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冷戰塑造的世界

作為一個國際國家體系，冷戰在陰冷的十二月天於莫斯科結束，戈巴契夫簽署終止了蘇聯。冷戰意識形態早已幾乎橫亙兩世代的國家體系，但它僅是部分消失而已。的確，馬克思－列寧主義形式的共產主義已經不再是組織社會的實踐理念。但是在美國這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的這天並沒有發生太大改變。美國的外交政策繼續推進，未有戰略觀點或政治目標的重大調整。冷戰結束了，美國勝利了。但是大多數美國人仍然認為唯有世界都變得更像他們的國家，以及唯有世上其他政府都遵循美國意願，他們才能感到安全。儘管重大的外在威脅已然消失，幾世代以來建立的觀點和假設都完全未受到改革。美國外交政策不僅沒有更節制且因此更容易達成，反而兩大黨的大多數政策制定者都認為這是個單極（unipolar）的時機，美國可以自行其是，只要付出極少的代價。

美國的後冷戰勝利主義有兩個版本。一個可以稱為柯林頓版，強調全球規模的美式資本主義繁榮和市場價值。這對國際事務缺乏特定宗旨的程度令人咋舌，即便在追求經濟目標上亦復如此。柯林頓政府沒有透過聯合國、國際貨幣機構以及與其他強權（大抵來說是中、俄）進行長期協議，來為美國外交政策行為建立更寬廣穩定的架構，而是專心於自己的繁榮規劃。就政治直覺而論，這至少在國內也許是正確的：美國人已經對往昔的國際政治運動感到厭煩，想要享受有些人所稱的「和平紅利」（peace dividend）。但是在國際上，九○年代是一個與建制化合作失之交臂的時代，也錯過利用全球的和平紅利來對抗疾病、打擊貧窮和不平等。在過去的冷戰戰場如阿富汗、剛果、尼加拉瓜，對這些議題置若罔聞尤其明顯。美國人——和大多數其他人——對這些地方都漠不關心。

美國後冷戰勝利主義的第二種形式可以說是布希版本。柯林頓（Bill Clinton）強調繁榮，布希（George W. Bush）則強調優勢地位。兩者之間，當然發生了九一一事件。若沒有伊斯蘭恐怖分子攻擊紐約和華府，布希版本可能根本不會存在，這次恐攻事實上是美國冷戰盟友之一的反叛陣營所發起。冷戰經驗顯然制約著美國對這些暴行的回應方式。布希政府非但沒有做出最為合理的反應——將目標明確的軍事攻擊與全球警察合作相結合——卻選擇利用此單極時刻，大幅向敵人進攻，占領阿富汗和伊拉克。這些行為在戰略上毫無意義，卻創造出兩個二十一世紀的殖民地，使它們臣服於強權，強權卻對殖民統治毫無興致。多數對兩國有相關經驗的獨立觀察家都告訴華府，占領將使伊斯蘭主義行動不減反增。但是美國不為戰略目的而行動。美方發起行動是因為美國人民（可以理解地）咬牙切齒又驚恐萬分。而美方之所以發起行動，只因為它有本事這麼做。行動的方向是由布希的外交政策顧問如迪克．錢尼（Dick Cheney）、唐納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和保羅．伍夫維茲（Paul Wolfowitz）所決定的，他們全都主要仍用冷戰思維看世界。當扶植區域性的盟友，施行嚴厲的經濟禁運，動用國際警察和發動懲戒性的空襲等手段相結合，就可以更有效地達成目的時，他們卻強調力量投射（power projection）、領土控制和政權變更。

