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冷戰與印度

與尼克森總統的國安顧問季辛吉所稱的不同，中國並不是全球冷戰最難以捉摸的國家。毛澤東的中國太過意識形態掛帥、太過故步自封，不足以勝任這個角色。如果說冷戰真的有哪個國家難以捉摸，那也非當時人口逾四億的民主國家印度莫屬。印度於一九四七年從英國獨立，大抵採用英式的政府體系。在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治下的新的印度領導班子自命為非結盟、反殖民的社會主義國家。儘管顯著受到蘇聯的計畫經濟啟發，但尼赫魯強烈反對權力集團的概念。作為一套國際體系的冷戰令他反胃。就尼赫魯的觀點，這在本質上就是從歐洲的考量出發，而且把焦點從世界上多數人口所面對的真正問題——低度開發、饑饉、殖民壓迫——轉移開來。

對貴族尼赫魯而言，社會主義廣義而言首先是關於社會協助和社會平等。這位首任印度首相在哈洛、劍橋受教育時，受到英國的左翼傳統啟發甚深，他自認「在稟性與養成上是個人主義者，在智性上是社會主義者……我希望社會主義不會殺害或壓迫個體。誠然，我很受其吸引，因為它能讓無數的個體從經濟與文化的枷鎖中釋放出來」。⁰¹在一九五六年第二期五年計畫開始的前一年通過的國民大會黨對經濟政策的決議案中，「國家的目標是福利國家和社會主義經濟。這只能透過顯著提升收入和更多的商品、服務、就業來達成。因此，經濟政策應當放眼物質無缺以及公平的分配」。⁰²

為了要取得尼赫魯和國會的領導班子所嚮往的這種發展，第三世界團結、國家主權、行動自由至關重要。因此，新的印度在許多方面都是透過與冷戰的對立來界定自身，在國內如此，在國際亦然。印度是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的主要召集方，並成為一九六一年不結盟運動的元老。在外交政策上，印度強調包容性的國際機構（尤其是聯合國）的角色。遠在歐洲與強權的緩和政策發端之前，尼赫魯就相信冷戰國際體系對印度的利益以及他認為印度所代表的價值觀有所損害。外交領袖有時對尼赫魯的道德訓示以及他堅持以印度為範例這點感到不耐。但他的國家是他國必須承認的一股勢力，一方面在亞洲是如此，另一方面亦是因為尼赫魯堅稱印度是冷戰的解方。

由於在後殖民的世界各地騷亂叢生，把印度樹立為其他國家的典範似乎相對容易，但要設計出可以推進尼赫魯在國內外目標的政策就比較困難。在尼赫魯治下，國會維持該國所採行的英式體制，包括至少五年一度選舉，一人一票。有些印度人指稱在一個逾八成人口不識字的國家，這樣的體系行政效率不彰，在政治上毫無意義。印度共產黨痛斥尼赫魯並未竭力剷除農村根深柢固的社會壓迫，尤其是種姓制度造成的壓迫，也未阻止城市中對工人的剝削。共產主義者在如喀拉拉邦（Kerala）與西孟加拉等許多邦取得顯著的支持，成為國會中最大的反對黨。但他們總難逃尼赫魯對他們支持暴力、忽視國家利益、壓迫個人自由的攻擊。五○年代末共產主義者贏得喀拉拉邦選舉後，尼赫魯從中作梗，讓中央把他們轟出政壇。時任國大黨黨魁的尼赫魯女兒甘地已與當地的共產黨人交鋒多時，她不容許任何抵抗行動：「當喀拉拉邦已遍地烽火，援助人民就成了中央的義務；共產黨統治者的統治不力已讓人無法容忍抵賴。」⁰³

在國內，國大黨不容許諸如共產黨、頑固的地主和貴族、少數族裔等任何抵抗勢力。在外交上，國大黨主要的挑戰是與一九四七年印巴分治的結果對抗。尼赫魯稱已接受巴基斯坦獨立，事實上他也跟任何有點常識的人一樣，都知道與其繼續讓印度在獨立的年代深陷種族屠殺的泥淖，不如讓巴基斯坦獨立。但從印度領土切割出去的地域東西兩側存在著宗教國家，讓激進的世俗主義者如尼赫魯如坐針氈。他私底下承認要是沒有巴基斯坦的存在就更好了。但因為它實際上是存在的，他堅持要加以平等對待。這條途徑的困難之處在於印巴之間的喀什米爾烽火不斷。一九四七年，喀什米爾劃歸印度，但占多數人口的穆斯林當中有些製造騷亂，要求劃歸巴基斯坦或者尋求獨立。在短暫開戰後，印度控制了喀什米爾的三分之二，巴基斯坦則控制其他部分。對巴基斯坦的領導人來說，抵抗印度對喀什米爾的控制事關民族解放。對尼赫魯而言，這攸關的是印度的領土完整以及其非社群（noncommunal）多族裔國家的地位。尼赫魯自己的祖先就來自喀什米爾。儘管印方提出由全民表決來解決，但總理和他的國家是不可能在巴基斯坦的壓力下讓出喀什米爾的。

在全球舞臺上，尼赫魯強調印度的不結盟外交政策，以及需要找出全球性的解決方案，最好是透過聯合國來解決。他出訪美國期間顯然與杜魯門總統沒有一拍即合。這次訪美的目的是為了讓美方加入正在擴張中的國家共同體。「兩次悲劇性的戰爭已經顯示戰爭之無用，」尼赫魯告訴美國國會，「沒有和平意志的勝利便無法達到長期的結果……容我斗膽地說，這豈非就是當今世局的寫照？這都有損於人類的理性或我們共同的人性。這種慘況應當持續嗎？科學和財富的力量應當持續被帶往毀滅嗎？……國家愈強大，愈有責任尋找正確的答案，並為正確的答案努力。」⁰⁴

