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東半球

從四○到六○年代，有另一個遍布全球的世界，從北極經中歐到亞得里亞海，然後從那裡經過高加索和中亞到太平洋岸的朝鮮和海參崴市。海參崴的市名原意為「東方的征服者」，現在則象徵著共產主義在歐亞大陸大面積土地上的勝利。但是共產世界並未停在那裡。以海參崴為起點，它向南經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到越南的南海岸為止。這個世界最令人驚嘆之處是它連接的方式。那不僅僅是透過北約之於北大西洋的國家那種國安聯盟，而是一種整合主義式（integrationist）的政治與經濟計畫，對於世界應該如何運作、如何加以改變，有所共識。其基礎是馬克思和列寧的教誡，奠基於史達林在蘇聯所發展的實踐。它偏執地維護其完整性，並且致力於支持冷戰中的蘇聯。它（似乎）提出了一種異於資本主義的成熟替代方案，駁斥那些認為美國是二戰的最大勝利方的看法。

所有共產主義統治都奠基在軍事力量上。在東歐和北韓，蘇聯紅軍幫忙共產政權上位。在中國、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當地共產黨軍隊自行取得了政權。⁰¹但是在其他所有案例中，領導人都將共產主義的軍事接收視為社會主義革命。馬克思的概念原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資本主義會逐漸發展成社會主義的基礎，但他們將其教誡拋諸腦後。就像史達林，他們相信共產主義政權會在其各自國家創造社會主義，尤其因為蘇聯已經為此發展軌跡開鑿出了一條道路。因此，這些政權都必須被迫主張他們首先代表「民族」革命，然後繼續發展社會主義，因為這對整個民族最好。就如同私有企業謊稱自己所作所為都是為了公眾利益一樣，共產主義者主張所作所為是為了整個民族，兩者顯著地相似，即使他們的政策毫不保留地強化某些社會階級，又邊緣化其他階級。對各地共產主義當權者而言，最大的困難是他們主張代表整個國際。他們說未來是屬於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屬於階級，而非民族國家。問題是，對於四、五○年代的尋常百姓而言，強大的民族國家就是他們的心之所繫。戰爭已經揭示沒有自己國家保護的人民有何下場。東歐血流成河，猶太人和吉普賽人大規模屠殺，邊界線的移動讓波蘭人、匈牙利人、羅馬尼亞人得以主張其國家為民族國家。即使當共產主義者已經對發動「民族」革命得心應手，也必須支持國際主義，尤其因為莫斯科讓這變成試驗每個共產政權忠誠度的試金石。從一開始，共產主義者就對於民族（nation）、國家狀態（nationhood）乃至國家獨立（state independence）等概念充滿矛盾。

共產黨在世界各地都是少數。例如，匈牙利共產黨在戰後僅有三千黨員。⁰²因此，他們必須仰賴監控和軍力來維繫政權。他們所用的伎倆都是效法俄羅斯革命後的布爾什維克黨，或者有時來自戰間期的納粹或其他專制政權。雖然各地都使用解雇、沒收資產、祕密逮捕、勞改營，和威嚇或虛或實的敵手等手段，但是死亡人數卻有著天壤之別。在中國，如同我們所見，有超過兩百萬人在共產黨統治的頭兩年喪命。在匈牙利，死亡人數大約是五百人，而捷克斯洛伐克僅有不到兩百，箇中差別大概是因為政權的特性和領導人的處境不同。中國經歷了很久的內戰，爾後變成了在朝鮮的國際戰爭，但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政權時的暴力是相對輕微的。但是中國共產黨也相信快速改變其國家，並且喜歡使用「不打破雞蛋就不能做歐姆蛋」這樣的話語。⁰³就如在布拉格，共產主義的實現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當然，所有共產主義國家都會因時制宜。即使共產黨掌權時，也仍必須建設國家，並與人民達成某種形式的合作。史達林還在世的時候，這些重要任務難以執行，因為這位年邁的獨裁者發動一連串愈來愈無邏輯可循的運動、清算，政策朝令夕改。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後，東歐政權益發穩定，經濟開始成長。共產黨刻意緩解緊張關係，這使得抗議變得更加活躍，例如一九五三年在東德和一九五六年在波蘭、匈牙利。但這也讓人民更易於與政府合作。畢竟對大部分人來說，共產主義政府只不過是一個新的政權，而社會主義愈來愈變成新的常態。過一段時間之後，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發展出一定程度的相互關係。低階的官員得調整官方政策以因應自身需要。工人之間靠著彼此團結合作，爭取不被共產主義干預的自由空間。但也有愈來愈多人參與政府組織、活動、慶典。及至六○年代初，在蘇聯本土和東歐（當然中國除外，史達林式的政治操作在那不減反增），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終於達成了某種形式的休戰。

儘管不同的新共產主義國家之間地理、經濟條件迥然不同，各地共產主義者卻都朝著相似的方向前進。開始時，有許多共同的模式可以借鑑，而且往往直接套用蘇聯的實踐方式。許多共產主義國家都是農業社會，所以他們的領導人想要最大程度地以土地充實國庫。因此他們信仰集體化，認為國家可以以此維持農產利益，並且在政治上掌控農民。他們也認為蘇聯模式顯示集體農作更有效益、更工業化，也因此比自耕更為現代化。但是集體化往往令農民不滿，他們相信耕種自己的土地更得心應手。就如同他們與民族的關係一樣，共產主義者在農業議題上也陷入困境。他們聲稱集體農作才是未來，但在同一時期，從東歐到中國的許多農民已經開始販賣自己的農產品，換取現金，由此看見了與資本主義市場接上線的機會。

