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戈巴契夫

到了八○年代初，蘇聯的處境大約是美國十年前的狀態，經濟似乎要往下走，政治運作不彰，似乎已經到了難以落實真正的領導和主政的程度。大眾情緒沉鬱。曾經自豪於蘇聯的成就或至少對體系的不完美尚能忍氣吞聲的人們，開始懷疑共產主義的未來和他們自己的未來。如同十年前的美國，蘇聯很少有人能想像國家、社會形式的替代選項。但是有一點疑慮是很獨特的：政權能否持續下去？

八○年代的蘇聯也另有兩個挑戰，是此前美國所不須面對的。由於蘇聯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CPSU）從未經過選票測試，因此比美國政府（甚至像福特或卡特這樣民意基礎弱的總統）更缺乏正當性。共產黨人固然創建了蘇聯國家，帶來在科學、教育、福利、軍事力量等方面的進步，但是打從史達林的時代起，蘇聯領導人似乎就對自己的人民惴惴不安，且深自懷疑蘇共在危機之際是否仍能廣獲人民支持。

在國際上，即使在七○年代，蘇聯也已面對著美國所未曾面臨的挑戰。誠然，布里茲涅夫的軍備緩和政策和隨之而來的擴軍都使蘇聯成為世界強權，殆無疑義，坐擁著不論歐亞截至當時為止最強的軍力，且顯示出只要蘇聯有意，確有能力干預全球事務。但是蘇聯被全球經濟體系所孤立的程度甚至比東歐盟國更甚。一九八五年，僅有四％的蘇聯國內生產總額出於非東方陣營的外國貿易。外國投資少之又少。甚至連蘇聯所引以為傲外銷西歐的天然氣，都到很晚才開始起作用。到了一九八五年，西歐天然氣來源中，來自蘇聯的僅有不到三％。

孤立的現象一方面是蘇聯自己造成，一方面也是他國強化的結果。蘇聯領導人擔心與資本主義世界（尤其是蘇聯境內的外來勢力）的經濟互動，會導致資本主義思想和實踐的散播。這樣的發展可能招致政治動盪，最後發酵為反對共產黨的反革命。當然，與外國貿易是可以接受的，蘇聯也有意發展，但前提是國家主辦且嚴格的互惠原則。任何被委以對外貿易聯繫工作的共產黨官員都如履薄冰。不僅必須時時刻刻展現正確的政治態度，且必須避免任何被外國利益所腐化的跡象，否則KGB便會查緝。無怪乎有些蘇聯官員更重視安全，而非升官晉祿，即使這意味著他們只能在歐姆斯克（Omsk）處理集體產業，而非經手更為令人垂涎的外貿事業。

但是西方盟國（尤其是美國）也試圖阻止蘇聯透過經濟互動從西方陣營獲利。自從四○年代末伊始，巴黎統籌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 CoCom）就限制美國的盟國准許產品出口到蘇聯。這張清單包羅萬象，從先進農耕機械到飛機零件到電腦和軟體。其中有些蘇聯可以透過工業間諜行動滲透，但也無法全部如此。同時，與美國的直接貿易在軍備緩和政策作廢後急轉直下。一九七四年，美國國會已提出一項法案（賈克森－凡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 to the Trade Act〕），限制與不允許自由移動的國家（意指蘇聯）發展正常貿易關係。一九八○年，卡特總統禁運美國穀物到蘇聯，作為其入侵阿富汗的制裁。雖然翌年，雷根就撤銷禁令（發現這對美國農民的損失比蘇聯更大），但這的確大大打擊了蘇聯和西方陣營的貿易關係。

及至七○年代晚期，蘇聯將與全世界的經貿關係拋諸腦後，儘管這麼做對他們也代價高昂。他們可以主張自己的現代發展形式——社會主義的中央計畫經濟——能促進經濟進步，或至少與西方並駕齊驅。但是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成長，愈來愈多地區被納入全球體系，蘇聯的孤立狀態也開始愈發惹眼。畢竟蘇式制度的設計原本意在超越資本主義，而非愈來愈望塵莫及。特別是從一九八四年開始，美國經濟大幅擴張，看起來好像美國人在這風潮中占盡便宜，而蘇聯卻分不到羹。從蘇聯的角度來看，幾乎同樣糟糕的是東亞經濟的成長，就連那些蘇聯過去不放在心上的小國家，經濟成長率都比蘇聯平均高出三、四倍。

在蘇聯內部，安德洛波夫一派的領導者認為他們可以促進蘇聯經濟。然而其反貪腐、反酗酒、反怠惰運動卻效果不彰。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前，俄羅斯曾是穀物出口國。到了一九八五年，它卻變成完全仰賴外國進口穀物，光是當年度就進口了超過四千五百萬噸。它也進口了九十萬噸肉類供民眾食用。⁰¹真正的改革遙遙無期。蘇聯政治局領導人已經垂垂老矣，拒絕涉險。即使是有限度的改革（例如在東歐所發生的）都不在討論範圍之列，更遑論中國的改革了。

諷刺的是，蘇聯經濟的真正危機是愈來愈仰賴原油和天然氣出口，以賺取強勢貨幣。如我們所見，蘇聯外貿規模很小。但它需要強勢貨幣收入來供進口信用狀之用。在承平之日，能源出口的獲利也被用於國內生產高端消費品以外的領域。一九八一年，當油價急轉直下時，蘇聯經濟的這些面向都深受打擊，儘管計畫官僚體系試圖將之解釋為短期的景氣不佳，但是人們（尤其是都市民眾）注意到商店更迅速地被一掃而空，購買商品的人潮甚至比五○年代還大排長龍。

然後，阿富汗戰爭爆發了。軍方承諾布里茲涅夫干預只是淺嘗即止，紅軍「為數不多的分遣隊」派遣到阿富汗，幫助「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把事情帶回正軌。根據政治局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最終決定出兵干預時的討論資料顯示，這隊人馬不出幾個月就會撤出。但是直到一九八五年，蘇聯軍人還在阿富汗，其時已在當地鏖戰五年，而撤軍似乎遙遙無期。不論是風燭殘年的布里茲涅夫還是繼任的安德洛波夫都亟欲協商撤軍。但是冷戰的整體走向卻反其道而行。阿富汗共產黨政府擔心一旦蘇聯軍隊離開國境，他們就會面臨垮臺。加上蘇聯撤軍的條件是美國、巴基斯坦同意停止援助阿富汗的伊斯蘭主義分子。眼看短期內撤軍的機會微乎其微。

