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國的災禍

中國的二十世紀有種奇怪的對稱，而這與意識形態冷戰關係匪淺。二十世紀初，中國的國民革命被共產主義和內戰所取代。二十世紀末，共產主義則被金錢和市場所取代。而這中間經歷的是可怕的毀滅和重建，狂熱和嘲諷，以及汩汩流淌的鮮血，近乎未曾停歇。中國革命幾乎最代表性的標記就是其嗜血若渴的程度：根據最近研究估計，一九二○至八○年代，七千七百萬中國人因軍事或政治大規模屠戮而死於非命，而這當中絕大多數死於其他中國人之手。⁰¹

毛澤東和其政黨於一九四九年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承諾以和平與發展為其主要目標。然而，他們卻幾乎是立刻派遣國民參加朝鮮半島發生的新戰爭，造成了至少八十萬人傷亡。一九五三年夏天，韓戰結束時，中國精疲力竭，必須面對近二十年來不斷戰爭後的大規模重建。中國領導階層決定要師法蘇聯，堅信全球性的未來屬於社會主義，而中國與蘇聯的結盟可以幫助他們的國家在世界前進的道路上占得先機。毛澤東和他的同志當然也相信莫斯科的軍事協助可以保護他們對抗強取豪奪的美帝，韓戰足以為明證，儘管他們對蘇聯戰時的支援程度從未感到滿意。毛澤東指出，畢竟是中國在為了包括北韓與蘇聯他們自己的社會主義陣營作戰犧牲。

根據共產黨的政令宣傳，共產主義會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武器。它會讓國家富強起來。但是毛澤東的計畫比打造一個現代化的富裕國家還要更深遠。他想要改變中國社會和人民的思想。毛澤東認為，是「舊中國」而非英、日、美帝國主義者導致了國力衰微。他喜歡將傳統、儒家思維比喻為纏足的婦女，裹足而行，受人輕蔑。相反地，他的「新中國」應當年輕、進步、好勇鬥狠。那些阻礙改革的都是需要除掉的「害蟲」；地主、神職人員、資本家為了自身利益故意阻撓中國前進。他們就跟所有阻擋共產黨打造新社會的勢力一樣，都必須滾蛋。對毛澤東來說，這是上下千年的鬥爭。這是中國救贖自己重新在世界中站對位置的最後機會。

起初，在五○年代，毛主席和他的領導團隊認為，中國的進步唯有在蘇聯領導的共產主義國家陣營才可能實現。但是及至五○年代後期，疑慮漸漸浮現。對毛而言，蘇聯式的發展似乎過於緩慢，他想要在他這一生看見中國趕超。一九五六年後，毛主席一度相信赫魯雪夫改革蘇聯陣營、使蘇聯更為平等多元的企圖能夠滿足中國的需求。但是蘇聯對中國快速發展計畫的批評使他從這種想法中醒悟過來。由於充斥著國內發展與國際事務的各種衝突，中蘇之間的同盟關係舉步維艱。及至六○年代初期，「情同手足」的概念已經不翼而飛，取而代之的是恨之入骨的敵意，使得雙方在六○年代末幾乎要開戰。

六○年代的中國踽踽獨行，不僅被國際社會孤立，且又為了滿足毛澤東對社會變革的渴望，身陷空前的政治運動泥淖。經濟停滯不前。毛澤東於一九六六年宣布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讓政治成為所有事物的裁判。「要紅不要專」是口號之一。結果導致社會一片混亂，暴力叢生。掌權將近二十年之際，中共所統御的國家幾近瀕臨內戰。中國進入冷戰的方式，似乎與多數中國人的期望大相徑庭。

中國共產黨創黨以來多數時候是一個作戰組織。雖然在一九四六到五○年的內戰中，漸漸在獲取的領地上有了些許行政管理的經驗，但是顯然尚未準備好要掌管一個複雜的社會，人口逾六億，至少有六十個民族，幅員從乾燥寒冷的北方到亞熱帶的南方。在一九四六年取得位於中蘇邊境的哈爾濱之前，共產黨從未執政管理過任何城市。由於一整個世代的共產黨人的根據地在農村，他們對於大都會城市如上海、武漢、廣州的影響力有限，因此難以信任這些地方。有些共產黨員對上海的藏汙納垢、道德淪喪厭惡至極，以至於一九四九年攻陷上海後，他們甚至想要將城市廢除，將人民趕往農村，讓他們可以透過繁重的手作勞動來接受改革教化。毛澤東最終決定不採取這些極端措施；他意欲利用這些城市來展示中共改變的力量。

韓戰結束時，毛澤東已是花甲之年，他估計自己還有十年的時間可以影響中國，所以想要加快腳步。及至一九五三年，毛澤東已經完全擁抱了他的左右手劉少奇與周恩來所代表的蘇式中央計畫的原則，樂見讓受過蘇聯教育的年輕專家來管理經濟的例行面向。雖然在軍事活動上毛澤東是個完美主義者，但是在承平之日，他是個不拘小節的人。他不想要讓年輕同志感受到他對時間迫近的焦慮。中國需要趕超西方，並藉此成為對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有助益的夥伴。毛澤東感覺中國應該要執共產陣營的牛耳，並且成為蘇聯最為親近的盟國，儘管他努力克制，沒有大肆宣揚。但是毛澤東心想，中國——以及他自己——必須贏得這樣的地位。而一個迅速的社會主義改革將是中國致力於此的最佳明證。

中共必須從城市開始。雖然毛澤東主掌的是一支由農民組成的軍隊，但他從不懷疑在中國的工人階級成熟後，他的政黨會變成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現在，頃刻之間，共產黨員發現自己掌理了城市，但在城市中，他們對工人的組織相當有限。有些工人在戰爭和內戰幾近結束時奪取了所屬工廠的管理權，就像在東歐一樣。共產黨員面對雙重任務，一方面必須恢復工業生產，另一方面又要在共產黨領導的工會組織工人。在蘇聯顧問的影響下，他們所選擇的策略是威脅利誘並施，承諾一旦工業生產恢復，會給予工人物質的報償。所有工業都必須遵循國家計畫，黨會指定管理人和領導。若工廠的老闆已逃之夭夭，或者有親日、親蔣之嫌，廠房便會被收歸國有。但是在中共執政初期，計畫比所有權更重要。一直到五○年代末，工業才全面收歸國有。