印度在冷戰中拒絕像杜魯門所預期的站到美國這一邊。雙邊的美國經濟援助仍然持續。但「他們所期望的不只是感謝和善意，」尼赫魯在回程時說，「但我不能給他們那些多出來的東西。」⁰⁵

美方確實期待更多的回報。杜魯門和他的國務卿艾奇遜相當難以接受印度的不結盟運動就意味著堅持獨立的外交政策，拒絕臣服於任何一方的權力集團。以朝鮮為例，尼赫魯譴責北韓發動進攻，但旋即開始尋求和平解決爭端的方案。雖然華府嗤之以鼻，譏為天真爛漫，但印度方面的提案，尤其是終戰時就停火與戰俘談判等議題的提案，確乎有其效應。但尼赫魯的努力並未讓杜魯門驚豔。「尼赫魯把我們一路出賣到哈德遜，」據說美國總統在五○年代末曾這麼抱怨，「他的態度害我們打輸越戰。」⁰⁶

尼赫魯與美方保持距離，巴基斯坦的領導人則巴不得擁抱美國。肇建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精英在國內經濟上步履蹣跚，在外又受到來自印度的壓力，故急於與美國在冷戰中的作為掛鉤。巴基斯坦的使節把自己的國家呈現為圍繞著蘇聯的冷戰鏈上的重要一環，特別是加上印度又拒絕為反共貢獻一己之力。他們指稱倘若巴基斯坦缺乏美援，很容易便會成為蘇聯擴張主義的目標，以及蘇聯尋求溫水港的獵物。一九五四年，艾森豪政府報以《共同防禦援助協定》（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Agreement），以此，巴基斯坦可以從美方接收大量的軍事援助。巴基斯坦也加入了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 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和巴格達公約（Baghdad Pact），承諾要是領土遭到攻擊，美、英將提供援助。這些公約在亞洲的其他成員國包括菲律賓、泰國、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尼赫魯火冒三丈。當他於一九五六年在新德里接見艾森豪的國務卿杜勒斯的時候，這位印度總理痛斥美方政策。「他說他承認北約也許是真的有其必要，」杜勒斯回報道，但是——

任何對亞洲的安排，他都懷疑其真實的國安價值。他強烈反對東南亞公約組織和巴格達公約，認為巴基斯坦加入這些不是為了防禦蘇聯的共產主義者，而是為了強化對抗印度的力量。他認為巴基斯坦人崇尚武力，盲目狂熱，準備好要攻打印度……他痛斥美國對巴基斯坦的武裝害得印度也要武裝自己，在想要集中精力於增進經濟、社會情況時，卻得斥資在國防上（他在談到巴基斯坦時長篇大論，並且表露出強烈的情緒）。⁰⁷

尼赫魯的外交政策泰半是設計來打破分治對南亞帶來的限制。他把南亞的沉痾歸咎於殖民主義，這也誠然沒錯。尼赫魯認為是英國讓穆斯林與印度教徒為敵，並且在次大陸邊陲上創立緬甸、錫蘭、尼泊爾、不丹、錫金等獨立國家。英國人承認印度西岸的果阿邦（Goa）為葡萄牙殖民地。英國人賦予權力給由君主、王公統治的領土，害得首相此刻變得必須威逼利誘，才能讓它們成為印度的成員。因此，反殖民與亞洲團結對尼赫魯至關重要，其中又以主要的亞洲國家之間的合作最為要緊。戰後初年，他向（在他眼裡猶如東南亞的印度的）印尼示好。他也意圖與中國密切合作，部分是為了說服中國的共產黨員，他們首先是亞洲人。他反對美日安保條約，視之為強加在亞洲國家上的冷戰安排。

一九五五年在萬隆，由於尼赫魯巨星般的地位，有些參與國把會議看作是印度有點太過花枝招展的秀場。但尼赫魯在會議上要傳達的信息很清晰。冷戰違背了第三世界的利益。以核毀滅來威嚇全世界，不僅於道德上站不住腳，也迴避了後殖民國家真正要面對的問題：貧窮、識字率低、疾疫以及殖民主義造成的社會分崩離析。新的後殖民國家必須攜手合作，克服殖民時期遺留的沉痾以及冷戰帶來的弊病。而唯一推動這項合作計畫的就是由其他國家師法印度的不結盟運動，以及像印度一樣，不顧冷戰的強權告誡，為第三世界原則挺身而出。尼赫魯對集結在萬隆的諸領導人（不免有些道貌岸然地）說，在一些議題上，他們必須得要放棄他們自己的民族利益，以支持道德上正確、有益於共同宗旨的議題。

尼赫魯在萬隆之後主要念茲在茲的，是把他所稱之為實際的團結延伸到去殖民、民族統合、對抗外來宰制等宗旨上。在聯合國，印度痛陳歐洲國家之不是，指它們遲遲不讓非洲國家重獲自由，另也發聲譴責美國在印度支那的角色愈發吃重，並對埃及、古巴的革命表示歡迎。但不像更為激進的第三世界國家那樣，尼赫魯仍相信有可能與歐洲人合作，並且應當避免暴力的衝突。激進分子如納賽爾對於印度在蘇伊士運河危機時傾向協商的立場，以及對非洲的解放運動並未提供武力支援感到失望。納賽爾、本．貝拉、曼德拉痛惜印方強調調解、仲裁，並對印度仍然自願留在大英國協深表遺憾。

