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歐洲的現實

冷戰在歐洲的終結，是由於東西兩方陣營數年來交流更為密切，對彼此的恐懼已大幅減少，也因為有西歐成功將邊陲國家整合入歐洲共同體的事例明證。冷戰於一九八九年結束是因為東歐人民反抗，而戈巴契夫並未付諸行動挽救共產主義政權。相反地，這位蘇聯領袖堅持，不論在東歐還是蘇聯本身，人民主權都是無可避免的。東歐的政權顯示出它們改革不力。因此，蘇聯共產黨認知到，它們倒臺是再自然不過的結果。共產主義的終結可以如此快速地發生在歐洲已有跡可循，也因為東方對政權的支持已如薄薄春冰。除非蘇聯方面出手相救，否則它們無力自我防衛。

到了一九八九年，戈巴契夫堅信對他而言冷戰已然告終。他的注意力愈發轉往如何深化蘇聯內部的改革。他主要的關注點是政治變遷。戈巴契夫想將蘇聯轉變為一個民主的聯邦國家，且帶著他仍領導著的共產黨沿這個方向發展。但他的崇高目標很快就被經濟困境、民族主義和相互競逐的官僚主義所淹沒。由於戈巴契夫不願讓步，且沒有其他來源的實質援助，蘇聯國家很快就陷入嚴重的問題。到了一九九一年似乎陷於危急存亡之秋。這對於蘇聯人民和全世界而言是極其猛烈的翻轉，而這一切都發生在區區不到十年之間。

整體而言，人民的革命在東歐出乎意料地平和，鮮有暴力情事。唯一的例外是在南斯拉夫，民族主義的群眾煽動家由於亟欲滅除聯邦國家，發起了持續了十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暴力事件，造成南斯拉夫人民生靈塗炭。南斯拉夫是一個由冷戰聚攏起來的國家之重要案例。面對蘇聯在東歐的勢力（自從一九四八年起便是如此），即便南斯拉夫人未必敦親睦鄰，大多數南斯拉夫人仍寧願在自己土生土長的聯邦國家內同聲一氣。但是隨著冷戰退場，南斯拉夫各民族中的有些成員開始擔心，若其他民族或團體在聯邦國家中占有優勢地位，會發生什麼結果。南斯拉夫之所以凝聚在一起並不是出於彼此信任，而是出於恐懼，而隨著恐懼的對象改變，全國便陷入滿目瘡痍與兄弟鬩牆。

其他人則有很多值得感恩的地方。在美國，一九八九年這一年一元復始，萬象更新。雷根執政八年後終於卸下總統一職，任內成就廣受好評。副總統喬治．H．W．布希繼而當選，證實多數美國人已經原諒雷根涉入伊朗門事件，並接受他任內最後幾年益加無為而治的領導風格。他們記得的是一位穩固經濟和去除核武威脅的總統。自威爾遜以來，沒有其他總統在任內做出如此重大的外交政策改變。在卸任演說中，雷根稱蘇聯為合作夥伴。「我的看法是，」即將離職的總統告訴美國大眾：

戈巴契夫總統與以前的蘇聯領導人不同。我認為，他了解蘇聯社會中存在的那些弊病，並且正在試圖加以解決。我們預祝他成功。他們將繼續努力，以確保在經歷這一進程以後而獲得新生的蘇聯，將不再是一個咄咄逼人的國家。歸結起來就是：我希望繼續保持這種新型的密切關係。如同我們表明的那樣，我們將始終視他們是否以一種有益的方式行事，來決定我們將採取何種行動。⁰¹

老布希總統則不那麼肯定。上任之初，他想花一些時間思忖在新的情況下，美國的對蘇政策應該如何發展。老布希是比雷根更為傳統的冷戰鬥士，他不確定這種「新型的密切關係」會持續下去。相反地，如同他在任期初始所注意到的，蘇聯「向我們展示了在歐洲和其他地方有著複雜的新政治挑戰。我的想法是，來自蘇聯的挑戰也許會比過去更大，因為它現在更多樣了」。⁰²「冷戰還沒結束」，老布希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警告道。也許有「隧道盡頭的光。但我想，這道光究竟是太陽光，還是一輛朝我們迎面駛來的火車頭，一部分取決於我們如何行事」。⁰³布希和斯考克羅夫特憂心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會變得太過成功，以至於西方盟國太過降低警戒。

戈巴契夫對於布希的「策略性暫停」大失所望。他問自己，為何在如今他最需要的時候，美國人卻踟躕不前？在西歐，戈巴契夫仍然被視為英雄，所到之處無不受到英雄式的擁戴。就連英相柴契爾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在倫敦與戈巴契夫會晤時，也出格地對他讚不絕口。當戈巴契夫抱怨布希時，柴契爾回答道：「您們的成功與我們息息相關。蘇聯變得更和平、更富足、對改變更開放，跟我們是息息相關的，如此才能共同達到個人自由、更開放、更多交流。繼續您的路線，我們會支持您。回報會是非常巨大的。」⁰⁴戈巴契夫的主要外交政策助手切爾尼亞夫在其日記中說道：「俄羅斯沒有其他選擇了。它必須變得跟其他國家一樣。若能如此，那麼十月革命和史達林症候群都會從世界政治圖景中消失。這個世界會變得截然不同。」⁰⁵

但是戈巴契夫需要外交支持來翻轉在國內低落的聲望。蘇聯共產黨仍然在人民代表大會中位居主導地位。戈巴契夫想要盡快往前邁進，使包括蘇維埃諸共和國的蘇聯更為民主。他也想要改革經濟，為私人企業提供空間。但是當來自國外的貸款和投資姍姍來遲，國內經濟更進一步受到侵蝕。物價飛漲、對黑市愈發依賴都妨礙了國內消費主義的發展。由於稅收被扣留或侵吞，政府虧空不斷增加，尤其是在聯邦層次。同時反抗戈巴契夫領導地位的聲浪增長，這來自想為自己保留更多權力的共和國領導者，也來自共產黨中央，許多黨內的傳統派指控他將蘇聯統治的成就拋諸腦後。

在某些蘇聯共和國內部的民族主義動盪也開始削弱戈巴契夫的地位。波羅的海國家於二戰後被迫加入蘇聯，當地大多數抗議都是和平的，但是立場堅定。早在一九八八年，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就已經宣告其共和國的法律凌駕於蘇聯法律之上。在其鄰國立陶宛，新的聯邦集會選舉中超過八○％的席次由非共產黨候選人拿下。更進一步的跡象顯示，即使在蘇聯內部，民族主義都勝過意識形態。共產黨領導的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開始相互爭奪亞塞拜然境內、亞美尼亞人占多數的飛地納戈爾諾－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數萬人從自己的國家逃離，數百人被殺，其中有些還是遭到戈巴契夫派到當地維護和平的紅軍所殺害。鎮壓為莫斯科方面爭取到一些時間，但是其代價為雙方都指控戈巴契夫站在敵方那邊。⁰⁶

當戈巴契夫企圖在蘇聯內部大刀闊斧地改革時，在東歐的共產黨同僚愈來愈沒有迴旋的空間。他們的經濟陷入困境，債臺高築，生產停滯。到了一九八七年，從波蘭到保加利亞的東方陣營已經幾乎沒有成長的空間。雖然生活水準差距大，東德、捷克、匈牙利仍然比歐洲共同體內部的窮國還要富裕，但是整體趨勢是每況愈下。這些國家難以從西方取得更多貸款，而蘇聯則清楚表明他們會以自己的緊急需要為當務之急。八○年代末，經濟狀況開始外溢到政壇。有些共產黨領導人（往往是年輕一代）開始感覺到若想避免經濟垮臺，就需要動員全體人民。要想動員全體人民，唯有在政治上海納百川。

一如往常，波蘭一馬當先。波蘭共產黨領導人發現他們在經濟上陷入絕境，無力償還外國借貸，同時卻必須提高工資和增加社會服務，以免工人反抗。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的鼓勵下，他們發起了公投，問人民兩個問題：你是否支持激進的經濟改革？你是否支持政治深度民主化？但是波蘭人不信任自家政府到了不敢肯定回答這種問題的程度。絕望之下，波蘭總統賈魯賽斯基將軍指派了新政府，引入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但是一九八八年，波蘭工人以罷工回應政府。很顯然，即使是收買工人階級的政策也未見成效。

賈魯賽斯基最後孤注一擲，安排與反對方協商，看看是否至少能說服一些團體幫忙分擔經濟危機的責任。他認為，雖然工人仍難以馴服，但老一輩的團結工聯領導層——一九八一年開始大都進了監獄——不再是關鍵領導人了。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政府甚至允許官方的工會領袖和前團結工聯領袖華勒沙進行電視辯論。結果是另一場災難。華勒沙輾壓對手。

