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的亞洲

二戰結束後，日本戰敗奄奄一息，而亞洲大陸多數國家正面臨激烈的革命浪潮。在中國、韓國與越南，共產黨於戰爭期間崛起，已經蓄勢待發，枕戈待旦。在印尼和印度，極端民族主義者正鼓吹著徹底脫離荷蘭和英國殖民母國，全面獨立。風暴席捲了整個歐亞大陸：不僅日本的擴張主要強權一去不復返，而且歐洲帝國正迅速崩解。這是至少百年來首次亞洲人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且這次他們豎起了民族主義和民主的旗幟——這些概念一開始由歐洲引介而來，已經經歷形變，發展出當地特色。新的亞洲革命不再以退為進，而是正面迎向獨立自主、現代化和國家的形成。

戰後席捲亞洲的革命風暴共有三個主要核心。殖民者和他們的本地盟友透過將政權移交給能與之協商的精英階級，以求穩定自己的地位，或至少試著保有一部分的經濟利益。但其前線已被攻破：在中國，所有外國領地（除了香港和澳門之外）已經在戰爭時歸還；由於日本從東側大軍壓境，情急之下，英國也已承諾在戰後讓印度主權獨立。兩大新強權美國、蘇聯都聲稱反對殖民主義（至少只要不是由他們殖民），敦促歐洲迅速全面地撤出殖民地。最重要的是，所有歐洲國家對於延續既有的殖民體制，都力有未逮。歐洲人民殷殷企盼重建家園，不願再將資金揮霍在看來毫無益處、道德上又難以自圓其說的海外政權。就在十年之內，殖民主義從大多數歐洲人的驕傲淪為燙手山芋。

亞洲各地的民族主義運動已經蓄勢待發，要奪取政權。許多領導者往往將昔日榮光所代指的民族概念，與現代化和國家計畫兩相結合。其中為數不少有傾向社會主義，雖然他們與蘇聯的聯繫相當有限。兩個最大的亞洲國家中國、印度，其主要的民族主義政黨（中國國民黨和印度國民大會黨）都是有著許多派系的大組織，由具有群眾魅力的領袖領導。兩者都計畫組建有著強大執行力的中央集權政體，但是在其國境內都遭逢共產黨的挑戰。印尼是由一萬七千個小島所組成的列嶼，風俗民情各異，他們想像的新國家是奠基於全新的民族觀念，一個所有印尼當地人民共有的民族家園，其核心乃是荷蘭於十九世紀所整合的殖民地。印尼民族概念的創造者認為在東南亞，所有穆斯林土人都一樣，且所有東南亞穆斯林都同屬一個中央集權國家。正是此時，當冷戰主導國際事務之際，亞洲民族主義者看見他們的新民族有了重大突破。

二戰後，在所有主要的亞洲國家中，東起日本，西迄伊朗，共產黨都成為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要替代方案。在共產國際全面抗日的指導下，大多數共產主義者於二戰期間得以豎起愛國的旗幟。但儘管如此，他們卻未能順利與當地民族主義領袖合作。諷刺的是，這有一部分是由於某些愛國主義者認為，共產黨戰爭期間的奉獻乃是聽信蘇聯的緣故，並非完全是為了守護民族。有些地方將日本人視為反抗歐洲的先鋒，共產黨在這些地方被看作是亞洲民族主義的損友，不可輕信。儘管如此，共產黨仍四處擴張。在中國，黨聲稱擁有百萬成員，坐擁大軍。在印尼（儘管共產黨領導者缺乏政治手腕），共產黨仍是國內規模最大的政治組織。在印度，共產黨統御了商會，且在人口最稠密的孟加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就連在日本，新憲政後的首度選舉，共產黨也獲得了超過一○％的選票。即使共產黨仍屬少數，但他們有理由自信對國家未來的命運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一九四五年亞洲的政治策略現況可以簡單概述如下。在亞洲東部，美國軍力已經占領日本，派遣五萬人的大軍登陸中國，並且控制了韓國境內北緯三十八度線以南的地區。從沖繩到婆羅洲乃至橫跨整座太平洋，美國也在全境的各個島嶼部署軍力。在澳洲的協助下，英國從日本手中接管了東南亞主要城市。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蘇聯終於加入戰局，抗擊日本後，蘇聯派出陸軍執行為期三週的閃電作戰策略，最終取得日本在中國東北（滿洲）、日本北方群島（譯按：千島群島）以及朝鮮北半部的統治。在西方，一九四一年年中，英國和蘇聯入侵並占領伊朗，蘇聯並且領有德黑蘭以北的地區，英國則統治中東其餘區域。日德倒臺的最大受益者是帝國主義者，但顯而易見地，一九四五年時，英國勢力已經過度擴張，他們甚至無法有效統治自己既有的亞洲殖民地，更遑論已經獨立的亞洲國家或那些原先屬於其他列強的殖民地。就像在歐洲一樣，英國需要與其他強權合作——尤其是美國——以便在亞洲尋求利益。

一九四五年戰後，美國政策制定者所面臨最直接的挑戰不僅僅來自歐洲，也來自亞洲。畢竟美國之所以加入二戰，也是由於遭到亞洲強權襲擊。太平洋戰爭期間，美國傷亡人數總計高達三十五萬，這重大犧牲是難以輕易釋懷的。一九四五年年中，高達兩萬人在日本南方的小島沖繩戰役中喪生。對美國而言，日本投降後的未來自然極其重要，但中國的未來也相當令人憂心，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在戰爭期間是與美國密切合作的盟友。在歐亞大陸西部，美國將伊朗視為未來發展的關鍵國家；伊朗與蘇聯接壤，國界線相當長，且是盛產石油的波斯灣地區國力最強的國家。美國領導人相信他們可以幫助伊朗從帝國主義者手中解放出來（不論這帝國主義國家指的是英國還是蘇聯），並藉此穩定供給歐洲盟國重建時所需的石油資源。除了歷史、政策方面的考量之外，美國領導人往往認為，他們可以幫助亞洲政治與經濟的現代化，而這是沒有任何歐洲強權有能力或者願意做的。如果亞洲革命已經水到渠成，那麼他們希望能站在最前線，引導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大陸走向主權獨立、富裕和現代化。

