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全球轉型

一九七○年代至八○年代初，世界急遽變遷，八○年代末時改變得更為劇烈。新科技開始改變人們獲取信息、經商或思考未來的方式。以資本和投資為核心的新型經濟實踐向世界擴張。新的工業生產中心，尤其在亞洲，已經開始取代歐洲和北美超過一世紀以來發展出的某些功能。且如同我們已經在蘇聯看見的，政治意識形態也開始改變，起初循序漸進，但後來愈來愈快速。到了冷戰結束之際，世局已經演變為全球意識形態衝突不再與大多數人休戚與共，而其他衝突（種族、宗教、民族或經濟）則變得愈發重要。

這些二十世紀晚期的全球變遷意蘊深遠。在北美和歐洲，意味著市場擴張不再被社會福利制度拖累。結果，當這些實踐方式繼續發展到當時市場之於個人而言相對無足輕重的國家（中東、印度、中國、東南亞）時，它們以缺乏彈性、永無休止的形式出現：這是資本主義強硬的那一面。包括全球新聞廣播和衛星通訊在內的影視資訊擴張迅速，讓人們直面前所未見的另類、富裕的生活。於多數人而言，顯然《朝代》（Dynasty）或是《霹靂遊龍》（Baywatch）的生活方式是做夢也沒想過的。但是日間電視節目的全球傳播也讓各地的人們在實際生活當中紓解壓力。及至一九八九年，不論是為了自己還是家人，許多人都渴望更好的生活，而這些都遠超過社會主義的鴻圖大業與集體主義政策所能給予的。

資訊爆炸顯著地導致冷戰的終結，尤其是因為人們的優先考量改變了。但受到暢通資訊洗禮的大眾未必就更有知識。有時，突然百花齊放的資訊會與你素來信仰的理念相違，導致犬儒主義和故步自封。同樣地，威權領導人所掌控的社會結構解體，能更戲劇性地重新定義現存群體與群體間的目的。當冷戰進入尾聲時，從蘇聯到南斯拉夫，到中國，到拉丁美洲，世界經歷了這一切。雖然全球冷戰的結束為舊時代的衝突提供了解決方案，但也造成了新式的全球緊張關係。

八○年代的全球變遷造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整體危機。這不僅是東歐的危機，而且是全球性的，因為諸如尼加拉瓜、衣索比亞、莫三比克或越南等新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承受著巨大壓力，必須修改或捨棄它們政治上的選擇。如同我們先前所見，這些壓力部分來自雷根政府的全球反革命攻勢。但是此次危機卻更為深刻。且在許多方面，全球南方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改變，還較東歐的改變更早發生。中國當然是顯而易見的例子。但即使是八○年代早期與蘇聯站在同一陣線的國家，也開始在經濟中引進新的誘因和市場制。莫三比克是為一例。到了一九八二至八三年，小規模私有公司獲准成立。一九八六年，莫三比克與國際貨幣基金簽訂協議，國際貨幣基金提供貸款與投資，條件是他們必須私有化主要工業、減少國家支出、取消貿易和整體經濟限制。一九八一年在越南，政府已經開始貿易和農業生產自由化了。到了一九八六年，在蘇聯和東歐發生任何重大改變之前，越南展開了革新開放計畫，將市場原則引入經濟活動中。

這些日漸遠離計畫經濟、走向市場原則的改變，正發生在全球經濟中心開始從北大西洋國家移轉到東亞之時。移轉的過程為時頗長，如今仍持續進行中。但是至少以整體規模的形式來說，這個起源可回溯至冷戰結束前十年。這個變化有很多原因，全球資本和科技的流布是其一，交通發展和消費模式也是箇中要因。在集權但對市場制友善的亞洲政權治下，能輕易剝削技術頗佳的勞動力，這也刺激了資本主義成長。但也許最重要的是西方國家市場前所未有的易達性，使得出口導向的成長形態得以存在。而後者是肇因於冷戰末期的兵法——美國在與亞洲國家建立重要盟友關係，以將蘇聯和其盟國區隔在外。

全球市場的大幅擴張與美國權力在全球擴張耦合。與七○年代許多人所設想的相反，將世界關鍵工業生產節點從美國本土移轉到他處，並未損及美國居於全球事務中心的位置。因為其中許多擴散到全世界的構想、實踐、科技、產品起源都是美式的，美國的重要性似乎更甚以往。且雷根任內政府的財政赤字主要來自軍事目的，卻也同時刺激了美國國內的消費和外資。當然，這也讓美國就軍力而言晉升為目前為止最強大的國家。

事後觀之，美國從全球化獲得的經濟利益看來只是一時的，而非整體趨勢。但這可謂當其時也：美國全球霸權在冷戰結束時正處於極盛時期。當然，這並非聲稱美國霸權一錘定音終結了冷戰，但兩者顯然相關。削弱社會主義國家、使東亞成為資本主義擴張中心的同一全球發展，同樣使雷根得以擴張。也是這樣的擴張使許多人（包含過去的敵人）相信，美國的經濟實踐，包含市場行銷、公司管理、財政（放鬆）管制，是值得仿效的。因此冷戰結束時，全球變遷似乎獨厚美國，而這些是早期美國領導人認為難以達成的。

美國居中心地位之明證可以——很諷刺地——在中國找到。在毛澤東政權以反美為外交政策的標誌，且由於赫魯雪夫企圖與美國建立穩定關係而與蘇聯交惡後，毛澤東自己在風燭殘年開始與美國合作以確保中國安全。繼任者鄧小平將中美關係推進到毛自己做夢也想不到的境地。鄧小平的目標主要都著眼於經濟。他認為科技落後使中國積弱不振，更容易淪陷於蘇聯的利爪之下。但他也想要促進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一九七九年，鄧小平首度出訪美國時，指示顧問他認為是二十世紀最關鍵的課題：「不論誰跟美國人合作就會得利，那些試圖反對他們的終會失敗。」⁰¹