在城市中的運動，中共受到許多熱血澎湃的城市青年中產階級協助。雖然他們當中有些人已經在內戰中加入了共產黨，但是大部分並沒有，如今他們積極想要亡羊補牢，展現他們的愛國情操及為共產主義奉獻的精神。在公眾健康、公共衛生、教育運動或者在共產黨掃蕩賣淫、販毒、賭博等社會罪惡時，他們往往走在最前線。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與那些戰時在共產黨的根據地受訓打磨出來的人，一同成為了中共政府部門與機構的幹部。老幹部支持清算、逮捕、處決，青年追隨者則展現出共產主義浪漫的一面，以及他們對於改革、重建充滿民族主義的熱忱。

若是沒有蘇聯的援助，五○年代中國的快速變遷就不可能發生。蘇聯的援華計畫不僅是莫斯科境外最大筆的金援，相較於所有類似的經援計畫（包含美國對歐洲的馬歇爾計畫），規模也最大。從一九四六到六○年，金援金額高達兩百五十億美元，幾乎是蘇聯每年國內生產毛額的一％。但是在現實上的成本又遠比這高昂。這個總數不包括技術轉移、在華蘇聯專家的薪資或中國學生訪蘇的生活費。即使減去可能來自蘇聯盟國的一八％，以及中國最後償還的約一五％，這仍然是數量相當可觀的補助，以至於對兩國都有巨大的影響。

儘管第一項蘇聯對華援助協定於中國內戰時成形，但是赫魯雪夫才是真正將這項計畫推展到前所未有的規模之人。對赫魯雪夫而言，史達林不願與中國建立親近關係，是老大哥愈發昏聵的一個徵兆。赫魯雪夫自己從中看到無止境的機會。他認為，全世界幅員最大的國家與人口最多的國家結盟，能將共產主義推進到全世界。資源和人才合作的潛力是無遠弗屆的。中國可以透過其領導人和人民的自由意志轉變為共產主義的形象，也就是蘇聯的形象。對赫魯雪夫而言，這是一個不容錯過的大好機會。

因此，蘇聯新領導人一九五四年首次出訪的第一站選擇北京，也就不令人驚訝。此前，出身農村的毛澤東在共產黨勝利後，心不甘情不願地移駕北京。而此際中國的首都為了迎接貴賓蒞臨，做足準備。對毛澤東來說，赫魯雪夫選擇中國作為出訪的第一站是件舉足輕重的事。蘇聯領導者來見他，而非如同四年前史達林在位時一樣，是他出訪蘇聯，也同樣至關重要。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赫魯雪夫選擇帶來的禮物。他承諾大幅增加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不論是民生物資方面還是軍事方面。第一個中國五年計畫中的三分之一是來自蘇聯或東歐的經援，或由他們打造。但是赫魯雪夫也接受兩國更為平等的關係：蘇聯在中國邊境的特權會作廢，史達林堅持下成立的「聯合公司」（joint companies）所有權將會被移轉給中國。他甚至承諾與中國分享蘇聯的核能科技。

赫魯雪夫也同意派遣更多的蘇聯顧問到中國。整個五○年代，這些顧問在中國的中央、地方、省政府各處以及重要的工業事業都扮演著關鍵角色。年輕的蘇聯專家對於前往中國趨之若鶩。他們在那裡備受禮遇。但他們也填補了中方因為戰爭和流亡的損失。蘇聯專家為新中國的各個面向提供諮詢——從如何凝聚青年和婦女、少數民族，或者法律和關押犯人，到教育、科技、軍事訓練。總體而言合作愉快。中國視蘇聯人士為榜樣：受過良好教育，熱心奉獻且有效率。當然也不免有些文化衝突，且有時中方憎惡蘇聯對自己作威作福。但整個來說，中蘇同盟對於西方制霸的地位而言是冷戰時不容小覷的挑戰。⁰²

蘇聯造成的一個關鍵影響是軍事方面。人民解放軍中有超過一萬名軍官在蘇聯受訓，另外還有難以計數的軍人在中國受訓於紅軍教官，打造出一支看起來愈來愈像紅軍的中國現代軍隊，對內也為同樣的目標服務，打仗的方式也多少雷同。這支新的解放軍有三個主要用處。第一，它作戰精良，受最新的蘇聯軍事教條訓練，配有蘇聯和東歐願意給予的最精良武器。第二，它是一個實驗室，教育中國青年男子為社會主義新世界而戰的實驗室。第三，軍隊旨在打造中國民生發展項目，就像過去紅軍在蘇聯一樣。

教育改革是蘇聯帶來的另一個主要影響。中國人想要效法蘇聯所發展的教育，強調科學和科技，且同時在掃盲、算術、政治方面也有著廣泛的草根計畫。有一項要點是將教育嵌合進五年計畫。政府設定目標，決定每年需要多少工程師、化學專家和其他專業人員。根據政治、階級、過去的表現來選擇合格的候選人，他們都必須是根正苗紅、天資過人。教育部強調預期每年能立刻投入工廠和礦場的人數——就如同在三○年代的蘇聯，學生往往在大學二年級時，就被指定好未來的工作（儘管政府不太覺得需要事先通知學生未來有什麼在等著他們）。