到了一九八五年，在阿富汗的紅軍超過十萬人。幾乎全國都在他們和阿富汗共產黨軍的控制下。阿富汗共產黨軍由巴布拉克．卡爾邁勒（Babrak Karmal）領導，他好大喜功但又一事無成。但全境控制僅是白天共產黨軍在左近時的假象。到了夜晚，或者當這些軍隊集結或重新調度時，抵抗勢力便開始進入阿富汗各地村莊。有些抵抗活動僅限於在地、以部落或小組織為單位。人們各自防禦自己的區域，對抗外國異教徒和位於喀布爾、在他們眼裡看來強取豪奪的無神論政府。但這些當地戰士為取得武器和補給，便與設立於邊境以外的巴基斯坦柏夏瓦的伊斯蘭主義團體愈發緊密聯繫。而這些連結也轉而改變了抵抗者的意識形態。一九七○年代，沒有人會想到中東形式的伊斯蘭主義能在複雜難解的阿富汗贏得青睞。但是接下來的十年，像是伊斯蘭黨（Hizb-i-Islami）——高唱著來自伊斯蘭兄弟會、來自沙烏地阿拉伯極端主義者、甚至來自往往遭到攻訐的伊朗的什葉派革命的口號——開始在阿富汗抵抗論述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抵抗勢力中，阿富汗伊斯蘭主義者能夠先聲奪人，主要是仰仗從巴基斯坦和美國取得的支援。對雷根政府而言，這如意算盤很簡單：伊斯蘭主義團體似乎是抵抗勢力當中組織最嚴密、效率最完善者，也較不貪汙腐敗，且阿富汗戰事一般來說需要做出上千個對當地的妥協，但他們看來是最不可能參與其中的。更重要的是，他們殺死更多蘇軍。「我們對事物看法很冷血……」八○年代早期中情局的南亞部長查爾斯．科根（Charles Cogan）如此評論道，「我們的目的是要在越南之後，翻蘇聯的盤。」⁰²

巴基斯坦軍事獨裁者穆罕默德．齊亞－哈克（Muhammad Zia-ul-Haq）鼓動中情局局長卡西和雷根，將阿富汗解放鬥爭看成是宗教和共產主義無神論者之間的戰爭。齊亞利用保守宗教政權為統治巴基斯坦的工具，尤其是在一九七九年他將民選勝出的前任領導人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絞死在獄中之後。翌年，他在巴基斯坦的法律體系中，引進了沙里阿法院（Sharia courts），（委婉地說）這是一項新的制度。美國訓練的軍官尤其關注印度對巴基斯坦的威脅。齊亞認為，唯有華府方面增加支援，他的巴基斯坦才能維持獨立。蘇聯進犯阿富汗讓齊亞得以稍加喘息。他向雷根表達訴求，成效卓著。齊亞聲稱蘇聯真正的目標是要與印度合作，摧毀巴基斯坦。如此一來，蘇聯便會取得印度洋，並且控制波斯灣的原油運輸。

即使美方並未全盤接受齊亞的說詞，也知道一旦缺少巴基斯坦獨裁者的合作，美國將無法提供援助給阿富汗的抵抗勢力。及至一九八五年，這些補給成了主要的行動內容。雷根認為，透過打擊阿富汗和其他蘇聯所支持的亞、非政府，他可以增加蘇聯外援他國的成本負擔。雖然沒有證據顯示美國總統認為美國可以逼迫蘇聯全面撤軍，但是雷根的確期待美方提供援助的反左派游擊隊能夠挫挫莫斯科方面的銳氣，使蘇聯未來要干預也得再三考慮。

雷根政府對阿富汗聖戰士的援助，很快就與美國對世界上其他運動的援助匯流、纏繞在一起。及至一九八五年，這轉變為美國前此稱為第三世界的地方大力打擊左派的行動。在安哥拉，美國支持、武裝並訓練若納斯．薩文比（Jonas Savimbi）領導下的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UNITA）游擊軍，對抗古巴支持的政府軍。在柬埔寨，美國人協助與受越南支持的政府作戰的柬埔寨勢力，包含惡名昭彰的紅色高棉餘黨（至少是間接地予以協助）。在這兩個國家當中，反對勢力依憑軍力得勝的機會微乎其微。但取得美方提供的武器和軍事訓練，讓他們可以確保左翼政府無法鞏固、掌控所有領土。這也導致經濟成長遲緩，增加蘇聯、古巴、越南支持盟友所須耗費的軍事成本。這對當時的華府來說已經是令人滿意的結果。雷根認為，七○年代蘇聯也用同樣的方法在對付美國，現在他們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中美洲又是不同的案例，美國對此地更是野心勃勃。由於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跟美國近在咫尺，雷根的胃口變大了，原本只要求薩爾瓦多的桑定民族解放陣線不再支持左派反抗，現在卻進一步要推翻尼加拉瓜政府本身。一九八四年，中情局暗中破壞尼加拉瓜港口，使之與外界斷開聯繫。但雷根的問題是，美國國會愈來愈警覺到這是另一個越南式的泥淖，因此資助美國盟友——尼加拉瓜的反對派康特拉——的經費議案難以通過。儘管雷根廣受愛戴，仍無法說服國會通過預算。一九八四年，博蘭修正案（Boland amendment）禁止美國政府「對尼加拉瓜境內任何民族、群體、組織、運動或個人有支持效果的方法，不論間接或直接、軍事或非軍事」。⁰³中情局報告道，康特拉「即使有美援，也無法推翻桑定民族解放陣線」。探員的主要分析師羅伯特．蓋茲（Robert Gates）認為，唯一的解決方法是「公開表示……尼加拉瓜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政權的存在……對美國來說是無法接受的，美國會用盡一切入侵之外的方法將此政府撲滅」。⁰⁴