然而在印度內部，尼赫魯在國家快速發展的道路上進一步地左傾。自三○年代起，國會的領導班子就被蘇聯的計畫模型所吸引，這些計畫的成功似乎在讓落後的國家得以步上現代化。在獨立之後，在英國受教育的印度經濟學家受到左翼工黨以國家為中心發展的觀念影響，開始制定大規模的計畫讓印度轉型為工業強權，能餵飽增加的人口。即便他們的教育背景是英國，但印度的專家所擘劃的五年計畫與其說是倫敦經濟學院式的，毋寧說是蘇聯國家計畫委員會式的；與其說是拉斯基（Laski）式的，毋寧說是列寧式的。比起模糊又備受挑戰的英式計畫，蘇聯實驗的案例既具體又經過實例證明可行。在一九五六年起的第二期五年計畫中，尼赫魯的主要操盤手普拉桑塔．錢德拉．馬哈拉諾比斯（Prasanta Chandra Mahalanobis）概括了整項計畫的目標：

必須為提高生產、增加投資和就業提供更多。同時也必須加速體制上的變革，好讓經濟更有活力、更進步，這不只是為了經濟上的目的，也是為了社會上的目的。發展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涉及共同體生活的所有面向，必須通盤審視。因此經濟計畫延伸到經濟以外的領域，諸如教育、社會、文化等範疇。在有限的時段當中制定的個別計畫會成為另一個起點，帶來更持久的效應，含括更長遠的時期，踏出的每一步都開啟新的前景，也把新的有待解決的問題帶進我們的視野。⁰⁸

第二期五年計畫的發動，不僅與印度（如同在萬隆時一樣）提倡南南團結的時間相仿，也與印度顯著加強與蘇聯集團的連結的時間點重疊。赫魯雪夫於一九五五年訪問印度，儘管跟美方一樣，他也發現尼赫魯為人難以相處，但蘇聯領導人旋即宣布蘇印友誼時代的誕生。蘇方的援助開始挹注印度，雖然多年來比起來自北美、西歐的發展援助小巫見大巫。⁰⁹但跟只是金錢、科技、專家比起來，赫魯雪夫更進一步，在諸如喀什米爾的國際議題上也毫不含糊地支持印度的立場。印度駐莫斯科使館語帶諷刺地告訴尼赫魯：「蘇聯害怕在東邊的盟友——中國——以其充沛的人力和逐漸壯大的工業力量，可能會如同芒刺在背。倘若這種情況發生，要想對付這種突發狀況，他們想要建立反制的力量……誰能比印度扮演得更好呢？……」¹⁰

自從尼赫魯就任印度總理以來，中國對他來說就一直是個兩難。在國共內戰期間，尼赫魯因為共產黨從農村發跡，加上他們的行動項目訴諸社會正義，因此較為同情共軍。但他首先痛陳戰爭暴力之非，並且對於中共在打勝仗後所展現出的教條式馬克思主義不以為然。在尼赫魯的心目中，兩者互為因果。戰爭孕育了極端的激進主義和侵略行徑。他有意與中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成為在亞洲的盟國，但由於新的北京政權樂於使用恐怖手段來解決國內問題，也因為中方在意識形態上與蘇聯掛鉤，使得他也戒慎恐懼。即便如此，尼赫魯仍明確表示中國應當被納入他所想打造的非亞國家集團之中。「我毫不懷疑，」他對幕僚說，「中國的政府與人民渴望和平。」¹¹

在中印關係上，西藏的狀態是個關鍵問題。西藏是中國宣稱屬於主權領土一部分的自治邊境地帶。中共領導人憂心獨立的印度會接續英國影響西藏。然而尼赫魯關於中方對此地的主權沒有意見，儘管他對於達賴喇嘛試圖盡可能保有自治深表同情。這位印度總理也熱切希望西藏可以為其佛教為主的人口保有宗教自由。在拉薩為印度通風報信西藏內情的領事館回報藏區的落後情形，需要擺脫「明明殘酷無道卻不知為何保留下來的陳舊封建體系」進行發展。¹²但同時也強調西藏是中、印之間一個巨大的緩衝區。

當共軍於一九五○年進入西藏時，尼赫魯籲請中方對西藏「寬大為懷」，但同時也建議西藏人試著與北京合作。保險起見，如有需要，他願讓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但他也批准軍援西藏政府。根據拉薩的印度領事館所稱，「到了一九五○年四月，武器彈藥供給開始湧進西藏」。¹³然而印度的支持幫助並不大。到了五○年底，西藏泰半已淪入解放軍的控制。尼赫魯拒絕了與美方聯手馳援西藏的抵抗勢力，反而建議駐紮在左近印度邊境的達賴喇嘛返回拉薩，並接受中方提出的一些要求，以期盡可能地保留西藏的自由。¹⁴

毛澤東不滿印度對西藏的行為，並大發雷霆。在與蘇方談話的時候，他指責尼赫魯為帝國主義的雙面特工和英美利益的「走狗」。中共領導人相信，尼赫魯把英國外交人員、藏學家黎吉生（Hugh Richardson）留置在印度駐拉薩領事館這點，就證實了他們的想法。雖然對於印度協助終結韓戰這點，北京表示激賞，但雙方之間要真的達到互信關係，還是花了許多時間。

一九五四年，中國為了給蘇聯在後史達林時代的和平攻勢貢獻一己之力，北京方面同意與德里就西藏議題談話。長期以來呼籲進行這種相關談話的尼赫魯對於有此新的契機喜不自勝。他當然知道此時中方在西藏的地位已經穩固，毛澤東突然變得講理也與這脫不了干係。但這位印度總理所始料未及的是，中方所提出的中印合作的大致上概念的確與他自己的觀念吻合。整合進協議的是尼赫魯用梵語稱之為五項美德（Panch Sheel，譯按：梵文中 panch 即五，sheel 為美德），中方在與蘇聯諮詢後則稱之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當中包含「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等原則。¹⁵