鄧小平於一九○四年出生於四川省東北方的一個小農村，年輕時在法國工作，在當地加入了共產黨，後來效命於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回到中國後，他效忠毛澤東，儘管他也承認毛主席某些謀略晦澀難解。鄧小平在文革期間兩度被打為「右派」。在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後，他挾怨上位。鄧小平衝勁十足，工作紀律嚴明。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夥伴為他取了「小紅椒」的諢號。這不僅因為他身長不滿五英尺，嗜食家鄉的辣椒料理；也因為他總是相當急性子，不僅為他自己性急，也憂國憂民。一九七八年，包括主席遺孀江青在內的毛主義左派領袖都遭到逮捕，中國轉入經濟改革的新局面。

鄧小平及其顧問起初對於如何改變中國懵懵懂懂。但他們確實知道過去是一團混亂。這份對過去災難的共同認識，在某方面也成為了他們最重要的武器。六、七○年代的中國非但未能趕超，反而望塵莫及。彷彿他們——尤其是青年——一切的努力、鑼鼓喧天的政治運動、為了共同利益而犧牲的大願都付諸流水。在鄧小平出訪美國時，眼見豐衣足食的程度遠遠超過自己所能理解。他對同僚回報道，是夜，他夜不成寐。一想到中國還有多少尚須急起直追，就輾轉反側。

鄧小平推動中國向前的最大力量來自他願意試驗。與十年後莫斯科的戈巴契夫有所不同，中國領導人在計畫經濟之外，有些許基礎可以依憑。當文革期間中共權威支離破碎時，南部省分有些公社和工人集體已經祕密開始引進市場機制進到他們自己的生意中。他們這麼做與其說是為了賺取大把金錢，毋寧說不過是自求多福。如果毛澤東的政治運動又捲土重來，他們心想，總得要有辦法活下去。他們的孩子六○年代死於饑荒。他們下定決心不要再讓悲劇重演。到了一九七四年，這些單位中有些已經安排以物易物的機制、間接信用管理和支付費用的不同形式。在邊境地區，有些單位進行走私貿易和偽造貨幣。有些農業公社允許家戶出售自栽農產品，賺取獲利。

面對一個運作失靈的體系，市場就成為了有意為之的反叛。這些實踐規模渺小，可輕易撲滅。當調查人員或政治運動狂熱者抓到那些主使人時，他們可能入獄數年。但一九七八年後，當中央政府緩緩試行市場概念時，這些人已經蓄勢待發。加上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個體戶（私人貿易家或者打游擊的企業家）開始多角化經營，並逕行投資。一九八一年後，許多他們的活動都被合法化，即使多年來他們所做的事往往處於法律的灰色地帶。只要他們能夠在不入獄或處決的威脅下賺錢，多數人並不在意合法與否。

在北京，中國的改革派領導者制定政策時並未把這些人放在心上，雖然個體戶代表某種他們樂見的動能。鄧小平的改革方案有三個主要目標：獲得現代科技、增加生產量、使共產黨能繼續在無人反對的情況下掌政。在這些主要目的之下還有著個別的子區塊和子項目。鄧小平想增加出口（以賺取強勢貨幣）並強化軍力（防衛蘇聯攻擊，鞏固共產黨權力）。他也想要將經濟決策的權力集於中央。鄧小平所嘲諷的對象之一是北京的官僚。這些官僚從文革的騷亂中全身而退之後，也只不過為每年計畫的輸出增加了○．五％。

但是改革之路絕非一帆風順。共產黨內部派系分裂。不出意料之外，鄧小平的同僚中有許多都認為社會主義中國的楷模應該是社會主義南斯拉夫或匈牙利，而非資本主義的西方。允許私有企業存在一事尤其困難。共產黨在中文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共有財產的政黨」。在毛澤東治下，黨領導層長年詆毀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嘗試。現在中國要回過頭來認可這種實踐，難上加難。但是鄧小平硬是排除了障礙。「我們允許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為的是能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他於一九八六年對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邁克．華萊士（Mike Wallace）如是說。⁰²

在容許小規模私人企業進行貿易和服務之外，鄧小平的第一步是農業去集體化。他解散了人民公社，引入家戶責任制。這意味著家家戶戶都分配到一塊田地，必須固定上繳一定的生產量給政府，但剩餘的作物可以私下自由交易。農產量瞬間暴增。農人開始儲蓄。有時他們將資金拿來村裡或鄰鎮做小生意。國有企業也獲准販賣剩餘產品並自訂售價。外資在經濟特區受到鼓勵，只要願意分享科技知識給中國公司，外國公司便可以自由投資，賺取獲利。

雖然鄧小平對於經濟政策勇於實驗，但在國際事務上卻心存疑慮。他知道須與美國建立好關係，將中國外交政策與華府的路線緊密連結。毛澤東視蘇聯為對華的威脅，鄧小平在此影響下，認為與美方合作可以為中國提供保護與經濟機會。美國求之不得。對於卡特和雷根而言，中國都是關鍵的冷戰盟友，重要性不下西歐或日本。美國最初對中國一窮二白的程度感到震驚，於是透過放貸、轉移科技、提供進入外國市場的途徑，促進中國的經濟成長。若中國要與美國合作向蘇聯施壓，那麼攘外也須先安內。

因此，日後行將使全球經濟翻天覆地的中國經濟擴張，起初與冷戰的發展息息相關。隨著市場制逐漸在中國占上風，隨著整體經濟開始擴張，中國對西方（尤其是美國）生產、管理、行銷方式的吸引力也日漸增長。及至八○年代末，中國社會已經從十年前疲軟、恐怖的狀況得到長足改善。但是有愈來愈多人意欲爭取鄧小平改革所提供的契機。儘管經濟仍泰半由國家掌理，且共產黨不願讓出獨占的權力，但是中國開始了一個轉型，見證著中國與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模型全面決裂。這樣的選擇也將影響其他想透過參與全球經濟取得高成長的社會主義國家甚鉅。