冷戰期間，美國是西歐國家最主要的盟國，尤其是英國和法國這兩個最大的殖民帝國。但是一九四五年，殖民主義在美國並未受到歡迎，因為大多數人認為它與民主政治和自由的原則相悖，而美國之所以參與二戰，打的就是民主與自由的旗幟。如同其前任總統，杜魯門政府在太平洋戰爭落幕時，想要見到的是快速將殖民政權移交給亞洲本地的精英，美國政府願意對其歐洲盟友施壓，以達到目的。但是美國政策制定的方向並非總是基於這類高遠的理想。美方也想要有機會進入亞洲市場，而在戰間期，殖民體制的優先策略就已經造成他們的阻礙。他們也擔心一直延宕殖民地獨立的進程，會給極端分子和共產主義者製造崛起的機會。美國國務院往往指稱自我中心的歐洲人看不見他們的行為對冷戰造成的影響。在冷戰的普世角度驅使下，美國人對於過往幾乎微不足道的地區和國家產生了強烈的主導意見。

對蘇聯而言，亞洲的革命既是轉機，也是危機。列寧有言，雖然馬克思將歐洲的革命放在對抗資本主義的核心位置，但是支持亞洲的民族運動則是全面帝國主義施壓的方法。如此一來，可以加速歐洲革命的發生，這對蘇聯的安全和整體人類的未來至關重要。史達林也接受這種觀點，但更強調蘇聯的安危。由於戰間期各地革命未獲捷報，加上二戰勞民傷財，史達林並不想為了邊陲地帶與美國和英國發生不必要的衝突。一九四五年，這位蘇聯領袖仍然希望能在不發生激烈衝突的情況下，達到蘇聯在歐洲的些許目的。若是如此，就不必為了蘇聯外交政策中較不重要的議題，激化與盟國之間的衝突。

但是戰後蘇聯領袖也了解到，亞洲革命因日本倒臺而燃起生機，這是蘇聯外交政治中不可忽視的議題。他們當中大多數認為，莫斯科的角色應該是將力氣花在整合反日國家，並在世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長期抗爭中，至少維持中立。亞洲新萌芽的共產主義運動需要時間建立合適的組織、教育幹部，並且向蘇聯學習。許多共產主義領袖認為，莫斯科應從有限資源中撥出一部分去協助他們發展壯大。蘇聯也需要花更多時間研究亞洲地區的階級組成、民族主義者和左翼政黨的意識形態，以避免下錯指導棋。由於史達林生性多疑，亞洲這些團體不值得信任，政治又前景不明，所以他往往贊同那些力主要謹慎使用蘇聯金錢、資源的人。根據史達林對蘇聯（和俄國）歷史的解釋，短期內只有一個國家對莫斯科有意義，那個國家就是日本。諷刺的是，戰爭結束時，蘇聯對日本的直接影響力微乎其微。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百廢待興。城市往往是以木造建築為主，在美國燃燒彈的摧殘下已遭祝融吞噬。在東京，僅有三分之一的房屋免於全毀。即使如此，僅剩的房舍建築也已經被炸彈破壞得盡成斷垣殘壁。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當晚，在B－29堡壘轟炸機空襲之下，城市陷入一片火海，超過十萬人葬身火窟，其中包括大量平民。南方的城市廣島和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十二萬人瞬間斃命，還有更多人因放射線緩慢、痛苦地死去。各地基礎建設都失靈，數百萬人無家可歸，或者在國境內過著難民般的生活。帝國傾頹後，近三百萬日本難民從海外遣返，回到的卻是疏離且並不歡迎他們的祖國。若有什麼是一九四五年的日本最不需要的，那就是更多張口要吃飯的人。食物配給量已經遠遠低於飢餓線，比帝國倒下前政府所配給的粗食還要稀少。

可以理解地，日本人既將這場降臨到他們頭上的災難咎責自己的領導人，也非難外國人。當局許諾百姓繁榮、土地、榮耀，卻只換來死亡和痛苦。戰爭期間，日本人民聽信了當局者，展現出紀律、凝聚力，為了當局者灌輸的共善（common good）而大無畏地犧牲。如今，一九四五年帝國坍塌後，他們的忠誠換來的報償也變得清晰無比。這個三百年來未有大規模征伐的國家，如今尸居餘氣。無怪乎位於東京城中心的皇居門外，總有著大批示威人潮，人民向天皇呼喊著：「您晚餐吃什麼？」一九四六年五月，日本左翼領導者組織的名為「給我們米飯」（Give Us Rice）大規模集會，要求「革命性的變革」和一個「民主政府」。大多數的這些左翼領袖才剛被從前政府的政治獄中釋放出來。⁰¹

杜魯門政府打從開始就清楚表明不願與其他盟國共同統治日本。這位總統相信，美國經受了抗日戰爭的嚴酷考驗，也是唯一有能力加以改造的國家（中國人只能咬牙同意）。的確，委任事項已經就緒，其他盟國（包含澳洲和紐西蘭）的參與只是走走形式而已，真正的實權都在美國人手中。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二戰時一路將戰場打回亞洲，同時對抗著日本人和美國陸軍部高層，他如今被指派為駐日盟軍總司令，占領日本時，所有職權都在他的轄下，受他指揮。麥克阿瑟想看到日本的改變；他相信這個國家在戰爭時期的罪行來自於文化底蘊中的暴力傾向、獨裁主義，以及「螻蟻般的行為」，這是日本人與美國人（以及其他國家的人）的不同之處。日本的政治和經濟需要徹底重建，才能讓他們與過去的行為習慣完全區隔開來，進而使他們成為美國對抗全球共產主義陣營時可信任的盟友，麥克阿瑟將軍預見了與共產主義的角力必然發生。

美國強加在日本身上的改革極端主義，今天看來往往令人費解。一九四五年八月，杜魯門總統最早下達的投降後指令要求日本完全解除武裝，其國土限縮回日本列嶼，並由占領者制定憲法。這部憲法包含「宗教、集會、言論、新聞自由……〔美國會〕傾向解散大型工業或銀行經濟體……〔並鼓勵〕在民主的基礎上發展勞工、工業、農業組織」。⁰²麥克阿瑟也許是相當保守的美國將軍，但他的指令是要推動日本改革，帶著鮮明的羅斯福新政意味。

出乎美國人意料之外的是，日本人熱切擁抱新賦予他們的自由。得到集會結社自由後，日本男人與女人即刻組織了商業公會、互助組織和政治團體。學校和大學開始教授強調民主與公眾參與的課程，這與戰爭期間的民族主義和天皇崇拜主旋律大相徑庭。日本的舊精英由於過往支持招致災難的擴張政策，如今其地位已失去了合法性。許多人認為他們雖自稱民族主義者，卻招致了民族的毀滅。儘管發動侵略戰爭一事，天皇難辭其咎，但是杜魯門的日本事務顧問堅持維持裕仁天皇的位置。他們相信罷黜天皇會讓整個日本失控。然而，這種觀點更多是本於東方主義式的觀念，認為日本人奉獻於絕對皇權——當然這種觀點也因戰爭經驗而更加堅固——而未能真正了解到戰後日本社會的迅速改變。