在萬隆，尼赫魯強調五項美德原則是亞非國家運動的基本外交政策。事實上這些當然遠不止是政策，就共同提案來說，這些遠比東西雙方在冷戰期間所能同意的還要多。對印度人而言，五項原則主要是一種使中國與第三世界的外圍聯繫起來的方法。雖然諸如印度、印尼、埃及、迦納等真正獨立、不結盟的國家才是南南網絡的核心，但尼赫魯希望亞洲國家如中、日也能夠參與——儘管他們在冷戰當中有結盟關係。尼赫魯公開表示長期目標是讓它們脫離冷戰的傾向，並將它們完整納入意在改變全球的亞非夥伴關係。

印度在萬隆之後的外交政策，旨在讓亞洲與非洲各國之間就反殖民主義、解除軍武、發展等議題更密切的合作。國會領導人邀請他國代表團訪問印度，研究其科學、科技、計畫、教育的經驗。在聯合國，印度的代表尋求從國際上解決冷戰衝突的方案，並支持南非、阿爾及利亞、印度支那的解放運動（德里方面主要把越南的衝突視為去殖民的議題，並反對美方涉入）。印度的外交人員和運動分子也就美國的種族議題做報告。對他們多數人來說，美國沒有意願面對他們自己國內的種族壓迫這點，顯示不能對華府方面就國際解殖問題有所期待。尼赫魯堅信在全球脈絡中，去殖民與人權息息相關。即便如此，他仍然對把聯合國人權宣言當作外交政策的工具抱持懷疑，因為他相信在多數情況下，國家主權在國內事務上會反將國際協議一軍。但尼赫魯仍然認為聯合國議案與公約大有用處，因為可以用它們來對抗南非的種族歧視或英國對肯亞的殖民壓迫。

印度外交政策的另一主要面向，是打造一個不結盟國家之間的廣大集團，以粉碎冷戰。這個計畫與發軔於萬隆的第三世界計畫息息相關。其目標在於讓政治取向互異的國家可以擺脫冷戰的二元對立，宣稱自己不結盟。這個目標意味著沒有中國與日本的空間，但印尼、迦納、埃及則會與印度一同扮演領導的角色。南斯拉夫的加入是一大助力，花枝招展的領導人狄托成了不結盟運動的要角。他於一九五四年出訪印度，期間大力讚揚東道主的所有外交政策概念，這使他成為德里的英雄人物。印度的外交人員對狄托的觀察如下：「首位不是代表殖民者、而是亞洲國家的好朋友的偉大歐洲政治人物。」¹⁶一九五六年夏天，尼赫魯、納賽爾、狄托在南斯拉夫的布里俄尼（Brioni）島提出，恪守不結盟原則的國家之間應有更正式的合作想法，不只是在亞洲與非洲，也應該包括歐洲和拉丁美洲。

自從一九四八年被史達林在一念之間逐出蘇聯集團後，南斯拉夫就在歐洲的邊緣危如累卵：雖仍屬共產主義國家，但是是由西方援助撐持著，且由自己堅實的軍隊戍守。狄托希望他的國家扮演英雄式的孤臣孽子。他把南斯拉夫視為獨立的社會主義發展之燈塔，也是不想被冷戰的二元對立所吸納的第三世界新國家之模範。要當社會主義國家，保持獨立，且受到雙邊的權力集團尊重，狄托認為是有可能的。在赫魯雪夫一九五五年承認史達林對狄托的指控純屬虛構之後，南斯拉夫在第三世界當中的籌碼更為提升了。

對印度和其他新的國家而言，南斯拉夫也扮演主要輸出武器、提供軍事顧問的角色。直到狄托一九八○年去世為止，他的國家都是不結盟運動中的軍事側翼，把自己火力充沛的軍工業設備向外供輸，不僅是供應給第三世界的獨立國家，也提供給在安哥拉、辛巴威、幾內亞的解放運動。在某些情況下，南斯拉夫的軍事供給可與蘇聯匹敵，讓那些覺得自己的防禦需求過度仰賴莫斯科的國家另有出路。尼赫魯和他的繼任者把狄托視為他們最親密的盟友。尼赫魯的女兒、總理甘地把這位南斯拉夫領導人視為國際事務上的導師，幾乎像是父親般的角色。

但印方也相信自己就能對蘇聯有更為直接的影響力。尼赫魯從未放棄將蘇聯從他們在冷戰當中的行徑拉回正軌。印度總理相信莫斯科反應激烈是因為覺得自己受到了威脅。「無論是誰應當為這場『冷戰』負責，對蘇聯造成的效應是創造出恐懼以及持續的危機感。」他於一九五五年對首席部長們如是說。尼赫魯發現「要是世界上的緊張關係有顯著改善，冷戰停止的話，那麼內部的發展與變革就會發生在這些東歐國家」。¹⁷印度的外交人員認為，赫魯雪夫之所以於一九五六年蘇聯二十大與史達林的政策分道揚鑣，就是受到印度的良性影響。蘇聯領導人訪印「肯定既是為她的進步感到驚豔，又欣賞她對暴力的憎惡態度。因此，暴力並非社會轉型的先決條件這個理論，認可了已然存在的事態。蘇聯領導人與我方首相談話，並密集研讀其著作……想必也使蘇聯領導人在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減少了暴力的比重」。¹⁸

一九五六年蘇聯入侵匈牙利固然使得印度對蘇聯大失所望，但也並未就此澆熄希望。印度的發展計畫仍持續接收蘇聯的援助，也持續提升軍事上的實力。但尼赫魯對於不結盟的理念以及打造反冷戰集團的想法愈發執迷。儘管他對納賽爾、恩克魯瑪、蘇卡諾更為激進的取徑有所遲疑，但並未因此與他們分道揚鑣。這種疑慮反而使印度更加必須與其他的不結盟國家密切互動，以便影響諸國。尼赫魯的結論是，畢竟迫使第三世界的其他領導人採取不必要的激進手段的，正是由於帝國主義國家不願意放棄他們的地位和特權。一九六○至六一年的剛果危機是為一例。尼赫魯對盧蒙巴遇刺大為震驚，並歸咎於比利時及其美方的同夥。印度派出了五千大軍到聯合國在剛果的維和行動，前提是祕書長要確保剛果的民族保持完整。

