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中東風暴

如同在亞洲和非洲一樣，我們應該將在中東的冷戰理解為殖民主義與其對手之間長期的鬥爭。讓中東截然不同之處，在於其國內外衝突的激烈程度之高，以及這些衝突在全球的層級所達到的程度之深。有些時候，例如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三年的戰爭，似乎在中東的冷戰裹脅了雙邊（bipolar）的世界，挪作己用。儘管並非所有在此區域的爭端都與全球的意識形態分野有所聯繫，但許多政治領導人使出渾身解數，讓它聽起來像是意識形態衝突，一來為了國內動員，二來也是為了打造同盟關係對抗他們在區域內的敵手。對蘇聯和美國來說，中東是一場威脅要把它們拉進漩渦的風暴。這起風暴是由蘇、美雙方的勢力所驅動，雙方都堅信這攸關己方的利益，但仍難以估量。

二戰告終之際，中東泰半落入外來勢力之手。英軍支持法國在敘利亞、黎巴嫩以及更加西邊的馬格里布的影響勢力。英國人自己占據巴勒斯坦，宰制在埃及、伊朗、約旦以及波斯灣的阿拉伯世界國家。阿拉伯半島泰半由保守派的沙烏地宗教貴族與美國石油公司的同盟控制。伊朗北部遭蘇聯占領，南部則由英國占領，顯然是為了避免讓豐厚的油礦落入德國手中。這是個徹頭徹尾的殖民世界，阿拉伯人與波斯人在此總難免意識到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十數年之後，此一政治景觀將有所變異。英法的宰制勢力逐漸成為明日黃花，而一九五六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則暴露出歐洲的孱弱，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戰爭失利亦然。阿拉伯的民族主義革命推動著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的政治能量。巴勒斯坦遭到由宗教來劃定的以色列新國家以及埃及、約旦的占領地聯手瓜分。接連幾任美國政權和美國的歐洲、日本盟友相信，在時局變遷的中東，確保石油供給以及保留西方戰略性的在場至關重要。同時，蘇聯希望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會掙脫資本主義的控制並與莫斯科結盟。有些蘇共理論家認為，封鎖便宜的中東石油可以製造出資本主義終極的危機，而為紅軍獻策的人士則知道，要是戰爭爆發，北約的軍隊須仰賴石油進口。對雙方而言都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中東夢魘般的政治局勢就此與冷戰的衝突休戚與共。

除了石油供給之外，中東與冷戰之間還有兩個主要連結。一是區域內世俗政治與宗教政治之間的衝突。在中東的每個國家，世俗主義者——主要是（但未必總是）社會主義者——都槓上那些相信政府應該依循教令組織的人。在阿拉伯世界，占上風的民族主義者多半是奉行社會主義的世俗主義者。他們接受宗教可以占有一席之地，但往往迫害相信宗教統治的少數伊斯蘭主義者。沙烏地阿拉伯是一例外。但即便是在當地，掌權的保守貴族也忙著穩固自己從國家的油藏搜括的油水，以及利用同美國的盟友關係來達成國安目的，無暇冒任何獨立伊斯蘭主義活動的風險。在語言、文化、信念都與阿拉伯中東有所區隔的伊朗，有一位年輕的王室成員銳意讓他的國家現代化，在美國的指導之下，殘忍迫害相信宗教統治的什葉派神職人員。在五、六○年代，沙王有理由相信保守的穆拉（mullahs，按：受過伊斯蘭神學訓練的老師）會支持他對抗勁敵——左派與伊朗共產黨。

另一個連結是猶太人在中東立國。美、蘇雙方都自始即支持以色列立國，但是是基於迥然不同的原因。對美方來說，以色列是自歐洲的猶太大屠殺倖存下來的猶太人庇護之所，亦是實現《聖經》裡猶太人回到祖先家園的預言——至少對一些人來說。這讓西方的現代性引進中東，就美國的外交政策而言，也是在區域內培植潛在盟友。對蘇聯來說，以色列——至少起初——對英方是個麻煩，也是左翼錫安主義的勝利，因此即便骨子裡反猶的史達林也心想可以與左翼錫安主義合作。以色列可能也為他自己面對的猶太人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史達林樂於把老弱或者政治異己的蘇聯猶太人送往以色列，就如同他已經在蘇聯境內讓人口四處遷徙。

結果，對猶太人立國之於猶太人自己以及之於該區域的形勢，美蘇雙方都嚴重誤判。以色列於一九四八年擊敗阿拉伯國家，加上以色列社會內部眾志成城，使其本身也成為一股不容小覷的勢力。以色列受惠於美援，卻不依賴美援，至少在一九六七年的戰爭以前是如此。以國在蘇聯集團當中槓上反猶主義，就是因為反猶主義在蘇聯比在其他地方更為猖獗。但兩大強權在中東所犯下的最大錯誤，莫過於誤判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能量，而這股能量有一部分是由於在阿拉伯領土上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所引燃。對許多阿拉伯人而言，以色列的存在與成功，映襯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難民數量之多，在在提醒他們必須打造出一個一統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強大運動，才可以救贖阿拉伯民族，並且加速現代性的進程。

如同在歐洲、亞洲其他形式的民族主義一樣，阿拉伯民族主義發軔於十九世紀。其當代的形式發端於一戰結束後初年在鄂圖曼帝國瓦解之後。當歐洲國家拒絕准予阿拉伯國家獨立，反而對中東繼續大規模重新殖民時，民族主義的團體就公開加以反抗。一九一九年，埃及的大規模示威要求全面自主，終結英國控制。翌年，伊拉克人民起而效尤。英方鎮壓起義，造成多達一萬名伊拉克人死亡。一九二五年，敘利亞和黎巴嫩反抗法國統治，造成至少六千人喪命。及至二戰結束時（或甚至更早），民族主義在整個阿拉伯世界遍地開花，殖民政權漸漸退潮。

