了美國更為兼容並蓄、願意為了互利而與拉美夥伴合作的面向。

然而，美國在此地區支持違背民主的軍方政權，使得爭取進步聯盟的正面意義完全蒙塵。從一開始，提供對抗共產主義的軍事援助就是進步聯盟至關重要的組成。在接替甘迺迪的詹森治下，進步聯盟在平定叛亂的面向上往往壓過了其他民間項目。受到越戰蔓延的影響，詹森極力避免在他眼皮子底下有任何共產主義勢力在拉美推進。對於把南美年輕人逼到揭竿起義的社會情況，美國總統知之甚詳。但要是在又一場「卡斯楚革命」與右翼獨裁者兩者之間只能擇一的話，那麼詹森相信美國毫無疑問應該要選後者。

要是說有哪一個南美的國家似乎傾向於純粹為社會上的原因掀起反抗，那就非巴西莫屬了。巴西的社會不平等程度在全球高居第二，僅次於獅子山共和國。¹⁵一小部分白人的收入水平遠超過歐美白人，而絕大部分的白人和黑人則一貧如洗，要不在鄉間出賣勞力，沒有自己的土地；要不就是在快速發展的都市如聖保羅、里約的貧民窟苟活於棚戶。在多年的獨裁政權與軍事干政的統治之下，巴西於五○年代開始民主實驗。一九五六年當選的總統儒塞利諾．庫比契克（Juscelino Kubitschek）開啟了一系列國家領導的發展計畫，促成經濟大幅成長，但也造成劇烈的通貨膨脹。然而庫比契克及其繼任者鮮少針對似乎是巴西各種問題根源的社會不平等狀況。甘迺迪政權在爭取進步聯盟發展之初，就常常針對巴西需要社會改革這點發表評論。

當若昂．古拉特（João Goulart）於一九六一年出任總統，甘迺迪派得到了比他們所爭取而來的還要多。從上任開始，古拉特總統就試圖動員工人組織，並對在巴西短暫的民主期間成長於農村的新武裝農民團體予以支持，藉此處理巴西的社會問題。他的目的是反制巴西政壇（包括自己黨內）的許多保守勢力。他也圖謀更多的政治權力——古拉特素來缺乏耐心，也有很多事務讓他無法耐心以待。在外交政策上，巴西總統想要更加獨立於美國之外，但也對古巴與蘇聯有所忌憚。古拉特出身巴西南部地主富裕家庭；他希望改革但不樂見革命，並嚴厲控制共產黨。然而他的項目——包括土地改革與公用事業國有化——遇到來自右翼的抵抗與日俱增。一九六四年三月，天主教神職人員組織反對古拉特的大型示威，宣讀了以下宣言：「這個上帝賜予我們的國度……面臨了極度的危險……野心勃勃的人士……讓陌生又對我們蠶食鯨吞的極權主義之僕役……滲透了我們的國家……聖母守護我們免受古巴、波蘭、匈牙利和其他被奴役國家的烈女之命運與磨難！」¹⁶

隨著示威與反示威群眾在巴西各城市正面交鋒，詹森政權在那個月分鼓勵支持對古拉特的軍事政變。「我認為我們必須採取任何我們可以採取的行動，準備好做任何我們必須做的事」，以支持發動政變的人士。詹森下令道：「我們不能忍受。」¹⁷美國對古拉特造成恐懼推波助瀾已達數月，讓政變水到渠成。總統任期過去十八個月來的經濟下滑，也讓軍頭可以推翻他。一九六四年開啟的軍事獨裁維持了二十年，巴西的基本問題遭到擱置，內部的冷戰則節節高升。

若說美國在讓巴西獨裁持續掌權上扮演要角，那麼美方在玻利維亞的位置更是重要。玻利維亞是拉美最貧困的國家之一，由一九六四年藉著政變上臺，兩年後當選總統的雷內．巴里恩托斯（René Barrientos）將軍統治。巴里恩托斯是很美式的將軍，年輕有為，想法摩登，廣受民眾愛戴，著重靠科技與土地改革來重塑國家。美方的顧問紛至沓來玻利維亞。但玻國總統在政治上維持自己的班底。巴里恩托斯是個民粹分子。他以虔誠的基督徒自居，但同時又在婚外有十幾個私生子；他說一口克丘亞語（Quechua），是南美洲原住民的好朋友，卻又在農民、礦工反對其統治時將他們趕盡殺絕；他是受美方訓練的空軍機師，受美式現代化觀念影響，但又可以為了政治口惠搬弄反美的辭藻。到了一九六七年，他權傾一時——自行駕駛直升機飛遍全國，四處發放足球、收音機，與民眾握手言歡。