然而在八○年代，中國仍非那些放眼未來經濟模型的國家主要的焦點。鄰國日本已是已開發經濟，且以五個百分點的速度持續高成長。在八○年代的開端，哈佛社會科學家傅高義（Ezra Vogel）指稱日本在許多方面已經成為全球第一的國家。他說，日本「比其他國家處理後工業社會的基本問題更成功」。⁰³八年後與全球勢力的影響相較，耶魯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將日本視為「具有高度生產力與繁榮，且愈來愈是如此」。⁰⁴很難不認為未來至少在某些面向應該屬於日本。

儘管並未優先發展軍事，或有人認為正是因為如此，日本已經取得非凡的世界地位，這樣的論述在八○年代的論辯中極為重要。它意味著二十世紀晚期富國不在強兵，而在乎經濟成就。這也意味著出口導向的經濟成長不僅可以使各國脫離貧困，也可以幫助它們追上世界強權。一九九○年，日本的國內生產毛額已高於美國，且幾乎是蘇聯的七倍之多。不出意料，其他國家也想效法日本。

日本為何能集中精力在經濟成長之上，主要當然是因為美國不僅給予日本軍事保護，也幫助它進入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市場。儘管雷根政府公開表達對日本貿易實踐的不滿，他仍然小心翼翼不讓經濟問題禍及兩國的緊密盟友關係。這在一九八二年中曾根康弘成為日本首相後變得尤為真實。中曾根雖然力圖維持與美國的盟友關係，但同時不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也比前幾任自民黨首相都還更民族主義。他想要改善日本與中國以及與亞洲大陸的關係，同時增加日本出口的前景，以防未來美國市場變得不那麼友好。到了一九八七年，日本是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也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外資。日本同時也提供中國貸款和科技，地位舉足輕重。無怪乎鄧小平在與中曾根會面時，強調兩國關係的重要性。「中日友好要持續到二十一世紀，二十二、二十三、三十三、四十三世紀。」鄧小平說，「目前，中日沒有緊迫的問題。中日關係能延伸入二十一世紀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還要緊。」⁰⁵

但到了八○年代，日本和中國已不是亞洲唯二的經濟成長國家。成長最為令人驚豔的是東亞及東南亞的「小龍」。一九八七年，香港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來到十二．一個百分點，南韓十一．二個百分點、臺灣十一個百分點，而新加坡則有九．一個百分點。它們全都是市場導向的經濟和出口導向的工業成長，其中有政府主導整體經濟的強烈色彩。換言之，它們和日本相似（儘管各擅勝場），但是與社會主義世界的集中化計畫經濟大相徑庭。小龍中沒有任何一國被經濟學家看好能在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它們本地資源稀少，距離多數市場遙遠。但七○年代將它們放在有利的位置，得以在未來十年的全球經濟變遷中獲利。它們都擁有受良好教育的人才、低生產成本以及管理良好、野心勃勃的公司。由於美國與西歐國家同屬冷戰同一陣線，因此它們的商人已經與歐美有著商業往來。

其中兩小龍——南韓和臺灣——也從成功民主轉型下的社會和政治穩定中獲利極大。直到冷戰晚期，兩國都還在美國間接支持的軍事獨裁者掌政之下。數千人在為民主權利奮鬥中喪生。但是當冷戰逐漸平息，區域內的國際緊張關係消減後，南韓和臺灣先後成立了民主政府，南韓於一九八七年，而臺灣則是四年後。轉型一開始是由政權自己推動的，一方面是因為它們認為，轉型成民主政治能使自己的國家變得更加富強。它們押注在民主會制定更好的法律和機構，而這點也兌現了。兩國今日都位列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

除了新加坡城邦之外，東南亞並沒有從七○年代的全球變遷當中獲益太多，部分原因是由於在印度支那經久不輟的戰事，越南對美作戰後幾乎立刻接著對柬埔寨的赤色高棉開戰。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比越南經受更曠日持久的冷戰衝突所導致的痛苦。當地的苦難甚至到了八○年代仍未曾止歇，這主要要歸因於雷根的第三世界政策。在其中一個冷戰最為違反常理的轉折中，有大屠殺傾向的赤色高棉餘黨，在美國和中國的支持下苟延殘喘到一九九一年，與越南支持的柬埔寨政府對抗。這邪惡的合作關係主要目的在打擊與蘇聯結盟的越南，但這也是雷根向中國傳達訊息的方式：告訴中國他是認真要限制蘇聯影響力的。結果是柬埔寨更加生靈塗炭，以及未正式宣戰的泰越邊境戰爭，柬埔寨反對黨盤據當地。

越南的軍事化傾向令東南亞其他反共國家倍感威脅，更加唇齒相依。一九六七年，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成立，將目標放在「為了維持他們的民族身分與其人民的理念，必須確保他們在任何形式的外來干預下維持穩定和安全」。⁰⁶但實際上，這意味著密切與美方合作，以抵禦這些國家領導人所恐懼的中蘇威脅。然而八○年代，鄧小平已經成功地改變了數代以來中國與東南亞保守派領導人之間互不信任的關係。隨著中國與東南亞的經濟互動漸增，外交關係也變得更加密切。到了一九八五年，越南顯然已經受到南北兩方聯合施壓，要從柬埔寨撤出。