史達林和其忠實信眾推廣三○年代蘇聯集體化農耕的方式，是他掌政時期最嚴重的罪行之一。沒有其他任何共產主義國家倒行逆施的程度能夠與之匹敵，也許是因為即使是蘇維埃國家也被其代價所警醒。所有東歐的集體化農耕都進展牛步，而在波蘭，這個過程完全失敗；在廣大農民的反抗下，當地共產主義政府也只好作罷——波蘭集體農場幾乎從未覆蓋超過該國一○％的可耕地。集體農耕在其他地方則如火如荼地繼續發展，往往憂喜參半。尤其是在開發程度較低的國家的許多農民，主要誘因是可以取得科技。新政策也對農村社會的某些集體價值觀有吸引力。但沒有任何地方的農民願意毫無抵抗地放棄土地所有權。即便在中國，紀錄顯示一九五五年農業生產集體化的主要進程就已完成，且過程中對大地主施行了大規模恐怖手段，但是許多農民仍心懷猶豫。若有選擇，他們會更希望擁有自耕地。

共產主義經濟變革的核心原則是工業化，此一模式又是來自蘇聯。唯有透過快速工業化，一個國家才能變成社會主義且現代的國家。這項政策有明顯的吸引力：歐洲邊陲國家普遍瀰漫著深刻的落後之慨，而在歐洲以外的國家如中國、朝鮮、越南，快速工業化似乎的確是進步之道。所有人都被蘇聯工業生產在摧毀納粹德國時扮演的非凡角色所惑。重心總是放在重工業：鋼鐵、機械、造船廠，以及開礦鑿井，以供應此種工業所需。大企業優先，且幾乎所有投資都進入資本計畫。共產主義政府執政之初，消費品總是匱乏，那些市面上有的產品都免不了短缺，不然就是要排隊等待。

理想狀態是所有經濟活動都由國家主導，而且經濟模式應該是大規模生產，而非競爭或交換。因此計畫經濟和集中化在所有共產主義經濟中都扮演著重大角色。如同我們看到的，計畫經濟元素在戰後非共產主義國家也不少見。但不同之處在於計畫的整體性：在共產主義世界，它無所不包，從家庭消費到鋼鐵生產。及至六○年代初，蘇聯和保加利亞的國家收入百分之百都來自國營和集體企業，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數字也相去不遠。⁰⁴私有財產透過收歸國有的方式被廢除了。

一個完整的計畫經濟的基礎是政府決定生產的優先次序，然後政府單位發布生產配額給工廠，工廠必須盡力達標。原物料、能源、勞力的分配也完全由中央決定，計算方式是要在時間內達到生產預期額的相應需求量。個別工廠會要求運輸、修繕和新機器，國家體制會根據政治上的優先順序來決定分配。投入和產出在想像上處於完美平衡，因此資源必須發揮最大效益。產出的區分機制上，分配取代了市場。沒有工廠關門，沒有工人被解雇，因此所有人隨時都有工作。國家是社會主義經濟機器，其目的是最大化生產。

當然事實往往與經濟理想背道而馳，就如同非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市場理念也與資本主義的實踐相去甚遠。雖然全盤計畫經濟的頭十年，工業為主的（社會主義農業永遠是墊後的）產能確實大增，但後來成長速度趨緩，無庸置疑，可以將之解釋為不過是因為前幾十年未發揮的潛力現在被推進了。在低開發經濟中，中央化資源管理在早期的成功中扮演著一定的角色，而工人們也興高采烈地重建工廠，因此國家整體獲取了成功。但計畫經濟中低效率問題也積年累月地累積，在經濟漸漸成熟後，這也成為了難以忽視的問題。缺乏有效分配、創新、產品區別，同時工人也缺乏動力，缺乏對自然資源和工業資源的撙節與保護。

隨著工業化而來的是都市化，以及農民以前所未見的規模搖身一變成為工人。例如，一九四五年時，保加利亞普遍是農村，只有少於四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城市。及至一九六五年，這個數字成倍增長，超過半數人口以工業維生。所有共產主義國家都不斷複製這個過程——儘管經常是以更緩慢的速度。就如同所有快速的社會變革過程一樣，有著推力和拉力。對許多人來說，住在城市和學習新技能更有吸引力。但許多人是在集體化的影響下，或者受到共產黨施壓加入工人階級，才被迫離開農村。在所有共產主義國家，成為工人是一種榮耀。

共產主義政權建立了新的生產中心，這本應成為對工廠和工人而言理想的地方。在波蘭的諾瓦胡塔（Nowa Huta）、保加利亞的季米特洛夫格勒（Dimitrovgrad）和匈牙利的多瑙新城（Sztálinváros，史達林市）等新城鎮，社會主義計畫被推展到極致。城市中建造了大型工廠，鄰近地區也為工人建造了高樓中的現代公寓。學校和幼稚園由政府與工人就職的工廠合作管理，診所、運動場、音樂廳亦是如此；那些想要獲得更多教育的工人也有夜間課程可參加。這些都是免費的，或者只需要繳納報名費。無怪乎像是波蘭導演安德烈．華依達（Andrzej Wajda）的著名電影《大理石人》（Man of Marble），片中貧窮的主人翁布爾庫特（Mateusz Birkut）要蜂擁而至新式社會主義城鎮。雖然他們的許多希望都註定破滅，但是對於東歐和中國新興的工人階級而言，這象徵著令他們嚮往的未來。

對於大多數工人而言，通往社會主義的轉型帶來的報償寥寥無幾。雖然每個人都為工作安全和穩定的收入感到高興——尤其是那些經歷過三○年代的人——但是生活條件仍然貧困，日用品短缺，有時候甚至連食物供給都不足，這與社會主義豐衣足食的理想大相徑庭。更糟的是勞動階級缺乏自主。在戰後幾年，所有東歐工人都初嘗自己的權力與影響力。有些地方，工廠協調會接管了工廠營運，或者與廠主協商交易。四○年代末，共產主義工會進入地方，接管了工人組織，政府所指派的官員如今成了新老闆。他們根據上面的指示訂定生產預期額，工人們幾乎無置喙餘地。到處都有工人抗議，有些甚至指責共產黨是偽裝的納粹。漸漸地，在後史達林時代，政府開始透過調降生產率和增加食物和房租補助，來收買抗議的工人。