當古巴人決定用玻利維亞來測試他們的叛亂信條時，上述情況就是玻利維亞的政治情勢。該次行動由切．格瓦拉領軍，此時，切．格瓦拉在古巴已經愈來愈按捺不住，自命為國際革命家，與泛拉美主義和共產國際主義都有所掛鉤。到了一九六六年，切．格瓦拉與古巴情報單位已經開始準備支持在玻利維亞發動的武裝叛變。切．格瓦拉頗為魯莽地不顧玻利維亞共產黨的建議，決意親自領導叛亂。他於一九六六年十月被偷渡進玻利維亞鄉間，數名特工已在當地準備月餘。由於玻利維亞共產黨決定為古巴的行動撐腰，切．格瓦拉的游擊隊對玻利維亞的正規軍隊旗開得勝，叛亂取得一些武鬥派礦工的支持。但除此之外，游擊隊幾乎自始即一步錯滿盤輸。他們很快地就在一些農村遭到孤立，無法招募到玻利維亞的農民，也與哈瓦那失去聯繫。

與古巴人的正面對決，巴里恩托斯樂在其中。他自認代表玻利維亞的「革命」，也把他的計畫稱為革命，並與外來入侵勢力作戰。他也樂見只要共產勢力叛亂繼續下去，他就能接收更多美方提供的軍事與經濟支援。「祖國在危急存亡之秋，」巴里恩托斯宣稱，「由國際極端主義所計畫資助的廣大共產主義陰謀已經利用一些勞動部門的善念，試圖讓人民與武裝勢力針鋒相對。」¹⁸一九六七年十月，彈盡援絕的切．格瓦拉遭到巴里恩托斯的特種部隊捕獲處決。他對包含中情局特工在內的偵訊人員說，他的落敗是由於「巴里恩托斯政黨的有效組織……他們向軍隊警告我方的行蹤」。¹⁹切．格瓦拉以革命偶像之姿長存，但他在玻利維亞的敗北，對那些相信可以透過先鋒叛變通向拉美社會主義革命的人士來說，無疑是又一挫敗。這也顯示在南美大陸，民粹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針鋒相對。只是巴里恩托斯也無福消受勝利的果實，一九六九年，他的直升機於玻利維亞中部山區墜毀，機上人員無一倖存。

切．格瓦拉之死象徵了通往革命的重點（foco）途徑破滅——「重點」一詞指相信一小撮武裝革命分子本身就能為民眾的不滿提供一個焦點，並領導一場叛亂。但不同人從這次挫敗當中生聚的教訓也有所相異。比方在智利，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強調唯有和平通往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才可行。美國政府相信，切．格瓦拉的失敗，意謂著美方對強而有力的在地領袖提供武裝支持的方針收到成效。跟美方的干預比起來，反共的民族主義者更能擊潰左派。這項結論與被越戰弄得對干預感到疲憊不堪的這個世代的美國領導人相當契合。這也與一些美國人的想法呼應，他們認為從迦納到印尼，六○年代中期所帶來的教訓是，在地的軍隊在美國鼓動下推翻了左翼政府，但美方卻鮮少給予直接支援。同時，一九六五年美方以反共的辭藻成功直接干預多明尼加共和國，但這可以視為早在冷戰萌生之前就已經開始的一系列入侵加勒比海的行動之一，華府認為並不能在南美大陸輕易複製多明尼加經驗。