蘇聯意識到中共管理城市的問題。他們為都市計畫獻策。對共產主義精英來說，社會主義城市必須現代，經過通盤計畫，生產效能高，且有安全保障。寬廣的大道和大型都市廣場能方便工人往返住家和工廠，且如有必要，解放軍也隨時能開進市中心鎮壓反革命叛亂。用以展示共產主義計畫的新首都北京，是以一九三五年莫斯科重建總體計畫為具體模型。有一次，中國都市計畫者僅是將莫斯科規劃圖的透明製圖紙覆蓋上舊北京地圖而已，就令蘇聯顧問大驚失色。這座明代的城市必須讓步給社會主義的高度現代主義。市中心會被重建，在其心臟地帶擴建大型中央集會廣場（即今天安門廣場）。一條新建並利於行軍的大道會將舊城區一分為二，不無諷刺地叫作長安街。每年，北京整體約有百萬戶老舊房舍被拆毀，兩百萬新住房建造起來。這座城市目標是達到與莫斯科相同的人口密度，其中主要的居民會是工人（工人人口數在一九四九年僅占整體勞動力的四％）。

除了國家的中心以外，邊陲地帶也根據蘇聯的建議重建。針對少數民族的政策對中共而言特別重要。中共想要統計分類，且更重要的是要加以控制。格外受到關注的一點是這些少數民族當中，過半數分布在不只一個國家。顛覆中國利益的可能似乎無處不在，尤其是中共與西藏、蒙古、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其他族群的關係自古就相當複雜。他們想要借用蘇聯經驗，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處理少數民族議題。但是處理這項議題必須要雙方小心謹慎，因為這些少數民族中也有些住在中蘇交界。

中共堅持要「重新分類」少數民族，加上二十世紀初的戰爭讓區域與地方取得前所未有的自治，造成了五○年代難以預見的成果。在計算民族數量的過程中，地方上的機構有時與馬列主義理論的縝密之處相結合，讓邊緣團體獲取更多機會。將中國分為五十六個民族是相當偶然的，且往往是北京會議桌上討論出來的結果。但這同時也意味著有些未曾擁有自己機構的人們突然發現自己也是中國民族之一，擁有直達中國人民大會（中國的議會）的代表權。雖然共產黨的政治壓迫可能降臨在中國境內的任何人身上，但是被承認為不同民族給予他們某些程度的保護，得以避免中共政治運動中最為惡質的面向，至少直到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前。

儘管中共是在農民兵的基礎上奪權，但還是花了不少時間處理農村問題。例如，它等待了六年才進入全面的集體農耕，步步為營，背後有許多原因。蘇聯的建議是慢慢推展，且不要重蹈蘇聯和東歐集體農耕的覆轍。中國許多農民領導人對此都頗有疑慮。他們很清楚農民加入革命是為了得到自己的土地。就政治上來說，將土地從他們手中拿走是非常危險的。但是毛澤東沒有耐心，加上年輕的黨員認為集體農耕在共產主義國家必不可少，在他們的支持下，毛澤東取得了勝利。及至一九五六年，核心地帶大多數的土地都已告集體化，生產全中國農穫量的幾乎九○％。從任何指標看來，中國的集體化不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都是一大勝利。

毛澤東思考著集體農產顯而易見的成功後，卻從中汲取了錯誤的教訓。他開始認為中共對於重大經濟改革的實踐太過裹足不前。毛主席認為，也許中國太過瞻前顧後，對於受蘇聯教育的經濟學家與規劃者的建議太言聽計從了。也許他必須勇往直前，就如同中共和共軍在戰爭中所表現的一樣？⁰³此時至少在公開場合他仍三緘其口。但是一九五六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雪夫批評了蘇聯過去的教條主義，強調所有共產主義國家都必須找到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後，毛主席變得愈來愈敢於強調中國的特殊地位和加速其社會經濟轉變的需要。

一九五六年秋，刺激毛澤東採取行動的是波蘭和匈牙利的危機。他和許多顧問認為，東歐工人之所以反叛是因為共產黨沒有注意當地情況。他們對於提出能贏得工人支持的進步社會主義形式踟躕不前。換句話說，匈牙利問題的解答並非減少社會主義的比重，而是要更加社會主義，尤其是因為中共領導班子憂心中國自己會由於如同東歐一般的動亂而變得岌岌可危。在新中國，工人對於自己的待遇尤其感到不滿，在匈牙利革命後，罷工頻仍，幾乎天天上演。針對這些示威活動，黨中央寫下：「有些是由黨員和年輕聯盟成員所領導；工會主席……也參加一些活動；有些則是……由反革命分子煽動。在許多案例中，大眾熱血沸騰，有些領導者喊出『我們要奮戰到底』。」⁰⁴

毛的反應首先是開放各界對黨的批評，即所謂「百花齊放」。一九五七年春天，在令人迷醉的幾週中，各行各業的國人都被允許——乃至被鼓勵——表達自己的意見。然後，對於一波接著一波的批評聲浪感到害怕，黨領導退卻了，發動「反右」運動以懲戒那些敢於出頭的人。百花齊放的批評主要有三種。有些人認為黨太官僚主義與教條主義。其他人批評中國缺乏基本的政治自由。還有第三類聲稱黨還不夠民族主義；他們指稱中國共產黨把蘇聯的利益放在中國之前。如今，敢於發言的人都在前往勞改營的路上，或者下場更慘，毛主席開始準備推進他一直嚮往的、能讓共產黨重新如戰時般受人民愛戴的社會主義。

他所謂的大躍進變成了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具毀滅性的一項運動，雖然起初僅是為了增加工業生產而做的休克療法。毛擔憂中國超英趕美的速度不夠快。起先五年計畫的穩定成長好則好矣，但是毛澤東認為還差強人意。中國若能憑藉一己之力必定能做得更好。其他中共領導人如劉少奇主席、周恩來總理和鄧小平總書記本該知道後果，但卻愈來愈被捲入輕率的發展計畫，毛澤東承諾這計畫能快速將中國拋入社會主義中。