一九四七年，在冷戰的影響下，華府當局開始改變了對日本處置的心意。一九四七年四月，日本左翼的支持率已經從二二％攀升到超過三○％，雖然其中僅有不到四％支持日本共產黨，但是政治極端主義儼然已經蔚為風尚。大多數日本人相信，主要戰勝國美國和蘇聯都肩並肩支持著民主。東京記者寫道，若非如此，美國人何以主張改革，給予左派機會竄升？但早在一九四六年，麥帥便已對日益增長、搖旗吶喊的社會主義者發出了嚴厲警告：「若日本社會的少數分子無法自制與自重，那麼我將被迫採取必要手段，以整治這種教人遺憾的現況。」⁰³一九四八年凱南訪日時，震驚於日本缺乏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的現況，害怕這可能成為美國全球政策的累贅。他呼籲盡快結束改革，並「延緩」對戰犯的清算。他也呼籲，若蘇聯還未被「全面弱化或清醒過來」，或「日本社會在政治上仍然極度脆弱」，那麼在簽訂和平協定時，應「有限度地讓日本重新武裝」。⁰⁴

美國所謂的「逆進程」（reverse course）讓日本保守派重拾些許自信。日本社會大多數人都愈來愈憂心於應如何阻止經濟下滑，而此情況對美方有利。右派領袖似乎更有手腕，能讓工廠復工，並組織、發配到各城市的糧食供給。戰爭時期非主戰的右派少數變得尤其受歡迎。前外交官吉田茂曾因促動提早投降而被逮捕。一九四六年，他變成了首相，儘管不斷受到左派挑戰，仍一直連任到一九五四年。一九四八年年末，數千位左翼教師、公務員和商業公會成員在反向的「紅色清算」（Red purge）中失業。他們的成員被列入黑名單，而那些曾經的戰犯如今卻行動自如：這激怒且激化了日本左翼。在一九四九年的選舉中，共產主義者得到了超過一○％的票數。叔 ji 分 享 公 号 晚 霞 书 房

占領日本後，美國就得以將原先的敵人改造為長期的附庸。不論是改革時期，還是反激進政策時期，美國治理都依循同一原則：依照美國形象來重塑日本。當然這之所以可能，是由於美國在太平洋戰爭的軍事勝利。但這也有賴於將其他戰勝國強權——最主要的就是蘇聯——拒於門外，使之在占領期間沒有任何實質的影響力。這明目張膽將蘇聯排除於占領軍外的作風，讓史達林憤怒不已，但他並不訝異。畢竟，他自己在東歐也採取了同樣的模式。他並不期待杜魯門略施小惠。史達林的政策旨在指導日共對抗美國占領，並宣稱唯有日本發動社會主義革命，並與蘇聯聯手，才能重新獲取國家獨立。但他也對日本保守派伸出手：如果他們想要拿回戰爭結束時已被蘇聯占領的千島群島，以及想要與共產中國做商業交易，那麼必定要經由莫斯科才能達成協議。

一九五○年夏天，中共的勝利和韓戰的爆發改變了東亞的戰局。在此之前，日本被美國視為資產，主要是因為它有著長期的經濟（乃至軍事）潛力。然而，尤其在北韓發動攻擊之後，日本變成了美國在東亞唯一的據點，對美國來說至關重要，讓在韓美軍可以反攻，並提供後勤供給。這場戰爭讓華府決定盡快與日本達成和平協議，讓美國能在日本有永久的據點，而日本也可以善盡自我防衛的責任。杜魯門堅持要日本政府先與美國簽署一個雙向安全協議，讓東京方面承諾以美國為唯一的盟友，並讓華府在日本有權使用基地，不受當地政府管轄。協議中提到美軍將致力於「保護日本國境安全，抵禦外來攻擊，包括對於日本政府的緊急要求給予協助，以撲滅日本境內大規模的暴亂和動盪」。⁰⁵吉田也必須宣布日本不會與中共政府達成任何協議。唯有如此，才能簽署和平協議。不出意料地，蘇聯拒絕簽署，中國甚至沒有受邀與會。

時間一長，日本將會變成美國冷戰時最重要的盟友。它不僅是亞洲大陸之外擊不沉的航空母艦，而且從四○年代末期就成為美國軍事部署的核心之一，其海戰的重要地位，讓美國能維持在東亞區域的軍事優勢。隨後，美日聯盟最重要的部分是經濟共榮以及東京方面對美國冷戰策略的支持。當然，在盟約締結的頭幾年，這些都尚在未定之天。當亞洲在美國對外政策中變得益發重要時，美國人的主要擔憂卻仍是如何維持日本政治體系穩定，以及東京當局是否願意對抗國內外的共產主義。

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二十世紀是天翻地覆的時代。國家從二十世紀初的帝國變成了共和體制，再變為幾個政權相互競爭的無政府狀態，再到另行共和。三○年代恢復國家體制，但卻是由蔣介石和國民黨所領導的現代化獨裁政體。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讓蔣政權受到挑戰，也給予了其政敵崛起的機會。正當國民黨在抗日前線拋頭顱、灑熱血時，其政敵逐漸站穩腳跟。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三○年代中期已經幾乎被蔣介石撲滅的中國共產黨。在與莫斯科無直接聯繫管道的情況下，中共在戰爭期間轉型成為規模遍及全國的黨派。左手抗日，右手伺機抵抗國民黨，一九四五年終戰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準備好迎戰蔣介石的國民黨，爭奪中國領導權。

抗日戰爭給予了中國共產黨崛起的機會。但確保他們能抓緊機會的，是其領袖毛澤東。毛澤東是一名絕頂聰明、神氣活現的指揮官，致力於實現社會正義，且對於他所謂的落後、迷信又父權的「舊中國」深惡痛絕。他想要創造一個既現代又公平的「新中國」。他的主要目標是像史達林的蘇聯一樣。他未曾涉足蘇聯，但總是將之理想化一個為反帝國、革命且進步的國家。及至一九四五年初，毛澤東的軍隊已經準備好要與中國北方的蘇聯紅軍聯合（他們預期蘇聯將介入戰爭），然後再挑戰蔣介石的主導地位。