激進左派的小組從格瓦拉的失敗中汲取的教訓也不同。他們成立意圖透過武裝鬥爭摧毀既有秩序的新祕密組織，但這些組織如今多在城市而非鄉村。在格瓦拉的家鄉阿根廷，有一些青年運動挑戰政府，其中一些開始採取都市的游擊戰術。他們的意識形態背景包羅萬象。有些是托派或馬列主義者，有些則受到民族主義或激進天主教所啟發。最大的運動蒙托內羅斯（Montoneros）是裴隆主義者（Peronists），領導人往往從民族主義右翼冒出頭，但到了六○年代末開始採取左翼革命的話語，為求他們流亡在西班牙的英雄歸來。他們的領袖馬里奧．菲爾門尼克（Mario Firmenich）鍾愛的口號是「既沒有北方佬，也沒有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主義國家」（La patria socialista, sin Yanquis ni Marxistas）。²⁰在他們之間，這些團體與軍隊日漸高張的暴力鎮壓，使得阿根廷陷入一段恐怖時期。

起初，蒙托內羅斯靠著一九七○年綁架撕票阿根廷前軍事獨裁者佩德羅．阿蘭布魯（Pedro Aramburu）的豐功偉業，取得一些公眾支持。阿蘭布魯於一九五五年推翻裴隆，因此不得民心。但隨著城市游擊戰開始一系列的謀殺、綁票、炸彈攻擊、搶銀行等行動後，民眾的支持也煙消雲散。但他們還是能招募到足夠的支持者來發動接連不斷的恐怖行動，在七○年代之初幾乎每天都有一起攻擊案件。²¹沒有人能全身而退。左派游擊隊暗殺軍官、實業家、工會分子、神職人員、外交官等，一九六九至七五年間幾乎共有七百人遭到暗殺。這層恐懼即便在裴隆於一九七三年果真復行視事後也並未消散。到了一九七五年，阿根廷似乎已無法控制，鄰國烏拉圭亦不遑多讓，民族解放運動——圖帕馬羅斯（Tupamaros）游擊團體也在烏國發動類似的攻擊事件。

不過拉美冷戰爭端的第一部分，於安地斯山脈另一側的智利臻至巔峰。智利的工人階級剽悍，其中一部分從戰間期早年就已經被組織進工會。左派的政黨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也追隨者眾。在一九六四年的選舉中，他們聯盟的候選人薩爾瓦多．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取得了超過三八％的選票，輸給了中情局大力支持的基督教民主黨人愛德華多．弗雷（Eduardo Frei）。但是儘管詹森政府憂心左派上臺造成的結果，基督教民主派的弗雷也並非自動就站到美方利益這邊。在總統任內，弗雷展開許多重要的國內改革，後來在七○年激烈的選戰中，儘管中情局試圖從中作梗，阿葉德還是當選了總統，並且在弗雷的改革基礎上行事。

新任政府是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結盟，致力於克服智利的資本主義。儘管師法俄國革命，政府力圖透過阿葉德於總統就職演說中所提到的「合法性的原則，體制的發展、政治的自由、暴力的防治，以及生產工具的社會化」，朝向社會主義國家和平轉型。²²但智利是個極其保守的社會，無論轉型的過程和平與否，舊的布爾喬亞與新的中產階級都無意轉型為社會主義。阿葉德政府的改革遭到抗議，智利人民一分為二。工人階級與農民組織支持阿葉德的國有化政策及土地改革，但所有左派以外的政治團體包括基督教民主派人士都反對。反對派宣稱政府「尋求征服絕對權力，顯然要讓所有的公民都屈從於國家嚴苛的政治、經濟控制，以此達到建立極權體系的目標」。²³

阿葉德在一九七○年的勝選讓華府方面如坐針氈。尼克森總統認為智利會變成第二個古巴，會為拉美以及世上其他受到冷戰影響甚巨的地方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與莫斯科之間的緩和政策也未能消除這種疑慮。尼克森與季辛吉（H. Kissinger）反而相信，要是阿葉德在智利取得成功，那麼蘇聯在其他地方就會更不願意與美方合作。尼克森事後斷言，阿葉德在民主選舉中勝出，使得蘇聯在哈瓦那與聖地牙哥之間形成一道足以吞噬整個拉美的「紅色三明治」。美國國安顧問季辛吉的警戒有過之而無不及，宣稱阿葉德勝出的方式比卡斯楚更危險。季辛吉表示，智利所代表的模式「陰險狡詐」，讓大陸上其他共產主義者——或者甚至西歐的共產主義者——可以起而效尤。²⁴

