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詞

書寫世界史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焦點放在時間和影響力有限的一系列事件中亦復如是。儘管作者理應為結論負責，但故事的每一部分都浩瀚無垠，並非憑一人之力窮盡一生可探究，因此，本作亦不免仰賴他人的研究成果。世界歷史因此總是集體事業——不論隱義或顯義上。任何相信他們可以獨自判斷大歷史所有細節的人都是愚蠢的。但同樣的，那些認為大歷史無法或不應該被評價的人更可憐。他們局限了自己的認識，就如同他們限制了潛在讀者使用歷史的方法。

對我而言，我在做的事情關鍵是有用。當然透過不同類型的歷史書寫（大的或小的、廣的或狹的，聚焦於不同事物，像是個人、群體、國家或社會階級），這目標也能達成。但是世界歷史，如同其表親國際和跨國歷史，有著獨特的重要性，因為它容許歷史學家和讀者將事物放在超越個別國家或區域的脈絡中思考。這是我在這本書中盡力在做的：在寬廣的時間軸與所有大陸中，透過昭示不同群體怎麼樣以不同的方式經歷衝突，來述說全球冷戰史。這是艱巨的任務，且現在已經交由讀者評價了。

在書寫這本書時，我受到極大的學術幫助。一如既往，我首先要感謝的是我的老師和良師益友們：教堂山（Chapel Hill）的 Michael Hunt，奧斯陸的 Geir Lundestad 和 Helge Pharo、倫敦的 Mick Cox。我在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哈佛大學的同事協助本書各方面的發展（即便有時難以察覺）。尤其感謝與 Mick（譯按：Michael Cox）和我自己共同創辦倫敦政經學院IDEAS的非凡團隊：Svetozar Rajak、Emilia Knight、Tiha Franulovic、Gordon Barrass 和許許多多其他同事。在IDEAS工作是我學術生涯的一大亮點，尤其是因為冷戰作為一種國際體系的研究是IDEAS的支柱。我在倫敦政經學院國際史學系的多數同仁都對此書有所貢獻，尤其是 Piers Ludlow、Tanya Harmer、Antony Best、Vladislav Zubok、Kirsten Schulze、Nigel Ashton、MacGregor Knox、David Stevenson、Steven Casey、Kristina Spohr、Gagan Sood、Roham Alvandi。

我對於冷戰的了解有許多來自於兩個我有幸參加的非凡研究計畫。其一是創建《冷戰史》（Cold War History）期刊，它創刊自二○○○年。我從編輯委員和好幾世代的責任編輯中學到了很多，他們對於創建這個期刊厥功甚偉。當然我也從其作者身上學到很多（包含那些最終文章沒有辦法順利刊出的人！）。最後，Saki Dockrill 將期刊往前推進。我珍惜跟她有關的回憶。

我也非常幸運能夠與 Melvyn Leffler 共同編輯《劍橋冷戰史》（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這本巨著。與超過七十位作者合作是緊密的學習經驗，不論是（我必須承認）知識還是耐心上。與 Mel 共同編輯都是徹頭徹尾愉快的經驗。他是我最喜愛的同事：博學、謹慎，且總是給予支持。

我也感謝許多倫敦政經學院（LSE）和現在在哈佛的學生，他們選修了我的冷戰史。學習總是雙向的。我在這本書中的許多洞見都啟發自大學生和研究生課堂上活潑的討論，或來自我所指導的博士生。我跟許多人一樣，發現不教書很難從事寫作：參與課堂是測試觀點、框架和結構的方法，它為我所做的大多數事情帶來利益，這本書亦然。

在倫敦政經學院的IDEAS期間，我有幸（感謝 Emmanuel Roman 的慷慨）與一連串的訪問教授互動，他們都影響這本書的寫作：Paul Kennedy（最重要的）、Chen Jian、Gilles Kepel、Niall Ferguson、Ramachandra Guha、Anne Applebaum，以及 Matthew Connelly。

我在哈佛的新同事在這本書的最後階段也給我很多幫助。Tony Saich 和哈佛甘迺迪學院的 Ash Center 都提供了令人賓至如歸且對研究工作而言極具創造力的氛圍。即使在我二○一五年搬到哈佛之前，我都從 Mark Kramer 和他在那裡的冷戰研究計畫得益許多。

