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重建

在世紀之初，無法預料歐洲與全世界其他地方在四○至五○年代初重建的方式。物質上的重建是由於戰火的摧殘，百廢待舉，但政治與智性上也正經歷重建，這使得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蘇聯與美國之間的冷戰躍居全球事務的中心。對世上大多數人來說，強權之間的爭端漸漸彷彿與自身休戚與共。起初只是在地的特定事件一再幻化為全球衝突的表徵。主因是美蘇雙方——一如凱南在長電報中所指出的——都把自己所代表的模式視為放諸四海皆準。納粹乃是透過滅絕來統治，殖民帝國是透過剝削與種族壓迫。儘管浮上檯面的兩大強權無疑都有能耐造成生靈塗炭——用核武把城市夷為平地，或者將數百萬人送進勞改營——但它們各自也許諾更好的生活，讓全世界許多於二十世紀開始的幾十年間生活在煉獄當中的人來說，兩相抵銷。戰後數年間的重建，既是在心理上重整旗鼓，也是物質上百廢待興，且冷戰的競賽首重贏得民心。

起初，議程的轉變過程頗為細緻，但當戰爭期間種種合作的嘗試都從記憶褪去，變化就日新月異。一個案例是羅斯福總統構想出的聯合國，是他在一戰之後為了想彌補美國未能打造和平繁榮的遺憾而生的世界組織。起初，聯合國聚焦在救濟歐亞；在資金主要源於美國的聯合國救濟復興委員會挹注之下，仍然成果頗豐。處理糧食與衛生的聯合國機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與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在兩大強權的奧援之下，開始研究緩解饑荒與疾疫之道，並沒有遭到冷戰太多的干預。即便是新的經濟機構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起步也頗為平順，儘管美國作為最大的資金來源掌管了補助流向何方。史達林最初只把聯合國當作對戰爭時的美國盟友做的讓步，對聯合國事務並不甚感興趣，除了在安理會上會透過否決權來阻擋蘇聯不中意的決議案。

最先發現聯合國可以服膺冷戰之用的是美國人。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於一九四八年由美國的新政派、西歐自由派、後殖民精英分子聯手通過，蘇方阻擋無門，最終與另外七國一同棄權，四十八國投下同意票。智利的代表總結出兩造的衝突點：「波蘭代表所表達的觀點獲蘇聯代表團贊同，是源於不同的人生觀與人性觀。宣言的草稿預設了個人利益優先於國家利益，國家不應剝奪個人的尊嚴與基本權利。與此截然不同的觀念是個人權利應該讓位給社會的利益。」⁰¹在冷戰的頭幾十年，宣言容或沒有實質的意涵，但採用這份宣言本身，已經是美式權利觀對蘇聯權利觀的勝利。

筆鋒在聯合國可以化為利刃，科學則可以在世界頂尖學府和實驗室裡轉化為槍砲。一九四五年，一批觀察家認為核武的發明可以防止日後發生軍事衝突。戰爭的後果太過慘烈。聯合國呼籲應分享對這項駭人的武器控制，但杜魯門政權對此置若罔聞。美國的軍事單位反倒漸漸在基礎計畫裡打算於戰爭中使用原子彈。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波勒計畫」（Plan Broiler）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US Joint Chiefs of Staff）最早對蘇聯策劃的戰爭計畫之一。該項計畫想將三十四顆原子彈投在二十四座蘇聯的城市。儘管有些官員與國會議員呼籲，在可能與蘇聯兵戎相見的戰事前線，要讓原子彈更嚴陣以待，但核武與傳統武器殺傷力的差異有天淵之別，白宮與高層軍官知之甚詳。杜魯門讀過廣島、長崎生還者受試的醫療報告。原子彈不僅是一項武器，而杜魯門政府對於生產武器與加以控制都無甚把握。但核壟斷仍然讓美國信心大增，也讓他們更加願意發展全球戰略。到了一九四九年年底已生產出兩百顆核彈，改造了二十架B－29轟炸機用以裝載核彈。

對蘇聯來說，美國的核壟斷是立即的威脅，儘管史達林和美國的領導人都不相信光有原子彈就足以贏得戰爭。對外，蘇聯利用美國拒絕對「和平行動」（peace campaign）分享核子科技這一點，把杜魯門政府描繪為尚武好戰的政權，不惜一切代價要動用核武同歸於盡。對內，史達林已經開始發展蘇聯核武的緊急項目。蘇聯本身的物理成就斐然，加上透過間諜從美國蒐集情報，兩相結合之下，該計畫突飛猛進。一九四九年八月的第一次測試，昭示了蘇聯科學的成就。儘管蘇聯最初幾年只能發展五、六枚原子彈，也已足以開啟軍備競賽，莫斯科似乎有迎頭趕上華府的態勢。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美國試爆第一顆氫彈，即所謂的 H-bomb，威力比一九四五年摧毀廣島的原子彈還強上四百五十倍。蘇聯在僅僅九個月之後就測試了類似的武器。

美國研發出核武後，許多美國人覺得自己的國家有舉世無雙的權力與責任。在蘇聯研發出核武之後，也讓美國感到一絲脆弱。美國人的態度從二、三○年代的孤立主義發生了顯著的改變，政府的政令宣傳只解釋了這種態度轉變的一部分。珍珠港遭襲、二戰時參加歐戰與太平洋戰爭，以及新政時國內運動的遺緒，都使得美國人變得更為介入。儘管入主白宮的是民主黨自由派，共和黨人也參與在他們的冷戰策略當中。為了歐洲斥資鉅款的馬歇爾計畫也在共和黨控制的議院通過了，只有七十四票反對票。援助希臘、土耳其的計畫則遭到一百零七名議員反對。就連像塔虎脫（Robert Taft）這樣在三○年代堅守不干預主義（後來也反對北約和韓戰）的共和黨員，也投票贊成杜魯門的經援、軍援計畫。對美國而言，冷戰是一個同時獲得兩黨支持（bipartisan）的議案。

杜魯門要與蘇聯正面抗衡的主要挑戰反而來自左派，不過他們並不構成威脅。羅斯福的前農業部長、民主黨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自視為左派領袖，他決定另立政黨競逐一九四八年的總統大選。「一九四八年，有愈多的和平選票，」華萊士在競選時稱，「全世界肯定就愈是知道美國並不支持兩黨合謀的反動戰爭策略，這把世界劃分為兩個武裝陣營，這樣下去，美國士兵有朝一日終會穿著他們的北極大衣倒在俄國的冰天雪地中。」⁰²儘管有些民主黨人覺得杜魯門與戰時盟友蘇聯決裂，是背棄了新政的遺緒，因此支持華萊士的說法，但華萊士在競選活動期間厄運纏身，又為美國共產黨的支持所害。出乎意料地，杜魯門在選戰中險勝共和黨的杜威（Thomas Dewey）。華萊士的進步黨取得二．五％的選票，比瑟蒙（Strom Thurmond）的南方分離主義選票還少。