官員：工會的多元主義（pluralism）是唯一解決波蘭問題的方法嗎？我們也必須知道黨內有的可能性，重大的轉變正在發生，且將要發生……

華勒沙：當我說多元主義時，我的意思是三個面向：經濟、工會、政治。我們必須了解到這件事，因為這些理想早晚會勝利。一個組織永遠不會擁有所有知識的版權。這也是我們為多元主義而戰的原因——不論你喜歡與否……

官員：但你知道，波蘭人天性衝動，多元化必須建立在一致性之上。否則，我們會將彼此撕裂。

華勒沙：我們不會強迫人們強顏歡笑。給他們自由，我們會停止原地踏步……

官員：你沒看見本質性的結構改變現在正朝向民主發展嗎？

華勒沙：我只看見我們都用走的，而別人都搭車。⁰⁷

波蘭共產黨一方面迫於公共輿論，一方面有蘇聯的鼓勵，另一方面則是在黨內資深領導層的懇求下，於一九八九年二月的中央委員會同意正式與反對派協議。由於團結工聯仍然被禁，此運動指派知名的波蘭知識分子和天主教神職人員代表他們參與。華勒沙與一九八一年把他關進鐵牢的共產黨內政部長切斯瓦夫．基什恰克（Czesław Kiszczak）共同主持圓桌會議。最初，協商進展緩慢。共產黨企圖讓憲法改革不列入討論範圍之內。團結工聯內部分裂成兩支，有主流的華勒沙路線和更為激進的小派系，後者不願與當權者做出任何妥協，但是漸漸地達成了讓團結工聯合法化的妥協方案，至少一開始會有三五％的下議會（the Sejm）席次和所有參議院的席次透過自由選舉選出。不論是對共產黨還是團結工聯而言，這都相當冒險。賈魯賽斯基希望讓共產黨人的政治地位合法化。華勒沙想在選舉中展現團結工聯的實力，選舉定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舉行。

當共產黨人和其反對派在波蘭競逐政治權力時，匈牙利共產黨正漸漸走向與人民妥協的方向。匈牙利一直是東方陣營國家中最為開放的。但即便是在當地，質疑的範圍仍然不能超出質疑共產黨一黨獨大。然而，在一九八八年，較為年輕的匈牙利共產黨領袖受到戈巴契夫的啟發，想要將自由化再往前推進一步。他們認為即使反對黨被允許成立，透過政黨轉型，他們仍有機會維持政權。一九八八年五月，自從超過三十年前蘇聯入侵後即在位的年邁領導者卡達爾被改革派的格羅斯．卡羅伊（Grósz Károly）所取代。新任黨領導盛讚戈巴契夫的改革。及至一九八九年二月，匈牙利開放言論自由，讓某些非共產黨團體合法化。五月，到奧地利的旅遊禁令被解除，意味著在華沙公約國家中，匈牙利人是第一群可以自由跨越疆界到非共產主義國家的人。

一九八九年六月，匈牙利共產黨政權又往前跨了意味著與過往急遽決裂的步伐。在布達佩斯，經由官方大肆宣傳，一九五六年的革命領導人納吉被重新安葬。納吉在蘇聯入侵後被處決，對許多人而言，他代表著匈牙利民族主義，象徵抵抗莫斯科的支配。戈巴契夫才剛漸漸得以重新評價一九五六年的事件，但他讓匈牙利人知道蘇聯對此沒有異議。一九八九年二月，他已經表明，蘇聯尋求「重構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強調「無條件的獨立、完全平等、嚴格意義下的不干預國內事務，以及修正過去共產主義歷史的時代偏差和錯誤」。⁰⁸年輕的匈牙利人已經蓄勢待發要測試這些說詞了。年僅二十五歲的奧班．維克多（Orbán Viktor）代表青年人在納吉的喪禮上致詞。他指控共產黨「對蘇聯帝國和一黨獨裁盲目的服從」，剝奪了年輕人的未來。⁰⁹

遲至一九八九年夏天，戈巴契夫都仍相信他與社會主義國家實質上的新聯盟目標可以實現。他想要重塑社會主義共同體，不僅是東歐（包括南斯拉夫），就連中國在內都可以占有一席之地。雖然中蘇關係在戈巴契夫領導期間有所進展，他仍然一如往常地缺乏耐心，想要與多疑的中國人達成比其左右手可以達到的更多突破。一九八九年，他決定親自出訪中國，以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並且透過與鄧小平會晤，開展一個新的開始。「我們必須了解中國人，」戈巴契夫在政治局上發言，「他們也有權利成為世界強權。」中國人「愈來愈強大了」，蘇聯領導人說，「所有人都看得出來」。¹⁰

戈巴契夫無疑是正確的，中國在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下日益茁壯。但是許多最為基本的問題仍然與蘇聯國內正在面對的如出一轍。畢竟中華人民共和國幾乎是直接複製蘇聯而建立的。到了八○年代晚期，許多中國青年對於政治和社會改革感到不耐，這些政治與社會改革就如同戈巴契夫在蘇聯試圖落實的一樣。他們要求言論自由和集會結社的自由，批評隨著經濟的新路線所產生的腐敗和不平等。鄧小平不願接受。對他而言，改革意味著使共產黨強大而非變弱。一九八六年，他出其不意地開除深受人民歡迎的黨書記胡耀邦，因為他允許公開辯論中國問題，這越過了紅線。抗議的學生被關入大牢，企圖組織黨外活動的工人也遭到騷擾。

當胡耀邦於一九八九年四月驟逝，學生運動者藉著他的逝世哀悼中國缺乏民主。但是他們所組織的小型追思集會很快轉變成對一黨獨大的大型抗議。到了五月，學生、工人和年輕技術從業人員在各大主要城市發動大型集會，抗議者占據了北京的中央廣場天安門。他們的口號假使放在東歐也不顯突兀：民主萬歲！愛國不是罪！反對貪腐！我們是人民！共產黨領導層對於該如何應對猶疑不決。鄧小平想要立刻瓦解抗議聲浪，但是新任總書記、鄧小平的羽翼趙紫陽希望找出與抗議人士協調的方法。與此同時，三十年來首度踏上中國國土的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抵達北京。

一九八九年五月訪華行，非但沒有成為國際矚目的勝利，反而使貴客陷入窘境。由於天安門無法通行，蘇聯代表團必須摸黑從後門進入人民大會堂。戈巴契夫從那裡都聽得見抗議的學生高呼他的名字。他對抗議人士表示同情，但是無法承擔批評東道主的風險，只得遁入陳腔濫調，高談中蘇人民之間的友誼。私下他忖度著中共還能掌權多久。「有些人在那裡，」五月十五日，在蘇聯大使館舉行的會議中，他告訴幕僚，「宣傳要走中國道路。今天我們看見這條路通往哪裡。我不想要紅場看起來像天安門廣場。」¹¹對戈巴契夫而言，幸運的是他的東道主有意讓步。鄧小平有些蹩腳地說，過去的問題並非「意識形態分歧。我們也有錯……蘇聯錯誤地理解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所有問題的本質在於我們不平等，我們都受到強制與壓迫」。¹²

隨著戈巴契夫快速返回莫斯科，鄧小平已經蓄勢待發要開鍘。黨領導人趙紫陽因為優柔寡斷而與前任一樣遭到革除：接下來的十五年中，他被軟禁在家。鄧小平利用軍事關係做出所有決策。六月四日，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清場。隨著軍隊進駐北京市中心，數百位支持民主的抗議人士被殺，數千人入獄或流亡。新任黨領導由鄧小平和幕僚親自挑選。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幅降低，但是仍舉足輕重，以至於無法完全將之孤立。尤其對於布希政府而言，仍然認為需要中國制衡蘇聯。對於美國人來說最重要的是，鄧小平也許鎮壓了自己國人的民主訴求，但是他不會放棄經濟市場改革。數年後，年高八十八歲的鄧小平南巡，並盛讚南部省分的改革熱情。「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他思考著，「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¹³

然而在東歐，經濟改革不再足以維持共產黨統治。從冷戰開始以來，波蘭第一場多黨競選發生在北京天安門事件的同一天。對於共產黨造成的災難性結果，比他們或莫斯科所能想像的都還要嚴重。波蘭眾議院有一百六十一個競爭席次，團結工聯便拿下一百六十個。在參議院，所有席次都是選舉競爭席次，他們取得了一百席中的九十九席。最後一席則由無黨籍候選人當選。從一九四五年便執掌大權的波蘭共產黨不只是吃敗仗，而是狠狠地被羞辱了。它試圖從其眾議院中的正常多數席次重組新政府，但是盟友甚至黨員都開始棄船自保。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共產黨投降了，眾議院投票成立非共產黨政府，由團結工聯運動者塔德烏什．馬佐維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領導。每個人都屏息以待，想得知共產黨失去統治權後，蘇聯的反應為何。