到了一九七三年，顯然智利的未來端視武裝勢力是否會繼續忠於憲法來決定。智利的右派與美國想推動政變。華府透過中情局大量撥款創造軍事接收的條件，並傾全力破壞智利的經濟，用尼克森對中情局局長理察．海爾姆斯（Richard Helms）說的話來概括，就是要「讓經濟鬼哭狼嚎」。²⁵蘇聯與古巴都懷疑阿葉德的政府是否能夠存活下來，古巴建議阿葉德政府武裝人民來對抗政變的威脅。南美洲最強大的右翼軍事政權巴西為聖地牙哥一小群開始計畫以武力推翻阿葉德的叛將提供情報。中情局知道政變計畫正在醞釀，但並未直接參與其中，直到政變發動的前一天才知道計畫的確切日期。

阿葉德政府於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被軍事政變推翻（因此，九一一在拉美與在美國的重要性不同）。謀反成功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們取得了奧古斯圖．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將軍的支持。在此之前，甫被阿葉德指派為陸軍總司令的皮諾契特一相信政變有機會成功，就輕易背叛了他的總統。這位總司令相信，對外，智利正遭遇共產主義帶來的存亡之秋；對內，則面對造反分子帶來的生存戰鬥，因此全力把砲火對準政府。阿葉德在大軍湧入總統宮殿時自盡。在華府，鬆了一口氣的尼克森政府為新政權提供奧援。

皮諾契特在智利的獨裁政權維持了十七年。以一個民主傳統源遠流長的國度而言，其任期之長，行徑之暴虐教人震驚，連某些支持政變的人士都未能逆料。超過三千人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就遭到殺害。逾四萬人遭到逮捕，大多數是在政變後的前三個月被捕，當中許多人遭到軍方的酷刑。²⁶「他們把我們塞到一間房間內，強迫我們站著，手放在頸後，不許說話，」一名囚犯回憶道，「任何移動或者說話的人都被摔到地上，用槍托擊打，用腳踹……〔在囚犯當中〕有一位是智利大學的文學教授，還有天主教神父，然後還有一位在瓦爾帕萊索（Valparaiso）工人區頗有名的叫作璜（Juan）的男人被刑求致死……哀嚎聲此起彼落，不分晝夜。」²⁷

到七○年代末，拉丁美洲泰半陷入軍事獨裁。在烏拉圭，軍方也於一九七三年取得控制。在阿根廷，他們推翻了裴隆的遺孀伊莎貝爾（Isabel），並在了無生氣卻殺人如麻的豪爾赫．魏地拉（Jorge Videla）將軍座下建立軍事獨裁。七○年代結束前，總計在二十一個主要的拉美國家中，有十五個是由軍事獨裁者領導。他們多數動用權力來攻擊左派。在阿根廷，將近一萬人在一九七六至八三年間的「骯髒戰爭」（dirty war）被軍頭殺害。受難人大半與讓全國陷入恐怖的游擊隊毫無瓜葛；多數是勞工組織者、記者、學生領袖、人權運動家。從烏拉圭到瓜地馬拉的軍事獨裁者都有樣學樣。他們施加的暴力遠比挑戰既有秩序的左翼團體更為致命。且他們之所以能為所欲為，乃是由於軍方獨裁者知道就算他們侵犯人權，美國也不會斬斷與他們的聯繫。就連昏庸無道的阿根廷軍頭都知道怎麼用冷戰的術語來包裝他們的恐怖統治。阿根廷空軍指揮官奧蘭多．阿戈斯蒂（Orlando Agosti）將軍相信，他與他的軍官打贏了一場「國境之內的〔戰爭〕，但侵略者只是一頭怪獸的觸角而已，我們的劍無法觸及牠的頭和軀體……武裝戰鬥也許結束了，但是全球衝突仍在持續」。²⁸