杜魯門第二屆任內，外交上與蘇聯的關係愈發緊張，加上美國所支持的中華民國政府垮臺以及韓戰爆發，這段期間的冷戰從美蘇雙方看來都是戰雲密布。所有人都希望對蘇聯之間的爭端維持在影子戰爭（shadow war）的格局，但杜魯門政府在擘劃通盤的全球策略上頗感吃力。在這位總統的心目中，這場鬥爭無疑同時針對蘇聯與全球的共產主義。他能給予自己的顧問——例如曾經告誡不應使全球衝突軍事化的凱南——的時間不多。凱南的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一直遭到撤換，繼任者是更為鷹派的保羅．尼澤（Paul Nitze），他整理出一份試圖提出美國冷戰策略的文件，⁰³這份文件後來通稱為NSC－68，當中提出的建言十分激進。要不是韓戰在文件提交的三個月後爆發，NSC－68可能也不會被拿來當作杜魯門政府政策的代表。

NSC－68聚焦的方向是必須大幅增加美國的防禦開支，以及提升美國介入全球事務的意願。該文件鼓吹瞄準蘇聯及其盟友發動經濟戰、心理戰以及祕密行動，希望美國情報蒐集能力大增，國安、防禦亦有充沛的預算，甚至還有勇無謀地建議，為了這些開支，有必要增加徵稅、削減國內其他項目，其目的在於讓美國為了可能要持續長時間的衝突枕戈待旦。

不過，NSC－68最顯著的面向並非其實務方面的建言，而是其所代表的對敵觀點。「德、日的敗戰，英、法帝國的衰落與美、蘇的發展息息相關，權力逐漸流向這兩個中心。」尼澤與他的幕僚解釋道。

與過往尋求霸權的國家有所不同，蘇聯是由一種嶄新的狂熱信仰所驅動，與我們自己的信仰背道而馳，並且試圖將其絕對的權威加諸全世界。因此，衝突已成為一種常態，且蘇聯會伺機而動，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發動衝突……〔蘇聯〕的制度設計……要全盤顛覆或者強加搗毀非蘇方的國家政府機關、社會結構，使其屈從於克里姆林宮，直接受克里姆林宮控制。為此，蘇聯現在力謀宰制歐亞大陸。美國乃是非蘇方的強權之中心，是蘇聯擴張的主要敵對勢力，因此美國是主要敵人。倘若克里姆林宮要實現其根本的計畫，就必須無所不用其極地顛覆摧毀美國的完整性與生命力……我方自由社會正面臨蘇聯體系的致命挑戰。不曾有過其他的價值體系與我方如此格格不入，且意欲消滅吾人的價值體系，如此能夠將我們自己社會中最危險和最具分裂性的趨勢轉化為其自己的用途。沒有其他人能嫻熟有力地召喚出人性當中非理性的元素一至於斯，也沒有其他體系有如此強大和不斷增長的軍事實力中心的支持。⁰⁴

NSC－68文件認定美國的長期目標在於造成「蘇聯體系本質根本上的變化，當中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步驟是使其計策挫敗。如果這種變化在最大程度上是由蘇聯社會內部的勢力所致，顯然更能事半功倍。」但首先，美國應該專注於內外防禦：

就蘇方的理論與實踐而言，克里姆林宮試圖以冷戰的方法將自由世界納入其麾下。慣用的伎倆是透過滲透與威嚇來顛覆。我們社會的所有機構都是他們試圖癱瘓我方以及用來對付我們自己的工具。與我們的物質力量與道德力量關係最為密切的顯然是主要目標——工會、公司行號、學校、教會以及所有能影響輿情的媒介。這不是讓這些用以服務於蘇方的目的，而是為了避免它們服務於我們的目的，以使它們成為我們經濟、文化及主體政治當中混亂的來源。⁰⁵

就一份文件而言，NSC－68本身就是以白宮為主的美國新對外政策協調過程的產物。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是杜魯門總統於一九四七年設立，用以在行政部門之內聯繫各種對外政策、軍事、情報單位。起初，國安會議主要是用來為總統提供更為完善的建議。不過，鑑於官僚方面的需求，國安會議也逐漸開始承擔諮詢、審議以及某些政策決議的功能。隨著冷戰風雲密布，國安會議成為在美國政府內部主要負責協調如何加以執行冷戰的單位。同樣地，杜魯門對情報的要求目的在集中化與效率化。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是由設立國安會議的同一法案所創立，旨在將美國政府內部各個蒐集情報的局處整合為一。就這方面而言，中情局仍未能全面整合，因為軍事情報以及訊號情報局的不同分支（後來更名為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仍然在中情局所能掌握的範圍之外。但透過間諜活動與祕密行動，此一新局處仍然成為美國冷戰的關鍵工具。

隨著美國國力看漲，英國的國勢則一去不復返。儘管英國在二戰中勝出，但在四○年代末、五○年代初，英國政府的議程遠比勝戰理應給予的空間還要狹隘許多。英國仍然是個強權，動見觀瞻仍攸關全球利益，但其經濟能力已無法維護這樣的地位多久。戰爭結束後，英國國庫耗盡，失去了國家四分之一的財富，這意味著二戰的支出幾乎是一戰的兩倍。當邱吉爾說要對納粹全面動員時，他的政府真的遂行其志：英國（向美國）舉債，拋售海外資產，犧牲了市民的家戶生產，只為了支應軍用。英國固然勝利了，但其代價對於英國戰前的地位而言過於龐大，難以負荷。為了清償債務，重建家園——更不用說還要為了工黨政府所承諾的福利國家做足準備——英國必須開始對大多數的貨品實行配給制度，並鉅額縮減海外的軍事開支。然而這些都還不夠。人們須得排上數小時隊，才得以獲得基本的供給品。空襲過後的倫敦市民平均需要七年才能等上一間新房。⁰⁶