越南的領導人對這項挑戰的回應之道，是要在國內銳意革新，以及準備從鄰國鳴金收兵。早在戈巴契夫當選蘇聯總書記之前，在河內的新一代領導人就已了解到，在面對外國壓力時，他們能從蘇聯得到的援助有限。八○年代晚期，革新開放政策使越南經濟自由化，給予私人企業足夠的空間，這場改革一部分借鑑鄧小平的中國改革嘗試，但更多仰賴東南亞國家協會主要會員國的經驗。在所有共產主義國家中史無前例的是，越南由於需要與東南亞國家協會拉近關係，漸漸以此來協商從柬埔寨撤軍。第一屆會議在雅加達舉辦，到了一九八九年，越南已經清楚表明，不論柬埔寨各地派系如何衝突，他們都會單方面撤軍。到了一九八九年九月，所有越南軍力都離開了。一九九二年，越南與東南亞國家協會簽訂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並與中國關係正常化。

八○年代初，印度也開始與冷戰漸行漸遠。可想而知，在冷戰的棋局中，印度一直如坐針氈，總想著在涉外事務上建立一套自己的規則。但自從六○年代起，印度漸漸視印蘇關係對於國家安全舉足輕重。當甘地於八○年重新掌政時，她開始逐漸鬆綁與莫斯科的關係。其中一部分是為了回應冷戰的新情勢。在事情變得愈發敏感時，甘地不希望令人感覺印度與蘇聯過從甚密。儘管她厭惡伊斯蘭主義，且對於共產主義阿富汗政府的世俗改革目標頗為認同，但是她對於蘇聯入侵的後果感到坐立難安。這位印度總理尤其擔心這場入侵將導致美國對巴基斯坦史無前例的支持。一九八二年，在與雷根總統會晤時，甘地突然脫稿演出，強調印度希望與美國建立良好關係，且希望蘇聯從阿富汗撤軍。

但印度重新平衡對外關係的路線，卻與雷根堅持對巴基斯坦提供更先進的軍事援助相左。甘地於一九八四年遇刺後，她的兒子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當上了新總理，開始將戈巴契夫視作印度外交困境的解答。這位蘇聯新總理不再強調嚴格的意識形態問題，並將經濟發展放在外交政策的核心。拉吉夫．甘地比所有人都還早看見某些全球經濟的轉變，並且希望印度能發動自己的經濟改革，給予市場、私人創業和經濟全球化更多發展空間。他認為戈巴契夫英雄所見略同。在兩國於一九八六年所簽署的《德里宣言》（Delhi Declaration）中，印度的影響多過蘇聯：

一、在核能年代，人類必須發展出一套新的政治思維和新的世界觀，以確保人類的存續。

二、我們所繼承的這個世界屬於現在的世代，也屬於未來世代——因此我們必須優先考量普遍人類價值。

三、人命必須被視為具有無上價值。

四、非暴力必須成為人類共存的基礎。⁰⁷

雖然戈巴契夫和甘地認為廢止冷戰能為世界帶來和平是正確的，但是亞洲其他事件卻並未如此發展。一九八○年爆發的兩伊戰爭被稱為第一個後冷戰戰爭，在它與意識形態無涉這點上，的確有其道理。伊拉克攻擊伊朗的主因是地區擴張，以及恐懼伊朗與伊拉克的少數什葉派穆斯林共謀。曾經大力支持伊拉克領導人海珊的蘇聯人告訴伊拉克人，他們認為這場戰爭沒有多大意義。莫斯科方面擔心伊拉克的攻擊會將伊朗推回美國的懷抱中。另一方面，雷根政府跟開戰的雙方都不親近，雖然比起海珊的所作所為，伊朗擴張的可能性更是他所憂心的。據說政府當中有一名官員曾經諷刺道：可惜不能讓兩邊都打敗仗。同時，這次戰爭發展成同為政教合一政權之間的衝突，由遜尼派的阿拉伯人對戰什葉派的波斯人。近百萬人在這場毫無必要且無謂的戰爭中喪生。雙方你來我往，但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唯一從中牟利的是歐洲和亞洲的軍火製造商。

冷戰緩緩才終結，對中東有百害而無一利。非洲起初情況也相當類似，但結束時至少還有幾許希望。自六○年代起，強權的干預、歐洲的種族優越論以及錯誤的現代發展概念，把非洲大陸搞得兵荒馬亂。這種情況貫穿幾乎整個八○年代。在非洲南部，白人至上的南非政權持續向鄰國發動戰爭，並且壓迫黑人多數。美國透過貿易、投資和反對國際制裁幫助南非政府倖存。在薩伊（剛果），馬布多透過與華府方面的冷戰夥伴關係受到支持，持續魚肉鄉里。而衣索比亞在蘇聯的協助下，德爾格的官員堅持社會主義改革方案，但與此同時，國家卻緩慢地分崩離析。在其他地方，軍事獨裁者充斥橫行。一九七九年，年僅三十二歲的上尉傑瑞．羅林斯（Jerry Rawlings）在迦納取得政權。時年僅二十九歲的士官長塞謬爾．多伊（Samuel Doe）隔年在賴比瑞亞也依樣畫葫蘆。這幅景象並不美好。

非洲南部情況尤為劇烈。一九七五至七六年間，種族隔離的南非政權在安哥拉被當地與古巴聯軍擊潰之後，退回自己的軍事控管地區。新總理P．W．波塔（P. W. Botha）種族意識形態鮮明，他認為白人的南非與非洲大陸其他地區接觸愈少愈好。對他而言，南非堡壘（vesting Suid-Afrika）是最重要的，不是那些他的支持者（以貶損口吻）說的「文明化其他地方的黑人」。在一九七九年，波塔協助英美驅策羅德西亞的白人墾殖者政權接受蘭開斯特協議（Lancaster House Agreement），藉此協議，羅德西亞於八○年成為了多數統治的辛巴威。他們預測比起冒險與蘇聯有任何形式的合作，勝選的羅伯．穆加比（Robert Mugabe）更想鞏固自己的權力，這項預測後來證實是正確的。