但是戰爭結束後，中國的演變令毛澤東和其政敵始料未及。史達林對於對日出兵一事始終舉棋不定，使得毛澤東幾乎要陷入絕望。中國共產黨開始被迫要去思考戰後，若是美國成為主要的外國勢力，那肯定不會是他們所樂見的。然而一九四五年八月，所有事情卻一次爆發。日本遭到原子彈空襲。蘇聯終於對日出兵，並占領當時被稱為滿洲國的中國東北以及朝鮮北部。日本投降了。把中國逼到亡國邊緣的勢力一夕之間蒸發。毛澤東指揮共軍潛入滿洲國，盡可能地從戰敗的日本人手中獲取土地。他的政黨似乎已經勝券在握。

但中國共產黨的情勢急轉直下。美國命令還握有廣大中國領土的日本只能讓渡給蔣政權。蔣介石利用其國際認可的中國政府領袖地位與史達林協議，以蘇聯在當地的經濟與軍事活動作為交換條件，讓國民黨取得滿洲國土地的統治權。更糟的是，人口最稠密的東部沿岸地區戰爭期間被日本占領，如今當蔣介石的軍隊搭乘美國運輸機抵達時，人們都舉雙手歡迎，將之視為解放英雄。毛澤東近乎全盤皆輸。

共產黨人顯然不願意接受這次挫敗。共軍罔顧蘇聯的命令，長驅直入東北。一九四五年秋季，情勢變得更為詭譎，杜魯門總統派遣美國首屈一指的戰爭英雄馬歇爾將軍赴華調停。史達林最初基於兩個理由要求中國共產黨配合：其一，蘇聯領導人不認為中國有機會革命成功，其二，他當年稍早才從中國手中取得租界，需要持續與蔣合作。史達林的用意並不是為了蘇聯的利益而犧牲中國革命，而是想要為蘇聯（也是為了共產主義整體）多少獲取一些利益。但是中共不願合作。由於共產黨拒絕讓步，國共間的軍事衝突一觸即發。在美方予以蔣介石的奧援與日俱增下，蔣氏刻意延緩執行與蘇方的協定內容。由於來自美方的壓力攀升，且世界各地都在爆發冷戰衝突，史達林突然決定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從東北撤軍，很可能是因為他知道，這麼做可以帶給此處共軍最大的軍事利益。他也許想以此迫使蔣介石重回談判桌。然而這麼做卻引爆了長達四年、遍及全境的中國內戰。

蔣介石不計代價地想殲滅東北的共軍，目的是想將全國收於囊中，好將之重建為政治與軍事強權。為達此一目的，他認為必須一舉殲滅共產黨。一九四六年末至四七年間，他在美軍援助下發動的全面攻勢幾乎要成功了。但是他和他的政黨卻操之過急，以至於適得其反。在蘇聯的增援下，共軍——現在重組為人民解放軍——開始攻擊國民黨在滿洲的補給線。就在蔣介石精銳盡出，派遣配有美國裝備的軍隊進入當地之際，軍事平衡逐漸改變了。及至一九四七年末，人民解放軍元帥林彪的軍隊發動了全面攻擊。一九四八年初，國民黨的主要軍力坐困東北，遭到解放軍各個擊破。戰爭情勢對蔣介石愈來愈不利。

蔣介石在戰場上舉步維艱之時，他在國統區的城市與其他地帶的地位開始弱化。蔣氏急功近利，操之過急。首先他最想要的是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強大政府，主導並協助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復甦。事與願違，他的躁進卻反而加速政權覆亡。一九四八年年中，農民階級背棄了他，因為他們不樂見自己的兒子被迫從軍，只是為了似乎愈來愈無望的戰事。地主放棄了國民黨，因為蔣介石似乎屬意指派自己的人馬去各省統治他們。資產階級亦反對國民政府，因為通貨膨脹和官僚貪腐使他們的財富大為縮水。城市中的工人階級有一部分支持國民黨，而無人支持共產黨，他們是最後背棄國民黨的，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當共軍已遍布中國各處時，願為國民政府慷慨赴死的工人卻寥寥可數。

雖然杜魯門政府對蔣政權向來意興闌珊，但相較於共產黨，他仍較鍾意由蔣氏執政，但現在他也要放棄這個並肩作戰的盟友了。早在一九四八年，杜魯門的國策顧問就已清楚表明，倘若美軍未出面干預，國民黨不可能贏得內戰。然而面臨他國（尤其是歐洲）的壓力，即使美國總統相信可能打贏這場戰爭，也不可能同意派遣美軍到中國大陸參與內戰。馬歇爾如今以國務卿的身分返回華府，他警告中美雙方，僅僅提供蔣介石軍火設備亦於事無補。馬歇爾冷漠地告訴中國大使顧維鈞：蔣介石所面對的「後勤問題極為特殊」。「他已經被敵軍攔截了四○％的軍糧補給。如果損失的比例達到五○％，他就必須思考繼續給自己的部隊提供補給是否是明智之舉了。」⁰⁶

正當對蔣介石的美援將斷未斷之時，蘇聯與中共的關係則日益緊密。一九四八年年初，蘇聯軍援進入東北，紅軍教員在當地和蘇聯訓練解放軍軍官。即使沒有紅軍協助，解放軍也很可能贏得勝利。但蘇聯的援助對於中共有著政治上的重要性。它證明莫斯科的共產黨「偉大領導人」史達林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路線，且會幫忙建立一個新的共產主義國家。

此刻，蔣介石敗走十九世紀末起就受日本直接統治的中國沿海島嶼——臺灣——而毛澤東則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在北京成立了新政府。儘管蘇聯呼籲要謀定而後動，但毛澤東仍然執意仿效蘇聯在東歐的衛星國家，於一九四九年宣告成立人民共和國。就在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後，他堅持即刻出發到莫斯科朝聖，公開慶祝史達林七十歲壽誕。事實上，毛澤東的目的是聯合蘇聯對抗想削弱其革命勢力的美國。蘇聯領導人咬牙同意了。史達林並不相信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他判斷：他們都是農人，不是工人。他們的革命是「民族革命」而非「社會主義革命」，且至少在開始時，他們應該與資產階級共同治理國家。在內心深處，史達林並不信任未借助蘇聯紅軍，靠自己力量贏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隨著年紀漸長，他對無法直接控制的人事物變得益發多疑猜忌。毛澤東雖然成為了蘇聯的盟友，但不想只被當成奇珍異獸，而想要被當成是偉大領袖的高徒。

中國共產黨在形式上依照蘇聯的指示建立新中國。為了取悅史達林和蘇聯顧問，中共佯裝成一個聯合政府。然而其憲法明文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矜誇「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堅若磐石的友誼」。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無疑統治著中國，並且在進程中一路清算異己。「我們代表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與農民專政。我們代表人民專政，因為中國人口有九○％由工人和農民組成。」毛澤東告訴蘇方，「這樣的政府可以給人民予民主。我們稱之為基於無產階級專政下工農聯盟的新民主。無產階級專政由其先鋒部隊共產黨來代表。」⁰⁷