但阿拉伯的民族主義並未止步於要求國家獨立。對許多阿拉伯民族主義者而言，逐漸取代直接殖民統治的君主制政體比起英法也不遑多讓。民族主義的領袖把這些國王、宗教領袖視為殖民勢力的遺緒，成天為了個人坐收漁利，想與前殖民勢力妥協。批評他們是「○．五％的社會」的運動把阿拉伯的國王一個接一個推翻，並在追求社會公平之餘要求快速現代化。一九五二年讓埃及法魯克（Farouk）國王退位的年輕官員，強調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以及廢除壟斷的政策。他們也把阿拉伯君王一九四八年未能戰勝以色列的失敗視為道德淪喪的結果。「阿拉伯人以同樣程度的熱情進入巴勒斯坦，」一九五二年埃及革命的領袖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寫道，「他們如此做的根據是……所有人對他們國安界線的預估都相仿。這些人帶著同樣的苦澀和失望離開巴勒斯坦；隨後，他們各自因自己的內政問題遭遇到同樣的因素，同樣導致他們潰敗並迫使他們屈辱低頭的統治勢力。」⁰¹

從納賽爾針對巴勒斯坦的演說可以清楚看出：他和其他民族主義者已經把所有阿拉伯人看成一個民族。儘管阿拉伯世界自從十三世紀伊始在政治上就已經分崩離析，但銳意變革的革命分子很自然地希望阿拉伯的文化統合可以被轉譯成一個共同的目標，特別是因為這可以為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運動增添光彩。「當在巴勒斯坦的鬥爭結束時，」納賽爾寫道，「阿拉伯的圈子在我眼中已經變成一個單一的實體……我緊跟阿拉伯國家的發展，且發現他們在每一點上都相符。在開羅發生的事情，隔天就能在大馬士革找到對應，還有在貝魯特、安曼、巴格達以及其他地方……這是一個畫一的區域。同樣的情況、同樣的要素、甚至同樣的勢力團體一致抵禦外侮……這些勢力當中又以帝國主義為甚。」⁰²

出生於一九一八年的納賽爾是一名軍官，胸懷強烈的埃及民族主義與泛阿拉伯的大志。他把埃及獨立鬥爭看成是廣泛的阿拉伯解放鬥爭的一環。打從他的政治生涯之初，納賽爾就隱約相信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但這必須是由阿拉伯人自己發展出來的治理形式。儘管納賽爾欣賞蘇聯的經濟體系，但他害怕共產主義對埃及造成的政治影響力。他多次監禁左翼領袖，認為他們對政府的批評過了頭。但他在國內主要的敵手是他所認定的宗教右翼勢力。納賽爾公開嘲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在一九五四年有一名被激怒的兄弟會成員試圖暗殺他之後，他下令禁絕所有的伊斯蘭主義組織。對這位埃及領導人來說，伊斯蘭首先是阿拉伯解放與區域統合的靈感泉源。他廢除了伊斯蘭教法法院（Sharia courts），令被全球許多人視為主要伊斯蘭神學家的埃及宗教權威發布教令（fatwa），聲明所有的穆斯林，無論遜尼派、什葉派、還是宗派主義者都屬於相同的穆斯林共同體。

納賽爾對冷戰的觀點直截了當。他相信美、英、法即便在殖民主義終結後仍會試圖控制阿拉伯世界。他把沙烏地阿拉伯、伊朗、約旦、波斯灣國家的保守穆斯林君王視為政治經濟壓迫的工具。納賽爾轉投蘇聯，一如印度以及蘇卡諾治下的印尼，因為他相信莫斯科可以是另一個提供經濟、軍事援助和知識的選項。對納賽爾而言，在阿拉伯世界實現其政治目的的鬥爭中，蘇聯是一個可能的盟友。他的不結盟方案是：他保衛他的獨立，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聯合，並在追求納賽爾自己的目標上與蘇聯愈走愈近。對內，他的冷戰政策成功之明證，就是蘇聯對世界上最大的水壩工程阿斯旺水壩（Aswan Dam）的資助。納賽爾在認為美方可能會在美援上附加政治意圖之後，轉而向蘇聯尋求協助，並得償所願。當艾森豪政府憤而撤除援助時，蘇方設計出水壩的藍圖，並協助竣工，最終水壩於一九七○年完工。

對外，納賽爾從與蘇聯密切的關係中獲益。在六○年代，埃及為了支持葉門革命，與沙烏地發生衝突。納賽爾的目的是向區域內其他勢力展示，埃及在全中東都控制著阿拉伯革命的命脈。蘇聯與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給予在葉門服役的七萬埃及大軍大量支援。英、美以及約旦、伊朗再加上沙烏地都支持葉門皇室。納賽爾的干預被葉門的部落關係和氏族歧見糾纏不清。由於沙烏地近葉門北邊的疆界，英國又能取道殖民地亞丁（Aden），納賽爾在後勤上也落居下風。這位埃及總統怒道，就連戰死的埃及士兵的鞋子「也比沙烏地國王和胡笙（Hussein）國王的王冠還要尊貴」。⁰³但到了六○年代末，納賽爾在葉門的努力逐漸消逝，賠了夫人又折兵，儘管埃及在阿拉伯的南部留下了激進主義的泉源。

但除了納賽爾以外，其他運動也著眼於泛阿拉伯主義。阿拉伯復興社會黨（Arab Ba’ath [Renaissance] Party）於一九四○年由出身敘利亞基督教家庭的前共產主義者米歇爾．阿弗拉克（Michel Aflaq）創黨，他相信組織嚴明的群眾運動可以使阿拉伯對政治、文化統合的追求脫胎換骨。阿弗拉克和他的追隨者擁戴發生在埃及的革命，但批評納賽爾自行其是，過於聚焦在埃及的利益上。復興社會黨的領導班子企求從下而上打造阿拉伯的一統，在各國都成立黨的支部，合力取得政權，把阿拉伯世界統攝在一個極權、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的計畫之下。復興社會黨的領導人身先士卒，願與迂腐顢頇、四分五裂、又受歐洲宰制的世代決裂。阿弗拉克說，他們「有這個民族所缺乏的意志，是從沉睡到覺醒、被動到行動的英勇表率」。⁰⁴