在其他不論國內還是國外的事項上，冷戰在八○年代的非洲南部變得益發重要。波塔從根本上視其政權為反共政權。他之所以認為要為南非境內的黑人堅守「獨立」家園的幻象，是因為一旦由多數人統治，就意味著曼德拉的非洲民族議會（ANC）勝利，而後者與南非共產黨過從甚密，是盟友關係。南非也持續占領鄰國納米比亞（也被稱為西南非），儘管聯合國做出無數決議要求它撤軍。同時波塔還藉口其鄰國安哥拉和莫三比克與蘇聯結盟，且為非洲民族議會提供庇護，而擬定政策要暗中顛覆安、莫政權。南非軍隊數百次入侵鄰國領土，明白表示要斬殺非洲民族議會的抵抗勢力領導者或西南非人民組織（South West Africa People’s Organization, SWAPO）軍人。非洲南部就好像一個火藥桶，隨時會引爆。

除了南非自己，安哥拉也身處冷戰在非洲的核心要角。一九七五年，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政府在古巴協助下取得政權，與哈瓦那和莫斯科關係緊密。雖然南非政權似乎準備好要接受此事，但是雷根政府支持安哥拉的反對派，導致當地爆發內戰。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UNITA）的領袖薩文比是雷根在後殖民世界反革命活動的典範之一。一九八四年，薩文比的游擊隊接收中情局的資金、武器和訓練。如同雷根翌年對顧問所說的：「我們要讓薩文比知道，騎士來了。」⁰⁸一九八六年，美國人甚至提供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五十顆「針刺」防空導彈。至於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與南非結盟，且在其控制區域內大規模侵害人權情事，雷根並不放在心上。重要的是，如何利用這場衝突向蘇聯和古巴加壓，迫使他們從非洲撤出。

波塔心不甘情不願地參與安哥拉的新內戰。顛覆盧安達政權的想法深得其心，但他也懷疑是否能信任美國人，或擔心自己發兵太多。打破平衡局面的，是在南非控制下的納米比亞內戰事甚囂塵上。為了緩和本國壓力，安哥拉政府允許西南非人民組織（SWAPO）游擊隊，從安哥拉領地上向他們的家園發動攻擊。一九八七年，波塔決定要給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PLA）一個教訓，同時幫助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儘管後者最近獲得美援，卻仍處於挨打狀態。南非入侵很快就陷入僵局。在二戰以來非洲最大的軍事動員——奎托夸納瓦萊戰爭（Battle of Cuito Cuanavale）——中，古巴和安哥拉軍隊極力抵禦南非軍隊侵襲。南非輿論很快變得反戰，在波塔於一九八八年初召集後備軍之後尤其如此。就連南非的白人也認為波塔政府除了大動干戈，造成家園動盪，導致在國際上持續孤立外，乏善可陳。

對不論在非洲還是其他地方的許多觀察家而言，雷根在與莫斯科的蘇方議和的同時，卻持續搧風點火、鼓吹非洲南部的戰事，匪夷所思。政策上的差異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是雷根政府內部分歧的結果。一方面，許多重要國務院官員鼓吹協調談判，以結束區域衝突；另一方面，美國國家安全會議許多官員持續強調支持反共地下活動的必要。但是美國總統自己恐怕並未認為這是政策分裂。對雷根而言，將蘇聯和古巴趕出非洲一直都是主要目的。他在訪談中表示，戈巴契夫唯有在同意完全撤出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的情況下，才能成為美國的夥伴。雷根的路線是最高綱領主義（maximalist）：當機會來時，就要從蘇聯的弱點中榨取愈多利益愈好。

在奎托夸納瓦萊戰爭之後，參與在安哥拉衝突內的各方開始慢慢走向談判。美蘇關係的改善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兩造都向其盟友施壓達至協議。在美國方面，雷根受到國會的壓力愈來愈大，此前，國會已罔顧總統意願，通盤對南非實行制裁。雙方負責協調非洲事務的美蘇合作外交官切斯特．克羅克（Chester Crocker）和亞納托利．亞當米什（Anatolii Adamishin）合作無間。根據亞當米什所稱，克羅克扮演了「出色的角色」。⁰⁹各方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就古巴撤出安哥拉和納米比亞一事達成協議。

非洲南部的協議是冷戰在第三世界瓦解的高點。當然，若沒有數年來聯合國的縝密工作和其他反對種族隔離政權的國際輿論，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在奎托夸納瓦萊戰爭中，若沒有古巴與南非軍力匹敵，這也不太可能發生。但是究其實，這象徵了戈巴契夫撤出第三世界的決心。「我個人不認為他們會在世界的這一端打造社會主義。」亞當米什在簽署協議時承認。卡斯楚接受這個過程，一部分是因為他相信古巴已經達成了在非洲南部的目的：即安哥拉的安全和納米比亞的獨立。但他對蘇聯越俎代庖心懷怨懟，並在致信給戈巴契夫時如實表達他的憂慮。蘇聯領導人的關鍵外交顧問切爾尼亞夫對此態度嚴厲：

「大鬍子」〔卡斯楚〕浪費了革命，現在他要毀掉整個國家了，該國現陷於水深火熱。固然他不會停止關於正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激昂宣傳，且將會「徹底貫徹」；如今這已經是他能用來維持其「革命光環」的最後手段了。但這份光環已經是個迷思……在南非沒有人認可古巴，它已經不是什麼典範了。古巴因素已經消退。斷交？……他只會傷害到自己。我們只會贏得成功，且省下五十億。人們會怨聲載道嗎？會，有些人會：教條主義者和「革命陣營」的異議分子，還有快要滅亡的共產黨，時代已今非昔比。¹⁰