中國新政府所釋放出來的革命暴力有三個主要目的。毛澤東想要粉碎農村裡傳統仕紳和城市資產階級的勢力。透過趕走外國人，查禁他們的書報、電影，他意欲讓中國脫離非共產主義的外來勢力之影響。然後他還想透過大型集會運動，動員中國的青年建立如蘇聯一樣的新社會主義共和國。一九五○年夏天韓戰爆發，使得這些肅清異己的行動變得更加血腥。但打從一開始，這些關鍵元素就都存在著，三○年代史達林在蘇聯的政治運動也不遑多讓，規定每個省分都要揪出多少反革命分子，並加以殲滅，中共也有樣學樣。即使蘇聯顧問警告中共切勿魯莽行事，但是在中共統治的頭兩年，就有幾乎兩百萬人遭到殺害。⁰⁸

儘管新政府創立以來有諸多暴虐無道又無意義的惡行，但是中國人仍然嘯聚雲集於其旗幟之下。許多人對毛澤東的說詞堅信不疑，相信經歷了數百年積弱不振，中國人民終於站起來了。民族主義大行其道，中國人渴盼著一個能讓他們引以為傲的國家。他們心想，如果共產主義將在未來蔚為風潮，那麼中國必須加以接受，甚至站到風口浪尖處。抗美援朝可以激化中國的民族主義，但是毛澤東的大業吸引力之深遠，則不僅止於此。談笑之間，他稱中國過去種種都指向共產主義今朝得勝。這與中國歷代領導人喜於宣揚的集體行動與集體正義若合符節。有些人覺得二十世紀前半葉硝煙四起，使中國一蹶不振，對他們而言，共產主義革命是某種洗滌：其理念或許教人費解，甚至泯滅人性，但革命給予他們機會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最終將把中國導向正軌。

革命的力量也撼動了中國以外的地方。在東南亞，反殖民革命政黨受到了鼓舞，變得更加勇往直前。在韓國，金日成的共產黨覺得他們也可以武力統一全國了。在日本，即使精英們都認為中共是個致命威脅，但民族主義者看到亞洲人不顧美國反對靠一己之力取得政權，仍然心下竊喜。離散異鄉的華人中，許多雖然無涉共產主義，仍為中國建立了強有力的新政府普天同慶。⁰⁹印度和歐洲視中國革命為世界政局之大變。在剛獨立的印度，民族主義首相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對議會說：「這是基層的革命，數百萬人參與其中……這使得新政權穩如泰山，備受擁戴。」¹⁰來自政治光譜兩端的法國報紙編輯群對此番政權遞嬗指點江山，說明這如何強化了其他地方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費加洛報》（Le Figaro）中，法國反共知識分子阿隆敏於局勢觀察到：「革命黨的意識形態源於西方，現在卻變成了這座歐亞帝國的官方宗教信仰。這起歷史事件乍看之下相當矛盾，後果則仍然不明……在俄國之後，中國的案例顯示馬克思為後資本主義社會創立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更容易成功。」¹¹

美國大抵對此極度震驚。從二十世紀之初，少數關注此事的美國人都認為美國嘉惠中國，並協助中國進入國際社會。此一觀點在二戰時達到鼎盛，當時美國和中國是盟友，攜手對日作戰，以便——感興趣的美國人士認為——將中國解放出來，進而加入美國的行列，成為一個能挑起大梁的世界強權。富蘭克林．羅斯福將中國形容為未來的「世界警察」（world policemen）之一，而聯合國體制應圍繞在這種國家上建立。如今，美國的迷夢已碎，投資似乎都要打水漂了。但許多美國官員不是自責外交政策失準，而是宣稱中國人難辭其咎，認為中國人恩將仇報，對美國幾個世代之間的協助不屑一顧。

共產黨接收中國的冷戰意涵對杜魯門政府而言，顯而易見。中國已經與蘇聯聯手，站到美國的對立面。雖然有些人相信民族主義的壓力終將使同盟關係破裂，但大多數人視之為警鐘，大表失望，認為中方背信棄義。當然，韓戰也讓他們對中共的厭憎有增無減；杜魯門於一九五一年寫下這段筆記：「只要我當總統的一天，若我有能力阻擋，就永遠不會承認那個暴虐無道的組織為中國政府。」¹²但即便在韓戰爆發之前，NSC－68號文件就已發出警告：「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加上南亞、東南亞其餘地方的政經情勢，為進一步入侵這個多事之地提供了跳板。」¹³

杜魯門政府的戒備顯然難杜悠悠眾口。及至四○年代晚期，大多數共和黨人褪去孤立主義的外衣，變成了熱烈的冷戰戰士。他們指控杜魯門不論在海內外，都對共產主義過於軟弱。美國「失去中國」這件事讓他們批評的砲火更加猛烈。就在杜魯門為他的冷戰信念尋求國會核准經費時，第一任共和黨國會議員理查．尼克森（Richard Nixon）大做文章。他認為民主黨政府忽略了國際共產主義的全球威脅：「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蔓延和在地中海東部的赤色影響有何不同？……〔我們〕要繼續犯下跟處理中國事務時同樣的錯誤，派遣思想左傾者和同路人去對抗共產主義，然後砸了我們自己的招牌嗎？還有，如果要對抗希臘和土耳其的共產主義，我們不也應該要整肅一下內部，將共產主義者和同路人從政府部門和勞工組織的權位上拉下馬？」¹⁴尼克森與參議院同僚麥卡錫聯手，為中國赤化一事向民主黨興師問罪。¹⁵

當東北亞因遍地烽火、革命起義而地動山搖時，東南亞也同步蛻變。不若其北方的區域，幾乎所有東南亞的地區都曾經在十九和二十世紀遭到外國勢力殖民。印度尼西亞被法國統治，而大多數南部群島則被荷蘭人占領。英國統治馬來亞、緬甸。而美國則姍姍來遲，強占菲律賓。只有泰國的獨立命懸一線。但是一九四五年之後的幾年間，這些既定秩序翻天覆地。經驗老到的共產主義者胡志明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宣布越南獨立。同一個月，蘇卡諾宣告成立主權國家印尼，領土遍及所有荷蘭前殖民地。一九四七年一月在緬甸，翁山（Aung San）透過協議讓英軍撤離。蘇卡諾和翁山都曾經與日本聯手。翁山曾為共產主義者，也是一個激進民族主義團體的領袖，他在日本建立了緬甸國民軍，直到一九四五年三月才倒戈。彼時，他與緬甸共產黨聯手成立了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Anti-Fascist People’s Freedom League）。在日本占領的雅加達，蘇卡諾啟動了他賦予新印尼國家的五個原則——國家、國際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信仰，並且持續與日本合作，直到日本宣布投降。然後他直接創立了一個新國家，罔顧荷蘭在日本戰敗後計畫回到他們的殖民地。