在總統默許下，雷根的白宮和中情局打算對康特拉黨增援。這項計畫粗糙，徇私枉法，主要內容包括捐出從沙烏地阿拉伯、汶萊等友邦取得的物資，有時甚至是武器。這些補給不僅可以私下援助康特拉，也能援助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UNITA）和阿富汗的聖戰士。到了一九八五年末，白宮率爾行事，將此一系統網絡擴張成把武器販賣給伊斯蘭主義伊朗的計畫。伊朗此際正與伊拉克生死拚搏，美方並進而暗中提供康特拉援助。他們的目標是招攬伊朗「溫和派」參與對蘇的冷戰，令他們協助釋放被中東伊斯蘭主義恐怖分子挾持的美國人質。這計畫失敗了，繼之而來的政治餘波令雷根的政治生涯朝不保夕。但凡此種種皆清楚顯示了雷根和其幕僚為了全球性地對抗蘇聯，不惜做到什麼程度。

因此，年邁的莫斯科領導層不僅擔憂雷根的政治辭令和美國的科技進展，也密切關注美國總統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舉措。他們將之視為反革命的攻擊行為，並將之與美國堅決與緩和政策分道揚鑣的路線聯繫起來。由此，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七○年代，福特和卡特抱怨蘇聯為了安哥拉或衣索比亞危及緩和政策。如今則是安德洛波夫的繼任者契爾年科主張雷根的侵略行為可能導致戰爭。但蘇聯領導者從不曾、也似乎不會起身反對美國。一九一一年出生——與雷根同年——的契爾年科也風燭殘年。他在公開演講時幾乎老眼昏花，看不清楚事先準備的講稿。他被指派為蘇聯共產黨領導人時，顫顫巍巍地走到安德洛波夫墳前，幾乎要跌倒，還必須仰賴其他政治局的老幹部扶住他。這些都不是足堪面對美國大舉挑戰的人選。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契爾年科過世。當政治局幹部成員開會討論繼任者時，他們很清楚必須找到一位適任的年輕人。現年七十六歲的葛羅米柯從一九五七年便開始擔任外交部長，他提名時年五十四、政治局最年輕的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當每位成員依照慣例，輪流對高層領導人的決議發言表示支持時，分量較輕的弗拉基米爾．多爾吉赫（Vladimir Dolgikh）用一種有些悲喜劇的語調提供了最佳總結。「我們都團結在一起，」他說，「認為他〔戈巴契夫〕不僅過去經驗豐富，而且有著輝煌的未來。今天我們的國家需要精力充沛的領導人，能夠深入問題的實質層面，我們需要一位有誠意、有勇氣、有作為的領導人。」⁰⁵而這正是蘇共能從戈巴契夫身上得到的，也是一九八五年三月時無人所能料想到的。

戈巴契夫出生在南俄斯達夫波爾（Stavropol）的一個俄烏混血家庭。祖父母都在史達林時代遭到清算，其中一人還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戈巴契夫在著名的莫斯科國立大學專攻法律，他上任後成為了第一個擁有大學學歷的蘇聯領導人。大學時他與烏克蘭人賴莎．季塔連柯（Raisa Titarenko）結婚。季塔連柯攻讀哲學，對其丈夫的政治生涯影響深遠。戈巴契夫加入共產黨後，一九七○年，他以僅僅四十歲之齡，成為其家鄉的黨領導以及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

十年之後，戈巴契夫成了當政的政治局成員。他分發到農業部門，有人猜測，這項以吃力不討好著名的任務被交辦給他，有一部分是因為他在黨內竄升得太快了，史無前例。但在迅速登臺之前，戈巴契夫也有時間做了一般蘇聯年輕人在六、七○年代最想做的事：出國。一九七七、七八年夏天，他和太太到法國和義大利觀光，不僅欣賞風景，也與當地普通市民互動往來，這在蘇聯培育幹部之中是相當罕見的。當然，戈巴契夫夫婦能做這種旅行，是因為他們特別受到黨政府信任；蘇聯老百姓僅能夢想而已。但儘管如此，他們仍然思索著自己所見到的一切，以及為何蘇聯受到的影響如此地稀少。「看起來，」戈巴契夫後來寫道，「我們的年邁領導人並不特別擔心我們的生活水平不可否認地較低、我們的生活方式差強人意，以及我們在先進科技領域也落後一截。」⁰⁶

這些擔憂都是戈巴契夫在當選總書記後準備處理的問題。戈巴契夫認為蘇聯社會需要在嚴密的共產黨控管下被重新提振。必須振奮人心，增強對未來的信心。他一開始有幾項具體提案，當中有許多都來自安德洛波夫的戰略手冊：反貪腐運動、反酒精運動。順帶一提，後者並未讓這位新總書記受人歡迎，反而給他帶來了「礦泉水總書記」的稱號。莫斯科有一則笑話廣為流傳：「排隊買伏特加的隊伍很長，一個男人沒耐心等下去了。他說：『我要去克里姆林宮，把戈巴契夫殺了。』一個小時後，他回來了。隊伍還是一樣長，所有人都問他：『你殺了總書記了嗎？』『殺了他？』他回答：『殺他的隊伍比這個隊伍還長！』」

真要說的話，戈巴契夫的行事風格比他的實際作為更為重要。他年輕有活力，且樂於被人看見他在外傾聽民意。但他也作風獨裁，缺乏耐心。當一位財務部長指出，政府的重要稅收來自酒精飲料消費後，戈巴契夫打斷他：「你剛剛說的毫無新意。我們每個人都知道人民手頭的那點現金什麼都買不到。但你除了迫使人們喝酒外，沒有提出任何提議。所以簡短報告你的想法吧，你現在不是在財務部，你是在政治局開會。」⁰⁷

但是財務部並非蘇聯官僚體系中讓戈巴契夫唯一感到不耐者。黨祕書和部長收到接連不斷的信件和指示，教他們如何促進其效率，並且威脅他們若不改善，將祭出嚴重制裁。一九八六年的黨大會之前，他已經清算了許多政治局的老幹部，從年輕一代選出自己的人馬取而代之。曾說戈巴契夫笑裡藏刀的葛羅米柯，晉升到無實權的蘇聯總統之位。接替他外交部長一職的是蘇維埃喬治亞共和國的改革派領導人愛德華．謝瓦納茲（Eduard Shevardnadze）。謝瓦納茲以效忠共產黨組織來彌補其外交經驗的不足。由於許多蘇聯人已經昂首企盼了一整個世代，才盼得一位活躍有決策力的領導人，因此總書記的獨裁風格似乎並未引起反感。且謝瓦納茲學得很快，戈巴契夫有意為在國際舞臺上聲勢下滑的蘇聯帶來急遽改變時，可以倚重他。