總括來說，一九九○年代和二○○○年代，美國彷彿失去了在全球的宗旨——冷戰——而尚未找到新的目標。同時，舊慣與老式思維模式仍然延續著，近乎不變。當然，有些人會堅稱美國無法在國際上採取不同的行事風格。這個國家有著獨特的意識形態性格，是建立在價值觀和政治原則之上，而非奠基在共同文化、語言綿長的遺產，因此，美國自己就像是永久的冷戰，與所有的反方敵對。有人稱美國無法有著戈巴契夫的自省與懷疑時刻，因為這種對國家宗旨的懷疑會與美國自身存在的理由背道而馳。後冷戰時代因此不是脫離常軌，而是美國對於絕對歷史目的的確證。在此一歷史宗旨當中，冷戰只是一個小插曲，全球制霸或失敗是唯二可能的結果。

那些主張美國國際角色恆常一致的人幾乎肯定是錯誤的。畢竟，根據國內政治宗旨的概念、軍事量能和實際外交威脅，其外交政策隨著時間推移不免改變。可以說這種決定論被美國的民主承諾——如同既往地未兌現——給否定了。我也同意這種主張。可是冷戰勝利主義所導致的缺乏自省和特定的論辯，意味著冷戰之後必要的政策改變更加難以實現。此一觀點並非否定長期以來意識形態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關於這點我在本書和其他地方都已經著述甚多。但這是為了說明，冷戰之後美國毫無方向的狀態是缺乏有想像力的領導所致，而非本質上就註定如此。

有些人會說，要求美國在冷戰之後重新調整外交政策是太過了，或者會說要批評勝利主義太容易了。畢竟，美國贏得了冷戰，因此鮮少有需要改變作風。蘇聯需要戈巴契夫的改革，且因失敗而倒臺，但是美國沒有必要進行這種全方位的改變。沒有壞的東西就不需要修理它。

然而這種立場將美國的冷戰經驗看得過於狹隘了。如同其敵人一樣，美國在冷戰中有其勝利和失敗之處，只不過最終的收支簿不同，且跟另一方比起來盈大於虧。例如，後冷戰迷思強調雷根的整軍經武和對抗蘇聯的意志力是冷戰告捷的原因，這往往被拿來解讀伊拉克和阿富汗，而我確定，未來的其他衝突亦會如此。本書已強調，即便在雷根時期（或說尤其是雷根時期），長期結盟、科技進展、經濟成長和協商的意願，都是比美國的火藥庫更為重要的武器。不論思維往何處發展，顯然美國未能從冷戰中生聚教訓，以把握自己在後冷戰時代的角色。

本書已揭示冷戰結束的主要原因是世界整體都在改變。從七○年代開始，全球經濟轉型已然發生，起初獨厚美國，然後給予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愈來愈多優勢。自冷戰起歷經的世代，美國愈來愈無法負擔全球支配的優勢。它漸漸必須將自己放置在多極的星圖中，與他國合作。九○年代的自溺和二○○○年代以武力重整伊斯蘭世界的失敗嘗試，意味著美國浪費了許多為新世紀做準備的機會。在新世紀，它的相對權力會被削減。從冷戰而來的教訓指出，美國主要的目標應該要是使他國服膺美國長期願景的某種國際行為準則，尤其在其權力減弱時。

與此相反，美國做的就像正在凋萎的強權往往會做的：在與其國境距離遙遠的無謂戰事中大動干戈。在戰爭中，短期的國安（或甚至僅是方便行事）都被誤認為長期的戰略目標。美國對絕對安全（絕對安全是不可能擁有的）和便宜石油（充其量不過是眼光局限的斬獲）執迷不悟，導致它忽視更大的圖景，尤其關於亞洲的部分。結果是，在處理未來的大型挑戰——中國和印度的崛起，經濟權力從西方轉移到東方，或者諸如氣候變遷、流行疾疫等生態系統的考驗——時，美國比起過往都還要缺乏準備。

若美國贏得了冷戰（我是如此認為），那麼蘇聯（或說俄羅斯）則打輸了冷戰，且是吃了一場大敗仗。發生的主要原因是，共產黨內的政治領袖並未給予他們自己的人民符合其宗旨的政治、經濟、社會體系。二十世紀期間，蘇聯人民為了打造一個能讓他們引以為傲的國家和社會犧牲甚大。廣大的平民百姓相信，他們奮力工作、捍衛自己的成就，創造出了一個全球強權，以及對他們而言更好的未來。相信在蘇聯統治下會有所進步，將會是俄羅斯成就的巔峰，這一點清除了大多數人的疑慮，就連那些理應看得更清楚的人也被說服。蘇聯的罪行被統治者和受統治者所共同忽略了，埋藏在雙方共謀的沉默中。