在切爾尼亞夫的反對下，戈巴契夫仍決定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前往古巴探訪卡斯楚。如今非洲南部已經搞定，雙方都不覺得有需要重提他們在此事上意見相左之處。反之，對古巴政權有多麼依賴蘇聯支持，卡斯楚心知肚明，主動討論中美危機的解決方案。他知道戈巴契夫會希望這件事塵埃落定，這也是喬治．布希（George H. W. Bush）的新政府關切的關鍵問題。但是卡斯楚也希望在蘇聯援助逐漸退場時，古巴不用獨自支持桑定民族解放陣線和其在中美的革命同盟，而也有機會能抽身。若與美國沒有達成某種形式的定案，卡斯楚始終懷疑中美洲左翼政權存續的機會。隨著冷戰退居幕後，古巴領袖希望可以找到這樣的安排。

打從革命初期，在尼加拉瓜的桑定政府就不斷抵死抗戰美國為首的攻擊。美國不僅提供軍武、火車、裝備給尼加拉瓜的反革命分子（康特拉），也企圖透過壓制尼加拉瓜出口產業以掐斷其經濟命脈。美國對尼加拉瓜的敵意，用雷根的話來說，是來自尼加拉瓜對鄰國薩爾瓦多左翼游擊隊的支持。薩爾瓦多的游擊隊正在與右翼的軍隊和準軍事部隊打仗。即使沒有尼加拉瓜的左翼支持，薩爾瓦多——拉丁美洲最為社會不公且政治不穩的國家之一——也很有可能會發生大規模動亂。但是雷根利用薩爾瓦多危機來向桑定施壓。

雷根面臨的問題是，美國人民已經厭倦越南式的情境就發生在自家後院，因此並不支持政府干預中美洲事務。一九八四年的民意調查顯示，只有三○％的人支持雷根的中美洲政策。¹¹薩爾瓦多軍隊大規模違反人權，也使美國政府難以支持他們對抗左翼游擊軍。一九八○年，反政府的大主教奧斯卡．羅梅羅（Oscar Romero）在聖薩爾瓦多大教堂主持彌撒時遭到暗殺，對美國人而言，這場暴行令人髮指，在他的喪禮現場，又有三十五名致哀者遭到狙殺，也引發公眾不滿。整個八○年代，雷根必須與企圖刪減所有支持反革命者與支持薩爾瓦多政府預算的國會對抗。一九八六年秋天，在伊朗－康特拉反革命醜聞爆發後，很顯然雷根已經無法在不與美國立法者們槓上的情況下，再繼續為中美洲政策買單。雷根仍然堅持不懈，但是他的努力對美國輿論和中美洲參戰方愈來愈發生不了作用。

終於開始解決中美諸國內戰問題的是各國區域性團體的主張，這也預示了冷戰終結的方式。區域內最大國墨西哥固然位居要角，但卻是哥斯大黎加總統奧斯卡．阿里亞斯（Óscar Arias）於一九八八年所提出的和平計畫定調了協商出的解決方案。當卡斯楚和戈巴契夫於一九八九年二月在哈瓦那會晤時，他們也選擇支持此計畫。桑定民族主義解放陣線沒有其他選擇，只能順從，康特拉亦然。國會威脅康特拉，除非他們同意放下武器，換取於一九九○年舉辦自由公平的選舉，否則就要撤回所有支持。

儘管八○年代的尾聲為中美洲人民帶來一線曙光，但是拉美八○年代整體而言反覆無常。在軍事獨裁多年後終於步向文明統治時，該區域整體迎來一系列戲劇性的完結篇。一九八○年在秘魯、一九八二年在玻利維亞、一九八四年在烏拉圭、一九八五年在巴西皆選出新的政府。在阿根廷，曾經以反共和冷戰名義做出無數違反人權情事的軍政府，於一九八二年企圖占領福克蘭群島後倒臺。就連在智利，一九七三年政變後上臺的皮諾契暴虐無道的軍政府，也在一九八八年公投失勢後面臨轉型。這次公投本來只是走形式議決他是否能持續統治。皮諾契的反左翼冷戰辭令不再吸引智利的中產階級。如同其他地方的中產階級，他們追求穩定、合法性和國際認可，這些標準皮諾契的政權一無可取。

皮諾契的倒臺對於他在華府的支持者而言是措手不及的。他們認為儘管他的政權暴虐，但是多數人民能夠諒解，因為他的顧問實施了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但一如大部分拉美國家，不論其經濟走向為何，都於八○年代初深受國際債務危機的影響，智利也不能置身其外。七○年代時，拉美政府為了支持經濟擴張和公共投資（尤其是基礎建設和教育）而大規模舉債。許多有著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都將目標放在中央計畫、國家領導的工業化過程，例如巴西的右翼軍事獨裁、秘魯的極端民族主義獨裁、墨西哥的半民主政府等。國營公司首當其衝。及至八○年代早期，巴西有超過六百個國營企業，占了大型企業幾乎一半。在墨西哥，國營企業超過一千家，是七○年代早期的五倍之多。雖然這些公司有許多在貿易上都表現不俗（尤其是那些獨占或幾乎獨占市場的企業），但是根據政府擬定的計畫，它們的擴張都仰賴大量的資金支持。

八○年代初，國際借貸市場持續擴張。強勢貨幣從盛產石油的中東國家流向西方和日本銀行，就是所謂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s），是一筆橫財。且這八○年代大多數時候，歐美的利息和投資報酬率低迷，因此投資風險更高但獲利可能也更高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債券更為吃香。但在一九七九年，美國的銀行利率急遽上漲，有時甚至漲到二○％，不到兩年內急遽成長了四倍。同時，大部分拉美國家經濟所仰賴的原物料價格變得更加不穩定。在一個大體上呈現下滑的趨勢當中，這些起伏動盪使得它們更難還債或獲得新的借貸。及至一九八二年，許多大銀行拒絕再提供更多貸款。同年八月，墨西哥拖欠債務。這導致了連鎖效應，此時美國政府慌忙為其銀行提供援助，同時推動債權國、債權銀行與國際金融機構（尤其是國際貨幣基金）的債務協商。