大躍進是奠基於毛澤東對於人類意志的執迷。毛澤東從來不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唯物論者，他總是認為所有進步都仰賴人民實踐社會主義變革的意志與能力。如果是類計畫的結果差強人意，那必定是因為人的潛力尚未完全被激發出來。毛澤東相信透過勞動，中國可以結合快速發展的農業和大幅進步的工業產出。「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他於一九五八年春天解釋道，「十年超過英國，再有十年趕上美國，也是比較現實的設想。」⁰⁵

人民公社是大躍進的核心單位，於一九五八年夏天在全中國各地成立。過去幾年的計畫經濟方案已經被拋到腦後，新的人民公社被賦予完全不切實際的生產目標。國家的鋼鐵生產量必須在一年內翻倍，而農村的人民公社必須達成生產鋼鐵的目標。有時無計可施，他們只能將自己的農具拿去煉鋼。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在播種與收割的季節無法耕種，必須參與規劃粗糙的營建或灌溉工程。受到蘇聯的處女地運動所啟發，中共時而強迫農人離開自己的農地，到他們沒有謀生工具的新地點去。人民公社中將紀律與集體主義推到了極致。孩子被帶到另外的宿舍居住，好讓雙親全力奉獻於生產。

一九五八年冬，當人們為了毛的新計畫做牛做馬時，許多人開始挨餓。一九五九年春，他們開始死於飢餓。及至一九六一年情況改善時，至少已經有四千萬人死亡，大多數人的死因是積勞成疾，加上食物短缺。目擊者詳述慘況。在河南省信陽地方，凍僵的餓殍橫陳荒野。許多屍體已經肢體殘缺。活下來的當地人將之歸咎於野狗。但是狗和其他動物已經被吃光了，是人們轉而吃同類的血肉續命。⁰⁶

毛澤東不願屈服。當黨員如實呈報這些災難時，他便鬥爭清算他們。其中一位是朝鮮戰爭英雄彭德懷元帥，他於一九五九年夏天站出來諫言。有些蘇聯顧問一開始認為中國可能在大躍進中取得成功，但很快就開始悄聲警告將出現的後果。毛澤東對此置若罔聞。「蘇聯已經經營社會主義四十一年了，他們無法在十二年內轉變為社會主義。他們現在已經落後我們，而且開始焦慮了。」毛主席說。⁰⁷一九五九年，在蘇聯的第二十一次共產黨代表大會中，赫魯雪夫警告道：「在沒有經歷社會主義發展的情況下，一個社會無法直接從資本主義躍進為共產主義……平等主義並不代表轉變為共產主義。這反而只損害了共產主義的名聲。」⁰⁸

在毛的中國左傾以追求快速發展和政治上正確路線的同時，中蘇關係在外交事務上開始變質。在中蘇同盟的高峰，蘇聯人和中國人在國際舞臺上合作無間。一九五四年，他們迫使越共接受日內瓦會議的處置。一九五五年，中國在亞非萬隆會議中成為共產主義陣營的發言人。一九五六年，他們不僅同意入侵匈牙利事宜，而且由於北韓的黨內清洗而聯手教訓金日成。但是毛澤東愈發反美的辭令和堅信開戰，無可避免開始激怒蘇聯。他們擔心中國在對抗西方的千秋大夢中荒腔走板了。

莫斯科疑慮的一點是中國拒絕更進一步被整合入蘇聯陣營，不論是在軍事方面還是經濟方面。直到一九五八年之前，中國都渴盼著這種整合，是蘇聯始終裹足不前，一部分由於他們擔心中國的龐大人口會拖垮蘇聯和東歐的經濟。但是一九五八年夏天，當蘇聯國防部提議幾個相對來說只是例行公事的軍事合作程序，像是在中國的蘇營預警系統和海軍通話傳輸，毛澤東卻憤怒地回應「我不能吃也不能睡」，他告訴這位驚訝的蘇聯大使帕維爾．尤金（Pavel Iudin）：

你們就是不相信中國人，只相信俄國人。俄國人是上等人，中國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腳的，所以才產生了合營的問題。要合營，一切都合營，陸海空軍、工業、農業、文化、教育都合營，可不可以？或者把一萬多公里長的海岸線都交給你們，我們只搞游擊隊。你們只搞了一點原子能，就要控制我們。⁰⁹

不出意料，蘇聯對毛的大吼大叫頗為忌憚。赫魯雪夫不顧其同僚的勸告，逕自飛奔北京安撫這位怒氣沖沖的革命同志。毛讓蘇聯領導者聆聽了美帝無能的數場談話，卻不願意進入具體討論。赫魯雪夫回莫斯科時，認為他已經將危機控制住，卻發現他離開北京兩週後，中共開始砲轟國民黨領政的沿岸小島（譯按：金門），刻意與美國人挑起事端。儘管毛曾暗示他渴望「解放」臺灣，但是共軍的行動在這次訪華行程中並未被談及。其目的似乎在於警告蘇美兩方中國有能力獨立行動。赫魯雪夫再次公開為中國站臺，但是私底下他非常憤怒。在數個月的衝突後，毛澤東突然喊停。他疏懶地宣布中共未來將單打雙不打，所以蔣介石的軍人有時可以探頭出來享受陽光和新鮮空氣。在莫斯科，有些蘇聯人士開始懷疑毛主席的精神是否穩定。

即使中蘇聯盟似乎至少表面上仍然可行，但其他危機卻接踵而至。在中國，毛澤東須處理大躍進的後果，無暇顧及外交事務。然而從一九五九年夏天開始，毛主席似乎在心中把自己國內的問題與蘇聯問題連結了起來。他認為那些挑戰他大躍進政策的中國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太過信奉蘇聯的發展軌跡。如果他們成功地使社會回歸蘇聯模式，他們會摧毀他的革命。因此毛澤東開始傳信息給他的親信，批評蘇聯，但也將矛頭指向那些懷疑大躍進的人。「蘇聯在建設初期，工業發展速度很快，後來……速度就逐漸下降。蘇聯的計畫工作者，在遠景規劃中也把發展速度訂得愈來愈低，存在著右傾思想。」¹⁰