艾德禮的政府在政治上陷於泥淖。表面上，政府還持續佯裝英國在歐陸可以充當一股平衡四面八方的勢力，幫助圍堵共產主義，同時逐漸在帝國內部開放更多的自由，並在國內打造一個福利國家。實際上，政府必須二選一，並且（可以理解地）選擇了後者。到了一九五○年，英國從蘇伊士運河東岸大舉撤軍；一九四七年印度、巴基斯坦獨立，東南亞尾隨在後，且英國在中東、地中海的地位也大不如前。但也無需將英國在五○年代的國際地位描述得彷彿積弱不振：英國仍然坐擁全球數一數二龐大的陸軍、海軍，光是能夠挺身抵禦希特勒進犯這點，就鮮有其他國家能望其項背，並且還有全球首屈一指的強權美國為靠山。英國人也許自覺受到強大的盟友睥睨，又對國際地位衰落心有不甘，但無論他們票投工黨還是保守黨，都很清楚能從中拿到些許好處：在這個仍然是全球最階級分化之一的社會，全民醫療照護、全民補貼、家庭津貼等還是至關重要。

要是說英國在戰後天翻地覆，其敵手則幾乎摧殘殆盡。一九四五年的德國盡是斷垣殘壁，德國人得花上許久才能從希特勒留下的殘骸與創傷中走出來。儘管德國在一九四五年的工業生產僅有戰前的二○％不到，但比起物質上的消耗，心理的傷痕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九三三年，德國人參與在災難性的政治計畫當中，他們擁抱這個謊言直至終戰方休，因此，納粹的覆滅更是教人士氣低迷。如果工作換來的報酬是死亡與毀滅，那麼工作又有何益？在戰後德國要從事任何的經濟活動都困難重重，頭幾年還得仰賴戰勝國伸出援手。取得任何生活必需品以外的貨物唯一管道就是黑市。

對於要如何處置德國，盟軍委實傷透腦筋。法國人與有些美國人建議乾脆將整個國家大卸八塊；美方有一項方案是廢除德國在工業上的能耐，將德國重新打造為一個農業經濟體。同意如何劃分占領區起初並非難事。蘇聯在東邊得到四○％（史達林將德國領土轉讓波蘭後剩下二八％）。其他地帶由英（西北部）、美（南部）瓜分，西南一隅交付法國。未久，有關日後德國的種種就被各國自身即刻的需求給掩蓋過去。所有占領國都不希望自己為德國經濟付出的比得到的多——用國庫耗盡的英國人的話來說，「賠款給德國」。對西方同盟國國家而言，更糟糕的是，波茨坦協定讓蘇方也能從西德收受些許好處。因此，當事實上是美國人在為過去的敵人付錢續命時，蘇聯——在他們自己的那部分貢獻甚少——卻忙著肢解魯爾區（Ruhr）殘存下來的德國工業，運往東方。

一九四六年五月，美國的軍事司令克萊（Lucius D. Clay）將軍單方面終止了從美占區輸出的賠款。三個月後，英國也起而效尤。蘇方火冒三丈，但也只能摸摸鼻子。蘇聯也無法阻止美、英為了經濟目的於一九四六年底把兩國占領區合而為一，稱為雙占區（Bizonia）。這理應只是暫時的方案，但事實上這為西德分離出去立下了基礎。在一九四七年三月莫斯科外長會議上，西方同盟的兩強顯然漸漸趨向凱南一九四五年以來的觀點。凱南斷言：「須讓我方所占之德國……形成繁華、安全、優越的獨立狀態，讓東〔德〕無法威脅之，除此之外別無他法。」⁰⁷及至一九四七年中，在雙占區的當局實際上揚棄了使德國工業去納粹化之後，有些經濟活動在西德重新開始，但仍然並未顯露經濟復甦之兆。

如同其他許多事項一樣，史達林關於戰後蘇聯對德應採何種政策躊躇不決。他師法列寧所思，認為德國是社會主義在歐洲的大獎；列寧相信，唯有德國走向共產主義，蘇聯才能長期存續。但德國非但沒有走向社會主義，還在三○年代遭到納粹占據，且在史達林嘗試妥協未果後，還與蘇聯開戰，讓蘇聯險些投降。因此，即便德國戰敗了，但德國既是良機，又是威脅。要是一個中立的德國能夠漸漸與蘇聯為伍，那麼冷戰在歐洲算是贏了。但要是美國人成功地把他們所占領的那部分德國——也是最富裕發達的部分——變成美國對蘇聯發動攻擊的兵工廠，那共產主義就會消亡。史達林因此必須警戒，不能再一次地在德國事務上踩錯步伐。

猶豫不決往往導致喪失先機。在關鍵的一年，史達林讓德國的情況恣意發展。他讓士兵在東德開啟恐怖統治，卻也不見得有益於日後建立社會主義。他似乎意在劫掠可以為蘇方所用的物資，而非在占領區建立秩序。要是說蘇占區在起初的一片混亂之後，短期內情況似乎優於西德，那也不能歸功於史達林，而是因為紅軍的行政官員與德國的共產黨捲土重來。他們早已準備好要接收存在於納粹德國的中央化計畫體制，以此在任何可行的地方發展基礎建設。過一陣子之後，未受到蘇聯審判的低階納粹前軍官也覺得合作愉快；原來共產黨對計畫的觀念與他們過去的主子並無二致。

然而，在公開場合，新的德國官方高舉反法西斯主義的大纛。他們是「好的德國人」；許多壞的德國人都在西方占領區合作，至少德國共產黨的政治宣傳是如此宣稱。有許多德國左翼輕信這些假訊息，尤其是知識分子與藝術家，當中有些人搬到東德，包括德國文學巨擘如史蒂芬．海姆（Stefan Heym）和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兩人都於戰爭期間流亡美國，嗣後搬到東德。一九四六年春，蘇聯與德國共產黨人迫使社民黨人加入德國統一社會黨（Socialist Unity Party, SED），在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與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領導下，共產黨員對此黨全面掌控。有些非共產黨的左翼分子再度踴躍參與，相信他們以此彌補了德國左翼在一九三○年代未能聯手對抗希特勒的遺憾。然而，多數社民黨人不屈不撓，為了維持黨的獨立性格而奮鬥，即便代價是要遷移到占領區西邊。

史達林希望德國統一的原因，恰恰正是美國到一九四七年為止不希望德國統一的原因。華府方面發現要德國能順利運作，就得把德國整合進西歐才能成功。要是蘇聯的影響力在國內蔓延開來，便難以成事。這不只攸關國安，也關乎經濟成長。馬歇爾計畫意欲透過市場整合來刺激西歐的成長，而計畫若要成功，德國境內西邊的占領區至關重要。因此最好能令東德（也就是蘇方施加的壓力）無法並駕齊驅。在一九四七年兩度召開盟軍外長會議，皆未能達成德國和平條約（也就是德國統一）原則的協議之後，美方於一九四八年二月於倫敦召開會議，並未邀請蘇方參加。顯然在會議開始前，美、英已經談妥德國貨幣改革以及美英占領區的選舉，法方則是心不甘情不願地加入。貝文對國會解釋道：