戈巴契夫打從任期一開始就了解到，蘇聯需要減少軍備競賽以及支持國外革命運動的開支。但他想要在不削弱蘇聯國際地位或損害全球強權地位的情況下實現這個目標。戈巴契夫相信，關鍵在於讓蘇聯經濟復甦。要促成這件事，就無可避免要與西方有某些形式的合作。總書記懷疑跟美國人合作能達成什麼。他對其幕僚描述美國人「不認真」。但他希望西歐政府為了自身的利益，也為了和平，能夠對蘇聯伸出手。「外交、政治和其他行動的歐洲路線對蘇聯極為重要。在此，我們必須〔比過去〕更為堅定，但維持彈性空間。」戈巴契夫說。⁰⁸

在華府，雷根希望與這位新上任的總書記進行早期峰會。在一封給戈巴契夫的個人書信中，美國總統邀請他參加早期峰會，有點一時興起地提及一個共同的「裁減核武目標」。⁰⁹自從優秀射手練習事件後，雷根便試圖尋求與蘇聯協商核武的具體方式。核戰的威脅使他憂心忡忡。ABC電視劇《浩劫後》（The Day After）描繪堪薩斯州勞倫斯郡（Lawrence）遭受核彈攻擊的慘況，雷根看完後寫道：這「讓我深陷沮喪之中」。¹⁰一九八四年一月，在國情咨文中，雷根直接對蘇聯喊話：「蘇聯的人民，不論是為了貴國還是我國，我們只有一個合理的政策，要保護我們的現代文明：核戰沒有勝方，永遠不該開打。我們兩國坐擁核武的唯一意義是，確保它們永遠不會被使用。但若是如此，完全廢除它們不是更好嗎？」¹¹

戈巴契夫之所以懷疑雷根呼籲的真誠度，其來有自。但他擔心增加戰略防禦計畫（SDI）的國防開支會損及蘇聯。他也需要時間發展他的歐洲計畫，他希望透過這個計畫分化西歐與美國，他認為雷根對蘇聯態度好戰。雖然在日內瓦，斷斷續續的協商並未為兩方的核武議題帶來顯著進展，但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戈巴契夫同意與美國總統在當地進行高峰會談。這是近六年中，美國與蘇聯領袖的第一個峰會。雙方都不預期會有實質結論。

日內瓦峰會讓兩位領導人互探對方深淺，雖然一如預期，雙方並未達成實際共識。雷根溫暖活潑，有時平凡庸俗，並未令戈巴契夫留下好印象，反而感覺美國總統不過是顧問的人質。唯一一次他稍微多了解雷根一點，是在他們分別的時候。雷根說，過去的峰會並未有太多實質效益。這位總統「建議他和戈巴契夫對過去說：『誰管以前！』我們會用我們的方式來把事情搞定」。¹²雷根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蘇聯的協商風格蹣跚牛步，巨細靡遺，令雷根感到洩氣。但這也顯示美國總統相信他能與戈巴契夫在個人層次上交涉，並且做出成績。

戈巴契夫在位的第一年，對舉目所見進步遲緩的狀態愈發不耐。戈巴契夫曾以為他新官上任三把火能鼓舞人們更努力工作，以達成經濟目標。然而，蘇聯的經濟卻仍然原地踏步，貨品短缺的現象一如既往。耐心盡失的戈巴契夫突然將矛頭指向其顧問，告訴他們，若他們不能做出點成績給他看，不僅是讓他失望而已，而是讓全蘇聯社會失望。在一九八六年春的第二十七屆共產黨大會上，戈巴契夫號召建立一個「煥然一新的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但他也告誡黨代表們：「我們的政治和實踐活動有缺點，經濟、社會和道德層次都有不容樂觀的傾向。」¹³以蘇聯總書記一職而言，這是一種嶄新的報告形式，他也利用這次大會來強調自己領導人的地位。在位一年後，戈巴契夫對改革顯示出堅定的立場，不容分說。

在執黨鞭後的首場會議中，戈巴契夫稱阿富汗戰爭為「還流著血的傷口」。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已經放棄鞏固共產政權、讓紅軍凱旋歸國了。一九八五年夏天，在與將領晤談時，戈巴契夫給他們一年的時間想出能真正擊潰伊斯蘭主義叛亂的軍事方略。他允許他們在巴基斯坦邊境、乃至有時跨過邊境攻擊聖戰士，並且同意提供更多空軍和武器支援阿富汗共產黨軍。但他也清楚表明，如果來勢洶洶的新一輪戰略仍不奏效，儘管鞏固政權的目標未達成，他也會致力於透過協商撤出蘇聯軍力。

一年之後，阿富汗仍如同戈巴契夫剛接手時一樣一團混亂。蘇方的干預徒增阿富汗平民傷亡人數，造成更多難民投入聖戰士一方，以及更多紅軍將士命喪沙場。這也同時導致美國、中國、巴基斯坦對叛亂方增援。雷根政府甚至提供了阿富汗伊斯蘭主義者精密的可攜式地對空飛彈——毒刺（Stinger）——射程範圍遠達兩萬六千英尺。此舉令美國盟友英國大吃一驚。蘇聯的空軍行動變得更為危險。在陸地的戰場上，政府軍也並不吃香。一九八六年六月，戈巴契夫告訴政治局：「我們必須離開那裡。」¹⁴

戈巴契夫：我們陷入泥淖——沒有正確計算利益得失，自曝其短，甚至無法發揮兵力。但現在是時候該撤出了……我們一定要從這渾水中脫身！

〔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Sergei Akhromeiev）〔紅軍總參謀長〕：在阿富汗的七年間，蘇軍踏遍了國境內每一寸土地。但是他們前腳一走，敵人就捲土重來。我們輸了這場戰役。現在大部分阿富汗人都支持反革命了。我們失去了農民階層，他們並未從革命中得利。阿富汗八○％都落入了反革命黨徒手中，在他們的統治下，農民過得比政府控制的地區還要好。¹⁵