就如同許多把統合放在其他美德之上的黨派一樣，復興社會黨自從成立之初，內鬥便不曾稍歇。儘管黨內對納賽爾容或有所批評，有些成員仍然支持敘利亞與埃及於一九五八年合併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United Arab Republic）。三年後該聯盟不歡而散。在伊拉克，有些成員支持推翻君主制的一九五八年革命，但一年後黨就瓦解了。儘管分崩離析，復興社會黨各分支的影響力仍於五○年代末、六○年代初在許多阿拉伯國家增加。對許多嚮往革命性變革但不願擁抱共產主義的阿拉伯人而言，復興社會黨的思路正中下懷。

一九五八年伊拉克的革命是冷戰在中東的分水嶺。取得權力的軍事政權與不成氣候的伊拉克共產黨結盟，部分是由於新任總統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Abd al-Karim Qasim）不信任復興社會黨。卡塞姆也想要與蘇聯結盟，以保護自己的政權不要像五年前的伊朗那樣受到西方干預。革命血流成河。國王和十四名家族成員在宮殿內成為槍下亡魂。英國大使館被洗劫一空。美國領導人嚇壞了。幾週之內，伊拉克竟一舉從在美國的國安結構中位居中心地位的盟友，搖身一變加入了納賽爾和蘇聯的敵營。「我們要不就立即採取行動，要不就撤出中東。」艾森豪總統對顧問說，「因為中東坐擁戰略地位和資源，若不採取行動，進而失掉這片江山，會比丟掉中國還更糟糕。」⁰⁵憂心骨牌效應的艾森豪想要正面迎擊來自蘇聯對美國在中東勢力的直接挑戰。「我們的軍事顧問相信，」國務卿杜勒斯對國會說，「我們現在仍占據顯著的優勢，蘇聯不會想要挑戰……所以，也許只要我們果敢快速行動，他們可能就會發現納賽爾太過魯莽。也許他們會在優勢地位受到威脅、冒著開戰風險前加緊撤離。」⁰⁶

美方立即的回應方式，清楚顯示出美國在中東外交政策上的限制。艾森豪回應黎巴嫩總統夏蒙（Chamoun）的請求，派出八千名海軍陸戰隊登陸貝魯特。總統嘴上說是因為共產主義企圖顛覆黎巴嫩，因此需要「維持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⁰⁷但事實上，登陸行動猶如狗急跳牆，其真正的意圖是要展示美方在中東的實力與目的，目標是嚇退蘇聯，讓蘇聯不要與中東的革命牽扯過深，也警告新的伊拉克領導人不要奪取科威特。科威特是盛產石油的酋長國，多數伊拉克人認為科威特是其領土的一部分。英國逾半數的石油進口來自科威特，一旦科威特陷落，就意味著西歐和日本在能源供給上會陷入危殆。

在莫斯科，赫魯雪夫觀望中東的革命形式，沾沾自喜。「我們有辦法想像沒有巴格達的巴格達公約嗎？光是想到這點就足以令杜勒斯精神崩潰。」這位蘇聯領導人對莫斯科的同志咧嘴一笑。⁰⁸但赫魯雪夫不打算向新任伊拉克領導人或埃及的支持者做出任何實質承諾會對抗美方的干預。在美軍登陸黎巴嫩後，納賽爾緊急飛往莫斯科會談。但赫魯雪夫告訴納賽爾，他不會提供精良的武器系統給阿拉伯使用。「如有必要，」蘇聯領導人宣稱，「最好從我們的領土發射〔這些武器〕……你大可放心，要是有侵略者對貴國開戰，我們會用這些火箭幫助你們。」⁰⁹赫魯雪夫覺得中東充滿希望，但同時又教人困惑，蘇聯勢力所能做的有限，只能刺激新政權往社會改革、社會主義計畫的方向前進，並發展更緊密的軍、政、經關係。

蘇聯在中東的行動空間，受到專家有關馬克思主義對階級鬥爭的分析與領導人的政戰目標夾擊。阿拉伯的中東與波斯的中東兩者都被認為太過落後，不足以達成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短期內將由當地的資產階級及其盟友發動對抗西方帝國主義宰制的民族主義革命。蘇聯應當支持這樣的革命，儘管蘇方也必須了解：他們的性格是由當地主幹狹隘的在地利益來界定。但即便中東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無法與蘇聯或東歐共產主義者一樣有著相同的全球階級觀點，他們仍然可以是對抗西方的國際前線。蘇聯在中東的目的不在於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他們只需要對抗西方控制他們資源、尋求蘇聯支持的運動和政權。

蘇聯與美國對以色列的觀點，也試圖把當地的現實考量融入膚淺的冷戰框架。至少直到蘇伊士運河危機為止，對於這個錫安主義國家可以順從莫斯科在國際事務當中的位置，蘇聯方面仍保留一線希望，從而可以在蘇聯與其阿拉伯鄰國之間充當和事佬。這種觀點今天聽起來也許很牽強，但在當時並不然。在俄羅斯與東歐，布爾什維克主義與錫安主義在政治上以社會主義的勁敵之姿並肩成長。「錫安主義者與布爾什維克的猶太人之間的鬥爭，」邱吉爾早在一九二○年便聲稱，「幾乎就是爭奪猶太人靈魂的鬥爭。」¹⁰但直到一九四八年，錫安主義最致命的勁敵不是阿拉伯人或蘇聯，而是英國的帝國政策。因此，本－古里昂統治下的以色列工黨政府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中願意與英法全面結盟，著實令莫斯科大吃一驚。

