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起點

冷戰起源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兩條發展進程。一是美、俄轉型成為兩個超大型帝國，並且漸次自認肩負國際重任。另一個是資本主義與其批評家之間的意識形態分野愈趨嚴峻。到了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一九一七年的俄羅斯革命使蘇聯成為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這兩個發展過程合而為一了。由於世界大戰與經濟大蕭條的緣故，蘇聯式的替代方案在全球吸引了廣泛的支持，但也成為其對手攻擊的箭靶。到一九四一年蘇、美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際，蘇聯國力盛極一時，但在國際上也更為孤立。戰爭期間蘇聯、美國與十九世紀的強權大不列顛之間的互動，行將決定日後國際關係的框架。

當蘇聯反對全球資本主義時，美國則在前一代的歐洲人做夢也想不到的條件下躍居全球資本主義的領頭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歷史，首先是美國的經濟、科技、軍事實力增長的歷史。在美國內戰至一戰之間的五十年，美國的國內生產毛額成長了七倍不止。鋼鐵的產量在一八七○年只有英國的五％，到了一九一三年已經是英國的四倍。到了這年，美國的工業專利數居全球之冠。科技變革與自然資源的豐饒兩相結合，使得資本主義的發展摧枯拉朽，一代之間，就讓所有競爭對手相形見絀。

美國成功的一部分在於其龐大的經濟實力與常民生活若合符節。歷史上舊勢力的崛起主要裨益精英分子，市井小民則只能拾帝國之餘唾。美國改變了這一切。其經濟的成長創造出一個國內的消費社會，包括晚近的移民與非裔美國人在內的所有人都能冀望參與其中，而這些人除此之外受到歧視，政治影響力極為有限。新的產品提供了便捷，嶄新的科技生產出的商品所代表之現代性的經驗，定義了何謂美式：美式是關於轉變。在這個國家，資源用之不竭，觀念百花齊放，兩者彼此滋養，煥發出嶄新的開始。

在十九世紀末，美國人自命獨一無二的感受、美式的使命感與美國豐饒的物產匯聚在一起，共同形塑了美國對外關係強而有力的意識形態。在美國人的心中，美國與其他地方截然不同，更為現代，更加發展，也更顯理性。美國人也對歐洲主宰的其他地帶心懷一份責任感，意欲以美國的形象重鑄歐洲。然而，雖然大多數美國人認定美國即是歐洲文明更先進的形式，但在「先進」究竟賦予他們有何權力資格這點上，卻產生了分歧。有些人仍然相信美國革命所建立的框架：美式共和主義、節儉、企業所立下的典範會影響全世界，讓其他地方的人想要重啟歐洲經驗，一如美國人自己所為。其他人則相信，在一個帝國擴張的世界裡，美國應該執牛耳領導。與其只是作為表率，美國應當介入，讓世界步上正軌；世界不僅需要美式觀念，還需要美國勢力。

隨著美國在世紀之交打贏了美西戰爭，美式觀念與美國勢力兩相結合。戰事持續不超過四個月，美國就斬獲了一個包括前西班牙領地菲律賓、關島、波多黎各、古巴的殖民帝國。美國的首任菲律賓民事總督塔虎脫（William Howard Taft）以菲律賓群島作為他所認為的美式發展——資本主義、教育、現代性、秩序——的實驗場。當塔虎脫於一九○八年當選為美國總統時，他強調美國資本有助於加勒比海、中美洲、亞太地區，但也強調美國公司有機會在海外獲利，以及政府保護它們的責任。塔虎脫的「美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是他的國家在全球舞臺登場的跡象。

到了一九一四年，美國已躋身世界列強，但其領導人仍不確定其國家在全球舞臺上應扮演何種角色。美國的目的是兼善天下，還是獨善其身？美國勢力的主要目的是保護自家人民，還是拯救世界？一九一七年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決定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這些論辯匯聚到了一起。威爾遜相信美式任務的一部分是把世界導向正軌。他任內曾兩度介入墨西哥的政策，就是基於將南美鄰國推向美式憲政民主有益於美國的這項原則。威爾遜支持英、法、俄為首的協約國（Allied Powers）對抗德國與奧匈的中央同盟（Central Powers）。推動他干預的是德國對美國與協約國之間的國際航運、貨運發動的潛艇戰。在他的宣戰聲明中，威爾遜保證「為這世上的生命維護和平正義的原則，對抗自私與專制的權力」，並讓世界成為一個「對民主而言安全」的地方。⁰¹在美國短暫的歐戰期間，他的辭令聚焦在打擊騷亂以及維持人民商業、貿易的自由之上。

威爾遜是自美國內戰前以來第一位當選總統的南方人，其種族觀與美式任務反映了當時許多白人男性的價值觀。對他而言，美國全球任務的一部分就是逐漸強化其他國家實行民主與資本主義的能力。威爾遜是以清楚的種族階序來思考這項任務。美國白人與西歐人士已經整裝待發要達成任務，中歐、東歐、南歐人必須勤加準備，亞、非、拉人民則必須透過指引、託管來啟蒙教育，直到他們足堪大任，能夠為自己的事務負責為止。威爾遜基本上是自由派國際主義者（liberal internationalist），對他而言，做理性政治、經濟決議的能力是相輔相成。唯有掌握經濟決議的能力才能掌握理性的政治決議。美國的角色就是幫助整個世界做好準備，迎接一個舉世都可以做出理性決定的時代，透過自由的經貿互動來提倡和平的均衡態勢。