一九八六年十月，戈巴契夫與雷根在雷克雅維克舉行峰會。召開會議一開始是蘇聯人的意思，以此為戈巴契夫出訪華府的前置會議。但是它卻變得更加舉足輕重。戈巴契夫決定要全力以赴打破軍備競賽的動力，並防止讓外太空軍事化。他提出一項協議，撤除所有在歐洲強權的中程核武，但不包含英法兩國。他也提議撤廢五○％的大陸間飛彈。條件是接下來十年內，美國人也不部署太空防禦飛彈計畫。雷根倒抽了一口氣，自發性地提議在十年內廢除所有彈道飛彈。戈巴契夫立刻加碼，建議在十年內廢除所有核武。

但是雷根不願意在太空防禦飛彈計畫上讓步。

〔雷根〕：如果我們廢除了所有核彈，那麼當其中一方想要確保自己安全，不會遭受我們雙方反正都已經沒有的武器攻擊——只是保險起見——你有什麼好煩惱的呢？其他人會製造飛彈……我可以想像十年後，我們會在冰島重聚，摧毀蘇聯和美國最後的飛彈……但是那時我已經垂垂老矣，你可能已經不認得我了。你會驚訝地問：「嗨，隆恩，真的是你嗎？你在這做什麼？」然後我們會盛大地慶祝……

戈巴契夫：我們不能照你的建議走。如果你同意禁止太空測試，我們兩分鐘內就會簽訂這些文件……我在我的人民面前和在你面前都對得起良心。我已盡我所能。

雷根：很遺憾我們要這麼分道揚鑣。我們離達成共識近在咫尺。我覺得你反正也沒有想達成協議……我不知道我們會不會再有這樣的機會協商，也不知道是否能很快見面。

戈巴契夫：我也不知道。¹⁶

但是雷克雅維克會議也並非一無所獲。單是美蘇領導人現在能跳脫一整個世代的武器控制會談所立下的框架之外協商這點，就已經指向一個連冷戰最基本的概念都日新月異的未來。兩國領導人無論就政治上還是個人上，都意欲解除核戰的風險，他們所推動的這場討論也讓他們的幕僚警覺到，美蘇衝突可能進入了新的階段，真的有機會解決尖銳的衝突。雖然極端的廢核策略無法實現（至少不是在當下），令雙方的多數顧問都鬆了一口氣，但他們都了解從現在開始，他們進入了從未涉足的境地，兩造之間會發生什麼都未可知。

戈巴契夫在雷克雅維克的激進主義，一部分導因於他想要在外交大有斬獲，以鞏固他在國內更為激進的新主張。一九八六年年末，戈巴契夫與他的顧問以他們所稱的經濟改革（perestroika，原意為「重建」）和開放政策（glasnost，原意「開放」）來建構這些新主張。一九八七年一月，在中央委員大會上，總書記宣布徹底重建蘇聯經濟是克服數年來經濟衰敗的必要手段。戈巴契夫說，經濟改革是「一個堅決克服停滯階段，摧毀呆滯的體制，創造更為可靠、更有效率的機制，以加速蘇聯社會的社會與經濟進步。我們政策主要的目標是結合計畫經濟和科學與科技革命，讓社會主義的整體潛力被啟動」。¹⁷

但是重建的具體內容為何？所謂開放究竟是開放到什麼程度？在一月的大會上，戈巴契夫言及「在一個自由國度的自由勞力和自由思想」。但是他也為蘇聯的過去和社會主義成就辯護。除此之外，在共產黨內、政府單位和尤其是計畫經濟體系中都不乏拒不讓步、堅定反對根本改革者。一九八七、八八年，戈巴契夫和其親信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Aleksandr Iakovlev，是一位改革主義者，亦是前駐加拿大大使）、瓦丁．馬德維德夫（Vadim Medvedev）和格奧爾基．沙赫納札羅夫（Georgii Shakhnazarov）開始擬定蘇聯經濟的新策略。一九八七年，企業獲得更多自主空間，得以自訂生產目標，並且直接販賣剩餘商品給消費者，但也得為自己的收支負責。翌年，共產黨在某些部門允許私有所有權，鼓勵與外國公司合資，且支持將某些國有企業移轉給工人團體。批評者指控他們捨棄了共產主義。戈巴契夫不甘示弱道，他所做的，且唯有他所做的能夠拯救共產主義。繼續走老路是不可能的了。

戈巴契夫無疑有其道理。在油價從一九八五年到八六年間跌了三分之二後，蘇聯的經濟壓力更加沉重。戈巴契夫的豪賭是新式企業和外資可以促進經濟成長，如此一來，國家財政支出就不必急遽縮減。但是舊式思維極難避免。苛徵重稅令企業望之卻步。戈巴契夫拒絕提高食物和關鍵消費品的國定價格，使商家往往缺貨不補。中央銀行持續印鈔票，以彌補財政問題。結果導致物價上漲，黑市交易成為城市的主要經濟活動。戈巴契夫很快認知到，要改革蘇聯體系難如登天。

有些改革計畫可能削弱蘇聯經濟，而非振興經濟。過去握有大權的蘇聯國家計畫委員會如今僅負責「規劃優先次序」，而非訂定詳細的工廠產量計畫。及至八○年代晚期，這已經幾乎確定是無可避免的改革。但是實行時倉卒又缺乏配套措施，導致一片混亂，且使得生產單位之間益發缺乏增加產量所需的互動。一九八八年末，蘇聯經濟日新月異，但是改變並非總是成長與進步。截至此刻，沒有任何改變能讓平民有感。