要是對以色列的時局有所知悉，就不會對該國的盟軍關係感到意外。對於以色列的工黨政府而言，對抗以國的阿拉伯鄰國是存亡的問題。要在這起衝突當中支撐下來，西方的支持至為關鍵。「當我們被孤立時，」本－古里昂解釋道，「阿拉伯人認為我們可以被摧毀，而蘇聯利用這張牌。要是有個強權站在我們身後，且阿拉伯人知道我們的存在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俄羅斯將會停止與我方為敵，因為這種敵意已不再能收買阿拉伯人心。」¹¹蘇聯於一九五六年戰爭之後與埃及達成協議，坐實了以色列領導人的猜測。錫安主義者認為他們必須更親近美國。蘇聯的反猶主義（赫魯雪夫從未公開加以訓誡）也讓本－古里昂和其他猶太領導人確信，共產主義國家永遠不會成為以色列的朋友。

對於納賽爾而言，與蘇聯的同盟關係也帶來了挫敗。他原希望利用蘇方的軍事、經濟支援來把埃及建構為區域內的主要勢力。¹²但到了六○年代經濟反而走下坡，主要是因為低產、腐敗、軍費支出高，以及過度免費分配貨品和服務。同時，在葉門曠日持久的戰爭也教人不敢恭維；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於一九六一年遭到敘利亞人解散；卡塞姆於一九六三年在伊拉克遭到推翻、謀殺。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儘管埃及和蘇聯並不首肯，復興社會黨仍蒸蒸日上。及至六○年代中，復興社會黨政府在大馬士革和巴格達都取得政權，儘管他們除了在迫害共產黨員、伊斯蘭領導人與少數族裔上如出一轍之外，並不對盤。

一九六○年代，冷戰給予納賽爾一個重振國際聲望的機會。在與蘇方持續密切合作的同時，埃及領導人也緊鑼密鼓地參與第三世界的革命運動，為運動喉舌。納賽爾認為這種位置能使他得以衝破惱人的在地框架囿限。尤其是在本．貝拉於一九六五年在阿爾及利亞失勢後，開羅成為從安哥拉到摩洛哥的非洲革命黨人的會合點。非亞人民團結組織（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 AAPSO）的總部設在開羅。即便蘇聯在協會當中的影響力於六○年代末增加，納賽爾總是確保將他個人的印跡列入往往含糊其辭的章程當中。¹³

納賽爾與第三世界的牽扯，再加上他需要被看成是所有阿拉伯人的領頭羊（尤其是在葉門事件失敗後），都使他比起以往更加重視巴勒斯坦人的苦難。自一九四八年起，逾百萬沒有國家的巴勒斯坦人成為難民，流亡在整個阿拉伯世界，如覆巢之下無完卵。多數阿拉伯政權都拒絕給予他們公民身分，他們的工作和生存條件往往受到剝削。但到了六○年代中，巴勒斯坦組織變得更加顯眼。其中，由開羅大學校友亞西爾．阿拉法特（Yasir Arafat）領導的法塔組織（Fatah）對以色列展開小規模的武裝攻擊。「只要巴勒斯坦尚未解放，我們就不會放下武器，直到巴勒斯坦占據它所應得的阿拉伯民族的中心地位。」阿拉法特宣稱。¹⁴

阿拉伯重新發現了巴勒斯坦的宗旨，加上冷戰在區域內節節升高，這兩者之間的交會點，導致了一九六七年的中東戰爭。法塔組織為了尋求支持，讓阿拉伯的領導人彼此傾軋。一九六六年，法塔組織從埃及移往現由復興社會黨的一個激進分支控制的敘利亞。儘管蘇聯與復興社會黨過往的關係不佳，蘇聯此際仍撐持大馬士革的新政體，希冀復興社會黨人會重新與莫斯科交好。布里茲涅夫相信一旦如願，中東冷戰的天平將會決定性地向蘇方傾斜。蘇聯將武力輸送到敘利亞與埃及，阿拉伯方面抗議猶太人占領巴勒斯坦的言辭也隨之激昂。

一九六七年四月，法塔組織從敘利亞與約旦入侵，以色列以戰機、坦克猛烈砲轟兩國的軍力作為回應。以色列噴射機戰士飛過大馬士革。蘇聯相信以色列人準備全面攻擊敘利亞，並警告他們在當地的盟友。納賽爾害怕被人認為自己反以色列的程度不如復興社會黨，且受到莫斯科的訊息警戒，將他的軍隊遷往以色列邊境，並封鎖其通往阿卡巴灣（Gulf of Aqaba）的途徑。蘇聯與敘利亞方面希望埃及對以色列施加的壓力，會緩和以色列在其他地方的好戰傾向。

憂心阿拉伯人會一鼻孔出氣的以色列反而率先出擊。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方空軍發動奇襲，摧毀埃及在地面的空軍部隊。以軍隨後征服西奈半島，直逼開羅，並且征服東耶路撒冷和約旦河西岸已回應約旦方面的砲擊。在北邊，以軍圍攻敘利亞，將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據為己有。開戰短短一週，比鄰以色列的阿拉伯諸國就已潰不成軍。在西奈沙漠，蘇方為埃及軍隊提供的T－34坦克車成排成列地付之一炬，見證了阿拉伯的恥辱以及這對冷戰的意義。

美國已盡可能不涉入戰局。但即便美方唯一的傷亡是被以方（聲稱）意外擊沉的海軍偵察艦上的人員，美國的輿情仍堅決站在以色列這邊。儘管猶太人的國家無疑才是侵略方，但以方以小搏大，使之儼然成為對抗歌利亞的大衛。美方也樂見以色列能做到連美國自己在印度支那似乎也做不到的事：讓蘇聯及其盟友敗北。讓猛烈反對美國的阿拉伯政權遭到羞辱，這點也令華府喜聞樂見。「我們開始要對付這些傢伙。」詹森總統的國安顧問邦迪對白宮同仁如是說。¹⁵

對蘇聯的領導班子而言，阿拉伯的敗戰是一大挫敗。開戰前的種種跡象已顯示莫斯科的外交步履蹣跚。儘管蘇方建議埃及、敘利亞低調，以避免戰事，但蘇聯自己警告以色列即將發動攻勢，卻一語成讖。然而最教莫斯科吃驚的是阿拉伯落敗的規模。「就我們所掌握的資料清楚顯示，」布里茲涅夫於六月二十日氣急敗壞地對華沙公約的同行解釋道，「在敵對狀態白熱化以前，由於蘇聯與其他國家的慷慨解囊，阿拉伯國家在武器、軍事人員上無疑優於以方。」阿拉伯領導人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彼此之間缺乏協調，與蘇聯之間的統合也不彰。是寄給美方的一紙最後通牒，才終止了以色列的攻勢。但布里茲涅夫說，蘇聯將會繼續支持「進步的」阿拉伯國家，因為莫斯科相信美國鼓動以方的攻勢。¹⁶