但是戈巴契夫的立場已經很清楚。在波蘭選舉後，這位蘇聯領導人在一次歐洲議會的演講中提醒訝異的聽眾：「有些〔歐洲〕國家過去的社會與政治秩序改變了，未來也會再次改變。然而，這件事情完全交由人民自己決定；這是他們的選擇。任何對內政的干預或企圖限制任何國家主權——不論盟友與否——都是不可容許的。」¹⁴他的媒體發言人格拉西莫夫更清楚地表明了：「我們會與任何近日選舉出來的波蘭政府維持關係。這完全是波蘭的內政事務。我們的波蘭朋友採取什麼解決方案，我們都能接受。」¹⁵戈巴契夫的首席外交顧問切爾尼亞夫在日記中記錄著：「作為世局發展的一項要素，社會主義的全面崩盤已經在發生。也許這是無可避免的好事。因為這是全人類在共識上團結起來的情事。這項進程已經由一位出身斯達夫波爾的普通人開始了。」¹⁶

西歐和美國對於在波蘭發生的事件之反應是半信半疑。沒有人能預料到波蘭共產黨竟會全面投降，或者戈巴契夫竟會願意協助催生非共產黨統治的波蘭。布希政府的手段一如既往地小心翼翼。縱使歐洲人期盼美方協助波蘭的新政府，但比起這點，美國總統更憂心可能的動盪將導致駐波蘭的紅軍做出強烈反擊，或者在蘇聯境內反對戈巴契夫。一九八九年七月，在出訪波蘭和匈牙利時，老布希仍然強調需要和緩且實際的目標，美國能幫上忙的很有限，尤其是在金融方面。對於一些歐洲人士而言，不論是東歐還是西歐，這都過於戒慎恐懼。「布希作為總統，有一個非常大的短處，」密特朗向戈巴契夫坦言，「他完全缺乏原創性的思考。」¹⁷

但是在某些議題上，西歐人士自己也相當小心，尤其是在碰觸到德國現狀的時候更是如此。某些領導人認為，二戰導致的歐洲國界處置，包含分隔東、西德的邊界維持了和平。西德的人口數量與法國、英國、義大利相去不遠，因此即使西德的經濟體較為龐大，仍也有助於帶來西歐是一個由國力相仿的國家組成的共同體之感。一九八九年九月初，隨著東德的動盪愈發擴大，不論是西歐還是東歐的領導人，包括柴契爾和密特朗在內，都不斷向戈巴契夫強調德國統一之不可能。戈巴契夫也同意，但他的主要考量是東德的穩定。東德領導人何內克執意拒絕配合蘇聯領導人的溫和建議——改革是必需的。到了一九八九年夏末，戈巴契夫對何內克與他總要扯戈巴契夫政策後腿的態度失去了耐心。東德甚至開始禁止進口蘇聯出版品。戈巴契夫想要換掉東德領導人，但他不能公開表示這個期望，以免動搖東德全國。

結果顯示，東德民眾對自己的領導人更是厭煩。一九八九年整個夏天，東德人成群結隊行旅至其他東歐國家，以從他處進入西德。八月十九日，匈牙利政府一方面出於人道考量，一方面想要取得西德貸款，因而同意讓這些尋求庇護的九百人跨境到奧地利。何內克震怒，指控匈牙利背叛共產主義，但是對此他也無力干預。在東德內部，對政權的公開挑戰開始蔓延。在萊比錫，有人權組織團體以及卸除軍備組織團體的教會，於九月初開始示威遊行。一開始口號是「我們想離開」。然後神不知鬼不覺地開始變成了「史塔西倒臺」、「我們哪裡也去不成」，然後不屈不撓且激昂地喊道：「我們是人民」。數千人被捕，有些人遭到毆打，但是抗議聲浪仍然持續不輟。

東德政權沒有轉圜的餘地。戈巴契夫對大多數東德領導人都嗤之以鼻。雖然柯爾總理害怕何內克會不惜使用大規模軍力來維持其政權，但是包含西德在內的西方也不願意出手相救。東柏林確實一度考慮過使用「中國的方法」，但是這會違背戈巴契夫的公開立場，且年輕的共產黨領導人愈來愈憂心要為流血事件負責。何內克仍然認為他可以平息風暴。但是他原本想要在東德即將到來的四十週年國慶大肆慶祝，卻令他進退維谷。這給予了反對派動員的標的。且更糟的是，慶典會在何內克意圖大幅鎮壓異議分子之際，把戈巴契夫以榮譽貴賓的身分帶到柏林。

戈巴契夫一如既往避免公開批評東道主。他所能夠做的最多就是於十月六日告訴電視記者：「唯一的危險是不對生活做出反應。」但是所有參與閉門會議的人都清楚知道何內克並不受蘇聯領導人所信任。在戈巴契夫出訪東德後，軍警單位放棄阻止示威者了。十月九日，至少七萬人走上萊比錫的街頭。一週後，數字增加到十二萬人。再一週後增長到三十萬人。但及至此時，何內克已經走人，被自己所屬政黨的中央委員會投票出局。新的黨領導埃貢．克倫茲（Egon Krenz）承諾與反對派協商。他也清楚表明東德政府正在準備更為開放的出訪西德政策，包含西柏林。十一月九日，在一場記者會上，東德政府首席發言人君特．夏波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表示，政府已決議允許取得合宜通行許可的人穿越邊境。當記者反覆問道，新規定何時落實時，夏波夫斯基終於說了，他認為應該「立刻，馬上」。

當天傍晚，數千名歡天喜地的東柏林人不顧申請許可證的要求，向圍牆檢查哨靠近。起初，戍守邊境的東德衛兵由於未接到指示如何因應，試圖阻擋他們，並威脅若群眾繼續往前，他們便要開槍。然後他們開始讓喧嚷最大聲的抗議人士一一緩慢穿過，希望藉此降低衝突緊張。但是群眾紛至沓來，且不斷推擠靠近檢查哨的禁區。約晚間十一點時，東德官兵害怕他們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波及，因此放棄看守檢查哨，將圍籬撤除。¹⁸大量毫無文件在身的人群開始從東德魚貫而入西德。當晚，他們沿著西柏林主要的幹道擁抱了大吃一驚的西德同胞。「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是，」一位東柏林人回憶道，「我生平第一次吃到草莓優格的味道！好吃到我整個星期都只吃它！」¹⁹翌晨，有些大膽的柏林人開始排除萬難地靠近圍牆。頭幾天東德衛兵還試圖驅趕他們。但是到了隔週末，連衛兵自己都開始拆除圍牆。冷戰最為羞恥的象徵之一就這麼走到終點。柏林圍牆的意外開放，是一九八九這奇蹟的一年中最大的突破。隨著圍牆倒塌，東西德關係必然發生轉變。沒有人知道會發生得多快，改變如何劇烈，但是事情已經不可能維持原狀。鐵幕兩邊的人民和政策制定者開始想像截然不同的未來。幾乎所有人都歡慶這次契機，但仍倍感憂慮。儘管冷戰漏洞百出，付出代價不菲，但冷戰的國際體系畢竟在歐洲維持了近五十年的和平。一九○○年出生的人目睹兩場災難性的戰爭，逾六千萬歐洲人命喪其中。而五十年後出生的人卻不曾看過這種景象。

冷戰在歐洲的告終，首先主要意味著有機會結束德國的問題。冷戰讓德國維持分裂，這違反了大多數德國人的意願。柏林圍牆的開放預示了那種異乎尋常的情況將告終。但是歐洲領導人擔心德國的規模和經濟力量，尤其是一旦統一之後。除了柴契爾極為懷疑德國是否能統一之外，對其他歐洲共同體的領導人而言，解決問題的方法在更進一步地整合歐洲。透過更深化的共同體形式，能讓民族國家成為歐洲政治、經濟和貨幣聯盟的一部分，如此一來，德國的長處也就能成為歐洲的長處。柯爾也同意。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德國聯邦議院的演說中，柯爾發動了德國統一的十項計畫，強調德國本質的歐洲性：「德國未來的框架必須合乎歐洲未來的框架……將德國問題與歐洲整體的發展聯繫起來……能讓有機的發展成為可能，這項發展能將所有參與在其中的人的利益納入考量。」²⁰

一九八七年，歐洲共同體落實了《單一歐洲法案》（The Single European Act），這是整合的進程三十年來最為野心勃勃的一次擴張。此一協議讓成員國有義務朝完全的歐洲聯盟發展，撤除所有關稅和邊境控管，讓共同體內貨品、人民、服務和資金自由流動。歐盟也放眼制定共同貨幣政策，並且幫助協調共同的外交和防禦政策。這是一大進展，有助於降低對過度強大的德國壓制歐洲其他地方的疑慮，且為一九九二年的馬斯垂克協議（Maastricht agreement）打下基礎。「經濟和貨幣聯盟會變成政治整合的關鍵，」法國總統密特朗堅稱，「這意味著要成為真正的聯盟，我們必須踏出這關鍵的一步——即一個歐洲政治聯盟。」²¹