剛果危機是刺激不結盟的國家於一九六一年在南斯拉夫首府貝爾格勒聚會的因素。這場會晤旨在固定安排會議，後來被稱為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儘管尼赫魯強力支持不結盟的合作，但他對於設立更為統整的組織則持懷疑態度，一部分是由於他害怕這會減少印度在外交事務上的彈性與獨立。剛果的疑慮證明他錯了。不屬於集團的諸國必須合作，掌握去殖民化的進程，否則強權將會利用這項進程來遂行他們自己的目的。但赫魯雪夫與艾森豪原訂於一九六○年在巴黎舉行的峰會胎死腹中，證明強權之間連他們自己的事務都搞不定，更遑論他國事務了。貝爾格勒會議上的最終聲明說道：「戰爭的嚴峻後果從未如今天這樣威脅人類。」但同時，與會者也強調「帝國主義正在削弱。殖民帝國以及其他對亞洲、非洲、拉美人民的外來壓迫形式，正逐漸從此一歷史階段消失」。¹⁹

不結盟運動的許多創始國在一九六一年時所擔憂的，是殖民主義的困獸之鬥會引發新的戰爭。「唯有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新殖民主義的所有宰制形式都被徹底根除時，才能達致長久的和平……本會議堅決反對戰爭——包括『冷戰』——是無可避免的這種觀點，因為這種觀點反應出無助感與無望感……它們堅信國際社群能夠在不訴諸屬於人類歷史上一個紀元的手段之情況下，組織自己的生活。」²⁰對尼赫魯而言，貝爾格勒宣言既是設想一個沒有冷戰的未來，又是在對全球和平是何等脆弱發出警示。

初發軔的不結盟運動由一些同床異夢的夥伴所組成。中國被排除在外，但卡斯楚的古巴卻是在貝爾格勒初出茅廬。僅僅一年後，在古巴飛彈危機中，卡斯楚行將呼籲蘇聯以全球核戰為代價來保衛古巴的獨立。但有一些保守的君主制國家如衣索比亞、摩洛哥、沙烏地阿拉伯也有派代表。貝爾格勒與萬隆的不同之處，不僅在於它含納了歐洲與拉丁美洲國家，也是因為比起第三世界的團結，這次會議更是關乎獨立的權利、主權、和平。跟在萬隆比起來，國家以其各色形式在貝爾格勒扮演更為中心的角色。也許這並不教人意外，因為在一九五五至六一年間就有海量的新生國家出現。連同七十七國集團，這預示著日後，國家（和國家的要求）將會與去殖民化運動初期所設想更為激進的國際事務重組有所抵觸。

印度這個年輕的國家對國安的需求，行將在不結盟運動成立的短短一年後就斑斑可見。一九六二年與中國的戰爭，粉碎了尼赫魯的年輕助手一度曾對未來顯露出的樂觀態度——儘管未必讓總理自己失去信心。對於印度舉國內外都指控尼赫魯爛漫天真，尼赫魯並不以為意，他更在意的是戰爭對他國家的國際展望會造成的影響。隨著中方軍隊挺進，尼赫魯絕望到寧可向蘇聯尋求干預也不願乞憐於美方的窘境。蘇聯不願做出承諾，因為他們在當前的古巴危機中需要中國的支持，此時甘迺迪政府把武器空投給印度軍隊。美國總統想要利用印度的迫切需求來改善與德里之間的關係。「由於中國的行動，」甘迺迪說，「亞洲次大陸已成為自由世界與共產主義之間新的主要衝突地帶……印度人自己最終對中共的威脅了然於胸，且似乎決心要與之正面對決。」²¹

儘管他的政府應為戰爭的爆發負責，但戰爭還是傷透了尼赫魯的心。他本希望充當東西之間的和事佬，希望印度的國內外政策可以成為自足、不結盟的範例，讓他人效法。結果他卻必須向強權乞求援助，來阻擋另一個亞洲國家的軍事進犯。「這是一場悲劇，」他說，「我們在各地都代表和平，卻這樣遭到攻擊，還被迫以武力抵擋攻擊。」²²在停火之後，尼赫魯深感他的亞洲政策分崩離析。他和他的繼任者都未放棄印度的不結盟政策。但尤其是在尼赫魯於一九六四年逝世之後，不結盟政策受到印度民族主義的汙染，特別是在印度自己的區域內部。

美方在中國危機當中軍援印度，使得巴基斯坦決意自行與北京發展更進一步的關係。這說不定是冷戰當中最難以想像的盟約。促成結盟的巴基斯坦官員是保守派的穆斯林，對中共的劍走偏鋒絲毫不感興趣。中國接受巴基斯坦的擁抱，也只是出於敵人的敵人即是朋友的原則。當巴基斯坦的主要盟友華府提出異議時，巴基斯坦的軍事獨裁者穆罕默德．阿尤布．汗（Mohammed Ayub Khan）將軍從喀什米爾對印度施壓。他想要向中方展現巴基斯坦的軍事實力，並對美國總統詹森展示他的國家不是只依賴美國的援助。巴基斯坦於一九六五年入侵印度控制的喀什米爾，對外呈現為喀什米爾人民起義，但印度政府知道實情並非如此。

尼赫魯的繼任者拉爾．巴哈杜爾．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雖然平素頗為謙和，但這時決定要反擊。他下令大規模攻擊巴基斯坦，不只進擊喀什米爾，同時也進犯東、西巴基斯坦。隨著在戰場上節節敗退，阿尤布．汗的政權岌岌可危。美方拒絕協助，中國也愛莫能助。巴基斯坦也不太可能取得蘇聯的援助，這更顯示他們在軍事上是多麼險阻重重。然而阿尤布踢到鐵板卻反而讓蘇聯在冷戰中難得充當和事佬。停火協議是在蘇聯的指示之下，在蘇聯的中亞城市塔什干協商。就領地而言，協商的結果與現況並無二致，但巴基斯坦的弱質已被揭露，印度在區域內制霸的能力與意圖也同樣昭然可見。