共產世界中一個最大的改變是婦女的地位。在東歐和東亞各地，女性總是由父權傳統所掌控，無力左右資源、工作或者家庭事務。在某些資本主義滲透的地區，給予女人新機會總是伴隨著更多的社會和經濟剝削。共產黨著手改變這種不幸的情況。最初，婦女透過新政策而得到利益。教育、工作、幼童照護等在許多地方都有著顯著成長。女人對於自己生命的掌控也是如此。離婚的權利和生育控制大幅改變了兩性關係。但是女人仍然與政治領導地位無緣。隨著政府增加生育率的號召，許多女人發現她們在工作和家庭義務之間，愈來愈蠟燭兩頭燒。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女人的雙重負擔變得跟資本主義社會一樣難解，進步思想和傳統規範之間的衝突更加劇烈。

之所以社會主義政權在起初給女人其他選擇後，傾向讓她們回歸家庭，是由於社會的逐漸軍事化。冷戰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就如同在資本主義社會一樣，共產國家需要新的軍人從軍，而生育率下滑與此目標背道而馳。但是共產主義尚武的傾向並不僅是為了防禦。許多共產黨人喜愛軍事組織，視之為現代性的極致形式。對他們而言，或者至少對那些從未從軍的人而言，軍事組織代表效率和最大化資源的使用。這是生產線原則和規劃的大規模實踐。巨大的新閱兵場成為了共產主義國家的地標。對許多共產主義者（尤其是史達林的俄羅斯和毛澤東的中國）而言，社會應該被組織成機械，如同軍隊一般地工作，執行命令、攻城略地、消滅敵人。有自己議程的人、懷疑論者或異見分子都無法為社會所用。

國家社會需緊密組織的概念，往往導致最高領導人偶像化為集體奮鬥的象徵。這種崇拜深植於共產主義系統中，雖然在不同情況下會以不同的形式顯現。最糟的狀況是，領導者會利用它來建立自己的獨裁地位，例如史達林或毛澤東，或者在蘇聯統治下東歐各地都湧現的「小史達林」。金日成統治的北韓是另一個暴虐的例子。蘇聯國歌唱道：「史達林教導我們應忠於人民；並激勵著我們去建立功勛！」但是即使在對領導人的狂熱減退時，階級和權力仍然持續著。許多儀式、節日乃至神殿都為了崇拜領導人而建。雖然共產主義在原則上持無神論，但很難不懷疑共產主義者對於最高祭司和他們所代表的政治理論之神聖性有某種渴盼。

對那些無法認同這些理念，或者被這個圈子排除在外的人而言，共產主義暗無天日。監控是當時的秩序。政府雇有間諜幫助他們控制人民。僅是說錯了一個字都可能讓你陷入大麻煩。總會有些人透過舉報他人來挾怨報復，如同麥卡錫時期的美國也會。但是共產黨遠遠超過純粹統治的程度。整個社會團體或族群都遭到猜忌是否在為敵方進行活動，並且被排除在社會之外。當然，階級敵人包括舊貴族或者私有地地主、商店店家、工廠廠長，除此之外還有教師、作家或那些有外國或少數族群背景的人。在史達林時期的最後幾年，猶太人往往成為箭靶，遭到迫害。這麼做的重點在於迫使所有人都服膺於社會主義理念，雖然時間一久，僅是被動服從也漸漸差可接受。在蘇聯，即使在大規模處決結束後，清算敵人的運動還是於四○年代末達到頂峰，同時冷戰也變得更加壁壘分明。五○年代初，在古拉格系統的勞改營人口達至前所未有的高峰，約達兩百五十萬人。

即使抵抗是困難的，但是人們顯然確實做出了抵抗。在大獨裁者史達林、毛澤東或甚至金日成的領導下，在多數人的心中，服從一次次戰勝了抵抗，因為秉持異議要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但是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後，人們開始群起反對當權者，尤其是蘇聯剛剛贏得的東歐帝國。許多抵抗活動都來自平民工人：逃避工作、偷竊工廠資財、杯葛共產黨行軍、節慶、閱讀禁書，或者在家中餐桌圍坐著一起咒罵政府。有些人甚至更進一步組織地下會議或分發傳單。對當權者而言，這令人相當苦惱，因為這些惡行往往不是來自千夫所指的資產階級。這是工人階級的兒女們，是共產黨聲稱自己代表的階級群體。有時候政府出手鎮壓，這些小越軌行為的犯行者最後遭到監禁或送入勞改營。然而大體來說，東歐政府試著自制，僅僅是對人民發出警告，或者炒作人們對於蘇聯干預或德國復仇主義的恐懼。

但是在一九五三年，東德的抵抗已經沸騰至公開叛亂了。這於六月揭開序幕，當時柏林工人要求更好的工作條件和更好的薪資待遇。共產主義政府支吾其詞，致使四萬名抗議者集結於東柏林，一路步行至共產黨中央黨部。大規模罷工發生了。六月十七日，共產黨人驚惶失措，找來了蘇聯軍隊所支持的武裝警察。在衝突中至少一百人喪生，數千人被捕。奔逃到西德的技術工人本來已經不少，現在數字又更急遽攀升。在莫斯科，史達林之後的新領導人知道他們的德國問題還懸而未決。

在東德工人的抗議背後，是醞釀數年對於共產黨的不滿。首先，一九四五至四六年有紅軍的恐怖行動，並且工業機械遭到拆除，送到蘇聯作為戰爭賠償。隨後，一九四八年的柏林封鎖更增添了蘇占區的孤立感。一九四九年十月，當蘇聯和德國共產主義者同意在紅軍的占領區建立新德國時，他們是基於國家分裂、貨幣改革已成既定事實（de facto）的現狀立國。雖然在東德的大多數德國人都渴望在沒有外國占領的情況下統一德國，但是過去經歷的磨難也讓他們變得相當實際。這新的共產主義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應該是一個社會主義工人國家，他們想要盡可能從中得到好處。當地有些工人希望增加自主權、提升生活品質。著名的德國作家如布萊希特和海姆回到東德定居。海姆在戰爭期間參與美軍，他寫了一封信給艾森豪總統，信中說道他放棄自己的美國國籍、譴責韓戰，並且歸還他因驍勇善戰而獲頒的銅星勛章。對布萊希特和海姆而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美好的德國。