這位法國總統可能是理解到德國某種形式的統一已經無可避免的第一批歐洲領導人之一。但是若要同意這樣的重新安排，他意欲從中為自己和為法國得到最多的利益回報。因此他利用柴契爾對德國重新統一的懷疑，藉以代表德國扮演協調者。密特朗認為這招能讓統一的德國與法國關係更加緊密，並有助於達到法國的目的，例如貨幣聯盟和更強的政治整合。「突然再度統一的前景給德國人帶來心理上的驚嚇。其效應是將他們再度變回如過去一般『壞』的德國人。」法國總統於一九九○年元月對柴契爾如是說。「他告訴〔柯爾〕，德國若想再度統一，德國無疑可以將奧地利納入歐洲共同體，甚至重新取得因戰爭而失去的其他領土。他們可能比希特勒占據更多土地。但是他們必須銘記這麼做的意涵。」²²

當然，油滑的密特朗並未這麼說。如同在私下對西德領導者說的那樣，他在公眾場合打從一開始就強調德國有民族自決的權利。²³然而，真正限制了法國總統謀略的影響力的，是老布希出人意表地即刻明確支持柯爾的政策。早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老布希就已經告訴德國領導者，他「非常支持您的整體路線……我們的觀點一致。我很欣賞您的十項計畫和您對德國的未來之說明」。²⁴更重要的是，老布希告訴美國大眾和政府官員不要害怕德國統一。一九九○年二月，他向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指示，美國的目標是「西方聯盟中的統一德國」。²⁵美國總統的立場讓柴契爾落入旁支，而柯爾則得以自由發展其統一政策。重大的問題當屬戈巴契夫會對德國的計畫做出何種反應。

正當東德分崩離析之時，對其他東歐共產黨政權的攻擊也持續不輟。匈牙利政權曾經是改革的先驅者，他們得以避免更多抗議，因為一九八九年十月，共產黨和人民共和國已經解體。共產黨在重組的匈牙利共和國內部改組為社會主義黨。新政府將一九九○年五月定為匈牙利超過四十年來的第一次自由選舉。克里姆林宮的反應與一九五六年截然不同，他們純粹恭喜匈牙利黨的勇氣與洞見。蘇聯外交部長謝瓦納茲宣布「每一個國家都有權做出絕對自由的選擇」。²⁶

在政權盡可能拖延改革的捷克，結果雖同時發生，卻截然不同。捷克共產黨由於背負著一九六八年蘇聯入侵鎮壓的歷史責任，不受人民歡迎的程度更甚東歐各國。發動迫害的胡薩克於一九八七年被迫辭去黨領導一職，一部分也是因為戈巴契夫十分憎厭他。但是取而代之的人更不幸，尤其是新任總書記米洛什．雅克什（Miloš Jakeš）。他拙劣的演說成了全國的笑柄。柏林圍牆倒塌一週後，布拉格發生了抗議政府的示威遊行，旋即蔓延到全國各地。包含曾數度因異議而入獄的劇作家哈維爾在內的著名知識分子組織了民間論壇（Civic Forum），要求與政府對話。記者接管了某些報紙，開始散布反對派訊息，包含呼籲全面罷工。雅克什和一些黨領導成員想要利用軍警單位對抗示威人士，但發現軍警也不能信任。十一月二十四日，雅克什和整個黨主席團辭職下臺，新領導人開始與反對派協商。

翌日，顯然捷克的權力平衡已經完全改變了。光是在布拉格，就有八十萬人走上街頭抗議共產黨，高唱「我們想要民主」、「回到歐洲」、「哈維爾當總統」等口號。一九八六年被蘇聯驅逐的黨領導人杜布切克也加入了示威。在他用斯洛維尼亞語和布拉格語演講時，杜布切克呼籲變革、反對暴力。「如果曾經有過光亮，為何要再進入黑暗？」杜布切克告訴群眾，「讓我們行動……把光亮帶回來吧。」²⁷十一月二十九日，仍然由共產黨員主導的捷克聯邦集會（Czechoslovak Federal Assembly）投票決定引入多黨制民主。一個月後，同一個集會投票選出前異議分子哈維爾擔任國家的新任總統。整個世代的共產黨官員遁入陰影中。在哈維爾當選總統後第一場演說中，他給予捷克「天鵝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所接手的爛攤子做出如下嚴厲的判決：「我們的國家不繁榮。我們民族巨大的創意和精神潛力並沒有被好好發揮。整個工業體系在生產沒人感興趣的商品，而我們所需的東西卻仍然匱乏。本國自稱工人的國家，卻羞辱工人，剝削工人。我們陳腐的經濟正在浪費少數我們擁有的稀缺的能源……我們汙染了祖先賜予我們的土地、河川、森林，今天我們的環境是全歐洲汙染最嚴重的。」哈維爾說，唯一的解決方法是創造「一個人民多才多藝的共和國，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人民，就不可能解決我們的任何問題，不論是人權、經濟、生態、社會，還是政治問題」。²⁸

在保加利亞，共產黨以不同的方式，以更加緩慢的速度結束。身為東方陣營中最為貧窮的國家，保加利亞比其他國家更能從各國交流中獲益。即使是八○年代，許多保加利亞人仍然視共產主義為相對成功的發展方案，儘管他們對極權主義和政府壓迫忿忿不平。出於文化和歷史原因，大多數保加利亞人也與俄羅斯人有著人不親土親之感。但由於戈巴契夫在莫斯科當權，這個親近感也可能導致無法預料的結果。十一月十日，柏林圍牆倒塌翌日，年輕共產黨領袖因為黨領導人托多爾．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發起戈巴契夫式的改革失敗而將之驅逐。日夫科夫領導政黨超過三十五年了。對於許多保加利亞人來說，他是父親般的角色，不若胡薩克或賈魯賽斯基那樣不得民心。新領導人想要在保加利亞社會主義的成功之上發展，同時更靠近歐洲共同體，要確保即使在引入多黨制之後，也能穩居權力核心。

保加利亞共產黨的計畫成功，令人刮目相看，儘管他們不擇手段達到目的。他們依照波蘭模式，發起圓桌協議，爭取時間讓黨能及時重組為社會主義黨，以參與一九九○年六月的第一場自由選舉。前保加利亞共產黨員不僅贏得第一場自由選舉，還協助監督經濟體系過渡到奠基在市場基礎上的新經濟體系，這在前蘇聯陣營中是絕無僅有。但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共產黨發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運動，迫使保加利亞穆斯林放棄其身分，改冠上基督徒的姓氏。一九八四年開始，日夫科夫的政權就禁止在公開場合說土耳其語，並關閉了許多清真寺。一九八九年，當共產黨受到壓力時，就開始強制將穆斯林運動人士驅離到土耳其。許多人在與警方的衝突中喪命。在隨之而來的倉皇中，至少三十萬保加利亞穆斯林被驅逐或逃離國境。這起事件將共產黨與保加利亞民族主義連結在一起，且預示了數年後更往西邊的巴爾幹半島將發生的恐怖罪行。

更恐怖的暴力情事發生在羅馬尼亞，當地的共產黨試圖緊抓著權力不放。羅馬尼亞領導人尼可拉．西奧塞古（Nicolae Ceauşescu）為脫離莫斯科獨立感到自豪。雖然名義上屬於華沙公約國，但羅馬尼亞曾譴責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一事，且後來還批評蘇聯涉入非洲之角和中東事務。羅馬尼亞不卑躬屈節的姿態不出所料贏得西方喜愛，而西奧塞古也得到西方科技和邀集外國資金的報償。一九七八年，這位日益難以捉摸的獨裁者甚至被准予到白金漢宮拜訪伊莉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據說事先受到警告的白金漢宮服務人員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移出客房，以免西奧塞古和妻子埃列娜（Elena）把東西帶回他們飽受貧窮所苦的國家。西奧塞古在國外受到熱情款待之時，羅馬尼亞卻愈發深陷泥淖，特別是因為其領導人堅持耗費鉅資在好大喜功的巨型計畫上，例如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建造全世界最大的議會大廈。

西奧塞古認為他可以幸免於一九八九年秋天在東歐其他地方發生的動亂，因為他的政權並未依賴蘇聯支持。但是羅馬尼亞人耐心盡失。生活水準已經超過十年連年下滑，物資短缺情況嚴重。除了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的國內生產毛額是全歐洲最低，幾乎跟約旦、牙買加差不多。西奧塞古堅持要被當作神一般來對待，就算對方是共產黨領導階層，這使某些領導階層的人早想除之而後快。因此，結局快得令人措手不及。在蒂米甚瓦拉（Timișoara）動亂一週後，西奧塞古在新的議會大廈前對布加勒斯特的群眾致辭。起初一切如常。數百位民眾一如既往地舉著西奧塞古人像的海報。黨領導人向首都人民發動革命的勇氣致敬。然後：