夏斯特里心臟病猝逝後，尼赫魯的女兒甘地獲選為總理。在制定政策上，這位印度的新任領導人遠比前兩任都強硬。她致力於打造世俗的社會主義印度，對區域嚴加控制，並從她所認定的民族利益角度出發，透過聯合國和不結盟運動尋求全球影響力。她對於美國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心存疑慮，程度甚至遠超她的父親，認為蘇聯更好合作，尤其是有鑑於美國與巴基斯坦仍是同盟關係，且巴基斯坦與中國持續眉來眼去。甘地主要的國安考量就是北京，且六○年代末中蘇衝突加劇，讓她警覺到蘇聯與印度在戰略上有共通之處，儘管她對莫斯科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並不苟同。

中國進一步走向激化以及文化大革命，讓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的領導人心生畏懼。他們相信印度比起以往會更容易成為北京的目標。儘管他們注意到中國自作自受遭到的破壞「並未對我們造成任何傷害」，但他們對住在中國的印度人受到騷擾反應激烈，包括在上海的一間什葉派神殿遭到洗劫，以及駐北京印度大使館遭到攻擊。甘地重申，印度不會改變包括給予達賴喇嘛庇護等對中政策，除非中國不再鼓舞巴基斯坦躁進並在印度內部煽動共產主義叛亂。德里的外交部指稱：「印度仍然是中國唯一一個可以在軍事上冒險犯難的地帶，並且還能奢望全身而退。」²³

不結盟運動成為甘地偏好的政策。隨著運動擴張，她漸漸扮演要角。她稱這項運動「意味著國家之間平等以及國際上政經關係的民主化。〔這項運動〕想要基於互利的全球發展合作。這是承認、保存世界多元的策略」。²⁴但在國安與國際事務上，甘地極為務實，不願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她的不結盟運動策略與同蘇聯之間在科技、防禦上的合作並進，並未彼此扞格。甘地要確保她對莫斯科也維持獨立的地位。她犀利地批判一九六八年蘇聯占據捷克斯洛伐克。對蘇方任何增加對巴基斯坦影響力的作為，例如小規模對伊斯蘭馬巴德政權的軍售等，也不假辭色。即便是「象徵性的供給也可能危險」，印度外長於一九六九年對來訪的蘇聯領導人如此告誡道。「蘇聯坦克與蘇聯坦克之間的對決，不是蘇聯所樂見的。」²⁵在對印度市民援助上，美國仍然是關鍵的供應方。關鍵的援助來自美國政府、美國對多邊組織的挹注以及私人基金會。但美國在中印戰爭期間援助印度一事，對整體的政治關係幫助微乎其微。印度對美國的亞洲政策批判惹惱了許多美國領導人，讓他們覺得印度不懂得知恩圖報。在中印戰爭後，美國試圖透過干預印度支那獲取德里的同情，但成效有限。當美國副總統休伯特．韓福瑞（Hubert Humphrey）前往印度試圖取得甘地的支持時，「她只顧著表達對越南情勢升級的擔憂，以及和平解決方案的必要」。²⁶美方不願意犧牲與巴基斯坦的同盟關係，這也妨害了美印關係更進一步。且印方嚴正批評美國缺乏種族正義，在全世界都未能致力於實現種族平等。一九六九年印度外交人員對美國內部變遷的一則總覽，言及美國「已經到達了一個黑人的憤怒與白人的恐懼陷於危殆的階段。一方採取衝突式的策略導致另一方採取反動的回應」。甘地相信正是這種回應方式造成尼克森一九六八年勝選。²⁷

但隨著甘地牢牢掌握國會與印度的政治，她主要的挑戰並非與美國的關係，而是印度國內的發展。首先，在對抗國家的貧窮、饑饉的迫切問題上，她亟須取得進展。印度已經避免了中國的發展災難，但同時在促進健康、教育上，則進展極為有限。對一個以自身的民主發展為傲的國家而言，印度卻還要仰賴國外援助糧食。甘地相信，只要政治條件許可，印度的發展模式會有所回報。但在印度，以及在巴基斯坦和大部分中東地區，儘管領導人的辭令是社會主義的語彙，但極端的社會壓迫形式仍未被撼動。國大黨政治人物承諾人人有機會，尤其是在選舉的時刻，但旋即就與地方上的精英聯手，打擊低種姓的窮人。至此，國大黨已成為那些在殖民統治之下世代以來魚肉鄉里的氏族之利器，而非促成社會變革的工具。

甘地銳意根除這些缺失，但覺得自己需要更多的權力才能做到。一九六九年，她把主要的銀行收歸國有，將權力集中於她自己的祕書處。當她更激進的政策導致國大黨分裂時，甘地的派系靠著「擺脫貧窮」（Get Rid of Poverty）的口號，一舉輕鬆贏得了一九七一年的全國選舉。她讓國家更趨向嚴格的中央計畫體制，在這種體制之下，政府為多數的經濟活動負責。當有人指控她背離了父親較自由派的政策時，甘地大表震怒。「我父親是個政治家，」她回應道，「我是個政治女性。我父親是聖人，但我不是。」²⁸

一九七一年的孟加拉戰爭是獨立後在南亞最大的危機，也讓甘地有機會證明她真的沒有超凡入聖。這次危機起源於冷戰，尤其根植於巴基斯坦、印度、中國、美國與蘇聯之間的關係。儘管觸發戰爭的點是巴基斯坦將領在國家東部魚肉鄉里，但為戰爭搭好舞臺的卻是一九七一年七月季辛吉訪北京帶來的美中之間忽然和解。中美講和是印度領導人最害怕的。自六○年代中起，印度的國安顧問就警告道：「對西方世界來說，一大誘惑就是扶植中國來對抗蘇聯。」