對雷根政府而言，拉丁美洲拖欠借款不僅是拉丁民族放蕩浪費的關係；它們也同時歡迎宣揚自由市場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福音。要協助拉丁美洲重整債務，國際貨幣基金要求它們付出代價，所謂「結構調整」，意指接受國必須在國內經濟中接受新自由主義要素，例如企業私有化、進口自由化、廢除補助和社會福利支出等。短期的結果對拉美經濟而言猶如一場災難。經濟成長停滯。收入大幅減低，尤其是在都會區，失業人口增加到相當高的程度。通貨膨脹打擊到中產階級和勞動階級。在拉丁美洲人所稱的「失落的十年」（La Década Perdida）中，唯一的好現象是軍事獨裁政府倒臺。一般咸認軍事獨裁造成了經濟崩潰，且對美國的要求毫無抵抗力。

冷戰結束時，在國際上針對權利與規範的熱烈論辯下，世上許多地方從獨裁政體轉向更為可靠的政府形式。這些論辯有許多都在質疑國家在冷戰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強大，在某些地方幾乎到了難以招架的地步。冷戰也幫助幾乎所有國家擴張它們對人民和群體所行使的權力。即使在意識形態上獨厚個人自由、權利的美國，也仍朝向擴大聯邦政府權限的方向發展。不論何處，此一論調都因為結合軍備和社會進步的需要而贏得支持。軍備需要是為了抵禦敵人擴張。而社會進步則是為了更好地組織社會，將之打造成未來的模範。但到了八○年代，無論東西，這種思維模式都受到了壓力。在蘇聯，戈巴契夫開始重新評估既定的信念，亦即所有的問題只要增加國家權力就能迎刃而解。在美國和英國，新自由主義者挑戰了戰後國家干預主義的基礎：即資本主義在政府規範下能運行得最好。雖然過去國家似乎是解答（或至少是解答的一部分），但現在對於某些人來說，它卻是問題的根源。

但是思維的轉換不僅與經濟和社會事件相關，它也與人權和對個人的法律保障相關。或許最為令人訝異的是，非政府組織和團體常常帶頭向國家（不論哪種意識形態的國家）施壓，要求國家尊重這些權利和規範。於一九六一年成立的國際特赦組織，於七○年代晚期後成員急遽擴張。其他團體如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赫爾辛基觀察（Helsinki Watch）組織等，在一九七五年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之後出現。抗議拉美獨裁政權如智利與阿根廷違反人權的活動，在當地與西歐及北美大幅增長。在某些案例中，參與運動者往往跟抗議蘇聯打壓國內反對派的年輕人是同一群。他們支持沙卡洛夫和他太太邦娜，一九七六年，他們在莫斯科協助創設了一個團體，以監督自己國家是否遵守赫爾辛基協議。這些都是重要的跡象，顯示至少對某些人來說，冷戰的分野跟普遍人權和責任相比之下，已經變得不那麼重要。在捷克或波蘭的異議分子，愈來愈可以仰賴西方另一政治光譜的支持。同時，其他身分也在抗議基本人權時出現。在天主教的波蘭以及新教的東德，基督教教堂承認其國人作為國民的權利。在伊斯蘭教國家，神職人員開始為不合法的監禁發聲。「權利談話」（Rights talk）似乎至少有一陣子超越了對正宗冷戰意識形態的堅持。

沒有任何事情比成功終結南非種族隔離的國際運動更能表現出政治局面的轉換。多年以來，以美、英為首的西方國家對種族主義的抗議聲浪，大都充耳不聞。在這些國家中，少數白人以明目張膽的種族主義遂行統治。南非在戰略上太重要且礦產太豐富，以至於總是不能被一視同仁。即使西歐領導人反對南非白人統治黑人多數的方法，但他們往往對非洲白人還是能有一定程度的同理。但是到了八○年代中期，隨著全球抗議南非治理不公的聲浪蔓延開來，白人南非「建設性參與」的政策受到愈來愈高張的壓力。雖然聯合國要求對南非實施經濟制裁和禁運，但是國際反種族隔離運動的宗旨日漸受到矚目。一九八八年，在倫敦溫布利球場的一場流行音樂會為繫獄的非洲民族議會領袖曼德拉慶祝七十大壽，在全球造成轟動，全世界有超過六億人收看即時轉播。從比吉斯（Bee Gees）到惠妮．休斯頓（Whitney Houston）和艾力．克萊普頓（Eric Clapton），眾星雲集，這場盛會讓人們更難如過去雷根和柴契爾那樣譴責曼德拉為「共產主義者」。八○年代結束之際，即使那些曾經對南非政府表示同情的人都轉變態度，認可廢除種族隔離政策是跨越冷戰藩籬的共同任務。

八○年代的「權利談話」與另一波湧現的全球話語相關，這話語就是所謂的「身分談話」（identity talk）。隨著冷戰意識形態分裂狀態逐漸消弭，愈來愈多群體對國家忽視個人和群體身分做出反抗，不論是宗教的、語言的或種族的身分。當人權鬥士高談普遍原則時，民族主義或宗教運動者談論他們所代表的群體該有的權利和責任。他們的主張是，他們居住的國家鎮壓這些群體，而如今他們需要重新為自己發聲。在如西班牙的巴斯克或加泰隆尼亞，或者蘇聯內的波羅的海國家等案例中，冷戰被視為他們被壓迫的藉口。在其他地方，冷戰被視為一種緊急狀況，一個凍結的世界，超越國家的「有效期限」將國家連結在一起。最為令人震驚的案例是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離心離德的力量很快導致南斯拉夫災難性的結果。就連南斯拉夫最大宗人口塞爾維亞族也擔心著他們的未來。在一九八六年塞爾維亞人文與科學學院的一則備忘錄說著：