如果蘇聯犯了「右傾主義」，那麼中蘇的結盟顯然就陷入些許麻煩。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同志所能做出的最嚴重指控。毛澤東隨後加上了更多類似的指控。赫魯雪夫在經過周全的準備後，於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出訪美國（是為蘇聯領導人首次訪美），中國媒體或多或少不置可否，卻同時加強了他們的反美宣傳。更糟的是，北京同時還與印度發生邊界爭議事件，為亞洲和華府的反共聲勢雙雙提供火力。雖然北京與德里在此事上似乎都有責任，但赫魯雪夫對此震怒不已，不僅因為發生在這個時間點，也因為衝突的對象。蘇聯已經花了許多時間和盧布討好尼赫魯和印度的反對勢力，如今莫斯科的中國盟友卻似乎決意要讓它打水漂。

赫魯雪夫再度堅持出訪北京將局勢拉回正軌，此舉非常不智。一九五九年十月的這次出訪事與願違。上回來訪時，毛澤東就已經試圖羞辱赫魯雪夫。在眾多特意安排有失禮儀的行程中，毛主席明知蘇聯領導人不諳水性，還慫恿赫魯雪夫下到游泳池。這回的屈辱更是直白的唇槍舌劍。在與中方最高領導層級的會晤中，所有人（想當然耳除了毛自己之外）都輪番羞辱赫魯雪夫。外交部長陳毅稱他為機會主義者，因為支持印度，所以也是布爾喬亞階級。赫魯雪夫以牙還牙。「你只是一個元帥，而我是主席，你沒有資格這樣和我說話。」他對中國內戰十大元帥之一的陳毅怒言，「你還不夠格！我們不會被你嚇到！好極了，你們一邊用蘇聯領導的〔共產陣營〕的道理，一邊卻不給我說話的機會！」¹¹會議在煙硝味中結束。

一九五九年末，毛決定結束中蘇聯盟。他在自己的記事本中寫到蘇聯「修正主義」「可能要堅持一個長時期（例如十年以上）……〔我們〕抵制了朋友〔譯按：蘇聯〕的謬論……〔但現在〕我們朋友與帝國主義、反動民族主義和狄托修正主義組織一次反華大合唱」。但即使被孤立，「八年內，中國完成工業體系的初步建設……中國的大旗則是鮮紅的」。¹²一九六○年春天，國際共產主義會議中，中國公開攻擊蘇聯。同年夏天，赫魯雪夫的耐心戛然而止，他突然將大多數駐中蘇聯顧問調遣回國。毛公開批評，卻對其對手的魯莽反應暗自竊喜。這能抹除蘇聯對中國的影響，讓他能向自己的人民解釋為何中蘇合作——這個共產黨的基礎原則——破局了。

六○年代初，對蘇聯、中國或任何人來說，都難以預見中蘇聯盟是否真的已經走到盡頭。大多數人——除了毛自己和他的年輕支持者外——都預期這只是暫時的齟齬。人們認為兩方都是徹頭徹尾的馬克思主義者，因此會再度攜手合作。有些合作持續了一段時間。一九六一年，當大躍進的災難揭曉後，蘇聯還提供了糧食援助。軍事和情報合作至少持續到一九六三年。但是赫魯雪夫仍然慍怒，且發現與中國溝通無門。毛方面則沉迷於中國的孤立地位。在大躍進之後，他稍作猶豫，但於此際宣布要回歸設定黨的意識形態議程，更進一步左傾。如同過去，毛的詩作說明了他想走的方向：

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

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¹³

民族主義助長了毛的宏圖。他的說詞是，所有其他國家都失敗的地方，中國終將成功。這是多數中國人所喜聞樂見。即使是那些跟著毛打天下的一代人，都無法理解到與蘇聯決裂會將中國帶向水深火熱之中，更無法預見這決定了他們的命運。人民對毛主席熱烈崇拜。那些毛澤東懷疑想要回歸五○年代式保守經濟計畫的領導人，像是劉少奇或鄧小平，毛將他們推向批評蘇聯的高臺上。透過公開攻擊溫和路線、漸進主義和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這些領導者近乎自掘墳墓，在有些案例上的確是如此，同時中國也進入了一九六○年代另一輪互相殘殺的流血運動中。

同時，中國的外交政策舉步維艱。毛澤東聲稱要讓中國擔綱第三世界的領導，但是真正的第三世界卻愈來愈懷疑中國，部分是由於他經常企圖指導他國應如何行事。北京對於少數共產黨的支持，往往都與蘇聯支持的「官方」共產黨人與民族主義政體有著激烈衝突，這也同樣無濟於事。儘管如此，中國的第三世界政策一開始的確有所斬獲。越共、北韓以及古巴感覺中方對國家主權和民族發展的強調比整天接受莫斯科的訓示更適合他們，因此有段時間，這些政權與北京的觀點更為接近。溫文儒雅的周恩來出訪非洲，給出了大躍進後的中國幾乎無法負擔的金援，但是毛澤東卻堅持如此，以便與蘇聯競爭。然而及至一九六五年，中國與幾乎所有第三世界盟友關係都走調了。毛澤東堅持與中國合作意味著與蘇聯決裂，這令其他領導人無法接受。而只要有人不採納中國的觀點，就立刻會如一九六五年阿爾及利亞激進領導者艾哈邁德．本．貝拉（Ahmed Ben Bella）一樣，被北京方面形容為「非常狂妄自大」。¹⁴

但對中國的第三世界關係真正的災難，是一九六二年中印邊界戰爭，這是醞釀了許久的衝突。雖然一九四○年代晚期他們各自的國家重組後，中印曾經一度合作，但是十年後，他們卻成了死對頭。原因有很多。中國猜忌尼赫魯的政府支持西藏民族主義者，而這其來有自。印度擔憂中國控制了喜馬拉雅山脈，會讓新德里處於戰略上不利且危險的處境。但是最基本的問題是，中國共產主義者總是將尼赫魯的印度國家視為僅是殖民建置，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尼赫魯這方則將中國式的革命視為威脅，不僅因為他心繫印度的發展，也因為全亞洲的安全。「印度人，」一九五九年，周恩來告訴赫魯雪夫，「已經操弄大規模的反中宣傳長達四十年了。」¹⁵