然後八○年代一切都土崩瓦解了。國內的境況沒有改善，反而更加惡化。許多人心目中近乎全能的國家無法執行最簡單的任務。阿富汗事件和國際孤立所付出的代價，使得年輕人無法得到他們企求的未來。當戈巴契夫發動必要的改革時，也無法給予人民所渴盼的進步。雖然許多蘇聯人民擁抱言論自由、表決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宗教自由，還能自由觀看過去被禁的書籍和電影，但在戈巴契夫經濟改革的內核有個巨大漏洞。沒有麵包，何來自由？有些人愈來愈常提出這個疑問。⁰¹

然後共產黨自我毀滅了，蘇聯政府一夕之間蕩然無存。除了波羅的海諸國以外，蘇維埃共和諸國的獨立並非出於先前已經存在從下而上的要求，而是隨著蘇聯解體過程產生的效應。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後，十五個過去屬於蘇聯一部分的共和國突然必須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出路。民族主義對他們當中大部分人而言是合理化民族獨立的說詞，而非反之。如此一來，蘇聯解體的確是去殖民之舉，讓人想起在英、法帝國所發生的事。無怪乎即使爭取到主權已經過了一個世代，但幾乎所有後蘇聯國家都仍在族裔與政治高度緊張中掙扎。

俄羅斯自己的情況最糟。解體令俄羅斯人感覺失去地位，被掠奪了他們的位置，不論他們是住在俄羅斯境內，還是如許多人是住在後蘇聯的新興國家中。他們今日是強權中的精英，隔天卻失去目標或身分地位。物質情況也一樣糟。老年人拿不到津貼，有些挨餓致死。營養不良和酗酒使得俄羅斯國民平均壽命減低，從一九八五年的六十六歲，到十年後的低於五十八歲。對於習慣了某種超凡程度（時而令人沮喪的）穩定性的俄羅斯人而言，偷盜、暴力和色情電影似乎是後蘇聯自由中最大的成就。

在竊盜之中，有一種堪稱世紀大盜，那就是俄羅斯工業和自然資源的私有化。擁護者稱私有化勢在必行。在蘇聯解體後，其計畫經濟已經行將就木。儘管能接受這個論述，也難以為私有化發生的方式辯護。在社會主義國家被拆解後，俄羅斯豐富資源的擁有權被黨機構、計畫局、科學和科技中心中出現的新寡頭政治所把持。這些資源不但沒有被用來解決這個國家的許多沉痾，反而落入人脈廣闊的人士手中，尤其是葉爾欽總統的親信。數個世代所創造的價值被轉移到與當地社群毫無瓜葛（但卻與當權者關係亨通）的人手中。新的擁有者往往剝奪他們財產中可賣的東西，並關閉任何剩餘的生產。三年內，失業率從○％竄升到三○％。而這些都發生在西方對葉爾欽的經濟改革熱烈讚揚之時。

至少後見之明看來，很顯然經濟轉換到資本主義對於大多數俄羅斯人是場災難。也很顯然，西方應該可以更好地應對後冷戰的俄羅斯。然而，卻很難明確知道若不如此，其他的替代方案看來會是如何。我想關鍵在於九○年代往往不理解俄羅斯單是因為幅員廣大，不論如何在任何國際體系中都會維持重要地位。因此，盡快開始將這個國家整合進歐洲的安全與貿易安排中，是對西方（尤其是歐洲人）有益的。這樣的路線會需要耗費非常多金錢和耐心，因為當時的俄羅斯一片混亂。有些人主張不論在西方還是俄羅斯內部，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要達到馬歇爾計畫的規模無疑難以企及。但是若在九○年代，俄羅斯以某種形式加入歐盟甚或北約的機會保持開放，如今西方和俄羅斯雙方都會更為安全。