住在其他共和國的塞爾維亞人為數眾多，卻不能像在國內的少數民族那樣享有使用自己的語言、字母，進行政治與文化組織，以及發展獨特民族文化的權利。考量到現存民族歧視的形式，今天的南斯拉夫不能被視為民主國家……這項政策背後的指導原則是「弱小的塞爾維亞，強大的南斯拉夫」，這演變為極具影響力的心態：如果國內的最大民族塞爾維亞人可以享有快速經濟成長，就會導致南斯拉夫境內其他民族的危險。所以一有機會，他們就會阻擋他們的經濟成長和政治團結。¹²

但是從左右分裂到新政治形式的大規模轉變主要發生在中東。在伊朗的伊斯蘭主義革命，給予了基於宗教身分形成的團體靈感，並啟發了奠基在對《古蘭經》新的政治基本教義派詮釋的新團體。八○年代早期，不論是遜尼派還是什葉派，伊斯蘭的政治解釋主要都認同冷戰中的右派。例如，遜尼派的穆斯林兄弟會是個極度保守的組織，與中東左翼（不論是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還是復興社會黨）對抗。八○年代期間，伊斯蘭主義者愈發背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也反對蘇聯和美國二者。埃及和沙烏地極端主義者在這層轉變上至為關鍵。對他們而言，美、蘇一樣作惡多端。美國協助了異教徒阿拉伯政權壓迫真正的穆斯林，就這點上至少與蘇聯一樣有罪。他們想對以色列和以國背後的靠山美國開戰，但他們也想對抗蘇聯占領的阿富汗。他們當中有一位巴勒斯坦伊斯蘭主義者阿卜杜拉．阿札姆（Abdullah Azzam），領導著在巴基斯坦關鍵的阿富汗聖戰士成員網絡，喊話：「在阿拉伯人中，不論是誰，只要他能參與聖戰（jihad），就必須從這裡開始。如果他無法，那麼他必須出發到阿富汗。其他的穆斯林，我認為他們必須在阿富汗開始他們的聖戰……現在這一代人的罪，不起身往阿富汗、巴勒斯坦、菲律賓、喀什米爾、黎巴嫩、查德、厄立垂亞等地進發的罪，比土地落入卡非勒（Kuffar）〔異教徒〕之手所延續下來的罪更嚴重。」¹³

蘇聯從阿富汗撤離之際，阿富汗和鄰國巴基斯坦的國際伊斯蘭主義者網絡正在形成。與阿札姆亦敵亦友的沙烏地人奧薩瑪．賓拉登（Osama bin-Laden）組織了自己的團體，名為蓋達（al-Qaeda，基地組織）。賓拉登與阿富汗伊斯蘭主義激進者阿卜杜爾．拉蘇爾．薩伊夫（Abdul Rasul Sayyaf）和古勒卜丁．希克馬蒂亞爾（Gulbuddin Hekmatyar）雖然從美國得到了豐富的武器和物資，卻變得愈來愈反美。如同阿札姆一樣，賓拉登和他的金主將阿富汗視為解放受外國控制的穆斯林之戰的其中一場。但是攻占首都喀布爾是他們的首要目標。一九八九年蘇聯撤出時，他們認為時機到了。

即使沒有紅軍，伊斯蘭主義者征服阿富汗之事，卻變得比單純的聖戰士所想像的還要複雜。在真相揭曉的時分，阿富汗共產主義政府的作戰表現較反對者為佳。即使華府和巴基斯坦持續為聖戰士提供援助，而蘇聯已逐漸不再涉足，反對勢力仍然無法拿下喀布爾。不出意料，有些本土的阿富汗領袖發現，相較於納吉布拉（Najibullah）政府，他們更害怕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和其外國聖戰士。久攻不下後，聖戰士開始分裂。到了一九九一年，當共產主義者終於開始彈盡援絕時，反對陣營之間已經火力全開互相內鬥了。一九九二年四月，聖戰士最後推進喀布爾時，阿富汗陷入一片混亂。想要將城市占為己有的希克馬蒂亞爾與其他陣營發生衝突，包含他過去的一些伊斯蘭主義盟友，最終他功敗垂成。他的應對之道是使用從前政府那裡取得的重型大砲轟炸首都。這是極為不光彩的場景，導致美國不再與之合作，也使境外的伊斯蘭主義者陷入絕望。對於賓拉登而言，阿富汗的災難是一場重要教訓。他相信唯有透過意識形態訓練，致力於國際主義，以及嚴格的組織動員，未來聖戰才可能往前推展。賓拉登前往蘇丹，但五年後，他又回到阿富汗，捲入歷史的洪流。

終結冷戰的過程是面向多樣，詭譎複雜，一如其肇始那樣。全球衝突的終結從此帶來巨大的契機，如同我們在非洲南部和東南亞目睹的那樣。但並非所有議題都得到解決，在朝鮮半島、中東或者巴爾幹半島，地區性的遺緒仍然陰魂不散。有時結果是矛盾的。即便拉美回歸到更為民主、更傾聽民意的政府形式，但並未因此舉國歡騰，因為加諸拉丁美洲之上的經濟困境往往更顯沉重。有些取代冷戰分裂的意識形態（首推宗教狂熱或民族執念）對於深陷其中的人們來說，跟過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比起來，危險的程度絲毫不遑多讓。但冷戰結束仍然為世界各地的人們開啟了新的可能。在某些案例中，他們也利用這些機會來打造一個更好的世界。對歐洲而言尤其如此，歐洲大陸可說是冷戰的起源地，也是冷戰將要結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