正當美國開始兌現資本主義與市場的承諾（至少在多數美國人民的眼中是如此），十九世紀末的俄羅斯對許多人而言則是在否定這些價值觀。儘管商業與工業生產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統治期間（Nicolas II，一八九四－一九一七）有所擴張，但政府與反對勢力試圖找出替代方案，讓俄羅斯毋需經歷市場轉型的陣痛。整個十九世紀，帝俄從東歐到中亞、滿洲、朝鮮無止境地擴張。一如許多美國人在尚未有可能發展成一個大陸國家之前，就相信他們的國家是大陸國家一樣，許多俄國人也相信他們的命運就是從海至海制霸，從波羅的海、黑海到裏海、太平洋。或許英、法等帝國是透過海權擴張，但俄羅斯試圖打造出連綿不絕的（contiguous）陸上帝國（land empire），在幾乎是美國大陸兩倍之大的領地上由他們自己的人民定居。

在這個新的俄羅斯境內，新舊觀念並陳，彼此針鋒相對，有時卻又以出人意表的方式結合。沙皇的顧問時常譴責市場汙染了支撐起俄羅斯性（Russian-ness）和帝國的價值觀：階序、正宗、共情與宗教，以及教養與文化都會在瘋狂逐利的過程中喪失。即便是不支持沙皇的人，也覺得人際互動喪失了自然率真的面向，恐怕會被疏離而陌生的生活方式所取代。凡此種種，都在一戰爆發前的幾年間點燃了俄羅斯左右兩派抵抗資本主義的情緒。少數相信自由派資本主義觀念的人士，則往往在一番混戰中銷聲匿跡。

在一片反對資本主義的聲浪中，俄羅斯的社會民主黨崛起，成為一股將帝國與歐洲的風潮相連結的運動。社民黨於一八九八年創黨，馬克思主義思想是其底色，自然而然地與德、法、義工人運動的重要組成聯繫在一起。早在一九○三年第二次黨大會之前，沙皇的警察就已經將多數社民黨的領袖流放在外。因此，第二次黨大會是在倫敦召開，在會上，黨內分裂為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在俄語中意為「多數」）與孟什維克（Mensheviks，在俄語中意為「少數」）。這次政黨分裂既有個人因素作祟，又有政治原因。許多黨員厭惡布爾什維克此時的領導人列寧想要施加在黨組織上的個人控制。這次分裂導致沙皇的反對者彼此之間內部傾軋。列寧也不是好惹的。

早在倫敦大會前，列寧靠著發動俄國革命與大權在握的美夢撐持著其追隨者。一八七○年，列寧出生於莫斯科以東五百英里的一個城鎮中的自由派資產階級家庭，本名弗拉迪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他的兄長亞歷山大（Aleksandr）是左翼恐怖主義團體的成員，曾策劃暗殺沙皇，因而遭到逮捕處死。弗拉迪米爾旋即加入一個激進的學生會，如飢似渴地耽讀俄、德、法、英等國作品。一八九七年，他遭到逮捕，流放西伯利亞。在西伯利亞的勒拿河畔，他採取了列寧這個諢號。他在警察的監視之下借宿在一位佃農的草寮，博覽群書，筆耕不輟，密謀造反。在一九○二年首部出版的巨著《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中，他引述德國社會主義者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於一八五二年寫給馬克思的信件：「黨內鬥爭給黨以力量和生氣。黨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是黨軟弱的最大明證。黨是靠清洗自己而鞏固的。」⁰²繫獄歸來後，列寧已經整裝待發，準備戰鬥。

對俄羅斯的革命分子而言，革命揭開序幕，實屬意料之外。一九○五年，帝俄負於日本，敗戰的消息傳來，舉國譁然，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在莫斯科、聖彼得堡上演。在首都，社會主義者布隆施坦（Lev Bronshtein）——以托洛斯基（Trotsky）的名諱行走江湖——領導一個反官方的自治工人會議（即蘇維埃〔soviet〕）。所有俄羅斯的反對勢力都要求自由選舉，以及引進某種形式的議會民主。沙皇雖然讓步，同意幾項要求，但他和顧問試圖控制政府不依賴新選舉出來的議會杜馬（Duma）。布爾什維克也參加了一九○五年的事件，但列寧並不相信選舉是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加總起來從未囊括超過五％的選舉代表席次。

在世紀之交，世上其他地方在社會與經濟上的緊張關係也與日俱增。新的衝突逐漸啃噬歐洲人對未來樂觀的願景，標榜著科學理性、逐步進展、嶄新的機會。一八九三年的經濟危機重創美國，此後幾年失業率節節攀升，工人階級收入縮水。當殖民者在無止境地獵取資源、市場、威望的過程中殖民更多非洲、亞洲的地區時，第一波組織化的反殖民運動開始出現在印度、南非、東南亞與中東。縱然有這些聲浪導致與日俱增的階級衝突、武裝抗爭，在歐洲與歐洲在其他地方的分支，仍然高唱明天會更好。已有近百年沒有歐戰爆發，多數人假定只要理性思考，致力於人民福祉，共謀經濟互利，就能避免歐戰在未來發生。新世紀固然總不免發生齟齬，但總體而言，進步的康莊大道是線性、永恆的。

一九一四年改變了一切。歐洲的精英人士將他們的青年送上戰場，猶如集體自殺，人財兩失，地位不保。一戰開啟了三十年的歐洲內戰，催生了革命運動，新國家林立，導致了經濟解體，也造成一九一四年開始之前無人能設想的大規模毀滅。逾一千五百萬人死於一戰，其中泰半為正值青壯年的歐洲男性，超過二千一百萬人重傷。法國的國內生產毛額銳減四十個百分點，德國的跌幅甚至是這個的兩倍不止。奧匈帝國與鄂圖曼帝國灰飛煙滅。英國則是有史以來首次開始配給糧食。