我從全世界同事的協助中獲益良多，他們使我的研究變得更順利，在我訪問期間，往往擱置他們自己的工作來幫助我。我尤其感謝北京的牛軍、Zhang Baijia 和 Niu Ke，莫斯科的 Alexander Chubarian 和 Vladimir Pechatnov，羅馬的 Silvio Pons，索非亞的 Jordan Baev，河內的 Nguyen Vu Tung，貝爾格勒的 Ljubodrag Dimić 和 Miladin Milošević，德里的 Srinath Raghavan，開羅的 Khaled Fahmy，以及里約熱內盧的 Matias Spektor。

在寫作期間，許多同事和朋友慷慨地閱讀且給予這份書稿評論。他們幫助我讓它變成一本更好的書，避免（我希望）文中出現太多錯誤。我非常感謝 Vladislav Zubok、Serhii Plokhy、Csaba Békés、Stephen Walt、Christopher Goscha、Chen Jian、Piers Ludlow、Fred Logevall、Mary Sarotte、Daniel Sargent、Vanni Pettinà、Anton Harder、David Engerman、牛軍、Mark Kramer、Sulmaan Khan、Tanya Harmer 和 Tarek Masoud。

這個計畫一部分也受到得力的研究助理協助。我感謝 Sandeep Bhardwaj（德里）、Khadiga Omar（開羅）和 Maria Terzieva（索非亞）。最後兩位也協助了翻譯，同樣協助翻譯的還有 Laszlo Horvath（匈牙利語）和 Jan Cornelius（南非語）。在成書的最後階段，哈佛的 Trung Chi Tran 也提供協助。這本書關於韓國的部分，受益於韓國學中央研究院（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慷慨的資助（AKS-2010-DZZ-3104）。

當我最需要的時候，朋友總是提供我理想的寫作地點：在聖馬塞爾的 Sue 和 Mike Potts、墨西哥的 Cathie 和 Enrique Pani、諾福克的 Hina 和 Nilesh Patel。我非常感謝他們。

過去二十年，研究全球冷戰史有趣的地方在於，有如此多的工作是合作完成的。我同樣受益於華盛頓DC兩個慷慨的機構：威爾遜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和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的國際冷戰史計畫。我和無數其他歷史學家都從這兩個機構的協助和其努力得到巨大幫助，為了讓冷戰期間的美國和外交檔案得以問世，他們付出了極大的心血。我尤其感謝威爾遜中心的 Christian Ostermann 和他之前的 James Hershberg，以及檔案館的 Thomas Blanton、Malcolm Byrne 和 Svetlana Savranskaya。

我的學術助理，Wylie Agency 的 Sarah Chalfant，對本書的協助可能遠比她自己了解到的還多。在本書即將面世時，我非常幸運能與兩個傑出的出版社編輯合作，紐約 Basic Books 的 Lara Heimert 和倫敦 Penguin 的 Simon Winder。Bill Warhop 的編輯校稿也非常專業。

最後，在為這本書做研究的過程中，我真的非常幸運能與傑出的行政助理合作。倫敦政經學院的 Tiha Franulovic 是我超過十年的教授職位的核心。在哈佛，起先是 Lia Tjahjana，如今是 Samantha Gammons，都非常有能力與奉獻精神。他們是學者們賴以成事的促成者。

讓我以幾句話總括這本書的寫作慣例和風格來作終。在附註中，我的原則是簡單與明確。我必須避免寫過長的書，這書可能會因為大量檔案來源註記而變得更為厚重，但仍然讓其他學者能檢索我所發現的檔案文件。我所找到的檔案依據它們各自來源的檔案地點註記。我透過文件儲藏所（如圖書館館藏、CWIHP、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或其他線上網站等）所使用的文件，都依照它們目前（二○一六年十一月）的實體或線上定位註記。

原始資料的翻譯，若沒有特別註記，都是我自己的翻譯。然而，我有時也參考不同翻譯或從母語人士那裡尋求協助，以改進其準確度和易讀性。

我無法總是能感謝到每位參與蒐集、編輯或翻譯資料的人。他們是這個行業中的每個人所依賴的對象。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懂。再一次，我微不足道的藉口是，我不能再讓這本書更厚了。所以，這意味著，讓我向那許多，不論是在華盛頓、北京或莫斯科的人表達我的誠摯感謝，他們付出辛勞，無私地讓過去政府的機密資訊得以面世。

文安立

麻州劍橋

二○一七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