但是印尼的案例顯示獨立建國之路荊棘滿布。就在日本投降後，英軍占領了印尼的主要城市。倫敦方面決定讓荷蘭取回他們的前殖民地。印尼的反抗與日俱增，最後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爆發了泗水之戰。包含其指揮官奧貝廷．馬拉比准將（Aubertin Mallaby）在內有六百名英軍為了荷蘭取回殖民地一事喪生。超過九千名印尼人死亡。對英國和美國而言，泗水象徵東南亞民族主義的力量，他們敦促荷蘭跟印尼建立較為寬鬆的關係。一九四七年，當荷蘭試圖以武力顛覆這個新成立的共和國時，英國拒絕予以支持，美國則進退維谷。他們擔心若逼迫荷蘭從東南亞撤離，會使荷蘭本地政府失去威信，進而促發社會經濟動盪。但他們更擔心隨著荷蘭持續在其前殖民地的「警察行動」（police operation），蘇卡諾一類的民族主義者會對強大的印尼共產黨策略讓步。最後，印尼共產黨替美國解決了這個難題，他們針對印尼共和國的領導人發起了註定失敗的武裝暴動。當荷蘭試著趁亂干預，逮捕若干印尼領導人時，杜魯門政府採取強硬立場。華府一面威脅斬斷對荷經援，一面支持聯合國安理會的決定，要求讓印尼共和國領導者復位。到了年底，荷蘭點頭答應讓印尼獨立。

印尼這段建國血淚史顯示了從冷戰到迅速解殖的世界兩者之間兩個重要的連結。首先，在中國以外的大多數地方與中國的鄰國，共產黨都難以與更受歡迎、組織更嚴明的民族主義者抗衡。而中國成為例外的原因，很可能僅僅是因為日本人已經使其敵營——蔣介石的國民黨元氣大傷。其次，一般來說美國更在意的是如何阻止共產黨拿下更多地區，而非支持其西歐盟國重掌殖民地統治大權。當美國政府相信後者會成為前者的障礙時，會不惜站到盟友的對立面。在冷戰日益升溫時，對美方政治領導人而言，問題在於難以以意識形態區分激進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兩者看起來都是反美的，而且激進民族主義政策疑似在為共產黨鋪路（儘管許多證據與此觀點背道而馳）。

除了朝鮮以外，在亞洲殖民地中，只有占主導地位的越南獨立運動領袖選擇共產主義。諷刺的是，其中一個理由是越南的精英分子充分融入了法國文化和教育，一九一四年以後的世代是以此出發，採用了在法國青年間也相當盛行的激進觀點。蘇共的國際主義對許多越南獨立運動分子來說相當具有吸引力，讓他們有機會展現越南緣何為爭取自治奮鬥，怎麼奮鬥，其重要程度在全球也不亞於在法國本土所發生的事情。胡志明是將越南與冷戰扣連起來的關鍵領導人物，也象徵了越南民族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的連結。胡志明出生於一八九○年，就讀越南順化市的法語高中。胡志明對於越南以外的世界饒富興趣，所以他旅居法國、英國、美國，勤工儉學。例如，他曾在倫敦的卡爾頓酒店（Carlton Hotel）擔任服務生，一邊利用空閒時間讀書。一戰後，他曾在凡爾賽會議宣揚越南獨立運動未果，爾後他成為法國共產黨的創黨黨員之一，並於一九二三年至四一年間在莫斯科、中國、東南亞為共產國際效命，在那之後才回到越南。在當地，他意識到法國於二戰期間的挫敗給予他的國家脫離殖民統治的機會。胡志明和他所領導的組織越南獨立同盟會（Viet Minh）同時抗擊法國維琪政府和日本人，他們從不相信東京所給的戰後讓越南獨立的承諾，而是遵從莫斯科的指示向日本皇軍施壓。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突然投降，胡志明和蘇卡諾一樣，立刻開始爭取越南獨立。胡志明企圖仰賴與戰時的強權合作，避免美國支持其敵人。他在宣言中加入了國際面向：「『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不朽的金句引自美國一七七六年《獨立宣言》。更廣泛地說，這意味著：在地球上的所有人類都生而平等，所有民族都有生存、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權利。」如同中國的毛澤東，胡志明相信由共產黨領導的越南獨立同盟會取得政權之後，越南的共產主義革命便會發生，唯有美方干預才能加以阻止。胡志明也許從他所研讀過的法國歷史中看出相似之處。要是巴黎值得新教國王亨利四世（Henry IV）做一次彌撒（譯按：典出法國國王亨利四世為了爭取天主教徒支持皈依天主教），那麼越南革命也值得胡志明從《獨立宣言》中擷取隻言片語。

若戰後法國沒有堅決要取回越南，那麼胡志明很可能是正確的。美國沒有介入越南（與印度支那的其他地方）問題的其中一個關鍵理由是：韓戰爆發前，法國軍隊仍舊持續與胡志明的越南獨立同盟會作戰。華府自始便不看好法國重新殖民印度支那，即使接連幾任法國政府都費力說服杜魯門這是關於共產主義和「自由世界」的衝突。但是隨著韓戰甚囂塵上，且中共支持越南獨立同盟會的態勢益發明顯，不論是杜魯門還是其繼任者艾森豪都不認為將越南交給胡志明是個牢靠的選項。問題是，北越的戰局對法國愈來愈不利。一九五四年五月，法國在奠邊府被越南獨立同盟會軍人和中國猛烈的砲彈夾擊，損失慘重。¹⁶