西奧塞古：我也想要感謝布加勒斯特發起的人和這次活動的組織者，考慮到它是……它是……

群眾：蒂、米、甚、瓦、拉！蒂、米、甚、瓦、拉！

保鑣：請回到辦公室，長官。

西奧塞古：什麼？不，等等。

保鑣：他們為什麼尖叫？

群眾：我們要麵包！

埃列娜．西奧塞古向群眾說：安靜！

西奧塞古：哈囉！

群眾：西奧塞古下臺！

埃列娜：安靜！

西奧塞古向埃列娜說：噓！閉嘴！

西奧塞古：同志們！安靜、坐下！²⁹

這些都由直播的麥克風錄下，向全國上下發送。

一夜之間，廣場四周發生打鬥，繼而淹沒了整座城市。沒有人可以確定是誰在打誰，因為有些穿軍裝的軍人加入了抗議人士。數百人被殺。有謠言說西奧塞古那令人恐懼的祕密警察單位國安局（Securitate）派出了狙擊手，從屋頂掃射人民。翌晨，群眾蜂擁到西奧塞古藏身的中央委員會大樓，但是他們已經搭乘直升機逃逸。當直升機降落在布加勒斯特西北七十五公里的小鎮時，總統和夫人遭到當地軍隊囚禁。一九八九年聖誕節當天，在簡易審理後，他們雙雙被射殺。記錄他們的審判影片不忍卒睹：一對年老的夫婦滿臉困惑，還不了解發生了什麼事。判決宣讀時，他們請求一起被行刑。共產主義的羅馬尼亞以鮮血開始，以鮮血告終。

當東歐自我解放時，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蘇聯和美國領導人終於恰如其分地在停泊於地中海馬爾他的一艘船上開啟高峰會。在他們登上蘇聯的馬克西姆．高爾基號（Maksim Gorkii）首次會晤中，老布希和戈巴契夫都同意冷戰結束了。但這意味著什麼，雙方下了不同的結論。對老布希而言，少了蘇聯這個頑強的勁敵，讓美國能更自由地從他處得到更多它想要的。令戈巴契夫驚訝的是，在歐洲發生歷史性變革的時刻，老布希的重點之一是結束蘇聯對尼加拉瓜（以及可能的話也結束蘇聯對古巴）的支持。彷彿對這位美國總統而言，冷戰只不過是回到二戰之前的樣貌——是全球意識形態鬥爭，而非兩大強權的衝突。對蘇聯領導人而言，要付出的代價高太多了。這主要是因為他在蘇聯境內面對著改革的戰役。但也因為他認為世界正在遠離導致冷戰的因素。「今天我們看到，依靠武力、軍事優勢都是錯的。」戈巴契夫告訴老布希：

它並未合理化自己……由於我們的意識形態不同而去強調衝突是錯誤的。我們過去已經瀕臨危機，我們能停下來，達成共識是很好的。不能再依靠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交流。這已經崩解了。看看開發中國家有多少問題影響著我們所有人。總而言之，我的結論是，就策略與哲學而言，冷戰的方法已經被擊敗了……〔雖然〕我們面對存亡的問題，包含環境和資源的問題。³⁰

在馬爾他，兩方同意強化軍事控制協商，商議德國問題，並開放更多貿易和科技上的交流。高峰會進行順利。但是顯然比起早先的美蘇高峰會，兩人能談的話更少。冷戰國際體系正快速凋萎。戈巴契夫在改革和凝聚蘇聯上面臨畢生之戰，同時要將蘇聯轉換為民主形式的政府。老布希無疑真心祝願他成功。老布希認為美國贏得了國家間的冷戰，他與生俱來的小心謹慎，使他並未傾向認為此刻蘇聯內部高度的衝突必然會是美國的優勢。他的一些顧問認為唯有蘇聯解體，才意味著冷戰結束。但是總統不贊成這種立場。比起任何形式的冒險，老布希一如既往地更傾向於穩定。

當戈巴契夫回到莫斯科，問題已經堆積如山。在高加索地區，亞塞拜然蘇維埃共和國正封鎖著亞美尼亞蘇維埃共和國，造成大規模的經濟解體。在波羅的海諸國，獨立的訴求喊得震天價響。一九八九年八月，來自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的人民手牽著手搭起歷史上所見最長的人牆。他們高唱自由和獨立之歌，高唱訴說歷史真相。「三姐妹從睡夢中想來，現在來為自己出頭。」其中一首如此唱著。³¹在莫斯科，蘇共中央委員會譴責他們所稱沒經過腦袋的民族主義。但即使是波羅的海諸國的共產主義者也知道風向往哪裡吹。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戈巴契夫甫從馬爾他高峰會歸來，立陶宛共產黨就脫離蘇共，宣布獨立。如同在東歐，波羅的海的共產黨員開始認為唯一能不被淘汰的方式，就是加入民族革命。

有鑑於在某些歐洲和高加索地區的共和國民族主義的聲浪高漲，許多蘇共領導人建議戈巴契夫延遲他承諾會於一九九○年舉辦的自由選舉。但是戈巴契夫立場堅定。他害怕現在退讓會導致他在蘇共中央失去權勢。戈巴契夫向顧問解釋道，唯有打出民主牌對抗黨國機器，他才有勝算。很顯然他已經不再完全信任自己的政黨。在波羅的海諸共和國，選舉結果不出所料。所有國家都是共產黨以外的政黨勝出。這些新執政黨進而兌現他們的競選支票：宣布民族獨立。立陶宛一馬當先，也是走得最遠的國家。一九九○年三月，當選的最高蘇維埃（Supreme Soviet）將自身重組為最高委員會（Supreme Council）。最高委員會立即宣布「一九四○年遭到外來勢力廢除的立陶宛國家主權已經重新建立。自此，立陶宛再次成為獨立國家」。³²委員會中無人投票反對這份獨立宣言。兩週後，愛沙尼亞的國會宣布蘇聯對該國的占領違法，拉脫維亞於一九九○年跟進。戈巴契夫面對的挑戰相當棘手。

戈巴契夫在一九九○年的目的，是迫使他仍擔任總書記的蘇共放棄對權力的壟斷。在許多面向上，戈巴契夫都從東歐發生的事件中得到啟發。他想要民主，但也想要強而有力的共產黨，有能力贏得選舉並捍衛社會主義時期的成就。他想要將權力移交回給諸共和國，但是讓蘇聯國家國協仍然維持一統。經濟上，他想要得到外國借貸以幫助本國重新站穩腳跟，並且漸進式引入市場改革。戈巴契夫在政治上似乎對經濟惡化如何損害他領導蘇聯的能力充耳不聞。他認為政治改革和蘇聯舉國上下新感受到的自由，至少足以在短期內彌補消費品的短缺。

這位蘇聯領導人在這一點上大錯特錯。蘇聯民眾愈是清楚以在商肆能買到什麼而言他們落後其他國家多少，他們就愈是將之歸咎於戈巴契夫和蘇聯的領導班子。第一次在蘇聯自由施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多數民眾感到民不聊生，且往往是最貧弱的人首當其衝。在城市以外參與政治動亂的人數很少。「我們沒有太關注，」一位來自沃洛格達（Volgoda）的村民說，「我們的集體農場指導員告訴我們開放政策和經濟改革很重要，但是我們為什麼要相信他？我們從電視上看到集會和演說，但這都與我們的生活毫無關係。」³³

同時，在莫斯科，即便在一九九○年三月人民代表大會選出戈巴契夫為蘇聯總統後，戈巴契夫面對的挑戰仍愈來愈大。在新的集會中意見極為分歧，自由派認為戈巴契夫進展牛步，而保守派則認為他進展太快。在共產黨機器中，許多人都對戈巴契夫輕易放開東歐感到恐懼，擔心他也會放棄把蘇聯凝聚在一起。在蘇聯的十五個成員國之一的俄羅斯共和國，在一九九○年春天的選舉之後，自由改革派占了優勢，但是他們支持葉爾欽而非戈巴契夫出任主席。葉爾欽策劃俄羅斯宣示國家主權，占蘇聯領土高達四分之三的最大共和國俄羅斯宣布，俄羅斯共和國法律高於蘇聯法律。然後，葉爾欽在一場戲劇性的演說中，宣布退出蘇聯共產黨。當時，許多人認為這一切都只是愛虛張聲勢的葉爾欽的慣用伎倆。但是數個月後，當其他共和國也有樣學樣時，蘇聯的合法性問題變得愈來愈複雜。