可溯及一九六四年的巴西軍方獨裁則遵循不同的軌跡發展。起初，它對左派發動的恐怖行動牽連極廣，數百人遭到殺害，數千人遭到監禁，時而遭到刑求。小型的左翼團體以恐怖攻擊回擊，包括綁架美國、歐洲、日本外交人員。但在七○年代之初，隨著對左派發起的戰爭獲得勝利，緩和政策在全球蔚為主流，巴西政府開始啟動更為獨立的外交政策，與更以國家為中心的經濟發展計畫，在計畫部長裘奧．黑斯．弗洛索（João Reis Velloso）的領導下，實施進口替代與國家發展計畫。巴西是目前為止拉丁美洲最大的國家，巴西的將領都是意欲讓國家實力增強、促進國際地位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受到其他第三世界政府的啟發，這些第三世界國家儘管意識形態殊異，但都視國家計畫、資源國有化以及更為公平的經濟世界秩序為其國家進步的重點。巴西不僅在聯合國支持第三世界的索求，且在保守反共的普魯士裔埃內斯托．蓋澤爾（Ernesto Geisel）總統治下，巴西承認美國試圖要推翻的安哥拉的馬克思主義政府，這教美方怒不可遏。巴西想要在葡萄牙語世界以外也被視作世界強權。美方則於一九七七年不與該國繼續軍事合作。

蘇聯除了在古巴之外，在冷戰拉丁美洲多是積極的旁觀者，而非主要的參與者。蘇方資助共產黨及其前線和盟國（包括阿葉德在智利的人民團結〔Unidad Popular〕），為他們提供金錢和建議——有時受到歡迎，有時則否。蘇聯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與格魯烏探員在即便最小的拉美國家都布有眼線。然而他們的任務是向莫斯科匯報，而非影響當地事件。「主要的任務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尤里．安德洛波夫（Iurii Andropov）建議在拉美的行動幹員，「掌握事件的脈動，取得有關當地情勢諸多面向的客觀資訊，盱衡各方局勢。」²⁹蘇聯已經準備要試圖影響事件的走向，取得先機。但實際上，兩地之間的距離、事態的輕重緩急、權力的相對平衡使得莫斯科在冷戰期間對拉美的影響力有限。

但要是說蘇聯在拉美的影響有限，美國其實在不同的意義上來說也是如此。北美的勢力當然遠比蘇方優越，且美軍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總是有可能出兵干預。在美洲大陸上的其他地方，美國的經濟影響力卓著，華府反覆試圖以信用、投資、貿易的予奪作為政治工具，不時也試圖透過操弄拉美經濟所仰賴的原物料價格來取得政治優勢。美方訓練拉美軍官，提供軍隊武器。中情局買通政客和軍官，斥資資助美方偏好的政治活動。但凡此種種，皆不足以確保美國可以在任何拉美國家自行其是。拉美的民族主義——包括右翼——對美方的全面宰制有所防範。不若（常與美國之於拉美相提並論的）蘇聯之於東歐的地位，美國在拉美並沒有相應的意識形態盟國屈從其下。貝坦科爾特、巴里恩托斯乃至於其他宵小如魏地拉、皮諾契特等人，都不是美方的稻草人。他們是拉美民族主義者，是基於他們自身的原因才反對左派。

與美國接壤的墨西哥可能是最佳範例。墨國自一九二九年起就被革命制度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PRI）統治，二戰之後的墨西哥是個由資本主義與社團主義（corporatism）組成的混合體，焦點放在執政黨內部左右翼的政治協商。但同時，墨西哥的精英分子逐漸憂心政治體系以外的左派挑戰所帶來的威脅。革命制度黨打造了一個強國，使經濟取得實質進步，抵禦美方的政治與財政壓力，因此儘管腐敗極權，仍沾沾自喜。但未能打造一個更為平等的社會，或者創造出更兼容並蓄的政治是其痛腳。當學生與工人於六○年代末期開始抗議時，革命制度黨政權以鎮壓行動回擊。軍隊被用來對付抗議人士，數百人遭到殺害。在墨西哥城特拉特洛爾科（Tlatelolco）住房項目中，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有數十人遭到槍殺。總統古斯塔沃．迪亞斯．奧爾達斯（Gustavo Díaz Ordaz）的新聞祕書宣稱，「全世界都應當知道」，這起「騷亂」是受到「境外利益影響下的國際共產主義者鼓動」。³⁰在美方援助之下，革命制度黨組織反共民兵對抗「古巴滲透」墨西哥。在一九六八年的一場示威中，他們呼喊：「我們要一個、兩個、三個死掉的切〔格瓦拉〕！基督萬歲！迪亞斯．奧爾達斯萬歲！」（譯按：可能是在諷刺切．格瓦拉一九六七年針對越戰的演說當中發表的「要創造兩個、三個……許多個越南」〔create two, three… many Vietnams〕。）³¹