反之，俄羅斯在此一軍事、經濟整合的過程中被遺落了，而這次整合最終乃至一路擴張到俄國邊境，這使得俄羅斯有一種被排除的感覺，如同一個被丟棄在歐洲門前忿忿不平的國家。如此一來，這給予了俄羅斯軍國主義者和偏執狂如現任總統弗萊迪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一種信念，將俄國過去一世代所經受的一切災難看作是美國事先謀劃的計畫，以削弱其國力，並且孤立俄國。普丁的極權主義和窮兵黷武之所以能維持，是出於人民真心支持。多數俄羅斯人傾向認為所有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都是他人的過失，而非著手解決俄羅斯社會和國家自己的龐大問題。九○年代的驚慌已經讓位給了怪異而不受約束的俄羅斯式犬儒主義，這不僅包括對於國人深刻的不信任感，也認為世界各地都有針對他們的圖謀，儘管往往背離事實，罔顧常理。現在超過半數的俄羅斯人認為布里茲涅夫是二十世紀最好的領導人，然後是列寧和史達林。戈巴契夫敬陪末座。⁰²

對於世界上其他人而言，冷戰結束無疑令人鬆了一口氣。隨著全球核子毀滅的威脅不再，人類存續最大的挑戰已經被移除，或至少懸擱。也有理由去期望強權干預能減少，主權和民族自決的原則能被尊重，在九○年代尤其如此。歐洲和日本都從冷戰獲利不少，中國稍晚亦然。歐洲的分裂及德國的分裂是一場悲劇，東方的獨裁政權壓境亦同。但是國際體系給予了歐洲幾乎五十年的和平，而這和平是此世紀前半葉所未見。受到這樣的和平所保護，有韌性的社會已經茁壯，能夠極佳地處理後冷戰的種種變化，包含東方大刀闊斧地轉換到資本主義和後冷戰時代最大的計畫——德國的統一。日本在耗盡冷戰給予的所有國際經濟優勢後，進入了低生產時期。但是它是從非常高度發展的水平調降的，一九九五年日本人均國民生產毛額仍高於美國三○％。「如果這叫經濟衰退，」我有一位住在東京的非洲朋友說，「那我們也想要經濟衰退！」

中國往往被視為冷戰的主要得利者之一。當然不盡然如此。中國被冠上幾乎完全不符合其需求的歐式馬克思－列寧主義專政。其結果在毛時期是冷戰期間最為可怕的罪行，數百萬人命喪其中。但是七、八○年代，鄧小平的中國從與美國結盟得到龐大利益——不論是就國安面向還是就經濟發展面向而言。中國領導人為冷戰的結束大吃一驚，倏忽理解到他們——部分是他們自己努力對抗蘇聯所致——將在這單極世界中獨自面對美國。從中方的觀點來看，垮掉的強權不該是蘇聯：他們原先相信至少從長遠看來蘇聯會占上風，而美國會走下坡。從九○年代開始，中國共產黨害怕美國的影響力會顛覆其國內的統治，並且從外部（包含其亞洲鄰國）包抄它。

在如今逐漸形成的多極世界中，看來美國和中國似乎會成為最強的國家。除非他們在國內觸礁（兩者可能都很容易如此），他們在亞洲競逐影響力會決定世界的圖景。但是中美關係（或者也適用於美俄關係）都不太可能發展成冷戰的形式。兩者的政治體系都與美國迥異（中俄彼此也大相徑庭）。中俄都很好地被整合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而他們的領導人中許多人的利益都與更進一步的整合有所牽連。不若蘇聯，這些人不太可能尋求孤立或全球衝突。他們會企圖稍稍削弱美國利益，並且支配其區域。但是他們單憑自己不會願意或有本事造成全球意識形態衝突或軍事化的同盟體系。競對關係必定會導致衝突或甚至地方上的戰事，但不會是冷戰的形式。