然而，我們覺得這可能是危險的一步，因為兩個國家之間有著本質上的區別，這必須被認知到。蘇聯也有其全球的野心，但他們追求全球性目標的方式還比中國平和。這或許是因為他們已經有了四十年的時間發展。在這段期間，他們自己也已經稍加繁榮了起來；又或許是因為他們也理解到核戰的危險。但蘇聯對全球社群所造成的危險終究還不如中國，特別是在戰爭與和平的議題上。比起蘇聯，中國更會尋求她酷烈的自決方式，寧為玉碎也不為瓦全。²⁹

對印度來說，巴基斯坦與美、中雙方的緊密關係尤其危險。季辛吉從伊斯蘭馬巴德出發前往北京所象徵的意義，印度領導人並未輕忽。不過，儘管巴基斯坦在國際事務上享有中心地位，以一個國家而言，巴基斯坦卻從一九四七年建國以來就不斷走下坡。一九七○年，軍事將領們試圖把國家民主化，結果東巴的人民聯盟（Awami League）勝選。人民聯盟提倡讓國家成為民主邦聯的組織，東巴的孟加拉人口將會有充分的話語權。可以想見，西巴基斯坦的總統葉海亞．汗（Yahya Khan）將軍宣布投票結果無效，並逮捕人民聯盟的領袖謝赫．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當東巴爆發騷亂，將軍便實施戒嚴。士兵開始攻擊東巴孟加拉民族主義者或巴基斯坦印度教徒的社區。大批難民開始跨越印巴邊境。不論在公開場合還是私底下，甘地開始把巴基斯坦對孟加拉人的政策形容為「種族屠殺」，並開始準備軍事干預。她的動機既有人道主義因素，又有戰略上的考量。

尼克森政府對巴基斯坦將領給自家國民造成的災難視若無睹，但看出了巴基斯坦分裂會對美方造成冷戰戰略上的挫敗。季辛吉在前往巴基斯坦的途中訪問德里，並從巴基斯坦出發密訪北京，此舉是在試圖展示，一旦戰爭爆發，美方未必會援助巴基斯坦。但印度方面完全不買單。當季辛吉宣稱並不清楚美國在危機當中持續運輸武器給巴基斯坦時，印度的外長回擊道：「連你這樣高層級的官員都未被告知實情，令人吃驚……這對你來說……很難為情。但這對我們的關係是重大打擊。」外長斯瓦倫．辛格（Swaran Singh）說，巴基斯坦「完全由你撐持」。隨著七百萬難民湧向東邊邊境，烽火連天，「我們能接收的數目有限……我們想知道我方是否妨害到你們的利益。若是如此，我們會重審自己的政策」。³⁰

一週之後，華府與北京共同宣布尼克森將訪華。季辛吉告知印度大使，倘若中方干預印巴戰爭，美國不會馳援印度。印度方面也迅速反應。甘地重拾蘇聯稍早提出的議案，同意了印蘇之間的友好協定。「在遭受攻擊或者受到威脅的情況下」，該協定宣稱雙方「應立即相互諮詢，以便除去這種威脅」。³¹印度也開始訓練孟加拉游擊隊的大型計畫，以便在東巴基斯坦作戰，且在總理的命令下，印度軍方開始準備大規模入侵巴基斯坦，以防解決危機的外交途徑並未立竿見影。「印蘇條約似乎讓北京和華府都措手不及，」印度駐美大使館回報，「條約確保了印度可以放心，也代表蘇聯在亞洲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以及相對來說中美居中操弄的挫敗。」³²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四日，印度對東巴基斯坦發動三軍聯合行動。在數日之內，東巴基斯坦的軍隊就被粉碎，孟加拉的政權以一個獨立的孟加拉政府開始統治當地。看到首都達卡（Dacca）歡欣鼓舞的群眾，大概很難有人不把印度的干預看成解放的勢力。但尼克森與季辛吉將之視為印度的侵略。他們把美國第七艦隊的一部分移防到印度洋，並告知中方「要是未加以阻止，恐怕東巴基斯坦會變成不丹，西巴基斯坦會變成尼泊爾。而在蘇聯的幫助之下，印度還可以把他們的精力轉向其他地方」。³³但中國也知道，如此姍姍來遲加入戰局太過冒險。且達到軍事目的後，甘地迅速接受停火。南亞進入新局，印度愈發強勢，雖然仍恪守不結盟原則，但也比以往更加親近蘇聯。

尼克森與季辛吉在充滿種族主義與厭女情結的對話當中，對「這個婊子」耍了他們感到忿忿不平。「我們會付出長時間的代價……」季辛吉對國安委員會說，「這些被巴基斯坦人在東巴的行為嚇壞的人，到時候印度人接收那裡之後，看他們怎麼反應，會很有趣。」³⁴「我們在此看到的，」季辛吉對總統說，「是蘇印之間的權力遊戲羞辱了中國，也多少讓我們顏面無光……它帶來的效應是，所有看著這一切發生的國家，都會認為中國、美國的盟友遭到印度、蘇聯痛擊。」³⁵尼克森政府打算盡可能地教訓印度。

對於華府方面釋出的敵意，德里方面也加以回敬。「美國對巴基斯坦軍援是軍方在巴基斯坦內務上取得上風的主因之一，並讓軍方可以對印度保持不尋常的敵意，還對喀什米爾野心勃勃」，印度外交部一份上呈總理的報告中如是說。³⁶「中美雙方都不介意犧牲印度的利益，只要能夠讓它們關係更密切。」³⁷另一份德里的政策回顧，稱印方「對於美國持續反對印度的立場、反對孟加拉為自由做的鬥爭，以及對〔巴基斯坦〕葉海亞政權的支持感到困惑與震驚」。³⁸甘地短期內不會尋求與美方交好。