納賽爾表達出下臺的意願，但在開羅等城市出現大規模示威要求他留任後，他才繼續留任。敗戰也許減損了總統的聲望，但並未讓他完全失勢。在蘇聯的支持下，與敘利亞人一起，埃及人維持對以色列的衝突姿態。納賽爾所稱的「持久戰」（War of Attrition）由對以方勢力的小規模進攻組成，但避免全面開戰。每次以方都予以回擊，新任的工黨總理果爾達．梅爾（Golda Meir）直言不諱地稱之為不對稱的回應（asymmetrical response）：要對阿拉伯人造成他們對以色列所造成的還要大的損害。梅爾拒絕從占領區撤軍。她宣稱：「我軍除了在停火線集結之外，別無他法，誰叫阿拉伯方面仍然拒絕議和。」¹⁷

一九六七年的戰爭造成巴勒斯坦更大的悲劇。如今從西岸和加薩來的新難民落腳鄰近的阿拉伯國家。在約旦和黎巴嫩，他們成為主要的人口組成，他們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則成為主要的政治景觀。巴解組織是由法塔與其他團體組成的鬆散邦聯，由阿拉法特擔任領導。他們持續對以色列發動小規模攻擊。但巴解組織愈來愈毛糙。其中一個自命為馬列主義政黨、尊奉切．格瓦拉等英雄的團體「解放巴勒斯坦愛國陣線」（Patriotic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PFLP）於一九六九年劫持一架美國飛機，迫使其降落在愛國陣線總部所在的大馬士革。一年後，愛國陣線搞出一起更大的行動：劫持了四架西方的飛機，讓其中三架飛往約旦，然後加以炸毀。

儘管所有的人質都獲釋，但這起恐怖行動給予約旦的胡笙國王等待良久的藉口，藉以綏靖在王國內的巴勒斯坦人。國王指控巴解組織與其他巴勒斯坦團體的行為，儼然是國中之國，於是派兵將他們趕出約旦。教許多觀察家意外的是，儘管敘利亞威脅要干預，約旦方面仍然成功了。巴勒斯坦人所稱的「黑色九月」（Black September）是中東冷戰的標竿事件。阿拉伯的統合已經被打破。儘管巴解組織的領導班子反對對外國的目標採取恐怖行動，但其信譽已因與其他阿拉伯人之間的衝突所害，也受到與國際恐怖主義組織的連結所玷汙。與巴解組織小心翼翼建立聯繫的蘇聯，再度在中東翻船，而這次讓他們顏面盡失的，竟是一個他們認為是該區域內的陳舊遺跡，一個「膽大包天的小國王」。

蘇方回應黑色九月的方式，是強化在埃及、敘利亞的勢力。布里茲涅夫對內解釋他的政策，強調蘇聯想要在中東達成政治上的妥協。他解釋道，唯有當以色列及其美國靠山理解到，在區域內達到真正的權力平衡與緩和政策並非彼此扞格，才有可能達成外交上的解決方案。「我黨向來……證明，和平共存的政策並不違背全球革命的進程，而是強化了此一進程。」布里茲涅夫對其幕僚如是說。¹⁸到了一九七○年，蘇聯重新供給埃及軍隊與空軍，並提供比埃及原先所擁有還要更先進的飛彈。紅軍人員沿著蘇伊士運河遍布埃及的崗位。「在尼古拉耶夫（Nikolayev），」其中一位人員後來回憶道，「他們為我們換上便服，發給我們（來自蘇聯集團國家的）時髦的外國剪裁西裝。募來的兵獲發貝雷帽，軍官得到帽子。我們上繳所有個人的用品和軍事文件，以觀光客的身分搭上納希莫夫海軍上將（Admiral Nakhimov）號郵輪。我們的偵察站佯裝為一輛救護車。」¹⁹

隨著蘇聯S－125防空飛彈就位，蘇聯的飛官飛越埃及執行任務，中東的平衡關係的確開始改變。以色列於一九七○年八月同意停火，讓S－125飛彈留在運河岸，無疑是蘇聯新一輪干預的產物。一九六七至七一年間，約有二萬名蘇聯顧問在埃及服役，當中多數人隸屬軍事單位。就防禦條約開啟的協商，將會使得埃及成為在華沙公約以外最接近蘇聯的盟友。尼克森政府加強對以色列的軍援，同時試圖讓蘇聯支持一紙和平協定。「對雙邊都很痛苦的解決方案，以及蘇聯出售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埃及〕會對我們有利，」季辛吉對美國國安會解釋道，「從我們整體關係的觀點來看，我們想要一種對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來說難以下嚥的方案，而蘇聯必須為出售軍武付出代價。」²⁰

納賽爾於一九七○年十月猝逝，這劇烈地改變了埃及的政局。他的繼任者安瓦爾．沙達特（Anwar Sadat）面臨一個尷尬境地。一方面，他想要施壓蘇聯增加對他們的軍援。另一方面，他相信埃及假以時日必須得與華府談話，以便達成在中東的整體和平協議。在一九七一年與蘇聯簽訂新的防禦條約之後，過了一年，他任意驅逐一些（但不是全部的）蘇聯軍事顧問，藉此抗議蘇聯不願意提供先進的長途飛彈給埃及。他也對美方打開祕密的溝通管道。尼克森總統對於以色列方面不願與阿拉伯人協商感到不耐，於是懸擱了美方的軍援，以對梅爾施壓。對尼克森來說，比起讓以色列不受侵犯，更重要的是把蘇聯趕出埃及，最終趕出中東。