比起全面戰爭所帶來的實質效應，更糟糕的是其心理上的後果。一整代歐洲人習得了斬刈殺伐、憎恨鄰人是生活中的尋常面向，十九世紀所深信不疑的道德不過是空洞的辭藻。他們還學會了不信任既存的秩序，因為正是既存秩序帶領他們走向戰爭，一場勝方從缺、沒有高尚理由的戰爭。在一九一六年的索姆（Somme）戰爭後，有一名來自威爾斯的青年在日記上寫道：「當我進入無思、無感、無視的狀態時，消逝在遠方的不是死，而是生……人們從我身邊穿行走過，背著另一個人，有人啼哭，有人咒罵，有人沉默不語。他們不過是影子，可我也好不到哪裡去。是生也好，是死也罷，一切都不真實……過去與未來同樣遙不可及，過去和未來一樣遙遠而無法實現，沒有任何渴望的橋梁能跨越我和我所記得的自己，以及我希望抓住的一切之間的差距。」⁰³

爾後正是一戰的世代形塑了冷戰。所有大戰的元素盡在其中：恐懼、惶惑、渴求信念、打造一個更好的世界的要求。歐洲總體戰所帶來的絕望感、所散布到全球四方的恐懼感，都存在於所有曾經經歷過的人心中——無論他們是在哪裡受到戰爭波及。後來官拜英國首相的克萊曼．艾德禮（Clement Attlee）少校曾經在土耳其、伊拉克作戰。哈瑞．杜魯門（Harry Truman）上校曾參與在默茲－阿戈訥（Meuse-Argonne）戰役。德懷特．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為前線作戰訓練士兵。西德總理康拉德．艾德諾（Konrad Adenauer）曾是滿目瘡痍的德國第四大城科隆的市長。成立蘇聯的史達林從西伯利亞的流放中撻伐戰爭。冷戰期間越南的革命分子胡志明見證了法國的衰頹，並發起越南的第一次獨立運動。以上所有人都是脫胎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中。

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挑戰也是從大戰開始的。戰爭把世界各地的社民黨分裂為擁戰派與反戰派。有些社民黨人出於對民族的責任感支持戰事，但在德、法、義、俄，包括俄羅斯布爾什維克在內的居於少數的社會主義者都譴責戰爭，認為戰爭不過是不同資本家群體之間的爭端。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是德國議會中唯一投票反對戰爭的社會主義者，他勇敢宣稱「沒有任何一個涉入這場戰事的民族想要打這場戰爭，戰爭的開啟也不是為了德國或其他任何民族的利益。這是一場為了工業與金融資本而發動的帝國主義戰爭，是一場為了資本主義宰制全球市場、為了在政治上支配重要殖民地的戰爭。」⁰⁴

像是李卜克內西和列寧這樣的革命分子認為，工農兵與交戰對手的工農兵兄弟共通之處比己方的長官與資本家還多。戰爭是強盜與小偷之間的戰爭，但遭殃的卻是平民百姓。資本主義製造了戰爭，且在資本主義沒有被廢除的情況下，只會再製造更多的戰爭。極左派宣稱解決的方法是跨國形式的革命，軍人在這場跨國革命中應當把武器對準自己的長官，伸手擁抱在戰壕另一邊的同志。

大戰開啟了日後兩大冷戰強權的命運，使美國成為資本主義在全球的代表，俄國則成為資本主義世界永恆的挑戰。因此，兩造衝突的結果預示了冷戰是一種國際體系，即便在二十世紀後期的兩極化體系誕生之前，還有許多事件會發生。然而，從一戰中脫胎而生的激進共產主義者並非唯一挑戰資本主義者。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者（國家法西斯黨〔Partito Nazionale Fascista〕）與德國納粹（納粹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也生於戰火。但是是共產主義勢力在全球最大的帝國中誕生這一點，其創造出的國家與在他處帶來的效應，為二十世紀最漫長的一場衝突埋下火種。

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夠席捲俄羅斯，是因為戰時與英、法結盟的帝俄受到戰爭削弱。一九一七年初始，前線形勢一片慘淡，毫無勝算可言。自由派反對黨由於支持戰爭，在群眾當中聲譽掃地。當俄羅斯君主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一場革命中遭到推翻時，布爾什維克的影響力仍然相當有限。但隨即掌權的自由派與社會主義之聯合並未能終結戰事，也未能處理戰爭為經濟帶來的災難性效應。喊出「土地、麵包、和平」口號的列寧，由於其反戰立場在社會主義者之間累積的聲望，增加了他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臨時政府由於內鬥愈趨疲軟，布爾什維克發動了政變，掌握了彼得格勒（聖彼得堡）與莫斯科。

十月革命為俄羅斯開啟了一場深刻的轉型（「十月」是根據俄羅斯舊曆曆法，是布爾什維克對十一月發生的政變的稱法）。一九一八年，布爾什維克趕走了選舉產生的立憲會議，成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緊接著，發生在布爾什維克的紅軍與多方組成的反布黨的白軍之間的內戰奪走了兩百萬條人命。布黨在戰事中逐漸取得上風，連他們自己也甚感詫異。一九二二年，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成為蘇聯國家國協的核心組成。蘇聯是由十六個從前帝國分割出去的共和國所組成的聯邦，皆由布爾什維克黨人管轄。列寧的追隨者——此時自稱共產主義者——深獲群眾愛戴，因為他們不想重回名譽掃地的帝國老路，因此共產主義者勝出。自由派與社會主義者資助帶頭反對列寧政變的領導人，在軍事上卻仰賴沙皇的黨羽支持，因此失信於群眾。