但是如同其他政府的共產黨人，德國共產黨人在意生產更勝於工人的參與。他們並不十分熱衷於讓知識分子參與，除了讓他們為政權喉舌之外。東德領導人奧托．格羅提渥（Otto Grotewohl）在東德肇建的談話中對聽眾說，新政權的首要之務是重建：「如果德國人民只是守株待兔，被摧毀的德意志城鎮和鄉村，被毀的房子和工廠是不會自己再生的。因此，每個真正的德國人都必須攜手合作，盡快克服戰後的困境，重建一個自由、民主、愛好和平的德國。」⁰⁵

一九五三年，柏林和其他東德城市的動亂正是導因於新政權急功近利。共產黨人再度增加工業生產預期額，提醒工人們共產黨會在他們的努力下建立社會主義。在第一階段的示威遊行中，工人的要求主要是經濟上的：「撤銷虛誇的預期額！」「立刻提高工資！」「調降食物價格！」但很快地口號變成政治上的：「自由選舉！」「釋放所有政治犯！」「言論自由！」在暴動被鎮壓後，東德共產黨人將動亂歸咎於外國勢力的挑撥，聲稱暴動是「法西斯主義試圖發動政變」：「透過他們的特務或者他們買通的人……西德和美國獨占的首都勢力成功入侵、影響了首都柏林和共和國其他地方進行攻擊和示威。」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說道。⁰⁶他們想要人民回去勤奮工作。布萊希特在一首未敢發表的詩中痛陳，共產黨領袖聲稱人民辜負了政府，他們必須更努力重獲政府的信任。這位年邁的諷刺家寫道，如果「政府解散人民／選擇另一群人」，不是更簡單嗎？⁰⁷

滿足工人們高舉的需求和防禦社會主義國家的兩難，是史達林身後蘇聯領導層的挑戰。這群繼位的領導人——總理格奧爾基．馬林科夫（Georgii Malenkov）、祕密警察首腦拉夫連季．貝利亞（Lavrentiy Beria）、共產黨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國防部長尼古拉．布爾加寧（Nikolai Bulganin）——對共產黨統治倒臺的恐懼跟他們對彼此的猜忌不相上下。史達林透過其殘酷手段和博得的尊重，確保了共產黨統治和所有政務的最終決策。他逝世後，續掌克里姆林宮的人都一致同意應該緩和緊張關係，且若蘇聯和其盟友未遭嚴重威脅，可以適度妥協。新政策的第一砲是釋放史達林所逮捕的猶太籍醫生，這名醫生曾被控試圖謀殺史達林和其他蘇聯領導者。貝利亞是前任祕密警察首腦，他可能透過宣布這個案件和其他相關案件是違反「社會主義合法性」，試圖掩蓋自己涉案的證據。因貝利亞在政策制定上大加干涉，令其他領導班子深感不安，因此共謀剷除他，一九五三年七月他被捕入獄，並於當年年底遭到處決。根據多位目擊者證詞，在貝利亞不願走到刑場時，莫斯科國土防空軍司令帕維爾．巴季斯基（Pavel Batitskii）將軍近距離射殺了這位全蘇聯最令人懼怕的人。⁰⁸

處決作為史達林壓迫象徵的貝利亞，對還活著的領導人制定新政策助益不大。甚至釋放史達林的某些囚犯也惹來爭議。聽到醫生被釋放，一位女性鐵道工寫信申訴，信中透露著反猶主義和對偉大領導人的忠誠：「我們失去了偉大的朋友和父親，我們敬愛的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史達林〕，我們臉上的淚尚未風乾，人民對我們未來的焦慮不安也尚未被撫平，卻聽到了令人震驚的消息傳出，可怕的想法鑽入人們腦中——人民的敵人被釋放了。他們又有權利再度作惡，摧毀人類和平的努力，以接受其英美主子的讚揚與獎賞。」⁰⁹

儘管如此，在新任領導班子當中脫穎而出的赫魯雪夫慢慢浮出水面，成為新的領導人。他漸漸釋放那些被禁錮在古拉格勞改營的囚犯。雖然勞改營持續存在，直到蘇聯解體，但赫魯雪夫不再依賴他們作為國家經濟來源。在史達林的時代，國家經濟曾經完全依賴囚犯勞力。成千上百的囚犯——政治抗議人士、小偷、外國軍人，那些屬於「錯誤」國籍的人，和那些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就鋃鐺入獄的人——開始從勞改營回到社會，努力找到回家的路，或者試圖在社會上重新立足。這就是俄羅斯的諾貝爾獎得主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其《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中刻畫的人們。這過程也是伊利亞．愛倫堡（Ilya Ehrenburg）所稱的「解凍」（The Thaw）。但是赫魯雪夫本人後來承認，新的領導人「很恐懼——非常恐懼。我們害怕解凍會造成我們無法控制、且反過來將我們淹沒的大洪水」。¹⁰

赫魯雪夫於一八九四年生在俄羅斯－烏克蘭邊境，他十四歲時從家鄉搬到工業城市頓涅茨克（Donetsk）。受正式教育不滿四年後，他幸運找到金屬鉗工學徒的工作。一九一七年，他加入蘇聯在當地剛成立的組織，加入紅軍參與內戰，在此期間他的元配過世了。內戰後，他將烏克蘭的政治崗位與技術性課題的晚課結合在一起。他積極參與執行三○年代的史達林大清洗運動，並且於二戰期間成為對抗德國的前線政治官員，最後身居黨魁和烏克蘭總理。他在當地對曾服務德國人或尋求獨立的人士實行了共產主義式的報復。在史達林的最後幾年，他是莫斯科的共產黨領導人，且與史達林相當親近。由於教育程度低下，言行舉止笨拙，他往往被其競爭對手低估、嘲弄，但赫魯雪夫在政治權謀中勝出，於一九五三年搖身一變，成為最高領導人——現稱共產黨第一書記——並於五年後成為了政府最高首長。