整個冷戰期間就屬戰區蒙受最大損失。韓國、印度支那、阿富汗、非洲大半、中美洲都滿目瘡痍。有些地方從戰火中復甦了，但對其他地方而言，毀滅留下憤世嫉俗的情緒。美國的冷戰侍從可能是極盡擄掠能事之能手。光是姓氏以M開頭的獨裁者——剛果的馬布多、菲律賓的馬可仕（Marcos）、埃及的穆巴拉克（Mubarak）——就聚斂了估計一百七十億美元的財富。但蘇聯的侍從也不遑多讓。冷戰中損失最為慘重的安哥拉，原本可能靠著豐厚的礦藏與能源成為世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但如今多數人口一貧如洗。同時，總統的女兒卻是全非洲最富有的女人，其淨資產估計達三十億美元。

許多前馬克思主義者輕易就適應後冷戰的市場體系，這帶出一個問題：冷戰是否自始就是一場可以避免的爭端。清楚的是，冷戰的結果並不值得在安哥拉、越南、尼加拉瓜或甚至俄羅斯付出的犧牲。「如果可以從頭來過，」保加利亞長期的共黨頭子日夫科夫承認道：「我不會成為一個共產黨人。要是列寧今天還活著，他也會說一樣的話……我現在必須承認，我們是在錯誤的基礎、錯誤的預設上出發。社會主義的基礎就是錯的。我相信社會主義的理念從懷胎起就胎死腹中了。」⁰³就算對勝利的一方而言，耗費在性命、開銷以及核戰威脅的代價和風險，有時似乎也太高了。

但回到從意識形態爭端演變為永久軍事衝突的四○年代，是否可能避免冷戰？二戰後的衝突與敵對狀態肯定無法避免——光是史達林的政策就足以造成這些結果了。但若要說完全無法避免行將持續近五十年、威脅要毀滅全世界的全球冷戰，也很難以論證。領導人在沿途有若干時間點可以懸崖勒馬，尤其是在軍事與軍備競賽上。但二戰後的緊張關係所奠基的意識形態衝突，使得這種合乎情理的思維也變得窒礙難行。以此而論，正是冷戰的意識形態根源，使得冷戰獨樹一格，又極其危險。兩造都有出於善意的人相信他們所代表的理念受到威脅。這導致他們甘冒自身與他人性命的風險，但若非如此，這些風險完全可以避免。

另一個大哉問是：冷戰是否如一本關鍵的書名所示——是「世界的分裂」？⁰⁴有些人稱國家領導人（與歷史學家）受到作為一段歷史時期中的組織原則的冷戰所蒙蔽，未能看到與此同時持續精彩紛呈。本書認為，儘管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冷戰影響了二十世紀的大多數事情，但也並非決定一切。就算沒有冷戰，兩次大戰、經濟大蕭條、去殖民化，以及財富與權力從西到東的轉移也很有可能發生（當然最終會以不同的形式進行）。同樣地，有些政體拒絕參與其中，或至少不願意完全投入。比方說，印度在許多方面就是以反冷戰之姿立國。另外有些國家如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縱然其體系在本質上是資本主義，但仍允許國家大幅控制。在資本主義的挪威，國有企業的數量比社會主義的中國還多。而就百分比來說，瑞士政府從全國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出資是中國的兩倍之多。

但由於冷戰的意識形態居於中心地位，冷戰的信眾又恪守信念，冷戰的確影響了大多數的事情。在二十世紀，數個國家和數場運動與美國領導下的資本主義作戰。到了一九四五年，以德、日為首的這些國家已遭到擊敗。一九四五年，就連坐在柏林地堡中的希特勒，在自盡前都承認將來「只會剩下兩個強權有本事迎擊彼此——美國與蘇俄」。⁰⁵這樣的事態眾所周知的理由，不只是因為這兩個國家的戰力，也是因為它們各自象徵截然不同的組織社會國家的方式。無論是在一九四五年還是貫穿整場冷戰，美國都是兩強當中更有勢力的一方。但蘇聯在靠近尾聲之前的多數時刻，都足以與美方匹敵。