布爾什維克掌權嚇壞了一戰時俄國盟軍的精英階層。對他們來說，布黨分子形同夢魘：列寧不僅結束了俄國對德國的戰爭，甚至宣稱他的終極目標是在所有歐洲國家發動革命，最好是透過像發生在彼得格勒一樣的暴力革命。起初，盟軍干預俄國內戰，馳援想要繼續對德國與奧匈帝國作戰的反對布黨的人士，但不久之後，就變成針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直接干預。一九一八年歐戰結束後，外來勢力仍然文風不動，他們的俄羅斯門徒在軍事上不可靠，在政治上則實力孱弱，最終，干預的成效不彰。不過他們的確讓布黨新招募的成員知道，要是有機會對他們發動武力，資本主義世界不會放過。自此，列寧的政權可以義正辭嚴自命為是為俄國抵禦境外勢力的防衛者。

到了戰爭結束，美國躍居世上主要的經濟與政治勢力。那時美國就已是信用過剩，工業供給也過剩。戰爭結束時的美國也是在世界政壇最主要的道德權威。在十四點中，威爾遜總統描述美國的戰爭目的與和平條款，宣稱美國是為了一個正義的世界而戰，而非僅只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作為一個以理念和原則立國的國家，美國遠非只是民族國家。美國相信所有足堪大任的國家都有權自治，有權加入新的世界組織——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當美國於一九一八年干預布爾什維克時，宣稱如此做的目的是因為可以「提供這種支援讓俄羅斯人用來組織他們自己的防衛」。⁰⁵事實上，美國的精英被列寧震撼的程度並不亞於歐洲人。在媒體或國會提及共產主義者時，鮮少不連帶使用「殺人兇手」（murderers）或「野蠻人」（savages）等詞彙。威爾遜本人則冷靜得多，只是把蘇聯視為某種與他自己的國際主義不同的國際主義形式。

一如蘇聯於一九二○年代放棄立刻在歐洲發動革命，美國也旋即放棄了威爾遜透過國際聯盟重整歐洲的夢想。然而，為二、三○年代的美國冠上孤立主義的罪名也並不能成立。美國人出國前往歐洲或世界各地的人次比以往都多。美國與世界各地在文化、貨品、服務的交流日增。在歐、亞、拉美，美國的消費產品熱銷：汽車、洗衣機、吸塵器、收音機、電影讓家庭和社會轉型的程度還高於大多數的政治計畫。即便在高關稅、高進口限制的年代，美國的外貿與投資依然銳不可當。從二○年代起，世界的金融中心從大不列顛轉移到了美國，從倫敦遷到了華爾街。

美國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感受最為深刻的莫過於歐洲。幾世紀以來，都是由歐洲的精英來決斷什麼樣的品味與目的可以在全球通行無阻。在俄國、在美國、在殖民地，英國紳士與法國哲人的理念當道。但到了戰間期，美國對歐洲帶來了一戰以前無人能料想到的改變。美國人經商的方式——如管理風格、會計方法以及（改變較為緩慢的）投資原則等關鍵的面向——取代了老式歐洲傳統。在工廠裡，由底特律的福特（Henry Ford）首創的生產線讓產量客觀化，並將人與機器連結在一起。福特主義意味著同步化、精確以及生產的專門化，這些準則也散布到了其他生活領域。科技化的組織不僅為西歐的自由派所採納，也被法西斯主義者、納粹分子與蘇聯的共產主義者所用。⁰⁶然而歐洲的美國化還不僅止於進階生產的組裝線，連態度與理念也潛移默化。在世紀之交時，從事一份工時固定、薪資固定的工作對大多數歐洲人來說還是陌生的概念，即便對在產業當中工作的人來說，老式的父權倫理當道，行會（guilds）與地方組織立下的規矩也是。貴族固然從未有工作崗位可言，但他們統御的佃農與勞工亦然。以此而論，歐洲已經改變了很長一段時間，但一九一八年以後的美國化標誌著朝向美國特色顯著的市場經濟。

戰爭帶來的快速變革及其效應，對歐洲與世界各地的許多人帶來異常恐懼的氛圍。種種恐懼當中，最為毀滅性的恐懼在於害怕個人或者民族陷於恥辱與窮困潦倒。據稱激進分子、猶太人、資本家、共產黨人或者鄰近國家傾巢而出，準備好要剝削那些已經在大戰及其餘波中飽受磨難的人。在歐洲，恐懼使得法西斯主義、納粹等民族主義的威權運動崛起，也催生了新型的反革命思想，這些反革命思想聚焦在共產主義的威脅以及俄國革命為宗教、個人自由帶來的威脅，社會透過個人進步取得進展的契機也受到威脅。在美國，一九一九至二○年間的赤色恐怖（Red Scare）導致許多遭到懷疑的激進分子被逮捕、遣送出境，言論自由橫遭限制，且聯邦政府會協助雇主打擊罷工與工人的抗議行動。一九二○年，西雅圖市長奧雷．漢森（Ole Hanson）儼然化身為恐怖本身：

隨著工團主義（syndicalism）——及其最新版本，也就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而來的，就是謀殺、強暴、掠奪、縱火、自由戀愛、貧窮、匱乏、飢餓、髒亂、奴隸、獨裁、鎮壓、悲傷以及在世界上的地獄。這是一種無能、不適任、未經訓練的階級政府；由人類的渣滓和殘暴失敗的人所組成。自由消失了，全面投票權遭到廢除，不再有進步，男性和女性的尊嚴都遭到破壞，斯文掃地，公正的交易遭到忘卻。且一小撮好勇鬥狠之徒只有妄自尊大可以說嘴，透過無產階級專政借屍還魂，暴虐無道的程度勝過任何存在過的沙皇、皇帝、主權當政者。⁰⁷