新的艾森豪政府將奠邊府視為冷戰期間的重大問題。在這場勞民傷財的戰事中，美國或直接或間接地支援法國，提供法國武器、戰機，且在最後關頭甚至派出配有兩架B－26轟炸機的空軍中隊，攻擊越南戰場附近的標的物。儘管如此，法國仍然戰敗，法國政府因此倒臺，新的左傾首相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 Pierre Mendès-France）想要盡早從印度支那撤離。艾森豪拒絕派出空軍，說道：「任何干預內戰的國家都很難獲得勝利，除非它所支持的那一方將士用命，士氣高昂。」私底下，他批評法國人「含糊其辭地給予獨立的承諾，也是因為如此，以及其他眾多原因，使他們反而深陷泥淖。這件事他們實在責無旁貸。」¹⁷但他也警告莫使越南陷共。「你有一個地方在生產世界需要的材料方面具備明確價值，」在一九五四年一場關於印度支那的國際會議上，艾森豪這麼告訴記者，「然後你也有可能將許多人推入對自由世界有害的獨裁政權中。最後你從全局的角度考慮到，接下來可能發生所謂的『骨牌效應』。你已經把一整排的骨牌排好，你扣倒第一個，尾端的骨牌的命運就幾乎確定了，而且這會發生得迅雷不及掩耳。所以我們可能遭逢了解體的開端，這個開端影響深遠。」¹⁸

杜魯門和艾森豪擔憂的另一張可能倒下的骨牌是印度。華府大致讚賞英國首相艾德禮的決定——英國國內經濟衰退，加之印度對英國統治的抗議聲浪日高，促使艾德禮在二戰後及早准予印度獨立。杜魯門認為，將政權移交給印度民族主義者總比讓共產黨壯大要好得多。但是打從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之初，美國人就開始對於其領袖的政治傾向感到懷疑，尤其是其最大黨——印度國民大會黨。「他就是不喜歡白人。」杜魯門與尼赫魯首次見面後就抱怨道。¹⁹

對於尼赫魯而言，美國問題比美國人眼中的印度問題更為嚴重。他所代表的印度國民大會黨創立於一八八五年，是一個反殖民運動，旨在爭取印度獨立，反對帝國主義，建立亞洲團結。它對於社會和經濟成長的主張無疑是社會主義的；大會黨信仰中央計畫與國家領導經濟，其主要政治訴求是改善印度農村赤貧的問題。尼赫魯既有劍橋大學的學歷帶給他的優越感，也有對社會正義與民族問題深刻的使命感。他也堅信亞洲領袖必須攜手屏除殖民主義，肩負起國際事務的責任。雖然他從未受到共產主義吸引，但是尼赫魯和他的同儕都久仰蘇聯的發展模式，認為這比任何形式的資本主義都還適合印度。打從擔任總理之初，尼赫魯就將美國看作是急功近利、心浮氣躁的世界強權，本著傳道士般的熱情，是後殖民亞洲可能的問題製造者。

尼赫魯希望印度以立意良善的方式取得獨立，站上國際舞臺，卻因從英國獨立衍生出的暴力事件而信譽受損。隨著印度的穆斯林少數顯然要與印度分道揚鑣，建立自己的國家巴基斯坦，國家的西邊和東邊國界充滿著雙向流徙的難民。一千七百萬人流離失所，至少五十萬人因為族群之間的暴力而罹難。特別是在旁遮普省，手無縛雞之力的印度教、穆斯林、錫克教難民被不同宗教的暴民攻擊。強姦婦女屢見不鮮。印巴關係也因此而惡化。其他脫胎於英國解殖的南亞國家——緬甸、尼泊爾、不丹、錫蘭（今斯里蘭卡）——都警戒地看著與他們比鄰的老大哥印度。尼赫魯的國民大會黨政府就在舉步維艱的外交區域中誕生。

艾森豪擔憂印度在冷戰中的忠誠度，雖然他也對斥資幫助印度半信半疑。美國國務院聲請對印度增援。「已經沒有時間了，」國務院南亞事務處於一九五二年表示，「從最近印度選舉中共產主義的成長就可以清楚看出我們的計畫所要對抗的狀況，已經被共產主義者成功利用了……如果南亞情勢逆轉，那麼亞洲大陸其他國家跟進，就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屆時會有超過十億人受到共產主義統治，我們的國家安全就會面臨空前的威脅。」²⁰美國對印度（以及其鄰國）的經援的確漸漸增加。但是這兩個（同為英國政治文化的民主繼承者的）巨頭之間的政治關係卻無好轉跡象。

西亞的發展對於美國的情勢更具威脅。自從二戰開始，華府便相當留意中東原油出產是否能穩定供給其歐亞盟國。法、英在區域內解殖的浪潮造成政局不穩，可能導致石油的穩定供給出現問題，而冷戰使石油供給變得更加舉足輕重。杜魯門政府仍然希望權力能移交給溫和的民族主義者，當中有許多都來自本地貴族世家，可以倚重他們對抗共產主義，並且持續與外國石油公司合作提供石油。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拉克承諾願意合作，兩國都是保守君主領導。雖然敘利亞和埃及似乎愈來愈靠攏西方，巴勒斯坦的衝突卻對美國在中東的利益造成了威脅。如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於一年之前所做的，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於一九四八年宣布建國，聯合國大會表決建議劃地分治，美國和蘇聯都投下了贊成票。杜魯門獨排眾議，認為不論基於冷戰或因應國內政治狀況，盡早承認以色列的地位都是勢在必行。杜魯門屬意巴勒斯坦行聯邦制，或由兩個民族（binational）組成。他在私人日記痛陳：「我發現猶太人非常、非常自私。只要能得到特殊待遇，他們不在乎有多少人遭到虐殺。但一旦他們掌握實權，取得金融或政治勢力，那他們對待落水狗的殘酷程度或者虐待，連希特勒與史達林都望塵莫及。」²¹儘管他的態度反猶，他還是擔心，若不承認以色列，會給予蘇聯可乘之機，並讓他失去同年秋季總統大選的選票。

一九四八年五月，以色列剛剛宣布建國，就遭到來自阿拉伯國家的軍隊攻擊。巴勒斯坦的內戰變成國際戰爭，以色列獲得勝利，占領了根據巴勒斯坦分治計畫本應屬於當地阿拉伯人的大片領土，而約旦和埃及則占領了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因此，巴勒斯坦內戰變成國際事務中懸而未決的問題，而這對於冷戰將造成極大影響。同時，這也將冷戰迅速帶入中東，因為以阿都在找尋盟友支持己方戰事。當然，冷戰在中東不只有巴勒斯坦問題而已。但是長久無解的衝突，確已成為所有外國勢力介入此區域時難以迴避的面向。

然而在一九四五年，對雙方陣營而言，阿拉伯世界最大的憂慮是伊朗問題。一九四一年，德國攻擊蘇聯後，蘇聯和英國占領了伊朗，以避免德國和伊朗民族主義者合謀。其主要目的是透過獨霸英伊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後來改名為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取得伊朗石油生產的控制權。這次占領更進一步疏離了大部分伊朗人，給予蘇聯機會支持其占領區北方的亞塞拜然和庫德族分離運動，對抗德黑蘭中央政府。由於英國已經簽妥英伊石油公司獨攬協議，英軍於一九四六年早春撤離。但是如同在中國一樣，史達林決定繼續駐軍，以便跟伊朗爭取更優渥的條件。同時，亞塞拜然人和庫德族人在蘇聯支持下，於伊朗北方宣布成立主權獨立的共和國。