相反地，這位印度總理在國內事務上愈加威權，在國際上則與蘇聯愈來愈友好。蘇聯與印度合作關係的高峰出現在七○年代中。蘇聯加大與印度之間的軍事與經濟合作，包括建造鋼鐵廠、採油、煤礦等。蘇聯在印度一九七四年的「和平核子試爆」上也提供關鍵的協助。印度政府一份一九七四年的報告指稱：「蘇聯持續支持印度的不結盟政策，並支持印度對世界和平以及對剷除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種族主義遺緒的鬥爭所做出的貢獻。」³⁹

高等法院裁決前一次的選舉結果無效，甘地於一九七五年以拒絕重新投票、限制公民自由、實行戒嚴統治作為回應。此時，蘇聯開始希望印度會踵武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ies）以及某些後殖民國家的腳步，透過一黨制度引介社會主義。「有些小團體有充足的財務、媒體、外援支持，但沒有群眾的奧援，可以允許它們把自己的理念強加在多數人嗎？」甘地對她的黨員問道，「當印度被削弱時，還會有民主可言嗎？」⁴⁰但印度民主的根基堅若磐石，即令是甘地這種地位的領袖都難以撼動。受到國內逐漸升高的政治騷亂所迫，她還是於一九七七年舉行選舉，本以為勝券在握，結果卻輸給了由前國大黨主席莫拉爾吉．德賽（Morarji Desai）所領導的反對勢力聯盟。就政策而言，獨立以後第一個由非國大黨所帶領的政府並沒有什麼新意，不過在緊急狀態之後仍勉力重建印度民主，同時讓國際政策維持在軌道上。年邁的德賽及其顧問憂心甘地下野後，蘇聯會與印度斬斷聯繫。「印度與蘇聯的關係特殊之處，在於深刻地了解彼此，唇齒相依，觀點相似，」新任外長在一份政策總覽中說道，「與蘇聯之間的友誼與相互理解，是印度此前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這同時是基於情感上的考量，也有堅實的邏輯基礎……如今，透過各種彼此密切合作的關係，印度已經取得了許多政治與經濟上的優勢。」⁴¹

新任的德賽政府不會眼見這些優勢溜走。印度外交祕書長與蘇聯的外交人員會晤時，告知他們「儘管許多重要事件在印度發生……重要的是要記得印度還是維持現狀，外交政策也沒改變」。德賽政府會「保留印度外交政策的性格，不只是因為他們蕭規曹隨，也是因為他們理解這對印方利益而言的道理所在」。外交祕書長稱蘇印雙方「可以持續對對方保持信心，就兩國之間的互利，在許多合作連結上展望進一步的發展」。⁴²

在一九七九年一場於莫斯科精心規劃的會議上，與同樣年邁的布里茲涅夫會晤時，印度總理試圖理解這個快速變遷的世界。蘇聯與印度的夥伴關係確立。兩者都畏懼左近的政治伊斯蘭勢力崛起。當德賽問起伊朗究竟發生什麼事時，蘇聯領導人承認：「鬼才知道……那裡有人民起義，幾千人示威……我們跟伊朗之間總是保持良好的關係，跟沙王也是。他會來拜訪，我們也會去拜訪……〔現在〕沙王不在那。美國人支持他！現在那裡有新的政權，美國人想要適應新的政權。右派〔伊斯蘭主義者〕在那邊露面，他們想要跟美國建立密切關係。」⁴³

甘地毫不意外地在一九八○年印度選舉後重新掌權。總理未必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但肯定比起以往更加意識到她身為「政治女性」的角色。她也憂心在一個身分、宗教、民族開始取代冷戰意識形態分野的世界，印度是否還能維持向心力。伊斯蘭主義興起對她帶來的恐懼與布里茲涅夫和德賽不相上下。早在印度選舉之前，印度外交部就已經警告蘇聯新的共產主義政府在阿富汗所導致的抵抗。「儘管我方不能公開表態……但基於我們的世俗主義原則，眼看許多印度和蘇聯都重視的國家出現宗教狂熱，我們無法開懷。」印度外交祕書長賈伽特．辛格．梅達（Jagat Singh Mehta）對蘇聯大使說。⁴⁴但有些傷害是自己造成的。「在許多阿拉伯國家，」梅達繼續說道，「許多人感受到伊斯蘭遭受〔共產主義阿富汗〕哈利克（Khaliq）政府威脅。這當然不是印度的觀點，但我們是以朋友的身分提醒他們有此一說。」

對印度來說，尤其是對一九八○年以後的甘地新政府而言，世界轉動的速度比他們所想要看到的還快。多數印度領導人，包括那些曾經壓迫國大黨的，都致力於印度的計畫經濟發展模式。他們樂見國外也有中央化的國家，可以與之就貿易和國安議題協商。儘管他們無止境地抱怨中美和談，但蘇聯與美國的緩和政策從許多方面來看也都符合印度的利益。甘地希望時間一久，她的國家也能（或許透過蘇聯）與美國發展出好的夥伴關係。這位總理害怕南亞和中東的族群與宗教動員會妨害這份希望。

但回歸到總理的崗位上，她仍然感受到冷戰對印度的影響力。甘地痛陳「他國無止境地試圖把我方的政策模塑成符合他們的全球戰略」。她認為印度內部對外來要求不假思索地接受的程度更甚以往。「我們不該模仿其他國家或其他制度，我們的目標也不是變成他們的改良版」，甘地警告道。⁴⁵但一如她的前任在位者們，甘地可以操弄的空間仍然受到冷戰所限制。即便再怎麼努力，就算是像印度這麼重要的國家，也從來無法完全掙脫出模塑其政策的全球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