與其說冷戰是舶來品，倒不如說冷戰內在於拉丁美洲。冷戰漸漸聚焦在左右翼之間逐日高張的暴力衝突，其中的某些部分變得漸趨極端。但右翼與左翼在拉丁美洲是複雜的分類。在左翼內部，有蒙托內羅斯這樣心術不正、惹事生非之徒，也有阿葉德這樣克盡職守的改革家。這兩條道路之間的分裂，到了冷戰後期鴻溝愈來愈大。但右派本身也分崩離析。有些人只是為了保留自己那一大份錢財、資源而戰，其他人則是在意識形態上全心奉獻於宗教與民族的概念。也有些人——尤其是在南錐體（Southern Cone，譯按：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的小中產階級——在政治與社會組織上直接受到美國啟發。

如同許多其他事件一樣，七○年代成為拉美這些政治傾向的分水嶺。軍事獨裁的到來往往並不意味他們所宣稱的「民族統合」，反而益加造成分崩離析。左派內部也分裂為民主道路的信徒以及致力於革命暴力的人。有時這些分歧肇因於不同的歷史或民族背景：比方說，在有數代議會統治的烏拉圭，儘管蒙德維的亞（Montevideo）的軍事統治如此醜惡，但相較於尼加拉瓜，還是更容易相信烏拉圭和平回歸民主。

但左派內部的分裂通常是政治或者意識形態的分裂；受到古巴或者切．格瓦拉啟迪，或者受到非洲、亞洲為自由鬥爭所啟發的人，往往選擇武裝抗爭。在工會或教會組織以及隸屬老派共產主義政黨的人，則傾向於和平活動。成績名列前茅、畢業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的馬里奧．菲爾門尼克，因崇拜切．格瓦拉（與裴隆），而成為蒙托內羅斯游擊團體。綽號魯拉（Lula）的路易斯．達席爾瓦（Luiz da Silva）未受教育，他成為了巴西汽車生產城鎮聖貝爾納多杜坎普（São Bernardo do Campo）的鋼鐵工人聯盟領袖，崇拜甘地與雷西非（Recife）激進的大主教埃爾德．卡馬拉（Dom Helder Camara）。魯拉成為巴西第一位左翼總統。菲爾門尼克則在西班牙成為經濟學講師。³²

但如果說左翼分裂，右翼也是如此。七○年代宰制拉美的軍事獨裁，除了同樣對左派反感、高唱「秩序」與「基督教文明」之外，在政治上鮮少有相似之處。雖然他們全都實施血腥鎮壓，但他們對於如何真正治理國家卻毫無概念——以至於有些人甚至向與左派思維模式一致的知識分子尋求建言。比方說，巴西的軍事獨裁政權也因而於七○年代中期開始強調中央計畫經濟與有第三世界色彩的外交政策。

皮諾契特治下的智利路線截然不同，他將經濟的未來與激進右翼的美國經濟學家勾連在一起，就連許多美國人都認為太過極端。其政策導致工人階級陷於貧困，讓勞工組織瓦解。但當全球多半開始朝同樣的新自由主義方向邁進時，在智利的「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譯按：指在芝加哥大學受教育、支持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讓國家的經濟居於優勢地位。然而，出乎政權意料的是，它一手扶植的新興中產階級幾乎從一開始就在政治上反對執政者。到八○年代中期，不只是工人階級和左派鄙視皮諾契特；就連那些從智利經濟私有化政策中獲益的人，此刻都不齒這位獨裁者的苛政，認為他原始的暴力手段讓他們的國家顏面盡失。

在軍事獨裁期間，美國大幅導致拉丁美洲政局不穩、暴力橫生。美國這麼做是出於冷戰的優先考量。華府將拉美左派的失敗視為莫斯科的失敗，因而願意支持軍事獨裁政權取得勝利，即便這些政權採取血腥暴力的行動。華府也願意忽視過程中自身的經濟利益；巴西的軍頭發展出國有工業、從事進口替代、操弄貨幣以取得對美元優勢。凡此種種，只要軍隊是對抗共產主義勢力在巴西的中堅，華府都欣然接受。如同在冷戰期間常見的現象，衝突的邏輯壓過了自利，也壓垮了共同的人性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