當一九六二年十月，印軍的山地巡邏隊進入喜馬拉雅山脈的爭議區時，戰爭一觸即發。中國士兵試圖將之趕出境外，雙方開始交火。印度人率先出擊，但是解放軍成功得到強大後援，逼退了印軍。衝突結束時，印軍已經徹底潰敗，中國取得了爭議區的控制權。這場戰爭震驚全亞洲，最近組織的不結盟運動會員國也受到不小驚嚇，印度是其主要會員國之一。但是主要的影響卻是更孤立中國，大都因為其挑釁言語，人們多半認為中國是侵犯方。

中國開始愈來愈與世隔絕，權傾一人，進入了長時間的文化大革命。首先，毛澤東轉而對付那些在大躍進後試圖穩定情勢的人，以及那些不理解為何要與蘇聯決裂的人。毛澤東說：「修正主義在國內和國外是相互勾結的。」¹⁶一九六二年，他嚴責劉少奇開始了修正主義路線。敢於諫言說中國不該同時樹敵太多的資深外交人員王稼祥被指為「右傾」。¹⁷但是毛澤東自己不知道如何重新喚醒如今已沉睡的革命靈魂。一九六三、六四年，毛主席枕戈待旦。他專注在強化個人專政，同時在中國的科學與技術進步上饒有斬獲，這些方面的進步多半是蘇聯援助的結果。一九六四年，中國第一次核武試射是一項重大里程碑。那個過去在中國尚未坐擁核武時曾譏笑核武是「紙老虎」的人，如今向其同僚承認，當他國對中國愈恐懼，他就覺得愈安全。

一九六五年，毛澤東首度開始秋後算帳。一九五九年，一位歷史學家暨劇作家寫了一個劇本（譯按：即吳晗的《海瑞罷官》），透過暗喻意指大躍進期間，正直的官員被迫害，而奉承讒佞的人卻升官——這是對事實相當正確的描述。六年後，毛想要懲罰他，還有他的上級、擇善固執的北京市長彭真。彭真是位強硬的老革命，甘冒不韙。憤怒的毛決定要「矯正」中國的知識圈，打擊首都的「右傾」分子。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離開了北京，開始走訪全國各處，在一地都僅短暫停留。直到九個月後他才回到北京。在杭州他的主要住處之一，他對人民講話：「你們必須漸漸認識事實，來鄉下住一段時間，學習一下……不必讀大部頭的書。讀一點書、得到一點常識就夠了。」¹⁸

當毛澤東不在北京時，他的下屬盡力揣摩上意。彭真遭到解職，中共黨高層與解放軍的參謀也被解職。毛澤東的妻子江青以及毛的年輕親信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力節節高升。雄才大略但心性不定的內戰謀略家林彪在大躍進中被任命為國防部長。一九六六年，他還成了毛的副手。新領導階層對舊的黨體制發動了攻擊：「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¹⁹

這聽起來與史達林的戰後清算如出一轍。但是毛澤東不甘止步於此。一九六六年七月，他在鏡頭前游渡揚子江，似乎想要顯示雖然他已經年屆七十二，身體仍然硬朗矍鑠。然後他回到了北京。學校停課，讓學生閱讀新的指導，並攻擊他們懷疑反革命的老師。毛澤東強勢回歸。

與學生見面時，毛指示讓他們「砲打司令部」並且組成紅衛兵捍衛革命。他說，那些追隨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正在謀劃顛覆政權。但是毛主席最令人驚訝的指示是關於去何處找尋敵人。毛說，他們在黨的內部。一九六六年秋天，毛自己所任命的資深黨領導們在自家遭到紅衛兵青年攻擊。劉少奇主席被拽著遊街，並且受到公開羞辱。鄧小平稍微幸運一點。他被層層禁錮，然後下放到南方，在一家拖拉機廠做勞力活。從頭到尾，警察和軍隊都隔岸觀火，混亂主宰了街頭巷尾。

在混亂已極之際，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被紅衛兵綁架、虐待。他們要她「穿上去印尼的衣服」。

王：那時是夏天……。

問：滾你的吧！什麼夏天、冬天、春天的……，資產階級的一套我們不懂。……給你十分鐘……你對把劉少奇拉下馬怎麼看？

王：這是大好事，中國可以不出修正主義……等會兒……（……王光美耍賴，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讓穿〔裙子〕，後來她還是被拉起來套上了。）

（〔紅衛兵〕眾念：「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

王：反對毛主席指示就……（被打斷）……（王光美無奈，只得自己動手，老老實實地穿上透明絲襪和高跟皮鞋。大家給她戴上特製項鍊，照相。）

……

問：你穿上這套衣服去印尼與蘇加諾勾搭，丟盡了中國人民的臉，你侮辱了全中國人民。……對你這個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就是要強制。

……

〔紅衛兵〕眾念〔毛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正如地上的灰塵。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²⁰

毛澤東對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此來稱呼他的新一輪清洗）的計畫是要透過汰舊換新，將老幹部領導摘除，以及直接邀請全國青年起來革命以深化變革的進程。他想要徹底重塑中國和中國人。他的理想是一種沒有家庭、宗教、舊慣束縛的新式男女。毛澤東聲稱這樣的人足夠強壯去完成中國的轉型。他斥責自己領導了三十年的黨阻礙了他，導致整個國家停滯不前。現在已經沒有時間了。毛澤東感覺到必須完成這個他從年少時期就開始的大業。