在英美，自由主義在戰爭的壓力與激進派的挑戰之下分裂。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情形類似，許多自由派加入了保守派的反革命運動浪潮。在一九二○年還只是國會中自由派的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說：「在每座城市都有一小撮急切的男女，以飢餓的雙眼盯著任何逆轉局勢的機會，希望從亂局中獲利，而這些惡棍被布爾什維克的金錢餵養……他們透過傳播共產主義信條、宣揚暴力的革命、煽動對世局的不滿，不斷努力要讓我們感染他們的病兆。」⁰⁸只有少許的自由派懷疑論者維持自由派立場。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雖然批評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手法，但也相信「俄羅斯的英雄主義為人們燃起了希望」。⁰⁹對羅素而言，在俄國革命最初的幾年，其吸引力來自許諾了一個更好的世界的可能性。

在戰間期，許多人深深感到遭受背叛。母國的精英給予他們的不是更好的生活，而是戰爭；不是更多的機會，而是失業與更多的剝削。在殖民地，許多當地的領袖總結道：戰爭及其後的經濟危機證明了歐洲人只在乎他們自己，而非他們在海外統領的對象的進步。比起烽火連天、民生凋敝、苛政壓迫，蘇聯共產主義似乎是一個更好的替代方案。列寧於一九一九年組建的新共產國際組織（第三國際）廣納許多在布爾什維克模式建立之後其他國家新興的共產黨。共產國際將一國的共產黨定義為共產國際的一支，集中於強大的蘇聯領導之下。日後領導北越的越南反殖民運動者胡志明曾寫道：「起初，正是由於愛國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引導我信仰列寧、信仰第三國際。我在鬥爭中，一邊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一邊做實際工作，逐漸懂得：只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才能夠把被壓迫的民族和全世界勞動人民從奴隸的枷鎖下解放出來。」¹⁰一位挪威詩人尼爾森（Rudolf Nilsen）寫道，共產主義的革命之聲喚起在世界各地「燃燒的心」：

是的，把你們當中最好的獻給我，而我將給你們一切。

直到我們取勝前，無人知曉我們會獲得多少。

也許這意味著我們應當拯救地球。

我向最優秀的人們發出我的號召。¹¹

共產國際的號召迴盪在厭倦戰爭煙硝、憎惡殖民壓迫的世界。多數共產黨最初聊備一格，與其他規模較大的運動結盟。舉例而言，一九二一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與醫生革命家孫中山於一九一九年成立的、規模壯大的國民黨合作。在伊朗，命運不濟的蘇維埃於一九二○年在北方成立，共產黨被逼入地下，黨員致力於成立工會與城市中的組織。在南非，共產黨也於一九二一年成立，呼籲「所有南非工人，無論有組織與否，無論黑人白人，都加入倡導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禁絕資本家階級，在全世界成立一個工人國協（Commonwealth of Workers）」。¹²南非共產黨後來在非洲民族議會（ANC）內部活動，並培育出許多與種族隔離（apartheid）鬥爭的領導人。共產國際把所有這些黨聯繫在一起，並漸漸將它們變成蘇聯對外政策的工具。但共產國際的影響力並不僅止於共產黨本身。舉例來說，第一個全球反帝運動——一九二七年於布魯塞爾成立的反對帝國主義大同盟（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就是由共產國際資助、組織的。

夢想家夢想著共產主義革命拯救世界時，列寧和他的繼任者開始在他們的新國家打造社會主義。只不過，計畫幾乎馬上偏離正軌。不僅是由於有錢人與受過教育的人逃離共產主義政權，未經訓練的政治黨徒取代了他們，導致經濟垮臺，也是因為攘外安內，加之蘇聯血腥入侵過往屬帝俄轄下、而今已宣布獨立的地區，凡此種種，都讓蘇聯政權付出慘痛的代價。及至一九二○年，已經到了將農民的糧食沒收以分發給城市裡的工人的程度。翌年，列寧決定測試市場的誘因，以便讓經濟再度活絡起來——即所謂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這不過是略施小計，當斬獲了立即的成效後旋即遭到棄用。對波蘭的酷烈戰事更是使得共產黨人陷入谷底，蘇聯將前帝俄的領地大幅拱手輸給了新興的波蘭。波蘭的勝利阻卻了蘇聯對波羅的海共和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的進犯，鞏固了其獨立地位。

但對蘇聯領導人而言，比起蘇聯領土的淪喪，更糟的是革命在歐洲其他地方的失據。當列寧於一九一七年奪取權力時，其核心理念是歐洲其他在社會上更先進、科技上更進步的地方會隨著他的革命揭竿而起，兩相結合之後，將共築一個橫跨大陸的蘇聯，透過歐洲的技術竅門和俄羅斯的資源（包括其革命的紀律），朝向現代性的更高階段推進。但現實是其他地方再無成功的革命。在柏林，左翼的社會主義起義於一九一九年一月遭到鎮壓，其領導人——包括李卜克內西——遭到謀殺。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Bavarian Soviet Republic）僅維持二十七天，就在一九一九年五月於慕尼黑的街頭遭到德軍殘存的武力給擊潰。在前奧匈帝國東部的中心匈牙利，共產黨人抵抗最久。但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在法、英助拳之下，羅馬尼亞軍隊進犯，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灰飛煙滅。彼時蘇聯正困於內戰，無暇接應。及至二○年代初期，顯然沒有其他任何共產黨革命能夠跟上俄羅斯的步伐，至少短期內不能。但戰勝國對蘇聯深刻的敵意仍將持續。莫斯科新的統治班子似乎前景堪虞。