戈巴契夫的精力和胃口似乎毫無止境。他的開放政策本來意在開啟批評過去行事方式的空間，以爭取對經濟改革的支持。但是很快地，一旦審查鬆綁，對共產主義原則與對過去蘇聯罪行的批評便如潮水般湧入。戈巴契夫堅持批評是有限度的，只有「建設性」的想法能夠被提出。但是事實上，面對蘇聯平民隱忍多年如泉湧般的批判聲浪，他鮮少加以制止。他認為赫魯雪夫之所以被免職，是因為面對敵對的黨內保守派時，並沒有足夠的人民支持他。將前朝過往的醜事抖出來，只會讓戈巴契夫的聲勢有增無減。對戈巴契夫而言更重要的是，這是為所當為。他對蘇聯鎮壓的內情了解愈多，就愈感到怖畏。

蘇聯媒體起先仍然戒慎恐懼，記者開始挖掘過去的祕密。史達林時代駭人聽聞的勞改營事蹟被刊印出來（促使戈巴契夫釋放僅存的政治犯，並允許其他被流放的人返鄉）。一九三○年代的大清算、一九四一年蘇聯措手不及之下受德國突襲，都攤開來討論。但是有些最為敏感的議題仍然需要時間才能慢慢浮現。還有一九八九年前從未被承認的、納粹和蘇聯私自瓜分東歐所祕密簽訂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直到一九九○年，蘇聯才承認於卡廷大屠殺中誅殺波蘭官員的責任。隨後戈巴契夫說，蘇聯政府「對過去的悲劇表示深切的遺憾，是史達林暴行當中最慘烈的事件之一」。¹⁸但是對某些蘇聯人士來說，這個轉變來得太快，也太沉重。一九八八年，有一位化學教授尼娜．安德烈耶娃（Nina Andreeva）投書報紙譴責這股新趨勢。「最近，」她寫道，「我的一位女學生令我震驚，她直言不諱地說階級鬥爭是老古董的概念了，就像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一樣。」¹⁹安德烈耶娃想要維持基本的馬克思主義原則，且許多蘇聯平民都贊同她的想法，尤其是俄羅斯人。

但對戈巴契夫而言，重要的是他和黨都不僅效力於俄羅斯，也為所有蘇維埃共和國服務。戈巴契夫和其親信顧問認為他的有些改革在邊陲地帶會比在中心更受歡迎，為此，他們更勤於行旅大江南北，包含高加索地區和中亞。戈巴契夫也認為，蘇聯必須發展成真正的國與國平等之聯邦，而這些共和國必須盡可能自治。他不斷告訴在莫斯科的幕僚，唯有由下而上才能保障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有正確的領導人，共和國內部與諸共和國之間才能夠有所成就。一九八八年年底，有些共和國開始比過去更堅持自己的權利，同時支持改革，也支持自己的利益。

兩個完全無法預見的事件，也加速了蘇聯的改革。一九八六年四月，位於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邊境的車諾比核電廠第四號反應爐爆炸，釋放出大量高輻射線進入大氣層。在消防員和軍人的英勇努力下，引發的大火得到了控制。但是如此之外的一切都在扯後腿。政府在嚴重受災區實行大規模疏散人口的速度緩慢。事情發生的兩天內，蘇聯領導者都對此意外不置一詞。直到遠在瑞典都偵測到大量輻射後，他們才發聲。在危機爆發時，戈巴契夫反常地沉默，後來，他把車諾比當作一個蘇聯官僚為何需要開放政策的案例。對於蘇聯平民與一般歐洲人而言，這血淋淋地揭示蘇聯糟糕的環境紀錄。

車諾比核災一年後，一位德國青年馬提亞斯．魯斯特（Mathias Rust）駕駛一架小型飛機從赫爾辛基到莫斯科，成功逃過監測，最後如入無人之境降落在紅場（Red Square）中央。魯斯特聲稱這麼做是為了和平。但對蘇聯軍方來說，這是公共關係的災難。戈巴契夫趁機解雇了大半的參謀部官員，拔擢他所信任的人，像是文韜武略（如果有這樣的角色存在的話）的阿赫羅梅耶夫元帥。但是紅軍創建了一個牢不可破的碉堡這種想法（尤其在俄羅斯）已經光彩盡失。相反地，將領們淪為傾巢而出的笑話所譏笑的對象。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成批的俄羅斯人如今聚集在紅場，等待下一班到漢堡的班機。或者紅場乾脆更名為謝列梅捷沃國際機場第三航廈（Sheremetevo 3），因為反正謝列梅捷沃國際機場的新第二航廈已經灰飛煙滅。

在戈巴契夫現象蔓延開來時，東歐人不可置信地旁觀著。首先，不論共產黨內外，人們普遍認為改革僅會導致蘇聯權力更強化，因此更鞏固蘇聯對其他國家的控制。即便戈巴契夫自己開始公開談論東歐領導人應該改革自己的國家，意指他們會被允許有許多自由空間抉擇自己的路線，人們普遍仍對此存疑。過去東歐曾經見證過蘇聯自由化，知道這些改革最終的下場。但是到了一九八七年，首先從共產黨內部開始，人們領悟到戈巴契夫與過去迥然不同。對力圖改革的黨員而言，戈巴契夫似乎回應了他們的夢想。但是對於那些懼怕改革的黨領導，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都是夢魘。當戈巴契夫詼諧的新聞發言人根納季．格拉西莫夫（Gennadi Gerasimov）在捷克被問到戈巴契夫的改革與一九六八年杜布切克的改革有何不同時，他的回答是差了「十九年」。東歐的反改革共產主義者憂心忡忡。

對戈巴契夫來說，對東歐而言最重要的，是以符合國情的方式將各國改造為成功的歐洲社會主義共同體，能與總書記在資本主義西歐共同體上所看到的匹敵。他想要學習較先進國家（首先是東德）的做法，不論是科技面還是執行面。但是他也發現在經濟上，所有東歐國家都從與蘇聯的合作中得到很好的貿易優惠，尤其是能源和原物料價格遠低於國際標準價。戈巴契夫認為，公平意味著共產主義經濟共同體（ComEcon）內部的價格應該跟國際市場的價格相仿，且以強勢貨幣進行償付。政治上，華沙公約和共產主義經濟共同體所含括的東歐國家應該解決其自身問題，同時堅守蘇聯的國際政策。一九八六年，戈巴契夫告訴東德領導人埃里希．何內克（Erich Honecker），他應該「做他們認為對自己國家最正確的事情，就像我們做對我們而言最正確的事情。若我們能對彼此有信心，那是最好不過了」。²⁰但是蘇聯領導人的建議是東歐共產主義需要拓寬他們自身規則的基礎，就像他試著在俄羅斯境內所做的一樣。