沙達特就任初年，最大的諷刺是他意欲就一九六七年以前的邊境與以色列達成和平，但除了以軍事解決方案達成其目標之外別無他法。他相信阿拉伯軍隊此刻已蓄勢待發，就算不能擊敗以色列，也能對以方造成嚴重的損傷，於是開始準備進攻。隨著蘇方的立場顯著地減少，美國則仍在一旁觀望，鮮少能夠箝制住沙達特的勢力。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就在耶路撒冷最神聖的贖罪日（Yom Kippur）前夕，埃及與敘利亞的軍隊越過停火線展開攻勢。以軍在西奈與戈蘭高地都遭到重挫。顯然以色列無力集結足夠的人力、物資在兩端有效作戰。到了十月九日，梅爾下令讓以色列自從六○年代末就開始祕密發展的核武就緒。這項舉措既是試圖迫使美方提供軍援，也是為了保障能抵禦阿拉伯的全面入侵。在季辛吉的堅持之下，美方從那天起就重新提供軍武。此前蘇方已經開始重新支援其阿拉伯盟友。

以色列在十月戰爭的第一個階段意外落敗，意味著這起衝突迅速披上了冷戰的面紗。「阿拉伯人嗅到的可能是勝利，不是對峙，」季辛吉說，「那意味著蘇聯已經取得了勝利。讓我們攪和進去救阿拉伯人於水深火熱之中，那就太完美了。」²¹但在聯合國安理會呼籲立即停火時，美國甚至拒絕響應蘇聯。華府希望重新恢復現況，因為哪怕以色列占領地丟失了一分一毫，都意味著蘇聯的勝利。

隨著美方重新供輸火力，以色列得以繼續發動攻勢。十月十一日，以軍跨越戈蘭高地原先的停火線，開往大馬士革。十月十五日，以色列跨越蘇伊士運河，朝伊斯梅利亞（Ismailia）和開羅推進。在蘇聯看來，美國與以色列沆瀣一氣，以便讓猶太人國家能蠶食鯨吞更多的領土，或者可能推翻敘利亞和埃及的政權，為此蘇方大發雷霆。當美方終於同意了各方都接受的聯合國停火議案時，以方仍在某些地帶繼續推進。這讓他們的軍隊推進到了大馬士革的四十公里之內以及開羅的方圓一百公里之內。三萬五千大軍的埃及第三軍團（Third Army）四面楚歌。布里茲涅夫捎訊息給尼克森，威脅要是以色列不鳴金收兵，紅軍就要直接干預。根據美國的情報單位匯報，他們相信蘇軍的確已經枕戈待旦，準備好要進駐中東。

十月二十五日傍晚，尼克森讓全球美軍進入戒備狀態，以此作為回應。戰略空軍司令部（Strategic Air Command）、大陸防空司令部（Continental Air Defense Command）、歐洲司令部（European Command）、第六艦隊（Sixth Fleet）全都進入戒備狀態三級（DEFCON 3），這是自古巴飛彈危機以來最高層級的戰備等級。此時，尼克森已因水門案醜聞纏身，季辛吉相信「蘇聯現在的整體戰略似乎是把緩和政策放上檯面，因為在他們看來，我們沒有總統視事。因此，我們必須避免讓他們得逞」。²²尼克森對蘇方表示，紅軍出現在中東，就意味著對美國開戰，同時，季辛吉對以方施加極大的壓力，要求以方不得違反停火協議。

在莫斯科，政治局為了蘇方竟讓美國進入核戒備狀態，大感震驚。後續的討論清楚顯示，蘇聯的領導人並未決議要把軍隊送到中東；蘇方的策略只不過是要造成威脅，並發展應急計畫。「為了埃及和敘利亞與美國開戰不合情理」，柯西金說。²³布里茲涅夫總結道，蘇方的警告畢竟達到了其預定的效果：美國在節制以色列。但蘇聯立即接受了美國提出的議案，該議案使得聯合國有責任把交戰的軍隊架開。在華府召開的一場記者會上，尼克森振振有詞，把危機的化解歸功於其緩和政策。他說，這是因為他與布里茲涅夫「有此私下接觸，以此方式互通有無，決定避免衝突，達成決議」。²⁴但雙方無疑都意識到了，一九七三年的戰爭已揭露出緩和政策的限制。

阿拉伯國家內部對十月戰爭的結果所感受到的絕望顯而易見。利比亞宣布禁運石油出口到美國和其他支持以色列的國家。讓季辛吉害怕的是，所有的阿拉伯石油產國都追隨其後，包括美國忠實的盟友如沙烏地阿拉伯。禁運導致石油價格飆漲，使得西方的經濟在七○年代中期大禍臨頭。儘管美方施壓，但石油輸出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亟欲規範生產，讓油價在禁運結束之後仍然維持高檔。儘管石油的需求增加，但油價自從四○年代起就維持「物美價廉」，此際卻價格翻倍。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價格政策鼓舞了那些試圖透過對原物料收取高價來謀求新國際經濟秩序的第三世界國家。這也讓華府更把在中東建立真正的美國霸權看作是迫切的考量。

季辛吉理解到，要想抗擊蘇聯，美國就需要被認定為為中東貢獻了某種形式的和平協定。這位國務卿心想，要讓任何協商生效，就必須對以色列施壓，要以方撤出至少部分的占領地。一九七三年戰爭使得梅爾相信她的國家的確需要一紙協定。季辛吉說，以色列「不再自認戰無不勝，而阿拉伯人則不再自卑」。²⁵但梅爾的政府拒絕加入賽局，除非是關於季辛吉巧妙協商下的撤軍協定。即便沙達特的埃及不顧蘇聯在戰爭期間提供的支援，逐漸背離蘇聯，但美方從以色列收到的幫助並不足以使之對莫斯科全面扭轉劣勢。