即便如此，共產黨人漸漸能夠穩固蘇維埃政府，儘管形式上與他們最初所設想的有所出入。列寧於一九二四年逝世後，黨組織交由喬治亞共產黨人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Iosif Vissarionovich）——自稱史達林，意為「鋼鐵之人」（man of steel）——領導。史達林於一八七八年生於喬治亞鄉間小鎮，幾乎未受正規教育。自二十一歲起，他就為列寧和他的黨效力，專攻最危險的工作如搶銀行、行刺等。到了一九二二年，史達林成為共產黨總書記，亦即中央黨部的頭子。六年之後，他擊敗所有政敵，成為無人能出其右的黨與蘇聯的領袖。於此同時，史達林及其黨羽可能拯救了他們所代表的政府。他們是怎麼辦到的？他們可以仰賴前帝國充足的天然資源與人力資源。他們有共產黨的組織能力來使用那些資源。他們動用中央集權（centralized power）與社經計畫達致更高的效率。最終，他們以恐怖手法（不論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來對付敵人。史達林的目標是極權社會，所有人為了追求社會主義的建設追隨單一意志和同一組目標。儘管他從未完全成功地打造這樣的社會，但以史達林為首的國家，無論對敵對友，仍似乎是個令人驚豔的機器。

史達林的建國大業犧牲的人數不在話下。列寧早先已未經任何法律程序處決至少十萬人，確立了血腥的模式。¹³許多人被誅的理由只因為他們是「階級敵人」或者曾為舊政權效力。列寧也創立了一黨專政（one-party dictatorship）的制度，對反對勢力不留情面。但心腹稱之為「領袖」（vozhd）的史達林把這些謀財害命和反民主的原則推向了種族滅絕的程度。在列寧身後，黨內鬥爭對付托洛斯基及其支持者的行動，為二○年代樹立了榜樣。然後是對付富農（kulaks）的方針，「滅絕他們這個階級」，以便將所有土地挪作公用。一九三○年代，數以百萬計的無辜蘇聯人民遭到逮捕、監禁、流放或射殺，總數難以估算。從二○年代末到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去世為止，在史達林的政權下，至少有上千萬蘇聯人民遭到殺害。二千三百萬人被監禁或者流放。此外，至少三百萬人死於烏克蘭的饑荒，蘇聯政權造成這場饑饉，在防範災害上卻毫無作為。波蘭人、卡累利阿人（Karelians）、波羅的海或者高加索地區的人民被屠殺、處決者不計其數，肯定可以歸類為種族滅絕。史達林治下的蘇聯政權對其人民與其他人民極其殘暴，但這對經濟成長也毫無貢獻。

蘇聯的體系奠基在恐怖與鎮壓之上，何以卻能在全球吸引如此多的人？經濟大蕭條提供了契機。要不是資本主義的狀況也好不到哪去，共產主義也不會在四海廣獲有志之士響應。在許多人眼中，資本主義已導致戰爭、殖民、奴役。在一九二九年股市崩盤以後，資本主義即便是在最先進的工業經濟體也導致了貧窮。儘管蘇聯的政權勉力撐持，至少在二○年代中以前蘇聯乏善可陳。但世界資本主義到了一九三○年代似乎有意走向自我毀滅。在股市崩盤後的頭三年，全世界的國內生產毛額跌了約一五％，並從此停滯不前。整體而言，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的上半葉運作極差，容易在全球引發對資本主義的反彈，轉而投向社會正義的理念，並捍衛在地共同體，即便這些價值觀是由暴徒與謀殺犯所代表。

在戰間期，蘇聯並非唯一對自由資本主義發起挑戰的集體。在義大利，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所率領的法西斯主義者宣稱，他們結合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方式是往前邁進的方法。在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潰敗的僅僅四年之後，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一名年輕的德國極端主義者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試圖代表他的納粹黨奪權。起初希特勒失敗了，但他的政黨奠基在極端民族主義、反資本主義、反猶主義之上，在自由派的威瑪共和及其共產主義的挑戰者之間提出了一項替代方案。在一九二八年的選舉中，納粹獲得的選票仍不到三％，但全球經濟危機衝擊到德國後，失業率達四○％，通貨膨脹失去控制，一九三○年，納粹得到了一八％的選票，兩年後更達到三七％，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接收了德國政府，把德國變為如同蘇聯與義大利的一黨獨大國家。在東歐、亞洲、拉美的一些國家也朝向一黨專政邁進。到了三○年代中，除了英國及其領地與美國之外，似乎不只是資本主義走向消亡，政治多元主義（political pluralism）也奄奄一息。

這些新的一黨獨大的國家對資本主義的理念構成了集體性的挑戰。儘管兩陣營都鄙視個人自由和民主實踐，不齒資產階級，蔑視社會民主黨團，但由於兩者都意欲根除在自己領土上任何敵對的意識形態，並且大部分的國族主義都是因為與鄰國的國族主義敵對而生，因此仍將彼此視若寇讎。蘇聯則略有不同，在史達林的治下建構出極其特殊的民族認同形式，將蘇聯理想化為各地工人的「祖國」，但同時也徵引俄羅斯歷史的象徵物以在國內取得支持。在此意義上，共產主義從根本上與法西斯主義和納粹的意識形態相異：即便史達林顯然仍將蘇聯置於優先地位，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國際主義而非國族主義。它固然既威權又殘酷，但同時又訴諸全球團結與社會正義。歐洲與其他地區的共產主義者通常都是最大公無私、最勇於對抗他們國內法西斯主義專政的人，但同時也拒絕對史達林在蘇聯的壓迫發聲抗議。