起初，戈巴契夫立場堅定。他拒絕接受立陶宛獨立，或者其他共和國主權完整的要求。一九八九年，紅軍曾動武破壞喬治亞的民族主義遊行。二十人被殺。一九九○年元月，在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人族群衝突動盪數月後，蘇聯特戰部隊占領了亞塞拜然首都巴庫，以對抗亞塞拜然激烈的民族主義反對派。蘇聯國防部長德米特里．亞佐夫（Dmitry Yazov）親自指揮作戰。至少一百三十名平民被殺，三十名紅軍軍人死亡。這場流血鎮壓無法抑制亞塞拜然爭取民族主權的訴求，但在面對克里姆林宮內部的強硬派時，至少暫時為戈巴契夫增強聲勢。

在東歐共產黨垮臺後，要說戈巴契夫時運不濟也是說不過去的。戈巴契夫曾意欲讓東歐國家民主化，撤除鐵幕。但他也想像更西方的世界所發生的一樣，讓蘇聯民主化。一九九○年夏天，他在第二十八屆共產黨大會中的一場演說清楚表達了個人觀點：

取代史達林的社會主義模式的是，我們將迎來一個人民自由的市民社會。政治體系正面臨激進的轉變，享有自由選舉的真正民主，多黨共存和人權正在建立，真正的人民權利正在復甦……從中央集權國家轉變為真正的聯盟國家，建立在民族自決和人民的統一意願之上，這項轉變已經開始了。取代意識形態專政氛圍的是我們已迎接思想的自由、開放的政策和資訊公開的社會。³⁴

但戈巴契夫不只是相信他的理想而已。喬治亞和亞塞拜然的事件顯示，他仍然掌有紅軍的忠誠，聽候他何時想要使用武力，何時不想。服從國家政治領袖的思想深植在蘇聯軍隊中，到了他們不會質疑命令亦無需自己扛下政治責任的地步。對KGB也一樣。但是KGB開始愈來愈分裂。有些資深官員如KGB主席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Vladimir Kryuchkov）將蘇聯的存續視為當務之急。年輕一輩的祕密警察則了解到改變是必然的。他們擁有技術和資訊，不論上層政治鬥爭結果如何，都能夠為他們個人所用。到了一九九○年尾聲，他們當中一部分已經開始與企業管理人計畫如何私有化，或與想要投資新經濟體的外國人士接觸。

因此戈巴契夫主要的問題並非「權力行使」的不忠誠，而是蘇聯領導班子之間正在發生的政治角力。身為蘇共總書記，他愈來愈被兩個陣營夾在中間。自由派顧問——雅科夫列夫、沙赫納札羅夫、切爾尼亞夫與其他人——想要他拋棄共產黨，提前舉行全蘇聯的總統選舉，並以社民派的身分參選。政府的最高層、國防部長和KGB則希望他重整共產黨紀律，鎮壓民族獨立運動。戈巴契夫夾在兩者之間。他不願意放棄蘇共，因為他認為蘇共是讓蘇聯能維繫的關鍵。沒了蘇共還剩什麼？他以此反駁失去耐心的羽翼們。同時，他也拒絕下令全面攻擊共和國內的民族主義者。他願意授權鎮壓，但唯有當民族暴力發生或當真有人要脫離聯邦時才會下令。大規模流血事件不在他的計畫之內。

從一九九○年開始，戈巴契夫針對國際事務的主要策略就是拉近蘇聯與歐洲的關係。和他的自由派顧問一樣，他也總認為蘇聯的未來在歐洲，而東歐的解放使得與歐洲主要國家建立緊密關係變得可能。戈巴契夫常常言及「從大西洋到烏拉山的共同歐洲家園」，善哉斯言，這是戴高樂的語句，原是為了吸引歐洲人基於自身利益來協助蘇聯轉型。但是蘇聯領導人知道，若不解決德國問題，此一概念是無法落實的。不僅西德是歐洲的主要經濟強權，且東德的存在也在在提醒人們蘇聯的歐洲政策之失敗，蘇聯的歐洲政策忙著在歐洲大陸上築起圍牆，而非拆毀圍牆。

及至一九九○年二月，戈巴契夫下了結論，德國某種形式的統一是不可避免的，而蘇聯會在這個過程中盡可能協助，扮演正向角色。讓這項進程加速到超乎大多數觀察家（包含多數德國觀察家）所想像的，是東德的經濟崩潰加上當地一九九○年三月的選舉。能夠取得西德更為優質的產品後，東方已經少有人願意購買東方製品。生產停滯了下來。東德人無法取得更為昂貴的西方消費品，因為他們的貨幣一旦換成德國馬克就幾乎不值錢。在選舉中，超過四○％的東德人投給了柯爾的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CDU）——此一政黨在東方幾乎沒有根據地——只不過是因為他們認為這麼一來可以加速統一。選舉的結果震驚全歐洲。隨著同一政黨此際同時統治東德和西德，顯然統一已經不是未來的事情，而是此時此地的議題了。

所有西歐領導人都調整步伐，緊跟布希總統和西德總理柯爾的路線，開始同意德國全面重新統一的國際化程序，英國的柴契爾對於自己被晾在一旁感到憤慨。所謂「二加四」（Two-Plus-Four）協商（兩個德國加上二戰戰勝的強國〔譯按：美國、蘇聯、英國、法國〕）於一九九○年五月開始。真正的障礙是，統一後的德國是否能成為北約的一員，以及實際統一程序的速度與形式當如何。出乎西方強權意料之外（且使英國大失所望，也使法國某些程度失望）的是，戈巴契夫不僅同意統一的德國加入北約，也同意一年內完成。西德承諾向蘇聯提供經濟援助一事也為這件事情鋪路。但更為重要的是，戈巴契夫相信北約或德國已經不再是蘇聯的敵人，而是盟友和夥伴。在一九九○年七月於戈巴契夫的出生城鎮斯達夫波爾舉行的會議中，柯爾振振有辭說道：「我們不會忘記歷史。不鑑古無法知今，也無法形塑未來。在這張會議桌上的大多數人都屬於他的世代——他們在孩童時期仍經歷過戰爭，當時他們還年輕，毋須負疚，卻也年紀大到足以理解發生了什麼。要在世紀結束、交棒給下一代前解決這些事情，是這個世代的任務。」³⁵

儘管柯爾對於德國統一、對於新一輪的德俄關係百感交集，但他並未忽略要讓生米煮成熟飯，使得統一成為不可逆的程序。在一九九○年夏天，德國馬克成為東德的官方貨幣，兩國的「貨幣、經濟、社會統合」成形。西德法律漸漸被引入東德。八月，東德議會向西德政府提出正式要求，要整合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柯爾知道如此輕率的做法會招致批評，就連其西方盟友也會批評。但是他感覺這是值得冒的險。東德境內還有數十萬蘇聯軍人駐守。若戈巴契夫遭逢不測，柯爾必須要能夠與任何取代他在莫斯科上位的新政府協商。

正當一九九○年九月在莫斯科的最終協商前，德國是否能全境皆歸屬於北約境內、德國是否能立刻取得完整的主權，都還模糊未定。英國到最後一刻都怒氣沖沖，明知會被蘇聯拒絕，仍堅持北約盟國軍隊有權進入即將成為前東德的領土。身經百戰的西德外交部長漢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不會容忍這些心計。根舍自己出生在東德，他不想要重新統一受到任何耽擱。他堅持即刻協議以及德國的完整主權。根舍與蘇聯、法國合作，駁回了英國的要求。最終，各方在最後一刻達成權宜之計：非德國軍隊不會永遠駐紮或部署在東德，但是「部署」（deployed）一詞的定義將由德國政府決定，「以合理且負責任的方式」，將各個強權國家的「國安利益放入考量」。³⁶二加四條約於一九九○年九月十二日簽署，開啟了三週後開始的德國統一程序。即使經驗老到的根舍也在簽署時為之動容：「這對於全歐洲而言，是歷史性的一刻，且對德國人而言是快樂的一刻。我們在短時間內一起推進了這麼多……十月三日，暌違五十七年，我們德國人會再度生活在同一個民主國家……〔現在〕我們想要的莫過於與其他民族一起生活在自由、民主、和平中。」³⁷

儘管德國統一如此簡單平順，近乎奇蹟，但在歐洲其他地方，問題卻正在發酵。如同在蘇聯，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已同床異夢多年。但即使在較大的共和國內部也有著緊張的族裔關係。阿爾巴尼亞人占多數的科索沃（Kosovo）當時屬於南斯拉夫塞爾維亞共和國的一部分。一九八九年，阿爾巴尼亞礦工發動罷工，爭取權利。科索沃礦工由南斯拉夫的斯洛維尼亞和更北方的克羅埃西亞共和國的非共產黨民族主義團體支持。在塞爾維亞，共產黨領導人斯洛波丹．米洛塞維奇 （Slobodan Milošević）將科索沃的要求視為另一個企圖削減塞爾維亞在南斯拉夫地位的伎倆。在一九八九年的一場演說中，他譴責那些想要分裂南斯拉夫的人，聲稱塞爾維亞人為了使國家維持自由與統一而比其他人犧牲更多。「塞爾維亞領導人以人民為代價所做出的讓步，不論在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不能被歷史和道德所接受，尤其因為塞爾維亞人有史以來從未征服或剝削過他人。」³⁸