赫魯雪夫在位的頭幾年，曾密切與同僚商議政策的制定。他們最大的挑戰來自東歐和中國。赫魯雪夫志在拉攏中國。他常常向其顧問批評史達林理智不在線，才會不立刻擁護中國革命。「我們跟中國會像兄弟一樣」，他很喜歡這麼說。他的第一個主要的國外行程便是出訪北京，在當地，他大幅增加了蘇聯對中國的經援。¹¹東歐似乎更加棘手。新的蘇聯領導人了解到，有些史達林政策在他死後，已經導致抵抗浮出水面，不僅是東德，在其他地方亦同。但他們也擔心若不小心行事的話，東德的叛亂會在其他地方重複發生。因此，到了一九五三年末，他們發展出所謂的「新手段」（new course），在不弱化共產主義獨掌大權的情況下進行改革。

改革的重點是減少逮捕的人數或者以其他形式排除在社會之外的人數，赦免多數政治犯，縮減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生產輸出，改善食物和日用品的生產狀況。並非所有做法都受到東歐共產黨領導人的歡迎，赫魯雪夫往往戲稱這些人為「小史達林」。他們當中只有一人蘇聯得以直接加以限制：匈牙利的老史達林主義者拉科西。他已經在貝利亞干政時期被迫與曾被批評為「民族主義偏離分子」的納吉．伊雷姆（Nagy Imre）共享權力。即使在匈牙利，這些改變仍僅是暫時的。一九五五年，拉科西透過政治操作取回政權。¹²但是赫魯雪夫仍然力推政治改革。他會見了東歐領導人，並且警告他們若不改革，將會蒙受災厄。但是多數東歐共產主義者還是加以拒絕，憂心若發動改革，人民會將之解釋為政府有缺失。他們經常向憤怒的赫魯雪夫解釋道，他們之前僅是遵照莫斯科的命令執行，這種解釋也並沒有錯。

儘管他的新道路並未得到東歐領導人全心全意的支持，又或者正因如此，赫魯雪夫和其他蘇聯領導人決定擴大東方集團的整合進程。克里姆林宮的新主子已經仔細觀察西歐和北約組織的崛起，也想與其盟友得到相同的優勢。結果是一九五五年反制北約的華沙公約（Warsaw Pact）的設立，透過共同經濟援助議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來增進經濟協調。起初，許多東歐領導人認為這些只是莫斯科控制他們的新方式，但他們旋即了解到赫魯雪夫心中有著更為真誠的共同整合計畫。雖然他堅持蘇聯以最大的元老共產主義國家之姿，必須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但這名新蘇聯領導人也了解到，要達到有效的軍事和經濟合作，必須有來有往。¹³及至五○年代末，在東方集團高峰會中不再只是其他盟國受命於蘇聯而已。實質的討論開始浮現，目標一致，但也時有齟齬。¹⁴

赫魯雪夫早年執政最出人意表之處，就是一九五四年與南斯拉夫建交的決定。史達林晚年大為光火的對象之一就是南斯拉夫領導人狄托。蘇聯宣傳文把他說成「臭味四溢的法西斯黨羽首領」和「英美帝國主義的妓女」。¹⁵所有史達林所清洗的東歐領導人眾多稱號之一都統稱為狄托主義者。大獨裁者至少兩次認真考慮過入侵南斯拉夫。但是其他緊急事項干預了這項行動，狄托則心不甘情不願地向美國和西歐尋求協助，讓他的政府一息尚存。因此南斯拉夫領導人對莫斯科的提議踟躕再三，直到赫魯雪夫於一九五五年五月現身貝爾格勒，親自為蘇聯的行為道歉。「我們謹慎地研讀了過去的檔案，當時對於南斯拉夫領導人的嚴重指控和冒犯都是從此處而來，」他告訴狄托，「事實上，這些材料都是人民的敵人所偽造的；可憎的帝國主義特務使用欺騙手法潛入我們黨中央。」¹⁶赫魯雪夫指責貝利亞。狄托對他的到訪表示歡迎，但是他沒有被此說法說服。他說，要怪就要怪史達林自己。¹⁷

赫魯雪夫自己也漸漸達到相同的位置，而且不只是在跟南斯拉夫的關係上。一九五五年二月，他讓最有威脅力的競爭對手馬林科夫卸下總理一職。七月，從貝爾格勒回國後，他攻擊莫洛托夫，指他太過堅持史達林路線。「我坦白說，」赫魯雪夫告訴中央委員會，「我相信莫洛托夫的所有說詞，且如同我們當中的許多人一樣，我認為他是一位精明幹練的外交官。有時你會看著，然後想了又想：天啊，也許有些東西我沒發覺！」¹⁸翌年，莫洛托夫卸下外交部長一職。儘管內鬥固然有之，但並沒有任何失勢的領導者遭到處決、逮捕或者遭到中央委員會驅逐。赫魯雪夫的視野更加宏大：與史達林式過去決裂，復興列寧的政黨，藉此直抄社會主義的捷徑。

一九五六年二月，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中，他的機會來了。這是史達林逝世後第一個代表大會，史達林從未將這些會議放在心上——在一九三九至五二年間，沒有召開任何代表大會。赫魯雪夫準備了一場演講，讓雲集此處的蘇聯和外國共產黨人都瞠目結舌。這場演講發生於代表大會結束時的閉門會議中，與會者包括各地代表和剛從史達林的大牢中獲釋的高階黨員。因此，這也被稱為「祕密談話」，但赫魯雪夫無疑期待這場演講終能為世人所知。午夜過後，他起身發言。「對於個人崇拜和它所造成的有害後果已談了很多，」他開始說道，「史達林的一些負面特徵……在以後年代裡已經發展到嚴重地濫用職權的地步，因而給我們黨造成莫大的損失……史達林不是透過說服、解釋和耐心地同別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強加於人，要別人無條件接受他的意見。凡是反對他這種做法的人……都必然會被開除出領導機關，接著就會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體上的消滅。」

聽眾無不倒抽一口涼氣，感到訝異和驚恐，而赫魯雪夫持續控訴。雖然史達林一開始是黨的僕役，但他已經變成了一名暴君。這位第一書記曾「破壞革命法制的一切準則」，「實施最殘酷的迫害」。他言及史達林缺乏耐心、殘暴、冷血，並指出一九三四年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大部分與會者後來都以反革命的名義遭到逮捕。赫魯雪夫羅列出那些遭到不公義逮捕或處決的人名。赫魯雪夫認為，這些人都不明就裡地犧牲了。史達林讓俄羅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加入二戰。一九四五年的勝利是人民的、共產黨的、紅軍的，不是史達林的。