不能允許德國在歐洲的中心地帶還是一片貧民窟。相反地，根據我方政策，德國必須自力更生，並為歐洲的復甦盡一份心力。這是讓德國彌補自己在戰爭中造成的毀滅之上策。因此，在倫敦的推薦之下，德國已經整合進歐洲復興計畫（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me，即馬歇爾計畫）……德國將透過這項計畫獲取援助，但相應地，德國也須生產，同舟共濟。除非我們著手重振經濟，否則德國無法做到。要使德國貢獻一己之力，我們必須給予德國足堪使用的工具。⁰⁸

因此，德國的分裂某些方面來說是馬歇爾計畫的結果。美國認為讓歐洲經濟再度運轉起來攸關自身的安危。蘇聯與共產主義政府無意加入由美國主導、美國官員執行的歐洲復興計畫，也可以理解。因此，將西方同盟國控制的西德納入馬歇爾計畫意味著將之與東德分隔開來。新的德國馬克是此一分裂的象徵，也是一步險棋。首先，西方同盟國一致同意成立新的德國中央銀行。然後於一九四八年六月為舊幣完整兌換馬克設立上限，以此把公債與私人債務一筆勾銷，再以低匯率將新幣與美金掛鉤，同時在西德廢除價格控管。政策立竿見影，黑市幾乎一夕之間消失，商品重新陳列於商肆，生產亦開始增加。工人心懷不滿，因為他們的工資並未上漲。存戶大發雷霆，因為他們的存款庶幾歸零——對有些人來說，這已經是生平第二次。但最怒不可遏的莫過於蘇聯，他們此際被迫在東德也引入另外的貨幣，以免現在在西德分文不值的舊幣湧入蘇占區。

西德的貨幣改革是馬歇爾計畫的重要一環，這本身即是將西歐整合進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的一部分。這使得從二十世紀之初即開始逐漸轉移科技、生產、管理方式、投資貿易工具的過程臻於完善，但這也是對經濟蕭條與兩次大戰所造成的危機之回應。如同美國的新政，馬歇爾計畫也無所不用其極力圖讓生產重返正軌。美國許多顧問本就是過去的新政派，只要有助於讓人們回到工作崗位，讓商品流向市面，他們願意接受歐洲政府的經濟控制、計畫乃至國有化。然而此計畫的核心在於了解歐洲在戰爭期間並不存在的資本主義市場，在戰前也一片狼藉。若要重振市場、銀行業以及對私有財產制的信念，美國就必須經援歐洲。

即便挹注了一百二十億（約當今日的一千五百億）美元——約當美國每年國內生產毛額的一．五％——馬歇爾計畫對戰後歐洲的復興究竟有多大幫助，卻難以準確估量。各國各地無論如何也許或多或少都會開始有所成長，但其心理效應在各地都無比龐大。西歐人民再次開始相信公私部門，使他們再次能夠掏腰包，增加就業、產能。經濟上，這彌補了歐洲對美國的貿易逆差，否則逆差將會敗壞歐洲經濟。這使得向德國索取賠款顯得不那麼重要，也減緩了歐洲國家彼此之間的付款困難，讓歐洲貿易重新步上軌道。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一年間，馬歇爾計畫涵蓋的國家平均增加了五五％的生產量。⁰⁹

收受援助的國家起初對美援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態。有些國家不樂見德國也被包括進來，其他國家則認為這代表美國全面接收歐洲經濟。抵抗通常來自左右翼兩極。共產黨員不時表達抗議——有時激烈抗議，如同馬賽與那不勒斯的碼頭工人阻止美國船隻卸貨時。「歐洲的工人心不在焉地聽我們說我們是在拯救歐洲，不相信我們在救的就是他的歐洲。」有一位馬歇爾計畫的官員如是說。¹⁰但傳統歐洲精英分子也不甚歡喜，覺得美國人是來搗亂既有的社會秩序，把他們的地位從自己的社會中抹除。他們視美國的餐桌禮儀、低俗音樂與黑人士兵為對歐洲文化的威脅。

心意相通的通常是美國官員與浮上檯面的歐洲基督教民主黨（European Christian Democrat）或社民黨領導人。美國人堅稱，在華府給定的框架之內，歐洲人應該自己決定馬歇爾計畫的金流細節。在英國，某些資金用來進口糧食以緩解戰爭帶來的短缺。在德、法，許多資金用於進口重型機器以便重啟工業。各地政府都使用新的資金重建戰火波及之處。家家在從斷垣殘壁中樹立起的新公寓前合影，面帶微笑，這種相片時常被用來對抗共產主義，共產黨的口號稱馬歇爾計畫不過是為了備戰。預算確保美援俾使歐洲政府能夠開始打造他們的福利國家；少了經援，絕對不會有足夠的剩餘足以應付新的社會開支，或者讓政府可以投資基礎建設，而這可以讓西歐唇齒相依。

對美國人與西歐政府來說，馬歇爾計畫的重點之一在於打擊共產黨。有些時候是透過政治宣傳直接出擊，其他時候對政治平衡的效應則是附加的，甚至事出偶然。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在法國、義大利失勢，主要只是因為他們的工人階級起初透過政府的社會政策，再由於薪水看漲，開始能過上更好的生活。共產黨在政治算計上的偏誤以及莫斯科施壓讓他們支持蘇聯，罔顧在地政治形勢，也都造成了共黨失勢。像義大利這樣的地方，在二戰期間自作自受，招致劫難，卻仍不足以使義大利亡國時，美國就開始實驗以祕密行動來分化共產黨的影響力。一九四八年四月在義大利的選舉，美國資助的天主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cy）有天主教會與梵蒂岡的強力支持，與蘇聯資助、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陣線（Popular Democratic Front）對壘。兩陣營都是由義大利境外的義大利人領導：天主教民主黨領導人加斯貝利（Alcide De Gasperi）出生於奧地利，年屆不惑以前都還不是義大利公民；共產黨領導人陶里亞蒂在蘇聯流亡近二十年。中情局驅策義裔美國人寫家書鼓吹鄉親對抗共產主義威脅，同時靠骯髒的伎倆對付共產黨候選人。最終，天主教民主黨贏得幾乎五○％的選票。其實他們可能無論如何都會選贏，因為兩個月前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主義政變讓許多選民遠離左翼。但一九四八年的選戰象徵第一次中情局大幅涉入抗敵祕密行動，且情報局相當滿意他們的成果。