從中國社會的高層和底層出發來看文化大革命會迥然不同。從高層來看，這就如同發生在蘇聯和西歐的清洗一樣。領導者被革除權力、儀式性地羞辱，並且被殺害或流放。但從底層來看，它變成一場釋放壓力的嘉年華，個人的快意恩仇可以藉此在數十年的激烈改變中實現。有些人反抗威權和極權主義，幾乎忘卻他們是為了支持毛澤東的統治（最為絕對的威權）而這麼做。其他人可以僅是表現出他們對鄰居、同學或者同事的不滿。社會上各種派系叢生。例如在武漢，一九六七年夏天，兩團紅衛兵為了爭權而相互征伐，一開始僅是口頭衝突，然後就是拳腳相向，進而刀光劍影，最後甚至用上了從兵營和軍火庫劫掠的機關槍和一二二毫米榴彈砲。

毛澤東文革的意圖之一是讓青年與長者敵對。在一個敬老尊賢的國家，毛澤東認為「新中國」要能實現，必須打破長者盤據的社會。有時年僅十二、三歲的紅衛兵被鼓勵去舉報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有時候，家中的長輩因此遭到抓捕、毆打或者送到勞改營。我所認識的一戶北京人家因為最小的兒子舉報，父親和祖父被紅衛兵帶走。當時這位男孩才十四歲，他加入了群眾一起羞辱、虐待自己的長輩。祖父因此一命嗚呼。這套模式在全中國上下反覆發生了上百萬次。儘管那些被「鬥爭」的人多半能倖存，可以想見正常的家庭生活卻是一去不復返。

在文革期間，少數民族是受到衝擊最大的群體。在中國統治的內蒙地區，至少兩萬人在紅衛兵獵殺「內蒙古人民黨」成員時被殺。這個可能從來沒有存在過的幽靈政黨被指為反革命、分離主義的組織，專門暗殺紅衛兵領導。在西藏，共產主義暴政更加變本加厲。佛教僧侶被拳打腳踢或殺害。古蹟藝術品被縱火焚毀。紅衛兵搭直升機進入藏地，設置炸彈或以飛彈轟炸寺院和僧寮。在西藏團體反擊時，全國的部分進入了內戰狀態長達數年。在南部的廣西，壯族人（和一些漢人）在事先安排好的吃人事件中，大啖他們視為反革命的人。²¹

可以想見，中國在文革期間陷入混亂，也造成外交政策一團混亂。毛澤東認為外交官和國際事務專家屬背叛其革命最為罪大惡極的人士。所有大使都被召回北京接受政治再教育，其中大多數未曾回到原來的崗位。外交部被一群年輕的外交官和雇員取代，其中包括過去曾建立紅衛兵團的門房，他們花時間在進行政治學習會，「鬥爭」其上位領導者。中國外交部長陳毅在大批群眾面前被批鬥。英國駐北京大使館被縱火攻擊，而蘇聯和東歐大使館則遭到上千名紅衛兵包圍，日夜透過擴音機高喊反修正主義口號。甚至中國最親近的盟友北越和北韓都對此混亂狀態感到不耐。他們立刻逮捕在其國內組織文革遊行的中方顧問，並將他們遣送回中國。在平壤一次極其嚴重的事件中，中國學生批評金日成不夠認真研讀毛澤東的著作，北韓人爆發了。「我們的人民對於中國人自大的行為感到憤慨。中國人……行事歇斯底里——他們對損害北韓利益的犯罪行為責無旁貸。」²²

正當中蘇關係惡化時，中蘇之間綿延的邊界更加緊張。早在一九六二年，中國的哈薩克人為了避免大躍進的後續影響，企圖逃到蘇維埃哈薩克時，就已經與戍守邊界的衛兵發生了衝突。兩年後，毛澤東針對邊界問題對蘇聯發難。「一百多年前，」他告訴日本共產黨人（譯按：應為日本社會黨員），「已經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海參崴、堪察加半島（Kamchatka Peninsula）都劃過去〔俄羅斯〕了。那個帳是算不清的，我們還沒有跟他們算這個帳呢。」²³毛澤東利用與蘇聯的衝突以爭取國內支持，穩定自己的地位，儘管他並未預期中蘇要開戰。

當文革開始時，中國紅衛兵開始在邊境架設擴音設備，斥責蘇聯追隨其「修正主義」的領導人。但是一九六九年，這些緊張關係突然一觸即發。中蘇士兵不斷於烏蘇里江上的小島發生衝突，雙方都聲稱對此擁有主權，但這之後，中方於三月二日伏擊了蘇聯一支邊境巡邏隊，殲滅了約六十師。在莫斯科的命令之下，紅軍於兩週後發動反擊，但是無法在仍然結冰的河域成功驅離中國人。繼之而來的是雙方大規模的砲火轟炸。在莫斯科，人們普遍對戰爭心存恐懼。有些蘇聯軍事專家建議搗毀中國的核武設備，以防萬一，但是政治局持保留態度。蘇聯首長試著與中方領導人通話，但年輕的中國接線員拒絕將電話轉接給周恩來或毛澤東。接線員被告知，不論何時，只要蘇聯試圖打來，就對他們高喊反修正主義口號然後掛電話。

但在毛澤東的恫嚇之下，隱藏著深切的恐懼，勝似莫斯科方面所感受到的怖畏。中國領導人命令己方停火。但他也擔心蘇聯會對中國發動大規模核武攻擊。挑釁中蘇邊境的紅軍以對內展示文革讓中國變得多麼強大是一回事，但要危及中國的存續又是另一碼事。蘇聯增援鞏固邊界，並警告若再有更多挑釁行為，莫斯科必當睚眥必報，包含使用核武。一九六九年秋天，對於全面戰爭的恐懼席捲中國。儘管周恩來和蘇聯首長商談緩和緊張關係，但是同年十月初，毛澤東命令所有黨政軍領導離京。全國上下的中共幹部都離開城市，進入田野備戰。林彪比平時更氣急敗壞，突然命令中國軍隊進入最高警戒狀態。危機過去了，卻迫使毛澤東了解到，要面對一場真正的戰爭，中方的準備是多麼不足，而其新的領導班子又是多麼雜亂無章。