但是赫魯雪夫最嚴重的指控是史達林戰後的行徑。這位新任領導者接著說道：「史達林變得愈來愈喜怒無常、易怒且殘暴；尤其是他的猜忌心愈來愈嚴重。他的被害妄想症達至難以想像的程度。許多工人在他眼中都變成了敵人……所有事情都由他擅自決定，毫不為他人或其他事情考慮。」與南斯拉夫決裂是史達林的錯，戰後的大清洗也是。「你看見史達林對於獨尊地位的執迷導致什麼後果。他已經完全失去現實意識；他不僅對蘇聯個人展現猜忌和傲慢，對整個黨和民族也是。」¹⁹

聽眾中有些人昏厥了，但大部分人都喜出望外。波蘭共產黨黨魁博萊斯瓦夫．貝魯特（Bolesław Bierut）閱讀這篇文稿時心臟病發逝世。在聽到這場講話時，各地共產黨人都深受震撼。終其一生，他們都在捍衛史達林和蘇聯，以防遭到詆毀。如今，他們的主要領導人告訴他們和全世界，指控史達林的人都是正確的。在可以自由選擇的西歐，有些人選擇退出共產黨。其他人樂於回歸列寧主義。毛澤東告知蘇聯大使，史達林總是對中國「不信任和猜忌」。史達林「始終認為國民黨權力大過共產黨」，毛澤東說，他自己就被看作「中國的鐵托」。²⁰然而對毛澤東和其他共產黨人，有些艱難的問題必須追問，即使他們一開始聽到史達林被批評時感到如釋重負。在史達林「違反所有規範時」，其他蘇聯領袖——包含赫魯雪夫自己——在哪裡？對史達林的批評會不會如星火燎原，讓整個共產黨的統治原則——更別提他們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

一九五六年夏天，共產黨領導人最深層的恐懼兌現了，這一如往常從波蘭發端。六月二十八日，十萬名工人集結在波茲南（Poznan）市中心，要求降低工作預期額、調降食物價格以及允許共產黨外的結社自由，他們遭到波蘭軍隊殘酷鎮壓，軍隊司令是國防部長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y）。他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就在紅軍擔任上將。高達一百名罷工工人喪生，將近一千人被捕。但是鎮壓無法平息動亂蔓延至國內其他地方。從蘇聯的角度，最令人擔憂的是有一部分波蘭共產黨人要求改革、更換黨領導人。危機於十月八日中央委員會時爆發，剛獲釋的共產主義改革者哥穆爾卡當選波蘭共產黨領導人。人們要求自由選舉、宗教自由和蘇聯軍隊撤軍，面對全國事件叢生，哥穆爾卡承諾結束鎮壓、打造一個更為開放的社會，包含與教會商談。他也想令蘇聯顧問離開波蘭，並且增加工人的食物補貼。

赫魯雪夫警鈴大作。十月十九日，他夥同蘇聯共產黨領導高層代表出訪華沙，與哥穆爾卡和新的波蘭領導層面對面協商。蘇聯方面指控波蘭人竟允許批評蘇聯的相關故事得以出版問世。哥穆爾卡反擊道：這件事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後，在蘇聯本地就已經發生。「他們怕什麼？」哥穆爾卡在他自己的簡短總結中寫到赫魯雪夫的回應，「侮辱並非重點，重點是對我們〔波蘭共產黨〕失勢的威脅。年輕人的口號：羅科索夫斯基滾出去，這是對軍隊的打擊。面對撤離蘇聯官員的要求，我們〔蘇聯〕應該怎麼協調〔蘇聯－波蘭〕友好關係？不能就這樣突如其來地趕他們走。蘇聯官員有危及波蘭主權嗎？如果你們〔波蘭人〕認為華沙公約是不需要的——告訴我們。反蘇宣傳大張旗鼓如入無人之境。」²¹但是哥穆爾卡不願妥協，雙方都知道公開破局會危及各自的地位。隨著局勢愈來愈緊張，波蘭青年在街頭高喊反蘇口號，為哥穆爾卡歡呼，紅軍部隊在波蘭已經蓄勢待發。

及至一九五六年十月下旬，蘇聯領導人發現匈牙利形勢之嚴峻更甚波蘭。一九五三年時，史達林主義領導者拉科西政權受制於貝利亞的命令，如今他在當地打敗了改革主義者，重拾往日威權。在赫魯雪夫的二月講話後，共產黨的多數在莫斯科的支持下推翻了拉科西，扶植格羅（Gerő Ernő）為黨領導。他同樣是史達林主義者，但是更受到蘇聯青睞。當地街頭一直波瀾不驚，直到赫魯雪夫同意與哥穆爾卡妥協的消息傳來，妥協內容包括撤離蘇聯顧問，允許更公開自由的辯論。十月二十三日，匈牙利作家聯盟與一些學生社團一起在一八四八年波蘭－匈牙利革命英雄的紀念碑前獻上鮮花。他們朗讀一首愛國詩歌：

在您的腳下，馬札兒人，故鄉呼喚著！

時機已經到來，現在，不然就永不會再來！

我們應該當奴隸還是自由人？

這就是問題，選擇您的答案！——以匈牙利的上帝名義

我們起誓

我們發誓，不再當奴隸，永不！²²

隨著人潮聚攏，有些人扯下了匈牙利國旗上的共產主義標誌，大約兩萬人跟隨著新旗幟一路遊行到議會大廈前。夜色降臨時，人數已經多了十倍，他們高喊反蘇聯占領與政治自由的口號。當格羅在廣播中指責集會遊行時，示威者以推倒布達佩斯市中心的大型史達林銅像作為回應。另一個抗議者團體襲擊廣播總部。國安警察對民眾開槍，揭開匈牙利革命的序幕。