在法國，在拒絕支持法國再次征服印度支那殖民地後，共產黨於一九四七年五月被政府掃地出門。法共在多列士領導之下，長期在要當責領導國家還是要激進變革兩端之間游移不定。他們在法國的地位堅若磐石；青年有感於老派精英分子在戰爭期間的失敗，對共產黨趨之若鶩。法共尤其受到知識分子與學生的強力支持，在工會之間亦有穩固的工人階級基礎。此外，許多蘇聯對法國人的正面形象也對法共有所助益——畢竟蘇聯擊敗了納粹德國（而法國無法靠自己力退納粹）。即便是反共的知識分子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也承認「在二十世紀中葉，所有行動都必須以在對待蘇聯事業的問題上持何種立場為前提」。¹¹但蘇聯政策朝令夕改，法共仍一逕支持，使得他們自己陷於孤立——即便他們是最大的政黨，也是唯一有群眾支持的政黨。他們並未獲得史達林的援助。領袖「認為法共的政策錯誤連篇」，前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在史達林的達恰夜飲後，於日記中寫道：「其領導人害怕要是沒有美國的貸款，法國將會亡國。法共應該申明反對背叛法國之獨立，主動離開政府，而不是等到被踢出去。」¹²

史達林給法國人的提議顯示出他最危險的一面。一九四五年，他建議法共在議會體系當中行事。隨著強權之間的關係危如累卵，他現在卻因為法共遵循蘇聯的指示而針鋒相對。但他對法國政治其他部分倒是判斷準確（除了對無論如何詈罵仍對他忠心不貳的共產黨）。新的法國領導人——於一九四六年憤而請辭的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將軍以及追隨他的第四共和——完全仰賴美援。由於幾乎所有的法國人都還相信他們自己的國家位列強權，領袖的位置並不好坐。德國在一九四○年已經羞辱了法國一輪。在許多法國人眼裡，美國現在又在羞辱法國，只因美國的國力遠強於法國。「美國……熱愛自己的分量，」哲學家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寫道，「愈是富有，愈是有分量。美國被脂肪與自信壓垮，閉著眼睛滾向戰爭。」¹³

儘管共產黨以外的許多法國人都分享反美主義，法國政府卻與美國愈走愈近。馬歇爾計畫對法國至關重要。法國多將之用於早該挹注的法國工業，從而為五○年代的工業復興奠定基礎。但第四共和的領導人知道要是戰爭爆發，紅軍將會長驅直入巴黎。美國的影響力也許危及法蘭西的靈魂，但蘇聯勢力會直接危及法蘭西的心臟。而法國需要援助來抵禦領導人眼中顯著的安全威脅。一九四八年三月，政府與英國、尼德蘭、比利時、盧森堡簽訂《布魯塞爾條約》（Brussels Pact），在遭受攻擊的情況下守望相助。但對於許多非共產黨的法國領導人來說，在萊茵河畔以外一百英里處就有蘇聯大軍壓境，顯然這還不夠。在捷克斯洛伐克政變以及德國危急之後，起初有意與共產黨員合作的法國領導人——例如戰爭期間領導法國反抗的皮杜爾（Georges Bidault）堅持他的戰後政府要有共產黨人參與——此際也尋求美國投入法國的國安。皮杜爾成為歐洲天主教民主黨內與美國討論西歐防禦條約的關鍵人物。

蘇聯對西德經濟政策的反應讓法國領導人深信，日後國安的最大威脅將來自蘇方，而非德國。史達林對馬克的發行感到震怒，認定美國試圖讓德國維持分裂，以服膺己方目的。他意欲反擊，但又不想與西方國家撕破臉。一九四八年在莫斯科達成的對德策略，分裂為許多不同的部分。史達林希望藉由完整控制柏林來鞏固對東德的掌握。他也開始透過蘇聯在德國境內許可的反美宣傳，將觸角伸向他所稱的「真正的德國人」，也就是那些追隨希特勒與納粹的德國人。倘使日耳曼民族主義可以防止美國對西德的控制，那客觀來說就可以為蘇方所用。在東德共產黨控制下成立的德國國家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是用來吸引前納粹分子呼應蘇聯的號召，其黨章宣稱：「美國違反了波茨坦條約，使我等德國人……深陷史上最大的民族困境……但美國不應開戰！德國千秋萬世！因而我等國家民主黨人要求：美國人回美國。德國是德國人的德國……願我祖國德國和平、獨立、繁榮。」¹⁴

在全民表決德國統一、中立的政治宣傳之餘，蘇聯與德國共產黨人發展出將西方列強逐出柏林的草案。史達林強調共產黨控制柏林的重要性，以便向德國人昭示，統一唯有在蘇聯的授意之下才有可能發生。一九四八年春，紅軍指揮官開始騷擾西方同盟國進出德國首都的交通運輸。六月，在新貨幣發行之後，蘇聯禁止在柏林使用，並威脅制裁西德。在柏林已成蘇占領地中的荒島之際，蘇方的示警頗有威脅。當德國馬克開始現跡柏林，蘇方將西德與首都之間的陸地交通全數截斷。接下來幾天，他們也終止糧食、電力輸送到西柏林。史達林決定發起冷戰期間第一度的攤牌。

持續整整近一年的柏林封鎖，自始至終都是蘇方在政治上的敗筆，並沒有讓西柏林陷入貧困；美英的空中橋梁提供足夠的補給讓西邊的部門運轉。有時飛機再三分鐘就要起降滕普爾霍夫機場（Tempelhof Airport），莫斯科並未冒險將飛機擊落。但對史達林來說更糟糕的是：長期的僵持對峙，讓即便先前有所懷疑的德國人，如今也確信蘇聯並不是他們提升的途徑。他們的認知是史達林讓柏林人陷於饑饉，而美國人則試圖拯救他們。超過五十萬人在柏林街頭抗議蘇聯的政策。當德國統一社會黨把他黨的議員逐出位在東柏林的市議會時，他們重新在西德集結，並選出社會民主黨令人望而生畏的工會成員恩斯特．羅伊特（Ernst Reuter）為市長。共產黨與社民黨的工人在街頭鬥毆，社民黨員毫不示弱。年輕的德國社民黨員布蘭特（Willy Brandt）曾經起身對抗希特勒的政權，並於一九四六年以挪威官員的身分返回柏林，幫助組織抵抗。但就連他也懷疑最終的結果：「西方民主國家真的會願意為幾百萬柏林人的利益冒世界大戰開打的風險嗎？」布蘭特寫道。¹⁵