雖然所有東方陣營的領導人對於蘇聯的號召都略施口惠，但實際上，他們大部分人都只想要盡可能無限期延遲任何實質意義上的改變。他們心知肚明，無法在不危及政權的情況下開放自己的體制。他們希望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失敗，或者停留在蘇聯內部施行。戈巴契夫和何內克的關係很快就變質了。對東歐領導人三句不離蘇聯該援助東德，戈巴契夫心生厭煩。何內克也抱怨蘇聯白皮書上對東德的待遇差強人意。當雷根一九八七年於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 Gate）演講中，公開呼籲蘇聯領導人結束東西德分裂——「戈巴契夫先生，拆除這道牆吧」——時，戈巴契夫火冒三丈。他告訴顧問，他不會讓美國人來制定他的歐洲政策。但儘管如此，戈巴契夫最親近的外交助手阿納多里．切爾尼亞夫（Anatolii Cherniaev）卻在日記中寫道：「他內心似乎感覺到問題無法被解決，有朝一日德國會統一。」²¹

真正教戈巴契夫惱怒的是東德方面執迷不悟，使他無法貫徹他認為對蘇聯真正重要的事項，尤其是在經濟方面：亦即拉近與西德的距離，並透過德國人以靠近西歐。對於蘇聯長此以往力圖使歐洲遠離美國的冷戰春秋大夢，戈巴契夫並未輕言放棄。但是他的經濟需求攀升，尤其需要外貿和信貸時，他的輕重緩急開始有所轉變。戈巴契夫警覺到西歐經濟是歐洲共同體的發電機，也是東歐信貸的主要來源。戈巴契夫不相信美國會給予經濟援助，他的思維愈來愈集中在西德以及——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日本之上。

但是直到一九八八年末，戈巴契夫才得以與西德總理柯爾召開正式會議。東德是一大障礙，另一個障礙是柯爾害怕戈巴契夫的高人氣可能對西歐產生的影響。一九八六至八七年間，「戈巴熱」（Gorbymania）在西方臻於頂峰。西德的民意調查顯示，他是目前世界政壇最具人氣的政治人物，遠遠超過雷根、柯爾和柴契爾。柯爾在一次非正式談話中真正激怒了戈巴契夫。他在一九八六年說，這位蘇聯領導者僅是「了解公共關係的現代共產主義領袖」。緊接著毫不圓滑地說：「戈培爾（Goebbels）也是公共關係的專家。」²²

戈巴契夫在西方最為密切的聯繫對象，是他二十年前曾經行腳的兩個國家——法國和義大利。這兩國元首皆經歷過各自共產黨的自我節制，並在政治上融入全國主流，因此認為他們能幫助蘇聯社會化，打入國際事務的現狀中。義大利領導人朱利奧．安德烈奧蒂（Giulio Andreotti）和法國總統密特朗可能是戰後歐洲最憤世嫉俗的在位者，但他們的經驗和見解都符合戈巴契夫的目的——學習西方真實運作的狀態。柴契爾也是不錯的對話對象，雖然總書記預期這位蘇聯報紙上戲稱的「鐵娘子」能給予的有用建議和支持較少。

然而戈巴契夫的務實程度足以讓他了解到，若他想要達成兩項他所企盼的關鍵突破——廢除核武和解除軍事緊張關係——那麼不論在歐洲還是在其他地方——便需要專注處理與美國的關係。一九八七年末，蘇聯領導人到華府參加他的首場美國本土高峰會。官方目的是要簽署一個減少大多數中級核武（例如SS－20飛彈和潘興導彈）的協議，這本身就是對於武器控制的一大進步。但是這場高峰會還觸及更廣的範圍。戈巴契夫告訴雷根他將蘇聯轉變為民主政府的計畫，且公開談及他的難處。雷根對他的直率印象深刻。他稱蘇聯預期將在十二個月內從阿富汗完全撤離（雖然戈巴契夫要求美國停止武器援助聖戰士被置若罔聞），令雷根相當震驚。最重要的是，他聲稱想「與總統合作解決區域衝突」，這吸引了雷根的注意力。高峰會後的交流中，蘇聯人和美國人第一次坐下來討論如何合作平息在印尼、南非、中美洲的衝突。

在華府的高峰會後，雙方開始將對方視為（至少是有限度地）尋求全球問題解決方法的合作夥伴。美國人無疑握有主控權。蘇聯往往同意美國立場，或者最多就是改善它。這顯示了蘇聯對於區域衝突確實改變了看法，也反映出他們立場的弱勢。雖然有著總統任期將屆的壓力，雷根不像戈巴契夫需要面對國內的問題。但同時，僅是更了解彼此本身都能有所收穫。軍事通訊大幅增加，將領在這些通訊當中發現他們最擔憂的事情並非另一方的戰略，或者有些程序僅僅是彼此的鏡像反應。對敵人的刻板印象逐漸消融，雖然刻板印象會被什麼取代，猶未可知。對於兩國的一些盟友而言，尤其是蘇聯在非洲和亞洲的盟國，事情進展的速度令人措手不及、目眩神迷。

在華府高峰會短短六個月之後，雷根出訪莫斯科，這是十六年來美國總統首度出訪蘇聯首都。雖然兩方的進展是武器控管和整體的雙邊關係，但真正的突破是政治氛圍。在由蘇聯電視直接播送於莫斯科國立大學的演說中，雷根讚美兩方現在的新關係。他說他們現在是夥伴和朋友。「人們不會打仗，」雷根說，「政府才會。從來沒有母親會想為了取得國土、經濟利益或意識形態而犧牲兒子。若人們能自由選擇，他們一定會選擇和平。」²³當他從紅場走過時，一位記者問他是否仍然認為蘇聯是邪惡帝國，雷根說：「不。你現在說的是另一個時代的事情。」²⁴他搭著戈巴契夫的肩，宣布「我們之間有很好的化學效應」。²⁵