但是米洛塞維奇無法抑止南斯拉夫的異心。他自己的民族主義辭藻反倒助長了他們離心離德。一九九○年一月，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的共產黨與南斯拉夫的共產黨分道揚鑣。四月，在兩個共和國各自舉辦的自由選舉皆以非共產黨獲得多數作收。另一方面，在塞爾維亞，米洛塞維奇和現今的共產黨餘黨更加鞏固他們對權力的掌握。兩造之間的衝突一觸即發。一九九○年十二月，斯洛維尼亞公投結果是九五％的票投給了獨立。在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者也贏得獨立公投，但是有為數眾多的非克羅埃西亞裔少數民族（包括第五大族群塞爾維亞裔）杯葛這次的公投。當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受到德國一統的鼓舞，於翌年宣布完全獨立，南斯拉夫戰爭也就箭在弦上。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早先的聯邦共和國破家亡。至少十四萬人死亡，數百萬人因二戰以來歐洲最嚴重的戰爭而流離失所，新的歐洲體制完全無法阻止這場戰爭。

在莫斯科，戈巴契夫正在努力奮鬥，避免蘇聯步入後塵。在德國之事定調後，他希望西德的信貸和國際的政治支持能幫助他穩定蘇聯內部的情況。但是直到經濟穩定之前，戈巴契夫的計畫是盡可能透過與傳統的黨內人士和共和國的溫和派民族主義者妥協，將共產黨凝聚在一起。一九九○年夏天第二十八屆黨大會新選出的蘇共政治局兩陣營兼而有之，總書記的改革派盟友卻非常少。一九九○年十二月，戈巴契夫選擇無足輕重的保守派根納季．亞納耶夫（Gennady Yanayev）作為他的副總統後，外交部長謝瓦納茲辭職，公開指控戈巴契夫帶領國家退回獨裁政治。在一場喋喋不休的演說中，謝瓦納茲聲稱：「沒有人知道這個獨裁政治會是如何，哪一種獨裁者會掌權，哪種秩序會被建立起來。」³⁹謝瓦納茲的辭職對戈巴契夫是嚴重的打擊。自從一九八五年戈巴契夫獲選為領導人後，他倆合作施行了經濟改革。更糟的是，一九九一年初，許多改革派隨著外交部長出走，他們要不辭職，要不就被新的黨領導層辭退。

在俄羅斯共和國，愈趨民粹主義的葉爾欽承諾如果（且唯有）俄羅斯在聯邦共和國中為自己攫取更多權力，才會改進民生服務和改善經濟。不若戈巴契夫受到妥協的壓力和職位任期的困擾，葉爾欽可以向任何人做出任何承諾，但他也是位精打細算的政治家，知道他必須在俄羅斯內部鞏固自己的地位，以為蘇聯內部的任何動亂做準備。在蘇聯的斯拉夫共和國中第二大的國家鄰國烏克蘭，議會領導人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的所見略同。仍是共產黨員的克拉夫丘克比葉爾欽更不願意攻擊蘇聯。但就連他也接在俄羅斯之後一個月接受了烏克蘭於一九九○年夏天的完全獨立宣言。十一月，兩人分別簽署了互相支持和友好的協定。當戈巴契夫於一九九一年一月再度企圖對波羅的海動武時，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領導人共同提出抗議。葉爾欽前往愛沙尼亞首都塔林（Tallinn），在當地用一貫的戲劇化風格表示認同波羅的海諸共和國獨立，並譴責俄羅斯紅軍違反克里姆林宮的命令。在莫斯科，超過十萬人走上街頭支持波羅的海人獨立。

除了使用紅軍，戈巴契夫還有最後一招。他希望能透過這個手段阻止蘇聯分裂，那便是直接在公投中訴諸人民意願。一九九一年三月，他罔顧其顧問（不論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的激烈反對，帶著下列問題下鄉：「你認為是否有必要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保留為平等的主權共和國組成的革新聯邦，聯盟內任何民族的個體之權利與自由都會完全受到保障？」說得委婉一點，這是具有引導性的問題。不出意料，波羅的海人、喬治亞人和亞美尼亞人都拒絕參與。但是其他共和國的結果卻仍然有極大部分人票投聯盟，超過四分之三的票投「贊成」。在俄羅斯，七三％支持聯盟。有鑑於俄羅斯是蘇聯的首要構成國，這也許並不教人意外。但是烏克蘭的得票（七一％贊成）和中亞（贊成票介於九五％至九八％之間）卻令人驚訝。在夏天戈巴契夫根據公投問題修改聯邦條約時，為戈巴契夫帶來了希望。

此前冷戰的核心邏輯是兩個世界強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對許多美國領導人而言，這實際上就意味著蘇聯必須不復存在，否則冷戰中便沒有永久的和平。但是到了一九九一年，當蘇聯垮臺不再是不可能的事情後，機警的老布希很快就不再認為蘇聯的終結會對美國有利。當然戈巴契夫的蘇聯已經是一個非常不同於史達林所領導的國家。但真正的問題是，隨著冷戰退場，即便對美國而言新的挑戰也荊棘叢生。一九九一年一月，美國人已經參與了對抗伊拉克的戰爭，對海珊入侵科威特做出反擊。儘管戈巴契夫盡力協調伊拉克撤軍以避免戰爭——伊拉克畢竟是蘇聯的老盟友——但自美軍在波斯灣的行動一開始，他便幾乎完全站在美國那邊。「你我關於薩達姆．海珊的疑慮果然不假，」他告訴老布希總統，「他是那種必須動用武力對付的人。我完全了解這個世界諸國之上的負擔。」⁴⁰

美國於波斯灣獲得勝利後，老布希更加注意到要維持蘇聯某種程度的穩定，來幫助美國處理國際危機，避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散播。老布希開始考慮若是蘇聯內部的爭端擴散，蘇聯的核子兵工廠會發生什麼事。因此他對葉爾欽和某些更極端反對戈巴契夫的人士冷眼相待，甚至在葉爾欽於一九九一年六月被民選為俄羅斯共和國總統之後。在八月初參訪烏克蘭首都基輔時，老布希與前一年甫宣布烏克蘭為主權共和國的烏克蘭議會對談。「我們會與戈巴契夫總統的蘇聯政府盡可能維持最堅強的關係，」布希告訴烏克蘭人，「自由與獨立不是同一件事。美國人不會支持那些尋求獨立以便以本地獨裁取代遠方暴君的人。」布希希望蘇維埃「共和諸國會結合更大的自主權，更多自願的互動——政治、社會、文化、經濟上的互動——而非追求無望的孤立狀態」。⁴¹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啞然失色，憤怒異常，華府的保守派則稱老布希的演說詞為「基輔雞演說」（Chicken Kiev speech）。但是對於美國總統而言，此際蘇聯解體似乎比蘇聯的勢力更為危險，可能引發內戰或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危及幅員廣闊的歐亞大陸。如今我們把這些恐懼沒有實現視為理所當然，但在當時，蘇聯陣營未必能全面避免南斯拉夫的命運。

當戈巴契夫準備簽署新的聯盟合約時，有理由對其平衡法案的未來審慎樂觀。戈巴契夫認為，這一切都會歸結於經濟：隨著聯盟在新的架構中逐漸穩固下來，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就會在歐洲、美國和亞洲投資的幫助之下開展。戈巴契夫預見了共產黨日後在聯盟與共和國層級的內部將分裂，他會領導橫跨聯盟的社會主義政黨，他希望該黨能夠在民主體系中成功競爭。一九九一年八月四日，這位總書記如同他上任後年復一年都會做的到克里米亞半島度假，預計在當地完成正在著手進行的新聯盟條約工作。

兩週後，莫斯科迎來全國宣布緊急狀態的消息。新聞快報稱戈巴契夫因病告假。其職位由副總統亞納耶夫所領導的政府委員會代理。莫斯科人和全國上下幾乎毫不懷疑發生了政變。在莫斯科，市民走上街頭，在俄羅斯議會大樓前集結，葉爾欽和顧問在樓前設置了路障。審查制度重新施行，反對派領導人被KGB逮捕。傘兵在重要交叉路口站哨。