有鑑於需要向不只是柏林人、還有其他的歐洲人確保美國勢力會駐留，杜魯門政府於一九四八年秋開始商議與西歐國家建立正式的盟約。對於這樣的流程有多麼困難，美國總統知之甚詳。美國人並不習於在承平之日締結外盟——其開國之父告誡「不與任何國家結盟」（entangling alliances，譯按：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總統就職演說），尤其是與歐洲列強。許多選民厭倦美國涉入歐洲問題，痛恨他們繳的稅拿去為歐洲買單。泰半美國人仍反對美軍常駐在外。西歐輿情也陷於分裂。有些人認為自己的國家應該試著扮演美蘇之間的橋梁，不要選邊站。尤其對左派而言，很難考慮加入他們視之為毫無拘束的資本主義的美國，來對抗精於社會主義之道的東歐人民。

但到了一九四九年，恐懼似乎排除了其他任何考量。杜魯門在國會成功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取得聯盟。北約是包含共同防禦義務的整合聯盟。儘管華府耗費多時決定讓歐洲哪國加入，最顯著的現象是歐洲政府搶著擠進北約。在義大利和法國，天主教民主黨政府和自由派政府把國家送入北約。在英國和低地國家，工黨和保守黨都支持。就連在長期維持中立的斯堪地那維亞，丹麥和挪威的社民黨人在議會勢不可擋，申請成為北約會員。挪威駐美大使解釋道：「挪威在一九四○年已經學到教訓……今天，我們不相信中立的地位與現實生活相關。」¹⁶最莫名其妙的入盟成員，是既非民主政體也不是二戰盟軍的葡萄牙。但英美都認為，要是對蘇戰爭發生，葡萄牙在大西洋上的島嶼是至關重要的基地。公約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在華府簽訂。

北約在歐洲最初的效應既非軍事上的，也非政治上的，而主要是心理上的。非共產黨人的西歐人士開始相信美國短期內不會從歐陸撤軍，這意味著歐洲會維持分裂，但也意味著安全不受蘇聯侵擾。北約的設立無關歐洲核心文明的定義（有人稱「從柏拉圖到北約」〔from Plato to NATO〕——雖然希臘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加入），而是攸關這塊已經超過一個世代的人都生活在煉獄的大陸之穩定。要是北約的目的——如同其首任祕書長伊斯梅（Lord Ismay）所諷刺的——是要「防止俄羅斯進入，讓美國人進來，壓制德國」，那麼這也是一九五○年左右大多數西歐人士所同意的目的。唯一的例外當然是四處抗議的共產黨人士。陶里亞蒂在義大利國會中譴責政府：「我們對北約說『不』，因為這是一條備戰的條約。我們對你的政策說『不』，你的政策是對蘇聯的敵視與侵略。我們對帝國主義的陰謀說『不』，你們正在謀劃的帝國野心傷害了義大利人民的獨立與自由，我們會盡我們所能來揭發你們這項政策的醜惡，讓它告吹。」¹⁷

北約成立的速度一部分反應出美國與在歐洲當地的新盟友軍事力量不足。杜魯門總統從參謀長聯席會議那邊獲取的建議清楚表明：即便用上原子彈，美軍也無法為西歐防禦紅軍。最好的情況下，美國人可以穩固義大利法國西岸的橋頭堡，確保以英國作為空軍基地以便空襲蘇聯，等待北美援軍抵達。參謀長聯席會議回報，蘇方可以在兩個月內全面控制歐洲全境。柏林封鎖劇烈改變了美軍的觀點，比方克萊將軍告知在華府的上級，他覺得戰爭「隨時可能會爆發」。¹⁸儘管歷史學家並未找到蘇聯在五○年代以前計畫開戰的證據，且包括克萊在內的美軍將領示警，也可能是出於他們希望國會通過更高層級的軍事開支，但無疑從一九四八年年中起，為美軍運籌帷幄的謀士真切地憂心戰爭。他們預期這會是一場全球性的戰爭，蘇聯不會只在歐洲發動攻勢，還會進攻中東、東亞等地。美國自身的戰爭計畫也逐漸拓展到全球，意味著美方感到全面性的威脅，以及美國尤其在空戰方面軍事能力的擴張。不過在這一切的表象之下，也意味著美國益加肩負全球的利益，歐洲與北美事務系統性地與發生在世上其他地方的事件休戚與共。

隨著美國進入備戰狀態而來的是擔憂國內政局顛覆。在美國歷史上，攘外與安內多次彼此交織，最近期的案例是一戰之後的紅色恐慌（Red Scare），以及二戰期間關押日裔美國人的集中營。四、五○年代對共產黨人及其他左翼人士的公開獵巫，同樣造成巨大的傷害。不實指控他人不忠，讓許多有志之士及專家學者不再為政府效力。威斯康辛州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善於以浮誇的辭令煽動群眾，他在參議院內的演說象徵了反共的偏執，對美國的利益造成比史達林任何祕密行動都還多的傷害。一九五○年二月，麥卡錫宣稱掌握兩百零五名——後來下修至五十七名——共產黨人在國務院任職的證據，並譴責總統是叛徒，「把基督教世界賣給無神論的世界」。¹⁹麥卡錫等人的指控所導致的一系列聽證與調查毀了許多人的生涯。即便是在洗刷冤屈之後，例如著名的中亞學者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有些指控仍然無法擺脫，讓他們難以找到工作。猶如拉鐵摩爾在他一九五○年出版的著作標題一樣，這是一場「誹謗造成的磨難」（Ordeal by Slander）。對其他較沒名氣的箭靶——工人、演員、教師、律師——這就猶如卡夫卡的世界。他們的言詞遭到扭曲，並且被一些壓根不認識受害人、不清楚他們活動的人在公聽會上引以為證加以攻訐。這背後的目的是要傷害政府，雖然有些民主黨人士一頭熱栽進去，且總統自己也優柔寡斷，沒有公開對麥卡錫發難。迅即被命名為麥卡錫主義（McCarthysim）的局面削弱了美國在世局上的立場，且大幅幫助了蘇聯的政治宣傳，尤其是在西歐。