然而雷根對蘇聯的熱切擁抱並沒有延伸至區域衝突。當戈巴契夫試圖向他解釋道，穆斯林國家的政治已經從冷戰衝突進入新的基本教義派政權風險時，雷根拒絕傾聽。戈巴契夫強調阿富汗現在的危險處境。但是，總書記緩和地接著說：「阿富汗現在是過去的事了。我們已經達成協議。讓我們解開阿富汗的結，讓它變成解開其他區域的結的基礎吧。」戈巴契夫說：「蘇聯願意與美國共同行動，但是美國似乎無意攜手合作。」²⁶

戈巴契夫是正確的，阿富汗之事並未為美國解決區域衝突樹立榜樣。一九八八年四月，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簽訂日內瓦協議（Geneva Accords），由蘇聯和美國作保。雙方都承諾要尊重主權和不干預原則，蘇聯聲明會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以前撤出他們的軍隊。任何境內的軍營都由阿富汗人自行處置。華府方面拒絕停止提供聖戰士武器，僅說：「若蘇聯節制提供軍事支援給阿富汗政黨，美國也會跟進。」²⁷這項協議是一場騙局，讓阿富汗內戰一如既往持續，而蘇聯軍隊卻已不在。但對戈巴契夫而言，這仍然是某種勝利：讓他得以把軍人帶回家，從阿富汗的敗局全身而退。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五日，早在截止期限三個月前，撤軍完成了。

戈巴契夫的支持者本來希望阿富汗問題的處置，加以雷根在莫斯科公開擁抱蘇聯領導者，能給予總書記一些緩和空間，以處理國內事務，但並未如願。一九八八年末至八九年初，國內家園問題似乎堆積如山，城市食物短缺，某些共和國政治騷亂叢生。許多不滿都指向戈巴契夫本人。許多人認為他承諾太多，兌現太少。很多人已經忘記早個幾年，公開表達這種情緒會使他們招致牢獄之災或更加嚴重的後果。現在改革本身似乎受到了威脅，因為蘇聯國家如今正產生裂痕，即將分崩離析。

唯一一位不被這些困難嚇退的領導人是戈巴契夫本人。一九八八年至八九年冬，他花了很多時間思考政治改革和下放權力給共和國。一九八九年三月，蘇聯前所未有地召開了受到各方挑戰的議會選舉——蘇聯人民代表大會（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蘇共贏得大多數轄區的選票，勝選手段往往可疑，但是無黨籍人士大約贏得了二○％的席次。其中一位是異議分子兼諾貝爾獎物理學得主沙卡洛夫，他兩年前才剛剛從境內流放中獲釋。另一位是前任莫斯科黨主席、政治局成員、反抗分子包利斯．葉爾欽（Boris Yeltsin），他曾於一九八七年因抗議改革速度緩慢威脅辭職，因而被戈巴契夫解職。共產黨一黨獨大的局面已經被打破。而這個破局還是由共產黨總書記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一手策劃。

在戈巴契夫上任第一年，他就曾企圖重新繪製蘇聯內外的政治地圖。對他而言，冷戰已經沒有意義了，或者說至少不是以其經典的全球衝突形式和國與國間缺乏互動來展開冷戰。他的起始點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或者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他相信物質主義分析，但也相信一小群決心堅定的人有能力代表整個社會行動。他發現蘇聯需要採用西方的某些實踐方案，以維持和發展蘇聯社會主義。戈巴契夫認為學習和調整並非軟弱的信號，而是力量的來源。他的領導性質和共產黨威權會讓經濟改革大獲成功。

三件在國內發生的事，對戈巴契夫的宏圖加以掣肘。蘇聯經濟急轉直下，部分是由於改革的不確定性導致的脫節現象。在蘇聯全境，人民開始反對黨的階序層級。包含戈巴契夫的一些親信顧問在內，不在少數的蘇聯領導班子對社會主義基本教條逐漸失去信心。總書記被夾在中間，一方是想要穩定和政治控制的保守派黨員，另一方是那些願意棄捨共產黨，以追求國家未來大計和自己人生規劃的人。戈巴契夫自己銳意革新政治、經濟、法律，但無意徹底拋棄蘇聯社會主義的成就。他愈發公開強調的目標是法治國家，黨的權力在法治國家內並未被去除，而是能受到制衡。一九八八年十月，戈巴契夫告訴政治局：「重整國家機器與法治國家的形成緊密相連……我們社會和國家的整個結構都必須在法治的基礎（意即在法律規範下）上運作。沒有人有權僭越法律的界線、打破法治。最為重要的違規者……就坐在這裡，在這張桌子旁——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局，以及書記處。」²⁸

在他的國際政策中，戈巴契夫的目標在超越冷戰，使蘇聯與西歐更為靠近，尤其是與歐洲社會民主親近。與前西德總理、現任社會主義國際領袖布蘭特和西班牙社會主義派首相岡薩雷斯（Felipe González）談話時，戈巴契夫承認「與你們談話對我們而言既容易又困難。容易是因為我們對彼此的了解，讓我們能像朋友一樣溝通，公開討論任何議題。但困難是因為我們無法對問題含糊其辭……或許，」總書記一九八九年對布蘭特說，「是時候該超越一九一四年的裂痕了。」²⁹戈巴契夫認為，他的政策是俄、歐從古至今淵源的一部分，但同時也是社會主義者由於對一戰的不同反應，於冷戰的意識形態爭端肇始時四分五裂，如今終於又聚攏到了一起。

但是戈巴契夫的國際秩序重整計畫範圍超過了歐洲。對他而言，甩掉冷戰包袱意味的，不只是回歸到國家利益的概念，不只是回到那種冷戰之前、十九世紀末就存在的概念。他的願景是為了建構一個組織更佳的世界，聯合國和包羅萬象的國際協議能在這個世界中規範國際事務，防止在冷戰區域衝突下兩造都過於頻繁地牽扯其中的某種無差別的殺戮。由於美國堅信世界整體正在朝向美式自由概念與自由市場實踐發展，戈巴契夫的願景似乎有些天真。但這仍然是相當令人刮目相看的事例。在短短數年之內，竟有一位活力充沛的領導者能夠大刀闊斧地重新定義蘇聯國家所代表的宗旨，以及人們該如何理解蘇聯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