冷戰影響世上所有人最重要的原因，是因其暗含核毀滅的意義。就此而言，無人能置身於冷戰之外。戈巴契夫世代最大的勝利即是避免核戰。歷史上，多數的強權敵對狀態多以災難收場。冷戰並沒有如此（這也是我可以在我哈佛的書房內相對安全地書寫這些事件的原因）。即便如此，核武軍備競賽無疑危險不已。我們曾有數次近乎核毀滅的程度，但只有少數人知情。核戰可能意外爆發，也有可能是情報失靈的結果。當國際防止核戰爭醫生組織（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於一九八五年接受諾貝爾和平獎時，刻畫出核戰的醫療後果：「大地生靈塗炭，塵埃遍布地球，傷亡人士的身體焦灼，人們在輻射病中緩緩死去。」⁰⁶或者如同在流行文化中，流行尖端（Depeche Mode）唱出核毀滅前的兩分鐘警告（two-minute warning）以及其後的世界：「又一年的開始……四分之一的人仍然在這裡。」⁰⁷

為何領導人願意以地球的命運為代價來冒這種不合情理的風險呢？為何這麼多人相信意識形態，但同一批人在其他時刻卻能了解到意識形態並不能撐持他們所尋求的解決方案呢？我認為，答案是冷戰的世界如同現今的世界一樣，顯然有許多痼疾。隨著不義與壓迫之情事在二十世紀變得更顯眼，人們——尤其是年輕人——深感必須對症下藥。冷戰意識形態為複雜的問題提供立即的解藥。對多數人而言，這就有點像買車（我現在正好在買車）。在我的心中，我想要富豪汽車的一部分，福特汽車的一部分，豐田汽車的一部分。但我沒辦法這麼做，因為製造商拒絕把新車拆開來賣。而且就算他們願意這麼做，我也不是專業的技師。儘管我相信（或至少希望）製造商的技師是頂尖的。冷戰就有點像這樣。多數人必須從可行的選項中做選擇，即便這與特定的需求有所衝突，或甚至於情理不合。

冷戰告終所未改變的，是在國際事務上貧富之間的衝突。如今，在世上某些地方，這樣的爭端由於宗教和族裔運動變得益加劇烈，甚且會摧毀整個共同體。冷戰期間的普世主義至少佯稱所有人都能進入應許的天堂，但這些團體甚至不受冷戰式的普世主義束縛，排外主義或種族主義的立場昭然可見。有些在中東、歐洲、南亞或美國的團體，令我們想起世界在冷戰成為國際體系以前的樣貌。如今由於大規模滅絕武器的存在，風險更高，解決方案卻更難尋，儘管大多數人都了解，到了某個時刻總不免需要協商與妥協。但妥協很困難，因為這些團體的支持者或國家認為自己過往曾受不公不義地對待，因此他們當下的憤怒是合理的。

冷戰之前、冷戰當中、冷戰之後，所有人都想要自己的一席之地有被納入考量的機會，希望在他們認定屬於自己的事物上受到尊重，不管是宗教、生活方式還是領土。人們——尤其是年輕人——需要一個比自己或甚至比他們的家庭更大的東西，足以教他們致力獻身的宏大觀念。冷戰顯示，當這樣的概念因為權力、影響力、控制欲而被扭曲時，會發生什麼事。但那並不意味這些人性的需求本身是毫無價值的。相反地，要是計畫是為了要照顧病患，終結貧困，並讓每個人的人生都有機會，但不會用核毀滅危及到全世界，那麼，投入到冷戰當中的諸般努力也許都值得正面評價。歷史是複雜的。我們並不總能知道理念會將我們帶向何方，因此最好謹慎考量我們為了達成好的結果，干冒多大程度的風險，以免重蹈二十世紀為了力求完美所付出的慘痛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