事實上，戈巴契夫被軟禁在其克里米亞的宅邸中。政變宣布的前夕，有一支包含他自己的參謀長在內的代表團要求他默認他們的計畫。戈巴契夫拒絕了。他知道KGB和軍方過去一直在策劃鎮壓共和國內的暴動，但從未想到他們會將矛頭指向他。戈巴契夫拒絕後，密謀者的計畫還未宣布就開始陣腳大亂。政變當天下午，被派去遣散議會大樓前群眾的坦克車隊指揮官宣布忠於俄羅斯共和國。葉爾欽爬到其中一臺坦克頂端譴責接管行動。「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右派、保守和違憲的政變，」葉爾欽大喊，「如此使用武力是不能接受的。他們……把我們拉回冷戰時期，使蘇聯在世界共同體中被孤立……我呼籲所有俄羅斯人對這些陰謀政變者給予有尊嚴的回應，並要求這個國家被恢復到正常的憲政秩序。」⁴²這是他最輝煌的一刻。他的某些助手恰如其分地評論道：這是葉爾欽天生該扮演的角色。

從那之後的一切都對政變者愈發不利。他們試圖在莫斯科實行的宵禁未被遵守，首都築起愈來愈多路障。軍事單位對於遵從命令意興闌珊，KGB亦猶疑不決，共和諸國的領導人不予響應。在俄語中稱白宮（Belyi Dom）的俄羅斯議會內部，葉爾欽組織了抵抗勢力。他宣布成立一支獨立於蘇聯的俄羅斯武裝部隊，自命為最高指揮官。第三天，政府委員會成員放棄了。有些飛到克里米亞面見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對他們冷眼鄙視。其他人逕自潛逃，稍後遭到警方逮捕。內政部長鮑里斯．普戈（Boris Pugo）和其夫人雙雙自盡。效命委員會的戈巴契夫首席軍事助理謝蓋伊．阿克隆梅夫（Sergei Akhromeev）元帥也自殺身亡。

戈巴契夫搭乘俄羅斯領導人派來的飛機回到莫斯科，心情灰暗。夫人賴莎（Raisa）和心腹盟友都在他被監禁時因過度緊張而病倒。他想起所有他提拔到高位、如今背叛他的人。他一抵達就回家確保賴莎有受到良好照顧。這是非常人性的選擇，卻是一個嚴峻的政治錯誤。這使他甘冒生命危險讓葉爾欽取得莫斯科政治控制權的支持者大失所望。俄羅斯總統徹夜工作。當戈巴契夫隔天回到崗位時，俄羅斯已經取代了蘇聯。

葉爾欽的第一道命令是暫停所有蘇共在俄羅斯領土的活動。黨辦公室關門大吉，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員會建築遭到封鎖，檔案和文件被效忠葉爾欽的人士接管。策劃政變的其中一人、KGB領導者克留奇科夫遭到逮捕，KGB稍後被解散。在盧比揚卡（Lubianka）的數百位KGB官員起先以為憤怒的群眾會橫掃這棟建築，但莫斯科人被吊車分散了注意力。葉爾欽命令吊車來到大樓外的廣場，摧毀祕密警察創立者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Feliks Dzherzhinskii）的雕像。在克里姆林宮，葉爾欽強迫戈巴契夫撤回他對新的蘇聯軍隊和安全部門頭頭的人事任命案，改指派葉爾欽的親信。當戈巴契夫出現在俄羅斯議會大樓前，感謝他們堅忍不拔的精神時，他遭到議會代表激烈質詢，且被葉爾欽在大庭廣眾之下嘲笑。葉爾欽更簽署了其他命令，當著總書記的面讓蘇共的活動失去法律效力。當戈巴契夫站在演講臺上，主張他不能確定蘇共必須背負所有政變的責任，因為他還未閱讀相關文件時，葉爾欽拿著黨會議紀錄走到講臺前。「念這個！」俄羅斯總統說道，然後逼迫戈巴契夫讀出共產黨同僚如何背叛他的集會證據。⁴³在蘇聯權力顯然正在轉移。

冷戰的最後一幕變成了蘇聯純然的悲劇。葉爾欽與共和諸國其他領導人建立新的主權國家國協時，完全跳過蘇聯，戈巴契夫的權力消逝了。政變發生後，他辭去總書記一職，在葉爾欽大口侵吞蘇共在俄羅斯的資金和資產時不與他為敵。戈巴契夫一度深信選舉出的蘇聯人民代表大會（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將成為蘇聯的新民主議會，但一九九一年九月選出的人民代表大會卻宣告解散。共和諸國中也是政治先行，對政治人物亦然。在八月政變期間，波羅的海諸國已經重新將自己建立為完全獨立的國家。在中亞的共和諸國中，共產黨出身的民族精英不願在三月目送蘇聯而去，也於一九九一年秋天宣示主權。他們的情況與三十年前英、法去殖民的結果雷同：帝國中心放棄統治，因此各地精英主要根據從過去帝國時代晚期學到的啟示來建立新國家。蘇聯棺木最後的板上釘釘由十二月一日烏克蘭的公投槌下，人民在公投中一面倒地支持完全獨立。

在這一切的過程當中，戈巴契夫都可能透過武力硬是將聯盟維繫起來。他仍然是蘇聯的總統。他自認紅軍應該會聽命於他，國安單位亦然。但是他堅拒動武。對他而言，非出於自願的聯盟無法代替蘇聯。他不斷告訴數量銳減的顧問——現在只剩他的自由派老友了——使用武力會使得一切他們所代表的立場陷於危殆。他不願領導獨裁政權；他情願看著聯盟消失，被另一種形式的邦聯（戈巴契夫相信那是葉爾欽的目標）所取代。也許這能避免蘇聯變成另一個當時戰火已經席捲全境的南斯拉夫。戈巴契夫也筋疲力盡了。在遭到自己的親信背叛後，在摯愛的妻子病倒後，即使是他也沒有力氣繼續戰鬥。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日，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領導者在靠近波蘭與白俄羅斯邊界處的別洛韋日森林（Belavezha Forest）祕密會面。之所以在當地碰頭，是因為他們都仍然害怕聽命於戈巴契夫的國安單位會出現逮捕他們。在一份倉卒簽署的文件中，在一條子條款中蘇聯解體，三人在條款中逕稱「作為國際法和地緣政治實體的蘇聯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他們所成立的其他蘇維埃共和國可以自由加入的獨立國家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他們宣示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合作，給予在各自共和國內居住的每一個人同等的權利，不論他們的民族為何，且全面尊重彼此和所有國家的領土完整。⁴⁴十二月十二日，與撤出蘇聯同一天，俄羅斯批准了這份協議。數週內，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哈薩克、吉爾吉斯、摩爾多瓦、塔吉克、土庫曼和烏茲別克全都加入了新的國家國協。

在最後關頭的遲疑之後，戈巴契夫決定辭去蘇聯總統一職。十二月二十五日傍晚，在電視直播的辭職演說中，總統說到他已經為「維護聯盟國家和國家的完整性」而奮鬥了。但——

事情已沿著另外一條道路發展下去。主張國家肢解、國家分離的路線占了上風，這是我無法同意的……命運做了這樣的安排，就是我當上國家元首之時就已經很清楚：國家情況不妙……國家沒有前途可言。再也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了。應當從根本上改變一切……已經完成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工作。消滅了那個早已使我國無法成為富足安康、繁榮昌盛國家的極權主義體制……我相信我們的共同努力遲早會結出果實，我國各族人民遲早會生活在一個繁榮而民主的社會裡。祝大家萬事如意。⁴⁵

在廣播其演說前，戈巴契夫先致電給老布希總統解釋即將要發生的事情，告知蘇聯核武是安全的，權力會即刻轉移給葉爾欽。老布希一貫的不表態，對於在聖誕節百感交集地致電的戈巴契夫，只是籠統地回應，就好像在公開會議中一樣：「那麼，在這歷史性的一刻的年節時分，我們向您致意，感謝您為世界和平所做的事情。非常謝謝您。」⁴⁶

隨著戈巴契夫結束電視轉播的演說，他的軍事助手帶著裝載核武密碼的行李悄然離去，到克里姆林宮另一端尋找他們的新老闆。戈巴契夫獨自來到過去蘇聯政治局成員常常會面的胡桃廳（Walnut Room），與五位最親近的助手喝一杯。然後在深夜前，以國家前元首的身分，啟程返家。⁴⁷

蘇聯的解體使得冷戰作為國際體系的最後殘餘清除殆盡。冷戰主宰國際事務達兩個世代，而在冷戰之前即已存在的、餵養冷戰的意識形態鬥爭，卻持續了更長時間。如同多數世界政治的大變局，結局總是來得突然，但是前此蓄積的歷程卻非常漫長。至少從七○年代中全球經濟和政治的深度變革之後主宰人類事務的冷戰，已經衰退了一段時間。但是蘇聯倒臺為冷戰畫下了絕對的句點。世界上已經沒有任何國家能以極端不同的意識形態與美國匹敵。生發於冷戰的爭端和緊張會留存下來，噩夢般的武器和抑制策略亦然，但是逝者如斯，新型的全球互動模式已經取代了舊式的全球互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