隨著布達佩斯和匈牙利其他城市情況愈加失控，蘇聯領導人在克里姆林宮會晤東歐共產主義領袖。格羅聲請紅軍介入。十月二十四日清晨，蘇聯軍隊已經開始越過國界線。在莫斯科，領導人討論著事態的發展，試圖找出避免武裝衝突的方法。「波蘭的事，」赫魯雪夫說，「必須避免緊張和急躁。我們必須幫助波蘭同志整併黨的路線，盡可能加強波蘭、蘇聯和其他人民民主群體的連結。」但是匈牙利的情況極為嚴重。赫魯雪夫仍然期待能在不流血的情況下加以控制。他說各地共產黨人需要「更深度思考問題。我們必須了解到我們不再生活在只有一黨獨大的〔共產國際〕了。要是今天我們想要以下達命令的方式來運作，就必然會造成混亂……如果我們不確保提升生活水準，意識形態的工作就如同緣木求魚……在我們的國家，他們也聽英國廣播公司或自由歐洲電臺。若他們三餐飽足，聽聽也無妨。」²³

在蘇聯的支持下，匈牙利共產黨擁立納吉為新總理。這位共產黨領袖雖然不按牌理出牌，但是相當高效，過去他曾多次遭到共產黨清算。但在布達佩斯和各地的情況卻每況愈下。大規模罷工發生了。工人議會和革命委員取得當地權力，占領了軍火補給站和警察局。在僅保護主要公共機構的命令下，紅軍對此袖手旁觀。納吉認為需要與抗議者達成妥協，希望他們能與他一同合作，尋求和平改革的方式。抱著這種想法，他要求蘇聯讓步：撤離紅軍，赦免革命者，合法化他們的組織，解散為人所厭惡的國安局。

但是讓步來得太遲。布達佩斯和其他城市的人民已經開始自行組建政府和軍團。尤其是年輕人歡慶著他們新獲得的自由。有些匈牙利部隊開始向叛軍投誠。蘇聯軍隊在議會大樓前向抗議者開火，導致至少一百人死亡後，民憤變得更加蒸騰。紅軍和匈牙利反抗人士在布達佩斯數次衝突，平民為了保護街壘，不願投降。納吉在使用拖延戰術。他請求蘇聯立刻撤軍，稱他和匈牙利共產黨有能力自行恢復秩序。赫魯雪夫想減少暴力、避免全面入侵。一九五六年夏天，新的蘇聯外交部長德米特里．謝皮洛夫（Dmitri Shepilov）取代教條主義的莫洛托夫，於十月三十日宣布「根據與匈牙利政府的協議，我們準備撤軍。我們必須長期與民族－共產主義鬥爭」。²⁴

匈牙利和蘇聯政府在協商時，人民的力量正逐步遍及匈牙利全國。革命委員會開始掌管基本服務並組織戰鬥。舊政黨重新組建。許多共產黨總部遭到攻擊、被人縱火，其餘的維安辦公室也遭人突襲。許多維安官員被當眾處決。布達佩斯維安總部周邊的戰火尤為激烈。當紅十字會人員試著撤離傷者時，他們也在建物中遭受戰火襲擊。然後一則報導寫道「年輕人接手了」：「他們真是太棒了，十五、十六、十七歲的孩子們。他們毫無任何掩護直接衝了進去。一個孩子壓低身子跑進去。他將一個男人扛到背上，一路拉到庇護所。現在許多人都加入了。年輕男孩們兩兩趴在地上，有些拉著擔架，想辦法靠近傷者，將他們拉回來。什麼都阻擋不了他們。」²⁵

當革命者終於占據了千夫所指的維安單位主建物時，他們毫不手軟：「六名年輕官員出來了，其中一位長得相貌堂堂。他們的肩章被撕扯下來，沒有戴帽子。他們連忙說『我們沒有你們想的那麼壞。給我們一個機會』，突然其中一人躬身彎下腰，像是割玉米那樣彎了下去，非常優雅。他們緩緩地彎身下去，像是慢動作一樣。當他們完全趴到地上時，暴動者還在裝填子彈。」²⁶

共產主義者遭到攻擊的報導，令蘇聯領導人改變了他們的心意。很顯然納吉無法擺平現況，而且不論是匈牙利的共產黨政權還是蘇聯陣營的完整，都在短時間內削弱許多。就在他們決定撤軍的隔天，蘇聯反悔了，命令大舉干預，鎮壓暴動。赫魯雪夫的想法是由其他東歐共產黨和中國所策動的，他們都支持介入，而且這正巧在北約列強被蘇伊士運河危機牽制的時候。整體而言，美國和西歐具體的回應相當有限。對艾森豪而言，介入蘇聯陣營是禁忌中的禁忌，即使有些外國電臺如自由歐洲電臺（Radio Free Europe）正在鼓動匈牙利革命分子。

蘇聯的入侵迫使納吉做出他人生中最艱難的決定。最後，儘管他的人生反覆多變，甚至一度擔任蘇聯祕密警察的線民，但他仍決定跟革命者站在一起。他的政府單方面讓匈牙利退出華沙公約，宣布國家中立。²⁷納吉也請求聯合國干預。當然，這猶如石沉大海。十一月四日清晨，納吉最後的廣播說道：「今天日出時，蘇聯軍隊攻擊了我們的首都，顯然意在推翻合法的匈牙利民主政府。我們的軍隊正在戰鬥，政府也堅守崗位。我將這個事實告知我國人民和整個世界。」²⁸這個廣播電臺發出最後求助後立刻斷線了。傍晚，電臺重新面世時，已經易主到蘇聯擁立的卡達爾．亞諾什（Kádár János）所帶領的新匈牙利政府。

鎮壓匈牙利革命的後果對歐洲人來說極為令人沮喪。它顯示歐洲大陸內部分裂為不同權力陣營的情況將持續下去。美國和其盟友對「解放」東歐意興闌珊，即使在某些場合他們會高喊「擊退共產主義」。赫魯雪夫想要解放蘇聯內外的意圖，也在他自己的手中遭受重大打擊。二十萬匈牙利人逃到西方，兩萬人被捕，兩百三十人遭到處決，其中包含總理納吉和他的多位親信。在西歐，匈牙利事件的直接結果是共產黨逐漸失勢，覆水難收。在東方陣營，政權的反對勢力得出的結論是不能公開叛亂對抗莫斯科。除非國際局勢改變，否則改革的道路必然只能是漸進式的。