隨著納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日漸壯大，史達林的共產主義者避免工人階級組織聯手對抗他們自己。一九二八至三五年間，共產國際將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人界定為「社會法西斯主義者」，他們告訴來自四面八方的工人，希特勒與德國民主派如自由派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或社民黨的赫爾曼．穆勒（Hermann Müller）並無二致。無論這種觀點有多麼不合理，多數共產主義者都願意遵循。年輕的德國社民黨人如赫伯特．弗拉姆（Herbert Frahm，後來在冷戰期間以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之名出任西德總理）譴責共產主義者攻擊其他左派的政黨，間接為希特勒的崛起鋪路。到了一九三二年，已坐擁三十萬黨員且在國會大廈有百名代表的德國共產黨恪遵史達林的觀點，可以以共產國際的文字總結如下：「法西斯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武鬥組織，仰賴社會民主黨的奧援。客觀來說，社會民主派是法西斯主義的溫和側翼。」¹⁴

隨著國際上的緊張關係於三○年代中節節升高，史達林鞏固了他對共產黨及蘇聯的掌控。他其實早已牢牢掌握，但生性狐疑的他相信（並說服他人）在蘇聯內部，有意欲推翻共產黨權力的大陰謀在進行中。史達林對準所有似乎構成威脅的人。逮捕、流放、處決階級敵人在蘇聯來說當然不足為奇，但三○年代末後來被稱為大清洗（Great Purge）的活動也針對共產黨員。及至一九三七年，已經沒有人是安全無虞的了。將近百萬人以欲加之罪遭到處決。數倍於此的人在四○年代被刻意活活餓死、在勞改營因超時工作而過勞死，或者在大規模流放的過程中死於照護不周。遭到逮捕的幾乎都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創黨元老。似乎唯有把所有見證史達林興起的人剷除殆盡，才能確保史達林的統治安全。列寧推心置腹的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於一九三八年遭到逮捕處決。在遭到刑求之後，推測是因為對於他一手協助創建的政黨某種扭曲的忠誠，布哈林同意在部分由史達林本人執筆的自白書上畫押：「我承認我在背叛社會主義祖國這個最嚴重不過的罪行方面有罪，在組織富農暴動、策劃恐怖行動、參加地下反蘇組織方面有罪……罪行的嚴重性質是顯而易見的，政治責任是無比重大的，從法律的責任說，任何最嚴厲的判決都不為過。說最嚴厲的判決都是公正的，是因為為了這樣的罪行可以槍決十次。」¹⁵

莫斯科審判並未澆熄其他地方共產主義者的信念。他們大都對史達林宣稱自己要拯救蘇聯於敵人的攻擊深信不疑。在西班牙內戰中，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集結起來，對法蘭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作戰。在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協助之下，佛朗哥嘗試推翻西班牙的合憲政府，創立法西斯主義專政。不僅有共產主義者提供西班牙政府協助，無政府主義者、工會運動者、社會民主黨人也參與其中，但民主派則不願捲入，不久之後，佛朗哥的勢力就朝馬德里進發。一九三九年春，最終的抵抗也潰不成軍。但在這發生之前，共產主義者與西班牙其他的國際主義者完全分道揚鑣。在史達林的指示之下，蘇聯的顧問花費在組織共產主義者打擊社民派、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可疑的）西班牙托派的時間，不下於打擊佛朗哥的時間。敗於佛朗哥的經驗，讓共產黨人與社民派了解他們之間的分歧，也讓雙方都認知到：除非是在最極端的情況，否則英、法、美不太會挺身對抗希特勒。

稱三○年代的後半段為綏靖的年代，可謂恰如其分。英國失去了龍頭地位，英國的精英也無意與希特勒的擴權正面衝突。法國軍事孱弱，政治分歧。美國對涉入另一場歐戰也感食之無味。希特勒先是併吞了奧地利（一九三八年），然後是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三九年初）。英、法、美都未稍加阻攔。這些國家領袖希望希特勒擴張領土的野望已獲得滿足，有些領導人冀望德蘇戰爭繼而爆發。英國許多保守派對於兩大專政政體鷸蚌相爭樂觀其成。少有人聽從邱吉爾等人的忠告。儘管邱吉爾痛恨共產主義，但他已了解到法、英唯有與蘇聯聯手，才能阻止希特勒繼續擴張。史達林力圖與西方勢力協商，共商集體的安全協議，但徒勞無功。

英、法、美在三○年代關注福利（welfare）甚於戰事（warfare）。三國領袖都了解到，要是經濟大蕭條的災難性社會效應未加緩解，其政治體系將從內部產生威脅，一如發生在俄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等地的類似勢力掌權一般。英國政府引介了失業救濟補助，開啟公共工程的項目，並將福利支出翻倍。法國更進一步安排義務保險並規範工時。在美國，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的新政權與此前的政策決裂，並發起所謂新政（New Deal）。美總統稱之為「我們國家生活巨大的調整」，意味著使用前所未見的計畫方式與政府規範來紓困，穩定經濟。老羅斯福鑑古知今，從美國歷史上的偉業中汲取方法：推動世紀之交進步的福利運動，並動員美國社會整體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新政在政治上緊鑼密鼓，透過讓人們重回工作崗位帶動經濟成長。羅斯福的意圖並非廢除資本主義，而是以國家來強化資本主義，以便力壓來自右派與左派的批評聲浪。