季辛吉在福特總統於一九七四年八月就任後，對他解釋道：「中東是我們所面臨的最糟的麻煩。石油的情況是我們所面對的最糟糕的……但我們擔不起另一次禁運。如果我們碰到那種狀況，我們可能必須要拿下幾座油田。」²⁶當梅爾的工黨繼任者伊札克．拉賓（Yitzhak Rabin）於一九七五年三月拒絕同意華府方面所提出與埃及的暫時協定時，福特總統失去了耐性。他致信給拉賓「表達我對以色列所採取立場深切的失望……未能達成協議肯定會對該區域招致深遠的效應，並影響兩國關係。我已下令立即重估美方……與以色列的關係，以確保美國在中東及全球的整體利益。我方會告知您我們的決議」。²⁷

但在國內，許多人認為全球緩和政策對蘇聯讓步太多，他們對美國總統施加的壓力與日俱增。儘管季辛吉慷慨陳辭，稱其中東政策是為了削弱蘇聯手中的力量，但兩黨有七十六名參議員致函福特總統，試圖推翻他最新的立場。「我們相信，」他們說道，「一個強大的以色列是最可靠的藩籬，讓該區域不受外界宰制。有鑑於蘇聯的軍武大批運往阿拉伯國家，我們不能坐視軍事的平衡對以色列不利。我們相信維持和平有賴於以色列所獲取的軍援、經援程度足以阻卻以色列的鄰國重新發動戰爭。」²⁸

對於一個並非經由選舉途徑上位、希望一舉拿下一九七六年選戰的總統來說，這份壓力是無法承受之重。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與美國某些猶太人團體，把美國不夠支持以色列的批評以及對緩和政策的批評聲浪混為一談。右翼團體——因其自由意志派思想（libertarian thinking）、提倡人權、尚武的外交政策等折衷背景而通稱為新保守派——就持這種立場。在他們看來，尼克森、福特、季辛吉正在輕易犧牲美國在中東唯一真正的朋友，就如同他們曾經犧牲在東歐和蘇聯被壓迫的人民。對抗蘇聯就意味著站在以色列這邊。隨著總統選戰開打，福特總統自己的辭令也顯著地愈來愈親以色列。

美國政治某方面來說也與正在以色列發生的情況平行發展。冷戰的考量籠罩以色列的民主願景。以國從一個為了自決的權利而戰的共和國，在一九六七年後變成一個占領方強權，其政治立場顯著右傾。拉賓的工黨於七七年選舉中敗選，輸給保守派的聯盟利庫德（Likud）。這是自從以色列建國以來工黨首度未當政。新任總理比金（Menachem Begin）曾為伊爾貢（Irgun）的領導人。伊爾貢是四八年以前為以色列的獨立而戰的恐怖組織之一，但因為比金的極端觀點，在以色列政壇已遭到邊緣化。利庫德的選舉宣言昭示「猶太人民對以色列土地的權利永恆不變，這是以國國安、和平的權利的重要組成。因此，不能將猶地亞（Judea）和撒馬利亞（Samaria）〔西岸〕讓予外國統治；在海與約旦之間，只會有猶太主權。」²⁹在比金就任時，就下定決心要與以色列的鄰國講和，但不能以在東部的征服為代價。

同時，巴勒斯坦的組織使得任何形式的協商都難以達成。這有一部分是由於阿拉法特對於缺乏來自阿拉伯國家的奧援感到絕望。但也是因為他害怕任何與以方的和解方案都會讓巴勒斯坦付出慘痛的代價。阿拉法特心想，他的人民唯一的希望是冷戰能夠避免阿拉伯諸國各自與敵國尋求協議。巴勒斯坦恐怖主義最主要的目的是，讓人難以輕忽他們的訴求。一九七二年，恐怖組織在慕尼黑奧運攻擊以色列運動員，殺害十二人，且發動一系列劫持國際航班的事件。這些行動並非全都由巴解組織策劃，但阿拉法特拒絕譴責巴勒斯坦方面任何形式的暴力。短期來看，這項策略無疑讓巴勒斯坦的訴求聲名遠播，占據新聞媒體版面；但長期而言，這也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為魯莽行事與虛無主義，疏遠了許多原先可能同情巴勒斯坦苦難的國家和個人。

隨著沙達特的埃及試圖就與以色列議和取得美方支持，其他阿拉伯國家則往蘇聯靠攏。³⁰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復興社會黨的兩個不同派系掌權。敘利亞的領導人哈菲茲．阿塞德（Hafez al-Assad）與他的伊拉克同黨彼此仇視。於七○年代中成為伊拉克關鍵領導人的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相信敘利亞人要來謀害他，並迫使兩國在阿塞德的領導下統一。然而兩國都轉向蘇聯與東歐尋求國安與經濟發展上的協助。對蘇方而言——或許是他們自己的內心所想——與這兩個政權建立密切的關係，可以稍加緩解沙達特背叛蘇聯、投奔美方的慘況。蘇聯的專家當然對兩個復興社會黨政權的自私自利了然於胸。他們知道敘利亞人和伊拉克人如何迫害共產黨人，也知悉高層的腐敗和領導人之間的裙帶關係。但蘇共當中（特別是國際部門）論證復興社會黨人是與帝國主義決裂的布爾喬亞民族主義者，因此值得蘇聯的支持。

到了七○年代末，蘇聯所領導大幅支援兩國的計畫已經就位。蘇聯將要交付給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援助委派給東歐國家，尤其是東德和保加利亞，程度遠比過往為甚。一九七九年，蘇聯集團的三千人顧問中，有七百人來自東德。³¹儘管蘇聯人士無法讓伊拉克、敘利亞彼此合作，有時教他們焦急不已——阿塞德尤其常常教布里茲涅夫抓狂——但他們仍然保持耐心，持續提供兩國援助。年輕一輩的領導人對未來抱持一些希望。根據匈牙利共產黨的說法，海珊是一名「進步民族主義的愛國分子」，可以對他寄予厚望。³²及至一九八○年，敘利亞與伊拉克是世界上收受蘇聯奧援最多的兩個國家，儘管跟美國對以色列、埃及的援助比起來，還是小巫見大巫。