但是東歐共產主義政權也從匈牙利學到了教訓。壓制的同時也必須實質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食物、住房補給和醫療體系都必須再升級。要避免任何工作預期額的增加，即使那意味著必須向國外舉債來平衡國內低落的生產力。在波蘭，哥穆爾卡採用更為民族主義的辭令來回應德國復仇主義的威脅——當然他強調所指的是西德，而非「友好的」鄰國東德。但他也讓波蘭社會變得更開放，讓人民感覺比過去更自由。在匈牙利，新的領導者卡達爾本來被大多數匈牙利人抨擊為賣國賊，但隨著蘇聯同意與史達林式的恐怖統治分道揚鑣後，卡達爾逐漸讓他的國家變成東歐諸國中最「自由開放」的，比其他地方有更大塊的自耕田，更少的政府干預，和更多的旅行自由。但哥穆爾卡或卡達爾都不想廢除共產主義專政，也不想與蘇聯的緊密聯盟關係分道揚鑣。他們常被戲稱為包心菜或匈牙利燉牛肉式的共產主義者。但他們還是共產主義者。

經歷了波蘭和匈牙利事件，赫魯雪夫的政治地位雖然一度危險，但仍維持了下來。一九五七年，中央委員會中大多數史達林餘黨同夥合謀對付他，但政變企圖遭到他的壓制。這讓這些人的（而非赫魯雪夫的）政治生涯從此告終。莫洛托夫被派駐蒙古擔任大使。馬林科夫和史達林的老同夥拉札爾．卡岡諾維奇（Lazar Kaganovich）分別變成哈薩克和烏拉山的工廠管理人。一九六一年，他們全體的共產黨黨籍都遭到撤銷。赫魯雪夫政治生涯中最具象徵性的作為是將史達林的遺體從紅場的陵墓中移走。他原先葬在列寧身旁，然後被倉卒地重新葬在克里姆林宮牆外。蘇聯領導人依然相信他可以建立新的、改革的共產主義，回歸往昔列寧的理想。但是波蘭和匈牙利事件告訴他，這些政治改革不能危及整個共產主義體制。

赫魯雪夫轉而擴大蘇聯農業、科學和科技計畫。儘管蘇聯幅員遼闊，但卻總是面臨食物供給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集體農場的生產力低落。除此之外，生產力也受到他們自己的生物學家所害。他們主要由於意識形態的關係而堅持著蘇聯遺傳學家特羅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後天性遺傳說。赫魯雪夫相信更大更好的集體農場可以解決此問題。他提議開墾哈薩克和西伯利亞西部的「處女地」以增加小麥的生產。一九五四年初，將近兩百萬人從蘇聯西部移居到東部的大型農場。有些是政府遣送過去的，有些則是聽到能有更優渥的薪資和生活條件而被吸引。還有一部分人則是出於意識形態狂熱，想為共產黨和國家開發新土地。他們面對的任務相當艱巨，必須在一片比加州或瑞典大一倍半的地方，從無到有將農場建立起來。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是從烏克蘭來的年輕的共產主義科技專員，後來成為蘇聯共產黨的總書記，他敘述他和其他人所面對的挑戰：「選擇新國家農場中心的地點；在完全無人居住、毫無準備的地方，接待、安排成千上百位志願者的住宿與生活；緊急建造數十座乃至後來變成數百座國家農場屯墾區；選擇數千名專家；將生活習慣迥異的一群人凝聚為緊密和諧的集體；親身下田開墾荒地和開春播種。而這些並不是漸進式達成的，而是全部同時進行。」²⁹

荒地運動一開始屢傳捷報，但終究以失敗作收。麥種的選擇並不適合新區域乾燥寒冷的氣候。灌溉廠並未送達足夠的用水，而基礎建設又發展遲緩。土地逐漸貧瘠化。有些區域由於風蝕而飽受大規模沙塵暴侵襲。環境狀態酷烈不堪，湖泊乾涸、土壤流失，單一作物制也造成雜草滋生與蟲害問題。一九七○年代，有些新的集體農場看起來猶如鬼城，等待食物救濟的人又再度回到蘇聯城市中。荒地拓墾運動和蘇聯在中亞、西伯利亞、高加索地區和東歐的其他類似運動所留下的影響，是在史達林以流放人民到蘇聯全境創造出真正多文化的地域之上，又再添一筆各地人民與文化的混合。在一九七○年的哈薩克，俄羅斯人比哈薩克人還多；土庫曼和愛沙尼亞僅有三分之二是當地人。其餘都來自蘇聯各地的族群，雖然最主要的移民多半是俄羅斯人。

但是荒地的利益本應不只是農業。赫魯雪夫的宏圖是要在西伯利亞、阿卡登哥羅多克（Akademgorodok）打造新型的科技城。「透過開墾荒地，我們迫切希望可以以國際科學標準從頭開始，而非等待莫斯科古老的既存機構，天曉得那要多久。」一位一九六一年抵達阿卡登哥羅多克的年輕物理學家說道：「我們想要趕超西方。」³⁰至少在某些領域他們的確追上了，例如蘇聯的核子科學。一九五○年代末，蘇聯的電磁學、流體力學、量子電子學都與其他國家並駕齊驅。在如太空探險等領域，蘇聯甚至拔得頭籌。一九五七年，他們發射了第一枚人造衛星史普尼克一號（Sputnik），可在九十六分鐘內繞行地球一圈，總共可繞行一千五百圈。這項功績使得蘇聯領導人興高采烈，且令美國和西歐人士膽寒。他們認為共產黨能使人造衛星變成他們的軍火，進而贏得冷戰。他們似乎忘記為數眾多的蘇聯人民都僅能從他們排隊領取食糧的隊伍，或者遺棄了的集體農場上，看著衛星從天空劃過。