麥卡錫主義的效應之一，是大眾的歇斯底里反而使得真正的間諜網絡調查變得更為棘手。自從三○年代起，蘇聯情報在美國就像在其他歐洲國家一樣，諜影重重。這些特工——有些是基於意識形態投誠，有些是被恐嚇或者賄賂——在二戰時為莫斯科提供了重要線報。隨著冷戰發展，他們的行動又進一步升級。史達林要求蘇聯情報單位——在冷戰期間多以國家安全委員會（Committee for State Security, KGB）之名聞名，以及軍事單位格魯烏（Main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of the Red Army, GRU）——傳遞美國對蘇聯的作戰計畫。由於在美國局勢顛狂，共產黨人或前共產黨人很容易接受招聘。有一位德國出身的英國間諜物理學家克勞斯．富赫斯（Klaus Fuchs），提供了他自己參與其中的美國核能計畫相關線報。一九四六年返回英國之後，富赫斯仍持續間諜工作，直到一九五○年束手就擒。在美國境內有數百名這樣的間諜，雖然很少人如富赫斯一樣這麼重要。四○年代後期，美國的反情報逐漸破解了蘇聯的密碼——一項被稱為維諾納計畫（Operation Venona）的最高機密——隨後許多間諜遭到逮捕。但由於維諾納計畫必須保持機密（甚至連對杜魯門總統都保密到家），所以該計畫斬獲的成果並沒有多少減輕大眾對共產黨密謀顛覆的恐懼。

美國的冷戰警戒跟蘇聯與東歐時不時發作比起來，則小巫見大巫。流放、清洗、批鬥日復一日，未有止歇，直到史達林一九五三年逝世。當然，這在蘇聯史上並非新鮮事；這類情事自從布爾什維克革命以來已屢見不鮮，於史達林三○年代的大恐怖臻於高峰。二戰更加深史達林的狐疑，冷戰讓他的疑心病來到另一高峰。首要問題是數十萬從德國監獄回來的士兵；他們能信任嗎？這些人有超過三分之一從德國的監獄直接發監轉送到蘇聯的監獄。然後是那些在德國占領下生活的人；大部分都受到偵訊，許多人（包括所有當地共產黨官員）都被送進監獄。就連從戰場前線凱旋而歸的紅軍士兵也被懷疑。他們可能管窺海外生活方式，這與蘇聯的願景扞格不入。對德國生活水準或者捷克文化漫不經心的一句評論，都有可能使他們在歸國之際淪為階下囚。²⁰

四○年代蘇聯最嚴重的罪行，是從蘇聯西邊把成批的人口大規模遣送到東邊。在戰爭期間，逾百萬蘇聯境內的德國人再加上高加索、克里米亞的百萬穆斯林（車臣人、印古什人〔Ingush〕、卡爾梅克人〔Kalmyk〕、韃靼人、土耳其人及其他）被流放到東邊，他們被視為國安威脅。當中有五分之一的人在流放的三年內死亡。然後，隨著紅軍於一九四四年揮軍向西，又開始大規模流放波羅的海國家、烏克蘭、白俄羅斯的人口。在此際已經併入蘇聯的東波蘭，共產黨員完成了一九四一年被希特勒中斷的、對傳統精英分子的流放。五○年代初，古拉格（Chief Directorate of Camps, GULag）控制的蘇聯人口達到巔峰，有超過兩百五十萬名囚犯。

有些集團持續抵抗，尤其在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小國。烏克蘭曾為帝俄的一部分，一九一七年革命後為共產勢力把持。一九四一年落入德國控制時，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藉機宣布從蘇聯獨立。烏克蘭自治在德國的控制下仍然只是假的自治，許多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在紅軍撤退之後仍持續對紅軍作戰。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 OUN）在蘇聯境內存續到一九五○年舒赫維奇（Roman Shukhevych）遭到殺害為止。儘管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由於與納粹合作的過往，以及對波蘭人、猶太人犯下的罪行，教人害怕不已，有些烏克蘭人仍將之視為獨立主權的捍衛者。蘇聯的反制手段相當酷烈。一九四四至五二年間，多達六十萬人在烏克蘭西部遭到逮捕，其中三分之一左右遭到處決，其他人則遭到監禁或者流放。蘇方殘暴的回應方式，可能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式微的軍事力量一同讓反抗勢力持續存在。

在波羅的海小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紅軍的復歸也同樣激起持續的反抗。這三個國家於一九一八年從俄羅斯獨立，一九四○年在史達林與希特勒簽訂條約後又被蘇聯占領。占領的過程相當暴虐無道，因此一九四一年德國侵略時，許多波羅的海人張開雙臂歡迎，此刻他們把氣出在俄羅斯人以及其他少數民族身上，包括猶太人。德國的敗戰意味著紅軍又要回來，又要展開新一輪的血債。在波羅的海三小國中，抵抗行動圍繞著過往的軍官，其中許多人曾經與納粹合作過；他們被通稱為「森林兄弟」（Forest Brothers）。戰鬥持續將近十年，造成近五萬人死亡，多半死於立陶宛。一九四○至五三年間，波羅的海成年人口中大約一成被流放到蘇聯的勞改營。

如同在三○年代一樣，外在壓力使得共產主義於四○年代對內開刀。這些內部的清洗始於南斯拉夫衝突。這場衝突毫無必要，完全只是出於史達林的優柔寡斷與偏執。南斯拉夫共產黨是二戰後東歐唯一自力掌權的政黨。黨員不只是憑一己之力抗德，也擊退了克羅埃西亞的民兵，並在戰爭結束之後力抗米哈伊洛維奇（Draža Mihailović）麾下的切特尼克支隊（Chetniks）。切特尼克是一個多為塞爾維亞後裔的保守派保皇運動。南斯拉夫共產黨是由自稱狄托（Tito）的布羅茲（Josip Broz）領導。狄托花枝招展，精力充沛，是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混血，曾混跡蘇聯數年，在組織方面經驗老到。一九四六年，狄托宣布成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在意識形態上朝蘇聯靠攏。

狄托對史達林滿是溢美之詞，希望成為在東歐最熱切追隨領袖的強大門徒。戰後幾年間，每當史達林認為有必要批判時，不管是美國的歐洲政策，還是西方共產黨的弱點，南斯拉夫共產黨總是第一個跳出來。但狄托的走向也引起了史達林的猜忌，南斯拉夫共產黨在國內並非仰賴蘇聯奪權這點也同樣令人不安。一九四五年，史達林批評狄托占領的里雅斯特地區導致與英美發生危機。同時，他也覺得南斯拉夫人在支持希臘共產黨叛亂上太過激進。但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狄托自身招搖的個性惹惱了史達林，而他在南斯拉夫極受追隨者愛戴，功高震主。共產主義只能有一個頭子，史達林心想，於是開始要讓狄托知道自己有幾兩重。