要是說敘利亞和伊拉克是蘇聯的損友，那麼至少在阿拉伯南方的革命，則一度令莫斯科方面心馳神往。一九六七年，英國又再度倉皇撤退，這次是從阿拉伯半島南端的殖民地亞丁。取而代之的民族解放陣線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國，並尋求與蘇聯及其盟友建立密切關係。從共產黨的觀點來看，這個世稱葉門人民民主共和國（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 PDRY）的國家與其他「進步」阿拉伯政權有所不同。葉門的頭頭「行動由馬列理論指導，而非由民族主義和宗教觀點所約束」，參與援助南葉門大規模計畫的匈牙利領導人如此宣稱。³³對蘇方而言，能夠取道亞丁這個重要港口以作為海軍之用，也是一個重大優勢，就如同在敘利亞沿岸的塔爾圖斯（Tartus）海軍基地一樣。

美、蘇兩國都在中東尋求與自己類型相仿的政權，但能夠找到的成果極其有限。美方在以色列看到的是民主，蘇聯在南葉門看到的是馬列主義，但只要兩者都只是與鄰國為敵的小國，那幫助就都甚為有限。從大局戰略來看，兩大強權都無法寄望取得太多成果，除非是從負面角度來看。到了七○年代，蘇、美兩方都因各自的理由必須防止另一場中東戰爭。各自都逐漸希望將另一邊的勢力趕出該區域，好讓他們在全球冷戰占上風（儘管只要在中東當地沒有根本上的政治經濟變革，就未必占得多少上風）。對兩方的強權來說，中東是一個撲朔迷離的地帶，似乎很難在此取得持續的優勢。

對於該區域的未來而言，跟中東國家在冷戰期間朝秦暮楚相比，缺乏經濟進展才是更大的問題——除了以色列以及少數極端靠石油獲利的波斯灣國家之外。如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中東的世俗民族主義政權無法滿足許多老百姓所嚮往的日常生活進步。結果他們盼來的反而是愈來愈高壓的不民主政府，與絲毫不顧當地人民生活的外國勢力結盟。許多年輕人不意外地開始追索其他值得他們投身的權威與宗旨。尤其在一九七三年的戰爭以後，一種希望渺茫、辱國喪師之慨，驅使數千人上伊斯蘭學校和清真寺，傳教士將阿拉伯政權的失敗歸咎於它們遠離了神。

對伊斯蘭的當代政治詮釋在中東或其他地方的穆斯林之間當然不足為奇。但直到七○年代中，這樣的群體——所謂的伊斯蘭主義者——只是受壓迫的少數。即便是在國王宣稱整套政治體系都奠基在伊斯蘭之上的沙烏地阿拉伯，只有政府批准的伊斯蘭主義者才可以活動。埃及、敘利亞、伊拉克都禁絕穆斯林兄弟會。那些認為穆斯林領導人應該擔綱政治要角的人都在監獄中銷聲匿跡，或者甚至下場更為慘烈。漸漸地，伊斯蘭主義者轉向地下組織和恐怖主義。據聞復興社會黨人於一九八二年在敘利亞使用化學武器以及其他武器來鎮壓伊斯蘭主義的叛變，至少一萬人遭到殺害。

但中東政府鎮壓各種伊斯蘭主義組織，似乎只讓他們春風吹又生。他們相信神是一切政治事務的終極權威，讓他們更能忍受迫害。有些團體如埃及的兄弟會也開始在貧困的社群透過援助計畫廣受歡迎。當那些使用這些服務的人遭到政府逮捕時，他們承認自己寧願支持對窮人伸出援手的穆斯林，也不願支持光說不練的政權。政府遭到的指控還有腐敗、臣服於外國勢力、且無力摧毀以色列。

有一些關鍵的伊斯蘭主義領袖，讓冷戰變成中東政權墮落的最顯著印記。曾旅美（但美國的生活方式令他作嘔）的埃及人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著作等身，其著述多半是成書於獄中。他稱伊斯蘭為這個世界的沉痾提供解方：

人類今天已到斷崖邊緣，不只是因為全面毀滅的危機籠罩其上……而是因為人類缺乏關鍵的價值觀……在西方，民主已經荒瘠一片，以至於甚至要向東方集團（Eastern bloc）借鏡，尤其是以社會主義為名的經濟體系。在東方集團亦然……馬克思主義起初不分東西，吸引了大批人追隨，因為那是一種奠基在信條之上的生活方式……這種理論與人性的需求扞格不入。唯有在一個墮落的社會，或者一個長期受到某種獨裁形勢所威逼的社會，這種意識形態才會繁盛。但如今，即便在這些情況之下，其物質主義的經濟體系也在衰敗。³⁴

庫特布於一九六六年在埃及監獄中被絞死。但隨著中東世俗國家經濟表現差強人意，國家受到來自內部的壓力劇增，他的理念也於七○年代進一步流傳。美國並未把伊斯蘭主義者當成是主要威脅。相反地，由於美方自己也鄙視左翼民族主義政權，想要加以剷除，而伊斯蘭主義者也反對左翼民族主義，因此可能能為美國所用。他們的社會保守主義和反共主義也合乎美方的目的。伊斯蘭主義者的宿敵是共產黨，尤其是在兩伊的共黨。對蘇聯而言，伊斯蘭主義者是來自過去時代的反動遺緒。在蘇聯指導下往社會主義邁進的進步社會當中，沒有他們的位置。

到了七○年代末，中東已成冷戰的燙手山芋。該區域被劃分為美國的盟友和蘇聯的盟友，就如同在歐洲和東亞一樣。兩強都支持魚肉自己人民的政權。雙方對於解決以阿爭端都不置可否，除非協商可以幫助他們自己對抗另一強權。美國視巴勒斯坦領導人為恐怖分子，拒絕與之對話。蘇聯宣稱支持巴勒斯坦的理念，但也唯有在他們可以控制巴勒斯坦組織的前提之下。美國為確保中東石油供給，讓諸如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的獨裁政權成為美國天然的盟友。這種爆炸性的組合，保證了該區域及至冷戰末期，乃至冷戰之後，都會動輒風雲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