一九四六年春天，美國和英國逼迫蘇聯從伊朗撤軍一事成為冷戰的首波危機之一。由於紅軍仍未在聯合國限期內撤退，杜魯門指示駐蘇聯大使：「告訴史達林，我一直認為他會信守承諾。三月二日後，要是軍隊還在伊朗，就代表我看走了眼。」大使如實傳達，並補充道：「我們基本上愛好和平，關心世界安全，但如果因此就誤解了美方的性格，認為我們意見分歧、軟弱無力，或者不願面對責任，那就大錯特錯了。如果美國人相信我們正面臨來自某個強國、或者某些國家聯合起來得寸進尺地侵略，我們會做出像過去一樣的反應。」²²史達林火冒三丈。當伊朗的民族主義首相艾哈邁德．蓋瓦姆（Ahmad Qavam）堅持否決蘇聯在經濟協議中的要求時，史達林命令其外交官「不要對蓋瓦姆讓步，給他支持，孤立親英美人士，然後為伊朗民主化打下基礎」。²³史達林自相矛盾的命令對蘇聯外交政策毫無助益。一九四六年五月，當紅軍終於在美方的壓力下撤離時，蓋瓦姆立刻反悔曾對蘇聯做出的每一個承諾。同年十二月，伊朗軍隊攻下北方，未逃到蘇聯的亞塞拜然和庫德族領袖遭到公開處決。中東最大的共產主義團體伊朗共產黨（Tudeh）遭受重大挫敗，難以復原。

在伊朗，如同在亞洲其他地方，蘇聯的政策總是自相矛盾，難以捉摸。史達林意欲支持共產黨，卻從不相信它們已經準備好自行實現革命。當事實證明並非如此時（如同中國的例子），他又花上更多時間擔憂這些政治巨變「真正的」（也就是潛在與他唱反調的）內容為何，而非協助他們擘劃未來的發展。但他也想要利用蘇聯的勢力從亞洲國家獲取物質利益。由於他猜忌他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革命，而非社會主義革命，他施壓要求他們讓步，因而使當地的共產主義者樹起了防衛心。對伊朗而言，很難向民眾解釋為何共產主義者反對給予外國石油特許權，卻給蘇聯特殊待遇。或者對於毛澤東而言，也很難向中國人民解釋為何蘇聯同志想要繼續保有在東北的特權。

在許多案例中，蘇聯似乎更在意要破壞美國或英國的利益，而非發展自己的長期政策。儘管他內心有著根深柢固且益發嚴重的反猶主義，史達林仍然認為撼動英國在中東的地位比堅持早先蘇聯支持巴勒斯坦成立世俗統一國家的政策更為重要。蘇聯的聯合國大使安德烈．維辛斯基（Andrei Vyshinski）可能對莫斯科在想什麼也摸不著頭緒，但是基於史達林的指示，不該「因猶太國家中有著為數眾多的阿拉伯少數族群而感到警戒，只要其比例不超過五○％。這並不會危及一個獨立猶太國家的存亡，因為以色列境內的猶太人口必然會增加」。²⁴史達林的冷戰觀點對於以色列建國至關重要，而這將使蘇聯悔不當初。

當然，對亞洲來說更重要的是蘇聯成長的模式，而非史達林的外交政策。從中國到以色列，執政黨受到的影響來自蘇聯在經濟、社會成長上的成就。在亞洲各國的政府政策中，國家計畫、國有企業、集體農業都扮演了關鍵角色。可以看到，這樣的政策對於西歐國家並不陌生——至少在戰後剛開始重建時。但是後殖民的新興國家往往更直接受到蘇聯經驗所啟發。儘管尼赫魯對蘇聯缺乏自由頗有微辭，但他仍然以其「教育、文化、醫療、體育以及為民族問題提出解決方案」為例，稱蘇聯「以其異乎尋常的努力，從舊世界的渣滓中創造出一個新世界」，以此盛讚蘇聯「為人類社會推進了一大步」。²⁵尼赫魯引用印度詩人和諾貝爾獎得主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臨終之語。泰戈爾在病危之際，讚賞「俄羅斯聚精會神地對抗痼疾，提升識字率，並且成功逐步消除教育不足與貧窮問題，洗刷了廣大的亞洲大陸所蒙受的屈辱。她的文明中，沒有有害的階級分別，沒有派系割裂。她的進步之快速，令人驚詫，叫我羨煞不已」。²⁶

美國在新亞洲議題上與蘇聯一樣舉棋不定，但又更加受到歐洲的殖民史所箝制。諷刺的是，戰後美國這個常常強調其反殖民遺緒的國家，卻往往將冷戰置於首位，而非優先考慮反殖民主義。即便在美國的確敦促歐洲強權去殖民（像是荷蘭之於印尼），但那主要是因為美方推測不這麼做的話，對冷戰造成的後果將更嚴重。美方想像力之匱乏有諸般原因。歐洲至上的種族階序影響了美國政策的制定。宗教概念亦同：必須保衛（在歐洲以及那些在亞洲皈依基督的）教徒，抵禦異教徒。經濟利益也扮演著一定的角色——雖然逐漸變成了系統性的考量。華府想要為美國和其盟國爭取更多取得原物料資源和未來市場的途徑。在亞洲和在歐洲，美國在冷戰初期的政策更傾向於擴張資本主義本身，而非為美國取得獨有之經濟優勢或者為特定美國公司獲得利益。

中國內戰告終之際，不論是美國政府還是國內批評的聲浪，都將所有關於亞洲的考量納入冷戰的迫切需要之下。對大多數美國領導人來說，亞洲的未來不容樂觀。在韓戰爆發前，甚至早在他開始競選總統前，艾森豪將軍就記下此筆記：「要是日本、菲律賓群島、荷蘭東印度、乃至澳大利亞面臨威脅，亞洲就失落。印度本身也不安全！」²⁷這種末世論的冷戰考量，導致他害怕越南獨立同盟會勝利會造成的後果。而介入韓戰的決定亦同，雖然韓國也給予了美國一個機會，反擊在他們看來像是蘇聯無所不在的侵略模式。韓戰讓強權的衝突與亞洲的民族主義合流。這是亞洲內戰，但也是冷戰中最大的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