痛斥狄托明著來的理由是巴爾幹半島的聯邦計畫。這項計畫由來已久，而一九四五年之後區域內部有諸多國家轉向共產主義，讓這個點子起死回生。狄托和保加利亞的共產黨領導人季米特洛夫曾與蘇方討論過這些計畫。一九四六年九月，史達林告訴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會合併為單一國家，且在巴爾幹半島扮演一致的角色」。²¹當計畫成熟時，南斯拉夫人與保加利亞人知會蘇方，徵詢意見。接著，史達林出乎意料地針對他們發難。在一場於一九四八年二月倉卒召開的會議上，蘇聯領袖指控他們錯誤百出、「左翼痴迷」（leftist infatuations），在商議統合時採取了一條「不適切的道路，是可忍，孰不可忍」。²²保加利亞人瞬間屈膝，南斯拉夫人則躊躇不決。在他們回過神來之前，蘇聯單方面將所有顧問撤出南斯拉夫。一週之後，史達林與莫洛托夫發出信函，宣稱狄托已經變成反馬克思主義者，忽視階級鬥爭，中傷蘇聯。巴爾幹聯邦的計畫如今成為用來當作狄托意欲拿下鄰國的證據。狄托予以回擊。曾在史達林大清洗的三○年代莫斯科生活過的狄托認為，如果他不回擊，不只是他的政治生涯要告吹，他的性命也堪憂。一九四八年六月，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將南斯拉夫人逐出，控訴他們犯了修正主義，煽動恐怖主義政權。決議案聲稱他們已「背叛國際工人團結」，呼籲南斯拉夫共產黨內部的「健康分子」推翻狄托。共產黨內部的第一場決裂變得舉世皆知。

史達林預期狄托的政權在他的指揮下瓦解，就算不是馬上崩盤，也會在他與南斯拉夫決裂後的數個月內發生。當情況並未發生時，蘇聯開始在東歐其他地方的共產黨內部對假以時日可能不服從的黨員進行一系列的清洗。受害者的選擇頗為隨機，但一概是曾經自行其是或者在黨內頗受愛戴的黨員。有時他們被盯上，只因要把他們描繪為外來者更為容易，例如猶太人、少數民族，或者曾流寓他鄉的人。在匈牙利，曾在西班牙作戰的猶太共產黨員拉斯洛（László Rajk）簡直完全吻合。曾以內政部長身分下令處死數千人的拉斯洛，被指為狄托主義的間諜、帝國主義的特工，並於一九四九年十月遭到槍決。兩個月後在保加利亞，季米特洛夫的副手特拉伊喬．柯斯托夫（Traicho Kostov）被處以極刑。在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另兩名主要目標哥穆爾卡及安娜．波克爾（Ana Pauker）僥倖逃過一劫，只因為「搜證」的過程費時，在他們的公審開始之前，史達林就逝世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總書記魯道夫．斯蘭斯基（Rudolf Slansky）就沒那麼幸運了。在他公審前多番演練的陳辭中，神色痛苦的斯蘭斯基對一切訴狀上的罪名認罪：「身為共產黨與人民民主政權之敵，我成立了反國家密謀中心，並擔任領導數年。我召集多名資本家與布爾喬亞民族主義分子在此中心。我的合作對象成為帝國主義諜報特工，效力於力圖粉碎人民民主秩序、讓資本主義復辟的法國、英國、尤其是美國的單位……」斯蘭斯基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遭到處決。

是類陳辭全然不可信，荒謬至極，因而導致東歐對共產主義失去信心。但很難說這些陳辭在東歐及在蘇聯自身的內部有沒有造成什麼不同。除非親友直接受害於清洗、公審，否則大多數人還是選擇專注在重建國家上，即便不能自己受惠，也許可以庇蔭後人。共產黨似乎穩坐江山，雖然偶有抵抗獨裁的小打小鬧，但多數人還是順服從眾。人們默許的原因之一是，共產黨當局能夠將某些社會與經濟上的許諾付諸實行，尤其是在重建的階段。共產黨員善於協調資源，因為他們沒有市場或公民社會來攪局。舉例來說，房屋在東歐更容易重建，即便大部分的建築都品質堪虞。社福如年長者健保發展得更快速。整體而言，戰後初年，東歐經濟成長得比西歐快速。但他們的出發點要低得多，在最不發達的經濟體（如保加利亞）成長幅度最大，而在最發達的地方（如捷克斯洛伐克）幅度最小。但凡經濟有任何起色，都既能證明一般老百姓願意工作，也能說明即便在蘇聯的劫掠與失去西歐市場和科技輸入之後，共產黨還是有組織調配的能力。

在蘇聯內部本身，改善民生曠日持久。任何國家在戰爭期間喪失的生產力都不如蘇聯。戰後初年尤其百廢待舉；一九四六年，國境內部分受饑荒所苦（當然，蘇聯的媒體沒有加以報導）。即便蘇聯當局並未預期新的戰局開打，至少不會馬上開戰，但是他們喜歡戰爭時期的統御經濟制度，因此予以保留。結果，經濟體系控管的程度更勝於三○年代，生產的額度以極其精細的程度控管。重工業優先；煉鋼廠與機械生產永遠高居首位。不過，以蘇聯自己的標準而言，產出量以驚人的速度回到了戰前的量能，主要的原因就只是因為天下無戰事：自一九一四年以來，俄羅斯就不斷處於戰事紛擾當中，不論是攘外還是安內，是戰爭、內戰、集中化還是清洗。儘管史達林並未放棄政治活動，他也清楚在二戰後礙難馬上發動下一輪政治活動。在和平的表象下，自從四○年代末開始，蘇聯的生產得以彌補過往尚未兌現的潛能，並且似乎大步向前。²³

對許多人來說，二戰後的重建也意味著習慣新的世界觀。冷戰的根源固然在於二十世紀初期，而作為意識形態的分化，冷戰的陰影籠罩在歐洲與全球歷史之上。但是在戰後風雲密布的頭幾年，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爭端才以全球衝突之姿施加在世上幾乎所有地方。就當人們忙於重整旗鼓——覓得棲身之所，餵飽子女，找到工作——之際，他們逐漸是在冷戰所給定的架構下行住坐臥。他們也許並不覺得自己是衝突的一部分，但卻無法避免受到波及。這創造出此前在戰爭與和平中皆未曾見過的限制與契機。冷戰逐漸以過去模糊未明的方式和目的，將世界上不同的地帶聯繫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