毛主席已經開始約束一些最糟的文革極端分子。軍隊被派遣入城市和大學院校重整秩序，有些最風口浪尖的紅衛兵在前三年虐待、鬥爭了許多人後，如今換他們自己被送去監獄或勞改。對蘇聯戰爭的恐懼迫使毛澤東朝降低國內衝突的方向推進。但毛主席也擔心會有任何對大躍進或文革的他所謂「翻案」的政策。毛澤東仍堅持這兩個運動都是正確的。他現在依靠的顧問是由文革當中的領導所組成，例如他的妻子江青和上海左派張春橋、姚文元，以及在六○年代的災難中對毛歌功頌德的更為傳統的中共幹部，例如總理周恩來。被清算的領導們被下令要消失在其視野之內，但詭異的是，毛澤東有時又會私下在其密居中召喚他們來給予意見。

因為中國既貧窮又孤立，也因為與蘇聯之間戰雲密布，讓冷戰的陰霾漸漸襲上毛澤東心頭，這位中國領導人暫緩革命的狂熱氣息，同意多將重點放在生產和整體經濟發展上。七○年代早期，國際上的氛圍劇變，在毛澤東所主導的運動後，中國的官員試圖將局勢重新拉回正軌。但是整個國家仍然處於接踵而至的危機當中。最糟的是一九七一年九月，當副主席和國防部長林彪——毛欽定的接班人——試圖倉皇逃往蘇聯的時刻。毛主席那愈發精神錯亂的「親密戰友」與妻兒一起登上一架軍機，命令飛行員航向國界處。當周總理詢問是否將飛機射下來時，毛聳肩：「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無法可設，由他去吧。」²⁴林彪的飛機在外蒙古墜毀，機上無人生還。

若還有人仍企盼文革能漸入佳境，那麼林彪的背叛葬送了這樣的希望。接續而來的是深遠的憤世嫉俗感，尤其在青年之間。他們截至如今的生命都參與在毛澤東的政治運動中，這些運動一個比一個更加劇烈，徹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他們學會敬毛如神。他們的角色是要幫助他建立一個更好的新中國。現在一切似乎都如灰飛煙滅。儘管少數人準備反抗，但多數人們一有機會就想要回歸舊制。腐敗和走後門的狀況層出不窮。雖然北京來的命令持續指示要加強革命，但是人們已經意興闌珊了。毛澤東所夢想的那種力拔山兮的新中國人已經成了洪水猛獸。

共產主義革命和冷戰改變了中國，雖然並非總是服膺於其領導人或人民所期待的方向。最重要的改變是「舊中國」的消亡，所謂舊中國指的是農民、商人、官員所組成的父權社會，從十九世紀起便逐漸日薄西山，最後終結於共產主義者之手。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混雜的社會，參雜著中國和外國元素。其統治者的政治理論——馬克思主義自然是舶來品，共產黨也是。關於家庭、教育、科技、科學的新思維都來自外國。在中國革命中最中國的部分，是它執迷於人的轉變、意志力和需要找到「正確」觀念和方法治癒社會痼疾的解決方案。對七○年代許多中國人而言，愈來愈顯而易見的是，毛澤東對於社會精神的重視大過於實際的效益，正是這樣讓革命走上歪路。在冷戰將屆之際，中國對其他形式的外國影響毫無抵抗力，便是與自己造成的創傷直接相關。

從更高的角度觀之，毛澤東的政治運動有著一切史達林主義式清洗的特徵，與蘇聯和東歐所經歷過的幾乎如出一轍。共產黨領導人成為眾矢之的，以遊走在法律邊緣的方式遭受批評、當眾羞辱、處決或放逐。那些罪名往往完全是子虛烏有，旨在集中權力。國家主席劉少奇對黨忠貞的程度難有人能出其右，卻當眾被拳打腳踢、虐待，然後於一九六九年的戰爭恐慌中押送至開封，在照護不周的情況下逝世。毛澤東想要獨攬大權。

但是文革還有另一個面向。當街頭巷尾愈發混亂，當局就開始難以駕馭。毛澤東當然贊成紅衛兵攻擊那些他想清算的人。但是及至一九六六年，數百萬年輕人開始為了革命而旅行全國各地。雖然他們的日子大都花在高唱低能的口號或者妨礙農事，但旅行的確讓他們更大略了解全國的狀況。對於大多數人，尤其是年輕女人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脫離父權控制。他們當中有些人利用機會開始自主思考性、性別角色乃至經濟與政治，甚至是不能公開討論的禁忌議題。中國後冷戰的變革的一部分也導因於紅衛兵世代和他們的經驗。

在中國以外的地方，毛澤東的文革狂熱被叛逆的學生和其他人視為挑戰自己國家威權的方式。中國的史達林式清洗因此有時候莫名其妙地與他國六○年代青年世代的反叛結合在一起。其中一個最為奇怪的扭曲現象在西歐，有些知識分子組織了毛主義團體。他們認為可以同時崇拜毛主席卻又反威權。例如，在富裕的挪威，學生組織了一個叫作工人的共產主義黨（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們相信「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中國，不論是中國本身或在國際上都前所未有地強大……〔挪威〕從未對中國的興趣與情誼如此普遍且高漲」。²⁵但是即使有些知識分子歡慶中國的悲劇，大多數歐洲人卻毫不在意。在選舉中，沒有任何毛主義政黨得到超過一％的票數。

中國的毛主義時代最為重要的國際影響，是讓人從此打消共產主義均是團結一體的概念。當然這在一九四八年，史達林將南斯拉夫踢出東方陣營時，對許多人而言就已經顯而易見。但是中國帶來的認識在規模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中蘇共產主義交惡一事有轉變國際政治，並打破冷戰的二元對立的潛力。若中國僅關心如何在文革中自我撕裂，那麼這件事就不可能發生。但是就在這個國家開始從泥淖中再度站起來時，新的全球布局潛力也變得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