羅斯福的政策分裂了美國。多數人支持他，為他連續贏得四屆的總統選舉。但勇於表達的少數人鄙視他的政策，認為那是社會主義、極權的政策。他的對外政策也同樣備受爭議。就在一九三三年擔任總統後，老羅斯福與蘇聯建立外交關係。無論是總統的敵人還是總統的盟友都對此多做解讀，但事實上，羅斯福所做的並不比英、法許久之前就已在進行的多，遑論德、義：承認蘇聯政權為既成事實，短期內並不會煙消雲散。到了三○年代末，老羅斯福理解到納粹德國對國際和平構成了最大的威脅，但他必須大費周章讓美國輿論認知到德國的侵略對美國也是威脅。絕大多數的美國人（一九三六年占九五％）認為美國應該遠離任何歐戰。¹⁶多數人認為美國介入一戰是一場失敗的遠征，沉重的記憶仍然迴盪在老羅斯福的對外政策之上。

一旦獲悉了至少某些西方領袖願意任由德國的鐵蹄踐踏蘇聯，史達林的下一步是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能量給釋放出來。一九三九年八月，史達林與他最畏懼的敵人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條約不只是關於兩國互不攻擊，也是關於兩名獨裁者之間瓜分東歐：波蘭西部歸於希特勒，而條約的內容讓史達林得以侵略波蘭東部、芬蘭、波羅的海國家以及羅馬尼亞。儘管這項本來難以成事的約定所載的細節當時並不為人所知，但兩方讎寇之間的交易令全世界都難以置信，且憤怒不已。「無論條約意味著什麼，」《紐約時報》的社論寫道，「都不是和平；這只加劇了危機。」¹⁷希特勒於九月一日進攻波蘭。由於英、法與波蘭之間的防禦協定，兩天後，英、法對德宣戰。九月十七日，蘇聯從東邊進入了波蘭。

起初，新的歐戰似乎進展牛步，甚至被稱為假戰（Phony War）。兩造都對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重大犧牲深有警惕。史達林固執己見，計畫要從與希特勒簽訂的條約中坐收漁利，儘管有種種跡象都在警示納粹正準備對蘇聯發動攻擊。領袖史達林告知他的黨羽，新一輪的戰爭是發生在「兩個資本主義集團國家之間——（因殖民地、原物料等差異形成的窮國或富國）——以便重新瓜分全世界……雙方纏鬥多時，彼此削弱，在我們看來不成問題……下次，我們會煽動另一方」。¹⁸「假戰」爆發八個月後，於一九四○年春告終，德國則弄假成真，占領了荷蘭與比利時，穿透了法國的防線，進攻丹麥、挪威。法國於六月十八日投降。整整一年的局勢慘不忍睹，英國落單，獨自面對主宰了整個歐陸的納粹德國。對英國人來說，一如對德國所占領的歐洲的多數人一樣，蘇聯似乎是站在德國那邊。

對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者來說，莫斯科與柏林之間的條約首度嚴重挑戰了其信念。他們多數恪守蘇聯的故事版本：二戰就如同一戰，是資本主義的搶匪與竊賊之間的戰爭，共產主義者沒有責任。當時在加州活動的民謠先驅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是共產黨同路人，原為電臺廣播員，由於拒絕譴責史達林而遭到解雇。¹⁹但對法國、荷蘭、捷克、挪威的共產主義者而言，他們見證過各自的社會首當納粹其衝，〔德蘇條約〕之譫妄難以維繫。在挪威的海岸，有些共產主義者加入其他左翼分子要與德軍作戰。「我國必須再次自由，」他們於一九四○年七月發表聲明，「打擊那意欲摧毀我們的民族獨立、奴役我們的人民、廢除我們得來不易的權利的黑暗勢力。」²⁰但共產黨領導班子並不接受這樣的行為。保加利亞的共產黨員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時任共產國際的頭子，他指揮法國共產黨說：「這不是民主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這是法、德雙方帝國主義反動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國防立場對法國共產黨而言並非正確。」²¹史達林甚至把逃離希特勒迫害的德國共產黨員重新送進德國的大牢，只因為他想要對希特勒輸誠。²²

然而，希特勒的長期計畫是把蘇聯摧殘殆盡，在這點上他未曾動搖，但他需要找到正確的時間點來打破對莫斯科的條約。一九四一年夏天，歐洲泰半地帶已遭占領，英國遭到孤立，美國未顯露介入戰事的跡象，希特勒認為時機已然成熟。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軍一百一十七師進入蘇聯領土，納粹空軍則摧毀蘇聯的機場。史達林大感震驚，長達數小時不敢置信德軍已全面進犯。²³六月二十九日，他向自己的心腹咆哮道：「列寧建立了一個偉大的國度，而我們搞砸了。」²⁴德國的攻勢持續不斷，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希特勒的軍隊已征服白俄羅斯、波羅的海小國及西烏克蘭。他們包圍了列寧格勒（前聖彼得堡、彼得格勒），駐紮在莫斯科以外不到六英里處。

一九一四年以後的數年間天翻地覆。第一次世界大戰讓歐洲毀於一旦，開啟了來自激進反資本主義運動的挑戰，這一系列運動意欲把世界往集體主義的方向改造。在殖民地國家，反抗力量也在醞釀當中。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除了經濟方面，美國還不知道自己在全球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冷戰愈演愈烈，但尚未構成國家之間相互對峙的雙極國際體系。到了一九四一年，由侵略性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所驅動的納粹似乎是現狀的最大受益方。但儘管德國在歐洲達到了大部分的目標，卻還沒能夠把英國和蘇聯給趕出戰局。這兩方在意識形態上是南轅北轍，但此際將會便宜行事結盟，擊潰他們的戰敵，重繪世界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